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法宝的伟大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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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法宝的伟大奠基
石仲泉

[摘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浴血奋战、艰苦卓绝的28 年，是百年党史的起始阶段。毛泽东是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领袖，也是党的建设理论的主要创建者。古田会议决议、思想上建设党的原则、整风运动、“三次对谈”和“两个务必”等，是不同历史时期毛泽东党建理论不断丰富发展的代表性思想。全面从严治党未有穷期，当下，我们更要继承、弘扬和发展以毛泽东的党建思想为主体的党的建设理论，真正跳出历史周期率，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确保神州大地永世太平。

[关键词]毛泽东；百年党史：党的建设

新民主主义革命浴血奋战、艰苦卓绝的28年，是百年党史的起始阶段。没有这28 年，就没有百年党史。我们能走到今天，决不能忘记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毛泽东是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领袖，也是党的建设理论的主要创建者。他说：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胜利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1](p.606)这是对中国革命胜利经验的精辟总结。如果将这三大法宝的关系比喻为主体与两翼，那么，党的建设就是统率两翼法宝（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的主体法宝。本文不去讲同为毛泽东所握有的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两大法宝，而主要论述毛泽东是怎样使党的建设成为主体法宝，并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到伟大奠基作用的。

一、建党初期重视党的建设，但没有解决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这段历史时期是从1921年建党到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以前。中国共产党自创建后就注意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这尤其体现在党的二大文件中，其中不少规定对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具有奠基性。比如：

第一，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党的二大多个文件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利益及贫苦农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只有共产党是工人的先锋，是工人的政党”。[2](pp.14-15、27、21)此后，我们党关于党的阶级性质和所代表的利益的表述，都是在此基础上扩展、完善和规范的。

第二，强调中国共产党是进行革命斗争的群众性政党。党的二大多个文件指出：“我们共产党不是空谈主义者”，“乃是时时刻刻要站起来为无产阶级利益努力工作的党”；“我们中国共产党成功一个党，不是学会，成功一个能够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大的群众党，不是少数人空想的革命团体”；“个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不离开群众”。[2](pp.7、28、27)这规定了党的革命性、实践性和群众性，直至现在也要求如此。

第三，强调中国共产党具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性。党的二大关于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我们的组织与训练必须是很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它依据的原则为“个个党员须牺牲个人的感情意见及利益关系以拥护党的一致”；个个党员须了解，共产党施行集权与训练时，“乃应以共产革命在事实上所需要的观念施行之”。党章第四章纪律规定9条，明确“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于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2](pp.27-28、32)这表明共产党铁的纪律从建党之始就是明确不二的。当时党还在襁褓之中，能旗帜鲜明地强调这些实属不易，这也是我们党百年来始终坚持并不断丰富完善的。

党的三大对于党的组织系统的要求更加具体，并制定了党的第一个组织法，即《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范了中共中央的组织机构、职权分工、工作制度等等，开启了尔后一系列组织法的先河。党的四大又作出《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指出“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2](pp.27-28、124)并对革命新发展地区的地方党组织建设提出具体要求。

党的五大对党章做了较大修改，内容扩增有两大亮点。一是将原第二章“组织”改为“党的建设”。这是在党章中第一次有“党的建设”称谓。它明确规定“党部的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这是过去没有明确的。二是新增设“监察委员会”，具体规定了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产生、成员要求等。党的五大设监察委员会，与大革命时期党员人数从1923年的400余人猛增至1925年的3万多人有关。一些投机分子假“革命”之名混入党内。为此，党中央于1926年8月发出《关于坚决清除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是百年党史上的第一个反腐败文件。党的五大党章提出设立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也是百年党史上第一次设监察委员会。这几个“第一次”，无疑是党的建设的很大进步。

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建设走了些弯路。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屠杀，党员人数锐减，中央临时政治局将革命失败在组织上归结为党的领导机关中工人成分太少，提出“使党的指导干部之中无产阶级及贫民的成份占最大多数”，是党的最重要的组织任务。党的六大继续坚持“全力争取实现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务使指导机关工人化”。[3](p.528)这实际上是要按照联共（布）党的党建模式来强化党的领导机关工作人员的出身成分问题。受此影响，经共产国际认可，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选作党中央一把手，给党的工作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实践证明，照搬苏联党建经验既不完全符合中国国情，也不能解决党的实际问题。

那时党处在幼年时期，包括领导层有些人思想简单一些，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在这一阶段中，党的组织是发展了，但是没有巩固，没有能够使党员、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定起来。”[1](p.610)这样，党在建立初期尽管很重视自身建设，但在中国国情基础上，“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二、毛泽东主持的古田会议决议：加强党的建设第一个纲领性文献
就党的建设历史分期而言，可将从古田会议决议至全民族抗战爆发作为一个阶段。这样分期，与党史上以1927年大革命失败转为土地革命战争的分期，在时间起点上错位两年。

为什么这样分期？就是因为古田会议决议是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思想建党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既然党自创建以来，没有根据中国国情解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那么古田会议决议第一次提出思想建党问题，找到“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新路子，对于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发展来说就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个问题不提出来解决，中国共产党就很难安身立命。强调古田会议决议的思想建党意义，是因为政治建党问题在此前的党章等文献中已经提出，后续工作逐渐完善、提升和充实。古田会议决议之所以能提出“思想建党”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和中国共产党党情出发，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落到大地，接了地气。因此，邓小平说：“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大家看看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4](p.44)

我们知道，在1927 年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他回到湖南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在攻打长沙失利后，迅即率领农民军引兵井冈，先是在井冈山开辟党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随后又转战赣南闽西进行游击战争。那时，他虽远离中央，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本本也不多，但因为深入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并在革命斗争最前线，所以能够根据初步掌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论认识问题，依据农村和红军中党组织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理论精神，不仅提出并初步有了解决党的思想建设问题的应对举措，而且还对党的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提出了许多解决方法，非常具体实用。

（一）关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当时参加革命乃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农民起义军”，主要具有的是反抗剥削和压迫的非常朴素的阶级意识，还没有很高的革命觉悟。面对异常残酷的战争和极其艰苦的革命生活，很多与革命军和党的宗旨要求相背离的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逐渐表露出来，有的还相当严重，这就需要加强思想教育。1928 年11 月，毛泽东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5](p.77)红四军党内一些不好的倾向在下山后的红四军第七次和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表现得十分突出。主持中央实际工作的周恩来等，在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中，肯定了毛泽东加强思想建设的正确意见。根据“九月来信”指示，1929 年12 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它的第一部分主要内容就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文中指出：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非常之浓厚，对于党的正确路线之执行，给了极大的妨碍。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党的领导机关对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出身所产生的种种不正确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和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是使得这些不正确思想能够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5](p.85)因而，“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6](p.94)

古田会议决议列出8 种错误观念，逐一分析了每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具体表现、来源及其纠正方法。就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而言，主要分析反对主观主义等错误思想，指出主观主义顽固存在于某些党员的思想中，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非常不利。其必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纠正的方法如下：一是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论分析政治形势、估量阶级势力，以代替主观主义。二是要求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这里已经论及理论如何联系实际的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说明古田会议决议对加强思想建设的认识达到了相当高度。

（二）关于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古田会议决议明确提出“党的组织路线”概念，指出党的组织问题现在非常严重，特别是党员质量之差和组织之松懈，严重影响到了红军的领导与政策执行，务必努力改造党组织，使之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对于如何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古田会议决议要求：第一，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强调基层会议的政治化与实际化，反对空论，发动与会者的心思才力，从而激发党的战斗力。第二，首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条件。为解决在红四军中入党太随便，不要任何条件一概拉进，使党的质量受到严重影响的问题，古田会议决议在提出对不够党员资格经过教育不改者“一律清洗出党”外，还第一次提出了“新份子入党条件”。第三，反对极端民主化，强调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要求党的指导机关有正确的指导路线，以建立领导中枢；党的下级机关及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讨论，以求彻底了解其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

（三）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也包括纠正不好的作风。古田会议决议初步提出了党的“三大作风”思想。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前述加强思想建设反对主观主义已经论及。关于加强群众工作，密切与群众的联系，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红军打仗，离开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目标，就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这虽然是批评单纯军事观点的，但同时也具有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普遍意义。关于开展批评，古田会议决议对“非组织的批评”和“主观主义的批评”的错误倾向提出了批评，强调批评要注意政治，使党员明白批评的目的是增加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不应当使批评成为攻击个人的工具。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指摘个人缺点，使同志无措手足。

古田会议决议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党员队伍以农民成分为主和革命战争十分残酷的条件下，如何着重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建设党，以保持其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这标志着毛泽东建党学说的初步形成，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理论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基础。古田会议确定的原则不但很快贯彻到红四军中去，而且也在其他红军中逐步推行。此后，为了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毛泽东不断强调教育党员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以更开阔的视野提出如何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问题。

1935 年1 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实际核心领导地位后，他倡导的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原则逐步成为全党共识。同年12 月，瓦窑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根据“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新形势，确定了在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时，“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的任务。会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尽管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党内占大多数，但党完全有能力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造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战士。这里的关键是对党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把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熔炉。党不惧怕非无产阶级党员政治水平的不一致，党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到先锋队地位。[7](pp.620-621)这些论述对毛泽东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思想做了精辟阐发。

三、毛泽东领导的整风运动：推进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的创举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为了适应新形势，党的队伍空前壮大。至1938 年底，党员人数从抗战初期4 万多增加到50 多万，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全国性大党。但是，大批新党员缺乏党的基本知识，缺乏初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革命经验，并带入大量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少数坏人和敌对分子也混进了党内。为此，1939 年8 月，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指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成为我们今天极端严重的任务。两个月后，毛泽东在为《共产党人》杂志写的发刊词中提出要把“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作为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来进行。毛泽东提出的这一伟大工程，把党的数量的发展与质量的提高紧密结合，把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融为一体，更全面地指明了党的建设的目标和内容，是党的建设思想理论的重要发展。

按照党中央决定和统一部署，各地党组织迅速开展巩固党的工作，着手实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在抗战转入相持阶段后，我们党既要应对国民党顽固派不断进行的反共活动，又要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做思想上和组织上准备，党中央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一方面把早已提出的党内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引向深入，另一方面又有利于彻底解决党的历史是非和思想路线问题，清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的影响，在全党范围内更牢固地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原则和路线。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内涵也更加丰富。

整风运动既是推进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主要载体，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造。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教育全党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毛泽东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全体党员在整风运动中通过读书学习、自我反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了认识，增强了党性，改进了工作，为全面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夺取全民族抗战胜利奠定了巩固的思想基础，也为将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广大群众性、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奠定了坚实基础。就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而言，延安整风运动至少有五大历史功绩。

第一，空前提高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结合研究现实问题和党的历史来学习理论。许多过去没有读过马列本本的干部，这次集中认真地读了中央规定的理论书籍；过去读过马列本本的一些领导干部，这次懂得了怎样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认识中国革命问题。整风运动使全党广大党员特别是中高级干部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它既是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也是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空前思想解放运动，对于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夺取全民族抗战胜利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第二，基本弄清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在全党范围确立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遵义会议只改组了中央领导，没有解决思想政治路线问题。抗战开始后，就影响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开展整风运动，毛泽东双管齐下，一方面通过《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整风报告，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升到“党性”高度，视为“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8](p.361)另一方面主持编辑“六大以来”等3套历史文献，使许多负责同志认识到苏维埃运动后期确实存在错误路线，对于毛泽东提出反对教条主义，确立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口服心服，从而在全党特别是在高级干部中间对党的历史问题达成了共识。

第三，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步伐。思想路线问题弄通了，一通百通。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的新界定和新阐释，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生动表述。与此相联系，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论转化为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思想方法论”，广大党员干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毛泽东号召全党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将经验升华为理论，成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要活的、香的马克思主义，不要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时代化问题。整风运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催化剂。

第四，促进了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指导思想。毛泽东在1935 年遵义会议上成为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核心后，在全党的影响力越来越显著。全民族抗战大大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的巨大影响，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不但在党内巩固起来，而且得到共产国际的明确承认。《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思想成为体系的标志性著作。整风运动中，延安等抗日根据地的报刊相继撰文赞颂以《新民主主义论》为代表的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并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作用，党的七大正式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这是党的指导思想中第一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伟大成就。

第五，对于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起了决定性作用。具体而言，一是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要求得到了落实。毛泽东明确提出，共产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整风运动是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伟大实践。二是共产党员修养理论丰富了思想建党内容。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化的先进政党，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不仅重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建设，而且强调党员个人的思想意识修养、理论修养和党性锻炼，要求共产党员确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培养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从而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更鲜明地展现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品质。刘少奇所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共产党员修养理论的代表作，对于推进思想建党起了重要作用。三是党的指导思想排除了错误倾向的干扰，正确的政治路线更加明确坚定。党的七大制定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政治路线，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四是明确提出了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三大作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通过整风运动概括的“三大作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

正因为整风运动使毛泽东的党建思想得到了全面展开，所以邓小平指出：毛泽东的“完整的建党学说，是经过实践在延安整风时期建立起来的。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4](p.44)

四、毛泽东的“三次对谈”和“两个务必”思想：中国共产党执政清廉和防治腐败的根本之道
毛泽东的“三次对谈”发生在抗战后期，“两个务必”思想则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他的完整的党建理论形成后，许多思想还在不断丰富和发展。“三次对谈”和“两个务必”思想，就毛泽东的党建理论愈益丰富和发展而言最具代表性。

20 世纪40 年代，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随着1943 年苏联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胜利已发生历史性转折；中国抗战进入后期，胜利大势已趋明朗。毛泽东高瞻远瞩，不仅运筹如何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开始思考中国共产党在胜利后如何不重蹈历史王朝覆辙。他在“三次对谈”中提出的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观点，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这“三次对谈”，就是“甲申对”“窑洞对”和“赶考对”。

首先看“甲申对”。在上述大背景下，身居重庆的郭沫若应中共中央南方局主办的《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之约，撰写了纪念大明王朝和大顺王朝灭亡300 年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以下简称“郭文”），于1944 年3月发表。“郭文”着重论述了三百年前的甲申年，艰辛奋战18 个春秋打天下的李自成农民军在攻陷北京城灭亡大明王朝后，花天酒地，沉沦享乐，结果坐天下42 天就仓皇离京，败逃南去，大顺王朝灰飞烟灭。

“郭文”发表时，延安整风运动进入后期。毛泽东在1944 年4 月对整风运动做总结的《学习与时局》中讲到党的历史谈及该文：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毛泽东讲话一个星期后，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甲申三百年祭》，将它作为整风文献推荐给全党干部学习。是年11 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期间再函郭沫若，感谢此前郭信对党的抗战路线和延安成为民主圣地的夸奖。他写道：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缺点错误，希望随时示知。毛泽东与郭沫若的这次笔谈，即“甲申对”。

再看“窑洞对”。1945 年7 月初，党的七大刚闭幕，国民参政员黄炎培等6 位先生访问延安。他们走访了延安新市场和光华农场，会见了丁玲、陈毅、范文澜等朋友，考察了延安的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社会治理和军民关系等方面的情况，感受到了延安由最初2000 人发展到5 万人的巨大变化。在5 天考察期间，党的领导与黄炎培一行举行了3 次会谈。毛泽东问黄炎培，对延安的感想如何。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图了解到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稍做思考后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次著名对谈，史称“窑洞对”。

最后看“赶考对”。“赶考对”与“两个务必”是同时提出的。1949 年1 月，“三大战役”的战略决战已经结束，中国革命胜利在望。是年3 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就是谋划筹建新中国大政方针的重要会议。毛泽东做主题报告，在提出关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新中国的基本矛盾和经济政策后，他就谈到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提醒全党要警惕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情绪的滋长，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就是“两个务必”思想。全会结束后，中共中央及其所属机构由西柏坡迁往北平。在出发做准备时，毛泽东对周围同志说：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随后启程进京，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段对话，就是“赶考对”。

“赶考对”显然是回应“甲申对”的。从“甲申对”到“窑洞对”，再到“赶考对”，这三个“对谈”，讨论的问题是一个，以李自成农民军“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典型“周期率”为史镜，共产党绝不能重蹈覆辙，成为20 世纪的李自成。

“三次对谈”和“两个务必”思想，虽然是70 多年前的往事，但具有永不过时的警示和启迪意义。腐败亡党亡国，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凡被造反推翻的，无不是腐败使民心丧失殆尽，在中国和外国概莫能外。当今世界政党政治，腐败仍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顽症”，甚至是“癌症”。许多政党由盛而衰，腐败是致命之根。共产党会不会重蹈覆辙，成为李自成呢？这始终需要我们党高度警惕，居安思危。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中所形成的完整的党建理论，不仅为我们党的百年党建理论作了伟大的奠基，而且作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主要法宝，也为党的百年辉煌作了伟大的奠基。

五、启示：全面从严治党未有穷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的党建理论还在丰富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持续不断地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实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实际上就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继承、弘扬和发展了以毛泽东的党建思想为主体的党的建设理论，特别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答了70 多年前“三次对谈”提出的问题。我们党这些年来加强党的建设的努力不仅取得了巨大成绩，而且在探索如何跳出“周期率”方面找到了一些“秘笈”。

就目前来看，跳出“周期率”的“秘笈”至少有以下四点：

一是始终不渝地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练就共产党人“金刚不坏之身”；二是始终不渝地坚持“两个务必”思想，牢记骄躁非败即挫，诚恐戒惧永不松懈；三是始终不渝地坚持走民主新路，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9](p.543)四是始终不渝地坚持反腐败斗争，不断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使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成为有口皆碑的新常态。

“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须臾不可离的法宝。作为凝聚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至少上述四点，与时俱进地加以丰富和发展，就有助于跳出历史周期率，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确保神州大地永世太平！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8]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 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A Centennial History of the CPC and the Great Foundations of Mao Ze-dong’s Party Construction for Democratic Revolutionary

(Shi Zhong-quan)

The blood-soaked and arduous twenty-eight years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were the beginning of a centennial history of the CPC. Mao Zedong was the great leader who led the CPC to victory in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the main creator of the theory of party construction.The resolutions of the Gutian Conference, the principles of building the Party ideologically, the Rectification Campaign, the Three Conversations and the Two Imperatives are representative of Mao Ze-dong’s Party construction theory which was constantly enriched and developed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 of history. As there is no end to the strict governance of the Party, we must now inherit, carry forward and develop the party construction theory based on Mao Ze-dong’s related ideas, so as to truly break out of the historical cycle and ensure the long-lasting peace and security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as well as the eternal peace of China.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20）11-0001-09

作者：石仲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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