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对智能化治理技术的有效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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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对智能化治理技术的有效赋能
——兼论西方民主框架下的技术治理困境∗
蔡 栋

[摘要]智能化技术能够广泛赋能于民主政治，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但同时也会在政治参与的质量、政治资源的分配等方面带来一些负面问题。在西方民主框架下，制度难以解决技术带来的难题，无法使技术向善。中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制度内涵和价值理念上更具优势，能够规范智能化技术的应用，形塑智能化技术的发展理念，从总体上赋能于智能化治理技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集中体现了人民的整体利益，决定了技术的发展方向是服务于人民；人民在协商中的主体地位，推动了智能化技术的大众化和平民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所根植的文化土壤，将开启新的技术发展命题。然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也必须不断完善，努力将制度内涵和现实实践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实现对技术的有效赋能。

[关键词]智能化技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人民主体

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1]当今世界，高速发展的智能化技术正广泛应用于人类社会各项事业，深刻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也包括民主政治建设。

技术赋能于民主，渐成共识。智能化技术通过不断打破“时空”对民主规模的限制、降低民主政治的成本、增进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互动，推动了民主政治建设的快速发展，形塑了民主政治的现代面相。然而，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赋能于民主的同时，其不规范使用也会为民主政治建设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构成对民主本身的挑战。

技术在影响民主，反过来，民主也在影响技术。不同民主制度对智能化技术发展的影响是不同的。西方民主制度往往对技术之于民主的负面作用束手无策，并在一定程度上放大技术带来的政治风险。与西方民主制度相比，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从价值理念和制度内涵上具有更多的优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智能化技术给民主政治带来的风险，有效规范智能化技术在政治领域的应用，并对智能化技术的合理规划与健康发展形成强大动力。一言以蔽之，智能化技术能够赋能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同样，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也能够赋能于智能化治理技术。这是中国制度优势在智能化技术领域的体现，也是科学技术视角下中国对全世界的制度性贡献。

一、智能化治理下的民主困境
（一）智能化技术在民主政治中广泛应用
当今世界，以互联网信息通讯、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智能化技术正广泛应用于民主政治实践中。这为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带来了诸多变化，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

一是民主互动的在线化。在线化沟通早已有之。在数字化民主早期建设中，公民与政府部门就能够通过电子邮件进行互动；后来出现了以促进民主对话为目的的网站评论区、电子聊天室、收集民意的电子化调查问卷，以及借助互联网视讯技术的在线演讲、辩论和听证会。[2](pp.108-109)智能化技术则极大提升了软件可容纳在线交流人数的最大规模，并为互动用户带来了更为流畅的在线体验，更为清晰的视频音频呈现以及更贴近现实的在线功能设置。

二是信息收集处理的智能化。随着算法日渐成熟精细，越来越多智能化手段正应用于选票的实时统计和模型分析。民意表达的数字化转译、民众偏好的智能归纳也日益成为相对普遍的现象。互联网平台日益成为讨论政治议题的最重要媒介：政治性质的私人网站、私人博客纷纷涌现，甚至一些社交媒体也逐渐成为不同政治观点交锋的空间。政治信息进入网络平台也就是政治信息数据化的过程。当数据正呈爆炸式增长，服务商可以在数据挖掘的基础上，通过算法为互联网用户进行精准的数字画像。①参见马立明、万婧：《智能推送、政治极化与民粹主义：基于传播学的一种解释路径》，《理论与改革》2020年第4期。与之类似，通过直接获取陈述信息的“显示获取技术”和挖掘对象日常行为的“隐式挖掘技术”等技术，[3](pp.52-53)可以有效收集整理民众政治偏好信息，平台可以据此对民众进行精准政治脸谱画像以及政治偏好的数字化引导。

三是社区参与的智慧化。智能化技术改变了基层社区的民主参与现状。社区既是与政府进行沟通互动的重要参与单元，也是民众之间互动、商谈，形成民主意见的重要场域。然而随着传统熟人社会被打破、社会异质化程度提高，在现代城市格局中，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非常稀疏。随着智能化技术的发展，“信息物理系统（CPS）、智能系统、社会技术系统”将广泛应用于智慧互联社区建设，“更快更有弹性的有线无线通信”建立起来，社区民众之间的陌生程度和交往频率将因智慧互联得到改变。[4](pp.20-21)当政府的智慧互联社区建设计划越来越精细化，就越会激发起人们对于社区建设的更多兴趣，亦即带来“扩大公众在诸如规划、分区等重要决策方面的参与度”的后果。[4](p.21)

四是绩效评估的直观化。民众对政府绩效的评估是决定民众投票选举当重要前提，这构成了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智能化技术逐渐使这部分内容变得越来越直观，最大程度方便了民众。在人工智能带动下，通过模拟人类的神经网络，形成了多指标多参数的评估框架，并以此为数字政府绩效进行科学评估，是一项正逐步推进的工作。②这方面研究和实践应用参见Elio Atenógenes Villaseñor-García，G.Puron-Cid：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ethod for digital government assessment：An application of neural networks analysis of a ranking of digital government of Mexican states，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igital Government Research ACM，2017.在智能化系统的协助下，政府绩效的评估不仅是直观的，而且是多维度、全方位呈现的。

（二）智能化治理下的民主危机：民众的缺席
智能化技术推动了民主建设的现代化发展，使民主政治的运行越来越便捷，不断突破时空、规模的限制。然而，技术是一把双刃剑，自身缺乏一种可以实现自我规范的内生力量。智能化技术在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同时，也为西方民主政治带来了一些问题，加剧了西方社会民主治理的危机。

第一，智能化技术影响了政治表达和政治参与的质量。随着数字化政府建设的推进，互联网媒介、智能化视讯终端逐渐成为政府和民众沟通的主要载体。然而，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智能化设备和智能技术知识均未能在所有人群中普及，“数字遗民”仍广泛存在。如有学者指出，互联网和电子信息技术的高技术门槛已经成为政府通过电子政务手段与民众进行互动时的首要挑战，“数字遗民”的存在导致很多人在这场数字化的民主互动中缺席。①参见Enzo Falco,Reinout Kleinhans：Beyond technology：Identifying local government challenges for using digital platforms for citizen engagemen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2018，Jun.另外，即使能够使用智能化设备的人群，操作的熟练程度、对技术的驾驭程度也是不同的，对于技能不够娴熟的人群而言，智能化设备设定的参与渠道仍构成了他们表达自我真实诉求的障碍；即使是对于那些熟练掌握现代技术的人来说，虚拟政治表达和政治参与毕竟与实地政治表达、政治参与有所不同，会对表达者的心理、语言表达造成影响，制约了其意愿的完整表达和呈现。

同时，成熟的大数据及智能算法技术越来越成为政府获取民意的主要手段，这其中的关键环节是将民众零散、具体、生活化的表达转译成数字化语言，并通过算法再次转译为清晰的条目化表述。这个过程极大方便了决策者，但对于民众而言，这意味着自身生动的、个人体验式甚至带有情感的意愿和诉求被简化成了冰冷而抽象的数字化表达，许多附着于其上的政治情感和政治文化被忽略了。这种简化和抽象在带来民意收集便捷化的同时，也破坏了政治表达的完整性，影响了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因此，智能化技术与协商民主制度的结合，一定程度上会克服技术给民主政治带来的困境，并能为技术本身的发展提供某种动力。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大数据和算法技术的日益发展，政府、大企业以及技术精英将掌握越来越多的政治信息资源，这将进一步造成它们与民众之间的严重信息不对称。西方国家的数据开放计划正逐步推行，但算法不由民众决定，智能化技术的精髓也难由普通人掌握。即使获取了部分数据，也不能有效利用。反之，政府和大企业在确定民主决策的议题和进行最终决策时，可以根据已经掌握的信息，得心应手地操纵民意。随着这种信息不对称日益严重，在西方政府和大企业面前，全社会民众都将成为“数字遗民”。政治不平等将愈加严重。

第三，与政治参与质量低下和政治资源不平等相随的，是民主政治走向“管理化”。在智能技术的影响下，民意不再是主动呈现的，而是“被收集的”。民意不再是主体的自我有效表达的，而是“被分析”的。一方面是民众难以有效参与政治，真实民意难以呈现；另一方面是政治资源进一步集中在国家、企业、政治精英和技术精英手中。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处于严重信息资源不对称的民众越发丧失参与政治的能力和欲望，而精英阶层则掌握了更多资源。

民众与国家以及精英的关系不再是平等的、互动式的，而是管理与被管理的。这是无质量的政治参与带来的最终结果。哈贝马斯在《技术治理的诱惑》中谈到了技术治理如果没有足够的民主基础，后果将非常严重：当经济增长、竞争力这些系统性要求一旦与全体选民关于社会正义与安全、公共物品与服务等诉求发生冲突时，技术官僚不会选择后者。[7](pp.11-12)当民主变成管理，效率的逻辑便会压倒正义、安全、公共服务的逻辑，亦即哈贝马斯反复念及的系统对生活世界入侵这一主题在智能技术治理场景中的又一次呈现。哈贝马斯常将现代性称为“一项未完成的计划”，西方世界的现代性事业将因“现代技术”更加难以完成。

第四，智能化技术的广泛应用造成了一种更具欺骗性的民主繁荣的假象。一方面是智能化技术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民主政治的实践中，为民主政治实践跳出时间空间的限制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便利条件，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也为决策者快速获取民意、引导民意提供了现实基础；另一方面是智能化技术本身正在加剧西方民主治理的危机，技术门槛和数字鸿沟的存在使不少民众被排除在智能化治理之外，政治资源的分配越加不平衡，复杂的民意正不断被抽象成简单的数据。前者代表着智能化时代民主的繁盛现象，实质是民主实践的“量”的增加：技术手段带来的投票率的增加、远程民主互动的增加、民意收集数量的增加……而智能化技术所带来的种种治理困境，则多涉及民主实践“质”的下降，如技术化手段往往将民众本身个性化、有质量的表达抽象和简化，复杂民意被数据代表等。在智能化时代，西方民主实践“量”的增加更易在大数据上得以呈现，而“质”的下降则不易在数字中清晰表现。这意味着，前者更易被人查知，而后者则不易被发现。

这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带来了智能化时代西方民主政治虚假的繁盛。繁盛的表象之下潜藏着严重的危机。而智能化技术在民主政治领域广泛的应用前景则可能会使人们对民主化愿景充满了盲目自信，将技术与民主的关系简单理解为线性正相关。

二、西方民主制度：无法使技术向善
（一）西方票选民主与市场逻辑
技术具有两面性，智能化技术也是一把双刃剑。韦斯特指出人们经常在伦理和道德领域对新技术的应用忧心忡忡，担心人类会如“弗兰肯斯泰因”一样作法自毙，制造出一个不受人类控制的科学怪物。[2](p.117)智能化治理技术能否向善？技术本身无善恶，关键在于掌握在谁的手中，应用于何种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我们要思考的是，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能否为技术应用建立规范，形成良性的发展动力？

在西方代议制民主中，以投票选举为核心的民主实践方式，不仅不能为智能治理技术建立规范，形成理性约束，反而会放大技术给民主政治所带来的问题，加剧技术治理危机。

一是民众更容易被数据所代表。票选民主是在选举时表达“是”或者“否”这类与机器语言最为类似的语言。在此种体制下，民众缺乏对自我诉求的完整表达，缺乏对智能化治理等议题持续而深入的探讨，也缺少民众之间的慎议，更没有说理与倾听、说服与被说服的环节。当个人无法有效表达自己的意愿，无法在政治世界真实呈现自我时，政府将会通过数据挖掘、数据爬梳的方式来获取民意。但此时“被获取”的民意，不是完整真实的个人意愿，而是被抽象化、被代表的民意。同时，人与人之间缺少商谈和沟通，无法形成有效的民众共同体。人们往往面对智能技术对自我的异化而不自知。面对国家和大企业，每个人都是孤零零的个体，都可以通过数据“被动连接”，通过数据“被动呈现”。

二是票选民主无法对技术发展带来压力和动力。目前，大数据及智能信息技术的发展水平，完全能够满足票选民主信息处理的技术需求，且二者在算法机制和内在逻辑上也具有一致性。已有不少研究论及票选民主的信息处理机制，如有学者指出：“选举民主是‘点对点’的信息结构，参与者是碎片化的存在，参与者发出支持或反对的信号，信息从边缘地带向权力中心汇集……最后汇总形成投票的结果。”[8]这种点对点的信息结构、边缘——中心的信息汇集方式，完全符合大数据发展早期的运行逻辑。处理这样的信息，并进行趋势的分析和研判，对于现行算法而言是“小菜一碟”。票选民主无法对智能化治理技术的发展构成新的需求，也就无法形成压力和动力来促使技术向精深的、满足人们民主需要的层面发展。

最关键的是，票选民主的实质是市场原则的体现，无法实现对智能技术的政府干预，无法为智能技术建立规范。已经有不少学者呼吁，在智能化时代，应加强政府的有效干预。如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在批判了人工智能时代社会资源的严重不平等和“赢者通吃”的寡头现象后指出，面对智能时代的到来，有必要加强政府干预，寻求政府和市场间的平衡。[5](p.216)当然，在他看来，这种干预不能单纯基于政府意愿，而是基于一种可以广泛代表民意的政治联盟的意愿，但这显然是票选民主背景下难以完成的。

在西方国家，智能化技术带来民主治理困境的根源恰恰在于技术的市场导向，资本主义制度决定了其奉行市场至上的原则，国家缺乏有效的干预手段。一种技术的广泛应用，往往不是国家所能决定的，而是由市场前景所决定的。

票选民主的背后，恰恰也是市场导向。美国学者乔恩·厄尔斯特一针见血地指出，票选民主所对应的原则就是“市场原则”，即强调私人性和偏好性，缺少公共理由和基于公共理由的论辩。[9](p.11)类似于在政治的“市场”上挑选自己心仪的产品。“市场原则”所带来的后果就是选票至上、支持率至上，亦即体现为技术层面的数据至上。掌握大数据的政治精英和技术精英可以通过智能化手段分析引导民意，“收割”民意、“通吃”选票。他们作为既得利益者自然不可能主动规范智能技术的应用。与“市场原则”和“收割选票”共生的是“效率至上”，即可见的经济效益和政绩。快速发展的智能化技术无疑能带来效率的最大化。正如前文所引述哈贝马斯的观点，当公民的其他诉求与经济效率相冲突时，技术治理的官僚会忽略其他诉求。同样，当智能技术成为推动效率的第一生产力，追求最优政绩的政府是不可能为了民主发展等规范性要求放慢发展技术的脚步。同时，每个普通民众都是“政治市场”中分散的个体“客户”，由于缺少公共商谈，真正的公共意志就无法形成并呈现公共利益，也就无法对智能技术的发展、应用形成制约，进而推动政府进行强有力的介入。

总的来说，西方社会的政治权力将在智能化技术的加持下进一步向垄断发展，掌握了大数据、尝到甜头的技术精英将不断推动智能化技术和大数据对民主治理领域的全覆盖。仅化约成数据的人民意志无法被完整表达和本真呈现，最终将会走向碎片化和扁平化。西方国家缺少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和整体性的公共力量来化解这些治理困境，无法合理规划人工智能的发展，无法有效规范智能化技术在政治治理领域的应用。

（二）协商民主：一种尝试解决方案
对于智能化技术所造成的民主困境而言，协商民主是一种比票选民主更优的选择。我们透过金里卡的解释可知，它不同于代议制民主的以投票为中心，而是一种以对话为中心的民主制度，在对话中通过表达自我、说服他人，建立起一个公共的维度。[10](p.290)协商民主能够培养起公民进行公共讨论的品德，在这个过程中，包含对话的愿望，倾听、言说以及尊重他人回应的愿望等。[10](p.289)金里卡强调，协商民主能为少数群体带来好处，因为票选民主只看数据，赢者通吃，即多数人的意志通吃，但协商民主保障了少数群体发声的权利，也给予了他们说服他人的机会。[10](p.292)

乔恩·厄尔斯特认为协商民主打破了票选民主背后的逻辑，它不再是市场主导的，而是秉持“论坛原则”。[9](p.11)它所对应的民主场域，不再是一个政治人物和政治政策的选择市场，更像一个大的论坛，通过商谈和公开论辩克服各自的私人偏好，实现公共性与理性。

综上可知，高职院校很有必要加强与校友企业深度合作，实现校友工作与校企合作工作融合发展，而系统推进这一工作，需要构建校友与校企合作工作耦合体系作为保障。本研究将探讨二者之间的耦合基础，并从管理机构设置、管理制度建设、组织平台建设、活动载体建设等四个方面，对如何构建这一耦合体系给出建议。

首先，它确保无论智能技术如何介入民主实践，个体意志都必须被完整、真实呈现，不能被数字所简化、抽象。协商民主意味着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技术精英，每个参与其中的个体都是平等的，都可以完整呈现自己的真实诉求和意见。智能化技术的作用，不能是通过数字化手段将民众的意志进行简化和抽象，而应是忠实的传递、完整的呈现；意味着在协商民主中智能化技术的地位是工具性的，是服务于民主表达的，而不是主导性的。这就为智能化技术的规范应用划定了范围。

其次，它的信息流处理方式更为复杂，这给智能化技术在协商民主中的应用带来了很大挑战。如有学者指出的，“协商民主的信息过程是多向互动的过程，形成的是一个多中心或去中心的“点对面”的网络信息结构”，[8]“不规则的个人化信息决定了信息处理过程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其中参与者必须要进行复杂的信息处理才能进行有效的对话”。[8]由于表达者的语言方式和文化背景不同，且在对话过程中每个人的观点存在被矫正和修改的可能，这就导致智能化治理应用于协商民主过程中时，无法简单地使用“挖掘技术”来获取数据，常用的聚类分析技术也难以应用。这迫切需要开发一种更为复杂的语义识别技术，也迫切需要智能化技术朝着精细、个性化的层面发展。这种应用需求无疑会为智能化技术的发展带来强大的推动力。

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特征使西方社会的协商民主对于解决问题的贡献有限。一方面，这种民主制度的普遍程度并不太高，不可能涉及政治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也不可能包含所有群体。这使得不少群体还是无法真正表达完整意愿和诉求。与此相应的是，西方智能技术的高度发达，使得技术几乎占领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关涉每一个民众。少数、零散的商谈表达难以改变整体性的自我表达的抽象化和数据化。另一方面，西方社会民众中观念多元化程度高，族裔、文化差异大，异质化程度很高，在商谈之前缺少一致的共同目标和公共利益，无法从宏观上为智能化治理技术的发展和规划设定方向、建立规范。与此相应，精英阶层始终具有优势发言权。[11](p.74)当社会对于公共利益缺少共识的时候，民众是无法在协商中抗衡技术精英阶层的。

三、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中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西方协商民主有很大不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决策走向，不是分散民意的简单聚合，而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体现人民的整体利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协商主体，所具有的广泛民意基础也是西方协商民主所不具备的。

在西方民主难以消除智能化技术所造成的弊端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却有源自自身制度内涵和价值理念的优势，这些优势使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能从容应对智能化技术的挑战，并能够规范技术在民主领域的应用、规划技术的发展方向，推动智能化技术的健康发展及其与民主政治的良性结合。简单地说，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能够有效赋能于智能化治理技术。

（一）人民整体利益决定技术发展方向
中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协商民主。这种民主不仅仅体现为“民主”，也体现为“集中”。习近平指出，“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广泛协商，体现了民主和集中的统一”。[12]

党的领导和广泛协商均是民主集中必不可少的关键。党的领导确保了协商民主实践的整体方向和总体目标，使协商民主的最终归宿是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广泛协商的存在，则确保了人民群众意志的真实呈现，体现了人民的具体利益和诉求，充实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内涵。有了“集中”，人民的利益才能凝聚成一个整体，形成统一的目标；有了“民主”，才能使整体和目标体现真正的民意，并兼顾到个别的民意。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定义了协商主体利益的共同性，保证了协商主体目标的一致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则为保障共同的公共利益和一致的商谈目标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可以说，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民主与集中的统一，而人民的整体利益就是在这个统一中实现的。

从科技文明的角度讲，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智能化技术日臻成熟，朝向更高水平的发展方向；但是从政治文明的角度讲，智能化技术的发展是没有方向的。它可能受制于技术精英的意志，也可能受制于市场效益和商业规律。但在中国的社会主义语境下，通过协商民主下的“民主与集中的统一”所实现的人民整体利益，则决定了技术“向好”的方向。它为智能化治理技术进入民主实践形成了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为开启智能化治理空间规划了规范性轮廓。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民主集中”的特性，奠定了“元商谈”的基础，类似于博曼等人所谓的“关于商谈的商谈”。[13](p.136)因此，它同样规定了数字民主和智能治理的“元伦理”，即应用于民主政治实践的智能化技术必须体现人民整体利益，必须服务于“人民当家作主”这一共同目标。

具体来说，首先，基于人民的整体利益，智能化技术在治理领域尤其是民主政治领域的应用应得到规范，技术的应用原则需要被重新审视。以往应用智能化技术时，首先被考量的是效率成本因素。现在应该重要考量的是，技术的应用是否影响了人民意见的真实、主动、完整呈现？是否将人民的政治面相进行了过分的简化甚至肢解？是否加剧了技术精英对数据信息的垄断从而加剧了信息的不对称性？单向度的数据挖掘技术的使用应该被严格限制，在“可以使用”和“不可使用”之间将有更为清晰的界线。而一些常用的数据挖掘技术如频繁模式挖掘技术、聚类分析技术、序列式挖掘技术，[3](pp.47-51)我们在思考其应用优先性时，应该对其进行应用的“正当性”排序。用于处理民意数据和民主决策的大数据分析算法应该基于公平正义的原则进行优化，防止出现“算法霸权”和“算法歧视”。同时，不断致力于打破数据的“单向度”的流向，即不断推动信息资源的广泛共享和对人民的开放，实现“数据收集—数据分析归类—形成数据库—共享开放”的双向流通。

其次，基于人民的整体利益，在规划智能化治理技术未来发展的路线和方向。协商民主要体现人民当家作主，人民的利益由人民说了算。用于民主政治实践的智能化技术也不能背离这一目标，即智能化治理技术未来发展的规划一定要紧紧围绕“技术场域的人民在场”的议题展开。“技术场域的人民在场”的实质是人民借助技术手段有效参与政治事务，以及人民通过政治参与的途径参与到技术治理本身中去。这就要求智能化技术在未来的发展规划中，努力研发一些可以拓宽人民参与途径、丰富人民参与方式、提高人民参与兴趣的技术，努力开拓智能化技术在参与能力培养、民主实践能力培训方面的应用，而不是反过来仅依靠越来越精密的数据挖掘技术和信息捕捉技术收集民众信息意见，将民众被动裹挟进政治世界。在这个过程中，提升人民的智能化实践知识至关重要，而智能化技术本身就是提升人民智能化实践知识的最佳助力，这同样应该纳入智能化技术的发展目标。

最重要的是，党的领导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坚强后盾，可以为实现人民的意志对技术发展进行有效的干预和调控。如前文所述，英格尔哈特等政治学者一直号召建立民众联盟，并呼吁政府对人工智能所造成的不平等进行有效干预。但受制于市场逻辑，这在西方社会极难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所呈现的人民整体利益恰恰更好地实现了英格尔哈特建立民众联盟的意图，党的强有力领导则使对智能化技术发展进行有效干预成为可能。这种干预并不是一个强政府对于技术发展的强行加入和干预，而是以人民意志和人民利益为第一要旨，所进行的是体现人民对于智能化需求的干预；这种干预是一种有效干预，因为它不受制于市场和商业逻辑。这决定了智能化治理技术发展的最终面相：无论技术如何介入民主政治实践，最终当家作主的，只能是人民，而不是技术，也不是技术的少数掌握者和开发者。

（二）人民的主体地位推动技术的大众化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不同于西方社会民主的一大特色是，涵盖范围广泛，关涉人数众多，广大人民群众均为协商的主体。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应该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个方面的，应该是全国上上下下都要做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级的”。[12]从涵盖范围上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既包含政党协商、政府协商、人大协商、政协协商这些众所周知的制度设计，也包括广泛存在于社会各个层面的社会协商，以及以基层人民为主体的基层协商，甚至还包括最新兴起的网络协商。①参见陈家刚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范围广阔、形式多样，以最广大人民群众为协商主体，其面向最为广泛，关涉人数最为众多。

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主体，这决定了智能化技术应用于协商民主之后技术本身的发展走向。由于数字鸿沟的客观存在，多数普通群众无法在短期内掌握智能化技术设备的相关操作，甚至面对这些设备会出现茫然无措的无助感。如果一种无法由群众驾驭并熟练掌握的技术广泛应用于协商民主，必然会影响协商成效，甚至造成群众商谈主体地位的丧失，无法保证协商民主的人民性。因此，应用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智能化技术，必须是不断大众化、不断平民化的技术，是能被熟练驾驭掌握的技术，使人民群众清晰呈现自我主张、实现互动的技术。智能化治理技术必须不断降低应用门槛，实现大众化。这是人民主体地位的要求。

越来越简便的“手机扫描支付”“网络购物”都是智能信息时代技术发展趋向平民化、大众化的体现。原因就在于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众多手机用户无法适应复杂操作，强大的市场需求推动类似技术不断趋近于“无门槛”。类似的例子还有数字政府建设中的种种便民服务App 和远程办事系统。这些操作系统在创建初期，用户较少，普及率很低，严重影响数字政府的建设进程。在这种压力下，这些操作系统的应用越来越方便简捷，并得到普及。同时，压力也推动着政府在选择技术服务、招标数字化产品时，不断倾向于选择一种低门槛、平民化的服务或产品。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为智能化治理技术带来大众化、平民化的发展压力，不同于“手机扫描支付”和“网络购物”，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源自一种来自民主实践的内生的推动力，具有更为强大的规范性：如果违背这一发展方向，技术在民主实践领域的应用将不具备应然层面的正当性。

诚然，降低生产成本，消除技术门槛，让更多普通人享用技术带来的便利，是人工智能一直以来的发展方向。也有一些科学家在努力通过优化算法、优化计算机学习模型的方式努力推动这一工作。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以人民为主体的特征使得“人工智能大众化”这一命题有了更为明确具体的指向：用于民主政治的智能化技术，其运行机制应该人人可以理解，其操作必须人人可以掌握，技术不能成为任何个体进行意愿表达时的障碍。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操作智能化设备时，能用语言完成就尽量就不用手指操作，能通过图示、视频来理解指令就尽量不用文字。这对于人工智能在人机交互的智能语音化、指令的图示化、信息处理的可视化等方面提出了要求，并能推动数字化门槛不断降低。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自身需求将构成智能化技术大众化、平民化的强大发展动力，实现民主对技术的赋能。

（三）民主的文化背景开启了新的技术命题
民族文化能够使科技的发展更具自身特色，并启发科技打开新的命题。这不得不说是民族文化对技术发展的一种引领作用。不少学者都会谈到日本文化赋能技术发展的例子。日本推崇微型化的事物，如盆景、俳句，这种文化思路反过来影响了他们对于技术的理解，创造了微电子研发这一新的技术命题，推动了日本微电子技术、微型科技产品制造业的发展。[14](p.113)

中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习近平曾指出“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12]中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不是凭空出现的，根植于中国特殊的民族文化、政治文化之中。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文化内涵极为多样，其中既包括自古以来“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等传统文化因素，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等宝贵经验。[15](pp.54-56、90)

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除了根植于特殊的文化，在具体协商的实践过程中也能呈现自身特殊的文化经验，如崇尚商谈时的礼节、注重表达的和气、重视议题的道德指向，比起技术虚拟的商谈环境更偏爱线下的实景化商谈环境等。

这为应用于协商民主领域的智能化治理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更为精细化要求。当远程在线商谈进行时，如何能够在技术设计上借助多媒体视讯手段更大程度呈现中国文化的“和”“礼”，而不是西方文化中的“竞争”？如何通过发展个性化的多媒体智能手段优化商谈者的视听体验，借助VR 技术尽可能将虚拟的商谈环境实景化？以及如何推动O2O 思维更为全面和完整地实现？所谓O2O，即Online To Offline，一般指线上线下模式的结合与对接。[16](p.36)但对于O2O 思维更具革命性的理解是，线上即线下：互联网的在线体验与现实体验毫无二致。这都将是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特殊文化需求为智能化治理技术所提出的发展课题。

从总体上讲，这决定了智能治理技术未来发展的方向是精细化、个性化的，强调鲜活的个体经验和独特有差异的文化体验，而不是让个体经验和文化体验淹没在千篇一律的抽象数据中。智能化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不是追求数据的大而全，而是应该反映政治文化和个体文化体验的生动与差异。

在这种特殊文化需求的推动下，智能化治理技术的发展将更加符合民主政治实践的需求。正如日本微电子的发展推动了全世界微电子的发展一样，基于中国文化需求所造就的智能化治理技术的发展成果一样能够用于全世界的民主政治实践。

智能化技术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呈现了这样一种关系：技术赋能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反过来再次赋能于技术，新的技术成果又将赋能于全世界民主政治实践。这也是技术视角下中国经验的世界意义。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对于技术的有效赋能体现于方方面面。从总体上讲，它将规范智能化技术的应用，并形塑智能化治理技术的发展理念，从根本上解决了技术发展的目的是为了谁，应该掌握在谁手中的问题。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决定了智能化技术的发展必须是人民利益优先于效率。技术发展是为了更好维护人民的利益。智能化技术的广泛应用确实极大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使人民生活更加便利，但它的无节制扩张除了影响民主政治的质量之外也会起到侵犯人民隐私权、侵蚀个人空间等不良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效率的逻辑必须让位于人民的利益。如何保证人民利益的优先？这就必须确保人民是智能化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主动参与者，而不是数字鸿沟另一端的旁观者和被动的接受者。技术应该掌握在广大人民而不是技术精英手中。人民利益优先是技术发展的目的，人民的“在场”与对技术治理的有效参与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途径。同时，人民智能参与水平的提高，这本身也是目的，因为这是人民利益的具体呈现形式。

智能化技术的发展，需要全方位考虑人民的利益；技术的应用，需要人民时刻在场和有效参与。这意味着人民民主的理念在智能化技术中的真实贯彻。这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对智能化技术赋能的根本体现。从规范技术的合理应用、规划技术的健康发展，到解决技术发展的目的、掌握在谁手中的问题，再到人民民主理念、精神在技术领域的全面呈现，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对智能化技术的影响不断深化的立体展开。这将最终解决技术何以“向善”的问题。

然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基于理论逻辑规范意义上的论证不等于现实经验的实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对技术的影响与赋能，是由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性质和内生逻辑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当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现实实践中能够充分展示其民主实质、充分呈现其制度内涵时，才能够真正赋能于智能化技术。

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也必须不断完善，不断发现并反思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努力将人民民主的理念落到实处，夯实民主基础。同时，进一步扩大民主协商的对象、范围，拓宽人民民主参与的渠道、丰富人民民主商谈的形式，让中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涵盖更广泛的人群，涉及更广阔的领域和事务。在这个过程中，关键的是通过实践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协商能力，即提高政治表达能力、论辩能力以及增强对整个协商过程的熟悉程度；真正能够让人民通过协商来决定自己所关注的重大议题，通过协商表达自己的利益关切，通过协商中的“说服”与“被说服”不断明确何谓公共利益，并提升自己的政治认知能力。

我们必须思考：与人民群众利益相关的重要议题是否已经纳入协商范围中？在协商过程中人民群众的真实观点是否得到了真实表达和完整论证？民主决策的形成是否表达人民群众的真实意志，代表真实利益？民主决策有没有真正得到很好的执行？在整个过程中，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能力是否得到了有效提高？只有不断围绕这些问题，不断对协商民主建设进行查缺补漏，才能充分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才能真正落实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17](p.30)

在智能化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加强，也离不开技术的赋能。智能化技术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之间形成了一幅相辅相成、互相推动的图景。智能化技术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可以反过来赋能智能化技术的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对智能化技术的赋能，前提是民主理念与民主实践相统一，需要制度内涵在现实世界的充分呈现，这个过程同样又离不开智能化技术的推动。一言以蔽之，好的制度使技术向好，好的技术又使好的制度充分呈现自身之“好”。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民主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安德鲁·芬伯格的《在理性与经验之间》曾表达了这样一种思考：技术在影响民主的同时，民主也将反过来影响技术，米歇尔·卡伦在为这本著作撰写后记时提到：“我们选择技术，不是因为它先进；而是我们选择了它，它因此变得先进。”[14](p.220)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实践中，我们选择使用智能化技术，当然是因为它先进，能够赋能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但当我们选择了智能化技术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会从多个层面赋能于技术发展。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选择了技术，技术将变得更先进。这是中国制度优势在智能化技术领域的一种特殊体现，也是中国故事在智能化技术领域的一种新的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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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ive Empowerment of Socialist Consultative Democracy on Intelligent Governance Technology and the Dilemma of Technology Governance in the Western Democratic Framework

(Cai Dong)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an widely empower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tic politics.But at the same time,it can also bring some negative problems in terms of the quality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allocation of political resources.Under the framework of Western democracy,the system can hardly solve the difficulties brought by technology and cannot make technology turn for the better.China’s socialist consultative democracy with more advantages in terms of institutional connotations and values can regulate the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shape its development concept,and empower intelligent governance technology in general.Socialist consultative democracy concentrates on the overall interests of the people,which determines the direction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o serve the people；the people’s subjectivity in consultation promotes the popularisation and civilianisation of the technology；the cultural soil in which socialist consultative democracy is rooted will open up new propositions for technology development.However,socialist consultative democracy must also be constantly improved and efforts made to unify its connotations with realistic practices in order to truly achieve the effective empowerment of technology.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20）12-0024-11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人工智能的作用研究”[2019EKS009]阶段性成果。

作者：蔡栋，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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