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变革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机遇、挑战与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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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变革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机遇、挑战与策略分析
张晋铭，徐艳玲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 人工智能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标识与驱动力量，其技术发展与应用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产生深远影响。国家公共卫生事业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是保障人民安全健康的首道防线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前提，当前实现人工智能对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变革意义重大。人工智能在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应用具有能够增强公共卫生领域安全预测能力、提升公共卫生领域健康治理水平、加快公共卫生领域药物研发速率、缓解公共卫生领域医患关系等重要优势。同时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人工智能化也面临着治理前提缺乏、治理主体缺位、治理方式错位、治理制度伦理缺失的现实困境。当前实现人工智能与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深度融合，需要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在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战略布局，确立人工智能变革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风险评估与保障制度，规范人工智能在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变革中的价值向度，构建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专业人工智能人才制度，这不仅能为当前化解疫情增添方法与途径，同时更能为保障人民持久安全健康提供指导与反思。

[关键词] 人工智能；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变革；新冠肺炎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次重大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与重视。毫无疑问，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超出绝大多数人预期，防控疫情面临严峻挑战。在这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指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任务。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发力，切实推进依法防控、科学防控、联防防控。”[1]总书记在重申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前提下，系统阐述了当前面对疫情提高国家防控治理能力与健全国家公共卫生事业的重要意义，对于当前变革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近年来，得益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在传染病防治领域的地位日益重要，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无论是疫情科研方面的攻关任务，还是疫情现场诊疗与防控环节，以及疫情后端信息化平台搭建，处处都存在着人工智能的身影。人工智能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正在这场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面对当前严峻的疫情，如何确保人工智能充分应用于疫情防控工作中，并进一步化解人工智能与国家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变革的技术壁垒与伦理规约，以提升国家公共卫生安全治理水平能力，是当前及今后需关切思考的重要问题。

一、人工智能：应对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伟大斗争的新型技术
在正式谈论人工智能与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关系之前，我们需要首先明确新冠肺炎这场战“疫”的性质。马克思曾说：“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2](p10)指明了当今社会依然是一个存在变数与风险的有机体。利用习近平总书记在7·26重要讲话中深刻揭示的“四个伟大”内在逻辑，当前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就是“四个伟大”当中的“伟大斗争”，也就是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中所需要准备与应对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是新时代我们应对一切所未遇到过问题的出发点，也是贯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的“底线思维”。而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占据第四次工业革命先发优势与重要位置的“指向标”，更需要我们从技术层面搞清楚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这场“伟大斗争”的主要特征、表现形式、基本规律等重要问题，这对于我们今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意义重大。

人工智能自1956年首次被提出后，这一技术的内涵与概念以及实际应用都在不断延展。21世纪以来，伴随现代技术发展的突飞猛进，人工智能正在进入新一轮的高速发展期。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建立在图形处理器通用计算高性能运算架构所产生的计算资源以及互联网大数据计算之上，通过两者的融通与转化又出现了新型基于套嵌式的多层次模式识别的高强度学习算法。同时各种大数据为这种高强度算法提供了多维空间的模拟数据，利用图形处理器芯片进一步减少了中央处理器在同时计算上存在的短板，为高强度学习的模拟配备了更大数量、更高速率的技术支撑。同时高强度学习利用对低级层特征的筛选与组合，进而模拟出更加高级与抽象的高层级类别与形式，并利用学习的自主分布特点对任务进行逻辑推演与特征归拢，从而形成一种“挖掘资源、学习自主和认知主动”为主要分析方式的机器学习范式。在这种学习范式共振下，人工智能最终将演进为能够自我学习、自我推断与自我革新的现代技术，以一种近乎人类的思维方式处理与解决现代社会的复杂问题。

在此基础之上，依靠人工智能自主学习、推断与革新的能力，人工智能进一步衍生出对学习能力的自主强化、对学习方式的自主转换、自动生成对抗网络等更加新型的算法，推动了算法模型、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方面出现迭代式的技术突破[3](p80-82)。就像吉姆·格雷（Jim Gary）所讲，一种数据密集型的科学发现（Data-Intensive Scientific Discovery），简称为“第四范式”的科学研究方式已经出现[4](p1-2)。其中这一范式的典型代表就是人工智能。当今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在政治、卫生、医疗、教育、交通、传媒、网络等多领域广泛应用。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历史的有力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5](p597)。人工智能作为一项划时代的技术，它必然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史无前例的冲击，人工智能的技术特点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人与技术的关系，进而全面影响我们的政治、经济、社会。毫无疑问，人工智能的价值不仅仅只体现在技术层面，还势必在增强国家治理能力层面起到更多的助推作用，尤其对关乎人民安全健康的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的提升具有巨大潜能。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起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必然属于我们在新时代所面临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伟大斗争的一部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改革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理应也就成为我们当前应对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伟大斗争的关键技术。

二、人工智能对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技术嵌入的时代契机
同传统安全的技术嵌入不同，人工智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应用主要体现在知识生产与问题分析。公共卫生安全作为一种非传统安全，通过人工智能的技术嵌入能够为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应对各类公共卫生风险事件提供更为精确与有效的预测、感知和纠错机制。这种建立在大数据分析基础上的安全感知预测模式能够关联同时出现的冲突特征并对其进行自为识别，实现安全风险预知的智能化，进而统合安全中的“预测、抵御、检测与响应来构建一套自适应安全架构（Adaptive Security Architecture）[6](p3-4)。在此基础上，各类安全风险因子的产生途径与发生概率会统一合并入由人工智能所搭建的防御风险模型中，人工智能根据当前风险的等级与情况快速自主选择应对策略，并在应对过程中逐渐升级安全防御机制等级，从而构建更加稳固与有效的安全防控体系。人工智能这种技术特点对于当前抵御与控制新冠肺炎这类重大疫情，构建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安全防控机制，具有重要优势，主要表现在：

（一）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安全危机预测方面的优势
一方面在人工智能技术嵌入下，公共卫生安全危机预测的范围与类别不断扩大，同时预测的准确性与时效性进一步得到保证，逐渐在数次风险预测下智能构成一种稳定的预测防护机制。人工智能通过在应对公共安全风险中收集风险数据量，不断减少安全信息的未知性以及构建相应的公共卫生安全方位模型，以便更准确地预测公共卫生安全出现危机的可能性，并将公共卫生安全危机预测介入到社会安全治理全领域中，进而全方位遏制各类安全危机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健康治理水平提升方面的优势
在关乎健康治理问题上，人工智能所包含的智能识别与决策功能以及数据收集与匹配功能都可以应用其中。利用技术嵌入实现健康治理并非最近才提出，早在20世纪70年代一种类似于跨越部门间进行统筹协调治理的模式就已被世界卫生组织提出。2018年中国政府报告中也提出加快对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制药、第五代移动通信等技术的研发与转化。实现各类传统行业、区块链和价值链的人工智能化覆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各传统行业领域的全方位升级。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人工智能化对于突发重大疾病的防控、医疗服务体系构成的优化、生物医学发展主导权的抢占作用关键。经过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的医疗健康体系，会逐渐形成一套集预测、问诊、治疗、后期保健等为一体的健康防控安全网络，并通过健康医疗大数据与互联网构建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健康保障体系。

（三）在公共卫生领域的药物研发效率方面的优势
利用人工智能的自主筛查功能，可以对新冠肺炎患者的病毒数据库进行筛选，利用自身强大的大数据信息处理计算能力，对从数据库中候选的各类病毒样品进行有效评估，可以大幅度短缩疫苗药物的研发速度与降低研发药物的后期成本。同时，人工智能对药物的研发建立在海量数据的推演下，因此所研发出的药物具有更安全、副作用更小、药物活性预测有效性更高的特点。新冠肺炎存在传染性强、潜伏期长、致死率高的特点，新型冠状病毒的成因目前难以追溯，仅仅依靠部分患者提供的碎片化病情数据信息不能提炼病情发展的规律与后续治疗的方案。而人工智能则能够利用深度学习功能在大量处理分析新冠肺炎患者病情状况下获取患者基本的病情特征与具体细节，进而建立有效的生物学病情因果关系模型，通过智能学习与处理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组测试，为下一步研制抗病毒疫苗提供保障。

（四）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医患关系缓解方面的优势
人工智能的技术嵌入将会大幅度增加有效的医疗资源，从而弱化医疗行业长期存在的医患矛盾，促进医疗行业的人性化发展。医患矛盾长期存在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医疗资源严重分配不均，医疗资源的缺失就会造成医生难以为病人提供及时的诊断或者错过治疗的最佳时期，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也就无法取得应有的或者理想的治疗措施与医疗资源。当前武汉所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几十天内确诊人数持续呈飞速增长势头，很大原因并不在于这次疫情所感染的病毒在治疗方面的难题，更多原因在于大量已经出现症状的患者或无症状的潜伏患者难以获得治疗的机会与条件，武汉各大医院一床难求已经成为当前病情控制的首要难题，这从一定程度上指明了医疗资源缺失或者无法得到高效合理使用对于公共卫生安全所带来的严重风险。因此在诊疗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的智能运算安排与服务辅助，在补充医疗服务力量的同时，更加合理与科学的分配医疗资源与提高就诊效率。这样患者能够获得更为理想与满意的医疗服务，医患关系会逐渐得到缓解，从而有效避免在公共卫生领域因医患之间供需关系不对称而造成的安全风险系数增高的情况发生。

三、人工智能变革公共卫生治理体系面临的挑战与困境
科技革命一旦发生，政治地缘结构与社会治理等多方面必然会受到影响，作为社会安全治理环节中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也相应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人工智能对技术的突破极大程度上改变了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整体格局，在对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实现前所未有升级与改造的同时，也存在着技术应用本身存在超预期设想的可能，造成当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嵌入后，会对国家安全战略的稳定性、社会安全治理的有序性以及公共卫生安全技术的可靠性提出质疑与挑战。此外，人工智能综合应用的交叉网络化还会进一步放大这种挑战造成的风险系数。相对比于其他发达国家，我国在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人工智能化发展还不够充分，人工智能在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疫情防控、基因整合、临床大数据、智能化保健等领域的汇集、存储、分析和运算处理能力不够，同时缺失学科交叉、研学协同的机制保障。我国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人工智能化面临着技术与治理体系不相适应与融合的问题，造成公共卫生体系治理前提、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和治理制度伦理等方面的现实挑战与治理困境。

（一）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人工智能预警机制尚不健全
在我国，人工智能对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技术嵌入比较集中与单一，主要侧重于一旦公共卫生事件突发，利用人工智能辅助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后续治疗，人工智能化的医学治疗长期以来被视作应对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变革的首要目的。目前绝大部分公共卫生事业单位与人工智能企业都将管理与研发的重心聚集于此，着力开发出一批诊断与辅助治疗的人工智能医用产品，但是对于如何借用人工智能的智能化预警功能实现对新冠肺炎这类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提前预测与控制还存在短板。怎样破解公共卫生治理当前的难题，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场景由后期的治疗阶段向公共卫生治理前端的预测防控与健康保健转变，并确保预测机制在公共卫生治理的各环节施行，十分重要。

我国在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人工智能应急机制尚不完备，同各大医院、科研院所、制药公司等机构的合作还处于前期探索阶段，难以实现高效合作。医院作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主要场所，智能化的医疗信息系统尚不健全，不同地域与类别的医院之间防控机制标准不一，影响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整体能力。此外，我国人工智能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数据获取渠道十分有限，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数据掌握主要来自政府所提供的防控与医疗数据，以及少量与国外医疗机构合作获取的数据，这对于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预警机制十分不利。在利用人工智能发展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上，我国缺少既能掌握前期防控技术同时又具备后期诊疗能力的综合性人才。在公共卫生治理过程中，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分工过于明确，缺乏横跨不同行业与学科的综合性人才。这就造成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具备预警防控专业管理职能的公职人员却不具备基本的医学信息与医疗方法，同样道理具备基本医学信息与医疗方法的医学人才又难以进入预警防控管理的第一线。基于此困境，当前利用人工智能发展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预警机制离不开“人工智能+政务管理+医学背景”的综合性专业人才的介入。

（二）多元化公共卫生治理主体“功能性”缺位
在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充分渗透入社会各领域的今天，理想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人工智能化格局依然与现今实际情况存在出入。尤其是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与日俱增的社会现实下，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法律法规依然不够健全，人工智能科技市场逐利趋势持续抬头，地区性的公共卫生安全事故与患者隐私数据泄露事件不断发生。不可否认，我国当前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经过长期的探索，已经形成了以高新技术为依托的较为系统与多元的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体系，也相应建立了一系列人工智能公共卫生治理机制与措施，但由于中国人口多、地域广、区域异质性强的特点，并且还处于社会转型以及深化改革时期，社会产生变化的频率、速度较高，一定意义上讲政府难以应对现阶段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对信息更全面、及时与准确的需求。当前公众对公共卫生治理参与不足与对治理体系存在的不满现状表明，人工智能对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技术嵌入状况不容乐观。公共卫生治理要想更加多元，人工智能技术冲击下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能否顺利发展值得深思。

（三）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与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仓促变革出现错位
由政府直接管控的政务部门与施行的治理措施带有明显的积极性不够与发展动力不足的特点，造成传统的公共卫生治理思维在认知与施策方面产生阻滞。当前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就是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想提高公共卫生治理的标准与能力，需要在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框架内综合利用各项法规制度，依托政策法规的既定执行力，将制度优势逐渐转化为科学有效的组织协调能力。以政府单独管控为基本方式的传统社会安全治理结构，同人工智能时代下数据公开、相互兼容不对称。建立在因果联系上的传统公共卫生治理思维，一定程度上难以适应依靠数据与算法支撑的人工智能大环境。长期以来以管理为首要原则、以服务为次要标准的权威管理模式影响传统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对既有数据的开放共享与各利益主体间的协作互动被搁置，违背了人工智能技术背景下数据共享与互联互通的初衷，造成的后果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致使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变革过于仓促，出现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与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改革仓促的错位。

（四）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制度模式规约”与“技术伦理规范”缺失
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需要通过科学高效的制度提供保障，这是决定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现代化能否实现的重要标准。尽管在中国出台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着重强调了法律法规与社会问题探究对于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基本规定性，但可视化浅、可操作性难、可执行性弱已经对人工智能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发展造成影响。同时经过深度智能化学习与有效合并计算后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尽管具备了短时间内精准预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可能，但在接受人工智能技术提供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帮助的同时，也不能避免人工智能技术做出某些超出人类预知范围的行为。此外，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涉及伦理道德与人权尊严等问题，如若长期缺失相应制度的管理与社会伦理的规约，便会超出公共卫生治理体系逻辑框架，无形中为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管理增添风险性与不确定性，当前人工智能在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更加紧急、合理与科学的治理方案出台。

四、人工智能时代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变革的路径选择
对于全方位推动人工智能与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有效融合，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工智能技术之于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重要功能，需要人工智能与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统筹推进。人工智能不仅是中国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的关键因素，也是保障人民安全健康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中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国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式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7]一方面这需要我们要发挥人工智能技术之于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价值和功能，并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这是实现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改革的前提。另一方面还要构架起人工智能技术与公共卫生治理体系间的桥梁，实现两者的有效融通，进而打通人工智能技术同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深度融合的渠道。

（一）完善人工智能在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战略布局
以中国当前现状而言，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既能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又可以维护国家安全与提升国际影响力。努力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自主性将不断增强安全领域的外部坚固性，尤其是技术竞争持续加剧，人工智能技术的自主性保障作用将会越发凸显。当前来看，人工智能已经上升为中国发展的战略层面，一套以支持人工智能发展为主要框架的政策基本确立，下一步国家将继续在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与体制创新中发挥人工智能的独特价值。今后对于如何完善人工智能在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战略布局上需做几点深入思考：

第一，怎样解决中国人工智能在公共卫生事业中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即如何处理人工智能发展与公共卫生领域人才、资金、机制和配套设施上存在的协调性问题。第二，怎样解决人工智能在公共卫生事业应用上正外部性与负外部性之间的平衡？正外部性是指人工智能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创新与升级，负外部性是指人工智能在变革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中可能会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第三，怎样解决人工智能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技术研发成果保障与地位维护？当前中国在公共卫生治理上一大部分人工智能技术专利为其他国家所拥有，如何保护本国在公共卫生治理中技术研发的成果与地位，尤为关键。

针对上述问题，关于完善人工智能在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战略布局可从以下方面入手：第一，强化对人工智能技术在公共卫生治理中的敏感度与理解力，突出强调对人工智能公共卫生治理核心技术的把控，构建可掌控、可持续发展的人工智能化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与创新体系，进而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在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变革自主权和研发主动权。

第二，创新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人工智能化的生态布局，在公共卫生体制机制、专业人才培养、公共卫生产业扶持和财政补贴等方面获得更为充足的配套保障，建立人工智能同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更强有力的合作关系以推动国家政策与各类社会资本共同发力，从而加强技术与政策管理之间的紧密结合与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可持续性。第三，避免人工智能在公共卫生治理环节可能出现的研发孤立问题，利用包容性原则和开放型原则将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充分融入公共卫生事业战略规划当中，加快技术成果转移以促进公共卫生治理体系顺利变革。

（二）确立人工智能变革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风险评估与保障制度
减少国家安全治理体系调试决策失误的风险和成本的关键在于安全意识的强化和风险应对机制的构建[8]。根据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发布的《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重要性》报告显示，安全可靠的技术基础是搭建良性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9]。这就说明减少人工智能的应用与发展对公共卫生治理所带来的社会风险也需要构建一套完整的公共卫生风险评估机制及保障体系，并从安全技术与安全管理等层面来协同防范公共卫生领域可能突发的应急事件。基于此，需要充分考虑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外部环境、伦理规约等基本要素，对隐私保护、伦理道德、数据收集、智能算法等方面可能会出现问题的要素环节实现提前预判，为人工智能在公共卫生治理环节的应用制定相应规范框架。

同时针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公共卫生治理可能会带来的健康、伦理、隐私等问题以及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前后阶段所存在的潜在风险，建立诸如公共卫生技术风险评估机制、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管理机制和公共卫生治理技术错误纠正机制等一系列安全管理机制，从算法容错容侵设计、漏洞检测和修复、安全配置等方面来增强人工智能自身的技术安全性[10](p22)。此外，还应加强人工智能的可检验性来强化这项技术应用于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可信任度与透明化，即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平息后，凡是涉及人工智能对突发事件的算法和数据都应该被完整保存和查验，相关涉及公共卫生治理的人工智能企业也应以公共利益为重，放弃一部分可能会妨碍问责的企业机密和法律维护，尤其是公共卫生领域这类高风险的公共领域更应尽量减少带有黑箱特征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在建立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风险评估与保障制度时，也不应将人工智能视作变革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唯一手段，同时也要积极发展和应用其他新兴技术来弥补人工智能本身所欠缺的功能。例如，利用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有助于解决人工智能在变革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中存在的数据隐私与安全方面的问题，这也是缓解人工智能在公共卫生治理领域造成技术寡头垄断的有效方式，其目的是为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在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良性发展。

（三）规范人工智能在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变革中的价值向度
人工智能作为一项现代技术，本身的价值向度是中性的，但需要防备技术的不确定性与人性的贪婪性对技术介入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如果对人工智能在公共卫生治理中嵌入预设的正向价值智能算法，并制定出具有正义感的价值目标，就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人工智能在公共卫生治理中的不正当或者恶意利用。美国皮尤研究中心针对人工智能的价值向度总结出三点建议：第一，不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何种领域，实现人类的根本利益应该作为首要出发点，这要求在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时努力寻求国际间的互动合作，共同应对可能出现的技术黑洞。第二，人工智能的价值向度必须要突出“人性化”，应用必须限定在全社会的实际需求与道德衡量标准之内。第三，本着以人为本的初衷研发这项技术，以为人类根本利益为考量适时改革政治、经济与社会体系，提高人机合作的效率和解决技术应用所导致的治理赤字问题[11]。

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亦不能疏忽对其技术伦理与价值取向的规范，对技术可能造成的社会风险与超出社会可控范围的预知风险需要从思想源头上进行预警与控制，确保技术在发展过程中的人机平衡。一方面，实现技术伦理规约化与可操作化的统一，建构一套能够置入“正向预防”伦理价值的技术规范与制约体系，确保人工智能技术伦理不再流于空洞与抽象，能够落实到具体的技术研发与体系设计之中，真正让技术的“工具化”性质同社会治理的“理念化”相兼容。另一方面，在发展技术的同时谨防对“以人为本”技术发展观的疏忽，努力架构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融通，确保人工智能的人机性质平衡。同时，也要平衡人工智能技术在风险管控与发展成长间的关系，在确保人工智能技术风险系数在可控范围内适当放宽技术发展的空间，并根据具体情况相应调整监控机制，保持技术发展与安全防控的相互平衡，避免因安全防控出现的误区而导致技术发展短暂停止的问题出现。

（四）构建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专业人工智能人才制度
现阶段我国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严重缺乏人工智能人才，主要表现为公共卫生方面的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专家短缺，加之我国各大高校人工智能人才输出供不应求，最后真正流入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人工智能人才微乎其微；另一方面当今社会在管理层面真正了解与管控人工智能的人才更加紧缺。人工智能对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应用与管理是一项高度专业化与知识化的工作，因此一方面必须提高与增设高校在人工智能应用与管理方面的课程，加速对具有人工智能知识专业化与管理规范化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在国家整个行政系统内部举办一系列人工智能教育培训活动，提升与加强国家公职人员的人工智能知识素养与管理经验，从上层建筑的认识上“去模糊化”。与此同时，还应加快实现政府与高端技术企业、高校之间的研管合作，从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现状来看，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等大型技术公司控制与垄断着人工智能领域的关键技术，要想真正实现人工智能在各行各业的应用落地，离不开同这些大型公司的交流合作。同时各双一流以及重点高校，基本配备了人工智能研发实验室与人工智能模拟设备，并逐渐开设有关人工智能方面的课程，努力为国家培养更多人工智能人才，这些都成为实现人工智能与国家治理同向同行提供重要基础。下一步要持续开展政府同企业、高校间的合作机制，让人工智能技术尽快在国家治理场景中落地，为人工智能应用于更多领域贡献力量。

当前基于新冠肺炎疫情已成为全世界所关注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家更应大力推进人工智能战略，促成人工智能在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创新，实现人工智能在公共卫生领域全方位的应用，提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能力，从而更加从容应对各种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让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安全健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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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雷·库兹韦尔.奇点临近[M].盛杨燕，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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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习近平.确保人工智能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九次集体学习[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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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Tony Hey，Stewart Tansley and Kristin Tolle，The Fourth Paradigm;Data-intensive Scientific Discovery，Redmond，WA:Microsoft Research，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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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Lindsey Sheppard and Andrew Hunter，“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TheImportanceof the AI Ecosystem，”CSIS，November 25，2018，https://www.csis.org/events/arti ... tance-ai-ecosystem.

[10]Karen Yeung，“Algorithmic Regulation:A Critical Interrogation，”Regulation&Governance，Vol.12，No.6，2017.

[11]Lanna Anderson，Lee Rainie and Alex Luchsinger，“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Future of Humans，”Pew Research Center，December 10，2018，https://www.pewinternet.org/2018 ... tion-and-survival/.

[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3.007

[中图分类号] D63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20）03-0056-08

基金项目：教育部当代社会主义重点研究基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大研究专项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SDZXWT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晋铭（1989—），男，山东潍坊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徐艳玲（1966—）,女，山东莱阳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申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