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内在规定性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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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内在规定性及其启示
丁 帅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成功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之路，展现了工业化的社会主义规定性：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保障；科技创新是核心驱动力；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地位是现实根基。正以此为基础，新中国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向工业大国的嬗变，开启了向工业强国迈进的历史跨越。对此，我们应始终坚持工业化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不断推动制度创新和自主创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价值目标。

[关键词]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内在规定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开始探索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道路。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毛泽东更致力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提出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构想。由于世界性的难题、特殊的国情、实践的局限以及“左”倾思想干扰等种种因素，探索过程中成功与挫折交织。1978年底，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和改革开放决策的实施，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探索进入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人相继以全新的世界眼光，审视时代发展主题以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的发展趋势，对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及中国与世界工业化发展关系的认识逐步深化，在新中国成立后30年探索和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我们逐步探寻到了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双重任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在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过程中，国民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1950—2019 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约8.7%，以美元计算，中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约为14.1%，综合国力极大提高。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历史飞跃，人民生活实现了由贫穷到温饱再到全面小康的转变。我国人均收入由1978 年不足200 美元跃升为2019 年超过1 万美元。依照2010 年的国际标准，农村居民贫困发生率由1978 年的97.5%降至2019 年的1.7%，2020 年将实现全国整体脱贫。①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上没有1950年、1951年、1952年GDP数据，因此用《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22页、第23页国民收入数据代替GDP，其他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83/2019，以及《2019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计算整理。其他数据根据《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年鉴2019》《2019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世界银行数据库计算整理。在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的指导下，新中国70多年工业发展取得了伟大成就，以历史视野、世界眼光研究新中国70多年工业化发展演变的历程和主要成就，探索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内在规定性，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发挥历史启示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梦奠定坚实的实践和理论基础。

一、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演变历程和主要成就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成功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之路，即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开创、走新型工业化以及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型工业化的演变历程，新中国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向工业大国的嬗变，开启了向工业强国迈进的历史跨越。

（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发展（1949—1978）
这一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大致分为三个小阶段。一是1949—1952年，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即以工业化为中心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以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物质基础。二是1953—1957 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工业化建设和制度变革同时并举、现代化工业是实现四个现代化首要任务的工业化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这是一条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别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反映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性，体现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转轨的鲜明特点。三是1958—1978 年，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我国建成了一个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发展速度位居世界前列，开始走上了社会主义经济轨道和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1952—1978 年，GDP 增长了3 倍，人均收入提高了80%。经济结构被改变了。工业占GDP 的比重由1949 年的19.5%增长到1978年的46.7%。[1](p.750)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开创（1978—1997）
1978—1997 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开创时期，“纠正”当时结构失衡的工业结构，使之均衡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在邓小平“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工业化道路模式发生了历史性转换，走向了市场化和开放型的工业化道路，解决了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难题。到1997年，中国主要工业制造设备技术达到国际水平的占30%，工业总体技术装备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已缩短到10—15 年。[2](p.42)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到1997年达到86.9%，初级产品比重则由50.4%降至13.1%。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三）走新型工业化道路（1998—2012）
针对多年来粗放型发展的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2002 年，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了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201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高达1.92×1012 美元，超越美国1.79×1012美元，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工业制成品在出口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从1998 年的88.8%增至2012 年的95.1%，中国已成为世界工业品贸易大国。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2011年中国互联网宽带用户超越美国，占世界比重高达26.2%。2012 年，我国城镇化率从2003 年的40.5%增至52.6%，超过世界52%的平均水平，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问题。随着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以及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区域经济发展从不均衡走向均衡发展。[3]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了避免中国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对内剥削压迫劳动人民、对外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也是为了避免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以实现共同富裕。②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2013》（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版）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四）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型工业化（2013年—）
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就，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型工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 年以来，我国劳动力素质逐步提高，人口红利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是工业发展质量的内生动力。[4]2013—2018 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R＆D 人员全时当量由55.9万人/年增至85.2万人/年，R＆D经费由1734.4 亿元增至3559.1 亿元，分别增长了52.4%和1.1倍，科技创新已成为实现工业化的决定性因素。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显著。2014—2019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速分别11.2%和8.8%，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高4.7 个和2.3 个百分点。2017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是美国的1.6 倍，占世界比重为27.1%，2018 年增至28.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共建共享”理念指导下，2014—2019 年，我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年均增速达6.1%，成为25 个沿线国家最大贸易伙伴国。尤其是沿线国家在高铁、核电、工程承包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存在短板，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广阔空间，为解决制造业结构性矛盾提供有效途径。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4/2019）（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2019年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3—2018）、世界银行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二、我国工业化道路的社会主义规定性
新中国70多年工业化发展演变历程，充分展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内在规定性，正是这一内在规定性，保证了我们国家在工业化层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笔者认为，我国工业化道路的社会主义规定性尤其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一）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与完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探索的历程表明，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制度保障。通过国有化改造，至1957 年，公有制经济在工业领域中的占比超过七成。通过新民主主义工业化建设，我国实现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奠定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1958—1978年，在西方封锁，中苏交恶的国际环境中，我国实行以单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保证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实施，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但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使工业化缺乏后劲，引发周期性的经济波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我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被打破，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1999年，这一制度规定被明确写入宪法。2002 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又提出“两个毫不动摇”。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经济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②《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参见http://cpc.people.com.cn/n/2013/1115/c64094-23559163.html。所有制结构的这种变迁是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我国创新推出“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亚投行”、加快自贸试验区试点，实行负面清单管理等对外开放新的战略举措，党的十九大强调“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这是对世界工业化道路理论的重大突破。[3]

1978—2019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从4237亿元增至317109 亿元，增长了73.8 倍，实现了由工业弱国到工业大国的嬗变。工业国际竞争力显著提高。1980—2018年，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由49.7%增至94.6%，而初级产品出口的占比由50.3%降为5.4%。③根据《2019年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统计公报》和《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版）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二）政治保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5]新中国70 多年工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快速推进工业化、实现由农业弱国到工业大国再到工业强国的政治保障，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的最初探索，到“大跃进”期间“以钢为纲”的片面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再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开辟，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及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探索，经历了一个辩证否定的发展过程。在经济发展的每一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都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在世界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新路径。

第二，从中国典型的发展中大国国情和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实际出发，选择协调发展的工业化发展模式，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创新。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与政策的阶段性变化，社会主义工业化经历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非均衡发展到计划经济的均衡发展；再从计划经济的均衡发展到市场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最后走向市场经济与政府调控相结合的均衡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的30年，为实现均衡发展，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综合平衡、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部分先富带后富”政策、“两个大局”构想以及产业协调发展思想等，不断促进工业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趋向均衡发展。世纪之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学发展观，中国经济发展揭开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均衡发展的帷幕。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从战略与全局的高度，提出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解决工业结构性矛盾；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推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等等，开启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才使中国的工业化发展经受住了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这反映了中国工业经济强大的韧性，中国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所固有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强大，能够有效应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外部冲击。

（三）核心动力：科技创新与创新驱动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理论指导下，中国工业企业技术引进和创新经历了技术引进起步探索、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起步、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加速以及创新驱动五个阶段，成为快速推动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的核心驱动力。1949—1978 年是技术进步起步探索阶段。通过从苏联和部分东欧国家的技术引进、积累，我们国家初步建立了相对独立完整的科技创新体系，推动了工业现代化建设。[6]1952—1978 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2%，工业年均增长11.4%，特别是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科技领域尤其是国防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为中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为改革开放后技术加速发展奠定了重要的能力基础。[7](p.137)1979—1991年是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的起步阶段。在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等思想指导下，我们国家开始重视技术消化吸收，工业生产能力快速提升。1979—1991年，以技术为主的合同金额比重为20.3%，同新中国成立30年来成套设备和关键设备合同金额占90%以上相比，有较大改进。1992—2005 年是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的加速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以及中国加入WTO，中国技术引进逐步从以成套设备和生产线为主转向以技术为主，技术进步快速发展，已经初步具备研发设计能力。2005年，关键和成套设备的合同金额占所有技术引进项目的比重从1979 年的97.7%降至28%，技术许可和转让、技术咨询和服务的合同金额比重从1979年的2.4%增至58.3%。科技进步贡献率在2000年到2005年为43.2%。①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2006年版）相关数据计算整理。2006年至今是加速创新驱动阶段，研发设计能力快速提升。随着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了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是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主要表现在：一是工业企业原始创新能力稳步提升。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占全国的比重从2006 年的1630.2 亿元增至12954.8 亿元，年均增幅高达12.9%；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人员全时当量，与2004年相比，增长了4.5倍。二是工业企业技术消化吸收能力显著提升。企业引进技术消化吸收与引进外国技术经费支出比由2008年的0.26%增至2017年的0.29%。[7](p.145)三是企业技术依存度显著下降。2013年到2018年，中国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的年均增速为25.4%，超过美国17.7%、世界17.3%的水平。②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9）、《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8）（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2018年版）和世界银行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整理。目前，我国工业整体技术水平与世界前沿的差距不断缩小，在个别领域已经成功实现由“跟跑者”向“并跑者”“领跑者”的角色转变，为中国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增添了新动力。

（四）现实根基：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理论指导下，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改造民族资本和大规模经济建设，逐步形成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主体地位的国有工业体系，推进了国家工业化进程。1949—1957年，中国全部工业总产值由1949 年的140 亿元增加到1957 年的704 亿元，年均增长22.4%，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其他经济类型企业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49年的26.3%、0.5%和73.2%变为1957年的53.8%、19%和27.2%，公有制经济在工业领域中的占比超过七成。1958—1978年，在高度集中的所有制阶段，中国工业经济呈现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国有工业企业是绝对的中坚力量，产值占比均在77%以上，个别年份甚至高达90%。1949—1978年，国有工业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从不足30%增至近80%，说明新中国成立30年来国有经济在工业化中占绝对主体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中国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取得了实质性进展。1979—1996年，国有企业进行了以放权让利和转换经营机制的改革，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77.6%降至36.3%。1997 年以来，党的十五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分别提出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和共同发展。1998—2017年，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49.6%降至19.8%。经过70年尤其是40余年的改革，国有企业已经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独木支撑”物，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现代企业转变。[8]在这一转变历程中，国有经济比重不断降低，并未减弱国有工业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性地位，仅意味着国有制实现形式的转变，转变后有助于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运行效率。2018年，世界《财富》杂志500 强榜单中，中国（含港澳台）上榜企业的80%是国有企业，[9](p.14)这些国有企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的“顶梁柱”。而西方发达国家国有企业实质是“大私有化”，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利益最大化服务。③相关数据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17）（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2017年版）计算整理。

三、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之路，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但也有不足之处，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的经验，能够为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

（一）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的指导思想
在中国学术界，少数人长期以来一直追捧以“资本利益”为核心的西方工业化理论，以至于用西方工业化理论来研判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合理性与正确性，甚至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的成就，这是完全错误的理论导向。新中国成立的前30年，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按照马克思主义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与严峻的国际环境和贫穷落后的中国国情相结合，领导全国人民逐步从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转变为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整体上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工业化由片面发展重工业模式转到了产业协调发展模式，走向市场化和开放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道路。21世纪以来，针对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资源压力，在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走出了一条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逆全球化”以及“技术压制”等巨大挑战以及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凸显，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新中国成立70余年，在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指导下，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出口贸易第一大国和对外投资第一大国，实现了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转变，正迈向工业强国的历史跨越，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二三百年才能走完的工业化道路。以“资本功利性”为根本目的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理论，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服务，只代表一小撮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不断经历周期性经济危机，如1929—1933年爆发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1996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 年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近年来，随着金融短期化、杠杆化和经济过度虚拟化，西方国家金融风险越来越大，“灰犀牛”和“黑天鹅”事件不断暴发。在西方工业化理论指导下，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不断被周期性经济危机中断。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工业化最致命的打击是大量企业倒闭、大规模民众失业。以“资本利益”为导向的工业化理论，不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发展的实际，更不能成为指导中国工业化的指导思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进程常常呈现出先“去工业化”、后“再工业化”的基本特征，例如拉美国家过早地“去工业化”，导致产业结构早熟，经济发展失去产业支撑，最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二）制度创新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的前提条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制度发生了巨大变革，一系列经济制度的创新促进了中国从农业弱国到工业大国、并迈向工业强国的飞跃，这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中国随即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向生产资料公有制加快转变。中国工业经济呈高速发展态势，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必要的社会制度条件以及物质基础。1958—1978年，依靠高度集中的单一公有制经济体制，整合全社会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政治效益大于经济效益，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优越性。1978—2001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推进中国工业化建设，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就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上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的层面，实现了中国工业化、市场化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统一。进入21世纪，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全面改革和全方位开放推动了中国工业化与世界化的融合发展。中国工业化进程嵌入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对外贸易额的增长以及外商投资的上升推动了我国工业结构的快速升级。高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2002 年的9%上升到2011 年的10.5%。①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3）（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版）相关数据计算整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面临国际竞争的“双重挤压”和国内结构性矛盾的“双重挑战”，必须依靠制度创新，构建全面开放型工业化战略，培育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相互促进的巨大动力机制，跨越阻碍高质量发展的各种“沟坎儿”，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路。面向新时代，通过工业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和产权制度改革，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创造条件。

（三）自主创新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的核心支撑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工业发展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就，建立了全球唯一、门类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而工业技术自主创新、自主发展是完整工业化体系的核心支撑。回顾过去70多年中国工业技术创新的辉煌历程，中国从最初几乎全部依赖国外技术支援到依靠归国科学家和自力更生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工业创新体系；由改革开放初期的技术引进到本土企业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在市场应用过程中不断形成再创新能力，再到自主创新战略驱动下企业原始创新能力的形成，中国逐渐形成了内生、自主的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新中国成立的前30年，在严密的经济封锁和严峻的国际政治格局下，1949—1978年，我国开始了“独立自主”导向的工业创新体系建设的艰苦探索，通过技术引进、积累和自主研发，无论是技术能力还是创新体系都实现了从无到有的重大突破，建成了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后，我们更大范围地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形成了“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良性循环，加速了中国工业化进程。1978—2012年，我们工业持续保持10%以上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以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部分工业的技术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行业，部分行业技术领先国际先进技术水平，以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制造、新能源等为代表的技术革命，为中国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提升增添了新动力。然而，目前我国关键材料的32%仍为空白、52%依赖进口，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以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在装备制造领域，高档数控机床、高档装备仪器、运载火箭、大飞机、航空发动机、汽车等关键件精加工生产线上约95%制造及检测设备依赖进口。[10](p.613)这说明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任务依然艰巨。面向新时代，中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面临新科技革命和全球产业加速变革、国内工业高质量发展以及“逆全球化”的新挑战，亟待以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为目标实现核心技术的突破，坚持创新在工业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地位。

（四）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的价值目标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30年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道路模式，其基本内涵包括既要重工业，又要人民；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农业就是工业等三个方面。这就体现了工业化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目标的辩证统一，从指导思想上正确解决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核心问题。毛泽东还提出“同时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工业化方针，这就意味着调动一切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推动全国工业化高速发展。1978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385 元，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平均工资比1957年增加7元，全国8亿农民中，尚有3亿人人均年纯收入低于60元；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为184元，仅比1957年增加76元；②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相关相关数据计算整理。改革开放前，我国城镇居民历年的恩格尔系数始终在55%以上，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更高达65%以上。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处于温饱阶段，住房和生活设施落后，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则普遍处于贫困阶段，中国整体仍未摆脱贫困。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迅速改变贫穷落后面貌是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改革开放40多年来，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顶梁柱”，它的发展壮大带动我国跨越了“贫困陷阱”：由改革开放初期人均收入不到200美元的贫困国家，到2019年人均收入首次超过1 万美元，中国上升为上中等收入国家。人民生活实现了由贫穷到温饱到整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跨越。中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由1978 年的57.5%、67.7%分别降低至2019 年的27.6%和30%。农村贫困发生率从2012 年末的10.2% 下降到2019 年末的0.6%，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联合国将一个国家平均家庭恩格尔系数为20%—30%，划分为居民生活水平富足的标准，说明目前中国已经达到富足状态。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成功实践，中国人均收入在1978 年至2019 年间以每年8.4%的速度增长，超过了其他任何亚洲国家，大大快于欧美国家每年1.7%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平均速度的5.6 倍。1978—2019年，中国人均GDP 占世界的份额从5%上升到74%，它在世界GDP 中的份额由1.1%上升到13.6%，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3/2019）（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2019年版）、《2019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世界银行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整理。这使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农村扶贫开发创造了中国贫困人口成功脱贫的历史奇迹，实现了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如期打赢了脱贫攻坚战。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业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制度、理论成为全国人民共识，中国得到世界称赞的根本原因。习近平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11](p.40)社会主义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比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更快、更好，正是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本质要求，也是价值目标。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担负着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时代重任。生活质量现代化是工业现代化的质量表征，是提高和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2020年，我国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了全面小康，基本具备了向生活质量进军的条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到2035 年，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将取得实质性进展、基本实现生活质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坚持“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我们应始终坚持，动摇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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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The Intrinsic Nature of China’s Socialist Industrialis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Ding Shuai)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RC，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t industrialisation theory，the CPC has successfully led the Chinese people to achieve a path of socialist industrialisation，demonstrating the socialist nature of industrialisation: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of 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the political guarantee of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the core driving force，and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s the practical foundation.It is on this basis that the new China has made the transition from a poor and backward agricultural country to an industrial power and begun the historical leap towards an industrialized nation.In this regard，we should constanty adhere to the socialist nature of the road to industrialisation，uphold Marxist theory as the guiding ideology，continually promot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independent innovation，and cling to the people-centred approach to realise the fundamental objective of common prosperity.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20）09-0100-07

本文系首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基地项目“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SDSZJD2020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丁帅，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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