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形成理路及其价值

奥鹏网院作业

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形成理路及其价值
——以毛泽东两篇论著和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为中心的考察∗
林志友

[摘要]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主要形成于党的八大前后，集中体现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以及党的八大通过的政治报告的决议中，经历了从初步展示、深度发掘到系统诠释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一学说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它不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矛盾的思想，而且还为当时和今后无产阶级政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工具。新中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发展历程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坚持和运用了这一科学方法，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能够契合社会建设实际，社会主义建设就呈现出勃勃生机，反之，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会遭遇挫折和损失。

[关键词]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党的八大

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极其重要的理论成果。这一学说尽管在毛泽东的许多讲话和著作中有所论及，但就形成的关键点来看，主要集中体现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的讲话以及党的八大通过的政治报告的决议中。这两篇论著和党的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塑造了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理论框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更应当继承、发展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推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的历史复兴。

一、《论十大关系》：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基本观点的初步展示
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各类矛盾，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也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前提。毛泽东初步运用矛盾观点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集中体现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之中，这一讲话通篇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矛盾学说的思想光辉。

第一，《论十大关系》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具有客观普遍性和运动变化性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所说的矛盾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矛盾，它无时不有、也无处不在。因此，正确认识和分析事物的各种矛盾，必须坚持矛盾具有客观普遍性的基本观点。从坚持矛盾具有客观普遍性出发，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1](p.44)这一论断不仅表达了他当时创作这部著作所秉持的基本观点，也反驳了当时流行一时的“社会主义社会无矛盾论”的观点。矛盾不仅具有客观普遍性，也具有运动变化性。这就要求人们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一定要根据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分析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解决矛盾的新办法。这一观点在《论十大关系》中也表达得十分明确，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各种矛盾不是固定不变的，在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1](p.44)

第二，《论十大关系》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具有复杂性和多元性的基本观点。

1956年4月，毛泽东在总结苏联模式弊端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十大关系”：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由此可见，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由多种矛盾交织起来的复杂体系，正如毛泽东在这次讲话结束时所总结的那样，“一共讲了十点。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1](p.44)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所讲的“十大关系”还蕴含矛盾构成多元性的思想，例如，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等，都是由矛盾着的多个方面构成的。不难看出，毛泽东的这些判断和分析都是矛盾具有复杂性和多元性的具体展现。

第三，《论十大关系》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具有不平衡性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在事物由多种矛盾构成的矛盾体系里，各种矛盾力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些矛盾力量在事物发展中占有不同地位、起着不同作用。在复杂的矛盾体系中，往往有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区别，在每一矛盾双方中又有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区别。从毛泽东对十大关系整个论述来看，前五大关系是主要的，而且在这五大关系中他又特别注重第一大关系，毛泽东之所以把它放在首位加以论述，原因也就在这里。这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在分析和解决多种矛盾时区分了矛盾的主次之别，对此，石仲泉认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从哪儿入手？主要矛盾是什么？《论十大关系》都抓住了。”[2](p.192)不仅如此，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还特别强调，要真正认识事物，必须把握矛盾的两个方面，不能只重视一方而忽视另一方，反之亦然，“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1](p.41)因此，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解决矛盾的基本方针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就表明不是只调动矛盾一方的积极性，而是调动矛盾双方的积极性；不是调动某一个积极性，而是调动一切积极性。但是，重视两点并不是平均用力、不分主次。例如，他在论述“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时明确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即便“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但“它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1](p.24)这是唯物辩证法两点论和重点论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生动体现。

第四，《论十大关系》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具有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统一的基本观点。

毛泽东在论及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时强调：这三个方面必须都要兼顾，不能只顾一头。他在谈到生产单位时说：“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1](p.29)在论及中央和地方两者的关系时，他认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总之，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1](p.31)这几个关系虽然内容不同，但“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1](p.29)毛泽东把经济建设中这些复杂、微妙的关系概括为哲学上简洁明了的本质关系，其实也就是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内在关系。这不仅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深厚的哲学功底，也表达了他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哲学观点。

第五，《论十大关系》蕴含了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思想。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一共讲的五大政治关系，实际上属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范畴。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但相关思想已经体现出来了。例如，“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就是要“分清敌我”，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其他四种政治关系和五种经济关系多属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党和非党的关系”是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矛盾的反映，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毛泽东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其他许多关系大多属于劳动人民内部矛盾。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些正确处理这些矛盾的方法和原则。他的这些思想也为后来“正处”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总体上看，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中的一些基本观点，已在《论十大关系》中得到了初步展示。“《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唯物辩证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初次成功的运用和重大的发展。它不是一本哲学专著，但其中对哲学原理的阐述特别是高超的运用，使它当之无愧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3](p.361)当然，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所展示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思想还处于萌芽状态，有待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发展。

二、党的八大决议：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理论内核的深度发掘
在一个矛盾学说体系的结构中，主要矛盾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不但是矛盾学说体系中的核心要素，还规定着人们从事实践活动的中心任务，在一个矛盾学说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具有标志性的价值和功能。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正确判断，不仅发展了《论十大关系》中矛盾学说的基本观点，找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更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主要矛盾基本思想的重大突破和创新，使毛泽东社会主义矛盾学说得到了显著提升。

第一，党的八大创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思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是社会有机体的内在矛盾，必然要通过人的历史活动表现出来。自原始公有制解体到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前，社会基本矛盾主要集中表现为阶级矛盾。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矛盾的基本观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基本思想，创立了科学的阶级分析方法，为当时世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研究阶级社会历史提供了科学的认识和分析工具。正如列宁所言：面对纷繁复杂的阶级关系和变动不居的阶级斗争的现实，“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4](p.426)在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运用这一阶级分析法，在不同时期分析了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找到并解决了各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使中国革命取得了最后胜利。但是，当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特别是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根源被消除以后，怎样来分析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就逐渐成为世界无产阶级政党赓续理论探索所必须直面的重大理论课题。

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际，“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共产党人准备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时不可回避、必须加以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毛泽东以深厚的哲学理论功底，在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基础上，根据当时中国具体实际，在党的八大上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思想，党的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现在“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5](p.293)由此可见，随着中国社会不断发展，在阶级矛盾降到次要地位时，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把长期隐蔽在人类社会基本矛盾之中的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发掘了出来。从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主要矛盾思想的发展来看，可以说，党的八大“建构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经典理论”。[6]

第二，党的八大依据主要矛盾找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共产党人改造社会的中心任务是由社会主要矛盾规定的，如果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中心任务就是革命斗争；如果主要矛盾是生产落后，中心任务就是经济建设。由此看来，社会主要矛盾对明确社会主义社会实践主题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基本矛盾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是对人类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有力诠释，具有普适性，但它较为抽象，不易理解把握，无法直接建构具体社会实践活动的中心任务。因此，人们要想找到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就必须诉诸社会主要矛盾。质言之，基本矛盾必须通过主要矛盾才能展现，并通过主要矛盾的展开方能得到解决。党的八大在回答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同时，准确判断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的中心任务——“保护和发展生产力”。[5](p.301)党的八大还进一步强调：“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5](p.293)这些判断充分表明了“主要矛盾就是必须解决的根本任务或中心任务，反之亦然，根本任务或中心任务也就是必须解决的主要矛盾”。[7]在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关系问题上，邓小平在1979年有过这样的论述：“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8](p.182)由此可见，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把握，促使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体系得以充分展开，这不仅是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体系形成的关键一环，也是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能够产生直接影响和作用的核心要素。

第三，党的八大发展了《论十大关系》中矛盾学说的基本观点。认识、把握和解决事物的矛盾，首先应该找出该事物都有哪些具体矛盾，因为“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须在其联结上、在其总体上去看，而且必须从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9](p.315)《论十大关系》是从各个具体矛盾入手，探索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思路，从而为社会主义矛盾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理论的发展不能止步于此。《论十大关系》总结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具体矛盾，但还应该找出其中的主要矛盾，因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9](p.322)如果说《论十大关系》初步展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具体矛盾，那么党的八大则是把各种具体上升为一般，这一过程也是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逐步形成的过程。在党的八大对《论十大关系》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发展问题上，薄一波明确指出，“《论十大关系》提出了十大矛盾，但还没有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如果说这是个不足的话，那么，八大决议关于我国社会矛盾的探索，就弥补了这个不足，从而在《论十大关系》的基础上又迈出了重大的一步”，[10](p.494)反映了当时“世界各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问题认识的最高水平”。[11]

在当时国内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条件下，在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不利条件面前，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难能可贵的。这一概括已经把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这一认识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锻造出来，达到了那个时代所应达到的理论高度。

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主要内容的系统诠释
如果说，党的八大发掘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使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得到了显著提升的话，那么这一学说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则是1957年2月“正处”的发表。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主要内容得到了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彰显出日臻完善的发展态势。

第一，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思想得到了深化拓展。在党的八大关于主要矛盾论断的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它的表述只阐明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还没有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是基于此，1956年11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将来“阶级没有了，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12](p.33)因此，毛泽东在“正处”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个总题目”，[1](p.204)接着他又说，“在这里，也要说到敌我矛盾的问题，但是重点是讨论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1](p.204)通过这次讲话，“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题”的重要思想最终形成。不过，毛泽东提出这一思想的目的还是“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1](p.216)因为“人类同自然界的斗争从来是而且永远是通过社会来进行的，通过一定的生产关系来进行的”。[13]人与自然界矛盾的解决要依赖人与人结成的生产关系中矛盾的解决，而解决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则是为了更好地解决人与自然界的矛盾。党的八大提出的主要矛盾，“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必然仍然表现为人同人之间的矛盾，只是这种矛盾由敌对阶级间的矛盾变成了人民内部的矛盾罢了”。[13]毛泽东此时所表达的这一思想，不能不说是对党的八大相关论断的深化和拓展，使其在理论上更为完备。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思想得到了全面展开。在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问题上，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没有明确使用过“基本矛盾”这一术语，更没有将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明确规定为社会基本矛盾。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小册子中，只是讲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而没有讲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也没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看成贯穿整个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日益发展的态势下，根据对唯物辩证法的深刻理解和对社会主义国家多年实践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在“正处”中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1](p.214)紧接着，他又系统分析了其性质、特点和解决办法。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前者属于非对抗性的矛盾，后者属于对抗性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和生产力的发展是相适应的；但是，它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特点，其解决的方法也不一样，后者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解决，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而前者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通过自我改革和调整不断地得到解决。以此来看，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和系统分析，不仅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还对这一矛盾进行了全面论述，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重大创见。

第三，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思想得到了系统阐释。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还存在矛盾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那个时代不可能作出明确回答。列宁曾指出，“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14](p.282)但他对此并未做深入研究。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总结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否认并批判了苏联一度盛行的“社会主义社会无矛盾”的观点。《论十大关系》初步论及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1956年12月，在致黄炎培的信中，毛泽东强调：“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15](pp.514-515)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对这一问题又做了进一步说明：“对于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缺乏经验。革命时期的人民内部的斗争很少，因为都集中力量去对付阶级斗争去了。建设时期，剩下一部分阶级斗争，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的矛盾。”[12](p.71)他的这些思想在“正处”中得到了丰富发展和系统阐明，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一是毛泽东系统阐明了两类矛盾学说的依据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家政治生活中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必然表现出来。二是毛泽东系统阐明了两类矛盾学说的内容、性质及其转化问题。他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1](p.204)他强调，这两类矛盾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在根本利益对立基础上的矛盾，属于对抗性的矛盾；后者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属于非对抗性的矛盾。他还认为，这两类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特别要正确处理好已经居于主导地位的人民内部矛盾，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三是毛泽东系统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根源以及区分两类矛盾的标准问题。他认为，国内和国际环境的诸多因素是造成两类矛盾存在的主要原因。至于如何区分两类矛盾，毛泽东提出了“六条”政治标准，在开始做“正处”讲话时没有提这“六条”标准，后来在发表该讲话时增加了相关内容，增强了理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四是毛泽东系统提出了解决这两类矛盾的方法、方针问题。他指出，由于两者的性质不同，可以采用专政和民主两种不同的方法。特别是在如何运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时，毛泽东提出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具体方针。可以说，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和观点在更高层次上丰富和发展了《论十大关系》中的五大政治关系，构筑起了崭新、系统的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学说，从思想史视角看，这“既是对客观存在的现实矛盾的进一步总结，也是对《论十大关系》中的矛盾思想在更高层次上的概括”。[2](p.191)

从1956年4月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到1956年9月由他主持召开的党的八大再到1957年2月的“正处”讲话，毛泽东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创造性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发掘、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正确分析、对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社会矛盾及正确处理矛盾方法的全面阐述，形成了比较系统完备的思想体系，建构起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标志着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理论体系的形成。

四、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价值定位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现实社会主义运动考量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不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还为当时和今后无产阶级政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认识论和方法论工具。

第一，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丰富多彩的内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突出不同的方面是不足为奇的，而突出或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中任何一个原理，“并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总的历史条件”。[16](p.229)自党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人就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所面临的难题，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但是，由于时代发展和实践变化，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和发展同样有所突出和侧重。作为马克思、恩格斯重要思想结晶的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中国社会发展的科学方法论。毛泽东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大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就成功运用辩证法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现实、分清了革命的主要任务、制定了革命的方针和策略，并创作出《矛盾论》这部既结合中国革命实践又系统深刻论述对立统一规律的重要哲学著作，极大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主要任务与革命时期迥然不同，已经转变为如何迅速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彻底改变中国社会“一穷二白”的面貌。对于即将开展的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并没有迷信已有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经验，而是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来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矛盾的普遍性、特殊性、复杂性出发，毛泽东不仅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还具体分析了中国当时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十个主要矛盾。通过综合运用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等学说，毛泽东不仅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这一科学概念，而且系统阐述了这一矛盾的性质、特点及其运行规律，并以此为根基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而形成了较为系统完备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可以说，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伊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特别注重和强调走自己的路，提出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而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则是这一“结合”所结出的理论硕果，正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所概括的，“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取得初步的成果。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的提出，则是这一探索的开始，为八大的召开作了准备”，[17](p.341)“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政策的提出，……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和发展，是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成果”。[17](p.355)

第二，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毫无疑问，唯物史观的创立应归功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天才理论发现和创造。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唯物史观就此定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首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这一概念，首次科学回答了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的重大理论问题，首次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基本内涵，从而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史上，毛泽东的重要理论贡献在于首次确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发现的社会变革和发展动因理论所具有的普适性，社会基本矛盾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及前资本主义社会，还适用于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社会。就此而言，薄一波的判断无疑是中肯的，“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建立系统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毛主席是第一人”。[18](p.597)

第三，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指南。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和制度，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认识无疑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正确建设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要思想前提。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为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科学方法。从静态上看，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肯定了社会主义与先前其他社会形态一样，均是由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三个要素构成的关系整体，三者缺一不可。从动态上考察，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不仅肯定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仍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发挥作用，并且与其他社会形态一样，同样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且还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具体矛盾的存在。正是遵循这一科学方法，中国共产党人才能用近似于自然史的精确程度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中把握住社会主要矛盾，才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坚持和运用了这一科学方法，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能够契合社会建设实际，社会主义建设就呈现出勃勃生机；反之，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会遭遇挫折和损失。正是基于此，1979年邓小平在谈到我国社会基本矛盾时特别强调：“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从二十多年的实践看来，这个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8](pp.181-182)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都与中国共产党人对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正确运用息息相关。在1981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人恢复了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从此以后这一正确认识就成为党和国家确定工作中心、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石和重要前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运用这一科学方法认识党情、国情和世情的变化，准确把握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趋势，并在党的十九大上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新的论断，这一论断成为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方位的重要标志。就此而言，无论在过去、现在抑或将来，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工具。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新增订本)[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

[3]郑谦，韩钢.毛泽东之路·晚年岁月[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

[4]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6]关锋.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的双重逻辑[J].南京大学学报，2019，(4).

[7]施肇域.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心目中的主要矛盾[J].中共党史研究，1991，(2).

[8]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9]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1]金春明.探索中国之路的里程碑[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6，(12).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13]《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要整风？[N].人民日报，1957-05-02.

[14]列宁全集(第6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5]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6]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7]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普及本)[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1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The Formation and Value of Mao Ze-dong’s Theory of Socialist Social Contradictions:A Survey on Mao’s Two Essays and the Resolution on the Political Report of the CPC’s Eighth Congress

(Lin Zhi-you)

Mao Ze-dong’s theory of socialist social contradictions was mainly formed before and after the the CPC’s Eighth Congress,and was concentrated in the speeches of“On the Ten Major Relationships”and“On the Correct Handling of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before and after the Eighth Party Congress,aswell as in the resolution on the political reportof the Eighth Party Congress.It has undergone a historical development from preliminary demonstration,in-depth exploration to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The theory is amajor theoretical achievementb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in their exploration of the road to socialist construction.It not only creatively developed Marxism,but also provided proletarian parties at that time and in the future with scientific epistem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tools for socialist construction.The seventy yearsof development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have proved thatwhen the CPC have correctly adhered to and applied this scientific method,the Party and the State’s line,principles and policies fit the reality of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s full of vitality,and vice versa.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20）10-0048-08

∗本文系2021年度河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研究”[2021-JCZD-05]；2019年度河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培育计划资助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问题研究”[2019CXTD020]阶段性成果。

作者：林志友，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省特聘教授，河南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澄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