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全球治理赤字的中国方案及其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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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全球治理赤字的中国方案及其现实意义
刘世强

（西南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摘 要] 当前，全球治理赤字已经成为影响世界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全球治理赤字集中体现为国际权力的结构失衡、公共产品的供给缺位、治理机制的效用不足以及治理收益的分配不均。站在人类共存共荣的政治高度，着眼于维护国际社会的公平正义，中国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提供出了新的思路和方案，即坚持共商原则，推动全球治理的民主化；坚持共担原则，提高全球治理的行动力；坚持共建原则，推动全球治理机制的变革创新；坚持共享原则，确保全球治理成果的均衡普惠。这一方案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设计了可行路径，为提升中国的全球影响指出了明确方向，为推动自身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

[关键词] 全球治理；治理赤字；公共产品；治理机制

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国际社会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多，全球治理赤字成为影响世界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全球治理赤字。他指出：“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1]在出席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时，习近平进一步谈道：“全球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持续不断，气候变化、网络安全、难民危机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全球治理体系和多边机制受到冲击。”[2]这些全球问题凸显的背后就是全球治理的显著赤字。本文系统梳理了当前世界全球治理赤字的具体表现，深入探讨应对全球治理赤字的中国方案及其现实意义，以进一步深化对当前全球治理问题的研究。

一、当前世界的全球治理赤字及其表现
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持续深入发展，在带来技术进步、交往便捷和财富增加的同时也催生出大量跨越国界的全球问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然而，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难以解决不断增多的全球挑战，面临着明显的治理赤字。所谓全球治理赤字是指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不能有效管理全球事务、应对全球挑战，导致国际秩序出现失调紊乱的状态。具体而言，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存在明显的民主赤字、能力赤字、规则赤字和正义赤字。

（一）全球治理的民主赤字：国际权力的结构失衡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深刻调整，主要表现为新兴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它们抓住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通过内部改革和对外开放，实现了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国家富强。近年来，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普遍放缓，且伴随着社会转型的阵痛和外部环境的冲击，但其总体增长速度依然高于发达经济体。目前，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已占到全球份额的40%，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更是高达80%。然而，国际力量对比的历史性变化并没有充分反映在全球权力分配和决策机制的调整之中。当前国际社会的主要规则体系是二战结束后西方国家主导构建起来的，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它们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偏好。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样，“现有全球治理权力结构仍以西方大国为中心，全球治理规则……集中反映它们的国家利益与政策偏好，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合理和不公平的不利境地。”[3](p26)

在整体实力不断下降的背景下，西方国家正通过各种手段继续垄断国际规则的制定权，竭力压制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在国际金融领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份额和投票权改革进展缓慢，西方国家作为整体在关键事项和核心利益方面并未做出根本性让步。在国际贸易领域，西方国家认为传统贸易规则已经过时，力图通过构筑新的贸易规则以重塑其竞争优势。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三管齐下，一方面利用手中特权阻挠世界贸易组织（WTO）上诉机构法官遴选，致使WTO争端解决机制陷入瘫痪，另一方面交替运用谈判和关税手段迫使贸易对手做出让步，同时号召发达国家建立以零补贴、零关税、零壁垒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以争夺国际贸易竞争的制高点。在国际投资领域，美国无视公认的投资治理规则，以“国家安全威胁”为由阻挠正常的投资并购活动，导致国际投资秩序遭到破坏。此外，在网络、太空、海洋、极地等新兴领域，西方国家也在积极谋篇布局，以压制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可见，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权力和利益格局的必然调整，两类国家围绕国际制度规则的竞争博弈异常激烈。

（二）全球治理的能力赤字：公共产品的供给缺位
全球问题的改善有赖于充足和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全球治理的本质就是相关各方通过提供公共产品以解决全球问题的持续博弈过程。当前，国际社会的公共产品供给出现缺位，全球治理面临明显的能力赤字。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主导着全球治理的规则和议程，是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然而，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其继续解决全球问题的能力和意愿均出现下降。当前，美国面临贫富差距、族群矛盾、政党恶斗和意识形态极化等政治和社会问题。内部矛盾的激化使得美国领导人将主要精力放在国内事务上。特朗普执政以来高呼“美国优先”，拒绝承担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应肩负的国际责任，不仅通过退群、废约、脱钩等单边行为从国际事务中回撤，而且试图将自身内部矛盾转嫁给外部世界，成为加剧全球治理失灵的最大变量。欧洲作为冷战后全球治理的主要引领者，非常希望继续推进全球治理的各项议程。然而，受制于内部的多重危机，欧洲在改善全球治理方面显得力不从心。经济和社会矛盾的加剧塑造着欧洲各国内部的政治议程，高举反精英、反移民、反自由贸易旗帜的右翼保守势力在政治上不断得势，部分国家内部还出现了要求扩大自治权力甚至追求独立的危险倾向。随着越来越多民粹政党在欧盟国家执政或参与执政，政府推行“负责任的”欧洲政策的难度也越来越大[4](p136)。

伴随着实力地位的提升，新兴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愿意为世界和平和人类发展作出更多贡献。然而，全球治理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国际问题，涉及议程设定、资源调动、国际动员、规则建构等多个方面的能力建设。作为全球治理的后来者，新兴国家的能力提升尚需时日，不可能一蹴而就。国际体系中的广大中小国家普遍存在搭便车的心理，既希望享受全球治理的好处，又不愿担负更多的责任。一方面，中小国家实力有限，没有能力提供大规模的全球公共产品。即使能够提供一部分，也会由于贡献较少而得不到国际社会的积极认可。另一方面，中小国家拒绝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为不会像大国那样遭到国际社会的道德批判。此外，中小国家数量众多，协调相互之间的利益进而开展集体行动的成本较高。这些因素都助长了他们搭便车的心理，使得他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提供全球治理所必需的公共产品。

（三）全球治理的机制赤字：治理机制的效用不足
全球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一整套充分且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然而，与全球治理需求不断上升的现实相悖，当前世界的全球治理机制存在明显赤字，集中体现为全球治理机制的滞后性和碎片化。

第一，全球治理机制的滞后性。既有的全球治理机制主要由西方国家在二战结束后主导制定，以主权国家为主要行为体，以大国之间的冲突与合作为核心议题，带有强烈的国家中心主义色彩。冷战结束后，世界上出现大量的全球性问题，诸如国际组织、跨国企业、公民社会等非国家行为体也空前活跃，既有的国际规则不管是数量还是效能都出现严重赤字。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样：“这些规则本身就是为管理国际体系中的个体行为体、而不是为国际社会的整体治理而设计和制定的，所以，在管理全球公地和应对跨国威胁方面效用很低。”[5](p12)全球治理机制的滞后性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某个全球治理机制建立之后固守既有的治理议程，没有进行相应的议题和功能拓展，或者没有根据国际力量对比变化进行决策权力机制的调整，从而难以适应国际形势变化带来的新挑战。另一方面，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气候、网络、海洋、太空、极地等新兴议题不断涌现。这些领域缺乏普遍适用的国际规范，使得各行为体之间无序竞争，带来了严重的负外部性。

第二，全球治理机制的碎片化。与全球治理机制滞后相并行的是，全球治理机制的碎片化趋势。“国际社会对国际制度的需求，使得各治理议题领域产生了不少制度安排，但由于当今全球治理议题交叉重叠，各议题领域中的这些制度安排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统一，相互间契合程度低，甚至某议题领域的有效制度可能成为另一领域中的破坏者。因此，国际机制复杂性引发了全球治理政策的失灵。”[6](p113)比如，当前全球经济的治理既有二十国集团（G20）这样的世界性平台，也有代表发达国家利益的西方七国俱乐部，还有推动新兴国家合作的金砖合作机制。此外，诸如欧盟、非盟、东盟、欧亚经济联盟、南方共同市场等区域性组织是全球经济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大量跨国企业、非政府组织、智库也在利用各种会议、论坛、委员会等机制参与全球经济事务。某一特定机制为加强内部整合势必建立排他性的制度安排，不同机制之间也难免出现功能错位、沟通不顺、利益冲突等情形，这些都会导致治理机制的封闭性和碎片化，从而大大影响全球经济治理的效果。

（四）全球治理的正义赤字：治理收益的分配不均
自冷战结束以来，全球经济经历前所未有的增长，但财富分配却出现巨大失衡。在国家层面，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一直是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掌握着国际规则特权和舆论话语优势，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获益良多。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凭借自身禀赋优势参与到全球市场和国际分工体系之中，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实力地位的空前提升。然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获益较少，相对被剥夺感严重。这些国家要么没有建立起现代国家认同和稳定政治秩序，难以为经济发展和参与全球化提供基本的政治前提；要么没能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和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致使其不得不沦为西方主导的国际等级结构中的打工者，难以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前，由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组成的二十国集团（G20），其成员经济总量占到全球GDP的90%以上，这足以反映全球治理收益分配在国家间层面的严重失衡。

在社会层面，不同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空前扩大。经济全球化天然有利于技术和资本的力量，跨国企业、金融巨头在不断开拓的全球市场中大获其益。他们不仅富可敌国，而且通过资本力量操控媒体舆论、影响政策制定，使其利益主张能够得到更好的维护。相反，社会中大量的中下阶层却面临着利益空间收窄、上升通道受阻、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压力。此外，当今世界仍有数亿多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没有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根据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统计，自2010年以来全球财富的不公平程度进一步加剧，最富的0.1%人群大约拥有全球财富总额的20%，最富的1%拥有约50%，而最富的10%则拥有总额的80%—90%。在全球财富分布图上处于下半段的一半人口所拥有的财富额绝对在全球财富总额的5%以下[7](p451)。面对财富分配如此严重的失衡，那些在全球竞争中的失败者抵制全球化也就不难理解了。从美国铁锈地带的蓝领工人到法国走上街头的“黄背心”们，再到智利因公交票上涨走上街头的普通市民，全球各国的中下阶层都在通过实际行动表达对全球治理正义赤字的政治不满。

二、应对全球治理赤字的中国方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际国内大局，审时度势、主动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全球治理的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中国日益成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重要引领者。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始终站在人类共存共荣的政治高度，着眼于当前世界的全球治理赤字，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公正、合理和高效不断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案。

（一）坚持共商原则，推动全球治理的民主化
理论上讲，全球治理的权力结构往往是特定时期国际力量对比的反映。如果国际力量对比与权力分配格局长期处于失衡状态，必然导致全球治理危机，加剧世界的动荡与失序。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凭借强大的实力威望确定起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全球治理是典型的霸权式治理。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的实力地位显著下降，新兴国家和一批发展中国家发展迅猛，同时大量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事务中空前活跃，推动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深刻调整。在这一背景下，西方国家希望继续维持对全球治理的垄断性权力，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求增加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话语权，非国家行为体呼唤在全球治理中更大的作为，从而加剧了国家之间、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坚持共商原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的民主化。首先是全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全球治理的对象是跨越区域和国界的公共问题，这意味着全球治理需要世界各国广泛参与。“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理应平等参与决策、享受权利、履行义务。”[8](p481)除主权国家外，全球治理还需要动员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社会团体等非国家行为体的积极性，形成参与全球治理的强大合力。其次是全球治理过程的协商性。“全球治理过程是国际社会各行为体通过协调、合作、确立共识等方式建立或维持理想国际秩序的过程[9](p57)。中国反对将个人意志强加于人的霸权式治理，主张通过多元主体之间的平等协商和集思广益来找到解决全球问题的办法。习近平指出：“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对世界好、对世界各国人民好，要由各国人民商量，不能由一家说了算，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10]最后是全球治理权力的均衡性。当前，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话语权在全球治理的权力结构中还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推动全球治理决策权力更加均衡的配置可以缓解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不满，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习近平强调要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11]。

（二）坚持共担原则，提高全球治理的行动力
理论上讲，全球治理的能力赤字源于国际无政府状态下行为体自利逻辑所导致的集体行动困境。全球治理是典型的“公地问题”，需要国际社会通过集体行动提供充足且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在国内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是政府，它通过提供一系列旨在维持社会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公共产品以维持政治合法性。然而，国际社会并不存在世界政府，没有一个共同认可的中央权威来强制性地要求各行为体付出成本、执行决策。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成员都倾向于让他人付出成本，而自己坐享其成，这势必导致全球治理的集体行动困境。此外，国际社会成员往往实力地位不一、对全球问题重要性和威胁程度的判断也存在差异，因而必然会对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数量、领域、方式等问题产生分歧。比如要提供哪些国际公共产品，用多少资源来生产公共产品，不同行为体在公共产品生产过程中承担何种责任，收益分配的机制如何等，这些问题都关系到国际公共产品能否提供及其供应的水平和效率[12](p115)。

面对全球治理的能力赤字，中国主张坚持责任共担原则，通过有效地集体动力着力提升全球治理的行动能力。首先要树立共同的全球价值。如果国际社会成员不能从认识层面达成共识，那么全球治理的集体行动便无从谈起。事实上，当前全球治理的困境就在于不少国家并没有认识到人类的共同价值，甚至将个体诉求凌驾于全球利益之上。然而，在人类深度相互依存的当下，自我封闭没有出路、以邻为壑最终只能损人及己。正因为如此，中国大力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球治理的实践进程中形成多边合作的集体身份和共同认知。其次是确保权利责任的均衡。提升全球治理行动力的关键是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确保各行为体共同分担全球治理的代价成本，防止只享受利益好处却拒绝承担责任的搭便车行为，以实现行为体成本与收益的对等。“当它们自愿为全球公共产品提供做出的贡献恰好等于它们期望从各类全球公共产品中得到的公共产品时，治理均衡便实现了。”[13](p14)在这一过程中，各行为体要根据不同领域的轻重缓急，发挥各自比较优势，通过充分协商和合理分工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以实现全球问题的有效治理。再者要加强大国之间的协调合作。全球治理的参与主体众多，但大国之间能否达成战略合作对于推进全球治理尤为关键。中美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特别需要深化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上的沟通合作，这既可以为完善全球治理，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表率，又能够通过全球治理的合作减少猜疑、积累互信，进而为化解两国之间在传统安全领域的结构性矛盾提供历史契机。

（三）坚持共建原则，推动全球治理机制的变革创新
机制建设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环节，全球治理机制的质量和水平决定着全球问题解决的进度和效果。面临全球治理的机制赤字，中国主张以机制的改革创新为抓手，着力构建更加充分和高效的全球治理机制。

首先，高举多边主义大旗，推动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与整合。在政治安全领域，联合国经历了70多年的运转之后出现了能力不足、机构臃肿和合法性危机等问题，中国主张在广泛凝聚共识和充分政治协商的基础上通过渐进式改革重塑联合国的国际权威，同时反对个别国家对联合国合则用、不合则弃的机会主义态度，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现行国际秩序。在世界经济领域，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G20异军突起成为协调全球经济事务的主要平台。然而，成员国发展势头的分化、缺乏强有力的执行机制以及大国政治对抗的加剧使得其发展陷入困境。在G20杭州峰会上，中国大力倡导G20从危机应对平台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通过完善组织功能、议事规则和执行机制以提高效率，并推动关注议题的不断拓展来增强机制的生命力。在全球贸易领域，WTO的国际权威存在被削弱的风险。中国主张维护WTO的权威性，呼吁推进以协商一致、互惠互利为基本原则，以兼顾公平与差别、开放与自主为目标方向的世贸组织改革，努力凝聚推动WTO改革的国际共识。在国际金融领域，中国主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的进一步改革，同时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新开发银行的职能完善和业务拓展，以切实反映国际力量对比的新变化。此外，中国主张全球治理必须保持机制和政策的开放性，积极加强各类治理机制之间的有效整合与对接，防止治理机制的封闭化和碎片化。

其次，积极制定新兴全球问题领域的治理规则。当前，网络、海洋、极地、太空等新兴议题成了全球治理的新高地。这些领域普遍缺乏成熟且被广泛认可的治理规则，各方无序竞争将导致相关问题的治理混乱。中国主张推进建设全球治理的新机制新规则，为新兴领域的全球治理提供制度支撑。以全球网络治理为例，当前网络安全威胁日益突出，网络安全风险不断向各领域传导渗透，各国网络安全事件频发，导致了信息泄露、财富损失等问题，严重干扰了企业和个人的安全及生活。另一方面，世界主要大国纷纷将网络安全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竞相制定网络安全战略，开发网络技术和武器系统，以争夺国际较量的新高地。此外，由于利益诉求和政治认知的差异，国际社会针对网络安全的主要威胁、机制保障等缺乏统一立场，导致网络安全领域竞争有余、纷争不断。基于此，习近平提出国际网络空间治理应该加强对话交流，有效管控分歧，推动制定各方普遍接受的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制定网络空间国际反恐公约，健全打击网络犯罪司法协助机制，共同维护网络空间和平安全[14]。除此之外，中国还积极参与海洋、太空、极地等新兴领域的国际规则制订，以构建更加充分高效的全球治理规则体系。

（四）坚持共享原则，确保全球治理成果均衡普惠
从国际层面看，中国主张全球治理的收益应该在国家之间更加均衡合理的分配，以共享共赢为目标，不搞一家独大或赢者通吃。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一样：“世界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了，世界才能更好发展。”[15](273)在实践层面，中国积极开展对外援助，共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近4000亿人民币援助，派遣了60多万名援助人员，先后七次宣布无条件免除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对华到期政府无息贷款债务，展现了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责任与担当[16]。另一方面，中国不断呼吁将发展议题纳入重大国际会议的议事日程，致力于通过多边合作共同提高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待遇。近年来，中国倡议提出并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也是要同国际社会分享发展机遇，实现中国与世界的互利共赢。自2013年至2018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过6万亿美元，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900亿美元，为沿线国家创造了超过30万个就业岗位，将发展红利不断输送到这些国家[17]。

从国内层面看，实现共同发展是世界人民的普遍愿望，推动各国经济的包容和可持续发展是克服全球治理正义赤字的必然要求。中国一贯主张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要让发展更加平衡，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发展成果人人共享[8](p482)。具体而言，政府应加大公共产品供给力度，解决好贫困、饥饿等社会托底工作，通过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的政策倾斜来培育社会弱势群体的竞争力，同时加快完善利益补偿和转移机制，对全球化进程中的受损者进行必要保障，使得财富蛋糕能够更加公平地分配。在这一方面，中国为世界提供了很好的榜样示范。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通过经济发展、政治动员和社会参与大力消除贫困，数亿人摆脱绝对贫困，减贫数量超过全球的七成以上，成就了中华民族和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将促进民生改善、减少贫富差距作为治国理政的重点，通过创新社会治理政策、健全公共服务体系，着力解决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环境等社会热点、难点和痛点问题，不断增加老百姓的安全感、获得感和认同感。这些政策避免了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不仅体现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同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强劲动力。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分享脱贫和可持续发展的经验，共同做大分好全球财富的蛋糕。

三、中国方案的现实意义和价值指向
中国提出的应对全球治理赤字的思路和方案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战略视野和政治智慧。中国方案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蕴含着深刻的价值内涵，为完善全球治理设计了可行路径，为提升中国的全球影响指出了明确方向，也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

（一）中国方案为完善全球治理设计了可行路径
当前，世界正处在乱与治的重要十字路口。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导致各国利益深度相互依存，新兴国家和一批发展中国家迅速发展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更加均衡，“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然而，另一方面，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大国战略竞争日益激烈，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不断交织，全球治理赤字与国家治理困境相互联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极端思潮蔓延，“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空前凸显。如果仍由这些问题不断发酵并持续蔓延，全球治理体系和多边机制将遭受严重冲击，进而催生世界新的动荡和冲突。应对世界之乱迫切需要国际社会以破解全球治理赤字为抓手加强和完善全球治理。

由于全球问题的广泛性、系统性和传导性，破解全球治理赤字必须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整体和全局视野出发进行顶层设计。中国方案从治理主体、治理过程、治理机制和治理结果四个维度提出了完善全球治理的具体路径。从主体看，中国方案主张多方参与，充分发挥各主体的积极性，形成全球治理的强大合力。从过程看，中国方案注重平等协商，反对单边主义，不搞一方主导或由几方凑在一起说了算，通过持续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着力提升全球治理的集体行动能力。从机制看，中国方案强调与时俱进，通过渐进手段推动全球治理机制的变革创新，为应对各类全球问题提供有效制度支撑。从结果看，中国方案呼吁全球治理收益分配的公平公正，特别是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其民众的获得感。这一方案全面具体，充分考虑到了各方的利益关切，且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能够最大限度地凝聚国际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了重要力量。

（二）中国方案为提升自身全球影响指出了明确方向
软硬实力发展失衡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一大突出问题。经过新中国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的快速发展，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发展中弱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工业产值、对外贸易、科技水平、军事力量等硬实力实现了显著崛起。然而，相对于硬实力的快速增长，中国软实力的发展相对滞后，与自身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称。在保持硬实力增长的同时不断提升自身软实力是中国实现从大国向强国转变的必然要求。历史地看，一国软实力的提升首先取决于国内治理的成功。如果一国的治理模式和文化价值观能够推动国家现代化发展，进而不断增进社会大众的凝聚力和认同感，那么这套模式和价值观就具有了强大的吸引力。同时，一国软实力的获得还取决于其能否为解决人类共同关心的全球问题提供有效的治理方案。

“全球治理集中反映了世界主要规则标准和主流价值规范，检验着世界各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18](31)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一直是全球治理的主导者，通过提供全球治理所必需的公共产品获得了强大而持久的国际认同。然而，面对当前不断加剧的全球治理赤字，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在代表性和有效性方面都出现了明显危机。在代表性方面，西方国家希望继续垄断全球治理的话语权，难以反映国际力量对比的新变化，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没有得到合理表达。在有效性方面，西方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难以满足不断增加且日益复杂的全球治理问题。更重要的是，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国际社会之上，不仅拒绝承担应有的道义责任，而且试图将内部矛盾转嫁给外部世界，成为全球治理的“麻烦制造者”。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向世界提供力所能及的公共产品，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同时也有助于将自身的治理理念和战略转化为国际共识，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

（三）中国方案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相互联动、彼此嵌入，需要从整体上加以统筹把握。一方面，全球治理的有效推进需要主权国家良好的内部治理作为基本前提。实际上，大量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往往是国家内部治理失败并不断向世界扩散的产物，或者一些国家故意将内部问题对外转移的结果。一国越是能够实现良好的国内治理，越是奉行负责任的对外政策，就越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和影响。另一方面，全球治理的新形势、新任务也为主权国家推进内部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条件和动力。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样：“为了更好地适应全球交往，世界各国都需要主动或被迫地将本国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以及本国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的关系纳入其考虑范围之内，并需要相应地协调国内各种行为体的关系，推动内部整合，提升自己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参与能力。”[19](p31)

置身于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双重框架之下，中国既注重将自身治国理政的理念和经验投射到对外交往之中，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贡献自己的智慧和方案，又意识到需要在全球治理的宽广视野中审视自身发展，以全球治理的规范和要求倒逼国内治理的观念革新和体制调整。“打铁还需自身硬”。不管是实现全球权力结构的民主化，还是推动全球治理体制的变革创新，都需要不断加强自身的国家治理能力建设。首先，中国要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导向，持续完善国内治理，特别是实现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良性互动，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和治理水平，为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奠定良好的国内基础。其次，中国要积极推进涉外体制机制建设。当前中国对外交往涉及部门众多、领域广泛、挑战多样，既要充分发挥各部门各地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又要服务国家总体部署和统一安排，避免不同部门之间沟通不畅、相互推诿，确保党中央的意志能够得到快速有效和不折不扣地执行。再者，中国要进一步加强统筹谋划能力，善于在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的相互影响中思考问题，在内部力量和外部力量的互动转换中推动发展，在利用外部机遇和资源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同时通过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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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3.005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20）03-0037-0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全球治理能力建设研究”（16XDJ026）；西南财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推动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内在逻辑和实现路径研究”（JBK2005005）。

作者简介：刘世强（1984—），男，四川内江人，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西南财经大学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 申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