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资本权力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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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资本权力批判
彭肖建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资本指认为一种对他人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性权力。“资本权力”这一术语指代的不是资本与权力的关系，而是资本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权力。马克思对资本权力进行了还原，资本权力的形成在于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包含着劳动与资本的对立。资本权力统治下工人的劳动成为异化劳动，资本权力也表现为对资本家的统治。资本权力造成了工人的粗陋需要和人们以追求物质享乐为目的的虚假需要，马克思在此基础上批判了货币使现实世界发生颠倒。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必然使资本的个人权力与社会权力发生对立，最终扬弃资本权力。扬弃资本权力就是使工人获得劳动权，即支配资本的权力。支配资本的权力要求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扬弃资本主义生产下的私有财产，而这需要通过共产主义实践运动。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

[关键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权力；共产主义

“权力”是政治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马克思在1847年《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论德意志文化的历史，驳卡尔·海因岑》中指出：“无论如何，财产也是一种权力。例如，经济学家就把资本称为‘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在权力的基本构架中存在着两种类型的权力：“一种是财产权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权力，另一种是政治权力，即国家的权力。”[1](p330)按照马克思的这一表述，财产权力是一种在权力架构中与政治权力并列存在的权力形态。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这种财产主要是私有财产。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私有财产权力主要表现为资本的权力。

依靠资本可以获得什么？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继承大宗财产的人直接获得的并不是政治权力，而是一种购买的权力。这种权力是对他人劳动的一切产品的控制权。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明确提及：“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并不是由于他的个人的特性或人的特性，而只是由于他是资本的所有者。他的权力就是他的资本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2](p19)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仍将资本指认为一种权力。“工业上的最高权力成了资本的属性。”[3](p386)“资本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这种权力作为物，作为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力，与社会相对立。”[4](p293-294)“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5](p31-32)那么，“资本权力”这一术语是马克思为表述资本的统治所使用的隐喻或形象说法，还是资本作为权力存在本就有其自身的合法性？资本何以成为一种权力？根据马克思的相关论述，资本不仅仅是一种作为能够带来财富的“物”和社会生产关系而存在，或者说这种关系也反映出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资本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权力。

一、资本何以成为权力
关于“权力”的定义多种多样。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将权力定义为一个人取得某种未来具体利益的现有手段，存在着两种权力——一种是原始的权力，一种是获得的权力。自然的或原始的权力是指自身具备的各种生理、心理、才能和性格等方面的优越条件；获得的权力是指利用这些优势条件或运气，并将其作为获得更多优势，比如财富、名誉或他人帮助的手段或工具的权力[6](p62)。马克斯·韦伯从社会学的角度认为权力在一般的意义上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行为的可能性。“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7](p81)罗素将权力解释为一种量的概念，因而是可以做比较的。罗素认为权力是若干预期结果的产生。比如有甲乙两人，他们的欲望相类似，如果甲不仅实现了乙所实现的欲望，而且实现了其他的更多欲望，那么，我们就可以判定甲比乙拥有的权力多。但是如果甲乙分别实现了不同的欲望，那就没有精确的方法比较他们的权力。不过，假如甲实现的预期结果多而乙实现的预期结果少，也可以粗略地说甲的权力大于乙的权力[8](p23)。丹尼斯·朗稍加修改了罗素的定义，指出：“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9](p3)综合这些观点，可以将权力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自身行动的权力，即“做……的权力”（power to），这种权力意味着资质、禀赋、能力、才干或者资源；另一种是支配他者的权力，即“统治……的权力”（power over），这种权力意味着一种关系。卢克斯指出，第二种类型的权力实际上是第一种权力类型的附属[10](p61)。在这里我们将权力定义为：行为者按照自身意志，利用自身某种先天的或后天的禀赋和资源（这种利用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支配。是对自身条件和资源的支配）优势，或者通过支配他人，从而达到自身目的的一种支配性力量。

在确定了何为“权力”之后，便可以进一步考察“资本权力”这一概念的合法性。“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3](p877-878)因此，资本包含着双重逻辑——“物”的逻辑和“关系”的逻辑。在“物”的逻辑层面上，资本作为生产要素能够促进生产力和社会交往的普遍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实现人类文明进步，走向世界历史。在“关系”的逻辑层面上，资本也是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11](p27)。这种关系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资对立、阶级剥削和压迫。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条件下，工人的劳动力成为商品，工人的劳动变为雇佣劳动。资本家利用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和工资的给予获得了对劳动者的支配权，这种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又必然带来占有财富和分配的不平等。资本家是资本行使权力的代理人。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性，驱使着资本家通过延长工作日和提高劳动强度来压榨剥削工人，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以此实现资本的自我保存和价值增殖。马克思在《手稿》中详细考察分析了资本家利用资本行使他对劳动的支配权力并由此产生的异化劳动，和资本的支配权力也同样支配着资本家自身。由以上论述，按照权力的相关定义，我们能够认为资本就是一种权力。以往学术界对《手稿》的研究可以说并未从资本权力的角度展开，但资本权力恰恰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维度。从这个视角展开研究，对于我们打通前期的《手稿》与后期的《资本论》之间思想的连贯性具有重要意义。

而由此，我们也可以澄清其他哲学家对于马克思资本权力思想的误解。比如，罗素在《权力论》中指出马克思和正统的经济学家们认为经济上的利己是社会科学中的基本动机，并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如果追求经济的财富欲望离开了权力欲和荣誉欲，那么适当数量的财富就能完全使人得到满足，这种欲望就变得很有限了。“当适度的享受有了保证的时候，个人与社会所追求的是权力而不是财富：他们可以把追求财富作为追求权力的手段，他们也可以放弃财富的增加来确保权力的发展；但不论是前一种情形还是后一种情形，他们的基本动机都不是经济上的动机。”[8](p3)很显然，罗素对马克思的理解是有问题的。罗素将经济和权力对立起来，没有看到在马克思那里，经济因素也具有权力的属性，资本主义的统治就是一种权力模式。甚至奈格里直截了当地指出：“在这一关系的中心，资本主义关系直接就是权力关系。同样，从劳动阶级看来这也是真的。”[12](p177)

二、对资本权力的前提批判
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资本是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这种私有权是建立在立法的基础之上，根据实在法而得到保障。这样，马克思对资本权力进行了还原，揭露了资本权力的神秘面纱——资本权力在于私有财产权，资本通过私有财产权攫取权力。这种权力在资产阶级法律、制度内寻求自身的正当性存在。

洛克从自然状态出发，论证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奠定了劳动财产权理论的基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亚当·斯密继承了洛克的劳动财产权理论，并且基于自然自由的原理将财产所有权加以制度化，私有财产由此得到了司法行政制度的保护。但是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没有说明其直接当作出发点的私有财产的事实，也没有说明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原因，而是把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直接当成了前提。马克思通过对私有财产这一“事实”的考察，可以说解决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遗留的问题。马克思考察了私有财产的历史运动，指出土地占有是私有财产的基础和根源，因而私有财产的统治是从土地占有开始的。随着地产成为商品，所有者的统治就表现为对私有财产的、资本的统治，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就归结为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地产的统治既表现为以资本的形式统治工人阶级，又表现在统治那些因资本的运动而兴起或破产的所有者。地产是还带有地域的、封建主义色彩的私有财产，是还未完成的资本。当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障碍被逐渐扫清，工业获得充分发展，于是资本家战胜土地所有者，发达的私有财产就战胜了不发达的、不完全的私有财产。在这一过程中，地产达到了它的抽象的、纯粹的表现——资本的形式。当社会生产获得充分发展，普遍采用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工业生产成为财富创造的源泉，成为完成的劳动，工业资本就成为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形式。此时，私有财产便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实现对人的统治。这种具有普遍形式的世界历史性的统治力量便是资本的权力。

马克思沿着亚当·斯密的劳动原则也把私有财产的本质理解为劳动。因而私有财产不再仅仅是存在于人之外的、与人的本质无关的对象性存在，也体现在人本身中。人本身被设定为私有财产的本质。私有财产由于有了人的规定便不再受制于作为外在于人的本质而存在的私有财产的规定，于是那种不依赖于人的、只以外在方式存在的私有财产被扬弃了。私有财产由自身之外的存在变成了人的劳动行为的外化。通过劳动的中介，人与私有财产的对立不再是现实中的外部形式的对立，私有财产的内在本质便内含着一种二重性。那么包含矛盾的私有财产的这种二重性本质为何？马克思通过考察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的理论学说以及私有财产的历史形式，指出财富的本质是一般劳动或抽象劳动，工业资本是私有财产最后的完成了的客观形式。“作为对财产的排除的劳动，即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和作为对劳动的排除的资本，即客体化的劳动，——这就是作为发展了的矛盾关系、因而也就是作为促使矛盾得到解决的能动关系的私有财产。”[2](p74-75)至此，马克思就将私有财产的二重性所包含的一般劳动与客体化劳动即资本的矛盾对立清楚地揭示出来。所以在马克思眼里，私有财产不仅仅象征着财富，也代表着一种社会生产关系。

马克思从私有财产包含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出发对私有财产进行了剖析。“私有财产的关系潜在地包含着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以及这两种表现的相互关系。”[2](p63)马克思在《手稿》中列出了这个关系经历的运动的三个阶段。很显然，马克思是在第二个阶段，即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劳动与资本的对立阶段对私有财产进行批判的。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无产和有产的对立是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如果不从能动性、内在性上将其理解为一种矛盾，那么这种对立便是无关紧要的。一方面是作为人的劳动过程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作为人的活动对象的资本的生产。工人只要不劳动，不生产资本，便无法生存，因而工人是为异己的资本存在的，资本的存在就是工人的存在。工人只有将自己作为资本而存在，才能作为工人存在；资本只有对工人存在的时候，工人才作为资本存在。私有财产包含的劳资对立必然会导致人的生产生活的片面化，产生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的异化劳动，以及由此将人的需求降低为动物的需求，导致异化消费和享乐主义的盛行。于是，资本的权力便在生产、生活的领域确立起自己的全面统治。正是由于马克思深刻把握到，资产阶级私有财产制度下雇佣劳动创造出来的资本剥削工人阶级以实行其权力，他才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剥夺资产阶级利用对社会产品的占有的权力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

三、资本权力统治下的异化劳动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阐述主奴辩证法时，将劳动规定为对事物的陶冶。奴隶通过劳动陶冶，达到对主人和奴隶关系的前两个环节，即统治和恐惧的否定，而使自己返回到自己的意识，并且转化自身到真实的独立性。“在陶冶事物的劳动中则自为存在成为他自己固有的了，他并且开始意识到他本身是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13](p189)在劳动的过程中，奴隶通过自己又重新发现自己，意识到自己固有的意向。马克思洞察到，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和真正的人看成是劳动的结果。马克思也将人的类本质归结为自由自觉地劳动，通过劳动确证自身的存在和本质，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黑格尔是一致的。但在黑格尔那里劳动只是抽象的精神劳动，而且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只是看到了劳动具有的积极方面，没有看到其消极方面。

按照洛克奠定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劳动财产权理论，劳动产品应该是属于劳动者，即工人的。国民经济学家也将劳动视作增加财富的唯一东西。但是工人生存的贫困现实却给国民经济学家造成了悖论——在社会的增长状态中，工人的贫困是其自身的劳动及其生产的财富的产物，即贫困从劳动的本质中产生。马克思没有像自由主义的国民经济学家那样，从一种孤立的、虚构的、抽象的原子式个人的状态预设出发，而是以一种社会的、现实的眼光去洞见国民经济学已经认定的既定事实，考察工人的现实的、感性的生产劳动。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自己却越贫穷、越廉价。“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2](p47)在这一事实中，基于劳动的对象化，马克思揭露出了工人生产的劳动产品不依赖于自身的力量，是作为异己的存在物存在的。这种异己的存在物是同工人自身的劳动对立着的。

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分析由于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还带有浓烈的人本主义色彩。马克思描述了资本权力统治下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一）“劳动对它的产品的直接关系，是工人对他的生产的对象的关系。”[2](p49)通过考察工人与生产材料的关系，马克思指出感性的外部自然界也是工人创造自然产品的材料。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更是直接点明了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由于工人并不占有自然界提供的生产生活资料，所以他只有先为资本家工作，才能获得自身的生活资料。他首先是作为工人为资本家生产劳动产品，再是作为肉体的主体得到生存。马克思通过考察工人同产品的异化关系揭示了劳动的异化本质。工人占有劳动产品表现为异化的关系，以致生产得越多，自己得到得越少，并且越受自己的劳动产品即资本的统治。（二）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是源于工人同自己的生产劳动相异化。工人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不得不进行生产。异化劳动对工人来说是一种非自愿的、强制性劳动。工人不是自由地进行劳动，而是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这不是肯定人的本质，而是否定。只要这种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异化劳动使劳动不再成为一种需要，而成为满足劳动以外的动物式的生理需要的手段。异化劳动将人的需要降低为动物的需要，在资本权力的统治之下，劳动由解放人的力量的“劳动一般”变为了异化劳动。（三）种的整体特性、类特性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人的生命活动与动物的生命活动不同，正在于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有计划的、创造性的。人的类特性在于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异化劳动夺走了工人的生产对象，也就是夺走了他的类生活。异化劳动把自主自由的活动即人的类生活贬低为了仅仅是满足维持人的生理生活需要的手段。（四）人与自身的关系是通过与他人的关系实现和表现出来的。因而马克思从前三种对异化的规定中推出了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每个人都按照他自己作为工人所具有的那种尺度和关系来观察他人。”[2](p55)因而在现实的实践生活中，人的异化是通过与他人的同样现实的、实践的关系表现出来的。

工人的异化劳动是不自由的活动，那么这种强迫压制下的劳动及其产品就是供他人享有的、为他人服务的，处于他人的支配之下。这个劳动及其产品归其所有的异己存在物就是不劳动的资本家。工人同劳动的异化关系也生产出资本家同劳动的关系。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拥有资本权力并非是由于其个人或作为人的特性，而是由于他拥有资本。资本唯一的生活本能就是用生产资料吮吸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实现价值增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形象地将资本比喻为吸血鬼。“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3](p269)资本作为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死劳动，这种死劳动享有对工人这种活劳动的支配权。

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人是自由的，拥有自由的只有资本。资本权力不仅表现为对工人的统治，而且表现为对资本家的统治。工人为生存而苦恼，资本家则为他的钱财赢利而苦恼。资本权力对资本家的统治表现在其手中掌握的资本的不可抗拒的购买权力。资本的自然趋向使资本积累成为必然结果，这种自然使命是通过竞争来开辟自己的自由道路的。追求利润生产的最大化造成资本家之间的激烈竞争，从而资本的积累加强。为了生产，资本家把自己的享受也计入资本费用，使挥霍也能得到补偿。享受服从于资本，享受的个人服从于资本化的个人。由此可见，资本权力的统治也将资本家纳入强大的资本逻辑之中。

四、资本权力统治下的虚假需要
黑格尔将“市民社会”界定为一个劳动和需要的体系，通过个人的劳动以及他人劳动与需要的满足，使需要得到中介，个人得到满足。市民社会中的人都以自身为目的，但是，要实现自身的目的就必须同他人发生关系。“因此，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相关就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并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14](p330)为满足自身需要，个人与他人互为手段，互相为对方而存在。国民经济学家是站在市民社会的历史位阶之上的，按照李嘉图的说法，人只是消费和生产的机器，是微不足道的，产品才是一切。“正像政治家议论人权时那样，国民经济学家把一切都归结为人，即归结为个人，从个人那里他抽去一切规定性，把个人确定为资本家或工人。”[2](p131)根据马克思的这一陈述，国民经济学家把人仅仅归结为工人或者资本家。所以他们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认为工人只需得到维持自身劳动得以继续不致饿死所必需的东西即可，任何奢侈都是不被允许的。工人的需要是粗陋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材料的增长造成了工人需要的丧失和满足需要的材料的丧失，马克思描述了工人腐化、堕落、肮脏的生存环境。关于生产财富的国民经济学也教人节俭、克制、禁欲，因为只有这样从人性中失去的越多，积攒的才越多，货币和财富补偿的也就越多。人的一切情欲和活动都淹没在贪财欲之中。

为了弥补粗陋的需要，工人沉迷于享乐，自我麻醉。包容在对粗陋野蛮的需要的虚假满足之中的文明成为真正的人的享受。资本家利用工人粗陋的需要进行投机，工人粗陋的需要成为资本的赢利来源。同时，资本为了生产剩余价值，不断扩大再生产，从而生产出过剩的商品。为了刺激消费，资本主义利用广告等大众媒介制造出大量与人的真实需要不相关的虚假需要，以使人们处于一种对物的依赖状态并且诱使人们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因此资本家便能从中获利。马尔库塞区分了真实需要与虚假需要。受广告宣传等大众传播媒介的刺激而产生的大多数需要属于虚假需要。“这样的需要具有社会的内容和功能，它们取决于个人所无法控制的外力；这些需要的发展和满足是受外界支配的。”[15](p6)资本主义商家制造出来的虚假需要是一种支配人的、异己的力量，在这种力量的统治之下，资本家满足了自己的利己需要。对于占有财富的资本家来说，他们只有进行挥霍无度、放纵享受的消费才能使工人能够从事生产活动。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在于自己对财富的无度要求。“他还没有体验到这种财富是一种作为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完全异己的力量的财富。他宁愿把财富仅仅看作自身的力量，而且[……]终极目的[不是]财富，而是享受。”[2](p128)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划分为三种形式。不言而喻，资本主义社会处于第二大形式，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随着物质财富的不断增长，奴役人的异己力量也在不断扩张。产品数量和需要范围的扩张屈从于非人的、非自然的制造出来的欲望。人的一切感觉都被拥有的感觉、追求物质享受的感觉所异化和替代，人只有在消费、享乐中才能实现自身的内在丰富性。

货币代表着财富，代表着购买力，代表着需要。为了满足物质上的享受，人们更加需要大量的货币。货币成为真正的需要、唯一的需要，无度和无节制成了货币的真正尺度。货币从实现人的本质和使人占有异己的对象性本质的手段变为了真正的力量和目的本身。马克思在《手稿》中生动形象地描绘了货币的作用。货币成为人的外化的能力，人的本质力量做不到的，货币都可以做到，因此货币的特性就成为人的特性和本质力量。人是什么和能够做什么由货币决定，而不再由人之为人的特征决定。马克思指出以货币为基础的需要成为有效需求，而以人真实的激情、愿望为基础的需要却成为无效的需求，货币把彰显人的本质力量的每一种都变成了它们的对立物。总之，货币把一切事物都混淆和替换了，人们生活在一个颠倒的世界中。

五、扬弃资本权力的现实路径与理想旨归
大资本通过消灭小资本而得到积累，最后社会上的许多资本同它们的所有者分离，并集中在大资本家手里。随着资本逐渐积聚在大资本家手中，资本的数目减少，个别资本家手中的资本增多，结果是资本、社会资本重新进行某种分配。“因此，资本本身的权力增加。社会生产条件人格化为资本家而同它们的真正创造者相对立……资本越来越成为社会力量（只有资本家才是这个力量的执行者，而且这个力量同一个个人的劳动创造或能够创造的东西毫无关系），然而是异化的、独立的社会力量，这个力量作为物并且通过这种物作为个别资本家的权力而同社会相对立。因而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个人]失去了生产条件，处于同生产条件的对立之中。资本转化成的普遍社会力量同单个资本家控制这些社会生产条件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触目惊心，并预示着这种关系的消灭，因为它同时包含着把物质生产条件改造成为普遍的、从而是公有的社会生产条件。”[16](p501)从马克思的这一大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资本的不断积聚使资本权力也不断增加。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考察，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矛盾，即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的普遍社会力量（资本的社会权力）与个别资本家控制资本的私人权力（资本的个人权力）之间的对立成为必然趋势，最终使资本权力关系被消灭并发生扬弃，转化成普遍的、公有的社会化生产所需的条件。资本权力的扬弃表现为一种天命。扬弃资本权力就是使工人不再受资本的统治而开始支配资本，获取劳动权，这种劳动权就是支配资本的权力。“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17](p61)恩格斯指出这是各国工人政党表述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18](p536)。生产资料公有需要废除私有制，因而资本权力的扬弃即是对私有财产的扬弃。

黑格尔把人的本质等同为自我意识，因而人的本质的异化就是自我意识的异化。当黑格尔在其整个法哲学体系中，把财富、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看作与人的本质相异化的东西时，只是把它们当作思维运动的环节，而非人的本质在现实中异化的表现。马克思站在唯物主义立场对黑格尔的思辨的唯心主义哲学展开了批判。黑格尔把握的东西不是具体的、现实的东西，而是这些东西的概念，是在思想内部的运动，因此，异化的消除也就成为抽象的、思辨的。黑格尔的扬弃是在思想中的扬弃，不是现实的、感性的，私有财产的自我扬弃是在思想中进行的。但是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摧毁，理论的对立只有通过人的实践的方式才能得到解决。不同于黑格尔在思想中占有异己对象、人的本质力量，马克思认为异化是人的现实的异化，人通过现实地消灭和扬弃异化而现实地占有对象。“既然人的生命的现实的异化仍在发生，而且人们越意识到它是异化，它就越成为更大的异化；所以，对异化的扬弃只有通过付诸实行的共产主义才能完成。”[2](p125-126)马克思为我们指示了现实的私有财产的扬弃路径就是通过现实的共产主义实践运动。扬弃是把异化收回自身的、对象性的运动，共产主义对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归还真正人的生命即人的财产，所以在后来马克思提出了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问题。马克思在《手稿》中论证了历史带来这种共产主义的必然性。“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2](p75)将私有财产理解为劳资的对立关系，问题的新提法就已经包含着问题的解决。劳动和资本的对立一旦达到顶点，私有财产关系就必然会灭亡。

马克思以异化劳动为基础，在《手稿》中第一次对共产主义做了详细阐述。马克思分析了两种非真正的共产主义的形式。第一种是原始的或粗陋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的普遍化，把私有财产设定为“积极的共同体”，带有平均主义的味道。第二种是政治的和废除国家的但并未完成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没有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和需要对人的本性的体现。人的生命发生异化，这种异化感性地、物质地表现为直接感性的、物质的私有财产。而真正的共产主义是对直接感性的、物质的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感性地占有人的本质、生命、产品和对象性的人，因此是对异化生命的扬弃。这种占有不是直接的占有或者拥有，不是片面的享受，而是建立在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的基础之上，因而是真正属人的。需要和享受不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之私和虚假需要，为人类生存提供物质基础的自然界也失去了纯粹的有用性，效用成为真正的人的效用。也就是说，人作为完整的人实现全面而自由地发展，以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其本质是社会性的。这种共产主义就是人向自身，也即向社会的合乎人性的人的完全复归，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是各种矛盾对立的真正解决。

那么扬弃私有财产在现实中具体是采取何种形式实现和完成的呢？《手稿》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社会从私有财产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采取工人解放的形式并不意味着仅仅解放工人，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实质上包含着普遍的整个人类的解放。“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2](p58)工人获得解放实质上就是工人支配资本，拥有劳动权力。

六、结语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哲学的整个发展过程和理论体系中是真正的诞生地和秘密所在。在《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权力的批判一直延续到马克思哲学成熟时期《资本论》的写作之中。虽然《手稿》写作时期，马克思对资本权力的批判很大程度上坚持的是人本主义的方法，没有像后期用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对资本权力展开批判，但这一时期的资本权力批判奠定了马克思整个资本权力批判路向的基调。资本权力不是资本与权力的关系，资本本身就是一种权力。“我们指的不是关系、连接、功能或并列，而是指资本和权力的具象的同一性。”[19](p3)资本成为统治力量在于私有财产的存在。资本权力统治之下工人的生产劳动是异化的，并且将人的需要异化为追求物质享乐的虚假需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最终使资本权力发生扬弃。资本作为私有财产的存在形式，资本权力的扬弃即是对私有财产的扬弃。通过工人解放的形式，共产主义实现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将真正人的生命即人的财产归还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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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4.004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0）04-0029-08

作者简介：彭肖建（1990—），男，河北深州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生。

责任编辑 罗雨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