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史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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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史考略
黄力之

[摘要]毛泽东投身革命后，初期尽管还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但他能够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论断来思考问题。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及1936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走向理论自觉的重要里程碑。其中，毛泽东形成了两点理论认识：第一，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指南，但如果直接运用其原理来指导中国革命，很可能发生挫折和失败；第二，之所以不能直接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指导中国革命，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产生于工业革命的欧洲，而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有自己的国情。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最终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构建。

[关键词]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邓小平在设计中国的现代化时，十分重视中国问题的特殊政治前提，他说，“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1](p.63)他在这里完整表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我们党一以贯之克敌制胜的政治叙事，只可坚持，不可放弃。这是一个历史的结论。由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值得长期研究的课题。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式提出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始的问题，《学习时报》有文章称：“学界有不同的看法和认识。有的认为，应该从1930 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论断开始。有的认为，应该从1938 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具体化’开始。有的认为，应该从1939 年12 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算起。多数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遵义会议开始比较符合历史和实际。”[2]

此一概括的问题是：其一，所谓从“遵义会议开始”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与其精神混为一谈，遵义会议上探讨的基本限于军事问题，并没有扯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问题，甚至没有涉及这个话题，从精神上去理解较为勉强；其二，倘论严格的概念，此处也有误，应从1938年10月毛泽东提出算起，而不是1939年。

同时，还应注意到的史料是，比毛泽东更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人，另有说法为艾思奇。艾思奇在1938 年4 月《自由中国》创刊号上发表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就明确提出“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这在打破从来哲学的神秘观点上，在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在使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也知道注意哲学思想的修养上，是有极大意义的，而且这也就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因为如果没有几分（虽然很少），做到了中国化现实化，是不能获得相当成果的。”[3](p.387)不过，艾思奇主要是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中国化问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的正式提出，还是要归功于毛泽东。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4](p.534)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讲话的原文使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新中国成立后，《论新阶段》报告的一部分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为题,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为什么要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修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郭建宁先生的解释是，这是为了避免刺激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中心权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在苏联人看来似有叫板之嫌、分庭抗礼之势。特别是1948 年6 月28 日，苏联发表了《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所谓亲资反苏和民族主义倾向。中共中央同年7 月10 日发表了一个赞同上述决议的决议。考虑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提法容易被认为是民族主义，因此，我们党更经常将其表述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凡是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的地方都做了修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当然有联系，但是差别也很明显。前者更强调创新和独立性。[5]

有了这一严格界定，便可以追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前史，即1938年10月之前状态，这一探究的过程实质上是对毛泽东解决中国问题的思想历程的回顾。

二、农民与农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于“非自觉性”实践
按照毛泽东的经典说法，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果然一学就灵。”[6](p.1514)

所谓“一学就灵”其实是以简单化的表述掩藏了复杂的历史内涵，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学什么、怎么学都大有讲究。早在1921年，施存统就在《新青年》杂志上提出：“我以为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都是拿产业发达的国家底材料做根据的；所以他有些话，不能适用于产业幼稚的国家。……如果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在表面上或者要有与马克思所说的话冲突的地方。”①参见《马克思底共产主义》，《新青年》第9卷第4号，1921年8月1日。这应该体现了最早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与中国国情可能发生矛盾的自觉意识。

关于这一点，毛泽东亦有一说，“记得我在1920 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7](pp.378-379)

所谓“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与陈独秀”，意味着《共产党宣言》的确是一个基于欧洲历史和现实而书写的文本，它并没有关注、也没有提及中国。就是说，毛泽东已经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真正被中国运用时，必须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不能直接拿来就用，直接用不一定管用。不过，说此话已经是1941 年了，此时已经有了成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和理念。

对于当时的先进分子来说，组建共产党意欲何为呢？张国焘回忆道，在商量组建中国共产党时，他和陈独秀讨论到一些根本性问题：关于革命的目标，“以中国实际状况而论，就非走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不可，证之俄国革命的经历也是如此”。关于革命的力量，他们承认中国工业不发达，工人数量甚少，一般工人还谈不上阶级觉悟，不可能成为革命运动的骨干，但“五四以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青年日有增加，如果集合起来，就是推进这一运动的先驱。”①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90-91页。

这两个看法中，第一个看法体现出他们当时只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出发，即追求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并未意识到其与中国实际并不符合；第二个看法算是看到了中国的特殊性——中国是一个工业不发达的国家，依靠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有些不现实，但他们将希望寄托在知识青年身上，显然又是一种不切合现实的观点。关于工人力量薄弱的观点，毛泽东亦承认之。1923年党的三大会议召开期间，国际代表马林记述了毛泽东当时的观点：目前中国工人一是人数少、力量小，二是斗争的水平低，最高目标不过是谋求改善生活条件，要把工人的斗争迅速引上政治轨道目前还有相当困难。与此相反，目前中国小资产阶级政治上比较活跃，小资产阶级控制的国民党有发展前途，也可能领导目前的运动。②转引自杨奎松：《革命：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8页。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家，引进产生于工业相对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会面临什么矛盾呢？首先，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与农业国的现状之差异。就毛泽东个人而言，“由于对中国国情——分散的小生产的农村封建经济、下层社会的结构、习性和各个阶层人物的十分熟悉，以及对中国农民起义传统的留意，对《三国演义》《老子》的谙熟，和他素来主张身体力行，重视亲身实际经验同传统中国哲学的修养，使他比其他人都更能在一场以农民为战斗主体，以农村为周围环境的农民革命战争中如鱼得水，胜任愉快”。③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页。

毛泽东投身革命后，初期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的通晓有限，也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然而他有自己的方法论，能够从实际出发思考问题，而不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论断。具体来说，就是他在稍经曲折之后，就将农民问题置于中国革命的核心位置。

关于中国的农业状况，一方面可以从人口就业予以观察。1933 年，全国就业人口为2.5921 亿人，其中2.0491 亿人，即79%的人口在从事农业工作；5430 万人（包括一定比例从事双重职业人口），即21%的人口在非农业部门就业。总人口中，有73%的人口生活在以农业为主的家庭里，27%的人口为非农业家庭成员。自清末以来，中国人口的职业区分总体上变化很小。1933年中国人口职业分布情况，与美国1820 年或1830 年的情况大致相似，当时美国70%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工作。

另一方面可以从国内净产值予以观察。1933 年中国的国内净产值中，农业占65%；所有的工业(工厂、手工业、矿业、公用事业)只占10.5%；贸易第三位，占9.4%。其他部门依次为：运输5.6%，金融、个人劳务和房租5.6%，政府行政2.8%，建筑1.2%。可以说，1949 年以前的中国大陆经济结构，处于典型的前工业社会。[8](pp.39-41)

这里不妨对俄国和中国的工人阶级状况做些比较。作为欧洲国家，俄国是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国家，在20 世纪初，农业人口差不多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其比例与中国相差不太大。但是，比起中国来，俄国的工业化程度要高多了。到19世纪末，俄国工业增速达8%，有些门类的工厂比西欧更显得现代化。这样，到1914年，俄国有产业工人300万人，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近百分之二，而且集中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9](pp.405-414)而中国到1933 年，工业和矿业的就业人数是190 万人，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近千分之四。可见，中国是更典型的农业社会。

20 世纪前期的中国还不只是一个农业社会，更是一个充斥贫困落后、不公平的社会。在土地革命时期，根据江西省立第二职业学校1934年对莲塘12村的调查，当地人均基本生活费需28.41元，人均耕作支出18.46元，与人均收入36.5元相抵，亏空10.37元。土地委员会同期对江西余江、南城、清江、莲花、永修的调查结果可为这种亏空状况的旁证：五县14227 户负债家庭，因日常家用不足负债的6111 户，占到总数的43%；因婚丧疾病负债者4208 户，占到总数的30%，两者相加计73%。[10](p.63)

1931年，时任国民党南昌行营主任的何应钦在一次演说中称：“中国贫弱到今日，实无可讳言，尤其是农村经济破产，手工业日趋衰弱，到处充满了失业农民。同时过去各地为政的人，往往不着力于改善农工生活，甚至听凭贪污土劣去摧残他们。试想一般啼饥号寒的人，有苦无从告诉，再加上一部分不良军警的骚扰、官吏的剥削、党部的因循，自然而然逼着他们走上土匪的道路……共匪看得非常明白，所以专从这点上来利用”。①参见《在赣欢宴各界之演说》，《江西民国日报》1931年2月26日。何应钦的话从反面证明了农民运动与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内在联系。

20世纪前期，中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农民的革命性存在，成为毛泽东的内在革命驱动力。为什么说毛泽东的认识稍经曲折呢？因为毛泽东的认识不是直线性的。据1924 年上半年的材料显示，当时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上的看法显然与之后有所不同。1924年1月，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召集讨论国民党“一大”宣言等文件。当会议讨论到要不要提出反对大地主的口号时，毛泽东很明确地讲道：我们的组织还不够强大，影响还到不了群众，恐怕还不适宜马上提出“反对大地主”的口号。经验告诉我们，一旦提出这样的口号，立即就会遭到官员和商人们的反对，我们必然会失败。可以肯定，目前中国农村的阶级分化还远未到开始为土地而斗争的这一步，这种口号现在吸引不了农民群众。②转引自杨奎松：《革命：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转变发生于1924 年12 月底，党的四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回到湖南乡下，“这次回家，毛泽东更多的是同农民而不是同工人在一起。在乡下住着的时候，他组织发动了当地农民的斗争，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这种情况使毛泽东意识到，在中国，农民的革命作用可能远比工人的革命作用更直接、更可靠。在中国的亿万农民当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潜力。从韶山老家回来，他显然已经开始感觉到中国革命力量之所在了。因此，他很坚决地支持了共产国际关于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主张”。③转引自杨奎松：《革命：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

随着1926年秋天湖南、湖北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地迅速兴起，中共中央重新起用了毛泽东。他被任命为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在此时的文章中提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11](p.73)

在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是共产党内致力于农民运动的重要人物，写于1927 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成为经典之作，在这部气势磅礴的文献中，毛泽东没有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断，提出了自己的开创性判断：“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12](p.13)

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一著作及毛泽东的农民运动思想的考察，一些学者注意到了毛泽东的思考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之间的差异，美国本杰明·I·史华兹就认为，“任何真诚地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都会反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总体的格调——这种格调也明显地反映在当时毛泽东其他著作中。一个一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如何能够接受农民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创造力的主张?所有陈独秀在其著作中提出来的反对主要依赖农民阶级的不同意见，反映了他自身深刻的偏见，但是这些反对意见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中的老生常谈。”[13](p.69)

关于中国革命的农民色彩问题，即使对于中国共产党本身的构成，也自然是不能回避的。1929年2月25日，由中共湖南省委派往湘赣边界巡视的杨克敏，在给湖南省委对报告中指出，“因为根本是个农民区域，所以农民党的色彩很浓厚。”[14](p.136)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也承认：“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12](p.82)

我们知道，在从事农民运动之前，毛泽东读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是《共产党宣言》，他应该了解到马克思对农民的判断是：“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例如在法国，那些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的。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按其实际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15](pp.282-283、297-298)

事实上，毛泽东没有用马克思的框架来限制自己对中国农民问题的判断，他甚至宁肯违背党的领导人陈独秀的意志，也要深入开展农民运动。基于此，费正清指出，“从1921年到1931 年，共产国际的重点是在城市组织中国弱小的城市无产阶级，因为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只有他们才能领导革命。农民不像城市工人那样受重视。当毛泽东最终打破这个教条开始组织农民的时候，他把他们称之为‘无地无产阶级’（贫农），并且用其他的委婉语来隐藏它的非正统性。到1932年，他把共产政权基地放在农村，大多数中国人生活在这里。中国共产主义借助组织起来的农民力量取得政权，农民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兵源和给养，当地的情报系统和劳力都支持八路军。”[16](p.103)

国内有学者似乎不愿意见到这种差异的存在，因此寻找依据，证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其实也重视农民的革命性。也许如此，但还是要承认，毛泽东的农民革命性思路显然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这一点，毛泽东在1945 年党的七大上说：“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再其次才是别的民主分子。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靠几个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分子，虽然也可以抵一下，但是没有农民，谁来给饭吃呢？饭没得吃，兵也没有，就抵不过两三天。”[17](p.305)此中隐含的意思是，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的书本，而是现实。

这里需要回应一下的是，可以认为毛泽东确实背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一场真正的农民革命吗？在1945 年5 月党的七大的总结中，毛泽东有一论断，他说：“马克思主义者走路，走到哪个地方走不通，就要转弯，因为那个地方走不过去。当然在乡村尽走尽走，走他几百万年，这也不叫马克思主义，而叫反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当需要在乡村时，就在乡村；当需要转到城市时，就转到城市。”“我们要依靠老百姓，但总是吃小米，靠小米加步枪是不行的。不能设想，我们党永远没有大城市，没有工业，不掌握经济，没有正规军队，还能存在下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那马克思主义也就不灵了。其实，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因为没有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些问题。”[17](pp.332、396)

这段话实际上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要依靠老百姓，但总是吃小米，靠小米加步枪是不行的”，指的是共产党是以人民大众的利益为宗旨，依靠人民大众来完成自己的事业，这是共产党能够产生并逐步成长的根本缘由。在革命的早期阶段，共产党能够在农村根据地存在下来，既吃小米，也有了步枪。但是，如果老靠小米加步枪，这就叫“在乡村尽走尽走”。而“走他几百万年，这也不叫马克思主义，而叫反马克思主义”，这为什么呢？因为共产党革命的目标是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乡村尽走尽走，走他几百万年”，那就意味着共产党只能窝在农村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与大城市、工业、经济、现代化正规军队等无缘，既不能解决中国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问题，也不能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因此，毛泽东尖锐指出，这种局面“不叫马克思主义，而叫反马克思主义”，这实际上是对农民起义的意识进行了批判。

历史就这样展开了：在毛泽东认识到中国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深入发动农民冲击封建宗法社会时，党的革命重心尚在与国民党合作进行北伐。然而，1927 年国共分裂，国民党残酷清共，共产党面临生死关头，在城市发动武装起义，试图占领城市以推动革命高潮，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但是均告失败。最后在毛泽东的引导下，退守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一直到1949 年革命成功才又回到城市，这不能不归功于毛泽东当年的农民运动思路。正是北伐期间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为日后共产党以农村为据点，终而星火燎原打下了基础。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所没有的。恰如美籍学者邹谠所说，中国共产党“和社会最下层的阶级——尤其是农民阶级——建立了一种血肉相连的关系，这就等于把几千年来在政治领域里无足轻重的阶级拉到政治领域中来，并使之成为一种重要的力量。这是中国社会自秦汉以来最重要的变化，它完全改变了政治运动和政治参与的格式，并且最后导致了国民党的失败与共产党的成功”。①参见[美]邹谠：《20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8页。马思乐亦说得好，“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论多么背离原初理论的基本假设，对于在一个亟需革命的国度上革命成功，可能有其必要。身处中国的历史环境，一个思想和行动上都恪遵正统马列主义的革命家是不可能成功的”。②参见[美]M.马思乐：《毛主义的诞生：中国共产革命之路》，台湾新北卫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302页。

应该注意到的是，在从事农民运动以及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时期，由于尚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史阶段，毛泽东并没有系统地总结自己的思路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他唯一坚持的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而不是从马克思主义文本出发，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一个“非自觉性”的阶段——一个以行达知的阶段。

三、反对本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
如果说1938年之前毛泽东领导农民运动，是在实际上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较少理论自觉，而1930 年发表的《反对本本主义》以及1936 年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则是走向理论自觉的重要里程碑。③关于毛泽东1937年的《实践论》《矛盾论》重点在哲学，似应专门讨论，本文从略。欲在理论上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弄清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之间的关系，用恩格斯的哲学基本问题观来说，就是思维与存在何者第一性的问题，当然是存在第一性。毛泽东的农民运动实践兑现了存在第一性，现在需要解决的是思维即马克思主义文本之非绝对性意义——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并非无条件重要，即既需要本本又不能本本主义。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的提法始于1930年，1940年代初达其高潮，在清算党内教条主义的错误时，毛泽东尖锐指出，“我们老爷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是不顾时间、地点与条件的”，“其特点是夸夸其谈，从心所欲，无的放矢，不顾实际”。“谁要是在时问、地点与条件上面提出问题，谁就是‘机会主义’”，而他们却“只知牛头不对马嘴地搬运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搬运共产国际，欺负我党与中国人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与对于中国革命实践的认识水平的暂时落后而加以剥削”。“我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①转引自杨奎松：《革命：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3页。毛泽东对以书本而论马克思主义的做法之激愤，跃然纸上。

如果说在1936年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当中，毛泽东对本本主义之愤恨容易理解，是由于我们党已经有了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教训，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在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中就能够猛烈批判教条主义呢？从实践的角度说，这应该与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的做法与上海的中共中央和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的思路不一样有关。同时，这里还有一个与马克思主义文本有关的原因，不可忽视。

马思乐认为，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而言，中国的革命与俄国的革命有一差别，“中国没有自己的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也没有在投身政治行动之前即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多年的社会主义领导人。中国共产党是由两位教员和追随他们的学生组织而成，而这群人之所以拥抱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其说是出于知识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倒不如说是源自对西方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幻灭。他们一直到接受俄国大革命的政治启示后，才开始学习这场革命的学说基础——并且（以他们不同的方式）让这个理论去适应中国历史环境的独特条件。中国共产党崛起的显著特色，就在于它的创党党员在政治上服膺共产主义，是先于他们在知识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在大多数情况下，的确是远远早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有任何深刻认识之前。这种普遍现象，可从关于毛泽东的智识—政治传记获得印证，他略带迟疑地决定拥抱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基于现实的政治理由——在他根本就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状况下。”②参见[美]M.马思乐：《毛主义的诞生：中国共产革命之路》，台湾新北卫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73—74页。说毛泽东“根本就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此言肯定过分，但他对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之差别的比较还是有事实依据的——特别是从毛泽东个人来看。的确，中国共产党组建以及开始革命时，既没有自己的普列汉诺夫，也没有自己的列宁（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已经撰写了许多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及俄国的共产主义者。

这里有一个大背景，那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组建之初，中国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是非常有限的。接着需要考察一下1938年之前，特别是1935 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毛泽东个人的马克思主义阅读史。目前已知的材料是，毛泽东在1920 年读了《共产党宣言》，此后未能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一直到1932 年4 月，红军攻下福建漳州，毛泽东在一所中学图书馆里挑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以及《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

由此，陈晋认为，“客观地讲，毛泽东当时读马列经典确实不算多，与从莫斯科回来的那批年轻革命家的差距是明显的。在争论中，年轻的革命家们搬出的一套套理论，也确实唬住了不少人。比如，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广昌战役失利后，张闻天和博古之间发生了争论。据李德（布劳恩）回忆，他们争论的用语是：洛甫（张闻天）说，在地形条件和兵力对比不利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应该作战。博古反唇相讥，说洛甫采取了1905 年莫斯科起义以后普列汉诺夫对列宁采取的态度，当时普列汉诺夫有一句典型的孟什维克名言，‘人们根本就不应该拿起武器’。这简直是不挨边的事情，但却是当时中央领导层非常习惯的主流话语。没有留过学的，不熟悉这些，自然被排斥在这样的氛围之外。”[18](p.69)

这种状态说明，撇开思想方法不论，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的掌握上，毛泽东也不可能站到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的位置上去，他必然强调存在优先于思维。

从文化背景说，毛泽东知识图谱中的中国传统实践理性较为突出。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期间，毛泽东就主张“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认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19](pp.581、587)

1919年，青年毛泽东批评五四以前的中国思想界：“那时候的思想，是空虚的思想，我们试一取着那时候鼓吹变法的出版物，便可晓得。一味的‘耗矣哀哉’，激刺他人感情作用，内面多是空空洞洞，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那时有一种‘办学堂’，‘办自治’、‘请开议会’的风气，寻其根抵（柢），多半凑热闹而已。凑热闹成了风，人人思想界，便不容易引入实际去研究事实和真理了。”[19](p.363)

更能体现毛泽东的实践理性精神的，是他对自己不出国留学的原因之解释，他说：“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19](p.474)此言当然并非绝对正确，但还是透露了一个信息：毛泽东非常关注中国的实际情况，而且，他已经使用了“调查研究”一语。

第一，关于《反对本本主义》。

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提出的基本观点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具体阐释为：“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12](p.110)

由此引申，错误思路的另一种表现就是“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毛泽东批评道，“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12](p.111)此处之“本本”即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拿本本来”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书本所载之观点为指导工作的出发点。

毛泽东认为，这样的认识和做法是不足为据的，他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2](pp.111-112)

毛泽东所说“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学界对此一论断的意义似乎缺少悟性，其实这一论断深含了思维方式的革命性意义。应该理解为，所谓“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其深意在于，如果只掌握马克思的文本，如果不能付诸实践，甚至相反地用来对付革命事业，那么这种掌握是没有意义的，说明文本不具备独立的意义和价值；所谓“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工人实际上是不可能掌握马克思文本的，但是，当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来实践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事业时，他们也就将一种“行”转化为“知”——马克思主义的“知”了。当然，那些不识字的工人是指被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动员起来的工人——他们没有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但他们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因此才投入革命事业。这样，毛泽东再一次强调，文本不具备独立的意义和价值，知行必须合一。

在淡化文本的绝对意义或者说思维的优先地位以后，毛泽东又提出：“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12](pp.115-116)

第二，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1936 年，红军在陕北立足，毛泽东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总结自北伐以来的国内革命战争，主要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土地革命战争，从文本说，这是一篇非常出色的军事文献，从战略到战术都有宏大而深入细致的分析。从理念和思想方法说，此篇本质上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献，只是没有使用其概念。

第一，毛泽东通过对不同战争规律的认识，提示了革命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之分。他说，“中国革命战争——不论是国内战争或民族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内进行的，比较一般的战争，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因此，在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如果不懂得这些，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所以，我们应该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也应该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最后，我们还应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12](p.171)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意味着中国革命本身也是有特殊规律的，不懂得这些特殊规律，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

第二，毛泽东批评了那种从经验主义转化的教条主义，他指出，有人认为，“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苏联内战的指导规律和苏联军事机关颁布的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苏联的规律和条令，包含着苏联内战和苏联红军的特殊性，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抄了来用，不允许任何的变更，也同样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他们不知道：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因为它是最近代的革命战争的经验，是在列宁、斯大林指导之下获得的；但是我们还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又有许多特殊的情况”。[12](p.172)正是这种教条主义，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第三，毛泽东针对教条主义的所谓理论优越感，提出一个更重要的观点，“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12](p.181)尽管人们常常引用毛泽东的这一论断，但没有从思维方式的革命着眼。毛泽东之所以说“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可以“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直接回应了“洋房子马克思主义”对自己的指责，否定了一定要把书读够才能干事的思维方式，否定了文本（思维）的无条件优先地位，主张只有经历实践的过程，理论才具有真正的科学性。此中原理，毛泽东后来在《实践论》中做了透彻的论证。

整合起来，在《反对本本主义》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两个文本中，毛泽东已经非常明晰地形成了如下理论认识：

第一，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指南，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如果直接运用其原理来指导中国革命，即所谓“马克思主义太多”，则很可能发生挫折和失败。

第二，之所以不能直接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指导中国革命，乃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产生于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而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有自己的国情，如果不对某些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理论加以变通，将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成中国形式，便会产生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

至此，毛泽东一方面坚守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辅之以中国国情及中国思维，可用王阳明的话来进行领悟，“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觉便是冥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元来只是一个工夫。”[20](p.232)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便呼之欲出了。

历史终于走到了这一步。1938 年1 月，持儒家立场的梁漱溟先生访问延安，与毛泽东进行了多次交谈。梁漱溟不是共产党人，自然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革命的致命问题发生于外部，而非内部。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并“不了解中国社会，拿外国办法到中国来用”，“过去十年劳而无功，仅靠军事维持党的生命”。[21](pp.138、148)所谓“拿外国办法到中国来用”，就是指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他认为与中国国情不相符合。

在与梁漱溟的交谈中，毛泽东当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性，从大历史角度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适合性。但中国有没有自己的特殊性呢？这种特殊性会导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变化吗？这的确是一个更有深度的问题，毛泽东其实一直在考虑，本文便是对毛泽东之前考虑以及实践的梳理。与梁漱溟交谈十个月后，在1938 年10 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终于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伟大的历史命题终于走向了自觉，诞生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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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7.

A Brief History of Mao Ze-dong Thought Prior to His Localizing Marxism

(Huang Li-zhi)

Mao Ze-dong was able to think in practical terms rather than on the basis of the assertions of the classical Marxist writings,although he has yet conceived the idea of localizing Marxism in China at the early stage after he plunged into the revolution.Combat Book Worship in 1930 and The Strategic Issue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War in 1936 were important milestones in Mao’s move towards theoretical self-consciousness.In the books,Mao formed two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s:first,Marxism was the guide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but setbacks and failures were likely to occur if its principles were applied directly to guide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econd,the reason why Marxist principles could not be applied directly to guide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ies in that the classic Marxist texts were fulfilled in Europe whe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had been completed,while China was a backward agricultural country with its own national conditions.On this basis,Mao Ze-dong finally completed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20）08-0062-10

作者：黄力之，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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