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二十四史”观及其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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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二十四史”观及其现实价值
王向清 欧明容

[摘要]“二十四史”是毛泽东一生评阅最多的史学典籍。毛泽东的“二十四史”观主要包含四方面：“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二十四史”是一部充满阶级斗争的历史；“二十四史”是一部中华民族追求大一统的历史；“二十四史”闪耀着改革求变的思想。立场论依据、方法论依据、价值论依据、情感论依据构成了毛泽东“二十四史”观的“四重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毛泽东“二十四史”观仍具有重大现实价值和启示，我们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掌握科学的分析方法，以矛盾分析法处理国际国内问题；树立终身学习的态度，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关键词]毛泽东；二十四史；民族融合；改革求变；价值取向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二十四史”是他一生中阅读最多，历时最长的一部史籍。“二十四史”包含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知识，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在研读这部史学巨作时，毛泽东能够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看到历史本质，对浩瀚史料“去伪存真”“去芜存菁”，进而提出许多独特而深刻的观点。毛泽东关于“二十四史”的基本观点具有多维度依据，这些观点和依据在当今仍旧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启示意义。

一、毛泽东关于“二十四史”的基本观点
毛泽东评阅“二十四史”的过程，也是其理论观点形成和展开的过程。综合毛泽东关于“二十四史”的评析，笔者认为可以概括出以下四个基本观点：“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二十四史”是一部充满阶级斗争的历史；“二十四史”是一部中华民族追求大一统的历史；“二十四史”闪耀着改革求变的思想。

（一）“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
毛泽东在史学研究特别是在“二十四史”研究中，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客观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他在晚年时曾直言：“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1](p.587)“二十四史”包含丰富内容，是了解中国历史的重要窗口，但这并不代表其内容都是客观真实的。毛泽东之所以提出“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是因为他通过调查研究，认识到“二十四史”中部分内容的非真实性，主要体现在：

第一，片面夸大帝王将相的历史功绩，轻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洋洋四千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形、生活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1](p.587)毛泽东认为，如果单从“二十四史”的记述而言，似乎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是天命所归，他们才是历史的主体，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弄潮儿。这种历史记载缺乏客观性，是历史唯心主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史书中关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的记载言之寥寥，甚至还将那些奋起反抗的人民冠以“匪”“贼”等称谓，贬低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

第二，符瑞、迷信盛行，部分内容缺乏科学性。毛泽东指出：“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1](p.587)符瑞、迷信通常是封建统治者维护统治的一种手段。“二十四史”就记述了很多帝王受命的征兆。例如，《明太祖本纪》记录了朱元璋受命的征兆：“母陈氏，方娠，梦神授药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寤，口余香气，及产，红光满室。自是，夜数有光起。”诸如此类天命神权、天人感应、祥瑞灾异、占星望气、神化帝王等说法还有很多，这是“二十四史”中极不科学的内容。

第三，编撰者阶级立场和地位不同，导致部分内容缺失或失真。史书撰写需要客观性，但却很难保证完全的客观性，因为撰写者们阶级立场、所处环境不同，自身认识有一定局限，所以在撰写过程中往往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一方面，他们（尤其是帝王）为了自己的名誉，会指派一些御用文人为自己树碑立传、歌功颂德，歪曲抹黑前朝历史和人物。另一方面，许多执笔者容易受“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观念的影响，把那些胜利者作为正面人物来写。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每一部史书，都是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1](p.587)可见，毛泽东提出“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不但有充分的理由，而且体现了客观评史的一面。

虽然认为“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但毛泽东并不否定阅读和研究这部史学典籍的价值，“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1](p.587)也就是说，阅读“二十四史”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历史，获得知识，但绝不能偏信史书，必须客观看待历史，否则便会犯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

（二）“二十四史”是一部充满阶级斗争的历史
毛泽东始终强调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社会历史发展，认为“二十四史”是一部充满阶级斗争的历史。在《三国志·张鲁传》的长篇批语中，他写道：“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2](p.548)阶级斗争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在阶级社会中的体现和必然结果，除了原始社会，到目前为止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3](p.104)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阶级斗争的根源在于各阶级经济利益的根本对立和冲突，进而反映在政治、军事和文化层面，且经常以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毛泽东很喜欢读农民起义领袖的传记，如陈胜、吴广、王莽、张鲁、黄巢、李自成、洪秀全、石达开等。他十分欣赏这些农民起义领袖的革命斗争精神，对他们的是非功过基本以阶级史观来评价。以王莽为例，他说：“我们现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平诚恳的态度来研究的。均田制是王莽时提倡的，可见他注意农民问题了……地主阶级见王莽所行的政策，诸多不利于己，欲寻一代表本身利益之人，起而代之……盖因王莽代表农民利益，不得地主阶级拥护。刘秀则代表地主阶级利益，故能得最后之胜利。”[4](p.6)在封建王朝，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一系列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爆发，就是因为地主阶级作为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农民阶级进行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上的残酷剥削与压迫，导致农民阶级苦不堪言，进而奋起反抗。

毛泽东对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及其历史作用有着深刻认识。他认为，这些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之所以都以失败告终，最主要是因为封建社会还没有产生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农民阶级由于自身局限，没有先进的阶级力量领导，往往被地主和贵族利用，成为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每一次农民起义和战争，每一次阶级斗争都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和封建统治，动摇了封建制度的根基，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这种阶级斗争的量的积累势必会引起社会形态的质的更替。所以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正是这些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

（三）“二十四史”是中华民族追求大一统的历史
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对大一统的渴望和追求始终不渝。毛泽东认为“二十四史”就是一部全面记录中华民族追求大一统的历史。他说：“我们的国家，是世界各国中统一历史最长的大国。中间也有过几次分裂，但总是短暂的。这说明各族人民热爱团结，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分裂不得人心。”[1](p.588)毛泽东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其是否维护国家统一，是否对国家统一作过贡献。他对曹操的评价就反映了这一点。毛泽东认为历史上对曹操的评价有所偏颇，其实曹操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其消灭群雄，统一北方，对国家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与芦荻的谈话中，毛泽东就曾指出：“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了统一，主要就是曹操那时候打下的基础。”[1](p.591)毛泽东还对曹操实行屯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等政策举措给予了充分肯定。

毛泽东对谢安也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他拖住了想搞分裂的野心家桓温，立了大功，对维护统一作出了很大贡献。毛泽东更是肯定了秦始皇的历史功绩，认为秦始皇对中华民族大一统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不容磨灭，不但在政治上统一了中国，还统一了中国的文字、度量衡和车轨等等，这些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能超过他的。毛泽东对商纣王、刘邦、李世民、朱元璋等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肯定他们为“统一”所作的历史贡献。可以看出，毛泽东的一生始终心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这种国家情怀是其投身革命的情感动力，也是其致力于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精神源泉。

民族问题是中华民族大一统历程中经常遇到的，毛泽东在阅读“二十四史”时十分关注。他对那些能够处理好民族关系的历史人物都给予了较高评价，对他们的民族政策进行了分析和借鉴。例如，他就比较推崇李世民和诸葛亮。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毛泽东在肯定其卓越政治和军事才能的同时，还特别推崇其民族政策，认为他受少数民族的尊重与信任，除了军事才能卓越外，还在于实行了一系列开明的民族政策，如平等善待各少数民族，尊重各少数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大力发展同少数民族的贸易，促进少数民族经济发展，采取和亲政策，加强民族间的文化交流等。毛泽东也十分赞赏诸葛亮制定的和戎政策，认为诸葛亮最难能可贵之处就是在封建时代很好地处理了民族关系。在评阅《诸葛亮传》时，他做了许多注释，加了很多圈，特别是对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和平定云南后用当地官吏管理云南的举措给予很高评价。他说：“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这是他的高明处。”[1](p.591)通过对这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迹的评阅，毛泽东借鉴吸收了许多宝贵经验，为其在新中国成立后更好地处理民族问题、制定民族政策提供了方法依循。

（四）“二十四史”闪耀着改革求变的思想
改革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一个国家或民族要长期发展，就需要不断改革创新、与时俱进。毛泽东在阅读“二十四史”时，敏锐地捕捉到其中的改革求变思想，对历朝历代具有革命精神和革新思想的人物都颇为肯定和推崇，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屈原、商鞅，秦朝的秦始皇、李斯，汉朝的刘邦、汉武帝，魏晋南北朝的孝文帝、曹操，新朝的王莽，中唐的“八司马”，宋代的王安石，明代的朱元璋、张居正、李贽等。毛泽东公正评价了这些充满改革求变思想的历史人物，肯定了他们为历史进步所作的贡献，并对他们的一些改革举措加以吸收和利用。以商鞅和王安石为例，毛泽东曾在1912年的一篇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中指出，商鞅推行之新法是“利国利民”的“良法”，是秦国“战胜诸国，统一中原”的“大政策”。可见，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就十分推崇商鞅变法图强的革新精神。后来他在阅读《商鞅列传》时又做了诸多评语，如“商鞅之法，良法也”“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法令者，带谋幸福之具也”“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等。可见毛泽东对商鞅其人的重视，对商鞅变法的肯定。作为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王安石在宋神宗年间主持变法，在财政、军事、科举等方面锐意改革，推行新政，但最终以失败告终。毛泽东对此做了较为客观的评价：“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4](p.27)虽然毛泽东指出了王安石变法的缺陷，但极为提倡他敢于变革、勇于创新的精神，认为其最可贵之处在于提出了“人言不足恤”的思想，虽然搞变法受到很多人攻击，但他没有害怕。毛泽东还倡导学习王安石的“人言不足恤”的精神，鼓励广大党员干部不要害怕批评，要敢于发展、坚持自己的见解。

毛泽东从历代改革家们那里汲取革新求变、改革创新的思想，并运用到革命与建设事业当中。从青年时期起，毛泽东便开始探寻救亡图存之法，经常以笔为刀针砭时弊，后来投笔从戎，保家卫国；走上革命道路后，他为了内争民主、外争主权，为了实现民主共和、人民幸福，披荆斩棘，无惧无畏；新中国成立后，他领导中国人民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改革内政，革新旧制，策划社会主义建设蓝图。纵观其波澜壮阔的一生，毛泽东始终立于革命潮头，走在改革求变的道路上。他代表了革命和改革的符号，彰显了新力量对旧力量的斗争。这种革命和革新的精神，与其阅读“二十四史”有着密切关系。

二、毛泽东“二十四史”观的四重依据
毛泽东关于“二十四史”的基本观点具有四重依据，即立场论依据：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历史的创造者；方法论依据：坚持矛盾分析法，辩证分析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价值论依据：自我充盈与服务现实相结合；情感论依据：国家情怀、民族情怀和人民情怀相统一。

（一）立场论依据：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历史的创造者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这是毛泽东群众史观的根本着眼点。在评阅“二十四史”时，毛泽东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与评价历史。笔者认为，以立场论角度看，毛泽东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立场而非封建统治阶级立场评史论事。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不是靠理论阐释或逻辑推理得来的，而是用自己的社会贡献与历史作用证明的。毛泽东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明确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5](p.1031)这一思想源于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准确把握，更是基于对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深刻总结。

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人民群众则是历史规律的实践者。从生产力角度看，劳动群众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随着生产经验的积累、劳动技能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发明与应用，会不断改进和创造新的生产工具，从而促进生产力提高，创造更加丰富的物质财富。同时，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又为一切精神财富提供了丰富源泉。从生产关系角度看，随着生产力不断提高，生产关系也必须进行相应变革以适应生产力。人民群众作为生产力的推动者，同时也作为生产关系的参与者，必然承担变革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历史任务。客观地讲，历史上那些王侯将相对历史发展或多或少起了某些推动作用。比如，他们推翻前朝的暴虐统治，施行有利于人民休养生息的政策等，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生产力提高和社会发展。然而，如果深入思考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无论尧、舜、禹，还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没有一个是单枪匹马闯出一番事业的。马克思曾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p.135)也就是说，人必须在社会群体中，在社会实践和社会交往中，才能成为真正的人。封建王朝的建立和更迭无不说明只有依靠广大劳动群众，个人的充分发展才能实现。

在历次社会变革中，广大劳动群众起着决定作用。社会变革往往与战争相伴，当战争爆发时，军队尤为重要。军事力量的发展，最终还是依靠人民群众。兵源、后勤物资等皆源于人民。历史也一再证明，得民心者得天下，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行动才是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因素，战争的胜利归根结底靠的是广大人民群众。那些将军、领袖纵有雄才伟略，若无人民群众支持，也将一事无成。毛泽东在“二十四史”中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更在革命实践中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蓬勃伟力。因此，他经常将党群关系和军民关系比作“鱼水关系”，一再告诫党员同志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绝不能脱离人民群众。总之，毛泽东在评阅“二十四史”的过程中，始终以人民群众的立场评史论事，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

（二）方法论依据：坚持矛盾分析法，辩证分析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矛盾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对研究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纷繁的历史现象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坚持以矛盾分析法来评史论事。他从不盲信史书内容，总是辩证分析“二十四史”中纷繁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务求客观公正、实事求是。他认为研究问题需要根据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质的方法进行解决，切忌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例如，他在评阅《水浒传》时，就发现了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并以“三打祝家庄”为例，强调要调查研究，全面了解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毛泽东一不盲信书中内容，二不盲目下结论，而是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通过调查研究进行客观评论。笔者认为，毛泽东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辩证分析的。一是从整体上进行客观评价。首先，“二十四史”处处可见英雄史观，把历史写成了帝王将相的历史，忽视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其次，许多记录和描述偏离事实，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较多，揭露黑暗统治的较少，“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7](p.392)再次，书中包含了许多迷信、符瑞等不科学的成分。最后，因阶级立场不同、观点不同，执笔者修撰时易掺杂主观成分。毛泽东指出了“二十四史”的诸多问题，但并不否定它的价值和作用。他认为，虽然“二十四史”中有许多不真实的地方，但还是需要通过它来了解历史，这正是其坚持矛盾分析法的体现。二是对具体人物和具体事件做辩证分析。毛泽东评价历史人物时从不拘泥传统。他对诸多历史人物，如商纣王、刘邦、项羽、王莽、曹操、刘备、司马懿、黄巢、朱熹、王安石、朱元璋、李自成等，都能辩证分析，一分为二地看待，既肯定他们的功绩，又指出他们的错误与不足。例如，他对秦始皇评价就十分公正，“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评论，要一分为二。他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了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六国后，丧失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佚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1](p.587)毛泽东对关羽的评价也十分深刻，他说关羽为人忠勇，不畏艰难，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威震华夏，死后被尊为武圣人。但他的弱点是自负凌人，孤傲自大，最后发展到上当受骗，大意失荆州。另外，毛泽东总是辩证看待一些影响历史进程的历史事件。例如，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动乱和大分裂，他认为，虽然这对社会和人民来说是灾难，但也促进了经济文化发展，比如南方土地得到开发，生产技术得到提高，民族实现大融合，文化交流得到发展。此外，毛泽东亦十分留意和重视“二十四史”蕴含的一些辩证观念且经常加以引用，如《汉书·邹阳传》中的“专听生奸，独任成乱”；《后汉书·黄琼传》中的“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后汉书·李固传》中的“穷高则危，大满则溢，月盈则缺，日中则移”；《南史·宋本纪》中的“成败相因，理不常泰”，等等。

矛盾分析法作为唯物辩证法认识和分析事物的根本方法，贯穿于毛泽东评史论事的始终。在阅读“二十四史”过程中，毛泽东始终注意考察特定历史背景，注重分析历史人物的境况和历史事件的发生条件，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评价。他既尊重历史事实，又保持批判性态度，对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能一分为二地看待，同时又能分清主次，对历史人物给予褒贬。他对一些历史事件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通过调查研究给予客观评述。毛泽东不仅将矛盾分析法作为读史评史的基本方法，还将其运用于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取得了革命的最终胜利，并为社会主义建设探索道路积累了宝贵经验。

（三）价值论依据：自我充盈与服务现实相结合
人能够有目的和有计划地进行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基本动力是满足自身需要。价值同人的需要密切相关：价值离不开人的需要，也离不开对象的属性。只有对象能够具有某种特定属性和成分，同时又能为人所需要和利用，价值才得以形成。价值还表现为一定的相对性，因为人的需要不同，对价值的认定不同，所以评价也会有所差异。毛泽东在评阅“二十四史”过程中，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也流露出了一定的价值评价取向，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坚持为我所用、自我充盈、自我提高的价值追求；二是坚持古为今用、服务现实、服务社会的需要。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毛泽东读史是出于汲取营养的需要。自青年时树立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奋斗终身的远大志向起，毛泽东便更加注重学习文化知识、开展社会实践。在湖南省立一中读书时，他沉浸于省立图书馆自学半年有余，极大开阔了眼界。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后，他经常通宵达旦，博览群书，后来和萧子升、蔡和森等创建新民学会，为改造中国寻求道路和方法。他通过读史了解中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对中国历史上的治理经验加以系统整理和批判，同时通过实地调研广泛接触工农群众，了解中国社会现状，为自身成长成材积蓄丰厚养料。在接触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后，毛泽东更加注重和提倡学习。他既注重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的历史和哲学，又注重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他特地购置了一套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勾画评阅，手不释卷。他如此认真地评阅“二十四史”，与其早年了解中国“古今学说制度之大要”的志向密切相关，亦与其救国救民的人生理想紧密相连。通过阅读“二十四史”，毛泽东内心得以充盈，知识愈加丰厚。博古通今的文化修养，为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提供了重要支撑。

毛泽东阅读“二十四史”还是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寻求经验的过程。他读史并非囿于历史本身，而是通过研究历史，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进而改造现实世界。“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8](p.534)毛泽东通过读史为解决现实问题寻求方法，为治国理政汲取经验，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等各方面的发展汲取经验。在阅读“二十四史”时，毛泽东特别注意学习古代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治国理政方法、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战争战略战术等内容。例如，在评阅《张鲁传》时，他写下了1300 多字的评语，为人民公社运动探索历史来源；在阅读《朱升传》时受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启发，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策略，作为我国处理国际国内问题的方针；受到曹操、李愬等善待俘虏政策的启示，在我军提出“不虐待俘虏”的规定；从《贾谊传》《马周传》《姚崇传》中汲取治国安邦之策；从诸葛亮、曹操等处得到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从李世民、朱元璋等处汲取战略战术，对“以弱当强、以强当弱”的战法做进一步发挥。二是帮助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改进工作方法和提高文化修养。毛泽东曾在很多场合对比刘邦、项羽，要求领导干部学习刘邦的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知人善用，告诫全党同志以项羽为戒，重视发扬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贯彻群众路线。毛泽东还多次向领导干部推荐《三国志·郭嘉传》，告诫领导干部在工作方法上要多谋善断，不要多端寡要，在工作中要抓住重点，不要不分主次。他还号召我军高级军官和党员干部阅读《三国志·吕蒙传》和《韦睿传》，学习吕蒙发愤读书的精神和韦睿英勇果敢、仁厚的品格。

（四）情感论依据：国家情怀、民族情怀和人民情怀相统一
情感因素作为非理性因素之一，对人的认识具有重要影响。积极健康的情感可以激发人的活力和生气，推动认识发展。国家情怀、民族情怀和人民情怀作为一种深厚情感和信念追求，能给人以强大的精神动力。笔者认为，从情感论角度看，毛泽东终其一生为国为民，正植根于他的国家情怀、民族情怀和人民情怀。评阅“二十四史”的过程，就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国家情怀、民族情怀和人民情怀的高度统一。

毛泽东的国家情怀、民族情怀和人民情怀得以形成，来源有三：一是湖湘文化的养料汲取。湖湘文化包含的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操、豪迈洒脱的浪漫主义情怀、经世致用的现实主义关怀对毛泽东一生影响至深。他对屈原的评价——“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以及对曾国藩的评价——“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就很好地证明了这点。二是家国危难的时代环境。近代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饱受列强侵蚀，人民苦不堪言。在此时代背景下，毛泽东认识到不能独善其身，必须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为改变中国之现状而奋斗。三是革命生涯的实践体悟。走上革命道路后，毛泽东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鞠躬尽瘁。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关注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人民幸福。在“祭黄帝陵”一文中，毛泽东言：“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9](p.591)拳拳赤子之心，殷殷报国之情，可见一斑。

毛泽东在评阅“二十四史”时，直言“分裂不得人心”，[1](p.588)并把是否维护和促进国家统一作为褒贬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标准。这与他浓厚的国家情怀有很大关系。台湾问题一直是毛泽东关心的问题，特别是晚年，他经常流露出对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切。为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主张，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武力解放台湾到后来考虑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再到解决台湾问题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等，主张虽有变化，但都表达了他对实现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反映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争取国家统一的决心和毅力。民族情怀是毛泽东处理民族关系的情感之源。他在吸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许多关于民族问题的新观点。他认为，各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发展都作出过贡献，必须团结各族人民，共同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他提出，首先要进行民族政策教育，经常对民族关系进行检查。其次要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再次要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政策，保证各民族享有同等权利和地位。最后要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让少数民族人民真正实现当家作主。在这一系列民族政策实施下，我国逐渐实现了民族大团结、大发展的局面。人民情怀是毛泽东鲜明的印记。他生于农村，十分了解农民的苦难，十分同情群众的疾苦，对劳苦大众有着深厚感情。为实现民族解放、人民幸福，他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与工农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在阅读“二十四史”时，毛泽东特别关注农民运动。例如，在批阅《三国志·张鲁传》时，他对中国历史上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这些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斗争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坚持群众路线。这是其人民情怀的自然阐发，也是其人民情怀的真挚表达。

综上可知，毛泽东在评阅“二十四史”的过程中，始终充满国家情怀、民族情怀和人民情怀，这是其读史的一个鲜明特征。人民领袖的这种真挚情感和情怀也是其深受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毛泽东“二十四史”观的现实价值和启示
毛泽东关于“二十四史”的基本观点和依据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启示，笔者认为集中体现在以下四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掌握科学的分析方法，以矛盾分析法处理国际国内问题；树立终身学习的态度，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立场决定观点，坚持人民群众立场，就是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首先要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文明是人民群众用智慧和力量创造出来的，人民群众蕴含丰富的智慧和力量。从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是毛泽东成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要经验，重要的是做好调查研究，通过深入群众，将他们分散的认识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和梳理形成系统性认识，再将这种认识传播到人民群众之中，用以引导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行动。这既是我们党贯彻群众路线的过程，也是科学认识得以形成和发挥作用的过程。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决定性力量是人民群众。只有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和支持，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才能顺利推进。

其次，要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指在人民群众利益矛盾系统中，涉及最大多数群众的整体利益，主要包括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也是我们党获得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的前提条件。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调整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改善人民生活，进一步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要求，满足人民群众新的利益诉求。正如毛泽东所说，关于人民群众利益的一切问题，我们党都应当高度关注并加以解决。要真正将人民群众团结起来，使之成为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必须要了解和解决群众最为关心的问题。

最后，要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10](p.243)毛泽东在这里将党的工作干部比作“勤务员”，重在指明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强调党的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要为人民服务，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哪怕是再小的事情，只要事关群众，就必须重视、办妥。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需要在思想和行动两个方面下功夫。把理想信念教育传达到基层的每一个党员，使其形成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理想信念，是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做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础。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帮助人民，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各项权益，用实际行动诠释共产党人的使命和担当。

（二）掌握科学的分析方法，以矛盾分析法处理国际国内问题
毛泽东运用矛盾分析法评阅“二十四史”的实践给我们重要启示：必须运用矛盾的观点观察和分析社会发展，坚持以矛盾分析法解决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两方面：第一，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重视经济发展，兼顾社会民生。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原理体现在方法论上即“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这一方法运用于经济社会发展，就是要处理好社会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及其相互关系。不同历史时期，矛盾表现不同且处在变化发展中。例如，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就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抓住这一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重点加以解决。具体而言，就是要调整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以解决新矛盾，重点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同时统筹兼顾非主要矛盾问题，如安全问题、环境问题、人民健康问题等，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包括就业、教育、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第二，将同一性与斗争性有机结合，透过现象看本质，多角度、多层次分析和处理国际国内问题。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处处有矛盾，时时有矛盾，而问题在于如何处理矛盾，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社会处于发展之中，在发展中一定会遇到新矛盾、新问题。必须全面看待矛盾和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而且要看到其反面。正是矛盾的正反两面才构成了矛盾统一体，且在一定条件下，事物的正面与反面可以相互转化。例如，现今中美关系恶化，贸易战硝烟四起，我国外贸出口受阻。短期来看，这些不利因素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了较大消极影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然而，困境倒逼改革，促使我们愈发自力更生。我们需要通过深化改革，调整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把不利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把坏事变成好事，进一步激发国内潜能和动力。具体而言，我们必须进一步发展农村地区、西部地区、贫困地区，培育和扩大国内市场，形成经济内循环；进一步推进供给侧改革，优化消费侧改革，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因素，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三）树立终身学习的态度，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统一
毛泽东酷爱读书，尤爱读史，经常手不释卷，通宵达旦。他不仅通读了“二十四史”，而且还对部分章节进行了多次评阅。据不完全统计，中南海菊香书屋中毛泽东的个人藏书达9.2 万余册，1300 余部（册）留有圈点和批注手迹。纵观世界各国政治家、军事家，读书量如此之大寥寥无几。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喜爱读书？这与他的学习目的和学习态度密不可分。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有志之士为挽救民族危亡，纷纷探索救国救民之道。从洋务运动开始向西方学习的热潮逐渐兴起。在此背景下，毛泽东愈加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他认为不仅要向西方列强学习先进技术和知识，更要向中国史书典籍中探求“古今学说制度之大要”。在他看来，学习是使内心充盈的途径，更是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不二法门。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一直重视并提倡学习。他在延安时曾说道：“古人讲过：‘人不通今古，马牛而襟裾’，就是说：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衣裳一样。”[11](p.177)因此，通古今就要学习，不愿做牛马的就要学习，要把学习作为一件普遍和永久的事。毛泽东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是这样做的。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空隙，他就会读书，读各种各样的书，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历史、政治、经济、文学、军事、艺术等各个方面。直至逝世当天，毛泽东还在读书，即使自己无法阅读，也会请工作人员为他朗读。

毛泽东的这种学习态度和学习精神给我们以重要启示。第一，树立终身学习的态度。当今社会日新月异，智能化、数据化、信息化方兴未艾，知识时代已经到来。为适应社会发展和个体需要，我们需要树立终身学习的态度，培养终身学习的能力，将学习贯穿一生，不断提高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正如毛泽东所言，“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11](p.184)学习非一日之功，亦非一劳永逸，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加以更新和完善。第二，注意学习方式和方法。树立终身学习的态度，是在思想层面的要求，而在行动上予以落实，就要注意学习的方式和方法问题。用科学的方法读书学习，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毛泽东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独特而科学的学习方法，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首先，“钻”与“挤”相结合。“挤”是针对工作忙、时间紧的情况而言，这就要像挤海绵里的水一样，挤出时间进行学习；“钻”是针对看不懂的情况而言，这就要像木匠钻木头一样地“钻”进去，攻克难关。学习既要挤时间，也要下苦功。其次，“博”与“专”相结合。“博”就是博览群书，广泛涉猎；“专”就是深入研究，重点攻读。例如，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就是正史与野史结合着读，广读与精读相结合，而以精读为主。最后，“学”与“用”相结合。“学”需善学、巧学，而不能死读书、读死书，在学的过程中需要独立思考，善于去伪存真、去芜存菁。毛泽东曾说：“读书，钻不出来的是蛹，钻出来的是蝶。”就是说，学习要与实践相结合，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做到学以致用、学用相长。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 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 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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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季世昌编.新编毛泽东诗词鉴赏大全[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

[8]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0]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1]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Mao Ze-dong’s View of the“Twenty-Four Histories”and Its Practical Value

(Wang Xiang-qing and Ou Ming-rong)

The“Twenty-Four Histories”were the historical texts that Mao Ze-dong reviewed the most during his lifetime. Mao’s view of the“Twenty-Four Histories”consists of four main aspects:“Most of the Twenty-Four Histories are false, and most of the so-called factual records are also false”; they are full of class struggles; they symbolize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s quest for great unity. They shine with the idea of reform and change. The basis of his position theory,methodology, value theory and emotion theory constitute the“four bases”of Mao Ze-dong’s view of the“Twenty-Four Histories”. Today, a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s a new era, Mao Ze-dong’s view of the“Twenty-Four Histories”has great practical value and inspiration. We should always take the people as the center and realize and safeguard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we should master the methods of scientific analysis to deal with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problems through contradiction analysis; we should also develop an attitude of lifelong learning and adhere to the unity of theory and practice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20）11-0071-10

作者：王向清，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欧明容，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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