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神道、人道与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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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神道、人道与民道
吴天明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孔子神道本质是人道，神学本质是人学；孔子人道核心是正道，要求诸侯上卿都要大公无私；孔子民道重点是教育平民顺从，对平民生计不太关心。三道合称“礼”，孔子礼学本质上是政治学，是治国平天下的学问。

[关键词] 孔子；神道；人道；民道；周礼

孔子师徒都本是专业宗教神职人员的古儒，服事鬼神，为中小贵族和平民百姓提供专业的宗教服务，求雨办丧事，这是他们的本分①天王诸侯等高级宗教神职人员，不可能为一般人提供宗教服务。我推测古儒最晚在殷商时代就已出现，为中小贵族和平民提供专业宗教服务。《礼记》保存了孔子师徒关于丧葬祭祀活动的大量语录，显示了他们的神学家本色。曾子一派人在编辑《论语》时，有意识地将这些宗教活动记录基本排除，以体现孔子师徒已由神学家转型为政治家，于是孔子师徒给后世子孙留下的印象，仅仅是关怀苍生的政治家的印象。《礼记》还保存了老子从事宗教活动的部分记录，说明老子也本是神学家，后来才转型为哲学家。，也是他们的衣食之源②《论语》《孟子》《孔子世家》都记载孔子小时多能“鄙事”，盖因孔子小时宗教学的学养还不行，难以以此谋生，故不得已而为“鄙事”。，故有神道。孔子又主要继承了文武周公的政治思想人本思想③《礼记·表记第三十二》，孔子曰：“夏人尊命……蠢而愚……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周人尊礼尚施，事敬鬼神而远之。”周代君子常说，夏人野，商人鬼，周人文。人类各民族都曾有过崇拜鬼神的鼎盛期，最早的读书人都是宗教神职人员。根据这一规律，结合商周两朝传世文物和文献，我推测古儒可能商朝就有了，文武周公时代开始疏远鬼神，春秋至战国中期的古儒是中国最晚的古儒，战国晚期中国读书人就世俗化了。中国读书人与鬼神揖别，完成世俗化以后，欧洲才开始进入宗教鼎盛期，出现大量牧师，其神职与中国古儒相当。商朝统治者不重苍生而重鬼神，最后身死国灭，为天下笑，故周人吸取教训，更多关注苍生，关注现实政治，人本主义思潮逐步成为周代思想文化的主流。孔子深受文武周公影响，因而将帐下弟子改造为“君子儒”，其神学思想亦逐步为政治思想所取代。，因应了当时天下分崩离析的政治形势，将“小人儒”改造为“君子儒”，使之“祖述尧舜，宪章文武”①这是子思对孔子政治思想的高度总结，后世孟子乃至当今学者无不认可（详见《礼记·中庸篇第三十一》）。，故有人道。孔子明白一个基本的道理，君子生存，必须依赖平民百姓，百姓治理得法，则上下顺，天下安，君子小人各得其所，故有民道。三道合而言之，孔子称之为“礼”。对此三道的本质，孔子有非常清晰的论述。

哀公问于孔子曰：“大礼何如？君子②这个“君子”仅指仁德君子，是鲁哀公当面特指孔子，用作第二人称代词。本篇后面的几个“君子”则泛指贵族。《论语·乡党篇》10·6之“君子”亦特指孔子，近代学者大多不明此义。正确解读元典极其重要，近百年哲学史家思想史家多有因误读元典而作出错误结论者（对此我另有专论），故本文特别注重元典关键词语的注释。之言礼，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礼。”

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闻之，民③这个“民”字相当于“人民”，泛指所有的活人，与“鬼”“鬼神”相对而言，也与“天”“天地之神”相对而言。本段文字后面的“民”字，才专指平民百姓。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④天地之神：在此泛指所有的鬼神，包括至上神、祖先神、包括天地在内的各种各样的自然神，与“人”“民”相对而言。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⑤“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与“男女父子兄弟之亲”互文见义。根据传世史料，中国最晚从商朝末期，先周末期，诸文明民族开始实行嫡长子继承父亲的爵位官职，余子下降一档分封的“宗法制”，君臣父子兄弟之间因此常常具有政治和伦理的双重关系，于是“家国同构，忠孝一体”，一直影响到当今的中国。，昏姻疏数之交也。君子以此之为尊敬然，然后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废其会节。有成事，然后治其雕镂、文章黼黻，以嗣。其顺之，然后言其丧筭，备其鼎俎，设其豕腊，修其宗庙，岁时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节丑其衣服，卑其宫室，车不雕几，器不刻镂，食不二味，以与民同利。昔之君子⑥昔之君子：特指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孔子有时称之为“六君子”。孔子认为，“六君子”虽然生活在“天下为家”的“小康”时代，难以像“天下为公”的“大同”时代的尧舜那样完全做到“天下为公”，完全没有私心，但也相当具有公心。孔子认为，礼起源于“小康”时代，“大同”时代并没有所谓礼。以人类文明史考察之，孔子所言甚是（详见《礼记·礼运篇第九》）。之行礼者如此”（《礼记·哀公问第二十七》）。

所谓“节事天地之神”，泛指依礼服事祖先神自然神，神道也；所谓“辨君子上下长幼之位”“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修宗庙”“序宗族”，人道也；所谓“教百姓”“与民同利”，民道也。“礼”统摄天地人，总领神人民，故“君子之言礼”，“尊”也。

一、孔子神道本质是人道
孔子的神道包括天地之道、祖先之道，本质是人道，而且核心是孝道。先看看其天道观。

公曰：“敢问君子何贵乎天道也？”孔子对曰：“贵其不已⑦不已：生生不息。《易·系辞下》：“天地之大德曰生。”。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⑧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篇》17·19），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公曰：“寡人蠢愚冥烦，子志之心也。”孔子蹴然辟席而对曰：“仁人不过乎物，孝子不过乎物⑨这两个“物”字，都指人。。是故仁人之事亲也如事天，事天如事亲，是故孝子成身”（《礼记·哀公问第二十七》）。

孔子一方面将人与自然相对而言，认为人以外的万事万物都是天，用“日月东西相从”“不闭其久”“已成而明”“无为而物成”来解释“天道”，则天道既是神道，也是自然之道，兼有神性和自然属性。孔子另一方面又深信，天道一定就是人道，“事亲如事天，事天如事亲”，则父母祖先即天也，天地自然养育亿兆生民，故亦如父母祖先也。这就是说，天道不仅有自然属性，还有神性。说天道兼有自然属性和神性，这个好理解。但是说自然还有人性，那么，天道的人性又从何而来呢？

天道的人性与神性其实是一回事。天道其所以有人性，可能主要与以下因素相关。其一，人类早先在山上采集打猎，第四纪冰川期结束以后，近万年气候剧变，不得已而下山谋生，发明农业，进而发明手工业、商业，进入文明时代，但仍然保存了人死埋葬于山上的古老宗教礼俗。古人山与天并不分开，也分不开，所以《山海经》中所有天神全都生活在神山上，其与人间唯一不同者，只有万物不死而已；《楚辞》屈原《远游》记载自己上天找神女告状，其所描述之天，皆为高山而非苍穹，所以天地人实不可分，天道的人性和神性，都来自我们死去的祖先。其二，人之生存所需，一切仰赖天地自然，一如小儿仰赖父母。其三，古人生与死之间，并无严格界限，他们认为生与死都是生命的存在形式，灵魂才是生命的真正所在，而肉体只是生命暂时的依附之物而已。《山海经》中的神仙，按照科学观念，都是死人，但按照神学观念，却都是仙人，长生不死的人。东海三神山本是埋葬死人的地方，但同时也是长生之所。泰山脚下的梁甫，一直是东夷诸族安葬死人的地方，但整个泰山又是长生不死之地。三代天王均有春耕前①《春秋》凡记录鲁国郊禘礼九次，多有春耕之后实行者，说明上代郊禘古礼，鲁人或已失之。《论语·八佾篇》对鲁侯、季氏无礼之举多有批评，读者可以参考。季氏特指季平子，与本文主旨无关，恕不论证。“郊禘”以求农业丰收之礼，到郊外祭祀天神上帝，各以自家始祖配享，夏以大禹，商以殷契，周以后稷，都是各自父系社会始祖。这样的宗教安排，就隐含着以祖先神为天神，天人合一的信仰。所以孔子用人道解释天道，用“事亲”解释“事天”，并非独创，只是对三代君子宗教信仰宗教观念的凝练总结而已。后世宋儒竟然要“存天理，灭人欲”，不仅实际上危害甚烈，而且在学理上就说不通。

孔子的祖先鬼神之道，极其朴素，与古今老农并无二致。略有不同者，老农祭祀祖先，感恩先人，教育子孙，如此而已；孔子身为君子，感恩先人，教育子孙之意自然与老农相同，而教化天下万民之主旨则非老农所能考虑：

宰我曰：“吾闻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谓。”子曰：“气也者，神之盛也；魂也者，鬼之盛也；合鬼与神，教之至也。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熏蒿凄怆，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圣人以是为未足也，筑为宫室，设为宫祧，以别亲疏远迩，教民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众之服自此，故听且速也。二端既立，报以二礼，建设朝事，燔燎羶芗，见以萧光，以报气也。此教众反始也。荐黍稷羞肝肺，首心，见间以侠甒，加以郁鬯，以报魄也。教民相爱，上下用情，礼之至也”（《礼记·祭义第二十四》）。

祖先去世，必归于土，尸骨化而为土，此所谓鬼也；魂魄上升于天，此所谓神也。子孙“不忘其所由生”，故对先人生养死葬，常年祭祀，此所谓祖先鬼神之道也。天子诸侯孝敬祖先，“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上行下效，则万民王化矣。

但是祖先之神很多，天地万物之神更多，子孙如何祭祀？尽行祭祀，则为淫祀，没有可能，而且妨害子孙生计，断非先人所愿；不尽祭祀，又该如何？

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之以为社；帝喾能序星辰以著众，尧能赏均刑法以义终，舜勤众事而野死，鲧障鸿水而殛死，禹能修鲧之功，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契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灾：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礼记·祭法第二十三》）。

祖先诸神、天地众神，凡有大功于子孙者，方可永远祭祀之；无大功于子孙者，则不长久祭祀。可见鬼神的重点不在鬼神，而在生人；不在血缘，而在对天下的贡献。

孔子本是宗教古儒，是神学家，其宗教活动记录，《论语》收录很少，《礼记》比比皆是。孔子前人的宗教活动宗教言论的记录则更多。初读这些记录，似乎神神道道，如知孔子神道皆为人道，三代神道皆为人道，则如拨云见日矣：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篇》11·12）

孔子一生以“事鬼”为职业，自然既知生，也知死。不过，孔子已经在主动转型了，他知道所谓鬼神，不过是子孙的感情寄托，寄托着对祖先天地的感激之情而已。孔门徒子徒孙在编辑《论语》时，把孔子讨论丧葬问题的数百章上千章语录几乎全部淘汰了，就是要展现一个关注世俗生活的圣人的形象，就是要让子孙知道，孔子不再是一位神学家和宗教礼仪专家，而是一位世俗的政治家。孔子抢白子路，并非自己不知死，不知鬼，而是要弟子多问苍生，莫问鬼神而已。

从传世文献来看，春秋末期战国初期的君子，还经常参加祭祀鬼神的宗教活动，还残存着信则有不信则无的宗教信仰，有一定的宗教感情。到了战国中后期，读书人很可能已经与今人差不多，宗教信仰宗教感情几乎已经荡然无存了。我读《孟子》，发现孟子多次论述舜帝的孝道，颇为吃力不讨好。他如果从宗教信仰宗教感情上解释①按照宗教信仰，舜帝死后，回到父母怀抱，方可再生，否则必为厉鬼，为厉鬼则万劫不复矣。两相权衡，故舜帝视天子之位如无物，无论父亲继母兄弟如何谋害自己，他对父母都“怨慕”不已，其关键的原因其实就在这一宗教信仰，而不是孟子所谓的孝道。，舜帝的孝道才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仅仅从世俗生活上来解释，舜帝的孝道则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孟子费尽心力，从世俗生活上翻来覆去解释了半天，读者谁都不可能买账，觉得舜帝的孝道违反人性天理。这一案例说明，孟子自己就已经几乎完全没有宗教信仰宗教感情了。至于战国时代无数君子为了一己私利，无所不用其极，恬不知耻，毫无底线，自然也与鬼神完全退位有关。

人类文明发展，早先自然与禽兽无异，不可能有什么鬼神；后来创造了鬼神，但是随着人的智力不断发展，文明程度越来越高，鬼神不得不逐步退位，人类重新回到无神的世界。这是历史发展大势，无可逃避。但是人类民族很多，发展速度各不相同。中外无数学者都说，中国是一个高度世俗化的国家，这是战国中晚期以来几千年的事实。也有不怀好意者贬低中国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好像没有信仰就是野蛮人似的，于是中国很多学者马上辩解说中国人有信仰。为什么不大大方方承认中国人没有信仰，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个世俗化国家呢？世俗化才是文明国家的标志啊？只有野蛮民族野蛮国家至今还神神道道的，我们才是文明人，才是文明国家，这是事实，有什么不好呢？

二、孔子人道重点是公道
上文已经论证，孔子神道本质是人道，神学本质是人学。下面谈谈孔子的人道。

“人”字有广狭二义，广义的“人”指所有的活人，与“鬼”相对而言；狭义的“人”指上等人，与“民”相对而言。今人常说“人不人，鬼不鬼”，就保存了“人”的广义；“官人”不能说成“官民”，就保存了“人”的狭义。这是方言存古。本文所谓孔子人道，用其狭义，指君子之道，即高级贵族治国平天下之道。

圣人南面而听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与焉。一曰治亲，二曰报功，三曰举贤，四曰使能，五曰存爱。五者一得于天下，民无不足，无不赡者。五者一物纰缪，民莫得其死。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礼记·大传第十六》）

本章论“人道”要点有五：“治亲”是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家族，使之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兄友弟恭，嫡庶有序。贵族尤其是大贵族的家事，从来就不完全是家事，往往也是国家天下大事，所以君子治国平天下，要先治理好家庭和家族。以下四点均指直接治理国家天下，“报功”是指奖励对国家天下有功者（生者），也指孝敬有大功于天下者（死者），“举贤”“使能”含义相近，均指推举使用德才兼备者治国平天下，“存爱”指爱人，即爱护官吏，与平民百姓无关。可见这五个要点，齐家是基础，治国平天下才是目的。天下能否治理好，关键是看能否把天下的贵族治理好，贵族治理好了，平民百姓才有活路；贵族要是治理不好，平民百姓就没有活路了。所以说，“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人道”者，君道也，天王诸侯之道也。

孔子等周代君子论述人道治理的话非常多，俯拾即是，难以尽引，也不必尽引。他们的主要思路大约有二：

其一，在治理兆民和君子的问题上，认为要抓住治理君子这个主要矛盾。他们都认为，人道治理则民道亦治理，通过治理君子，理顺人道，可以达到君子小人都治理好的目的，一举两得。例如：

子曰：“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教以慈睦，而民贵有亲；教以敬长，而民贵用命。孝以事亲，顺以听命，错（同‘措’）诸天下，无所不行”（《礼记·祭义第二十四》）。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篇》12·19）。

孔子所言“立 爱”“立敬”“慈睦”“敬长”“事亲”，都是指教育贵族，治理贵族。贵族教育好了，治理好了，平民百姓自然而然就治理好了：“民睦”“民顺”“民贵有亲”“民贵用命”“顺以听命”，贵族“善”则平民百姓自然而然“善”，贵族“顺”则平民百姓自然而然都“顺”，一举两得。孔子等周代君子在谈论治国平天下时，与今之君子大为不同。周代君子基本上都做官。周代天王举办大学、诸侯举办乡学、孔子等举办私学，唯一目的就是培养各级官员，所以他们谈论如何治国平天下，确有心得。今之君子基本上都埋头书斋，皓首穷经，寻章摘句，耽于悬想，甚至连官府门向哪边开都不知道，所以论述问题常有隔靴抓痒之弊。即以今日治国举措而论，孔子此法犹可行。

其二，在治理高级贵族和中小贵族问题上，抓住治理高级贵族这个主要矛盾，认为高级贵族治理好了，中小贵族自然而然就治理好了。所以孔子的人道，重中之重是天子之道，诸侯之道。不过，由于春秋时代周天王事实上处在可有可无的状态，故孔子所论，理论上涉及天王，实际上只涉及诸侯①周朝人说“君”，指天王诸侯，不包括卿大夫。但是春秋晚期许多国家都被公卿实际掌控，所以孔子在论述人道时，也论及执政上卿。例如《论语》记载，孔子经常要求鲁国执政上卿季康子“正”。。

孔子侍坐于哀公，哀公曰：“敢问人道谁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无辞而对？人道，政②政：正也，公也。孔子认为最大的“正”是“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篇第九》），典范就是伟大的尧舜。即使在“天下为家”的三代，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也有“无私”的优秀品德。《礼记·孔子闲居第二十九》记载，子夏请问孔子：“三王之德，参（三）于天地，敢问何如斯可谓参（三）于天地矣？”孔子道：“奉三无私以劳天下。”“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孔子认为“六君子”德配天地，就是因为他们都“无私”，“无私”则“政”矣。为大。”公曰：“敢问何谓为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③从政：跟随君子而作正派人。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礼记·哀公问第二十七》）

孔子这里是单独与鲁哀公谈话，他将“君”与“百姓”对举而言，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君”泛指所有的贵族，其实孔子这个“君”字，特指高级贵族，按照三代传统，应该仅仅指天王诸侯；按照春秋实际情况，和孔子平日所论，具体指诸侯和执政上卿。当然，鲁哀公是听懂了的，只是今人不懂而已。如果我们细读《论语》就知道，孔子对诸侯、上卿，总是要求他们为人为政都要正派；对中下级贵族，则总是要求他们做事要勤勉认真。所以所谓“政为大”，只是对诸侯、上卿提出的要求。孔子曾经赞美尧舜二帝说：

子曰：“巍巍乎，舜禹①本章说“舜”，是借代“尧舜”；说“舜”而兼及“禹”，这是连言，意在尧舜而不在禹。尧舜传贤不传子，方为“有天下而不与”，而大禹传子。另如《论语·宪问篇》14·5“禹稷耕稼而有天下”，大禹治水得天下，后稷耕稼得天下，言后稷而兼及大禹，此亦连言。借代兼连言的案例，周代文献很常见，但经学家语言学家研究借代者多，研究连言、借代兼连言者很少。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篇》8·18）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篇》8·19）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篇》8·20）。

尧舜二帝都“有天下而不与”，可见“公”才是最大的“政”（正）。尧舜二帝自己“政”，用人自然“政”，天下自然“政”，如此则天下大治矣，所以舜帝可以“端己而南面”“无为而治”。当然，“大同”时代才可能“有天下而不与”，进入“小康”时代就已经不可能完全“天下为公”了，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已经是最无私的，最公正的了，但是他们仍然都把天下传给自己的子孙。所以孔子只要求齐景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要求鲁哀公及其上卿季康子尽可能“政”，因为大贵族“政”，中小贵族才可能“政”；贵族都“政”了，平民百姓自然会“政”，如此则天下大治矣。

孔子关于人道的论述很多，周代其他君子的相关论述就更多。但其思路和要点都是很清楚的：在治理贵族与平民的问题上，治理贵族是重点；在治理所有贵族的问题上，治理诸侯、上卿等高级贵族是重点。这样的政治思想，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

三、孔子民道要点是顺道
周朝的“民”字，有时指“人”，有时指“人民”，但是案例很少，《论语》中只有四个。绝大多数情况下，“民”都与“人”相对而言，指平民百姓，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和在官府打杂的小人。小人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与农民相当。“民”与“人”相比，具有“五低”的特点：经济地位低，政治地位低，文化水平低，道德水平低，人生期许也很低。“人”则与之相反，具有“五高”的特点。这五大要素中，经济要素最重要。农工商小人四类人口中，农民人口最多。周朝常常将“民”字与“氓”字混用，“氓”只是移民而已。中国发明农业上万年，其中精耕农业大约3500年，农民十分依恋土地，不是万不得已，实在生活不下去，百姓不会移民。本文研究的孔子民道，就是君子的治民之道。

孟子反复说，夏商周三代都实行土地公有的“井田制”，农户每家都有几十亩田，税率很低，1/10至1/9，不重复征税，农民的日子很好过。夏商两代是否实行了这个制度，证据还比较薄弱，目前还难以确认，但是西周毫无疑问实行了这个制度，证据很多。土地公有制的好处自不待言，但它有个缺点，就是每过若干年，都必须根据人口变化的情况，重新划分土界，这就给有权有势者巧取豪夺以可乘之机。这与中国当今的土地情况非常相似②新中国1954年颁布的第一部宪法，就确定了土地公有制。这个制度的长处和短处，西周与今天表现的都一样，只是学者研究太少，没有让国家扬长避短而已。。春秋时代鲁国“三桓”实际控制鲁国，他们居然利用两次重新划分田界的机会，把鲁侯的田都基本划没了，这是最夸张的例子，所以《左传》上说，鲁国“民食于他”，就是鲁国百姓不需要再找鲁侯要田耕种了，找“三桓”就行了。鲁昭公被“三桓”赶到齐国许多年，最后客死齐国，鲁国贵族和老百姓居然一点反映都没有，主要就是因为鲁侯只是个穷光蛋。郑国的执政公卿子驷，也利用重新划分田界的机会，巧取豪夺，掠夺了中小贵族和农民的许多土地。直到二十多年后，子皮、子产执政时，费了许多周章，才重新公平公开公正划分田界，郑国这才稳定下来，平民百姓才有饭吃。这些事情，都是孔子亲见或亲闻的。鲁国郑国如此，其他诸侯的情况大概也差不多。

春秋中晚期天下的大势是，贵族的生活越来越奢侈，平民百姓的生活越来越难。不过，孔子对平民百姓的生计好像并不十分重视。他对平民百姓有几个基本判断：

其一，孔子认为，平民百姓都很愚蠢，无法教化。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篇》6·21）。

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篇》17·3）。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篇》8·9）。

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论语·宪问篇》14·7）

“中人”指“学而知之”“困而学之”两种人，“中人以上”指“生而知之者”，“中人以下”则仅指“困而不学”的“民”了。“上智”指“生而知之者”，“下愚”自然指愚蠢的“民”。“民”太愚蠢，只可能让他们去做，不可能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这样做。

其二，孔子认为，治理百姓最要紧的任务，是要百姓顺从政府的管治。而百姓顺从服从的前提条件有二，一是贵族自己内部君臣父子关系理顺，贵族自己要下级顺从服从上级，儿子顺从服从父亲，弟弟顺从服从兄长，余子顺从服从宗子。贵族自己君臣父子关系都不顺，想要平民百姓顺从自己，就完全没有可能。二是贵族治理百姓，要处事公道。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同‘措’）诸枉，则民服；举枉错（措）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篇》2·19）。

自仁率亲，等而上之至于祖。自义率祖，顺而下之至于祢。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礼俗刑，礼俗刑然后乐。《诗》云：‘不显不承，无斁于人斯。’此之谓也（《礼记·大传第十六》）。

天子诸侯如果要“枉”者即邪恶之人为官，而且要他们做大官，让“直”者做小官，那么贵族内部就不顺，自己都不顺，老百姓就不可能顺。贵族自己为人端正，行为得当，处事正派，平民百姓自然就顺了。

其三，孔子认为，治理百姓，要让百姓有生计。上文已经说到，至少西周实行了井田制，百姓的生计一般没有问题。春秋时代中期井田制开始遭到破坏，但是孔子对这种破坏的认识，好像并不太充分。对老百姓的生计问题，孔子只是间或言之。

四、结语
孔子有神道、人道和民道。在人与神的关系上，孔子认为生人是核心，鬼神始终是为生人服务的，而不是相反。对鬼神是否祭祀，如何祭祀，要看鬼神对子孙的贡献有多大，看祭祀活动是否对子孙的生计造成不利影响。鬼神，无论是祖先神，还是自然神，都有神性和人性，都有恩于子孙，孔子认为，统统视作先人可也，故生人服事鬼神，孝道是核心。

在人道问题，即贵族内部的君臣父子关系上，孔子认为，诸侯公卿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诸侯公卿应该为人为政都要方正，都要大公无私，如此则君臣父子顺，平民百姓亦顺矣。

孔子对平民百姓最重要的要求是对国家的顺从服从，对百姓生计关注不多。孟子时代，土地兼并更加激烈，常有饿死者，所以孟子一生才以百姓生计为重。

孔子将三道主旨总结为“礼”，其核心就是各种关系：神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民的关系。处理这三大关系的学问，孔子等周代君子均称之为礼学，其实就是政治学。

[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3.016

[中图分类号] B2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20）03-0134-07

作者简介：吴天明（1956—），男，湖北汉川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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