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客观性观念在党报实践中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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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客观性观念在党报实践中的历史经验∗
孙 健

[摘要]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前后逐步展开了党报实践探索，在党报实践中建构了符合中国革命实践的新闻客观性原则，并将其发展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报刊实践的重要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的党报事业代表无产阶级立场，同时在实践中强调真实、客观地反映事实，反映中国革命实际，实现了客观性与阶级性的统一；在理论上对西方新闻客观性观念的批判则集中体现为对客观主义倾向的纠偏。在近百年的新闻事业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党报从理论层面到实践层面均实现了客观性与阶级性的统一，客观性与党性的统一。

[关键词]客观性观念；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阶级性

在近百年的新闻事业中，中国共产党从利用报刊领导舆论工作开始到初步形成党报体系，一直将客观性作为新闻实践的重要原则。中国共产党一代代新闻工作者通过艰辛探索，在实践与理论层面均实现了客观性与阶级性的统一，客观性与党性的统一。相较而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报刊客观性观念产生于西方的办报实践，虽然其客观性原则流传甚广，但其客观性观念掩盖了其阶级性。中国共产党从自身的办报实践以及国情出发，践行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客观性报刊实践，对报刊客观性观念贡献了独特的智慧与经验。

一、中国共产党建构自身新闻客观性观念的历史必然性
晚清以来，在两次办报高潮的推动下，中国近代报业呈现蓬勃发展的景象。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新闻界占主导地位的报刊大致有三个不同的源流：一是在文化思想界占主导地位的报刊，如维新派报刊、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的报刊；二是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报刊，如革命党、国民党报刊及20年代兴起的中国共产党报刊；三是在传媒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商营报刊，主要包括私营为主的资本主义报刊和外资在华的报刊。[1](p.171)

其间，近代民营商业报刊发展迅速，无论是新闻业务、经营管理还是报人的职业化方面，都获得了较大发展，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南北几大城市上海、南京、北京等为中心，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商业性报纸有《申报》《新闻报》《京报》《大公报》等。这些报纸在职业化方面发展迅速，主要体现在近代报人职业观念与主体意识逐渐形成，这种发展是西方新闻观念大量涌入以及本土报业实践共同作用的结果。客观性观念也在此时随着各种办报观念传入我国。

在商业报刊出现以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处于政党报刊时期，此时报界以政论为主，注重宣传政治观点，发表评论，体现着强烈的主观色彩。西方新闻客观性观念的形成是建立在商业报刊实践基础之上的，追求不偏不倚、事实与意见分开，以区别于党派报纸，并强调“超阶级性”。

从1830年代开始，美国新闻业开启了一场便士报引领的报界革命，事实开始战胜观点，新闻开始战胜评论。在新闻写作方法上，报纸开始要求公正、平衡、不党、不偏，并以此作为区别于政党报刊的符号与标签，力图从技术上实现客观。这一时期的专业化报刊认为应该做到对规则和程序的忠诚，这时报刊的态度可以说是一个职业群体对自己职业理念与职业规范的申明与维护，此时客观性不仅是一种写作规范与操作规则，更是一种职业观念与理想。

美国政党报刊时期的办报理念与客观性是不相容的。曾有政党报刊的编辑指出：“一定不会出版一份不偏不倚的报纸”，“我们报纸的编辑最憎恶‘中立’这种声名狼藉的原则，而对于愚蠢的‘公正’计划更是毋庸讳言地鄙视。”[2](p.111)商业报刊的出现打破了美国政党报刊的模式，以盈利为目的经营模式成了客观性得以产生的前提。广告商取代政党成了报刊生存的主要来源，而广告商更在乎的是传播范围与效果。商业报刊之间的激烈竞争促使报纸不断提升专业化水平，为获取更多的受众，“客观性”成为各个报刊机构认可的标准与必然选择，新闻机构的专业化逐渐增强。

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威廉院长于1914年制定的《新闻记者信条》的传入，对中国近代报人产生了很大影响。“《新闻记者信条》首次系统地提出新闻职业道德规范，是世界上最早成文的新闻职业道德规范”，[3](p.64)信条阐明了对于新闻记者的职业要求，包括“真实”“正确而公允”“独立”“客观公正”等，这些构成了客观性观念的核心要素，由于契合了五四时期中国新闻职业化运动需求，《新闻记者信条》在思想、制度和实践等三个层面对该时期新闻职业道德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4]事实上，在西方新闻客观性观念系统传入以前，中国近代报人已经在纷繁复杂的报刊发展过程中接触并了解了西方的近代报刊实践和理念，且已展开了初步的报刊实践。在此基础上，早期报人不断生发出诸如独立、平衡、公正等一些关于报刊客观性的朴素观念。

这种西方新闻客观性理念的影响首当其冲地体现在商业报纸的经营之中。商业报纸最为重视的是“企业性”，盈利是其最重要目标，由此言论上标榜客观、中立，超脱于各个党派，争取最广泛的读者。比如，“洋人出钱，秀才办报”的《申报》，主张“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在新闻业务上的理念、革新领先于同时期其他报纸。但在维新派、革命派报纸出现之际，时任《申报》主笔之一斥之为“流寇”，政治上的落后导致《申报》发行量持续下降。到20世纪30年代，“九一八”事变之后，这份商业报纸也不得不回应日益鲜明的抗日主题，改变保守的政治态度，对国民党的内外政策作出报道及批评性评论。再比如，中国共产党著名新闻工作者范长江，在早期的报业实践中受到了西方客观性观念的影响，形成了其最初的职业观。在新记《大公报》担任记者期间，范长江对于媒介独立性的认知源于其供职报刊的媒介定位，而民营商业报刊《大公报》主要办报观来源于西方的职业理念，对客观性的理解更是来源于西方新闻客观性的影响。范长江在西北之行后发表了大量的新闻作品，其中《动荡中的西北大局》第一次披露了西安事变的经过，《陕北之行》冲破国民党封锁，介绍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范长江敢于公开真相，通过实地调研，报道真正应该让广大群众了解的事实，后因《大公报》要求其放弃拥护共产党、无条件拥护蒋介石而离开，开启了其陕北根据地的新闻宣传工作。范长江职业观的转变体现了他对客观性理念从最初的接受影响，到从中国实际出发，逐渐在客观性与阶级性的统一中重塑了自己的新闻观。

毋庸讳言，西方新闻客观性理念的传入，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新闻的职业化。然而，任何商营报纸都无法跳脱其所处的社会体系和时代要求，所谓超脱政治的客观性的追求，是不符合实际的。西方客观性观念主要影响的是近代以来的商营报纸，但商营报纸由于本身的局限性，无法承担起反映中国革命、推动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大多参与或主导了创办党的报刊的工作，在受到资产阶级新闻知识和西方新闻观的最初影响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开始逐步探索符合中国革命实践的新闻理念。本文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党报实践中建构了符合中国革命实践的客观性原则，并将其发展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报刊实践的重要理论成果。

二、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中的客观性实践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以前，就非常重视报刊的作用，随着1920年将《新青年》由“同人杂志”改组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闻事业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一大决议明确提出党对出版物的领导权，要求“杂志、日刊、书籍和小册子须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办”。[5]为加强党对各级各类报刊的领导，在1931年3月5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报领导作用的决议》中，党中央要求各级党部负责同志，必须经常的负责给党报担任文章，发表他对于各种问题的意见，他在实际工作中所遇到困难与所得到的经验。各级党部负责同志必须彻底了解，给党报担任做文章，实是他的实际工作中的有机一部分，与最重要政治任务之—。[6](p.76)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党的报刊体系逐渐建立起来，中国共产党逐步探索自身的新闻客观性理念。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到中央苏区、延安时期直至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级各类党报，在严酷斗争环境下坚持宣传党的纲领和政策，广泛联系群众。国民党通过建立国民党控制的新闻事业网、制定限制报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以及推行新闻检查制度的手段加强对新闻界的控制。“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意愿，是要根除一切传播异己思想的报刊，特别是共产党的报刊，以齐一国论”，“当时的客观条件决定了中国只能是一个多元化的报业结构。概言之，当时除了国民党党报之外，还有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党报、民营企业化报纸，以及外国人在华所办报纸”。[7](p.122)对待民营商业报刊，国民党当局采取的是控制与扶持并举的方针，而对中国共产党主办或指导的报刊则严格禁止。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党的报刊体系不断在困难曲折中发展，更好地发挥了“喉舌”作用。

为提高革命报刊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团结更广泛的群众，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报刊斗争的过程中，一以贯之地注重真实客观地反映事实。通过真实客观地反映事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报刊紧密联系群众，组织和团结了群众，对革命起到了指导作用。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中，客观性观念是作为一种斗争工具而存在与发展的。

随着革命的持续推进和新闻事业的深入开展，中国报界及新闻学研究者对客观性的本质展开过深入讨论，对西方新闻客观性的本质也形成了更为清楚的认识，促进了党报理论与实践的发展。1943年9月1日，《解放日报》第4版《新闻通讯》专栏第6期发表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该文在延安新闻整风取得阶段性进展之际发表，在破立之间，完成了对无产阶级关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的深入阐述，以及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新闻观的驳斥，被认为是我国无产阶级新闻学史上第一篇系统的学术论文。文章一方面阐释了“新闻的本源”，提出“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唯物主义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尊重事实，无论在采访中，在编辑中，都要力求尊重客观的事实”。另一方面，该文着力探讨“新闻何以真实”。文章在基本肯定资产阶级新闻学关于新闻“五要素”的基础上，强调仅以“五要素”为目标是无法保证新闻真实性的，“只有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才能做个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新闻工作者”，[8](p.267)强调“唯物论与唯心论在新闻学理论中的一条明确的界线，就是是否主张尊重事实，而且是否在实践中真正尊重事实”，只有在报刊实践中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才能实现新闻的真实性。

《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体现了唯物主义新闻观：既认识到新闻与事实的关系，阐明新闻的本质是事实，事实是独立于新闻的客观存在，又认识到新闻的阶级性。陆定一对于新闻的本质认识，可以说是对西方新闻客观性的批判与超越，同时划清了唯物主义新闻观与唯心主义新闻观的界限。在早期的党报实践中，多种新闻观念并存的媒介环境中，党的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是对党的新闻事业指导思想的总结，“丰富了和发展了我们自己的关于新闻学的实践和理论”。[9](p.323)

在西方新闻客观性观念出现以后，一些媒体常常标榜其“独立性”和“超党派性”，强调新闻的绝对中立与客观。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客观是不依赖主观而独立存在的，对主观具有决定性；但主观同时也能反映客观，并对客观具有能动作用。任何新闻作品都是新闻工作者以客观事实为基础，经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对事实进行选择、加工的结果。此时的新闻产品与客观事实并不相同，体现了新闻工作者的立场、情感和工作态度，是体现了一定主观倾向的客观事实。作为社会关系的集合体，任何人都不可能超然于社会关系之外，这就决定了任何传播者都带有一定的立场。

表面看来，在新闻客观性的掩护下，西方国家的新闻事业带有商业性质，以私营为主，但事实上政党、财团以及政府机构通过各种方式与新闻事业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美国为例，新闻事业高度垄断，少数垄断公司控制着全国绝大多数的新闻传媒。在信息传播及舆论被资本所支配的局面下，新闻是为特定的阶级服务的，新闻事业从属于某一特定的阶级，所谓“超阶级的”新闻事业在西方是难以存在的。以新闻客观性为核心的西方传播理念，成了资产阶级控制舆论、维护社会制度以及巩固统治的工具。

一般意义上而言，新闻事业具有多重属性，既能够满足人们的信息需求，又可纳入社会文化事业的范畴，同时从党的新闻事业发展史来看，新闻事业更是一定阶级、政党及社会集团的舆论工具，“服务于政治，服务于一定的阶级，这是阶级社会中新闻事业政治属性的集中体现”。[10](p.191)资产阶级曾利用新闻事业争取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权利，无产阶级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也曾以新闻事业为斗争的工具，新闻事业始终是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存在的。在现实中，超越阶级性的新闻事业是不存在的。西方传媒在发展中往往会标榜自己的“独立性”与“超党派性”，但事实上其背后均受到政治团体或利益集团的操控，美国的传媒垄断正是新闻事业被少数大财团控制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在推动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中实现了阶级性与客观性的统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11](p.52)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属于无产阶级，代表无产阶级的立场。同时，党的新闻事业也必须坚持客观性的原则，做到阶级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党的报刊要明确立场又不能仅强调立场，“我们如果不敢强调客观的、真实的报道，只强调立场，那么我们的报道就有主观主义，有片面性”。[12](p.359)

三、中国共产党对西方新闻客观性观念的直接批判
中国共产党在各时期的新闻实践中始终强调真实、客观地反映事实，反映中国革命实际，实现了客观性与阶级性的统一；在理论上对西方新闻客观性的批判则集中体现为对办报实践中出现的客观主义倾向的纠偏。

1941年《解放日报》创刊于延安，博古任社长，毛泽东极为关注日报的发展，并大量刊发文章。在《解放日报》的新闻实践中，仅从版面设计来看，头版刊发国际新闻，二版刊发远东新闻，三版才是国内新闻（以国统区新闻为主），四版一分为二，一半是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根据地新闻，一半是日报副刊。这样的新闻版面设计表面上符合新闻规律，体现了新闻的真实、客观、全面，但实际上并没能真正反映当时边区人民斗争和生活的实际。毛泽东很快发现日报发挥的作用差强人意，边区广大群众90%是文盲，干部群众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解放日报》大篇幅报道国际新闻，对“远在天边”的国际新闻很有隔膜，且难以通过日报来了解“近在身边”的中国革命实践。于是，毛泽东推动了党报实践上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解放日报》改版。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头版刊发由毛泽东定稿的《致读者》，在反思《解放日报》办报理念不足的同时，再次强调了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

改版后的《解放日报》面貌大为改观，国内新闻、尤其是与边区战斗生活密切相关的新闻开始出现于报纸的重要版面，如边区劳动者吴满有登上了头版头条，群众喜闻乐见的秧歌剧《兄妹开荒》、赵树理《李有才板话》等在《解放日报》副刊上相继刊载。《解放日报》的改版，体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中的自觉探索。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风起云涌的革命过程中，不断探索新闻如何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真正反映中国革命的实际、反映中国最广大的受压迫的劳动人民的需要。

在之后党报发展的实践探索中，中国共产党对新闻客观性问题的探索一方面沿着《解放日报》改版所引发的党报理论架构而展开，另一方面开始聚焦于对“客观主义”的批判。中国共产党的报刊话语体系中，“客观主义”是一个负面概念。1948年11月8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检讨文章《对“全区人民团结斗争战胜各种灾害”的检讨》，文章对“客观主义”的内涵做了如下说明：“客观主义的特征是喜欢把一大堆各不相属的现象，加以罗列，拜倒于自发论之前，常常是讴歌一部分落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情感，他们不能透过现象的表面而找到本质的内在的联系，因而他们缺乏积极的能动力量，只会坐在主流之旁对逆流浪花加以咀嚼和聒噪，屈服于客观困难之前，而没有勇气与力量去克服它。……客观主义是没有党性的，……表现在思想方法上则是片面性的”。1956年，刘少奇在对新华社的谈话时也对客观主义进行了批评，指出“应该好的要讲，不好的也要讲。讲坏的，不是什么都讲；什么都讲，是客观主义，是有闻必录”“我们的新闻报道不能超阶级，不能有客观主义”；[12](pp.363、360)毛泽东也曾批评《人民日报》：客观主义不对，没有报纸的意见。

对于客观性观念中诸如真实、客观、全面等特性，中国共产党在办报实践中是肯定与支持的，但对于办报中出现的客观主义倾向，则坚决予以批判。客观主义作为一种错误倾向，主要体现为对事实进行简单罗列，并且这种事实是以负面报道为主，不全面的，容易让读者对事实产生错误的判断，而又不加以正确引导的报道方式。这种客观主义倾向强调新闻报道要做到纯客观，新闻报道中不能有任何主观的立场、观点与价值观，与客观性有着本质差别。

1948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全区人民团结斗争战胜各种灾害》的新闻，对华北地区生产救灾的情况进行了报道。三天以后，中宣部发表文章，对这篇新闻报道中的客观主义倾向进行了批判：

“十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全区人民团结斗争战胜各种灾害的长新闻。发表这样的新闻是完全必要的，该件也有不少好的材料，但整个地说，我们以为该件有两个原则性的严重缺点。

第一，该件虽题为战胜各种灾害，并在导语中和末尾提了一些战胜灾害的话……应当说：忽视积极的鼓舞乃是我们的宣传工作中所不许可的客观主义倾向的

第二，这种客观主义倾向更严重地表现在对于灾荒原因的分析上。……但是在他们编辑时‘偶然地忘记了’，但是为什么‘忘记了’呢？我们以为，这只能从我们宣传工作中所存在的某种客观主义倾向来解释……”①

这篇文章明确指出，《人民日报》的新闻报道对于灾害的报道是孤立、片面的，没有全面反映真实情况，没有看到事实之间的联系，体现的是一种“片面的真实”。这种方式表面上看是反映了解放区的事实情况，实际上是用看似客观真实的写作手法做了不客观、不真实的报道。

中宣部的这篇文章，对《人民日报》这篇报道所体现出的客观主义倾向进行了批评，认为客观主义是唯心的，是资产阶级新闻观。但从这一批判的本质来看，事实上是对于客观性观念所倡导的真实、客观的积极维护。为了维护新闻的真实、客观，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机构还曾经专门开展过反“客里空”运动，以纠正新闻报道失实的问题，增强党报的权威性。同时，要求党报的工作人员从客观情况的分析和要求出发，不能够从主观的固定愿望出发，对于事实要真实全面地反映，不能够随意夸大和歪曲，做到客观、准确。

中国共产党的报刊思想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石，受到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的深刻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在办报过程中十分重视新闻真实性，要求新闻媒介加强报道前的调查研究工作，做到真实、全面、客观的报道事实。同时，即便在表达政治立场的时候，也需要遵守客观与公正的原则，通过“用事实说话”的方式来进行。在实践中，党报往往鲜明地表明政治立场，严格遵守党性原则，要求思想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接受党的领导。党性原则在内涵上是丰富的，并不仅是对党的决议、原则和纪律的服从，“党性也包括联系群众、艰苦朴素、实事求是等”。[13](p.25)由此，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始终追求的是党性与客观性的统一。

在2019年最新修订的《中国新闻工作者新闻道德准则》中，关于新闻的客观性问题，有如下论述：“把真实作为新闻的生命，努力到一线、到现场采访核实，坚持深入调查研究，报道做到真实、准确、全面、客观。”①其实早在1956年，围绕新华社如何成为世界性通讯社，刘少奇就已指出：“新华社的新闻就必须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全面的，同时必须是有立场的。和其他通讯社相比，尽管观点不一样，但是新闻报道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全面的，这就能在世界上建立威信。”[12](p.361)这一要是中国共产党在党报实践中的经验总结，体现了对中国共产党对党报理论的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已有百年之久，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党的新闻工作者不断丰富着对新闻事业的理解，将党的新闻理论不断推向新的高度。直到今天，新闻真实性仍是一个常论常新的问题，“我们这样的大国，今天如果有谁专门收集阴暗面，每天在报上登一百条，容易得很！如果把一百条集中到一张报纸上，可以整整覆盖四个版面，搞成一幅彻头彻尾的阴暗图画。虽然其中每一条可能都是真实的，但如果谁要说这是代表今天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画面，那就不真实了。当然，如果反过来硬说我们今天的社会，到处都是光明面，实在好得不得了，一点阴暗面也没有，一条缺点也没有，那也不真实”，[14]中国共产党从来不讲超阶级的客观性，而是将客观性与阶级性紧密结合。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新闻实践与理论探索，对于我们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媒体仍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陈昌凤.中国新闻传播史：传播社会学视角[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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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童兵.中国新闻学研究百年回望[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12-25.

[6]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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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郑保卫.当代新闻理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2]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13]新华社新闻研究所.邓小平论新闻宣传[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14]胡耀邦.关于党的新闻工作[J].红旗，1985，(8).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Journalistic Objectivity in the Practice of Party Newspapers

(Sun Jian)

With the widespread of Marxism an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arxist-Leninist journalistic thought,the CPC began to gradually explore the concept of journalism in line with Chinese revolutionary practice,constructed in the party newspapers the principle of journalistic objectivity compatiable with Chinese revolutionary practice,and developed it into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of the CPC’s revolutionary practice of newspaper.The CPC’s party newspapers represent the position of the proletariat.In practice,they realised the unity of objectivity and class nature through emphasizing the truthful and objective reflection of facts and the realit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in theory,their criticism of Western journalistic objectivity is concentrated on the correction of the objectivist tendency in the practice of running newspapers.In the century-long journalistic development,the CPC’s party news papershave achieved the unity of objectivity and class nature and that of objectivity and party spirit in terms of journalistic theory and practice.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20）10-0101-06

∗本文系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民国报刊的客观性观念研究”[16YJC860016]研究成果。

作者：孙健，上海政法学院上海纪录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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