嵌入式治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一个解释框架

奥鹏网院作业

嵌入式治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一个解释框架
刘帅顺，张汝立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B市C区成功嵌入社区的社会组织的案例，基于嵌入式治理的概念框架来解释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区治理的现象，通过有机融合进而实现高效治理的嵌入式治理模式。这种嵌入式社民关系是一种建设性的社区治理新形态，系统把握嵌入式治理的运行模式和治理经验不仅有助于打破已有的对于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区治理的消极认知，而且有助于将这种社区治理新模式复制推广，进而真正发挥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强大潜力。社会组织因与社区原有治理主体的不同利益关联而分为合作式、竞争式和依附式三种嵌入关系。社会组织通过信任机制、行动机制和能力机制将服务内容策略性地予以实施，最终实现了提高服务质量、激发社区活力、再造社会资本和增强政治认同等多重治理效果。社会组织对外部政策环境的敏锐感知促进了嵌入式治理的动态调试和健康运转。

[关键词]社会组织；社区治理；嵌入式治理；动态调试

一、问题的提出
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国家治理总体布局中的地位越来越凸显。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为地方政府探索如何将社会组织有机嵌入既有社区治理场域提出了新的要求。近年来，社会组织通过承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向基层社区提供服务已经成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普遍做法。

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中，不可避免地涉及两对嵌入关系，即作为委托方的政府与作为承包方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嵌入关系和作为服务方的社会组织与作为受益方的基层社区之间的嵌入关系，社会组织在其中扮演的联结作用对实现有效的社区治理至关重要。关于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嵌入式关系，有学者认为社会组织对政府的资源依赖使得政府形成了对社会组织的嵌入性控制[1]（p44-57），社会组织缺乏独立性和竞争性，使政府对社会组织采取“过度体制嵌入”[2]（p66-68）。反之，通过嵌入政府以获得资源和机会也是中国社会组织谋求发展空间和政府认可的普遍做法[3]（p83-92）。社会组织逐渐从受支配地被动“嵌入”国家转为有意愿地主动“嵌入”国家[4]（p100-108），通过“模仿”政府行为来积极回应这种体制嵌入[5]（p116-119）。政府通过嵌入社会组织施加影响与控制，社会组织通过嵌入政府获取资源与机会，政府与社会组织是主导与依附的不平等关系。

关于社会组织与社区之间的嵌入式关系。一方面，社会组织所提供的服务实际上与社区需求之间存在较大脱节，导致社会组织“悬浮”于社区诉求之上[6]（p67），无法实现社会组织基于社区需求的公共性生产与培育[7]（p125-139）。专业社会工作嵌入社区服务具有明显的“物理性”，一种外来物要进入庞大的强势体系需要亲和[8]（p206-222）。社会组织与街区内其他治理主体的疏离使其始终无法嵌入本土网络，反而导致行政社会工作对专业社会工作的反向嵌入[9]（p43-64）。另一方面，政府基于理性选择对社会组织采取分类控制[10]（p73-89），对于辅助政府向社区提供公共产品的社会组织不是排斥而是鼓励。行政体制的“模糊发包”特征也使社会组织获得了参与社区建设的实践机会[11]（p146-164）。从内生动力来看，随着越来越多的精英群体主动加入社会组织形成结社力量，社会组织已经深入参与到社会治理的诸多方面[12]（p5-12）。处于制度场域中的社会组织擅长依托信息资源优势扩大与所服务社区的相容利益[13]（p94-101）。可见关于社会组织能否嵌入社区的问题学界观点并不一致，社会组织的外来性使其难以嵌入基层社区的权力与文化网络结构，但是在政府支持与社会组织自身努力下又与基层社区形成了某种共生关系。即便认为社会组织可以有效参与基层社区治理的研究也并未从嵌入机制和行动逻辑上对社会组织加以细致研究。基于此考量，系统揭示社会组织嵌入性地参与社区治理的内在机制与互动逻辑就显得尤为必要。

笔者在B市所做的关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实地调查中，有少部分承接服务项目的社会组织不仅与社区居民建立了融洽和谐的社民关系，而且提供了居民普遍满意的高质量服务，同时得到了所在街道和社区居委会的认可与支持。这与已有研究认为的社会组织“悬浮”于基层社区的隔膜状态显然不同，而是一种通过有机融合进而实现高效治理的嵌入式治理模式。这种嵌入式社民关系是一种建设性的社区治理新形态，通过嵌入式治理达成了社会组织、街道与社区的多赢效果。

笔者自2018年10月始，历时近一年时间对B市C区20余家参与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社会组织进行实地研究，与街区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基层社区的负责人进行深度访谈，并参与观察了多场社会组织在所服务社区举办的相关活动，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在本研究中，笔者选取了两家在相同政策和社会环境下成功实现社区嵌入的社会组织进行双案例分析，以图更加全面地揭示嵌入式治理的实现途径与内在机制。通过系统把握嵌入式治理的具体运行模式，不仅有助于打破已有的对于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区治理的消极认知，而且有助于将这种社区治理新模式复制推广，进而真正发挥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强大潜力。

二、嵌入式治理：一个综合的解释框架
解释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理论框架有很多。多中心治理理论倾向于将政府和市场“双失灵”的领域下放给社会组织，发挥志愿主体的治理作用，因此多中心合作治理将公民由单一的消费者转变成了决策者、消费者和评估者的多重角色的统一。多中心治理解决了制度设计中的三大难题，即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14]（p49）。制度供给的长期稳定性为居民持续参与提供了信心预期，重复博弈带来的信息公开化消除了居民参与的疑虑。可信承诺在社会组织与居民之间建立起信任机制，有效激发了社区各主体的参与意愿，并将信任中包含着的风险因素降到最低[15]（p91-95）。这些制度性安排都是社会组织实现嵌入式治理的重要因素。但是多中心治理理论认为志愿主体是完全自主独立运行的第三方治理力量并不符合中国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现实制度环境，坚持政府主导下的社会组织协同参与是中国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基本前提。网络治理理论认为公私伙伴关系、迎合公民需求、共同价值导向和沟通协商机制是社会治理的主要特征和目标追求[16]（p11-15）。经济社会活动总是会被人际网络、信任和情境所架构[17]（p481-510），所以网络治理以社会关系的嵌入为基础，强调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的协商合作[18]（p36-39）。网络治理理论中的嵌入强调不同权力主体为了达成集体目标而采取的妥协和趋同策略，在嵌入式治理的解释框架中突出表现在社会组织对街道的依附式嵌入、社会组织向居民提供附加性服务和活动包装能力等方面，并依此实现对基层社区的内生性关联和持续性嵌入。复杂系统理论认为社会组织是社区治理系统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是连接公众和政府的中介，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关键作用。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都是满足个人需求的手段，政府和市场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局限导致了对社会组织的功能需求[19]（p110-113）。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场域内直面其他服务供给主体，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合作、竞争等多种关系。总之，社会组织处于复杂的社会系统内受到各方力量的牵制[20]（p109-115）。在实地调查中，社会组织通过综合发挥驻点进社区、培育社区自组织能力等行动机制和资源链接、关系维系等能力机制成功建立并维系了与所服务社区原有服务供给方和相关利益主体的多元嵌入关系，进而实现了对社区的嵌入式治理。

通过梳理借鉴多中心治理理论、网络治理理论和复杂系统理论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多视阈解释，笔者提出了一个更加具有本土化解释效力的包含嵌入关系、嵌入机制和嵌入效果三个维度的嵌入式治理解释框架（见表1）。

表1：嵌入式治理的解释框架

pagenumber_ebook=125,pagenumber_book=124
社会组织作为一种外生性力量嵌入社区，天然地要面对居委会、物业公司和街道等原有的权力结构和治理规则，并且依据各自的功能定位和相互关系分异出合作式、竞争式和依附式三种嵌入关系。为了更好地应对与社区主体间的多样性嵌入关系，社会组织必然要采取多样化的嵌入机制。其中，信任机制最难建立也最为关键，需要通过服务时长和服务态度来逐步巩固加强。除了提供专业性服务之外，社会组织提供附加性服务也能获得社区居民的信任。行动机制最考验社会组织的创造力和专业性。通常来讲，驻点进社区、培育社区自组织能力和拓展活动形式是社会组织实现嵌入式治理的必要选项。能力机制是社会组织持久良性地嵌入社区的必要保障，涉及熟悉地方文化、内化本土价值和降低排异情绪的具体策略，包括资源链接、活动包装和关系维系三种能力。嵌入机制是嵌入式治理实现的关键，社会组织通过灵活运用多种嵌入机制进而达到多赢的嵌入效果，最终实现嵌入式治理的目的。

三、关系、机制与效果：嵌入式治理的经验检视
L社工事务所是2011年5月在B市C区民政局正式注册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现有专职社工83人，其中全日制硕士52人，社会工作及相关专业38人，专家团队20人。L社工事务所从2015年开始在C区某商品房社区承接弱势群体服务项目，主要致力于失独老人的心理健康、生活照料和自我价值提升等领域。L社工事务所从建立信任关系开始，逐步引导服务对象走出来抱团取暖，总结出“三为六助”服务模式并培育了“大爱之家”社区互助自组织，逐渐赢得了失独老人的信赖。相比于在C区开展弱势群体帮扶的众多社会组织，L社工事务所属于少有的嵌入式治理的成功案例。

Y社工服务中心是2015年12月在B市民政局注册成立的一家专业性的非营利社会服务机构，现有专职社工八人。成立至今已承接环境治理、居民自治、文化建设等类型的政府购买项目近30个。Y社工服务中心于2017年以来一直在C区某农转居社区从事社区环境治理类服务，2018年进驻社区创享空间之后实现了与社区居民的常态化联系，并且为项目实施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Y社工服务中心是环境治理类社会组织中实现嵌入式发展的样板。

（一）嵌入关系的分异
L社工事务所服务的社区有失独老人17人，在L社工事务所开展失独老人服务项目之前，社区所在街道就已经开始推行关爱失独老人服务活动并且要求所辖社区切实做好这项工作，依此作为和谐街道建设的重要抓手。这种服务压力落在社区居委会身上之后，一方面，居委会的服务手段十分有限，逢年过节登门慰问是唯一的服务方式；另一方面，失独老人精神慰藉和互助支持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关爱失独老人的行动由街道和社区亲自负责实施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L社工事务所于2015年进入该社区提供专业化服务之后，首先极大缓解了社区居委会的工作压力。社区主任说：

“他们来了之后我们就退居二线了，人家是专门做弱势群体工作的，肯定比我们在行，我们现在主要负责做好保障工作”（访谈记录20190605）。

L社工事务所的社区工作方法灵活多样，比如个案帮扶、集体活动、成立互助小组等，但是哪一项工作都离不开社区工作人员的支持配合。居委会掌握着基层社会的重要信息，也具有一定的社会网络动员能力，因此社会组织与其合作有助于解决服务落地中的许多关键难题[21]（p101-124）。比如做入户个案，社工在入户之前需要从社区工作人员那里了解该户家庭的具体情况，初次登门也必须由熟悉情况的社区骨干引荐。作为外来力量的专业社工，只有借助社区已有的熟人社会网络才有可能逐步赢得失独老人的信任和接纳。社会组织开展集体性活动时也需要借助居委会的社区活动室作为活动场地，一旦与居委会原有工作产生空间上的冲突时，居委会甚至会主动将场地空间让与社会组织使用或者改变自身工作安排，尽量保障社会组织顺利开展服务。对此，社区主任解释说：

“人家（社会组织）来了帮助我们减轻了工作压力，我们应该尽量提供帮助”（访谈记录20190605）。

社会组织与居委会的价值同轨和目标耦合使两者形成了合作式嵌入关系。

在Y社工服务中心所服务的村改居社区，虽然硬件基础设施已经能够满足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但是居民由农转居之后在生活习惯、环境保护和社区公共空间维护等方面意识薄弱，物业公司发现这些新居民的维权意识落后进一步降低了服务标准。Y社工服务中心进驻社区之后，连续三年开展社区环境治理和居民素质提升服务，同时针对社区居民维权意识薄弱和物业管理水平差等问题，特意邀请物权法专家对居民做了两次普法宣传活动，有效增强了居民的维权意识。某业主抱怨：“以前垃圾遍地，物业公司收了物业费从来不干事！”（访谈记录20190614）。居民维权意识增强，给物业公司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以前服务质量不佳无人质询现在却经常面临居民的质疑和谴责。社区居民还经常找到居委会要求替换不作为的物业公司，这让物业公司十分警惕，因此不得不通过提高服务质量来弥补之前的工作缺失，尽量让业主满意。某物业公司工作人员说：

“他们（指Y社工服务中心）来之前我们工作很简单，来了之后干的比我们还积极，现在我们工作压力很大”（访谈记录20190614）。

物业公司因为社会组织进驻社区而工作压力陡增，但是面对社会组织的竞争，物业公司只有通过提高服务质量而别无他法。社会组织可能迫使消极怠工的物业公司退出社区，但是物业公司却无法逼迫社会组织退出社区。一方面因为经过三年的持续性服务，社区居民已经对Y社工服务中心及其工作人员产生了信任，将其作为熟人社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Y社工服务中心也逐渐熟悉了社区的地方性文化和原有治理规则，能够基于既定场域开展活动；另一方面，因为Y社工服务中心是承接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得到了街道和所在社区的大力扶持，而物业公司却没有这种社会资本的支持。两个不同属性的利益主体围绕相同的服务目标和受众形成了竞争式嵌入关系，这种竞争使得社区环境状况不断改善，最终使社区居民获益。

资源依赖理论强调外部环境因素对于组织发展和行动的影响[22]（p441-488），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社会组织在提供服务时必然要对作为委托方和资助方的政府产生依附关系。B市C区民政局规定，社会组织提供服务所落地的街道要为项目提供50%的配比资金，提供了资金支持的街道自然想在社会组织开展服务过程中凸显主导地位，这让L社工事务所在提供专业服务时十分注重宣传策略和活动开展方式。比如在端午节举行的“浓浓情意，悠悠粽香”活动中，社会组织就专门邀请街道的计生科长参加活动，并在活动开始前郑重邀请计生科长讲话，在科长讲话时有专人负责拍照，并通过微信公众号等线上平台将其加以重点宣传。L社工事务所的这种活动安排刻意凸显出街道对活动的大力协助，街道干部则通过“身体在场”的方式赢得了服务对象好感，活动本身成为街道干部践行群众路线的绝好机会。L社工事务所通过相机决策赢得了街道的信任和对活动的持续支持。Y社工服务中心则直接将对街道的感谢印在了活动条幅上，醒目地表明街道是该服务项目的资助方，并在每一次活动开始前和结束后都要求参与活动的居民拉起活动条幅合影留念。通过灵活多样的宣传策略，社会组织将无法言说的与街道之间的微妙关系体现在活动的方方面面，通过让街道赚足“面子”进而赢得街道持续性的资金支持，结果是社会组织赚足了“里子”。社会组织与街道的依附式嵌入关系，让两者在活动开展中各取所需，最终达到了双赢效果。

（二）作为服务策略的嵌入机制
信任机制是实现嵌入式治理的前提。信任是社会最主要的凝聚力之一，离开了人们之间的一般性信任，社会自身将变成一盘散沙[23]（p178-179）。社会组织要想成为社区熟人社会网络的一分子和联系社区居民的重要情感纽带，就必须在赢得社区信任上下功夫。拥有对开展服务至关重要的社区熟人网络恰恰是社区工作人员的优势和外来专业社工的劣势[9]（p43-64）。如何将这种劣势转换为服务优势考验着社会组织的本领。服务时长是建立信任机制的要素之一。L社工事务所在同一社区持续提供服务长达五年，Y社工服务中心在某村转居社区也持续服务了三年，而且进驻社区创享空间之后，Y社工服务中心与社区居民成了邻居，居民与社工中心工作人员互动频率更高、私人关系更好，从而建立起服务关系之外的非正式关系，非正式关系的建立为Y社工服务中心赢得了更多的社区网络支持和信任。服务态度和专业性也是信任机制形成的关键。L社工事务所的专业社工说：

“这些爷爷奶奶们特别喜欢跟我们聊天，有时候感觉陪聊就是最好的服务方式”（访谈记录20190720）。

L社工事务所专业社工队伍强大，长期扎根同一社区提供专业化服务使得社区居民很容易对他们产生信任，特别像失独老人等特殊群体在与专业社工长期接触之后会将其作为心理和生活上的重要支持来源，专业社工成为弱势群体值得信任的社会资本。附加性服务同样是建立和巩固信任机制的重要抓手。所谓附加性服务指的是社会组织向居民提供的本来不属于专业性服务内容的服务事项。社区居民对所信任的社会组织提出额外的要求同样考验着信任机制能否维系。居民大多对社会组织的功能和角色不甚了解，一旦对社会组织产生信任就容易对其过度依赖。L社工事务所的一名负责人说：

“居民来找我们寻求帮助我们当然很高兴，但是有些时候真的不是我们所能解决的，也不属于我们的服务内容”（访谈记录20190720）。

居民在不了解社会组织职责的前提下对其产生信任实际上对社会组织带来了更大的工作压力，善于引导和帮助居民寻求帮助可以为社会组织赢得更多信任，而直接拒绝居民请求虽然在程序上无可厚非但是在道义上却让社会组织失去了人心。

行动机制反映的是社会组织采取丰富多样的活动形式并且形成活动品牌的本领，通过居民广泛积极参与来实现活动的常态化运行。Y社工服务中心在2018年搬进了所服务社区的创享空间，该空间由上级街道兴办并辐射整个地区，包括能人工作室、舞蹈室、儿童天地、多功能厅等十余个活动场地，空间面积300多平方米，这为Y社工服务中心开展活动提供了极大便利。Y机构的一名工作人员说：

“我们原先的办公地点离得比较远，设备场地需要提前跟居委会协商，现在我们直接现场办公！”（访谈记录20181027）

有了独立的活动场地举办活动十分方便，召开居民议事协商会议不用担心场地太小而影响居民参与体验，社区老人和儿童也更愿意来创享空间娱乐闲谈。创享空间实际发挥了“磁吸作用”进而凝聚起参与社区事务的公共领域，成为社会资本再造的政治空间和话语空间[24]（p99-121）。硬件条件齐备之后如何把活动搞得有特色就要看社会组织的专业本领。考虑到村改居社区居民的公德意识和环境卫生不佳的实际情况，Y社工服务中心已经连续三年开展“绿色家庭公约”服务项目，主打亲子互动、环境保护等特色活动，组建了一支由50多个家庭组成的和谐家庭俱乐部，并通过社区信息栏、微信群推广等方式培育居民环保意识。以亲子关系为纽带、以绿色环保为倡导、以线上线下为平台、以稳定持续为保障，Y社工服务中心开发出一套与本土价值和需求高度契恰的服务项目。L社工事务所则以培育社区自治组织能力为特色，发展出一套以“大爱之家”为平台、以“三为六助”为工作方法的失独老人互助体系。失独老人的精神状态普遍敏感，多采取主动边缘化的方式减少与社区居民的日常互动，但是对于同类群体却有着更多的理解和信任。L社工事务所提出“为健康而动，为快乐而行，为舒心而为”的互助创享服务模式和“居家服务、健康服务、心理疏导、心理减压、社会服务和社会融入”六项服务内容，引导失独老人走进“大爱之家”，增强同类群体的接触理解，重建社会支持网络和促进群体整合。参加“大爱之家”的老人说：

“我的老伴和闺女都没了，就我一个人住。平时（大爱之家）只要有活动我就去参加”（访谈记录20190625）。

公民参与的网络孕育牢固的交流准则，这种网络有利于协调和交流，因而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25]（p167-168）。通过自组织力量抱团取暖是这类群体实现社会融入的最好方式，L社工事务所起到的是专业化介入和凝聚力整合的作用，一旦自组织平台成熟运转之后社会组织便可以逐步退出，从而达到社区自治的理想目标。

能力机制指的是社会组织将自身本来所不具备的资源、信息和关系等要素整合进服务项目中来的本领。其中资源链接能力分为两类，一是通过在社会组织实习的大学生链接到高校的专家资源，这是正式化地拓展社会组织专业能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渠道。Y社工服务中心负责人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联系到多所知名高校的相关领域专家来社区开讲座以及对内部员工开展专业培训，社区居民和社会组织都受益良多，但是专家咨询费用较高使得这种正式资源难以持续获得。另一种非正式化且低成本的资源链接渠道是动员社区附近的公司员工参与活动，对此Y社工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解释说：

“公司也有党建任务和扩大影响力的需要，我们动员他们来服务社区居民既减轻了我们的工作压力，他们公司也完成了任务”（访谈记录20190619）。

活动包装能力也能吸引更多居民参与活动。以北京举办冬奥会为契机，Y社工服务中心就组织了一系列的社区环境治理主题服务活动，吸引了一批社区居民特别是儿童群体积极参与。L社工事务所同样借着冬奥会的热度举办“健康迎冬奥”系列讲座活动，组织专业社工力量为失独老人普及健康生活基本常识。实际上北京冬奥会和社区环境治理、健康讲座并无直接关联，但是一旦将活动项目与冬奥会巧妙地联系起来就使活动本身增添了亮点和“合法性”，宣传动员更加容易且活动效果也更好。关系维系能力可以为社会组织开展活动营造一个稳定的支持环境。L社工事务所通过“大爱之家”向失独老人提供专业化服务时需要居委会工作人员参与。L社工事务所的一名专业社工说：

“动员这些老人还是社区自己的人好使，和社区工作人员的关系要处理好，做什么事都好办”（访谈记录20190625）。

邀请社区工作人员参与活动有时不是因为离开他们活动就无法开展，而是建立一种稳定互动机制的需要。社会组织提供相关服务减轻了社区原有工作人员的工作负担，但同时也架空了他们的群众基础。社会组织需要与社区原有工作人员建立一种适度的平衡性关系，要通过行动表明社会组织需要他们继续提供本土化支持。社会组织只有深谙这种社区治理规则才能降低原有治理主体的“排异情绪”，从而有助于社会组织实现嵌入式治理。

（三）嵌入式治理的效果
1.提高服务质量。社会组织通过嵌入式治理赢得了人心，社区居民对服务的满意度普遍很高，居民“用脚投票”积极参与活动也促进了服务质量不断改善，实现了居民参与和服务质量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根据笔者掌握的C区2018年度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结项考核结果（见图1），共有71个社区治理类项目参与评审，L社工事务所和Y社工服务中心所承接的服务项目结项考评得分分别为81分和83分，属于仅有的五个考核结果为优（大于80分）的社区治理类服务项目中的两个。这综合反映了受益居民、街道社区和评审专家对两家社会组织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的普遍认可。

pagenumber_ebook=129,pagenumber_book=128
图1：C区2018年度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结项考核结果

2.激发社区活力。社会组织通过提供丰富多彩的专业化服务以及通过资源链接为社区居民争取到社会上的优质服务资源明显调动了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通过亲子互动的方式让孩子带动家长参与到服务中来既拓展了儿童的社会实践能力也充实了家长的闲余时间。老年人在创享空间更容易形成同辈群体聚集现象，丰富的活动形式使他们将空闲时间利用起来，愉悦身心同时结识新朋友。邻里之间的闲聊除了能够创造出各种联系，形成互惠关系网络，还能够形成亲密感和情感支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社区意识[26]（p1-25）。创享空间提供了激发社区活力的重要平台。

3.再造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特定群体成员之间的信任普及程度[27]（p35）。社会组织嵌入社区之后通过重建信任将原来碎片化的社区力量重新调动整合起来，并通过培育新的社区自组织力量将原有的社会资本网络不断充实并且越织越密。职业法团作为群体成员互相认同和沟通的关系纽带，将处于次级群体中的人们紧密联系起来，强劲地把个体吸收进群体活动里[28]（p40）。“大爱之家”“和谐家庭俱乐部”等社区自组织力量正是起到了职业法团的“磁吸作用”。社会组织为社区激发培育出的关系网络再造了社区居民的社会资本，从社会组织嵌入社区之前与之后的社区社会资本网络的密集程度可以看出这种变化（见图2）。

社会组织所培育的社区自组织力量在新的社区社会资本网络中起到了核心作用，成为社区居民寻求社会支持的依靠力量，同时也是协助街道和居委会组织居民自治自助、维护社区秩序的重要力量。社会组织在进驻社区之前，居民、物业和街道几乎不产生直接联系（图中用虚线表示），社会组织进驻社区后同物业产生了竞争式嵌入关系，同街道产生了依附式嵌入关系，社区居民在参与活动过程中也更加频繁地接触并熟悉这两类主体，从而使自身的维权意识和市民身份意识得到提高。

pagenumber_ebook=130,pagenumber_book=129
图2：社会组织嵌入社区前后的社会资本网络变化

4.增强政治认同。社会组织向社区居民提供服务是在政府购买服务的制度背景下进行的，政府主动吸纳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是看中了社会组织的社会性、专业性和志愿性，社会组织在提供服务过程中也深谙这种依附式的合作治理关系。因此，在提供服务的同时将党和政府的政策讲明白，替党和政府把温暖送到老百姓心坎上是社会组织的共识。一位失独老人在参加活动后填写的满意度调查问卷上写到

“十分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老年人的关心和爱护，在社会的帮助下我们生活得非常幸福”（访谈记录20190605）。

直接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效率低下且无法满足居民需要，老百姓并不买账，现在外包给社会组织提供服务质量更高，居民反而对政府产生了更大的认同感，这正是政府简政放权改革所希望达到的理想效果。

（四）嵌入式治理的动态调适
L社工事务所和Y社工服务中心都达到了嵌入式治理的良好状态，但是并不意味着这种与街道、社区和居民的良性互动关系能够一直维持下去。嵌入式治理状态既取决于社会组织的苦心经营，同样也与C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政策的调整变动密不可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项目内容和重点领域也有所不同，目前来看是环境治理类项目最受政府欢迎，资金支持力度也更大。Y社工服务中心最近三年能够一直顺利拿到项目与政府的政策导向和资金倾斜密不可分。服务项目类别不同，在社区面临的利益主体自然也不相同。社区环境治理类项目就与社区物业公司的管辖范畴有重合，这时社会组织与物业形成竞争式嵌入关系就在所难免。L社工事务所致力于弱势群体帮扶类项目，显然社区原有的行政力量对于此类群体更为熟悉。作为外来的社会组织在开展服务之初就离不开社区原有力量的协助配合，社会组织就更加倾向于与居委会建立合作式嵌入关系。物业公司与这类社会组织的工作内容没有交叉，自然也就没有与其建立某种嵌入式关系的必要和动力。社会组织究竟与哪种社区原有治理主体建立嵌入关系取决于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类别，而社会组织提供哪种服务项目要看政府当年的政策导向和资金支持力度。没有哪一家社会组织会完全无视政策导向而自顾自地提供特定服务，也没有哪一家社会组织会长期与某一社区治理主体建立某种固定不变的嵌入关系。可以肯定，如果Y社工服务中心在同一社区提供的是失独老人服务而非环境治理服务，那么它同样需要与社区居委会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式嵌入关系而非与物业公司产生竞争式嵌入关系。所以，服务内容不同，社会组织在社区主要建立的嵌入关系也不同。下图展示了外部政策环境对嵌入式治理的影响（见图3）。

pagenumber_ebook=130,pagenumber_book=129
图3：嵌入式治理的动态调适

嵌入关系不同则直接影响到社会组织采取的服务策略和嵌入机制。社区环境治理类服务需要动员大家广泛参与，为了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以及链接到优质的外部资源来吸引更多的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会组织的行动机制和能力机制就更为重要。而失独老人帮扶类服务面临的服务对象更加明确而特殊，此类社会组织就不以参与人数为活动成败的标准，而是更加注重发挥信任机制的作用，通过真诚的服务态度和提供附加性服务走进受助对象的内心世界就更为重要，所以此类服务项目见效更慢，需要久久为功。

嵌入机制不同带来的是嵌入效果的差异。信任机制侧重于重建受助对象的互助网络和生活信心，这类群体更容易表现出对国家的政治认同。行动机制侧重动员社区居民力量和开发社区自组织能力，有助于激发社区活力和再造社会资本。能力机制帮助社会组织获取更多的资源以扩大其影响力，最终将对嵌入效果产生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嵌入效果则会影响到街道、社区等治理主体对社会组织的评价与态度，进而再次影响到社会组织与其之间的嵌入关系。有的社会组织所提供的服务专门聚焦居民议事协商能力的培育，一旦居民具备了这种能力之后社会组织就会自然退出，寻找新的服务目标并建立新的嵌入关系。有的社会组织因为服务能力强、效果好，会在同一个社区连续多年提供不同类型的服务，因此也会不断调整与社区利益主体之间的嵌入关系。在政策环境的外在驱动下，嵌入关系、嵌入机制与嵌入效果循环影响并动态调适，社会组织作为核心主体则审时度势，运用好作为服务策略的嵌入机制以求实现与街道、社区等各主体之间的多元关系嵌入，通过良好的嵌入效果赢得政府和居民的认可与支持。

四、结论与讨论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承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因此社会组织必然受到政策环境的影响并与制度场域中的原有治理主体产生关联。社会组织只有灵活运用好作为服务策略的嵌入机制才可能与社区的权力结构和文化网络建立良性嵌入关系。社会组织一方面要通过显著的服务效果和策略性的活动形式赢得上级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也需要主动汲取上级政府的资源与政策来向社区居民提供高质量服务以赢得居民的信任。通过自上而下的资源输送与自下而上的能力表达之间的循环支持，社会组织寻找到了在制度场域中应处的最有利位置，从而实现了嵌入式治理。因此，嵌入式治理提供了一个更加本土化的解释框架，来解释依附于政府的社会组织如何在赢得行政信任与提高服务质量中求得平衡，以及社会组织在其中所采取的服务策略和行动逻辑。

由此也引出两个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嵌入式治理是否真正有助于社会组织成长壮大。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嵌入式管控迫使社会组织通过主动嵌入政府的方式赢得更多的机会和资源，这种依附式发展策略长期得不到改变将固化为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一种常态化关系，最终导致社会组织在无意识中丧失了社会性和自主性，成为政府的“好帮手”而非专业的“好组织”。第二个问题是社区类型是否会影响社会组织实现嵌入式治理。笔者所调研的社区可以分为三类：村转居社区、大院式社区和商品房社区，其中村转居社区和大院式社区属于熟人社区，商品房社区属于陌生人社区。笔者所研究的两家社会组织分别服务于熟人社区和陌生人社区，且都实现了嵌入式治理。但这并不意味着社区类型对实现嵌入式治理没有影响，验证这个假设首先需要对社会组织和服务类别进行变量控制，才能对服务过程和效果加以比较分析，进而得出社区类型是否影响嵌入式治理实现的可靠结论。笔者写作本文的目的是总体把握社会组织实现嵌入式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与实现机制，因此并没有深入讨论和严格比较社区类型层面的因素，但是笔者相信在将来会有更多的研究成果对以上问题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

参考文献：

[1]马全中.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内卷化”及其矫正——基于B市G区购买服务的经验分析[J].求实，2017（4）.

[2]王志华.论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体制嵌入[J].求索，2012（02）.

[3]管兵.竞争性与反向嵌入性：政府购买服务与社会组织发展[J].公共管理学报，2015，12（3）.

[4]陈书洁，张汝立.政府购买服务发展的障碍——一个“嵌入”视角的分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

[5]崔光胜，汪超.理论逻辑与现实困境：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路径探究[J].学术论坛，2015，38（6）.

[6]黄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7]李友梅，肖瑛，黄晓春.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J].中国社会科学，2012（4）.

[8]王思斌.中国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J].社会科学战线，2011（2）.

[9]朱健刚，陈安娜.嵌入中的专业社会工作与街区权力关系——对一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个案分析[J].社会学研究，2013，28（1）.

[10]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5（6）.

[11]黄晓春.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J].中国社会科学，2015（09）.

[12]王名.走向公民社会——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历史及趋势[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49（3）.

[13]张汝立，刘帅顺，等.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困境与优化——基于制度场域框架的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20（2）.

[14][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M].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15][美]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M].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16][美]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威廉·D.埃格斯.网络化治理：公共部门的新形态[M]孙迎春，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7]Granovetter，Mark.1985.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91.

[18]张康之，程倩.网络治理理论及其实践[J].新视野，2010（6）.

[19]潘泽泉，陈有乾.非政府组织与现代社区建设：理论与实践[J].发展研究，2008（12）.

[20]周学荣.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理论思考与提升治理能力的路径研究[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5（6）.

[21]黄晓春.中国社会组织成长条件的再思考——一个总体性理论视角[J].社会学研究，2017，32（1）.

[22]T.Wry，J.Adam Cobb and Howard Aldrich，More than a Metaphor：Assessing the Historical Legacy of Resource Dependence and Its Contemporary Promise as a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Complexity，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vol.7，no.1，2013.

[23][德]齐美尔.货币哲学[M].陈戎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24]宋靖野.“公共空间”的社会诗学——茶馆与川南的乡村生活[J].社会学研究，2019，34（3）.

[25]李惠斌，杨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6]Melanie C.Green and Timothy C.Brock，Organizational Membership versus Informal Interaction：Contributions to Skills and Perceptions that Build Social Capital，Political Psychology，vol.26，no.1，2005.

[27][美]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M].李宛容，译.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

[28][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敬东，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

[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5.013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0）05-0122-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实践中的政社关系研究”（16ASH011）。

作者简介：刘帅顺（1994—），男，山东临清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博士生；张汝立（1960—），男，黑龙江哈尔滨人，法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杨 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