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列宁的辩证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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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列宁的辩证法思想
——以关于“工会问题争论”为视角∗
周 茜

[摘要]作为伟大的辩证法大师，列宁不但在一般意义上的理论探索中坚持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和根本方法，而且在具体的理论斗争和现实实践中处处体现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思想。在关于“工会问题争论”的系列论著中，列宁全面批判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在工会问题上的理论错误和折中主义与形而上学方法论，从多方面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在方法论层面，这些思想无疑对当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辩证法；列宁；工会问题

作为伟大的辩证法大师，列宁不但在一般意义上的理论探索中坚持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和根本方法，而且在具体的理论斗争和现实实践中处处体现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思想。在1920年11月3日召开的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俄共（布）会议上，托洛茨基挑起了有关工会问题的争论。这场争论历时颇长，由俄共中央扩延到全党，影响非常大。针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在这场争论中展现出的错误观点和形而上学方法，列宁在1921年1月中旬写就《党内危机》一文，分七个阶段分析了这场争论的过程。在争论中，列宁还写了《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和《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两篇文章，批判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在工会问题上的理论和方法论错误，从多方面阐述了唯物辩证法思想。本文拟结合工会问题的争论，从三方面阐发对列宁辩证法思想的理解，以期在方法论层面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一些启示。

一、正确理解“全面论”与“重点论”关系，抓住事物发展链条上的主要环节
列宁在批判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在工会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时，论述了认识的全面性。他说：“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这一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1](p.291)事物之间的联系是普遍的、多样的、复杂的。这种复杂多样的普遍联系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直接联系与间接联系，内在联系与外在联系，本质联系与非本质联系，必然联系与偶然联系，主要联系与次要联系，等等。掌握事物普遍联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原理，对于我们观察和处理问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一方面，我们必须坚持“全面论”，尽可能从各方面出发把握事物之间的各种联系，不要只看到某一部分、某一方面的联系，而忽视其他部分、其他方面的联系，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另一方面，必须坚持“重点论”，抓住事物中本质的、必然的、主要的联系。对事物的联系要结合实际进行具体分析，从纷繁复杂、多种多样的联系中找出决定事物基本性质及其发展趋势的本质、必然和主要的联系，抓住事物发展链条上的主要环节，避免出现不分轻重主次，甚至本末倒置的倾向。

十月革命胜利后，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环境，列宁在领导俄国人民向社会主义过渡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十分重视抓住事物发展链条上的主要环节，指导党的领导干部做好各项工作。正确处理“全面论”和“重点论”之间的辩证关系，全面渗透和贯穿于列宁一生的理论创造和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为唯物辩证法在理论和实践中的深化发展开创了道路。如在1918年4月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列宁明确提出布尔什维克党转到经济建设时期所面临的各项任务，对各项任务及其辩证关系做了最为清晰的阐述，把组织国家的经济管理作为党当下的迫切任务、中心任务。在未完成镇压剥削者反抗的任务以前，管理是不可能成为中心任务的。列宁指出：“现在它已经成为这样的任务了。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已经说服了俄国。我们已经夺回了俄国——为了穷人，为了劳动者，从富人手里，从剥削者手里夺回了俄国。现在我们应当管理俄国。目前时局的全部特点，全部困难，就是要了解从主要任务是说服人民和用武力镇压剥削者转到主要任务是管理这一过渡的特征。”[3](p.477)列宁认为，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能够做到大体上完成夺取政权和镇压剥削者的事业，能够做到直接着手管理任务，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应该为此感到骄傲。对此，应该考虑到要有成效地进行管理，除了善于说服和在内战中取得胜利，还必须善于进行组织工作，这是一项最困难的任务。要用新的方式去建立满足千百万人生活的最基本的经济基础，这也是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只有基本上解决这项任务以后才可以说俄国不仅成了苏维埃共和国，而且成了社会主义共和国。

又如，在1921年11月5日写的《论黄金在目前和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中，列宁指出，到目前为止，革命中无产阶级或者说社会主义的任务可以归结为三大项：终止帝国主义内部展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建立苏维埃制度这一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以及从经济上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前两项任务已经不是当时最为主要的重点工作，第三项任务则是最主要、最根本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无论从原则或实践来看，也无论从俄罗斯联邦的现状或从国际方面来看，这都是“最靠得住的事业”。要完成这一事业，就必须正确处理革命与改良的关系。列宁认为：“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的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者如果开始把‘革命’写成大写，把‘革命’几乎奉为神明，丧失理智，不能极其冷静、极其清醒地考虑、权衡和验证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采取革命的行动，而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采用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碰得头破血流。要是真正的革命者失去清醒的头脑，异想天开地以为‘伟大的、胜利的、世界性’的革命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活动领域都一定能够而且应该用革命方式来完成一切任务，那他们就会毁灭，而且一定会毁灭。”[2](p.612)列宁认为，在新经济政策下，“所谓改良主义的办法，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做到有可能只在使它们活跃起来的范围内对它们实行国家调节”。[2](p.611)列宁说的是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对它们进行改造。列宁认为第三项任务是各项任务链条上的主要环节，“当前，在我们所谈的这个活动领域里，这样的环节就是在国家的正确调节（引导）下活跃国内商业。在历史事变的链条中，在1921—1922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过渡形式中，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我们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如果我们现在能紧紧‘抓住’这个环节，那么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否则我们就掌握不了整个链条，建不成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2](p.614)正是列宁运用唯物辩证法准确把握了当时俄国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局势，才使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得以走出困境并赢得胜利。

在1922年3月27日在俄共（布）第十一代表大会上所做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中，列宁更是明确指出：“政治事态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子。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2](p.692)列宁运用唯物辩证法，将十月革命以后的历史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分别论述了每一时期应该抓住的关键和主要环节是什么。中国共产党无疑继承和发展了列宁关于“全面论”和“重点论”关系的理论。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提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关系的理论，形成了在实际工作中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的工作方法。所谓“两点论”，就是在认识多种矛盾构成的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既要抓住主要矛盾，又不忽略次要矛盾；在认识某一矛盾时，既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又不忽略矛盾的次要方面。如果只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忽略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就会陷入片面而犯“一点论”的错误。所谓坚持“重点论”，就是在认识由多种矛盾构成的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要着重抓住主要矛盾；在研究某一矛盾时，要着重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主次不分、轻重不明，眉毛胡子一起抓，芝麻西瓜一齐捡，在实践中平均用力，就会导致形而上学的“均衡论”。“两点论”和“重点论”是互相包含、内在统一的，“两点论”内在包含“重点论”，“重点论”内在包含“两点论”。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就是看问题、办事情既要全面，又要善于抓住重点，“牵牛要牵牛鼻子”。习近平提出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性判断，以及基于这一判断形成的一系列科学应对的战略思维，就是对“全面论”和“重点论”辩证关系的历史发展和创新运用，推动马克思主义上升至新的境界。

二、正确处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反对折中主义
列宁在批判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在工会问题上错误观点的过程中，全面阐明了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深刻批判了他们当时存在的折中主义观点。

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责难列宁，说他把问题偷换了，是“从政治上”看问题，而非“从经济上”看问题。布哈林主张“把这两种看法结合起来”。列宁斥责他们这种说法十分荒谬，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讲出来的话。如果认为“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有同等的价值，两者都可以采用，就是违背了最基本的常识。列宁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2](p.407)他认为布哈林将“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结合起来的观点和理论，是一种折中主义立场。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辩解说：“我‘尊重’您从政治上看问题的态度，‘但是’，这只是从政治上看问题，而我们‘还’需要从经济上看问题”。“我‘尊重’您所说的采取这种步骤就是自取灭亡这种见解，但是，也请您权衡一下，是否丰衣足食要比饥寒交迫好些。”“我们所关心的是提高生产，而你们所关心的只是形式上的民主。”列宁反驳道：这是不对的，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来看，“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2](p.408)

进而，列宁揭露了布哈林用折中主义冒充辩证法的两种手法：

一是在两个对立面之间搞折中调和，搞所谓的“缓冲”。其方法是“既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东抽一点，西抽一点”。他说：工会“一方面是学校，另一方面是机关”；他从托洛茨基那吸取一点，从季诺维也夫那里吸取一点，然后说：“托洛茨基的错误，在于‘他没有充分地为……学校这一点辩护’，而季诺维也夫的错误，则在于没有充分估计到机关‘这一点’。”对此，列宁指出：“布哈林同志的基本理论错误正是在这里，正是用折中主义来偷换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种折衷主义在各种‘时髦的’和反动的哲学体系的作家当中是特别流行的。”[2](p.418)“从托洛茨基整个纲领性小册子中的提法来看，错误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懂得工会是学习在行政和技术上管理生产的学校。不是‘一方面是学校，另一方面又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从各方面来看，针对当前的争论来说，针对当前托洛茨基对问题的提法来说，工会都是一所学校，是一所学习联合的学校，学习团结的学校，学习保护自己的利益的学校，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学习管理的学校。布哈林同志不去了解并且纠正托洛茨基同志的这个根本性的错误，反而作了一个可笑的修正：‘一方面，另一方面’。”[2](pp.421-422)

二是以反对片面性、坚持全面性的手法混淆辩证法和折中主义的区别。布哈林在辩论中举一个关于玻璃杯的例子：有两个人跑来互相质问，放在讲台上的玻璃杯是什么东西。一个人说玻璃杯是一个玻璃圆筒，谁说不是就应当受到诅咒。另一个人说玻璃杯是一个饮具，谁说不是就应当受到诅咒。布哈林认为似乎用这个比喻就可以通俗地说明片面性的害处。列宁针对布哈林的错误说法，分析玻璃杯既是一个玻璃圆筒，又是一个饮具，这是无可争辩的。可是一个玻璃杯不仅具有这两种属性、特质、方面，而且具有无限多的其他属性、特质、方面以及同整个外界的相互关系和“中介”。[2](p.418)

列宁旗帜鲜明地揭示了折中主义的危害：“从政治上看问题，意思就是说：如果对待工会的态度不正确，就会使苏维埃政权灭亡，使无产阶级专政灭亡（在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里，如果由于党的错误而造成党和工会的分裂，那就一定会使苏维埃政权遭到毁灭）。”[2](p.408)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写的《国家与革命》中就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篡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中主义冒充辩证法最容易欺骗群众，能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似乎考虑到了过程的一切方面、发展的一切趋势、一切互相矛盾的影响等等，但实际上并没有对社会发展过程作出任何完整的革命的解释。”[3](p.127)

列宁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上的折中主义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深刻揭示了辩证法和折中主义在方法论上的根本对立，揭示了折中主义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上可能造成的危害；辩证法不是折中主义式的“和稀泥”“搞调和”，不是回避矛盾。辩证法要求在面对具体事物时，不但要看到其内含的矛盾的各个方面，更应该揭示并把握矛盾各方的内在关系。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来说，必须讲政治，时刻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坚持政治工作的首要地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政治，经济也就无从谈起。多样性和全面性是事物本身具有的内在属性，辩证法要求我们从世界的普遍联系和不断变化来理解和把握其全面性，而不是对事物做孤立、片面的理解。

与此同时，列宁批判了在政治和经济关系问题上的形而上学方法论。托洛茨基指责列宁在政治与经济关系问题上的观点前后不一、自相矛盾。他说：“列宁同志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在关于我国形势的报告的总结发言中曾经说，我们要少搞一点政治，多搞一点经济，可是在工会问题上，他却把问题的政治方面放在第一位。”[2](p.410)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确实讲过这样的话。他是这样说的：“我们无疑学会了政治，这方面我们不会受人迷惑，这方面我们有基础。而经济方面的情况却不好。今后最好的政治就是少谈政治。”当我们已经把工作重心由革命转到经济建设，并且在这方面取得重大成就时，“今后出现在全国代表大会讲台上的，将不仅有政治家和行政管理人员，并且有工程师和农艺师。这是最幸福的时代的开始，到那个时代政治将愈来愈少，谈论政治会比较少，而且不会那样长篇大论，讲话更多的将是工程师和农艺师。为了真正转向经济建设事业，必须由全我苏维埃代表大会首先树立这种风气，并且自上而下地在所有的苏维埃和团体中，在一切报纸上，在一切宣传鼓动机关内，在一切机关内都来树立这种风气。”[2](p.362)这是在不同情况下针对不同问题讲的，根本不能证明列宁在政治与经济关系问题上的观点前后不一、自相矛盾，因为列宁“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希望我们少搞些政治，多搞些经济。但是不难理解，要实现这种愿望，就必须不发生政治上的危险和政治上的错误”。[2](p.410)在这里，列宁深刻地指出，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并不是僵死不变的，在实际工作中，对政治和经济关系的把握，对工作着力点的选择，一定要从具体的社会历史发展情境出发。具体而言，在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地位未能得到巩固，政治制度和政治方向未能确立的情况下，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前提和保证；而在根本制度得到确立和巩固，即政治上不会发生“危险”和“错误”的前提下，把工作重点和关注焦点放到经济工作上来，是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的正确做法。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对列宁的指责，恰恰暴露出他们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特质。

列宁对政治与经济之间辩证关系的理论阐述和创造性运用，不但推进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而且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发展。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党对建设事业的绝对领导，不断丰富政治领导的内涵。例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就生动地体现了对唯物辩证法这一伟大智慧的运用和发展。

三、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
在讨论工会的性质、任务和作用时，托洛茨基在他的《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小册子中犯的一个根本错误，就是他总是“在原则上”讲这个问题，总是在讲“一般原则”，而不具体谈工会在俄国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性质、作用和任务。针对托洛茨基的这个错误，列宁紧密结合俄国实际，全面具体地论述了工会在俄国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性质、作用和任务，并且明确提出：“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2](p.419)

第一，关于工会组织在过渡时期存在的必然性。列宁指出：“工会不仅在历史上是必要的，而且在历史上是必然存在的工业无产阶级组织，这种组织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几乎包括全体工业无产阶级。这是最基本的思想。但是托洛茨基同志却经常忘掉这一点，不从这一点出发，不重视这一点。”[2](p.368)工会“这个机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起来，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必然存在，再往后是否存在则是一个问题。不过，工会的存在会成为问题，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这个问题让我们的孙子去谈论吧”。[2](p.371)列宁这里讲的“共产主义”，指的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列宁一向主张，应该注重研究现实面临的具体的迫切问题，至于遥远的将来的问题，我们的子孙后代会根据未来的实际去解决，工会在过渡时期以后是否存在的问题正是如此。

第二，关于工会组织在过渡时期的性质和任务。列宁认为，工会组织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具有特殊的性质和任务。一方面，工会包括了全体产业工人，它把他们吸引到自己的组织中来，这是一个掌权的、统治的、执政阶级的组织，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的组织。另一方面，工会本身“却不是国家组织，不是实行强制的组织，它是一个教育的组织，是吸引和训练的组织，它是一所学校，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这就是说，工会作为广大工人参加的群众性组织，与作为强制性的国家政权具有不同的性质和作用。它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特殊性在于，“这所学校完全不是普通的学校，因为这里没有教员和学生，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结合体，其中有资本主义遗留下来而且不能不遗留下来的东西，也有革命的先进部队即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从自己队伍中创造出来的东西。因此，谈工会的作用而不考虑到这些真理，那就不可避免地要犯一系列的错误”。[2](p.368)

第三，关于工会组织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地位。列宁认为，工会是站在“党和国家政权之间的”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种专政却不是由包括全体产业工人的组织来实现的。他说：“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因为不仅在我们这样一个极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在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都还那样分散，那样被人鄙弃，在某些地方还受人收买（具体来说，在某些国家里被帝国主义收实），以致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直接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只有吸收了阶级的革命力量的先锋队，才能实现这种专政。这样，就像是一组齿轮。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本身的结构，就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一过渡的实质本身的结构。”[2](p.369)列宁认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应该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即共产党来领导。工会的地位和作用在于“建立起先锋队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工会通过日常工作说服群众，说服那唯一能够领导我们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去的阶级的群众。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工会是国家政权的‘蓄水池’。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工会，就是这样。没有唯一由资本主义培养起来从事大生产的和唯一摆脱了小私有者利益的阶级的领导，要实现这种过渡是根本不可能的”。[2](p.369)托洛茨基在工会的作用问题上忽略了这一点，即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由若干齿轮组成的复杂体系，而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体系，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没有一个把先锋队和先进阶级群众、把它和劳动群众连接起来的‘传动装置’，就不能实现专政，在俄国，这样的劳动群众就是农民”。[2](pp.369-370)这就是说，工会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全体工人群众以及劳动农民连接起来的桥梁，即列宁所说的“传动装置”。

第四，关于工会组织是否具有保护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作用。托洛茨基否认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里，工会具有保护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作用。他认为：“既然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既然国家是工人国家，为什么还要保护工人阶级呢？保护工人阶级免受谁的侵犯呢？”[2](p.372)他的意思是说，既然国家是工人阶级的国家，它就应该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而绝对不会侵犯工人阶级的利益。列宁认为“工人国家”是一个抽象概念，“工人国家”应该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是一种理想，现在还不是具体的现实。托洛茨基的错误在于“把我们带到抽象的概念或者说理想里面去了。我们要再过15年至20年才能实现，而且在这个时间内是否就一定能实现，我还不能肯定”。[2](p.373)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现实，只要我们不陶醉、迷恋于知识分子的空谈和抽象的议论，或者那种看起来有时似乎像“理论”，而实际上是一种谬误，是对俄国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特点作了错误估计的东西。那么，对于这种现实，我们是能够很好地认识清楚的。具体的现实是，我们的国家虽然是工人国家，但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我们的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当官僚主义者侵犯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时候，工会就要勇敢地担负起保护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职责。列宁指出：“我们现在的国家是这样的：组织起来的全体无产阶级应当保护自己，而我们则应当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同时也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组织工人保护我们的国家。实现这两种保护，都必须通过一种特殊的办法，即把我们的国家措施和我们同我们的工会的协商、‘结合’这两方面配合起来。”[2](p.373)列宁的这个思想十分可贵，对于我国当前工会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的工会一方面应该起到团结广大无产阶级群众保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保护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免受国家政权中官僚主义者和贪官污吏的侵犯。

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优良传统。毛泽东1938年10月1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他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4](p.534)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采用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在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我们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顺利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等等。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都是因为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Studying Lenin’s Dialectical Thinking:A Perspectiveson the“Trade Union Debate”

(Zhou Qian)

As a great master of dialectics, Lenin not only adhered to and developed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fundamental methods of materialistic dialectics in his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in a general sense, but also embodied and developed the idea of materialistic dialectics in his concrete theoretical struggles and real practice. In his series works on the trade union issue, Lenin comprehensively criticised Trotsky’s and Bukharin’s theoretical errors and eclectic and metaphysical methodology, and expounded the basic ideas of materialist dialectics from various aspects. At the methodological level, these ideas are undoubtedly instructive for the current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中图分类号]A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20）10-0074-07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和作为根本性建设的教学研究”[19JDSZK071]阶段性成果。

作者：周茜，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澄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