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防疫卫生运动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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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防疫卫生运动考察
刘 意1，张清华2

（1.南方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515；2.河北省贸促会，河北 石家庄 050051）

[摘 要] 晋察冀边区防疫卫生运动是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人民与病疫进行坚决斗争的重要运动之一。日军入侵华北，人为制造病疫，是晋察冀边区瘟疫流行的主要原因。面对流行势头猛烈、危害极大的疫情，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军民开展防疫卫生运动，大致经历了部队率先防疫、边区群众参与卫生防疫、军政民联席会议领导部署工作、组织起来创造性地开展防疫工作等环节，起到了治病救人、改善环境、支持抗战和保障抗战胜利的重大成绩。考察晋察冀边区防疫卫生运动，呈现中共领导边区人民开展卫生防疫运动的历史，有助于总结抗战时期中共开展卫生治理工作的经验，也展现了中国人民在抗战期间与疾病斗争的智慧与勇气，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防疫卫生运动

晋察冀边区历史上多有瘟疫流行肆虐，日军侵略华北后，导致生态愈加恶化，瘟疫流行势头更为猛烈。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军民开展抗日斗争中，积极应对瘟疫流行的严峻形势，掀起了防疫卫生运动，取得了治病救人、改善环境、支持抗战和保障抗战胜利的重大成绩。目前学界对晋察冀边区卫生防疫工作研究有所涉及，但尚未有呈现晋察冀边区防疫卫生运动全貌的成果。考察晋察冀边区防疫卫生运动，呈现中共领导边区人民开展卫生防疫运动的历史，有助于总结抗战时期中共开展卫生治理工作的经验，也展现了中国人民在抗战期间与疾病斗争的智慧与勇气，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晋察冀边区瘟疫流行原因及其危害
日本入侵华北后，实行疯狂的“三光”政策，并人为制造疫情，让疫病大流行，直接威胁到晋察冀边区军民生命安全，以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日军的恶意制造疫情是晋察冀边区瘟疫流行的主因。

1939年以降，日军在晋察冀边区多次进行残酷的大扫荡，肆意烧杀抢掠，在冀西、冀中、冀东等地施放毒气、细菌弹等，刺激了瘟疫大流行。1939年初冀中大扫荡，1939年冬晋察冀和晋西大扫荡，1941年晋察冀北岳区秋季大扫荡，1942年“五一”大扫荡，1943年北岳秋季大扫荡等，连年不止。战乱严重破坏了人类生存环境，大战必生大疫。1940年至1941年间，日军对阜平县进行残酷扫荡时，施放大量细菌武器，导致瘟疫流行，人民群众深受其害。仅阜平县四个区抽查发现，发病3.94万人，发病率达94%，死亡5911人，占地区总人口的14.1%。临床表现多确诊为流行性感冒、痢疾、痄病、回归热、麻疹、天花、水痘等[1][p333]。一方面，“敌寇在华北各地的烧杀，在‘扫荡’时向我抗日根据地大量散布病菌”[2]。另外，日军派遣大批汉奸混入我八路军，进行破坏工作。例如在八路军“前线各部曾经数次发觉汉奸在水井中，在粮食中暗放毒药，企图暗害我抗战将士，已发觉中毒者不下二百余人”，据抓获汉奸供述：“受训数月，后由敌军派遣打入我八路军部队，到各根据地内进行毒杀工作”[3]；另一方面，“在敌占区，敌人对我同胞健康的损害则更加明显而残酷，到处推销海洛因、鸦片等毒品；到处开设妓院娼寮，使我同胞之意志沉湎，健康消损，敌人不只用炮弹枪刺，残杀我同胞；而且用种种阴谋毒害我同胞的健康，使我中华人民逐渐消灭于不知不觉的灾害病苦中！”[4]仅《晋察冀日报》所揭露日军制造疫情的典型事例就多达十多种，例如敌寇盘踞上寨八个月，强奸全村二百余妇女，致使半数以上被强奸的妇女患上梅毒，在敌走后两个月后，全村发现两种新病症，一种是脸手发肿，另一种是肚痛，产生这两种病症的原因均为“被鬼子强迫吃药而中毒的”[5]；敌人在灵邱连日放射毒气瓦斯弹，致我同胞中毒受害者50余人[6]。

为此，1941年10月30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的《关于开展卫生运动的指示》中明确指出：“第一由于日军对我边区人民的血腥屠杀后，无法及时掩埋，加之日晒雨淋，尸体浸湿腐烂，毒菌飞散，遂致病疫发生；第二由于敌人的到处焚烧抢掠，使我边区军民被迫露营野外，饥寒之后无力抗拒病菌袭击，于是疾病发生，造成疫病流行”[7][p475]。1942年2月15日，晋察冀边区召开的首次军政民卫生联席会议明确指出，敌人疯狂烧杀奸淫与卑劣毒辣的撒毒放菌的政策，是疫病流行的主要原因[7][p509-510]。

疫病流行危害极大，突出表现为疫病造成部队减员，严重影响战斗力。1940年，驻赞皇县的八路军中，有许多干部、战士发生疟疾，三个连队竟组织不成一个无疟连，严重影响了战斗力[8][p199]。1940年12月，晋察冀军区后勤会议指出：“部队地方传染病流行，今年本区军区死亡数惊人增加，冀西、兵站死几十人。”[7][p84-85]1942年，聂荣臻总结道：“自1940年以来，在部队中居民中疟疾患者的死亡率相当大。”[9][p8]一些战斗人员没有牺牲在战场上，却倒在病魔脚下。有些战士因患病，失去参战机会。战时，多病倒、病故一个八路军战士，就少一份抗战力量。农村青壮年因病无法入伍、参战，少年因病不能健康成长，直接影响到抗战后备力量的增强。疫病还促使群众因病家破人亡，严重影响社会安定。据不完全统计，病发区瘟疫死亡人数严重时占到总人口的15%左右，平均家家有病人，户户有病故的人，一些村庄出现了绝户人家。特别是少年儿童感染率、死亡率较高，给人民群众带来很大的身心痛苦与精神打击。农村因病伤亡大批劳动力，造成土地荒芜，阻碍了生产力发展。例如1943年灵寿县三区瘟病流行，郝家河、西柏山、东湖社、上下庄、南燕川、北燕川、东柏山等七个村子统计，农民因病无法耕作，土地撂荒率达70%以上，其中最严重的南燕川村土地荒芜2640亩，荒芜率达90.82%[9][p64]。因土地荒芜，没有收成，则造成新的饥荒。

人为制造疫情又与自然灾害诱发激化疫病相叠加，加重了边区疫情。1939年7月中旬，边区各地连日大雨倾盆，山洪暴发，为几十年一遇，冀中灾情十分严重。日军乘机到处掘堤放水，致使河流决口达182处，受淹地区达30多个县，受灾村庄752个，淹没农田1500余万亩，极大地增加了边区群众的生活困难[10][p285]。大灾生大疫，是年秋天，瘟疫暴发，成千上万的人发病，发病率高达40%以上。医疗设施落后，疫情难控，更难根除。晋察冀边区创建时，“当地医疗卫生条件很差，全晋察冀边区100多个县城没有一个像样的医院，有的县城只有几个中药铺，西药房更是奇缺”[7][p685]。防疫机构与设施更是凤毛麟角，缺医少药现象普遍存在。加上不讲卫生的不良习惯，雪上加霜，增大了危害性。另外，当时晋察冀边区文化落后，封建迷信流行，再加之医、药两缺，民众有病难找医生，往往听信于巫婆神汉，致使病人延误最佳治疗时间而死亡。广大农村生产力水平低下，贫困交加，饥寒交迫，农民体质弱，抗病能力差，疫病一旦暴发，很快流行，药品缺少价格又高，无力购买，有病只有硬扛，病亡率一直居高不下。

瘟疫流行严重威胁抗战与民生，加强防疫卫生工作势在必行。晋察冀边区的人民军队，在全力抗战的同时，同地方党政民团结一致，开展了多管齐下、标本兼治的防疫卫生运动。

二、晋察冀边区防疫卫生运动的历史演进
晋察冀边区初创时期，大敌当前，百废待举，随着疫病的爆发和流行，防疫卫生工作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逐步开展了全边区性的防疫卫生运动。

（一）部队率先开始防疫
1938年9月16日，晋察冀军区在五台县耿镇河北村召开军区第一次全军卫生扩大会议，四个军分区、冀中军区的卫生部部长，以及军区本部科长以上干部、军区后方医院院长、军区卫生顾问白求恩大夫等20余人出席会议。9月20日，扩大会议对医疗工作、卫生工作、卫生教育等重要问题做出了决议，对部队卫生防疫工作进行具体部署，还特别强调“各级卫生机关，应负责地方疾病之调查，及开展居民卫生工作。”[11][p3-4]对战士开展卫生防疫教育，让他们懂得地方的季候疾病预防常识，及普通日常卫生知识，使其增强预防疾病的能力，以减少疾病发生。为此，晋察冀军区党报《抗敌三日刊》发表《向疾病作斗争》的文章，号召全区部队切实开展卫生防疫工作，严防地方流行病传染，并把反疾病现象的斗争与部队整训工作结合起来，并使后者服从前者进行整训工作。要求把反疾病现象看作是目前一种紧急的战斗任务，迅速地彻底地消灭流行病现象，以巩固部队，加强战斗力，准备迎接和粉碎敌人的新进攻[7][p417-418]。1939年11月11日，白求恩因手术感染发病，病危时写下遗嘱，特意嘱咐：“每年要买二百五十磅奎宁和三百磅铁剂，专为治疗疟疾和极大多数贫血的患者。”[12]聂荣臻在晋察冀军区一次扩大卫生会议上曾指出：“到河北后，才发见疟疾。但还不严重。所以那时白求恩讲边区最严重的病是疟疾、痢疾，应大批准备奎宁一节，并未引起大家的注意。结果疟疾比南方还严重，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9][p8]

1940年6月14日，晋察冀军区下达《关于开展夏、秋季防病的训令》，针对当时战斗频繁、环境艰苦、人民群众发病多的实情，为巩固提高部队战斗力，保障指战员健康，提出了夏、秋季卫生防疫办法。包括个人的卫生11条要求，公共卫生12条规定，疟疾、痢疾预防须知，夏、秋季卫生规则10条和卫生防病18条[7][p388]。1940年12月22—27日，军区后勤会议深刻检查了防疫卫生工作，认为“防疫工作太差，部队地方传染病流行”；会议研究了需要抓紧落实的若干防治措施，包括帮助建立各级地方医疗救亡团体，建立地方公立医院，军队卫生机关与地方政府地方民众团体协同组织卫生防疫委员会，帮助地方建立公医制，发展地方药商，帮助地方建立卫生管理等[7][p101]。左权在此次会议上提出：“卫生部门中，要加紧预防工作。确实建立连队卫生工作与教育。应当每周拨出一定时间，上一次卫生课。”[7][p118]1941年10月30日，军区下达《关于开展卫生运动的指示》，指示强调由于日军对边区人民的血腥屠杀，到处焚烧抢掠，致使无法及时掩埋群众的尸体，军民露营野外，饥寒交迫，造成瘟疫流行。为迅速防止疫病现象发展，根绝病源，要求各部迅速猛烈地开展卫生运动，对军民卫生、防疫医疗、宣传教育、给养管理等，提出了9项具体要求。同时要求，各部队接到这一指示后，立即认真讨论执行[7][p402、475]。1941年 12 月，聂荣臻在晋察冀军区卫生会议上做结论，指出：“要预防传染疾病，讲究卫生”[10][p347]。1942年12月，聂荣臻在晋察冀军区扩大卫生会议上总结时说：“1941年反扫荡前后整个部队用了很大的注意力来防止与治疗疟疾。”[9][p8]从以上军队防疫部署中可见，晋察冀边区子弟兵的防疫工作吸取教训，率先开展起来。

（二）边区群众参与卫生防疫
1940年8月30日，经中央批准，中共北方局发布《晋察冀边区民主政府关于抗战阶段的政策》，这一被称为晋察冀边区施政纲领的重要文件，体现了党和人民的意志，对卫生防疫提出了明确要求：“提倡清洁运动，改良公共卫生，预防疾病灾害”[13][P625]。随着这一要求的宣传与实施，晋察冀边区的卫生防疫运动由部队扩展到全社会，也使全边区的卫生防疫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例如唐延杰的《开展清洁卫生运动中的几个具体问题》一文明确指出：“群众卫生与部队卫生的密切联系性，若只部队卫生做的好，而当地群众卫生运动未开展，则仍置身于病菌包围环境中。”[14]仅抓部队卫生工作不能完全防疫，必须对部队与群众卫生都要重视，这一观点获得认可。1941年3月11日，《晋察冀日报》报道，行唐县成立清洁卫生委员会决定四大任务，即三月为清洁卫生突击期，实行县区村大扫除，发动群众修理街道圈所，埋藏废物尸体，添没秽水坑，街道粪堆，每三天打扫一次；个人衣服手脸要勤洗，注意饮食和病人隔离，切忌与病人共用家具，预防春疫流行；登记中西医生，召开联席会，组织全县医生交流经验教训，改进与提高治疗技术。扩大县卫生所股本，由清洁卫生委员会向群众招股，充实各种医药，及时消灭春疫[15]。这也宣告了群众卫生防疫工作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

扩大宣传教育工作，使更多的干部群众掌握了卫生防疫知识，是让群众参与防疫卫生运动的较为有效办法。1941年，时任晋察冀边区卫生部部长游胜华在《春季卫生工作中心》一文中指出，“这种军民卫生运动的宣传教育动员工作，我卫生人员应负绝大责任”[7][p459]。为扩大防疫卫生运动的宣传教育工作，《晋察冀日报》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防疫卫生运动的深入开展，《晋察冀日报》及时报道边区各地区开展防疫卫生运动的成绩和有效做法，对交流防疫卫生工作和传播有效经验有着重要的作用。为引起边区军民重视防疫卫生运动，《晋察冀日报》先后发表评论文章《开展卫生清洁运动》、社论文章《消灭春疫预防春瘟》等，同时注意刊发从事防疫卫生实际工作者的文章，例如1941年2月24日，刊发军区政治部宣传科长张平凯的《开展卫生运动》一文，该文指出，开展卫生运动是与巩固壮大我们的力量不可分离的。过去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由于卫生工作不开展，不健全，疾病瘟疫曾普遍流行等，严重危害着军队，也严重危害着居民，特别是去年夏秋两季，在部队与居民中的疾病现象，是非常令人痛心的。我们过去在某些地区，因为注意开展卫生运动而疾病的现象大大减少的事实，也足以证明[7][p460-461]。另外，《晋察冀日报》刊登卫生常识，印发冬季卫生教材，报道治愈疾病的秘方和处方等，提升广大边区群众的防疫能力。

（三）军政民联席会议领导部署工作
虽然边区各地防疫卫生运动在不同程度开展着，但边区群众旧有习惯较难改变，并且防疫卫生运动带来的改变会触及部分群众的眼前利益，因而有不少阻力。运用军政民联席会议的办法，成为当时深入开展防疫卫生运动的重要行动。1942年2月15日，边委会召开首次军政民卫生联席会议，军区卫生部代表、各群众团体代表暨边府代表等多人参加会议，研究落实防疫卫生工作。会议首先通报了上年秋天以来疾病蔓延的态势，分析了病疫仍有可能严重流行，要求全边区军政民密切注意、主动预防。会议研究决定采取七项措施。1942年3月8日，《晋察冀日报》以《广泛开展卫生防疫运动——边区召开卫生联席会》为题，详细报道了联席会议内容及其具体要求。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是研究春季卫生运动，其决策与部署对全年和今后一定时期的防疫卫生运动都有指导意义。

边区及县乡村迅速组织起来，落实联席会议要求。1942年3月7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通知各县改良卫生设施。通知称，为粉碎敌散放病毒的阴谋，必须注意消灭老鼠、蚊蝇等病疫媒介。对有关公共卫生及家庭卫生设施，必须力求改良。同时提出了若干措施[7][p512]。1942年3月11日，井陉路北县政府召开当地和部队医务人员座谈会，探讨为群众防疫灭病、防止日军投毒的具体措施，制定近期防疫卫生活动实施方案，教育广大群众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破坏，从洗手、洗脸入手，养成良好的生产、生活习惯[16][p333-334]。五专署为驱除病魔保护民众身体健康，召开清洁卫生会议，检查各处的清洁卫生工作，召集村干部布置突击的方法，落实挖掘井泥、井上造盖、厕所限量、粪便经常撒草木灰、猪圈勤垫土、粪堆速运到地里、室内外和街道勤清扫勤泼水、不随便吐痰泼污水、有病速治、注意检查等措施[17]。

（四）组织起来创造性地开展防疫工作
经过边区政府努力发动引导，当地八路军驻军大力支持，边区各地建立起若干防疫卫生的民间组织，为群众治病救人，提供防疫卫生咨询。比如1942年3月，阜平县召开医生座谈会，成立县区医药合作社[7][p513]。1942年春天，龙华县四区流行一种瘟疫，2780多人患病，长岭一村患者达500多人。县四区医药研究会将32名医生分成七个小组，分批到各村诊治，拯救了2500名患者，其余200多病人也渐渐好起来[7][p515]。1942年6月，平山县抗援会暨医界名流发起成立了医生抗日救国会，在防疫卫生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参与防疫卫生的积极性高涨，创造性工作普遍开展。例如1942年8月，晋察冀军区创建了指导杂志《卫生建设》，刊发了大量工作信息、领导言论、署名文章、成功经验，传播了防疫卫生知识，发挥了重要的宣传引导防疫卫生运动健康发展的积极作用。当时医药奇缺，医务人员想法制作代用品，努力收集民间药方，积极运用中医中药治病，如用针灸治病，用大黄、冰片制造创伤粉给战士作急救包，用青核桃皮制作“扑疟母灵”，都收到了良好效果。此外，边区派出医疗队下乡治病收到了极好的效果。例如1943年夏天，行唐、灵寿、平山等地病情严重，晋察冀军区派出医疗队，从8月10日起，经过三个半月的工作，施诊10 124次，治愈8354人。边区政府拨付灵寿县1500元病灾救济款，并派13名军医组成医疗队赴灾区协助县内医生抢救治疗了6000余名病人[18][p618]。1943年秋反扫荡前后，全区派出医生、干部104人，组成20个防疫组分赴各地为群众防病治病，经治村庄384处，63 403人次，治愈率达71.6%，制止了病疫蔓延，稳定了人民群众情绪，扩大了子弟兵的影响力[7][p406-407]。

三、晋察冀边区防疫卫生运动的历史作用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防疫卫生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人民群众与疾病作斗争的重要运动，救治患者，控制疫情，提高边区人民防疫卫生意识，加强军民血肉联系，为保障抗战胜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具体而言，其历史作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救治病患控制疫情，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与群众的生产能力。晋察冀边区防疫卫生运动控制了发病率，降低了死亡率，保存了抗战有生力量。1942年，全区疫病大流行，疟疾发病率高达2.07%，到1944年下降到0.17%，其病亡率由原来的0.81%下降到0.3%。痢疾的发病率在1942年为0.52%，1944年下降到0.005%，病亡人数也明显减少[19][p72]。实践证明，晋察冀边区防疫卫生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疫病的发病率和病亡率。晋察冀边区防疫卫生运动的深入开展，边区部队指战员增强了体质，减少了病员，提高了战斗力。如1944年，不仅连续打胜仗，还开展大生产运动，晋察冀边区机关部队开荒五万亩，修滩地两万亩，产粮200多万斤[20][p101]。边区环境卫生得到很大改善，人民群众注意卫生习惯，体质增强，减少了发病率与病亡率，人口恢复增长，劳动力逐步增加，农业生产力得到有效增长，保障了大生产运动的顺利发展和抗战的胜利。例如北岳区人民摆脱了病慌，全力投入大生产运动，1944年增产原粮1.7万吨。曲阳、定县、定唐三县粮食产量超过了战前最高水平[20][p101]。

二是极大整合防疫卫生力量，促进防疫卫生体系初步建立。在部队系统方面，晋察冀军区、各军分区都设有卫生管理部门、部队医院和医疗队不断发展壮大，卫生医药教育机构也得到长足发展。在行政系统方面：边委会民政处下设卫生科、区上设咨询机构卫生设施指导委员会、各县建立了卫生组织。在地方，晋察冀边区成立了医药委员会，负责指导下级组织研究卫生医疗工作，直接接受政府主管部门领导。在行政组织上，晋察冀边委会民政处设立了卫生部，负责调查研究设计推动领导卫生工作。区上建立卫生委员会等。在社会上，组织起清洁卫生委员会、医药研究会、医救会、医疗（药）合作社等群众组织，服务于人民群众的防疫卫生工作。与此同时，边区部队的医院有很大发展，带动了地方医疗设施的创建与扩大。一些中西医药店陆续恢复营业，新设的医药机构也在边区各地兴起。政府资助、部队支持，给予边区群众积极治疗，实行公益治疗，优惠或免费提供药品与服务，使边区医疗条件大为改善。边区政府为了深入落实卫生防疫工作，解决医务人员的缺乏问题，积极对各种专业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先后派遣医疗骨干协助地方开办中西医训练班、妇婴卫生训练班、村镇卫生员训练班，培养扩大了卫生防疫队伍。据不完全统计，1944—1945年帮助地方各级政权训练卫生人员222人[9][p55]。专业医疗卫生人员发挥技术优势，为边区的卫生防疫工作贡献力量。

三是增强卫生观念，密切了军民关系。随着防疫卫生运动和宣传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广大边区群众认识到了病源、病因、病害，抛弃了几千年来形成的一些封建迷信、信天由命的旧观念，开始相信科学，讲究卫生，信服医疗，促进了社会卫生文明的发展。尤其是经过防疫卫生运动，改变了广大群众的精神面貌。《晋察冀日报》报道，行唐县九口子村家家户户注意卫生，每天上午由妇女儿童扫卫生，清洁卫生，已快养成习惯，如今村里没有生病的，每个人精神爽快，生产也起劲[21]。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门发挥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一直重视，时常提醒通过医疗措施密切军民关系。部队各级卫生机关都认识到协助居民医疗，宣传卫生常识，是卫生部门密切军民关系的最好方式之一。各卫生机关与居民打成一片，实地参与地方卫生工作格外重要。晋察冀边区子弟兵在驻军期间，不仅在群众纪律上，在生产上、军民关系上充分体现着“八路军是人民的军队”，在医疗卫生战线也得以充分体现[9][p6-7]。凡是部队机关所驻村庄，居民卫生工作就随之开展起来。除门诊时间为老百姓看病外，在不同季节不同疾病流行的情况下，协同当地居民进行环境卫生和卫生宣传教育。在1943年至1944年间，各地部队都是很注意为居民介绍疾病预防方法，与居民一起开展军民卫生大扫除，与地方共建军民卫生委员会，印发预防疾病的小册子，以及上卫生课、印发小报、张贴卫生标语等[9][p53]。1943年8月，行唐、灵寿一带斑疹伤寒流行，部队和群众发病人员较多，死亡率很高，给群众造成严重威胁。白求恩卫生学校组成了医疗组，深入游击区，挨家逐户突击抢救治疗，发动群众落实各项预防措施。经过一个多月的日夜苦战，终于控制了疫情，治好了大批病人，稳定了人民群众的情绪，扩大了八路军的影响。许多老乡说：“是八路军给了第二次生命。”[1][p75]人民军队的医务工作者，在恶劣的环境下，在碉堡林立之区，在枪林弹雨之中，饱受风雨摧残、饥饿疲乏的侵袭，始终不辞辛苦，不怕牺牲，坚守岗位，为老百姓治病救命，更密切了军民关系，产生的了良好的影响。万寺院一个老妇人说，还是咱们的政府好，八路军和咱们是一个心眼，死也不该忘了八路军。有的说：“鬼子给我们造成的病，八路军给咱们治好病。”当医疗组配合政权，给病人治病并给予粮食时，老乡们都说：“这可知道谁是亲娘，谁是后娘了。”[9][p55]

总言之，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防疫卫生运动的开展，改变了军民的卫生习惯，促使乡村卫生面貌焕然一新，扼住了病疫横行的势头，取得了巨大成效，为党和国家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财富。但疫病流行是个复杂的顽症，在当时艰苦抗战的形势下，不具备采取大规模卫生建设的条件，从根本上彻底清除瘟病流行的基础。因此，在解放战争期间，仍有瘟疫流行，但其势头与危害远小于抗战时期，得益于抗战时期的防疫工作，这也印证晋察冀边区防疫卫生运动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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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3.008

[中图分类号] K26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20）03-0064-0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晋察冀日报》与‘子弟兵’话语体系建构研究”（19YJC710047）。

作者简介：刘意（1981—），男，湖南道县人，法学博士，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清华（1951—），男，河北河间人，河北省贸促会原巡视员。

责任编辑 梅瑞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