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本与开新：十月革命后列宁“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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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本与开新：十月革命后列宁“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成功经验与镜鉴
孙 洲

（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俄国面临着内外部多元矛盾交织的复杂局面，为了维护和巩固苏维埃政权、更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政党纯洁性建设思想的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来捍卫党在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上的纯洁品质，进一步提升了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也为无产阶级政党保持党的纯洁性提供了可贵的成功经验。这些具体经验体现出鲜明的人本性、针对性和恒久性这三重特征。深刻把握住这些经验中的思想智慧和精髓要义，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纯洁性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镜鉴意义。

[关键词] 列宁；十月革命；纯洁性建设；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保持党的纯洁性上作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和论断。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新时代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毫不动摇加强和坚持党的建设，牢牢以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这无不彰显了我们党始终保持从严治党的鲜明品格以及建设纯洁性政党的坚定决心。列宁所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执政党，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党建理论与实践中都将保持党的纯洁性置于举足轻重的价值方位。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就首次明确提出党的“纯洁性”概念，他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要维护我们党的坚定性、彻底性和纯洁性”[1]（p272），这是列宁政党纯洁性思想的萌芽。尤其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为了维护和巩固苏维埃政权、更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列宁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来捍卫党的纯洁性，进一步提升了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认真回顾和系统总结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为保持党的纯洁性的宝贵经验，对于当前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以纯洁性建设为党的建设主线”的战略任务，具有不言而喻的镜鉴意义。

一、十月革命后列宁“保持党的纯洁性”建设出场的复合语境
出场学认为，任何理论与实践都不可能从“无”中而生，而是有独特的出场语境构成了其“前理解结构”。推而论之，列宁保持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及具体实践并非“天降之物”，也绝非一蹴而就的表象和偶然，而是复杂出场语境下的时代产物。为此，我们首先需要厘清这些具体语境，从而有助于准确理解列宁十月革命后保持党的纯洁性的行动指向。

（一）理论语境：赓续发扬经典作家的重要探索
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对政党纯洁性建设的重要探索，是列宁“保持党的纯洁性”命题出场的理论前提和思想基础。早在1842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宣言》中就提出：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宗派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换言之，纯洁性品质是无产阶级政党所与生俱来的属性和烙印，保持党的纯洁性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逻辑之必然。为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若干相关的建设方法和原则。其一，必须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注重理论建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保持纯洁性的重要理论基础。进言之，这个理论基础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为了使“工人们的斗争不再在盲无目的和毫无计划的道路上徘徊，必须把科学共产主义同当时业已存在的工人组织结合起来。”[2]（p79）否则，无产阶级难以真正认识到自身历史使命的道路和方向。其二，必须随时与错误思潮做斗争。马克思恩格斯毕生的重要使命就是对形形色色的非科学社会思潮和流派展开系统批判。之所以如此，就是要在理论批判和思想斗争的过程中，清除无产阶级在思想上的种种资产阶级幻想和毒瘤，并使广大人民群众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而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立场和策略立场的独立性和纯洁性。其三，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在他们看来，没有党的纪律，就丧失了斗争的武器，就会一事无成，也就无法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恩格斯在1886年《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指出：“这种纪律是一个有效的和坚强的组织的首要条件，是资产阶级最害怕的”[3]（p490）。只有具有高度统一的政治纪律保障，“一切革命的高调和喧嚷”才会不攻自破，无产阶级政党才会保持“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其四，必须在入党层面把好“信仰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党人的队伍绝不允许任何丧失信仰、腐化堕落的党员存在。马克思在为国际工人协会所起草的共同章程中指出：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个支部对它所接受的会员的品质纯洁负责。”[4]（p471）1871年在“法国人支部章程的决议”中引用此条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强调“凡欲被接受为支部成员者，必须提供行为端正的保证”[4]（p471）。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与理论研究中对党的纯洁性建设作了大量重要探索，创立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政党理论，也为列宁“保持党的纯洁性”命题的出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现实语境：破解回应多元矛盾的实践需要
马克思主义认为，问题是时代的口号、实践的号角。正是在对问题的解答和诠释中，才诞生了真正科学的理论，而现实的需要又是理论和实践深化拓展的根本动力。质言之，列宁“保持党的纯洁性”命题的出场不仅仅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理论探索赓续的需要，更是破解俄共（布）当时所面临的内外部多元矛盾交织局面的需要。其重点在于四个方面：其一，捍卫社会主义政权的需要。十月革命胜利后，国内地主资本家等反革命势力与国外帝国主义敌对势力虎视眈眈，和平很不稳固，随时可能趁机发动叛乱、进行武装干涉。至1918年春夏之交，以英、美、法等为代表的14个帝国主义者便相继发动了对苏维埃俄国的进攻。即使经过三年浴血奋战最终以苏维埃俄国获得胜利而告终，苏维埃俄国也未消除重遭帝国主义军事进攻的危险。此时保持党的团结和统一的意义不言而喻。其二，清除历史遗留“溃疡”的需要。十月革命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在俄国就已经完全没有列宁所反复痛斥过的资产阶级食客、寄生虫、投机倒把者、骗子这类分子以及种种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新政权建立之初，俄共（布）又极端需要积极的有经验的工作人员来进行国家建设，不可避免地会吸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加入无产阶级政党里来，而他们又无法一下子就摆脱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偏见。这也导致了党内开始流行起形形色色的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非（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党内在思想战线上出现了左或右的错误，极大地戕害了党的纯洁性工作。因此，务必要进行政党纯洁性建设来清除这些“资本主义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溃疡”[5]（p210）。其三，应对自身腐化挑战的需要。一方面，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浸染和腐蚀俄国的无产阶级，俄共（布）党内产生了一些蜕化变质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另一方面，面对革命胜利后接踵而至的利益诱惑，有部分意志薄弱的共产党员无法抵御住这些“糖衣炮弹”，导致自身出现蜕变腐化、精神瓦解。这种腐化主要表现在：一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拖拉作风等不良作风蔓延；二是贪污受贿、徇私舞弊、品行不端等腐败现象频发；三是贪图享乐、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等自大情绪滋生。这些变质分子与腐化表现严重侵蚀了党的肌体。其四，巩固发展新生政权的需要。十月革命后，俄共（布）政党的主体性坐标发生位移，即从“非执政党”坐标移向“执政党”坐标。在取得国内战争胜利后的时代主题也不再是“夺取政权”，而是“社会建设”。巩固和谋求国家经济发展成为俄共（布）所肩负的最新使命。然而四年帝国主义战争原本就使得俄国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满目疮痍、百废待兴，1918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开始，更让俄国的国民经济彻底遭受破坏，工人罢工、企业倒闭、农业歉收、市场混乱，人民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同时，无产阶级政党队伍人才匮乏与文化素养不足问题突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步履维艰。总之，这些严峻的挑战无疑加大了保持党的纯洁性的难度，从另一意义上也强化了保持党的纯洁性与提升党的能力向纵深发展的迫切需要。

二、十月革命后列宁“保持党的纯洁性”建设的成功经验
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就一直高度重视党的纯洁性建设，把党的纯洁性作为党的力量和权力实质之所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更是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以维护党的“彻底性、坚定性和纯洁性”。为巩固和发展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粉碎国内外敌人的疯狂进攻，顺利实现向“完全社会主义国家”的迈进夯实了基础，概言之，这些成功经验主要如下。

（一）认知批判与价值创构相契：保持政党思想的纯洁性品质
思想纯洁是保持党的纯洁性的灵魂和首要要素。“没有思想上的统一，组织上的统一是没有意义的”[6]（p247）。保持思想的纯洁性品质，就是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能够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决与各种违背和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作斗争。为此，列宁做了艰苦卓绝的工作，为保持党的纯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开展理论批判，捍卫意识形态话语权。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反之亦然。列宁承继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精神，始终不渝地以“批判的武器”同党内各种非（反）马克思主义流派作斗争。在他看来，俄共（布）必须经过与错误流派和思潮斗争的洗礼与锻炼，才能真正成长和成熟，最终走向胜利。十月革命后，列宁主要通过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捍卫了党在先进理论基础上的团结统一。所谓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其实是指反对党内表现为“左”倾或右倾的错误思潮的斗争。列宁强调要毫不留情地对那些“非法解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展开斗争，列宁为此撰写了《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等一大批重要文章，有力地驳斥了“两条路线”上种种流派的邪说谬论。通过开展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俄共（布）顺利解决了一系列利害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捍卫了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纯洁性。

第二，进行理论灌输，肃清思想偏向。要捍卫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党内的纯洁性，还需以灌输教育的方式从思想上肃清各种偏向。列宁强调，要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灌输教育于党内成员，提高共产党员的理论素养，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列宁深刻认识到，十月革命后，党在迅速壮大和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危险就是：教育党员去完成党的任务的工作无法随时跟上[7]（p318-319）。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理论素养的不足是党内思想不纯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为解决这一问题，列宁采取的主要举措有：一是出版著作，创办刊物。在列宁的强烈要求和大力支持下，十月革命后，大量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重要著作被翻译和出版，与此同时，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官方刊物也陆续创办，如1922年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列宁鼓励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巨著，并从中汲取营养、服务实践。二是建立党校，健全组织。党校培训是党进行理论教育的主渠道。在列宁的坚持下，十月革命后俄共（布）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各级各类党校，仅至1922年，全国（除乌克兰）就有各类党校242所，学员22 000人[8]（p121）。苏维埃俄国还专门成立了国家政治教育总委会，健全了党的理论宣传与教育机构，为先进理论的灌输提供了组织保障。三是创新形式，推动学习。灌输方式方法的得当，对于教育效果具有重要意义。列宁非常强调灌输教育的方式方法创新，注意分层次教育、有针对性宣传。他尤为反对那种空洞、生硬和脱离群众生活的语言，提出要以“最高限度的通俗化”实现“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要用人民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多样丰富的形式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如党校培训可采取播放电影、举行讲座、召开座谈会等喜闻乐见的形式。同时，还可以充分利用广播、报刊等大众传媒渠道来占领思想阵地，保持党员思想上的纯洁性和先进性。

（二）严守法纪与恪守规矩并存：保持政党政治的纯洁性品质
政治纯洁是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核心。所谓“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无产阶级为争取解放而与世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关系”[9]（p308）。因此，政治纯洁在党的纯洁性建设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必须做到立场坚定、步调一致，坚决执行党的纲领、章程和路线方针政策，自觉抵制一切错误政治倾向。为了确保俄共（布）在政治立场上不“偏离方向”，列宁进行了深入探索。

第一，建立铁的纪律，保持行动统一。列宁认为，要想保持党的行动统一，必须建立铁的纪律，要向党员尤其是向年轻党员解释党的纪律的意义和作用。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实质就在于“唯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10]（p375）。关于党的纪律，列宁如此定义：保持“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11]（p341）。在这里，列宁明确指出了“行动一致”是党的纪律的核心要义。“行动一致”是党为保持政治纯洁性向广大党员和党组织所提出的纪律要求，因为如果“行动上不一致”，那么党的政治纯洁性也就无从谈起。值得注意的是，列宁认为无产阶级的纪律与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那种纪律毫无共同之处，因为无产阶级的纪律是以高度的自由、自觉性为表征，是在保持对革命的忠诚和自觉的阶级觉悟基础上的更高的纪律[12]（p5）。换言之，保持“对党忠诚”与“行动一致”是这种纪律所蕴含的内在逻辑和价值必然。

第二，设立执纪机关，强化监督问责。列宁非常重视党的监督问题，认为党的监督是消除分裂的可能性的唯一保证。十月革命后，他多次建议设立独立行使职权的、具有封闭性的监督执纪机关以强化对党员的纪律监督。在列宁的倡议下，1921年的俄共（布）十大作出了《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决定成立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1922年的俄共（布）十一大通过的党章中，又首次开辟了“监察委员会”专章，对党的监察委员会的产生办法、效力与权限等问题做出更为明确的规定。在这次大会上，列宁还提出将党的监督机构监察委员会和国家的监督机构工农检察院并行的宝贵意见，1923年的俄共（布）十二大正式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察院这一党和苏维埃的联合监察机构，通过整合、精简机构，建立起了科学的中央层级权力运行机制。此外，列宁还主张党的监督工作要与群众运动结合起来。“由党外群众来检查党员的工作——这是绝对正确的”[9]（p549）。一是要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列宁强调报刊应当成为我们加强纪律的首要工具，要敢于“公开揭露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切弊病”[13]（p136）。二是广泛吸收非党群众参与国家管理，让其监督整个国家机构。一方面通过举行非党工农代表会议，使与之相适应的国家机关和监察部领导人员出席接受群众监督，另一方面直接派出品质优良的工人到国家机关中去参与管理与监督公职人员。总之，要充分依靠和利用群众的力量来对党进行监督，以保持其先进性和纯洁性。

第三，重视建章立制，明确党内规矩。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针对威胁党的意志统一的诸种“顽症痼疾”，密集推出多项规章制度和禁令，修订完善党的章程和纪律规范，有效维护了党的纯洁性品质。如1918年12月，列宁在《关于苏维埃机关管理工作的规定草稿》中详细规定了苏维埃机关的一些具体管理任务和实际工作责任，如“每个苏维埃机关要设登记簿”“接待室必须设在不需要出入证的地方”“星期日和节日必须规定接待时间”等，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更有成效地揭发营私舞弊行为，为了揭露和清除混入苏维埃机关负责人员中的坏人”[14]（p360）。再如 1919 年 3 月，在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党章中，还专门设立第十章——“党的纪律”，要求“党中央机关的决议必须迅速而准确地执行”[15]（p598），并对党组织和党员的纪律处分标准、处分方式和处分机关等细节进行了明确界定。

第四，反对派别活动，维护团结统一。坚持党在政治立场上的一致性，务必要保持党的团结统一。在列宁看来，任何派别活动都是要坚决取缔的，因为它们不仅破坏了党的纪律和规矩，削弱了党的团结和统一，更销蚀了党的纯洁性品质。一方面我们要向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说明派别活动的危害性，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政纲组成的派别集团，必要时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到开除出党；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不断采取新办法来扩大民主，党内生活中要开展常态化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如更经常地出版争论专页和专门文集，从而能更广泛地批评和改正党的错误。

（三）严格入口与畅通出口结合：保持政党组织的纯洁性品质
组织纯洁是保持党的纯洁性的基础。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纯洁能使力量倍增。反之，则会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列宁认为，党员队伍的整体质量和素养既是衡量党组织纯洁性的关键尺度，也是保持党在组织上的纯洁性的重要手段。围绕提高党员队伍质量和素养的问题，他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手段，维护了俄共（布）在组织上的纯洁性品质。

第一，严把入党关口，确保党员质量。党员是党的细胞，是组成党组织的最基本要素。党员质量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党组织肌体的战斗力和生命力。列宁强调要从源头上把好组织纯洁关，严格入党程序与标准，遵守“七次量衣一次裁”的准则，“防止坏分子，防止那些旧资本主义的渣滓钻进和混入执政党里来”[7]（p318）。一是严格新党员和入党介绍人的条件。新党员必须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和阶级觉悟。在入党前，他必须证明自己懂得什么是工人政党，表明他是在实践共产主义的原则。为了防止不良分子混入党内，要“公布申请入党者的名字”[16]（p55）。同时，也要明确入党介绍人的条件与责任：介绍人需有一年党龄，而且还要对新党员的行为负责，“如果他们在介绍新党员时一再采取不谨慎的和轻率的态度，就要受开除党籍处分。”[16]（p55）二是延长新党员的预备期。1921 年12月，列宁建议规定：工人的预备期为一年半，其余的人为三年。在特殊情况下，个别经完全证实对党忠诚和具有共产党员坚毅精神的，经处理本问题的全体党委委员五分之四的多数认可，其预备期可以缩短一半。此后，列宁又多次重申这一主张，在1922年《关于接受新党员的条件》中指出：要“特别详细地规定，应当怎样使预备期真正起到作用，应当有哪些具体的切实的考查条件来保证预备期真正起到作用而不致流于形式”[17]（p19）。他认为延长新党员的预备期对保证党员质量具有很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只有对预备党员作认真严格的考察，才能真正知道他们哪些是经得起考验的无产阶级战士。三是善于从工人群众中吸收党的力量。列宁认为，俄共（布）不能只在口头上成为群众的党，应吸引愈来愈多的群众参加党的各项活动。1918年8月，在莫斯科党委会议的讲话中，他提出要充分相信工人群众，并善于把他们中间的所有优秀分子都吸收到党里来。尤其要注重对青年人的提拔，“要有新生力量——年轻人来接替老的。”[14]（p45）1919 年 8 月—10月，在列宁的主导下，俄共（布）各级党组织相继举行了征收党员周活动，在全国各城市、农村和军队中着力吸收工人、红军战士、水兵和农民入党，仅俄罗斯联邦欧洲部分38个省就有20多万人入党，其中50%以上是工人。他在总结经验时指出，这项活动的好处就是让那些想混进党内来的人望而却步，因为我们不向这些普通党员许愿，说入党有什么好处，也不给他们什么好处。相反地，我们要告诉他们现在要担负比平常更艰苦更危险的工作。只有这样，入党的才是真心拥护共产主义和忠于国家的人。四是注重对新党员的培养和使用。列宁认为，如何正确使用和培养新党员，是一个应该受到特别重视的任务。他要求各党组织要打破常规，一方面要大胆地把各种各样的国家工作托付给新党员，让“这些新手在广阔的工作领域中施展才能和一显身手”[18]（p232），另一方面要大胆地以“革命的速度为新党员改变工作方式，以便更快地考验他们，更快地给他们找到适当的工作岗位”[18]（p233）。

第二，开展清党运动，纯洁党的组织。列宁认为，要使党的肌体保持纯洁性品质，还需畅通“出口”，不断把那些危害党的肌体纯洁的“坏死细胞”清除干净，只让那些有生机和活力的健康细胞留在党内。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了两次大规模的清党运动。第一次是从1919年3月到1919年9月，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对俄共（布）全体党员进行重新登记。对各个党组织的全体成员进行认真考核和登记，凡发现有违反党的决议者、违背党的纪律者等，都予以开除出党。二是动员共产党员入伍上前线。在生死考验的面前那些“胆小鬼和坏蛋”们纷纷脱党，留下的都是英勇果敢、可靠忠诚的朋友。列宁号召：“让最先应征上前线的人加入我们的党”[18]（p354）。三是鼓励共产党员参加共产主义星期六和星期日的义务劳动。列宁认为在困难时期还能不领报酬地加班工作，是“极伟大的英雄主义”的体现，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他要求无法上前线的共产党员都必须参与到这一伟大创举中来，地方各级党委会应仔细考察这些党员的情况，对那些逃避的人不仅应该开除，而且应列入黑榜。通过此举，可有效“清洗党内那些一心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肩负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重担的人”[18]（p217）。

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党“面临相当急剧的变革”。党组织发展迅猛，入党手续的不严密又导致少数异己分子混入党内，党组织不纯的问题再次凸显。为此，从1921年3月的俄共（布）“十大”到1922年3月，列宁又领导开展了第二次时间更长的清党活动。在近一年的清党运动中，全国党员总数由73万人降到53.2万人，共有占党员总数24.1%的15.9万人被除名。通过清党运动这一举措，党的人数虽然少了，但一定程度上党员质量和战斗力得到进一步提高，党的组织更加纯洁，提高了党的威信。

（四）惩教兼施与榜样引领同行：保持政党作风的纯洁性品质
作风纯洁是保持党的纯洁性的关键。党的作风好，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党的事业则“兴”。十月革命后，党内开始出现骄傲自大、腐化堕落、奢侈浪费等现象，尤其是在新经济政策实施期间，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更加剧了这些不良作风的蔓延。列宁对此深感痛恨，认为这是党在“发高烧”，我们“必须有勇气正视痛苦的现实”[19]（p234），坚决同附着在社会主义建设身上的这些“脓疮”作有效斗争。为了治好党的病，列宁一方面强调要利用法制与教育的双重力量来整肃不良作风，另一方面注重率先垂范、以榜样引领的力量推动优良作风的养成。

第一，完善惩贪法制，倡导法治反腐。1918年5月，人民委员会就通过了列宁倡议的《关于惩办受贿的法令》草案，对受贿以及与受贿有牵连的行为明确规定了最低量刑标准。此后，列宁又陆续指导制定了一系列预防和惩治腐败现象的法律法规，如《关于贿赂行为》《关于肃清贿赂行为》等等，推动了俄共（布）党内的反腐败工作。当然，法律的制定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法律能够得到严格有效的执行。列宁要求全体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一旦发现有以权谋私的行为都要依法严惩。对此，苏维埃俄国还专门通过了《关于确切遵守法律》的决议对此进行了明确。

第二，严肃处理腐败，发挥震慑作用。面对党员违法乱纪、腐败贪污等恶劣行为，列宁从来都是以零容忍的态度严肃处理。在列宁看来，执政党若包庇“自己的”坏蛋，是无比荒唐和可耻的。尤其是新经济政策实施期间，党内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现象频频发生，列宁要求“需要用新办法给予新的严厉的惩罚”[20]（p256）。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中指出：对混到共产党里来的旧官吏、地主、资产者以及其他败类做出违法乱纪等恶劣行为，就需要用恐怖手段进行清洗：就地审判，立即枪决。列宁还曾专门写信批评了法庭对四名犯有受贿和敲诈勒索罪的国家工作人员轻判的错误，要求予以严惩，还应当把他们开除出党。这些无疑体现了列宁从严治党和严惩腐败的坚定决心，也对党内其他成员发挥了有效的震慑作用。

第三，加强政治教育，提高文化素养。列宁认为，在俄国，同贪污受贿这种现象作斗争的重要阻碍因素，是群众文化素养的缺乏。他在1921年《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中指出：文盲是贪污受贿行为滋养的一块土壤。我们要消灭文盲，要通过政治教育工作来提升群众文化水平，“教人们同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作斗争的文化素养”[21]（p208）。俄共（布）八大在《关于使用新党员的提纲》中规定，目前党的工作的第一条就是对党员的教育和学习，首先就是教不识字的共产党员识字[15]（p601），提高其文化素养。

第四，倡导榜样示范，促进作风养成。命令只能指挥人，榜样却能吸引人。“有了榜样，仿效就会比较容易了”[22]（p223）。列宁十分注重树立典型，倡导榜样示范作用。在1920年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他指出，要“多用行动少用言语来进行宣传。要知道，现在用言语既不能说服工人，也不能说服农民，只有用榜样才能说服他们”[19]（p37）。在实际生活中，列宁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引领党的作风建设。1918年，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布鲁耶维奇在取得人民委员会秘书同意后，擅自提高列宁每月的薪金，列宁得知此事后，对这一公然违法行为直接给予了严重警告处分[23]（p142）。列宁的同事在回忆录中写道：“不论在会议上或报刊上，列宁都不允许对他个人或他的功绩作任何颂扬或夸张”[24]（p28）。类似这样的事例当然还有很多，兹不详述。无论是在革命战争的艰苦岁月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列宁始终保持着无产阶级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堪称共产党人廉洁自律、艰苦朴素、高风亮节的典范。同时，列宁还非常注重发挥报刊媒体树立榜样典型的作用。1922年4月，列宁对思·奥新斯基说道：“要广泛介绍并大力宣扬任何一个表现稍为突出的地方工作人员，把他树为榜样”[20]（p384-385）。这种榜样的宣传越是具有持续性、生动性和全面性，人们越会见贤思齐、向善向上，那么党内的作风也就会越加优良和纯洁。

三、十月革命后列宁“保持党的纯洁性”建设经验的鲜明特征
十月革命后列宁保持党的纯洁性建设，不仅进一步明确和深化了政党纯洁性的丰富内涵，更为无产阶级政党保持党的纯洁性提供了可贵的成功经验，这些具体经验体现出鲜明的人本性、针对性和恒久性这三重特征。

（一）深厚的人本性
列宁保持党的纯洁性建设经验彰显了深厚的人本性特征。所谓人本性，蕴含两重意蕴。第一，人本性是指其饱含着浓郁的为民情愫，即进行党的纯洁性建设的一切工作，最终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具体来说，这种“为民情愫”集中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内在构件上具有“为民情愫”的价值底色。前述可知，列宁保持党的纯洁性建设主要涵括思想纯洁、政治纯洁、组织纯洁和作风纯洁等多方维度。他强调：在思想纯洁上，要立足人民群众，以贴合百姓生活的语言进行思想灌输；在政治建设上，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牢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组织建设上，要注意提高党员质量，让那些真正愿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加入党的组织；在作风建设上，要维护群众利益，保持同人民群众牢固的联系。由此可见，深厚的“为民情愫”是列宁保持党的纯洁性建设的内在规定性。二是在目标归旨上具有“为民情愫”的价值指向。从宏观上来说，列宁维护党在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上的纯洁品质的最根本目的就是要把俄共（布）建设成为“新型的党，另一种性质的党……经常同群众保持真正的联系的党，善于领导这些群众的党”[12]（p228）“使全体劳动者彻底摆脱一切压迫和剥削”[25]（p258）的党。无论是要推动政治清明，还是要提高党员觉悟，其落脚点无疑都是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第二，人本性是指其汲取着磅礴的人民力量，即党的纯洁性建设坚持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1920年，列宁在《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一文中就指出：苏维埃这一新政权的依靠力量不是刺刀的力量，不是金钱的力量，也不是任何以前建立起来的机构的力量，“这个力量依靠的是什么呢？依靠的是人民群众。”[12]（p420）同样，党的纯洁性建设作为一项浩大系统工程，只有倚重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才能真正取得实质性效果。“只靠共产党员的双手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幼稚的、十分幼稚的想法。共产党员不过是沧海一粟，不过是人民大海中的一粟而已。”[17]（p100）例如，在反对官僚主义斗争中，列宁认为“只有当全体居民都参加管理工作时，才能把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直到取得完全的胜利。”[10]（p154）再如，在党的监督工作中，列宁强调要充分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将党员置于党外群众的严格监督之下，等等。这一系列行动举措均有力彰显了党的纯洁性建设“紧紧依靠群众”的人本性特征。

（二）强烈的导向性
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党的纯洁性最突出的问题，是列宁保持党的纯洁性建设经验的鲜明特征。第一，善于发现问题、敢于正视问题。问题无时无刻不存在，但关键在于能不能正确发现问题、勇于正视问题。党的纯洁性建设是为了永葆党的政治本色，永葆党的生机活力，这就要求党自身能够善于发现那些破坏党的纯洁性的问题，并对此保持头脑清醒，从而掌握解决这些问题的主动。列宁在保持党的纯洁性建设经验中贯穿着强烈的问题导向意识，通过及时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为俄共（布）党的纯洁性建设指明方向。如十月革命后列宁之所以提出党的任务不是要扩充党员的数量，而是保证党员的质量。就在于他敏锐地发现了执政后党外“坏分子”开始纷纷混入党内，影响了党的组织纯洁性。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敢于直面问题是应有的自信。列宁要求在党的纯洁性建设中“不要怕揭露错误和无能”。他号召在党内实行坚决而无所畏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因为“政治上的诚实，是强大有力的结果；政治上的伪善，是软弱无力的结果”[26]（p211）。第二，用科学的方法分析、研究和解决问题。发现问题是前提，分析问题是关键，解决问题是目的。只有科学分析和研究问题，才能找到问题症结、弄清问题实质，进而切实解决问题。在列宁保持党的纯洁性建设经验中，这种科学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态度体现在两大方面：首先，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矛盾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体，不同事物的矛盾以及同一事物在不同阶段的矛盾都不尽相同，这就要求在分析和解决问题时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从而做到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如在开展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列宁指出要慎重、注意分寸，要弄清楚是什么问题，有没有问题，既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任意夸大，“否则就成为搬弄是非”[27]（p76）。其次，不仅善抓事关全局的重点问题，也注重统筹兼顾、点面结合。如在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时，列宁始终强调要正确区分和对待错误思潮的“左”和右的倾向，注重革命的辩证法的科学运用。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部光辉著作中，列宁指出，右倾机会主义是当时俄共（布）以及国际范围内的主要敌人，要在“过去和现在都给予极大的注意”[12]（p12），因而这也是当时俄共（布）所斗争的重点错误倾向。但列宁同时看到，“左”和右倾错误思潮之间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和互相补充，所以在重点“反右”时决不能忽视对另外一条战线的斗争。就是说，既要反右，也要反“左”。在反“左”时要重点反右。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宁保持党的纯洁性建设的经验彰显了独特的辩证法魅力。

（三）突出的恒久性
保持党的纯洁性，绝非一蹴而就之事，这就决定了保持党的纯洁性建设需要狠抓不放、常抓不懈。回顾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不同历史阶段，对党的纯洁性建设的要求从没有放松和停止过，从而保证了党的肌体健康，体现出恒久性特点。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一直十分关注党的纯洁性建设，甚至在生命垂危之际，他口授的三封信和五篇文章中，还有近一半涉及党的纯洁性问题。如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列宁就着重阐述了党在思想纯洁建设和组织纯洁建设的战略思考。他提出党的统一的最重要条件是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的团结和稳定。在党的纯洁性建设具体层面来看，列宁所提出的一系列措施都是一脉相承的。列宁看到：一方面这些举措在不同历史时期都能够发挥出重要价值，另一方面一些党的纯洁性问题始终没有获得彻底解决，或者说这些问题的存在将是长期性的。与官僚主义的斗争就是如此，这在党的作风纯洁建设中是一以贯之的。列宁强调：“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19]（p245）。因为官僚主义同苏维埃俄国文化水平低下、经济贫困等社会现实有关，但是这些也只有经过多年努力才能得到改善。因此，要坚定摒除官僚主义的信念，更要认识到这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要具有风险防范意识，保持警钟长鸣。当然，这种一以贯之并不是简单的继承和套用，其中具体举措也是随着时势变化而不断完善和改进的。如列宁虽然一直主张通过清党的方式来除去党内的坏分子，但在1922年第二次清党运动结束后，列宁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说到：再进行一次清党运动是不现实的，但应制定一些在事实上进行清党的办法，即减少党员数量的办法[17]（p20）。可见，这种恒久性是在发展中坚持，是“不变之变”。总之，正是这种恒久性，保证了俄共（布）在执政后的各个历史关头都保持着强大的凝聚力、团结力和战斗力，保证了党的各项事业的顺利开展。

四、十月革命后列宁“保持党的纯洁性”建设经验的价值镜鉴
全面审视十月革命后列宁保持党的纯洁性建设经验，目的不是在于要对这些经验进行简单呈现，而是为了深刻把握住这些经验中的思想智慧和精髓要义，从而为新时代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建设提供实践向度的价值镜鉴。

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帝国主义国家时刻都在试图勾结国内反动势力颠覆无产阶级新生政权，俄共（布）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根本性转变，使得其内部又逐渐滋生出各种与党的性质相违背的腐败危机。在此形势下，保持和巩固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成为列宁和俄共（布）实践的重要任务。纵观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岁月，越是苏维埃政权面临危难之际，他就越是强调加强纯洁性建设，保持党的团结和统一，使苏维埃共和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军营，它应该尽量发挥一切力量”[18]（p233）。如在 1919 年国内战争局势最危急的时刻，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共中央还在继续进行党员登记，清除党内那些谋取私利、贪生怕死的党员。这体现出列宁对无产阶级政党纯洁性建设的高度重视，体现出他对社会主义建设危机与党的纯洁性建设关系的深入考量。上述列宁的思想与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同样也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重重包围之中，美国等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利用种种手段遏制中国的发展，既有军事方面围堵和威胁的“硬性”遏制，也有经济方面发动贸易战的“软性”遏制。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和世情是保持党的纯洁性建设的前提。中国共产党做到了这一点，习近平多次强调，当今世界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党面临着“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这四大危险，集中体现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这“四风”上。为此，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作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并将“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一并提出，形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要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就是要使保持党的纯洁性建设贯穿于党长期执政的全过程、贯穿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壮阔征程中。这体现了习近平对新时代复杂形势下党的纯洁性建设的高度重视和高远立意，也体现了习近平在新形势下对列宁思想和实践的继承和弘扬。认真学习这些思想和实践，有利于更好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保持党的纯洁性建设的重要内涵，也有利于为当今中国共产党的纯洁性建设提供经验借鉴和指导。

第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列宁指出，“没有理论，革命派别就会失去生存的权利，而且不可避免地迟早注定要在政治上遭到破产”[28]（p367）。毫无疑问，加强党的思想纯洁性建设，就需要中国共产党要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一是要在学习中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全体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要善于学习、重视学习，特别是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研究，不断提高自身理论素养，清除思想上的污垢。要做好新时代党校（行政学院）工作，不断提高办学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二是在斗争中理解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广大党员干部要旗帜鲜明、勇于担当，坚决同种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流派作斗争。“在大是大非问题、政治原则问题上没有‘开明绅士’，一定要有鲜明的态度、坚定的立场”[29]（p195）。三是在创新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所在。一方面要从载体、方式和样态创新上推动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和大众化，另一方面也要在本体层面不断与时俱进创新、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二，维护中央权威保持党的团结统一。列宁认为，保持党的团结统一必须维护好中央权威，尤其是在党和国家发展的紧要关头，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必须保持“意志统一”。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在“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的时代背景下，要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必须紧紧团结一心、凝心聚力、砥砺前行。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是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忠诚奉献而不断铸就的。我们党要像列宁那样建立起铁的纪律，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中央的决策得到有效贯彻；要加强对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的监督，改革完善党的监督执纪机制，依靠群众的力量来提升监督力度和效果；要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经常性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实现民主与集中的有机结合；要继续修订完善党的章程和纪律规范，明确党内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推进党内政治生态进一步改善。

第三，严把“三关”提高队伍质量素养。截至2018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9059.4万名，基层党组织461万个，可谓数量庞大，若是没有纯洁高效的党员队伍作保障，党很难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活力。各级党组织需要严把“三关”：一是严把“入口关”。在发展新党员时，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注重思想入党。要切实发挥预备期的作用，认真考察入党动机，确保党员质量。二是严把“教育关”。要强化党员的党性教育和管理工作，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使其在思想、政治、作风、组织上保持纯洁，打造全方位过硬的无产阶级政党队伍。要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标准，把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精心培养起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三是严把“出口关”。列宁认为，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也不能要。滥竽充数的党员在党内比在党外更危险。要切实建立党员队伍自我纯洁机制，对那些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组织纪律涣散、廉洁自律失范的不合格党员，要及时予以清退。同时，也要严格界定不合格党员的标准以及对其的处置程序，以保证清退工作的公正和客观性。

第四，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紧密结合。党的作风纯洁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列宁关于党的作风纯洁性建设体现出“刚柔并济”的特点，一方面要以刚性的法律法规武器来消灭不良作风，一方面要以柔性的教育、榜样示范等方式来引领优良作风。这对新时代党的作风纯洁性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各级党组织要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完善惩治腐败作风的法律法规，扎紧制度的牢笼；更加严肃查办领导干部中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等案件，彰显我们党坚决反腐的决心和信心。同时，党组织要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全体党员的文化素养，树立典型模范对党员干部进行软性引导，滋养党员干部的执政之德。通过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紧密结合，保证党的作风的纯洁与优化。

保持党的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本质区别之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永恒主题。毫无疑问，在新形势下，党的纯洁性建设面临的挑战会更加严峻、复杂和多元，我们唯有整体谋划和全面推进，并不断将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党和国家的各项建设之中，才能确保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党的事业才能“直挂云帆济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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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3.001

[中图分类号] A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20）03-0005-11

基金项目：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8年度研究生专项研究项目“虚无改革开放的历史虚无主义研究”（NNUMY18Y2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孙洲（1992—），男，江苏盐城人，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申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