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中国际格局的影响因素及其主要特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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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局中国际格局的影响因素及其主要特点分析∗
郭树勇 杨文萱

[摘要]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出现了新的转折点并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并在崛起过程中发挥作用；二是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三是国际治理中的文化因素成为当前最突出的议题之一；四是以中美为代表的大国关系进入新时期，防止“新冷战”成为共同关注；五是以权力政治为主导的国际政治模式已经落后。这些新形势新特点构成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基本背景，要求我们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重视国际话语权建设，在联合国宪章框架下探索和推动形成具有新时代特征的全球治理规则体系，推进为人类和平发展，从而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任务。

[关键词]大变局；国际治理；习近平外交思想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1]在大变局中，中国有着明确的历史使命，即“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2](p.9)为完成这一伟大使命，我们要深刻把握大变局的国际格局特点及其影响因素，不断完善全球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而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形成新的全球治理规则体系。

一、新兴经济体正实现群体性崛起
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抓住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机遇，发挥后发优势，坚持不结盟基础上的国际合作原则，经济实力不断提升，与西方传统大国经济衰退形成鲜明反差，呈现群体性崛起的趋势。

（一）西方传统大国普遍面临经济困难
进入21 世纪特别是近年来，西方大国出现了普遍经济困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自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对世界经济贡献的比重开始下滑。尤其此次疫情以来，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估，美国经济2020 年将收缩6.1%。2002 年世界GDP 总量34.71 万亿美元，美国GDP 总量10.938 万亿美元，占世界GDP 总量的32%，中国的1.471 万亿美元占世界比重的13.5%。2019 年世界GDP 总量87.698 万亿美元，中国GDP 总量14.343 万亿美元占世界GDP 总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了16.4%，美国的GDP总量占世界GDP 总量下降到了24.4%。冷战后头20年美国权势地位的变化、冷战后第二个十年内新兴大国开始群体性崛起和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证明，美国霸权地位相对衰落的迹象已经变得相当明显。①上述数据参见World bank：COVID-19 to Plunge Global Economy into Worst Recession since World War II，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20/06/08/covid-19-to-plunge-global-economy-into-worst-recession-since-world-war-ii；潘亚玲：《应对霸权衰落：美国中长期战略前瞻》，《美国研究》2013年第2期。经济上的困难是动摇西方传统大国世界地位核心位置的重要因素。

与经济困难相应，欧洲一体化进程也备受挫折。自2009 年债务危机后，难民危机、大规模恐袭、英国脱欧、新冠肺炎疫情等挑战不断，欧洲一体化和经济发展陷入停滞或增长低速。2019 年欧盟GDP 总量15.63 万亿美元，同比下降0.34 万亿美元，经济增长率为2.1%，在世界各大经济体中占比由18.50%下降为17.80%，同比下降了0.7%。①参见World bank：GDP-European Union，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locations=EU。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2020 年欧盟经济预测显示，如果欧盟和各成员国采取的措施能继续减缓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速度，并且不会暴发“第二波”感染，那么欧盟经济预计在2020年萎缩8.3%，欧元区经济预计在2020 年萎缩8.7%，②参见European Commission：Jobs and economy dur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https：//ec.europa.eu/info/live-work-travel-eu/health/coronavirus-response/jobs-and-economy-during-coronavirus-pandemic_en。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倒退。根据欧盟统计局发布的2020 年《欧洲经济预测》报告显示，2020 年第一季度，欧盟经济环比下降3.5%，预计第二季度下降尤为明显，环比下降13.5%。③参见Eurostat：European Economic Forecast，https：//ec.europa.eu/info/sites/info/files/economy-finance/ip121_en.pdf。此外，欧洲一体化还受到内外政治因素的综合影响：第一，东扩出现团结性危机。欧盟现有规模是由一次次扩员而来的，现在成员由最初的法国、德国、意大利等西欧国家和后加入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东欧国家组成，各国意识形态背景多元、利益诉求不同、意见分歧不断。第二，美国与欧盟出现更多疏离倾向，由于在“中美贸易战”、伊拉克战争、北约军费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和矛盾，美欧关系中的斗争因素在上升、合作比重在下降。第三，“多速”欧洲现象十分严重。芬兰、瑞典等北欧国家由于国家本身的高福利政策，经济增长率较低，不能达到德、法关于欧盟经济发展标准，没有给欧盟经济飞速发展带来契机，拖缓了其发展速度，客观上造成了“多速”欧洲的现实。

（二）新兴经济体走上富强和复兴快车道
在国际关系百年变迁史中，东方国家在反帝、反殖民与反干涉过程中取得了民族独立、现代化建设和国家复兴与进步等辉煌成就，冷战结束以来抓住和平发展机遇，实现了新一轮经济腾飞。冷战结束带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发展。进入21 世纪以来，国际格局的“非西方化”加速演进，[3]一个显著表现是新兴经济体已经逐渐成为全球治理的主力军。

2016 年，中国在G20 杭州峰会上通过积极谋划和在机制化建设方面作出的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工作，设计出体现发展中大国贡献的相关议题并有力推动了全球经济治理在指导原则和指标体系上的结构性改革，以更加自信的姿态融入全球经济秩序并扮演全球经济治理建设者、贡献者和变革者的角色。[4]2020 年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世界贸易报告》统计称，受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掀起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影响，从2008 年9 月份经济危机以来全球商品贸易总量在2019 年首次下滑。④参见World Trade Statistical Review 2020，World Trade Organization，p.18。新兴大国在世界经济领域的发展速度不可估量，20 世纪60 年代的“巴西奇迹”，20 世纪70 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20 世纪90 年代印度经济腾飞，21 世纪开始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金砖五国的飞速发展，[5]对世界GDP 贡献比重越来越大，对国际体系构建发挥着重要作用。2009 年世界GDP 总量为60.4 万亿美元，中国GDP 总量5.1 万亿美元占世界GDP 总量的8.45%，印度GDP 总量1.34 万亿美元占世界GDP 总量的2.22%，巴西GDP 总量1.67 万亿美元占世界GDP 总量的2.76%。2019 年世界GDP总量为87.7 万亿美元，中国GDP 总量14.34 万亿美元占世界GDP 总量的16.36%，印度GDP 总量2.88 万亿美元占世界GDP 总量的3.28%，巴西GDP 总量1.84 万亿美元占世界GDP 总量的2.10%，由此可见中国、印度、巴西这些新兴经济体占世界GDP 比重总和由2009 年的13.43%提高到了2019 年的21.74%，⑤数据来源：笔者根据世界银行2009和2019年数据整理得出。发展势头迅猛，新兴经济体走上富强和复兴的快车道。

（三）中国在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发挥引领作用
随着全球化和多极化趋势不断深化，新兴经济体作为处理世界事务的重要一极，会越来越多地参与并主导国际事务的发展方向，在更多层次、更高领域发挥其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是，新事物的发展总是曲折前进的，短时间内东方国家内部的政治模式、历史文化等差异会使彼此很难聚合。但无论如何，东方国家群体性崛起势头不可阻挡。中国作为东方国家的主要力量要起到带头引领作用，尤其现在全球面临新冠肺炎疫情的艰难时刻，在“自保”有余力的同时也要“保他”。疫情当前，中国已向82 个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非洲联盟提供口罩和检测剂等抗疫物资，提供中国的抗疫经验，与国际专家举行抗疫“云会议”。在今后的国际治理中，为谋求新兴国家的集体利益及保障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有序进行，新兴国家将继续运用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金钻十一国”等国际合作平台凝聚更多智慧，形成更多国际共识，提出更多国际方案。

二、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影响越来越大
近年来，习近平要求广大科技工作者勇做新时代创新的排头兵，努力建设世界科技强国。[2](pp.245-255)这主要是因为科技在提升综合国力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维护国家安全和世界秩序、增进全球治理能力等方面都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及第四次科技革命主要是基础理论的重大突破，第二、三、五次则是应用理论的重大突破。科技革命一发生便展现出惊人的创造力和影响力，当前科技的飞速发展犹如一场“风暴”，把人类卷入人工智能、5G、生物科学的高速发展时期。毫无疑问，新科技革命正在改变世界，并带来大变局。[6]争取虚拟空间和网络空间，成为此次科技竞争的焦点。

（一）科技发展加速大国兴衰变化
历史上每一次科技革命必然伴随世界政治主导权的更替。进入21 世纪，科技发展水平已成为衡量大国实力的标准之一。21 世纪是物联网的时代，数据处理和芯片技术等成为争夺技术制高点的重要因素，也必然成为大国博弈的新对象。近年来，中国科技创新备受瞩目，美国感受到威胁，开始对中国发动“科技战”。2019 年5 月15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随后美商务部又宣布将华为及其68 家子公司列入出口管制的“实体名单”。2020年5月22日，美国商务部将出口管制实体清单涉及范围扩至中国13 所高校和33 家中国公司，这些实体无一例外都是高科技研究机构。继2019 年制裁华为事件之后，2020 年7 月8 日美国政府又宣布正在考虑禁止抖音（Tik-Tok）在美运行。作为线上社交平台，抖音已经成为全球下载量最大的App，在美用户量已经有1亿人。

（二）科学发展改变国际战争形式
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够改变国际战争形式，进而更深刻影响世界和平与稳定。国际硬实力竞争的最新形式是战争威慑和战争行为。确保相互摧毁的能力、先发制人的能力以及第二轮打击能力，主要依靠军事技术领域的革命，因此各国总是把最新科技成果优先应用于军事领域。当前，各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军事技术研发，努力在未来军事斗争中抢占先机。2017—2019 年，全球主要科技研发领域对国防研发的投入越来越大。2020 年，各国更加注重军事科技投入，2020 年美国国防部预算7500 亿美元，其中1034 亿美元用于军事研发，占整个军费开支的近七分之一。据韩国国防部公布的2021—2025 财年中期国防计划显示，今后5 年韩国的军费开支被要求达到2530 亿美元左右，其中很大部分用于研发和制造新武器系统。①参见《“新预算”再弹“军事优势”老调》，《解放军报》2019年3月28日；《韩军增加开支打造“锋利牙齿”》，《参考消息》2020年8月22日。现代化科技带来的军事技术革新能够在提升打击力度、提高作战效率、改变作战方式等方面发挥作用，越来越趋向于“非流血”的现代化战争方式。美国曾用短短几个月时间就结束了阿富汗战争，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全球鹰无人机”“战斧式巡航导弹”“增强型战斗头盔”“美国陆军沙漠作战服”“美国陆军沙漠作战靴”等高科技武器的使用。近几年来，无人机在各领域都深受欢迎，尤其是军用无人机在监测、侦查、定位等方面开始大量使用。无人机中的大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系统中的决策系统能够通过对外部环境以及自身实力的预估作出评判，将战略风险降到最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目前，美国海军正在打造旨在协调无人艇舰队、执行侦察，搜寻潜艇等任务的首艘大型无人艇战舰以提高其海上作战优势。②参见《美海军打造首艘大型无人战舰》，《参考消息》2020年9月10日。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帮助其盟友发展高科技军事设备。2020 年8 月，波音公司在澳大利亚开发使用“空中组队系统”的忠诚僚无人机，可能成为澳大利亚空军远程打击需求的最佳解决方案。③参见《澳空军规划未来20年发展方向》，《参考消息》2020年8月29日。2020 年9月30 日，在纳卡地区的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冲突中，阿塞拜疆动用军用无人机摧毁亚美尼亚火炮阵地。智能化武器的使用能够实现人机实质性分离，改变战争形式，使实际伤亡率无限接近于0，并能最大程度提升武器使用率和不同武器之间的协作。[7]2020 年9月，美国空军完成了机器狗“愿景60（Vision 60）”的测试，机器狗专为执行远程检查、情报获取、监视等任务而设计，能够适应各种环境并且可替人承担风险。科技发展也使人类斗争向外层空间转移。随着科技进步，越来越多的国家拥有卫星发射能力，作为国际竞争的一个领域，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关注太空，资源争夺战开始扩展至太空领域。2018 年6 月，特朗普政府下令美国国防部立即组建美国武装力量的第六个军种——太空军，抢先占领外层空间资源。各国正大力推进激光武器、电磁波武器、太空武器等新技术研发。人类在新的科技革命面前可以采取合作的态度，共同制订外层空间开发方案，这样就给全球安全治理和国际公域治理提供了机会。人类也可以采取对抗的形式，那就会重蹈“星球大战”计划的霸权主义覆辙。笔者相信，国际社会会选择前者，但同时必须防止和反对后者的发生。

（三）科技发展影响国际伦理界限
科技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将对国际伦理产生影响。一方面，它会弱化国际道德标准，模糊国际伦理界限，对世界秩序稳定产生巨大冲击。比如，新兴生物技术作为一种跨领域融合的高科技技术，越来越多被运用于现代化战争。生物恐怖作为一种严重违背国际伦理和人类道德的恐怖袭击手段，越来越威胁到世界稳定。2015 年，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大楼）揭露美军方实验室将炭疽活体样本寄到了包括美国本土、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在内的另外几十个实验室。①“美国防部承认五角大楼或将收到炭疽活体样本”，参见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604/c157278-27100721.html。作为21 世纪最尖端的技术应用之一，人工智能给世界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关于国际伦理问题的思考，人们开始思考人工智能是否能代替、超过甚至支配人类，对人工智能伦理与人工智能是否能协同发展存在疑虑。人工智能很大程度依赖深度算法，但算法的不可预见性和机械化的智能思维运作模式又会增加机器失控的概率。比如，2018 年5 月谷歌公司研发的黑科技系统（Google Duplex）能够以假乱真代替人类自动接打电话等事件引发了人们对相关伦理问题的思考。在国际伦理层面，人工智能武器的使用与传统军事力量对比，打击力度明显，会加剧常规军事力量间对抗的不平衡。无人机技术等人工智能武器系统在军事对抗中没有回避对无辜生命的打击。另一方面，科技进步将引发国际社会对人类生存危机、治理危机的深层次思考。无论是世界宗教界、科技界还是联合国交流都多次召开会议广泛深入讨论，呼吁制定全球伦理最低标准，加强人工智能战争伦理研究，进一步限制各国从事核试验、核军备和外层空间科研的自主权，这也反过来促进人类加深对共同命运的思考，给全球秩序变革和全球治理完善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和机遇。

三、文化在国际政治中占据更加重要地位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全球文化交流与文化治理问题做了重要论述：“要尊重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8](p.59)相较于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来说，文化一直处于政治边缘和夹缝地带。近代以来，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被大国竞争和殖民占领的“丛林法则”所主导，[9]西方国家长期占据世界舞台中心，世界秩序处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主导之下。西方文明和与之相关联的西方文化自然成为世界文化关系的主导，于是，在世界文化关系中，就形成了百年来世界文化基本格局，即以欧美文化为中心的文化核心地带和世界其他文化的文化边缘地带。[10]冷战结束不久，长期被压抑的文明、宗教、认同矛盾浮出水面。以文化治理为首的多种治理形式交叉已成为国际治理的必然选择。当前国际社会重视文化治理，主要是因为世界文化秩序重组状况大大落后于世界政治秩序和世界经济秩序，以美国为首的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主义成为阻挡文化公共物品供给、文化多样化原则和文明交流互鉴的主要障碍。另外，防止意识形态斗争扩大化和文明冲突的普遍化，也是国际文化治理的紧迫任务之一。

（一）“文明冲突”仍威胁全球政治
美国继续贯彻“文明冲突论”的论调，刻意组建民主同盟和扩大“五眼联盟”。近年来，美国将进攻性现实主义与“民主和平论”混合使用，提出了2006 年美国“普林斯顿计划”使用过的民主同盟概念的构想，企图把符合西方民主标准的国家组织起来，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价值观战争。在“民主同盟”群体中，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五国组成“五眼联盟”居于核心地位。“五眼联盟”是由二战后多项秘密协议催生的监听组织，是价值观战争的枢纽国家，全部由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和文化背景相近的国家组成。进入21 世纪，美国重启组织“五眼联盟”打击异己力量，制造文明冲突。2013 年，美国“棱镜门”事件揭露出“五眼联盟”对全球陆地、海洋、天空甚至太空的全方位实时监控；2020 年美国以限制“五眼联盟”情报共享要挟英国拒绝成立华为英国芯片研究中心；美国司法部起诉5 名“中国黑客”，以网络安全“贴标签”“泼脏水”污名化中国；2020 年9 月，在刚刚结束的“五眼联盟”会议上，成员国有意考虑让日本加入成为“第六眼”，不断扩大其全球监控和情报共享能力，对与美国文化霸权相冲突的国家进行围堵打压。

（二）欧盟和东盟从制度上大力推进社会文化治理
区域不仅是地理概念，很多时候地理因素只是作为表层因素在发挥作用，而深藏背后的文化、共同历史记忆、共有发展预期等社会因素则将地理邻近的行为体凝聚在一起。欧盟和东盟在区域文化治理方面提供了范例。欧盟是世界上区域文化政策最成熟的地区。冷战结束后，欧盟签署将文化问题纳入核心议题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2007 年，欧盟委员会发布旨在促进文化共同体建设的《世界全球化中的欧洲文化议程》；2011 年，欧盟推出打造与“欧洲文化之都”“欧洲文化遗产日”“欧洲遗产标签”融合的“创意欧洲”概念，为欧盟区域文化的一体化建设提供制度保障。作为仅次于欧盟的区域一体化组织，东盟在区域文化治理方面也有许多可借鉴之处。进入21世纪不久，东盟峰会通过了《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行动计划》；2007年东盟制定了《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蓝图》，并成立负责东盟社会文化事务的理事会；[11]2015 年，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成立并通过了愿景文件《东盟2025：携手前行》，形成了具有东盟风格的文化共同体。

（三）中国反对文明冲突、主张文明互鉴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批判美国的“文明冲突论”和文明狭隘主义观念，以身作则践行国际文化治理责任和义务，积极开展文明交流与互鉴，推行文化国际主义，在以主权国家体系和国际法牵头的世界文化秩序内核下积极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头的世界文化秩序建设，积极响应世界宗教大会关于制定全球伦理最低要求的呼吁，积极参加形式多样的文明对话论坛。[12](p.144)2019 年5 月，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开幕。习近平强调：“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13]中国在文化传播和遗产保护等方面都体现着大国担当。截至2019年5月，中国已与阿联酋、印度、伊朗等18个国家签署图书互译出版协议，已经出版了70 多种精品图书。[14]进入新时代，中国参与文化治理脚步明显加快，这表明了中国加强文明互鉴的历史担当与国际情怀，又显示出中国也有实力有条件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一方面，作为世界人口第一的大国，中国有着明显的人口优势。随着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素质的提高，中国人越来越多跟随全球化脚步走向国际，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领域发挥作用。世界秩序的有序发展少不了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人支持。另一方面，传统思想的家国情怀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世界主义思想对于中国的整体观和大局观的熏陶，使中国更发挥了文明古国的优势，不断推动加强对外文化软实力建设、开展区域性文明对话、构建东亚文化共同体、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四、国际社会应共同防止“新冷战”
中美关系是大变局的核心变量，规定着当前国际格局的基本走向。要不要“新冷战”，如何防止“新冷战”，无论对于中美两国还是对于国际社会都至关重要。

（一）美国鼓吹“新冷战”
欧洲人在20 世纪末就使用过“新冷战”概念，但真正将之付诸政治和外交实践，还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及其外交智囊团。2020年7月23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里查德·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了题为《共产主义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说，他模仿1946 年3 月丘吉尔在富尔顿发表的铁幕演说，企图通过渲染中国“威胁”纠集所谓的“民主国家联盟”。与中国全面对抗的美国主流媒体和战略专家也大肆鼓吹“新冷战”，形成了政界与战略专家相互呼应的局面。美国媒体发文称，美国现在的政策似乎是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战士的坟墓中产生的。①参见Trump：The Resurgent of Cold War President，https：//www.strategic-culture.org/news/2018/10/20/trump-resurgent-cold-warpresident/。多年来一直鼓吹“新冷战”的罗伯特·卡普兰（Robert·D·Kaplan）说，未来已经到来。他写道：“新冷战是长期性的。而且，因为美中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关系，会产生许多二次效应和三次效应。”保罗·莫祖尔（Paul Mozul）在《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陷入“意识形态螺旋”——美国和中国迈向冷战》的文章。美国学者阿隆·弗里德伯格（Aaron L.Friedberg）、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等都表示，中美关系已经恶化到开始“新冷战”的状态。①参见“中美‘新冷战’论是谬论”，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2019/0911/2390716_6.shtml；“中美‘新冷战’是伪命题”，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2020/0901/2419673.shtml；Aaron L.Friedberg，Charles W.Boustany，Partial Disengagement：A New US Strategy for Econom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The Washington Quarterly，2020，No.1；Christopher Layne，Preventing the China-U.S.Cold War from Turning Hot，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2020，No.3。可以看出，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美国社会有一股对华发动“新冷战”的强大力量。

（二）“新冷战”包藏战略欺骗性
第一，“新冷战”是一种单方面的战略臆想。它是美国对华贸易战的继续和发展，希望以全面冷战迫使中国就范。2018 年3 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借“301 调查”对华开展持续贸易摩擦，妄图导致中美经济关系“脱钩”；与此同时，美国控制甚至有意限制赴美留学和旅游人数，关闭数家孔子学院，将“脱钩”战略溢出到社会、文化等领域。[15]

第二，“新冷战”根本上反映了长期奉行零和游戏和霸权政治思维的西方人士对于中国和平发展的恐惧、误解和仇视。2010 年，中国GDP 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 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习近平发表以推动全球化和参与全球治理的“达沃斯精神”演说。新冠疫情暴发后，中国的抗疫实践不断赢得国际社会认可。美国政府开始进行压制和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调整，不惜采取舆论战、意识形态战和拼凑新同盟等做法，妄图孤立中国、妖魔化中国，将中国与苏联比附，将当前格局与二战后的两极格局相提并论。

第三，“新冷战”无视中美合作的巨大潜力与共同基础。过去10年，中国经济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达到30%，中美两国经济为解决2008 年国际经济危机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在搭建二十国集团等国际经济合作平台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国际合作。与当年是战略合作为主的、维护两大意识形态阵营利益至上的竞争性美苏关系不同，中美合作是经济合作共赢为主、相互尊重的建设性合作关系，又面临实现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完善国际体系有序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历史性任务，不能简单地以所谓的结构性矛盾来为“新冷战”做注释，否则就回到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的逻辑上了。

（三）中国竭力拒绝“新冷战”
对于美国发起的“新冷战”攻势，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报以冷静的态度，理性地加以拒绝，坚决反对美国和任何国家组织发起新冷战的企图。2020 年7 月16 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答记者问时就中美“新冷战”问题作出了答复：“中国无意挑战或取代美国，无意与美全面对抗。我们关心的是提高本国人民的福祉，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对美政策没有变化，愿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发展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②《中美“新冷战”正在成形？外交部回应：依然期待美国政策制定者们能够回归理性》，参见http：//m.news.cctv.com/2020/07/16/ARTIeZovUDXJly2SfEXwBrUs200716.shtml。中国学术界承认中美的竞争关系和结构性矛盾，但大多都从合作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立场对待中美竞争。比如，有学者认为，中美目前要建立真正的战略互信，在现阶段来说是奢望，但中国绝不想主动挑起冲突。[16]诚然，中美关系不易回到20世纪80年代的“蜜月期”，将来会更多地以竞争与合作相互交织的形式出现，竞争大于合作、合作空间巨大、竞争性合作将处于主导形态，然而，中国仍将中美合作、新型大国关系作为发展对美关系的主要方向，坚决反对中美对抗，避免所谓“新冷战”。

中国拒绝和反对“新冷战”，主要出于以下考虑：第一，当前时代不是一个强权政治和冷战思维的时代，而是一个和平发展、动荡变革的时代，世界进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进入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应当摆脱旧思维，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来实现民族复兴，而不是走强国必霸、通过战争崛起的历史老路。这个老路已屡被历史证明为“错路”，如果接受美国的新冷战挑衅，无疑又是重复美苏冷战老路，不利于世界和平、人类进步，也不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二，中国政府一直在竞争中寻求沟通合作，倡导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努力扩大中美双方利益交汇点。[17]历史和现实经验告诉我们，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双俱”。目前两国摩擦冲突时有发生，中国一直试图通过和平方式寻求合作处理，管控分歧，用整体主义和大局观的思维处理大国关系，承认不同文化的现实。比如，自2018 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摩擦，中国政府一直寻求与美国政府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经过十三轮谈判最终达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中美第一阶段经贸谈判暂告一个段落。这说明，中美存在合作的巨大空间，应为合作留下机会。第三，中国相信中美的政治基础不是随意可以破坏的。“三个联合公报”是最大的政治基础，也是防止中美“新冷战”的“防波堤”。中国领导人和外交官在2020年8月至10月多次通过国际会议和记者采访的形式重申中国坚持开放的立场，愿意与美国开展各种对话，反对美国强加的“新冷战”，承诺永远不追求霸权。这是对蓬佩奥演说的软抵抗，也表达了中国不愿意反对“新冷战”的决心和诚意。2020年11月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赢得美国大选后，以拜登为首的民主党人反华论调有所降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冷战”的气氛。2020年12月28日，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其发表的题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有前途吗？》的文章中提出“合作性对抗”（Cooperative Rivalry）战略，也不主张“新冷战”。

当然，中美关系的未来取决于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一系列“蝴蝶效应”，国际社会需要中美两国深化国际合作、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提供更多公共产品，[18]美国及其盟国、广大中等强国，都将在未来的中美关系形塑中发挥不同作用。2020 年12 月28 日，美国候任总统拜登表示在贸易、科技等领域与中国对抗之际要联合理念相近的伙伴以捍卫美国的有利地位。这说明，美方鼓动与中国进行“新冷战”的趋势并未根本改变。防止“新冷战”仍是国际社会长期的重要共同任务。

五、国际治理模式逐渐成为替代权力政治模式的必由之路
削弱权力政治（又称为强权政治、均势政治等）模式对大变局下国际格局的影响，是新时代国际政治的重要主题。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中的世界性难题和全球性问题，越来越被证明再也不能走权力政治的老路，必须走全球治理、区域治理等方式的国际治理新路。

（一）国际治理与权力政治两种政治理念之争
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强调权力政治，即国家主权高于一切，国家利益至上，国家力量以人口、领土、资源、军力等硬实力为主，发展硬实力、以权力对抗权力、约束权力才是硬道理，通过均势、联盟甚至局部战争等办法来维持国际体系和世界和平稳定。适当的权力政治可以维持一定条件的主权与和平，有其不可忽视的历史合理性，但是权力政治发展到不适当的程度就是强权政治、弱肉强食，而且权力政治的“适当”与“不适当”难有明确界限，以至于到19 世纪末期就发展成这样一种情形：国际社会发现，即使再高明的政治家、战略家也无法保证均势政治不演变成世界性战争危机。因此，一战后国际社会即开始全面质疑权力政治。与权力政治相比，国际治理是21 世纪的新型政治之道，是国际关系中多元主体采取合作方式处理国际事务；是一种集大局性和宏观性为一体的治理方式；是以和谐共生为核心价值观，追求成员间的绝对利益而非相对利益；是以平等协作、民主政治为基调的治理理念，目前已成为化解世界性难题的主要模式。与过去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不同，20 世纪国际殖民体系解体和新的全球化主权国家体系形成后，国际社会的多元化包含更多的思想理论的创新。[19](pp.6-11)以废止秘密外交、平息国际纠纷为宗旨的国际联盟算是国际安全治理的重要组织形式。联合国赋予国际联盟的国际治理思想以新的历史内容和任务，致力于维护战后和平秩序、处理国际争端，推动南北对话等。古巴导弹危机中核武器相互确保摧毁的现实，一度把人类引向世界大战的边缘甚或“生存还是毁灭”的困境，迫使各方放弃国家利益至上原则，接受国际制度对核安全、战争管理、大国危机管理的约束。另外，欧洲、东亚、东南亚和美洲等国家避开两大阵营之间的对峙和“全球合作僵局”困扰，在两大阵营内部或边缘谋求自主化的经济联合，促进了自由贸易在区域自由贸易上的发展升级，使新兴经济体在欧洲、东南亚和南美脱颖而出，这是区域治理的重大成功，再一次让世界看到了国际治理模式的生命力。

（二）新式全球性危机需要新型国际治理
传统的权力政治模式已经不能应对21 世纪以来的新式全球性危机。进入21 世纪，“9·11”恐怖袭击、次贷危机等迫使国际政治模式发生转变。针对国际恐怖主义的进攻，美国放弃了本来准备对中国、俄罗斯等国的地缘政治施压计划，转而在联合国支持下组织国际反对恐怖主义联合阵线，推动联合国千年计划，这是明显的由权力政治思维向国际治理思维转变的案例。国际治理的重要转折点是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此次危机是美国引起的，它自身难保，更无暇顾及世界经济走势。国际社会真正开始寻找新的治理模式，二十国集团就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并成为国际经济治理最重要的机制之一，其成员有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欧盟20 方等发达国家和经济体，又有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经济体，多方采取了相对平等的对话协商方式共同应对此次危机，促进世界经济迅速复苏，成效显著。这种国际机制的结构文明多元包容，思路上讲究国际协商，重视发挥新兴国家作用。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是世界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一个重要缩影和产物，既是大变局中国际格局重塑的重大变化，也是权力政治模式全面让位于国际治理模式的重要标志之一。从此，任何一个国家哪怕是超级大国也不可能让国际政治回到权力政治的老路上了。

（三）新冠肺炎疫情大暴发促使人类推进全球治理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和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致使东升西降、国际关系多极化进一步发展。2020 年6 月，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全球经济前景》报告称，2020 年全球经济生产总值倒退5.2%，是近十年以来最大的经济大萧条。①参见World Bank：Global Outlook，https：//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global-economic-prospects。中国是2020 年二十国集团中唯一实现正经济增长的国家，而西方多数国家尚处于经济困难时期。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近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0 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9%，其中发达经济体将萎缩8%，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萎缩3%。②参见如何理解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构建新发展格局，http：//www.ccdi.gov.cn/yaowen/202008/t20200801_223112.html。在此次抗疫过程中存在一些国家、国际机制、国际组织因行动迟缓、应对不及时、轻视疫情造成疫情大暴发的现象，就反映出全球治理体系中局部治理失灵，迫使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当前全球治理体系。[20]目前，抗疫国际合作和全球卫生治理仍艰难前行，渡过了惶恐期、无措期，逐渐达成共识，摆脱了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阴霾，在联合国和二十国集团、世界卫生组织等框架下建立起一种抗疫国际秩序，这显示出：尽管摆脱危机困难重重，但国际社会还是决心走国际治理、国际合作之路，逐渐认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多地批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联合国作为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通过国际合作解决国际间经济、文化以及人道主义等问题的全球治理核心组织，在此次疫情中的号召力明显弱化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自世卫组织通报疫情后多次发表主旨为世界各国团结起来共同面对病毒化解危机的讲话，但实际上国际社会并没有做到团结一致，除中国、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之外，大部分国家甚至是大国做到的只是自保。这次纪念联合国75 周年大会和中国与德国欧盟首脑视频会议的召开，再次肯定了建立国际抗疫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现实性。

世界大战、恐怖主义、经济和公共卫生危机等现代全球性危机再次昭示国际治理已成大势所趋。全球治理与全球化即使出现挫折，人类即使面临从未有过的严重威胁，总体上也不会回到权力政治时代。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反帝爱国、民族独立、改革开放等辉煌成就。当前，国际社会正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大暴发，全球秩序与全球治理迎来新的考验，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新型国际关系构建和时代赋予的全球治理观，在国际合作中积极贡献中国力量，决心走一条不同于强权政治、逢强必霸的老路。

今后一段时期特别是未来15 至30 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和团结世界人民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为世界谋大同的关键时期，也是国际政治中全球化力量与反全球化力量、多极化与反多极化力量、全球治理与反全球治理力量，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力量与破坏力量综合较量和曲折斗争异常激烈、形势异常复杂时期。大变局中国际格局呈现出本文所指的一些新特点和影响因素，应引起充分关注。

对此，笔者认为，我们应坚守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对于国际关系思想的基本要求，创造性地全面学习与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一是在外交战线上加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好“两个维护”，直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与条件，分析世界历史变迁规律与当代世界政治舞台角色格局变化趋势，不断完善全球秩序与全球治理观，把全球文化治理、全球机制治理、新型南南合作、多元世界治理、全球扶助体系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等置于优先外交议程，深入研究新冠肺炎疫情大暴发后全球秩序观与全球治理观挑战、机遇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路径，在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新长征途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二是进一步从新中国外交七十年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特色大国实践中汲取智慧自信，从美苏冷战与苏联解体中吸取深刻教训，坚持和平发展、和谐共生、合作共赢，抵御新一轮“中国威胁论”“文明冲突论”和新发生的“中美新冷战论”等国际政治思潮的冲击，维护世界秩序中的积极方面和中美关系的合作主流，坚决完成破解中美“新冷战魔咒”的历史任务；三是必须进一步坚定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平衡的外交理念，把握好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平衡与节奏，处理好区域治理观与全球治理观的关系，以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支撑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牵引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寻求世界和平发展和中国和平发展的最大公约数，推动国家治理、区域治理与全球治理观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向而行。

在大变局的历史进程中，必须把制度建设摆在更为突出的国内国际治理的议程上。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尤其是经济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相统一；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促进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相统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与各民族多元文化创新相统一；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践行多边主义原则，构建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17]进而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事业推动国家治理能力提升，推动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制度建设，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改革指导和推进国际话语权建设，在联合国宪章框架下探索和推动形成具有新时代特征的全球治理规则体系，更好地为人类和平发展服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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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and Its Main Features in the Midst of Dramatic Changes

(Guo Shu-yong and Yang Wen-xuan)

The world enters a century of unprecedented changes,while th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is experiencing a new turning point and takes on new characteristics：first,emerging economies have begun to rise in groups and play a role in the process of their rise；second,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have been exerting increasing impacts on human society；third,the cultural factor in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issues at present；fourth,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jor powers,represented by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has entered a new period,and the prevention of a“new cold war”has become a common concern；fifth,the power-politics-driven mode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has fallen behind.These new circumstances and characteristics constitute the basic background of great power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It requires that we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under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s diplomatic thought,explore and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rule system for global governanc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era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UN Charter,better serve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mankind,and thus serve the historic task of achiev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mankind.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20）12-0069-09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研究”[18ZDA007]阶段性研究成果；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建党100周年研究系列重点课题“中国共产党的全球秩序与全球治理观念变迁”[2017DHC002]部分结项成果。

作者：郭树勇，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杨文萱，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澄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