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与工艺学的初次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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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与工艺学的初次联盟
——兼论《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的理论地位
□张福公

（南京师范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出发，借助拜比吉和尤尔的工艺学思想资源，初步探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基本特征及其促进人类自由发展的现实意义，从而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工艺学的初次联盟。这一理论努力既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既有的理论缺陷、拓展了新的理论视域，又因伴随而来的理论困境而提出了新的理论任务。这一隐性叙事逻辑的生成标志着马克思的三重逻辑变奏：在理论视域上，实现了从既有的分工、交换和分配领域向直接生产领域的转变；在研究对象上，推动了从一般层面的物质生产叙事向特殊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批判的转向；在逻辑进程上，开启了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向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过渡。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贫困》构成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重要逻辑转折点。

[关键词] 工艺学；拜比吉；尤尔；《哲学的贫困》；历史唯物主义

《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既有研究视域中，我们通常是基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语境来勘定这一文本的理论地位，即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出发，借助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及其蕴含的阶级对抗要素，深刻批判了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经济学观点与形而上学的“序列辩证法”，并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从分工和交换层面推进到不平等分配和阶级对抗层面[1](p366-367)，从而首次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的联盟[2](p513)。这构成了该文本的主导叙事逻辑。然而，对于这一主导逻辑的焦点关注容易使我们忽视马克思在同一文本中所实现的另一重要逻辑推进：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分工和机器理论的过程中，将思想的锋芒从交换和分配层面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层面，并借助《布鲁塞尔笔记》中的工艺学研究成果初步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缘起和基本特征，初步克服了肇始于斯密的“泛分工论”①“泛分工论”是指混淆了两种分工，即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工场手工业分工和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分工，从而掩盖或忽视了工场手工业分工促进剩余价值剥削的资本主义特性。参见郑如，姚顺良：《“泛分工论”与唯物史观的最初表述——析望月清司“〈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两种分工、两种史论”说》,载《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等理论缺陷，从而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工艺学的初次联盟。

而工艺学（Technologie）作为一门现代科学肇始于18世纪的德国。德国工艺学家约翰·贝克曼（Johann Beckmann）的《工艺学导论》（1777年）标志着工艺学的真正诞生。他强调，工艺学是对一切劳动过程及其结果与原因的全面系统的说明②参见：Johann Beckmann,Anleitung zur Technologie,Göttingen:Wittwe Vandenhoeck,1777,S.XVI.，是关于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和工厂的知识③参见：J.H.M.Poppe,Geschichte der Technologie,Bd.I,Göttingen:Olms Verlag,1807,S.64.。他的学生约·亨·摩·波佩（J.H.M.Poppe）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工艺学思想。但由于德国工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德国工艺学还主要停留在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阶段。随后，查理·拜比吉（Charles Babbage）和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等人基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进程深入探究了机器大生产的主要特征、运行机制及其社会历史效应，从而实现了工艺学的现代转向。因此，工艺学作为工业革命的理论产物，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起源和矛盾运动。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第五笔记本中第一次摘录了拜比吉和尤尔的工艺学著作，它们在《哲学的贫困》中直接凸显为马克思批判蒲鲁东、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显性理论资源。目前，只有少数学者注意到马克思在该文本中对工艺学的积极借鉴④参见：孙乐强，《马克思机器大生产理论的形成过程及其哲学效应》，载《哲学研究》2014年第3期。徐丹：《尤尔的〈工厂哲学〉对马克思哲学发展的影响》，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5年。丁冬雪：《论拜比吉对马克思分工和机器大生产理论的影响》，南京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但并未深入发掘它对于马克思思想逻辑演进的重要意义。在笔者看来，在这一文本中，历史唯物主义与工艺学的初次联盟真正开启了马克思深入探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内在矛盾机制的新征程，因而成为他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向狭义历史唯物主义过渡的重要转折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基于工艺学语境重新审视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的深刻批判及其理论得失，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推进历史唯物主义建构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进程，而且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这一文本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中的理论地位。

一、蒲鲁东的抽象分工和机器理论
在《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通过对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漫画式改造，按照唯心主义的二律背反原则炮制出一套关于经济范畴的矛盾进化谱系，即分工—机器—竞争—垄断—警察或捐税。蒲鲁东特别强调：“我们要叙述的并不是那种符合时间顺序的历史，而是一种符合观念顺序的历史。”[3](p177)因此，蒲鲁东的唯心主义方法论和历史观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他对分工和机器的理解脱离了现实的历史进程。

实际上，蒲鲁东在他的成名作《什么是所有权》一书中就已经讨论了分工问题。在那里，他从人本主义哲学的角度重新阐释了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如果说斯密是基于分工和交换而深刻把捉到了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看不见的手”，那么，蒲鲁东则透过社会分工的框架洞察到人类共同协作所产生的集体力量。在蒲鲁东看来，这种力量构成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不竭动力，并蕴含着人类活动的公正平等原则和走向未来社会的客观趋势[4]。而到了《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基本延续了这一思路，并将分工设定为经济矛盾进化的第一个环节。借助黑格尔的“正题—反题—合题”辩证逻辑，蒲鲁东进一步指认了分工的肯定方面和否定方面。就前者而言，分工促进了职业的多样化，打开了创造财富的道路，同时“在工艺和自然的各个领域为我们开辟无限的前景”，因而是“实现生活条件平等和知识平等的方式”[3](p128)。就后者而言，分工既是财富和知识的源泉，也是精神衰退和文化贫乏的罪魁祸首，因而产生出种姓制度、等级制度以及统治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抗。同时，分工败坏了人的灵魂，造成人的能力与职业的专门化和片面化，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发展[3](p136-137)。基于对分工的二律背反分析，蒲鲁东在猛烈批判了政治经济学家和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各种分工理论和改革方案之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除非改组劳动，消灭分工的弊病，同时又保留它的有益作用，否则，分工原则所固有的矛盾是无法补救的”[3](p131)，并预言“劳动在专业化之后迟早终将进入综合化”[3](p133)。而这种综合化就是由分工必然产生的机器，于是就进入到经济进化的第二个环节。

蒲鲁东强调：“工业是在与分工规律相对立的过程中采用机器的。”[3](p164)也就是说，机器是分工的反题。第一，蒲鲁东认为机器是分工造成的各种简单劳动的集合，即“机器是把被分工所分割的各部分劳动联结起来的一种方式”[3](p167-168)。可见，蒲鲁东依然延续了斯密从分工理解机器的逻辑。不同的是，斯密强调的是分工的专业化和固定化所带来的专注力促进了机器的发明，而蒲鲁东则强调分工逻辑下简单劳动的联合产生出机器。但是，蒲鲁东的观点并不是建立在现实的工艺学事实之上，而是源于范畴的思辨推演。因此，蒲鲁东的机器定义是一种观念抽象，而缺乏真实可靠的现实依据。第二，蒲鲁东指出，分工与机器对应于思维中的分析与综合，正如劳动通过交替使用分工和工具而进行，推理也是通过交替加以分析和综合而展开[3](p169)。在这一观点中，蒲鲁东将工具和机器置于同等的地位，从而暴露了他对机器的工艺学认知缺陷，即混淆了机器和工具。第三，蒲鲁东强调，由于机器是分工的反题，因此，机器能够克服分工的一切弊端，恢复劳动的原初状态，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譬如，“经济上一采用机器，自由便突飞猛进”“机器是人类自由的象征，是我们驾驭自然的标志，是我们能力的属性，是我们权利的表现，是我们人格的标记”[3](p171)。第四，蒲鲁东指出，如果分工就是将劳动分割开来独立操作，那么，工场则是“根据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来组合劳动者”[3](p192)，因此，工场是机器的“最首要、最简单和最显著的产物”[3](p191)。可见，蒲鲁东也是以“工场是分工的反题”这一逻辑来理解工场手工业，从而将手工工场与机器置于同样的逻辑地位。这样一来，蒲鲁东就割裂了分工与工场手工业的内在联系。事实上，工场手工业的核心原则是分工，而不是机器。因此，蒲鲁东对于分工、机器和工场手工业之内在关系的理解是严重违背历史事实的。第三，蒲鲁东指认了机器大生产对工人造成的种种弊害，譬如，机器取代劳动，造成生产过剩和普遍贫困，激化阶级矛盾。他特别提到了机器对劳动的统治：“随着机器和作坊的出现，神圣的法权，亦即权威原则也进入政治经济学领域了。”[3](p196)这里，蒲鲁东较为深刻地看到了机器大生产中的微观权力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马克思后来所说的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关系。

总之，蒲鲁东的分工和机器理论在根本上只是蹩脚的思辨辩证法与政治经济学的粗陋混合物。不过，虽然蒲鲁东将分工与机器看作经济学范畴，但它们的实际内容已经涉及资本主义的直接生产过程，因而同样属于工艺学范畴。这也导引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抽象分工和机器理论的过程中开始真正深入到资本主义物质生产领域，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①严格来说，此时马克思还尚未正式使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词，直到《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才正式使用这一术语，并真正建立起较完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做出初步探究。

二、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对分工与工场手工业的初步勘定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猛烈批驳了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和形而上学方法之后便转向对经济矛盾体系的批判。在“分工和机器”一节中，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出发首先对蒲鲁东的分工范畴发难，初步勘定了分工与工场手工业的特定历史性及其资本主义特质。

（一）分工的历史特殊性与内在差异性
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从两个方面批判了蒲鲁东的分工范畴，同时也深化了自己对分工问题的理解。一方面，针对蒲鲁东只从一个“分”字来理解分工、进而把分工变为一种“永恒的规律”和“单纯而抽象的范畴”，马克思从历史性的角度深刻指认了分工的一定历史情境性与历史生成性。他指出，分工的真实历史进程决不像蒲鲁东用抽象的范畴所描述的那样简单，譬如，德国的第一次城乡分工用了整整三个世纪，15世纪的分工同17世纪的分工有着迥异的表现形式[5](p618)。这里，马克思从社会分工的层面准确指认了分工的历史差异性，这也是在《致安年科夫的信》中就已确立的观点。当然，马克思没有仅停留在这一层面，而是进一步强调了特定分工的历史生成性，即蒲鲁东所说的专业化分工绝不是“始于世界之初”，而“仅仅是在竞争居于统治地位的现代工业中才存在”[5](p623)。也就是说，一定的分工形式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生成的社会定在。由此，马克思深刻批判和超越了蒲鲁东的分工范畴的非历史性。

另一方面，受蒲鲁东从权威原则的角度分析机器工厂之二律背反（即机器工厂既通过废除分工的缺陷而促进劳动的联合，又通过权威原则来统治劳动）的启发，马克思首次明确区分了社会分工和工厂内部分工，从而迈出了克服“泛分工论”错误的重要一步。马克思指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和工厂的内部结构有共同的特点，这就是社会也有它的分工。”[5](p624)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道出了自斯密以来的“泛分工论”的逻辑基础，即只着眼于社会分工和工厂内部分工的共同之处而没有真正辨识两种分工的本质差异。其实，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受亚当·斯密和威廉·舒尔茨等人的影响同样陷入了“泛分工论”的窠臼①参见张福公：《论舒尔茨的物质生产理论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基于经济学和工艺学思想史的考察》，载《求是学刊》2019年第1期。。而此时马克思则在蒲鲁东的启发下初步指认了两种分工在权力关系上的差别与联系：“当现代工厂中的分工由企业主的权威详细规定的时候，现代社会要进行劳动分配，除了自由竞争之外没有别的规则、别的权威可言”[5](p624)，而且“社会内部的分工越不受权威的支配，作坊内部的分工就越发展，越会从属于一人的权威。因此，在分工方面，作坊里的权威和社会上的权威是互成反比的”[5](p624)。也就是说，社会分工表现为人受自由竞争原则的支配，而工厂内部分工则表现为工厂主对雇佣工人的绝对统治关系，这实际上已经开始触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劳资从属关系与微观权力机制。

当然，马克思没有仅仅停留在从权威原则角度对两种分工进行外部区分，而是进一步深入到本质性的历史发生学层面。他指出，两种分工都是历史的产物，但又存在根本的差异：社会分工贯穿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但它在前资本主义的各个社会形态（如宗法制度、种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中基于特定的物质生产条件又表现为不同的形态和规则。而作坊内部分工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处于极不发达的状态，这种由一个企业主（资本）所支配的相互分割的现代分工只是历史发展的产物[5](p624)。可见，马克思在历史发生学的层面上更深刻地区分了两种分工，特别是认识到工厂内部分工所蕴含的历史特殊性和资本主义特性。后来，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更加系统地阐明了两种分工的联系、区别及其资本主义实质。

（二）工场手工业的历史生成及其资本主义特性
对分工的历史分析必然会涉及工场手工业问题，马克思正是在批判蒲鲁东的“机器或工场是分工的反题”这一观点时首次论述了工场手工业的历史起源和基本特征。这不仅打破了蒲鲁东对分工和工场的非历史性认识，而且初步揭示了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性。

首先，马克思明确指认了工场手工业的历史特殊性，即它是“尚未变成拥有机器的现代工业，但已不是中世纪的手工业或家庭工业的那种工业”[5](p624)。这就意味着工场手工业是特定历史条件发展的产物。不同于蒲鲁东以二律背反的逻辑来抽象地推演工场的形成，马克思从现实历史角度论述了工场手工业的宏观历史前提和复杂历史条件，比如，随着新航线的开辟而出现的殖民地制度、海上贸易、世界市场和资本原始积累，以商人阶层崛起、封建贵族衰落为表征的社会结构变化以及大批流浪人口的出现等等。而且，在工场手工业的历史生成中，“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之间几乎到处都进行着激烈的斗争”[5](p625)。这里，马克思的分析基本延续了《形态》中的思路和观点，还尚未切入生产过程内部。

随后，马克思首次深入到直接生产领域阐明了工场手工业的微观历史前提、本质特征及其资本主义特性。虽然蒲鲁东同样认识到工场或工厂的特点是劳动在同一场所中的聚集，但依照他的抽象逻辑，分工就成为工场中劳动聚集的前提，而这无疑颠倒了分工与工场的真实历史关系。对此，马克思正确指出：“生产工具和劳动者的积累与积聚，发生在作坊内部分工发展以前”[5](p625)，“劳动者集合在一个作坊是分工发展的前提”[5](p626)。因此，工场手工业的直接历史前提和本质特征并非“将劳动分解并使专业工人去适应很简单的操作”[5](p625)，而在于“将许多劳动者和许多种手艺集合在一起，在一所房子里面，受一个资本的支配”[5](p625)。可见，由于工艺史知识的不足，马克思此时还无法准确区分有机的工场手工工业和混成的工场手工业，而只是指认了后一种形式。譬如，马克思认为，在16、17世纪，同一手工业的各部门之间的分工还未发展到足够发达细致的程度，以致“只要把它们集合在一个场所就可以形成一个完全现成的作坊”“16世纪末17世纪初荷兰的工场手工业几乎还不知道分工”[5](p626)。因此，工场手工业的优势“不在于真正的分工，而是在于可以进行较大规模的生产，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费用等等”[5](p625)。在这里，马克思准确抓住了同一空间场域中的劳动聚集与大规模生产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意义，并清醒认识到这种积聚并非出自劳动者的心甘情愿，而是资本支配的结果。

因此，如果马克思此前是从权威关系角度触及了工厂内部分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质，那么，这里马克思则在剖析工场手工业的历史生成与基本特征即资本支配下劳动的同一空间性积聚中进一步明确了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性。马克思后来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将这种生产方式科学地抽象为“协作”，并将其看作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相对应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一。而这既是斯密的分工理论所严重忽视的内容，也是马克思此前尚未关注的方面。因此可以说，马克思在直接生产层面对工场手工业之劳动聚集性特征的分析构成了他进一步探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性的起点。

三、机器、自动工厂与探寻人类自由发展的现实路径：拜比吉和尤尔的启示
针对蒲鲁东基于“机器是分工的反题”逻辑而提出的机器—劳动集合论，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通过积极借鉴他在《布鲁塞尔笔记》中所摘录的拜比吉和尤尔的工艺学著作[6]，从不同层面深刻批驳了蒲鲁东的抽象机器观，初步探究了自动工厂对于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可能路径。

（一）对蒲鲁东机器观的三重批判
首先，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出发深刻揭露了蒲鲁东机器观的唯心史观实质。按照蒲鲁东的观点，分工与机器只是一种单向度的否定关系，即分工是机器的前提，机器是对分工的否定。对此，马克思猛烈批判道：“先从一般的分工开始，以便随后从分工得出一种特殊的生产工具——机器，这简直是对历史的侮辱。”[5](p622)这是因为：（1）一定的机器在根本上决定着一定的分工。马克思指出：“劳动的组织和划分视其所拥有的工具而各有不同。手推磨所决定的分工不同于蒸汽磨所决定的分工。”[5](p622)在这里，分工作为一种劳动组织就是社会生产关系，而手推磨或蒸汽磨作为一种工具（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5](p622)。因此，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即一定的生产力决定着一定的生产关系，那么，一定机器在根本上决定着一定的分工。（2）在现实历史过程中，工具（机器）和分工之间绝非蒲鲁东所说的单一抽象关系，而是交互性的历史辩证关系。马克思指出：“生产工具的积聚和分工是彼此不可分割的”[5](p626)“工具积聚发展了，分工也随之发展，并且反过来也一样。正因为这样，机械方面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使分工加剧，而每一次分工的加剧也同样引起机械方面的新发明”[5](p626)。因此，蒲鲁东的机器观在根本上带有唯心史观的特性。

其次，马克思从工艺学角度给出了机器的定义及其演化简史。针对蒲鲁东的“机器是劳动的集合”，马克思直接借用拜比吉的机器定义即“当每一种特殊的操作已被分化为对一种简单工具的使用时，由一个发动机开动的所有这些工具的集合就构成机器”[5](p626)，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机器定义：“机器是劳动工具的集合，但绝不是工人本身的各种劳动的组合。”[5](p626)他进而从历史的角度批判道：“真正的机器只是在18世纪末才出现。把机器看作分工的反题，看作使被分散了的劳动重归统一的合题，真是荒谬之极。”[5](p626)随后，马克思按照机器—工具集合论的逻辑勾勒了机器的发展序列，即“简单的工具，工具的积累，合成的工具；仅仅由人作为动力，即由人推动合成的工具，由自然力推动这些工具；机器；有一个发动机的机器体系；有自动发动机的机器体系——这就是机器发展的进程”[5](p626)。这是马克思在拜比吉的启发下首次对机器做出的工艺学规定。当然，由于工艺学知识的不足，此时马克思还无法辨识拜比吉机器理论的缺陷。

最后，马克思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指认了机器发明与应用的社会关系因素。针对蒲鲁东认为机器的发明应用是源于天命的慈善目的，马克思借用尤尔的观点针锋相对地指出，机器和自动工厂的出现绝非出于慈善，而是资本家利用机器体系统治工人的结果，是资本家和工人长期斗争的结果。尤尔称赞阿克莱的伟大贡献就在于通过发明自动机器而建立起工厂法典，迫使工人抛弃旧习惯、遵从机器体系的需要和规律。而马克思却从中看到：“机器的采用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简化了作坊内部工人的职能，集结了资本，使人进一步被分割。”[5](p628)这就引发了围绕机器而展开的长期斗争，即“自1825年起，一切新发明几乎都是工人同千方百计地力求贬低工人特长的企业主发生冲突的结果……因此，在18世纪，工人曾经长期地反抗过正在确立的自动装置的统治”[5](p627-628)。工人与机器的斗争恰恰反映了劳资关系的矛盾激化。

（二）“自动工厂”对工场手工业分工的扬弃与人类自由发展的“能有”①之径
①“能有”概念是张一兵教授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所使用的一个特定术语，用以指认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确立的一种新的科学方法论和理论质点，即从现实的“是”中引申出科学的“应该”，从现实中生成出可能的进步（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三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10页）。

不可否认，蒲鲁东和马克思的奋斗目标都在于破解所有权的“斯芬克斯之谜”，在积极扬弃私有财产的过程中追求人类解放和自由发展[7]。只不过，由于蒲鲁东的整个理论脱离了现实的历史进程，因此，他的解放路径只能是乌托邦式的想象。而此时的马克思则在尤尔的自动工厂叙事中看到了通往人类自由发展的现实可能性[2](p508-510)。

马克思集中引用了尤尔的《工厂哲学》一书中关于自动工厂生产超越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论述。尤尔的核心观点是以自动工厂为核心的机器大工业已经彻底推翻了工场手工业分工的死板教条，或者说工场手工业分工在机器大工业时代已经过时了。譬如，自动工厂中机器生产的均等化原则取代了分工的专业化、等级化和固定化原则，从而克服了分工所导致的人的片面发展。同时，机器生产的准确性、规则性和高效性减轻了辛劳、缩短了学习时间、促进了工人的自由发展。正是基于尤尔的上述分析，马克思认识到：“亚当·斯密那时的分工和我们在自动工厂里所见的分工之间有很大的差别。”[5](p628)这一判断不仅道出了斯密时代的分工的历史特殊性，而且指涉了它们对于人类发展的不同意义。马克思强调：“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职业痴呆”[5](p629)，而“自动工厂中分工的特点，是劳动在这里已完全丧失专业的性质。但是，当一切专门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自动工厂消除了专业和职业的痴呆”[5](p630)。这里，马克思赋予了现代工厂分工一种实践的革命意义，即消灭社会分工所导致的人的片面发展（职业痴呆），促进个人的普遍需求和自由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基于机器大工业的现实优越性而对那条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便已萌生、在《形态》中真正确立起来的通过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来消灭分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解放思路的进一步深化。

四、结语：重审《哲学的贫困》的理论地位
综上所述，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为了批判蒲鲁东的分工和机器理论而首次深入到直接物质生产领域，这不仅意味着马克思在该文本中建构起一种以不平等分配和阶级对抗关系为主、以生产力线索为辅的复调式叙事逻辑，而且标志着马克思的理论视域开始从分工、交换和分配关系层面深入到直接生产过程层面（尤其是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层面），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生产力线索。与此同时，伴随这一理论视域和叙事逻辑的转变，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已经不能提供足够的思想资源，于是，马克思此前的工艺学研究便凸显为主要的支援背景。随着具体问题的展开，马克思对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自动工厂等问题的认识也获得质性推进。这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马克思初步区分了社会分工和工场内部分工，从而迈出了摆脱“泛分工论”的重要一步；第二，他从“协作”的角度把捉到工场手工业的历史前提、本质特征及其资本主义特性，从而开启了探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剩余价值生产问题的新起点；第三，借助拜比吉的机器定义，初步确立了机器的工艺学内涵及其发展序列，这构成了马克思开始科学探究劳动资料的历史生成机制和建构科学的机器理论的理论生长点；第四，受尤尔的直接启发，马克思透过机器大工业对工场手工业的巨大优越性而惊喜地看到客观的物质生产发展对于实现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意义，相对于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机器大生产仅仅看作一种破坏性力量、进而主张通过无产阶级的主体革命和普遍交往来实现人类解放的主体性思路而言，这种扎根于直接的物质生产实践的客体性理路无疑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推进。

当然，由于经济学和工艺学知识的不足，马克思在某些问题上还有待进一步推进。譬如，在分工问题上，马克思虽然初步摆脱了“泛分工论”的窠臼，但他主要是在历史—时间性维度（即分工在不同时期的历史特殊性）和空间—关系性维度（即分工在不同空间场域中的不同权力关系形式）上实现这一点的，这其实只是一种外在的考量，因而他在某些表述中仍存在混淆两种分工的现象。若想彻底超越“泛分工论”，就必须深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内部，全面揭示工场内部分工的本质特征及其资本主义特性以及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内在矛盾机制。再如，在对工场手工业的认识问题上，马克思正确看到劳动的同一时空积聚（即“协作”）构成了工场手工业的历史前提和重要特征，但却忽视了分工才是工场手工业的核心原则，因而尚未深刻把握住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的本质联系。这就导致马克思在自动工厂问题上没有彻底克服尤尔的工厂哲学思想的内在缺陷[8]。具体来说，此时马克思将分工看作自动工厂的核心要素，但这实际上并非尤尔的本意。在尤尔看来，自动工厂的核心绝不是分工，而是自动机器体系。而且，尤尔关于自动工厂消灭分工、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观点构成了此时马克思的核心理论支点，但尤尔是站在为产业资本家辩护的立场上鼓吹这一点的，为此，他有意遮蔽了自动工厂中“更加令人厌恶”的分工形式，因此尤尔的工厂哲学思想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此时的马克思还没有辨识这一点，直到《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他才真正揭穿了尤尔的谎言。这也从侧面表明，马克思对于工艺学资源的吸收和超越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复杂过程。

总之，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工艺学思想资源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初步研究既有效克服了既有的理论缺陷、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又在逻辑推进中遭遇到新的理论瓶颈，这促使马克思再次投入到广泛的科学研究之中，以求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机制和探寻人类解放的科学方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贫困》构成了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逻辑转折点。

参考文献：

[1]唐正东.从斯密到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的历史性诠释[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2]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3]蒲鲁东.贫困的哲学[M].余叔通，王雪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4]刘冰菁.重新审视马克思与蒲鲁东的理论交锋[J].理论月刊，2019（1）.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张福公.马克思的工艺学研究以及对其世界观形成的影响——基于对《布鲁塞尔笔记》的文本解读[J].哲学研究，2018（7）.

[7]杨洪源.棱镜中的所有权问题——重新解读马克思对“批判的蒲鲁东”所作的批判[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

[8]张福公.机器时代的无产阶级化——评斯蒂格勒对马克思哲学的技术化解读[J].理论月刊，2019（7）.

[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3.004

[中图分类号] B565.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20）03-0029-0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6年度重大项目“基于文本阐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通史研究”（16JJD710007）；江苏省社科基金2018年度项目“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马克思工艺学笔记的翻译与研究”（18ZXC002）。

作者简介：张福公（1990—），男，山东邹平人，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讲师。

责任编辑 罗雨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