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构建人类生态共同体的内在需求及现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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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构建人类生态共同体的内在需求及现实困境
冯馨蔚 郑易平

[摘要]推动构建人类生态共同体具有三重内化的必然性需求：一是国际社会充分交往促使各国生态交往愈加紧密的现实背景；二是构建生态共同体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基石；三是资本增殖是全球生态危机形成的根源。推动构建人类生态共同体面临全球生态非正义现象突出、“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情绪突显以及共同体意识缺失等现实困境。为消除构建人类生态共同体中的障碍，我们应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强调全人类合作共生的共同体意识，坚定推动全球化进程并有节制、有限度地对待资本。

[关键词]人类生态共同体；内在需求；现实困境

全球生态系统面临现代化农业污染、自然资源过度开采、工业生产污染、全球气候变暖等因素的威胁。进入21 世纪，生态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异常天气出现频率不断增多，加上人口持续膨胀使人类消耗的总资源持续上升，等等，地球环境承载力不断受到挑战，人类所处的生态环境面临空前巨大的压力。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提出了人类生态共同体这一构想，这是党和政府聚焦于全人类可持续发展，致力于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而提出的世界发展战略。人类生态共同体建立在全球一体化基础上，符合人类生态发展需求和解决生态危机的国际化方向，是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也是中国为世界擘画的生态发展蓝图。对此，本文试图对构建人类生态共同体的必要性、面临的主要困境以及现实路径等做一探讨。

一、当下亟须推动构建人类生态共同体
人类生态共同体着眼于世界共同的生态事务，关注单一国家无法解决的全球环境议题，以及世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全局性生态难题。明确推动构建人类生态共同体的内在需求，有利于为各国人民凝聚共同体意识奠定思想基础，有益于充分展现人类生态共同体构建的必然方向，有助于对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进行归因性分析。

（一）国际社会充分交往使全球生态共同体愈加重要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1](p.168)在生态共同体中，每个生命体都构成了水乳交融的共存关系。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在经济、人才、文化等领域的交往更加密切，各国人民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人类在生态领域的共同体关系也呈现出愈加紧密的趋势。

一方面，人类生态共同体是一个以生命为联结点的共同体，世界各国在生态系统安全层面上具有高度依存性。生态系统的运行是一个全球循环过程，生态恶化的严重后果不仅体现为一国国内的环境问题，其产生的污染还会通过全球的水循环、气流循环、生物链循环等遍布世界各个角落。对此，尤瓦尔·赫拉利这样描述全球生态的联系性：“在艾奥瓦州种植玉米的农民可能无意中杀死了墨西哥湾的鱼类。”[2](p.108)相较于政治或军事安全，生态安全更是一个全球性的保护和治理议题。人类力量无法切断环境污染的传播机制，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将他国生态问题阻挡在国境之外。全球生态整体性的特点让某一区域的生态系统破坏有意无意中影响到其他区域，有时甚至会给地球上另一端的生命造成毁灭性打击。例如，内陆国家大量排放温室气体导致冰川融化引起海平面上升，加大了沿海国家被淹没的风险。

另一方面，全球的商品、人力和资金往来将各国及其人民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2020年1月以来，新冠状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超过215 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受到病毒威胁。新型冠状病毒具有超强传染性，通过跨国界的人员流动和货物运输等，给全球人民的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全球运输业的极大发展使大量跨国污染物和废弃物的转移成为全球生态交往的消极因素。对此，彼得·圣吉认为，全球化引发了史无前例的生态问题，“包括环境危机，诸如废弃物总量和毒性水平的增加（常常从一个国家流向另一个国家）”，等等。[3](p.7)发达国家的高消费、高耗能和高污染的生活习惯产生了数量庞大的生活垃圾和废弃残余物。然而，为了保障本国生态系统运转良好，降低处理垃圾的经济成本，减少处理过程中和处理后仍然可能遗留的各种污染物，发达国家通常会选择将本国污染物和废弃物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二）构建生态共同体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基石
生态安全涉及人类的基本生存环境，是人类生命得以维系、人类文明得以可持续发展的最根本也是最基础的条件。生态文明关乎地球家园存系、人类共同命运。只有从全球生态一体化基础上形成命运共同体，才能深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因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p.170)所以必须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推动构建生态共同体。

构建人类生态共同体是为了实现地球的绿色可持续发展，终极目标落脚于人类生存与发展，人与自然的全面发展。这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相吻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发展和最高福祉。人类生态共同体中对人类共同福祉的追求包括人能够从自然界中获得丰富而清洁的物质资源和令人愉悦的精神资源。生态可持续发展不仅为了实现当代人的全面发展，更是为后代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和环境基础。

人类全面发展的前提是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生态安全是人类追求物质和精神满足的基本保障。健康的生态系统能够帮助人类从自然界无污染的土壤和水源中获得干净的食物，保障人类生存最低限度的物质资料。只有在自然界提供安全且充足的生活必需资料的条件下，人类才能从“为生存而斗争”中解放出来，从而充分享受物质自由基础上的精神生活，更好展开思想求索与智力创造。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4](p.571)良好的生态系统能够为人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构建人类生态共同体既能促进生态系统的安全发展，又能保障人类在物质资料和精神财富中实现平衡和充分发展。

2015 年9 月，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演讲中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共同营造人人免于匮乏、获得发展、享有尊严的光明前景。”[5]安全的国际格局是促进全世界人民共同发展、享有尊严的基本保证。在构建人类生态共同体的过程中，在共同保护生态环境的努力付诸实践后，各个国家很大程度上就能免于因物质和精神资源缺乏而产生争端甚至战争，为国际局势保持长久和平提供现实基础。

（三）资本增殖的本质是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
构建人类生态共同体的紧迫性还在于当下资本的无序扩张在全球不断制造生态危机。资本增殖是无视自然界先在性地位的，资本将自然界看成自身获取更大利润的生产资料和工具，罔顾自然资源的稀缺性、人类生命安全、全球可持续发展等。这一资本独有的内在弊端无疑是当下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

马克思指出，资本唯一关注的是自身增殖能力的扩张，这直接体现于日常商品贸易中买进与卖出之间价格差所产生的利润，而无视商品交易中更深层次的逻辑，即商品和生产对自然界的“负反馈作用”。“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4](p.52)资本不认可自然规律对人类生产活动的约束效应，认为只要投入充分的“本金”，再结合先进的生产技术与雇佣充足的劳动力商品，就能战胜自然规律并实现持续的财富增长效应。显然，资本的这一逻辑严重冲击了全球生态安全。

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家乔尔·科威尔认为，资本与生俱来包含三种特性——降低自身生产条件、无止境扩张和增加贫富差距——无可避免地造成了“生态危机的全球化”，“只要资本规则存在，这一合并就会使生态危机成倍增长，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无法避免这种隐患”。[6](p.34)资本的天性在于无限扩张，资本增殖的目标完全忽视生态文明和国际分配正义，当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获得丰厚回报时，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却没有得到与之相匹配的收益。

资本既无视过度掠夺和无序贩卖资源的弊病，又不愿意承担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污染治理责任。资本只是将自然作为自身增殖的一种手段，所以逃避生态污染的治理成本就成为其惯常的成本控制方法。英国生态学家戴维·哈维认为，当今全球生态问题的产生是由于资本将自然和空间作为生产资源，这与生态资源安全形成根本性冲突。[7]资本从开发他国的自然资源中获得巨大利益，但却推脱开发过程造成污染的环境责任，对应当向他国承担的环境义务置之不理，这是生态资源使用与环境责任承担上的不对等。

资本内在的无止境扩张特性会借助先进的现代技术“促逼”对自然界的持续开发。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技术的“促逼”迫使自然界面临更加严苛的开采和利用，科技手段能够使自然物摆脱自身天然特性而进入加工、制造领域，最终成为人类的需求品。资本也将丰富多样的自然界摆置为固化的可用之物。实际上，资本所极力追求的技术进步并不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生活福祉，“自然条件恩赐于人类的福利由资本垄断占有，成了资本驱使劳动者利用自然界的恩惠提供最大限度的剩余劳动的自然基础”。[8](p.91)资本垄断下的现代技术进步反而导致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对自然环境破坏加剧。

二、构建人类生态共同体面临的主要困境
当下，推动构建人类生态共同体仍面临一定现实困境，如全球生态非正义现象突出、经济全球化不充分和共同体意识缺失，等等。

（一）国际生态非正义行为威胁发展中国家生态安全
当下人们能够明显看到，发达国家利用资本优势不断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掠夺，如低价购买发展中国家的不可再生自然资源、将高污染高能耗产业或本国垃圾与污染物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等等。从生态正义理论出发不难看到，生态问题的产生是“强势集团加之于弱势阶层的环境不公平现象”。[9](p.43)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遭受生态破坏水平的差别是全球生态非正义的重要体现。

发达国家以资本运作为手段争夺土地资源，是对贫困人口生存机会的挤压，造成全球自然资源的非正义性分配。以跨国公司、金融基金、精英人士等为代表的投资者，为了在粮食生产过程中占据主导，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购置土地。然而在土地被收购后的农作物生产过程中，当地的粮食安全和生态系统无疑会受到损害，这被描述为“农业帝国主义”或“新殖民主义”。[10](p.238)生态系统中可耕种土壤资源直接关于人类生命，资本对土地的全球收购是对全球贫困人口基本人权的伤害。

发达国家掌握生产技术、人才、充沛廉价资金等，在全球产业链中拥有着巨大发展优势。由于渴求发展机遇，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接受发达国家提供的投资资金和技术，缺乏与跨国公司进行谈判的实力。发展中国家依靠出卖其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获得经济发展的初级动能。发展中国家被迫接受国际生态非正义行为，既是因为缺乏生态观念，更是因为其经济发展优先性挤压了生态发展的结果。

这种发展机会上的不平等，造成发展中国家一直处于低端工业生产的经济结构中，无法向生产效益更高、资源消耗更少的高端制造业发展。“因为经济、政治和社会不平等往往存在长期的代际自我复制，因此机会和政治权力不平等对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其伤害性更大。”[11](p.2)发展中国家缺乏自主绿色科技撑起国家的经济发展重心，只能依靠出卖生态资源。发展中国家困窘于落后的经济水平和亟待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等因素，缺乏先进技术和优秀人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被截取，当地生态遭破坏，环境污染愈发严重。造成了同一代际中发展程度不同国家间的不平等现象，更导致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生态文明的发展不平衡。以生态破坏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对发展中国家及其人民的残酷掠夺，造成了对全球生态公平的破坏，发达国家与跨国公司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逆全球化”“反全球化”使人类生态共同体构建受阻
国际经济危机频发、反全球化浪潮兴起与全球贸易争端突出等现象，背后所反映出来的实质问题是经济全球化的不充分发展导致全球化的消极影响不断发生。伴随经济全球化而产生的全球经济动荡，人们开始质疑全球化进程。由此，这些人对倡导构建人类生态共同体的设想也产生疑虑，担心自身利益在构建过程中受损。

进入21 世纪，世界经济屡屡面临危机冲击，在经历2008 年由美国次贷危机蔓延至全球的经济衰退后，当下又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蔓延造成的商品生产、流通和贸易全球化链条中断等危机。2008 年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各国普通民众的工作和收入，人们预想中全球化可带来就业机会增多和物价降低等好处并没有发生，反而因为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链布局，很多工作机会被剥夺，收入水平普遍降低。

受全球化消极影响的工人阶层对经济全球化产生疑虑，“左翼反全球化的主张代表了这部分民众的观点，该主张批判现行的世界经济体系，反对利用民族国家主权式微的跨国企业以及与国家政府相勾结的全球资本的牟利，攻击旨在促进自由贸易以及文化和种族混合的一种更广阔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12]反全球化重新占据人们视线，针对全球是否应该朝一体化发展的讨论频繁出现。

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因为跨国市场、货币、人才等领域的竞争，国家与企业间的摩擦与冲突不可避免。跨国公司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尤为激烈，积极抢占高精尖技术的最高点，在知识产权争端不断发生。国家力量介入这些争端导致不公平现象出现，造成国际商业秩序的混乱。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根据1930年“关税法”第337条内容，具体裁定进口贸易中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在过去的5到7 年里，“337 调查”案件数量呈现爆炸式增长。[13]单个国家的司法参与增加了争议双方对判决的疑虑，这无疑强化了各国和民族间的敌对和冲突。

上述这类“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情绪与行为，导致不同国家之间、不同公司之间、各国人民之间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断产生利益冲突。这些矛盾削弱了人们对全球化优势的认知，强化了对全球化弊端的主观判断。因此，当人们主观地将这一判断迁移到对生态共同体的认知上，构建人类生态共同体的全球舆论和行动力量就必然会被削弱。

（三）信息交换不全面导致生态共同体意识的缺失
共同体意识在共同立场的交融中逐步产生并不断凝聚成更多人的共识。只有在信息全面交换的基础上，全人类对全球生态认识才能统一，人类生态共同体的重要性才能被充分认知。在当下处理全球议题的现实状况中，各个国家差别化的利益诉求导致对全球议题的处理意见不一致，使得各国共同体意识发生分化。例如，由于温室气体的浓度继续达到新的记录，目前处于近千年来的最高水平，[14]全球气候变暖的事实毋庸置疑，然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仍以数据不真实、影响甚微等理由否定全球变暖的事实及其严重危害，他以气候协定对美国不公平、给美国造成严重经济负担等为由，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美国对全球气候变暖信息的有目的性误读，歪曲了气候变暖的事实及其生态影响，为本国一己私利而将共同体意识置于脑后，阻碍了全球生态共同体的推进。

新闻媒体有立场、非客观、片面地报道生态事件，同样会加剧全球信息交换的不充分，造成事件真实内容被遮蔽，使观众吸收错误信息后产生偏见。中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时措施得力，有效控制住了疫情蔓延，但部分西方媒体却罔顾中国抗疫成就，出于自身立场，通过不客观、不全面的新闻报道引导观众误解中国的抗疫方案。一些西方媒体将新冠肺炎疫情传播的责任归咎于某些特定国家，这无疑分化了人们的共同体合作意识。

“价值关乎共识，没有共识，难以形成共同体。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须在价值观上达至共识。”[15]国际社会只有在全面共享生态环境信息的条件下，才能树立生态共同体意识。生态共同体意识包含对人类与地球相互依存的认知，包含对脆弱的地球生态圈亟待保护的认知，包含不同国家在面对全球生态问题上具有相同处境和共同作为的认知。科尔曼认为，全球责任的第一个原则是“谁都无可遁逃”。[16](p.131)生态系统的长期安全与当代和往后世世代代人类的命运紧密相连，因此每个人都应具备全球命运一体化意识。

三、推动构建人类生态共同体的可行性路径
构建人类生态共同体需要集合全球各国各民族人民共同努力，需要从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出发，凝聚生态共同体意识，坚定推动全球化并节制资本。

（一）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
构建人类生态共同体要求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以常态化制度落实全球生态治理方案。全球生态治理体系必须首先建立在共同协商的基础上，各国需要详细表达自身的现实利益和价值追求、国内人民的实际需求和社会的共同心声。国际社会在充分了解上述信息后，再进行全球平等协商。“共商”是要集合各国有益创新方案，最终形成充分反映各国利益诉求、满足各国需要，且在实施过程中具有可行性的国际方案。“共建”要求各国和各国际组织都参与到生态治理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去，是一个“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把双方优势和潜能充分发挥出来，聚沙成塔，积水成渊，持之以恒加以推进”的过程。[17](p.122)“共建”的过程要平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别化利益，协调全球生态环境与农业、工业与跨国企业等的利益。“共享”的含义在于当全球治理体系显现其成效之时，所有由此产生的生态文明成果都能以相对公正的分配方式被所有国家享有。

（二）强调合作共生的共同体意识
为维系地球这一人类共同生存的唯一家园，人类社会必须凝聚所有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全球合作共识，共同承担生态治理责任。针对共同体意识缺失等问题，人类社会应当将生态共同体意识作为共同体建设的价值观抓手，广泛传播并建立生态共同体意识，从思想根源上巩固人类生态共同体的构建基础，为推动构建人类生态共同体奠定思想共识及交汇点。

我们应当从生态系统中的消耗者这一角色定位，转变为有全球责任意识的世界公民，应意识到世界是密不可分的共同存在，应打破民族主义狭隘的“小团体”意识。我们需要将来自民族的同属性放大为一种世界主义的归属感，消融“本国”与“他国”之间泾渭分明的差别观念，减少国与国之间的隔阂和对立。个人在维护自身周围的生态平衡，也是在维护公共环境的利益，减弱自我与其他国家人民的身份差异感就是逐渐形成世界公民意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态治理产生的共赢情感会自然地从生态合作中外溢到国家与民族间，进一步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三）坚定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
振兴全球化是推动人类生态共同体构建的突破口，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能够为构筑生态共同体营造更加安全、繁荣和友好的国际环境。成熟的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真正的一体化，是解决和处理好当下经济融合不彻底、不充分等弊端后的一体化，能够充分展现经济全球化的显著优势。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任何个人或国家都无法逆全球化潮流行事。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要以公正、平等和共赢为目标，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置于同等重要的发展地位，促进国际分工体系的合理化以及全球产业链的结构提升。全球经济应当摈弃过去以少数西方发达国家为核心的全球经济旧格局，以不同国家的平等合作为前提，展现出发展中国家的潜在经济增长爆发力。在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做大蛋糕”过程中，还应同时注重“分配蛋糕”的成果共享公平，防止某些利益团体侵吞大量经济增长的福利。

（四）发展中国家有节制有限度地引进外国资本
发展中国家需要警惕外国资本对本国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的侵蚀，防止出现资本进入造成国际生态非正义的现象。发展中国家应当警惕发达国家在资本投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自然掠夺行为，防止自身成为全球生态公平失衡的牺牲品。在引进资本进行物质生产活动和推动经济发展时，各国应树立绿色发展的国家理念。绿色发展理念是从自然界与人类共同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的目标出发，探索出社会经济增长与生态系统安全两者相协调的新型发展路径。绿色发展的国家理念是从发展方向上杜绝社会中存在的以损害生态系统为代价谋求经济增长的模式，从根本上解决物质条件改善和生态系统正常运转之间的平衡问题。发展中国家应当认识到“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18](p.187)将生态治理、资本引进和经济增长作为并行不悖的发展方向，结合于同一追求之下。

总之，人类生态共同体秉持的是合作、发展和共赢的国际主义价值观，追求的是全世界人民在物质资料和精神文明层面上的共同福祉。以生态文明共识为切入点，通过全球协作改善生态系统的失衡问题，国际社会将推动建立更加平等公正的治理体系，形成更加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生态共同体。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

[2][以]尤瓦尔·赫拉利.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M].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3][美]彼得·圣吉.必要的革命[M].李晨晔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15-09-29.

[6][美]乔尔·科威尔.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毁灭[M].杨燕飞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7]刘燕.资本空间化的生态批判[J].国外理论动态，2017，(10).

[8]王岩.马克思主义可持续发展观及当代价值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

[9]史玉成.环境法的法权结构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10]尹继武.全球安全、冲突及其治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

[11]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合订本：公平与发展[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12]Voelz Johannes.Transnationalism and Anti-Globalism[J].College Literature，2017，(4).

[13]Ryan N Herrington，Brendan P Rogers.Shock and Awe：The Increasing Popularity and Intrinsic Value of an ITC Investigation[J].The IP Litigator：Devoted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Litigation and Enforcement，2010，(1).

[14]J.Blunden，D.S.Arnd and G.Hartfield.State of the Climate in 2017[J].Bulletin of the Amer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2018，(8).

[15]韩庆祥.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贡献“中国理论”[J].东岳论丛，2017，(11).

[16][美]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M].梅俊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17]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18]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cological Community for Mankind:Its Intrinsic Needs and Practical Dilemmas

(Feng Xin-wei and Zheng Yi-ping)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cological community for mankind has a triple internalized necessity：firstly,the realistic background suggests that the full intera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brought the global ecological community much closer；secondly,the building of an ecological community is the cornerstone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mankind；thirdly,the nature of capital proliferation lies in the objective existence of the root cause of the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However,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cological community for mankind is confronted with such realities as the prominence of global ecological injustice,the manifestation of“anti-globalisation”sentiments,and the lack of a sense of community.To remove the obstacles to the efforts,we should establish a glob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system that is jointly negotiated,built and shared,emphasize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mankind cooperation and coexistence,firmly promote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and treat capital with restraint and limits.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20）12-0078-07

作者：冯馨蔚，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郑易平，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图 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