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脑·涌现·连接——媒介延伸视角下的强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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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脑·涌现·连接
——媒介延伸视角下的强人工智能
蔡 超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210023）

[摘 要]借助麦克卢汉的媒介延伸理论，可以对强人工智能做一番新的审视。强人工智能可以被看作是“义脑”，是人类感官和思维延伸的最高阶段。作为一种新型能动媒介，人工智能实现了信息处理和信息生产的自主反应，具有了“类人”的属性。机器学习的过程，就是在一端进行具体经验知识的数据化输入，另一端则输出生成的数据式经验，这是复杂性运算带来的经验涌现。数据式经验可以被纳入人类经验的范畴，是经验主义认识论的最高实现形式。强人工智能将原来被截除和孤立的部分连接在一起，实现了人的感觉和思维能力的总体性延伸。面向未来，可以想象一个人机融合的智能世界。针对“人工智能威胁论”，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人机关系，而在于由社会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人与人的关系。

[关键词]媒介；人工智能；数据式经验；延伸；义脑

一、引言
“人工智能”概念的提出至今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如今再次成为全社会热议的话题，这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科技的进步：复杂性研究的深入以及大数据的出现和成熟运用，使得基于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成为可能。如果说过去我们还仅仅停留在弱人工智能应用阶段的话，那现在可以说，正迈向强人工智能时代。以数据和计算为驱动，强人工智能时代企图生产出一种能以类似人类智能方式做出自主反应的、表现出智慧特征的“智能体”。随着人工智能前沿技术的推进，科技产业界已经意识到其背后蕴藏的巨大社会与商业价值，积极投身到人工智能的应用开发领域中。面对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影响我们实际生产生活的技术变革，如何将智能技术应用纳入人文世界的观念体系中来？如何理解和把握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社会效应？这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必须直面的问题。

事实上，早在智能技术初兴的20世纪60年代，具有惊人创造力的现代思想家——麦克卢汉，就独创性地提出了系统的“媒介”理论版图。这种媒介技术哲学思想，为我们理解技术世界和机器世界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颇有惊世骇俗之效，并直接导致了现代传播学的媒介研究转向。传统的对麦克卢汉思想的解读，通常是从“媒介即讯息”这个新锐观点来切入的，进而在此基础上来论说麦氏一些断言式的惊世警语。这样的理解进路虽然看上去符合麦氏的写作脉络，但在思想理解层面却难免有不连贯的跳跃感。在我看来，麦氏最核心的思想落脚点，已经反映在他的代表作《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的书名中了，其整个媒介理论大厦的基底就是媒介延伸论，媒介延伸的思想为我们理解技术本质提供了独特的透镜。穿戴起这款思想透镜，可以对当下备受关注的强人工智能做一番新的审视。

二、义脑：人工智能作为一种能动媒介
麦克卢汉认为任何跟技术有关的实用工具、传播手段和象征符号，只要其作为一种感官体验或者思想感觉表现而使人体实现作用能力的延伸，都可以称为媒介。真正重要的不是内容，而是媒介形式本身。在此基础上，麦氏对历史上不同的代表性媒介做了全新的解读分析，尤其对新兴的电子媒介时代做了精妙的思辨考察和大胆预测。沿着麦氏的理论思路，我们亦可以把人工智能这项人类技术史上的巅峰之作纳入媒介视野中来。

（一）“人—媒介—媒介世界”的交互结构
以人和人的“感觉”为轴心，可以把对外部世界的认知看作人类感官的产物，任何被意识到的存在或者信息，都能被还原为自在身体的感觉和知觉。媒介作为人的延伸，沟通和表征着人与客观物质世界的关系，形成了“人—媒介—媒介世界”的交互结构。媒介形式本身的广泛存在再造了一个媒介环境，从而能够对人与社会施加决定性影响。对人而言，媒介能影响人的感知结构。人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当我们依赖于媒介提供的认知形式时，我们看到的也是被媒介所规定的内容。每一种新媒介的产生，都引入了一种新的尺度和呈现方式，改变了人们感知世界的维度和适应环境的能力，最终影响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对社会而言，媒介是社会发展的驱动力。人类有了某种媒介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活动和交往活动，社会群体按照一个时代的主导性媒介所要求的形式和行为框架来适应世界时，便塑造了这个时代主流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互联网的普遍应用，使得整个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朝向“数字化”和“移动化”方向转变。这些影响不是互联网所链接的内容造成的，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互联网媒介本身产生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主导这一切的是形式而非内容，媒介本身才是对社会变迁带来深刻变化的载体。真正有价值的“讯息”不是传播内容，而是传播工具本身的性质以及它所开创的社会变革可能性。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理解，首先，“媒介延伸论”要表达的正是人的认识主体性。“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1](p29)实际生活过程本质上是实践的，人们的认识来源于实践。在实践活动所必然要求的主客交互关系中，客观物质世界在我们感官体验中逐步开显为现象世界。与此同时，我们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依靠媒介技术，让我们身体感官的触角在物理层面可以不断延伸，扩展了感知能力、活动范围，也增强了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从而再造了一个人化的媒介世界。其次，“媒介延伸论”凸显了技术因素在人类演化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不同于仅仅依赖身体感官进行本能反应的动物，人类在劳动实践过程中，会掌握一定的技术，从而可以制造和使用工具，而工具就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媒介。技术进步的主要作用就是可以带来新工具或者说新媒介，新媒介将人的感知觉不断向外延伸，新的主导媒介形式会影响到整体社会传播关系，“身体+媒介”的矛盾运动让人类实现了超生命形态的“体外进化”[2](p140)。一如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技术进步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标志，对现实社会产生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技术—媒介—传播”的结构视角跟马克思“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结构视角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技术媒介分析范式可以看作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应用。

（二）走向能动的媒介——从义肢到义脑
从人体向外延伸的角度看，媒介形态的历史变化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和规律性。最早期的媒介工具，主要就是对我们四肢的延伸，从而让我们可以将触角伸到那些自然身体的手与脚无法到达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说，此时的媒介工具主要就是充当着人的“义肢”。“义肢”只是对单一感觉的延伸，而人本身还具有更丰富的感觉需要和向外延伸的冲动。接着，我们便发明了更多的媒介，逐步实现了对眼耳鼻舌的延伸，从而让对外感官的延伸变得多元且丰富起来，极大地扩展了我们的直观感触和认知边界。对直接的外部感觉器官进行全面延伸之后，我们开始了对内部传感器官的延伸，也就是对神经系统的延伸。电子信息时代的到来，让神经系统得到了空前的延伸，从而能够实现信息的飞速传播和反应。进一步地，我们将迎来最高程度的延伸，也就是对人类意识的延伸。正如麦克卢汉曾预言的：“我们正在迅速逼近人类延伸的最后一个阶段——从技术上模拟意识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创造性的认识过程将会在群体中和总体上得到延伸，并进入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正像我们的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凭借各种媒介得到延伸一样。”[3](p20)这也就意味着，随着媒介技术对身体延伸范围的广化和程度的深化，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最深层的延伸阶段，也就是整体性延伸大脑的阶段。“义脑”的产生是这种发展逻辑的必然结果，所以担当“义脑”角色的人工智能的产生也就具有必然性。

相较于过去的其他媒介，强人工智能作为一种能动媒介，是媒介发展的最后阶段。以往的机械媒介都是被单纯设定的存在，是对人体感官的部分替代和延伸，更具有受动性。这种媒介作用的发挥，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人的参与才能形成比较好的媒介效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即便是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在局部实现了对人的神经系统的延伸，但却也只是按照设定好的算法程序来进行运转，而且依赖于人本身的参与和解析。弱人工智能主要是作为信息储存、传递和计算的媒介，仅用于完成特定任务和处理单一的问题，发展程度也还没有达到模拟人脑思维的水平。也就是说，既往媒介的作用过程是个不连续的过程，缺少真正的交互性和智能性。尽管过去的媒介技术已经大大延伸了人的活动和认知范围，但还不具有足够的自主反馈能力和创造力。电子时代发展的合理逻辑一定是不断增强智能机器的拟人属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自我反馈和自我运行。不同于对低级感官的模仿和延伸，如对眼睛对耳朵的延伸，此次模仿延伸的是人类脑神经系统，是最高级的、可控制其他感官的中枢神经系统，是人类赖以学习、思考和生存的根本。强人工智能则致力于实现对人的意识、思维的信息过程的模拟，实现信息的自动加工和生产，最终发展的结果就是成为相当于“类人”的智能体，具有类生命的能动性，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创造性思维和实现自主反馈，在某些方面，甚至比人类更高级。

三、涌现：人工智能对意识机制的仿写与数据式经验生成
走向深入的人工智能技术，通过神经网络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人脑思维的仿写，改变人类对人造机器的传统看法，冲击着过去机械时代的观念认知。在认识论层面，重新将哲学史上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争论摆在我们面前[4](p13)。综合经验论和唯理论，从哲学角度阐明人类意识和智能体运作的构造差异，将使我们从经验方式和概念方式的互为关系上，认识到人工智能媒介的本质特征，以及人工智能何以能被看作是对人的再延伸。

（一）机器学习过程中的经验涌现
强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过程始于经验知识，但又超出了直观经验。传统人工智能的运作，是借助计算机科学和统计学的逻辑构造而成的，从数据化的经验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最后形成一定的经验反应图式。模型求解大多是被定义为一个优化问题或后验抽样问题。这样产生的智能判断主要是基于经验学习和总结的思路，依然停留在合成知性意识的层面，其局限性是很明显的，那就是无法处理和识别未被写入算法规则的状况，也就是无法进行自主的概念抽象、概念构造和概念求取的运作。就对人的意识而言，则可以通过指称和对象联结的概念抽象，概括和定义的概念构造，抽象组合和反馈经验实证的概念求取，把经验感知转换为概念认知，把经验对象转换为概念事物。强人工智能以深度神经网络为基础进行学习，试图对人类意识机制进行仿写。这种深度神经网络可以模仿人类大脑神经网络的数据处理模型，类似人类神经系统一样，有用来计算和判断的神经节点（神经元），而神经节点之间的联系，有不同的权重，且权重可以随着训练不断变化。权重越大，表示两个神经节点的关系越紧密，权重越小，表示关系越疏离。不断的训练，其实就是在不断地强化每个神经节点之间的权重。通过这样的经验学习和训练，使得人工智能可以抓取和记录事物特征进行复杂性聚类分析，慢慢形成了一定的类概念认知能力，最后产生了类概念反应图式。

通过对人类意识结构的模拟，让人工智能具有了一定的概念认知能力，在运行过程中可以产生一种“计算知识”[5](p44)，可以进行自主判断和回应，形成对经验对象的能动反馈。但这种反馈本质上还是不同于人类意识的创造，人脑的意识是经验感知和概念认知的统一构造，生成了我们关于事物、关于世界的经验表象和概念表象，进而具有意识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由此造就了不断从经验方式上升到概念方式，概念方式反馈于经验方式，不断求取概念方式和经验方式相统一的人类意识运动。而不管强人工智能算法学习机制如何优化，都不可能具备人类意识的理性结构，其本质依然不过是知识经验的汇聚和有限的创造性组合，结果是生成了一种数据式经验。人工智能的分类精度高是因为我们在特定的数据上训练它们分类，但本身却缺少“下定义”的能力，不能识别和理解图像。比如给一幅狗的图像，它能分辨出是不是狗，但不代表它理解狗具有的所有特征，经过简单的优化过程，将一些明显不是具体物体的图片输入网络，神经网络会认为它属于某一类的概率大于99%，可以认为智能体具有对局部特征的抽取能力，但并不能说其获取了理性认知能力。我们并不知道这个神经网络模拟训练过程中，是生成了怎样具体的网络概念认知体系，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这种反应行为的后果，就是产生了具有更多可能性和创新性的反馈模式。这种反馈类似于一种经验，完全可以被数据记录下来，可以被看作是“计算知识”带来的数据式经验涌现。

（二）强人工智能所生成的数据式经验扩展了人类经验范畴
人工智能体的能动反馈似乎是一种带有复杂性特征的经验涌现现象，超出了我们人类的一般经验，但事实并非如此。生或死但人工智能并没有主体意识和概念构建能力，只是通过综合算法逻辑把外界的经验素材转化成它所理解的概念，进而形成知识。经验素材本身不构成知识，只有在经过它先天的知识形式（“先天范畴”）加工后才形成知识。没有理性，就没有知识。同样地，只有先验知识，它也不可能具有任何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要表现出类人的智能特征，必须经过大量的经验学习和积累才能形成自己的反应图式。简而言之，经验提供原材料，人类理性负责提供这些原材料的“容器”（概念），并负责对这些原材料进行加工，最终产生知识。它的输入输出系统（“感官”）决定了它只能接受某些特定的电脉冲、它的算法（“理性”）决定了它只能处理某些特定结构的数字串，并不具有对外界的摄取能力和主观建构能力。因此，它只能处理有限时空里的事物，没有真正的自主能动性。外界的一切“抽象世界”与它毫无关系，只有那些可以被人工智能所凭借的底层算法逻辑理解的“现象世界”，才有意义。尽管这种高级人工智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拥有类似人脑的思维能力，但是这种思维本身仍然是不完全的，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这种思维基础缺少经验感知的遍历性能力，而不具有总体性的综合能力，这种综合能力恰恰是人这种高级生命体所独有的[6](p18)。只有人才能统摄万事万物，将万事万物都内化为我们思维中的对象来进行能动认知。

人工智能带来的数据式经验应该被纳入我们人类经验的范畴之中。一般意义的人类经验，都是人类感官触碰外部世界，并逐渐累积起来的世界图式，这种生命历程经验更一般地被设定为知识。初看起来，人工智能体所生成的数据式经验似乎是机器所属的，不同于人所亲历的经验。但人工智能体表现出来的被重新编码的数据化行为模式，并不是受完全非人的意识支配而成的。人工智能终究是为人的，其通过知识经验习得，再加上自身强大的算力，可以对知识经验进行复杂的变形重组，生成在理论上无数的运算结果，这是源于人类的经验知识的复杂性叠加和再现，是经验主义认识论的最高实现方式。通过比较可以看到，智能体产生的数据式经验和人类经验具有直接同源性和家族相似性，应该纳入人类经验的范畴中来，看作是人类经验的高纬度延伸。从技术媒介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这种媒介对人的全面延伸，使得不用自我亲历进行感知和思维，就能够看到一种思维过程的结果，提供可以借鉴的经验反应，恰恰是对我们自身力量的肯定。因此，人工智能的胜利并不是一件多么令人沮丧的事情。数据式经验可以看作是从属于人的，扩展了人类认识能力和反应能力的边界，也有助于我们揭开人类意识机制的根本秘密。

四、连接：人工智能为人类赋能
人类社会的演进，就是个不断突破自然限制和束缚的过程。通过运用人类智慧，将人类的本质力量外化对象化为作用媒介，塑造出了全新的人化自然。作用媒介的发展本身是个不断迭代的创新演化过程，与之相伴的主要线索，就是人的认知能力持续提升，不断向着未知世界延伸。强人工智能的产生是对既有媒介局限性的突破，必将重塑一个人工智能媒介世界，前所未有地彰显人类的创造力。人工智能的社会化应用，将最大限度地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造就万物互联的状况，改变我们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为人类解放提供技术基础。

（一）找回长期失落的“感觉总体”
局部媒介延伸使得人类感知为密集输入的单向信息所激发，倾向于一种分离和专门化的行动，总体感官陷入强烈的分化和失衡状态。这种延伸带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产生了截除现象。过度使用和依赖替代性的工具，可能会导致我们身体那部分的原有功能退化。例如机械媒介对我们脚力、眼力和体力的延伸，造成了我们运动能力和抓捕能力的截除；电子媒介延伸了人的神经系统，能够超越空间的限制，将交流延伸到更远的地方，但同时也更加受到了时间的制约，不得不花时间参与其中，也就截断了和身边人的有效交流。这种现象正是媒介延伸人体功能的同时截除了自身功能的体现。媒介延伸带来的第二个问题是产生了孤立现象。人自身的感官并非孤立的系统，而是在我们称之为“意识”的感官体系中不断地相互协同和转换。各种器官在大脑的控制下是相互连接的，在总体上保持调用的平衡。采用特定的技术和工具，让我们的局部感官得到延伸，也让我们付出了代价：延伸出去的分离的感官之间无法互动，也无法构成集合意识，是彼此孤立的封闭环节。比如汽车的发明延伸了人类的脚，但与此同时，却也造成了“驾驶”这一活动的固定化，这样一种沉浸行为严重束缚了人类其他感官的调用。不同器官的延伸会带来人整体感觉器官的失衡，需要借助麻木和堵塞感知通道，才能承受这种强度。

媒介智能化的趋向，就是在一切社会制度中造成一种有机的相互依赖性，它所产生的瞬息和有机的联系有助于消除分割肢解的局面，促成生活世界重新回归到部落化的整体性时代。人工智能的运用实现了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连接[7](p72)。这个即将形成的连接系统远远地超越了人类感官的连接规模。越来越先进的即时可视化技术，改变着文明人受视觉支配的状况，不仅扩张了人类的视觉和听觉，而且因其强烈的现场感和接触感而扩展了人类的触觉。全方位的电子媒介传播，普遍人工智能的应用，让人们的眼耳鼻舌身等感官都调动了起来，逐步恢复了感官调用比例的平衡。媒介和社会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人的感官能力由“统合”→“分化”→“再统合”的历史，现代迎来了一个全新的“互动视觉时代”，正在找回长期失落的“感觉总体”。媒介技术不仅让眼、耳等功能延伸，更延伸了人的思想，我们把媒介穿在了皮肤上，重新回到了没有中心没有边缘的平等自由交流的部落状态。不论自身是否喜欢，我们都无障碍地熟悉彼此和进行亲密接触，从而彻底将我们从过去分裂性的文化中解放出来。我们能够拥有即能看到远处又可以不忽略近处的能力，使得感官和中枢神经系统可以实现整体性的延伸，乃至于形成一个完整的延伸出去的另一个我。而此在的我，将在人工智能世界里充分地张扬自体的感性直觉，解放被束缚和压抑的天性。

（二）想象一个人机融合的智能社会
人工智能的属性是对自然人智力进行综合仿真的延伸机构，其特征是在高度复杂、重复烦琐、高精确度、极其危险等领域完成拟人操作，把自然人从枯燥和危险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人工智能的技术本质决定了其不可能取代人类的主体地位[8](p106-107)，而只是人的辅助和延伸。人工智能可以进行完美的机械自复制，却不会有自复制自然奥秘的能力，永远不会具备自动生息繁衍自然生命的能力。人工智能的设计者无法把自己都一无所知的自然奥秘，以自己能懂的语言形式植入人工智能的运行系统。也就是说，无论人们将人工智能制造得多么精巧，其都是一个无机物运行系统，不可能具有自然生命的主要特征，不会自行进化出让其设计者无法预判的神秘行为，即不会萌发令人无法预知的随机自主意识，更不用说对自然人自主意识的完全仿真。这是因为人类实现完全自我认知的追求永远在路上，生命自然演化和智慧生命自我进化也永无止境。不管未来的人工智能具有怎样的智能表现，都不具有人类的纯粹感性和理性能力，不可能取代人的主体地位，这也是作为有灵生命的人类的真正高贵所在。

将人工智能嵌入人类社会，将大大提升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自工业革命以来，我们已经历了数百年社会劳动分工的爆炸性增长，经历了由于肢体的技术性延伸而日益加剧的专业化和异化。一切技术都是肉体和神经系统增加力量和速度的延伸，技术本身就是一种破坏力，它的出现与发展必然引起社会组织的变化：新群体的构成及新社区的形成。这将是一个深度依赖技术和智能的时代，是一个万物互联、云计算的时代。而人工智能时代的机器、设备、工具将会具备高度智能，广义概念的“机器人”不但在力量、速度、精准度等很多方面远超人类的生理极限，而且人工智能将会具有一定的思维能力，甚至最终还要和人类自身实现连接。媒介变化的总趋势就是不断扩展人类感知和认知世界的边界，强人工智能为我们提供了增强自身的基础技术手段，让我们得以借助外力的辅助突破自身[9](p30)，从而让我们能拥有过去神话幻想中的“超能力”。在一些科幻电影里，已经有很多通过连接来增强自我功能的概念呈现：皮肤不够坚硬，就借助于外在穿戴性工具，让它变得坚硬；视力不能洞察细微环境变化，就借助于精密观测装置，来扩大目力范围；在执行应急和医疗救援任务时，人类在诊断型人工智能的帮助下，可以协同完成救援任务。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的发展能够为人类赋能，使我们超越此在时空里肉身的限制，向着“当代智能人”的方向进化，向着人机融合的智能世界迈进。

五、结语
当我们通过媒介延伸的视角来看待人工智能时，可以看到，人工智能并非是什么颠覆性的不可理解的新奇事物，人工智能的兴起不仅具有技术发展上的逻辑必然性，也具有社会发展意义上的必然性。强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型媒介，事实上扮演着“义脑”的角色，是人类感官和思维延伸的最高级阶段。强人工智能在运行实践过程中涌现的数据化经验，可以补充到人类经验体系中来。人工智能时代，将会是人与人、人与云服务、人与万物、万物与云服务之间的普遍连接时代。连接无处不在，计算无处不在，智能无处不在。作为图像时代的信息采集人，普遍连接的世界将让我们的各项感官得到更加充分地舒展，实现身体的全面向外延伸，恢复长期失衡的总体感官系统，成长为全球村图景下紧密相连的部落民。并且人工智能体的辅助性头脑和高效工作，将让人类现世的劳苦肉身得到更加彻底地解放，人类的智慧层次也会被提升到过去难以企及的高度，触及更多的未知时空，开拓出一个全新的人机融合的智能世界，充分彰显人类本质所蕴藏的无限伟力。

上面的全部分析似乎过于乐观，不可回避的是，“人工智能威胁论”的论调大量地存在着。在人本主义技术分析维度之外，我们还需要引入社会批判的维度[10](p32)，将技术变革嵌入到现实社会关系中进行考察。因为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人机关系，而是在于人与人的关系，更具体地说，在于由社会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例如有预测者认为，如果一项工作能够被自动化，那它一定会被自动化。人工智能的确会将让一些工作变成自动化操作，人工智能的普遍应用会导致对劳动力的替代，静态来看，似乎会带来失业压力。但试问，人类科技进步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能够让更多人从繁杂的被动劳动中解放出来吗？进一步追问，现实中人们为什么会担心失业？显然，这是由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决定的，如果不能就业我们就不能获得收入。当为资本所驱动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没得到根本性变革的时候，不管人工智能怎样具有智慧，依然处于资本逻辑的约束之下。整体媒介世界的演变，归根结底要取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矛盾运动。强人工智能带来的新一轮工业革命，也要求着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进一步转变[11](p77-78)。相应的变革方向应该是明确的，那就是以缩短劳动时间为线索，来减少人工智能对人力的替代作用，不断地调整所有制形式和社会分工状况，促进社会分工的创新和融合，从而为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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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4.019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0）04-0154-0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研究”（15jjd710005）。

作者简介：蔡超（1993—），男，河南信阳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罗雨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