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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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逻辑∗
肖存良

[摘要]新型政党制度是与“新社会”相适应的政党制度，也是“新社会”创造出来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政治创造的成果。新型政党制度是代表多数人利益的政党制度，其内含的“整体性”优越于西方政党制度的“部分性”，避免了西方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弊端。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强大的合作性，民主党派通过制度化渠道，充分发挥自身合作、协商与监督功能，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避免了西方政党制度恶性竞争、撕裂社会的弊端。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与我国国体、政体与民主集中制相互契合，是符合当代中国实际的政党制度。

[关键词]新型政党制度；政治逻辑；国家建设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1]这种政党制度适合中国国情，是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具有鲜明的中国属性。中国政党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属性，与西方国家政党制度大有不同，因而存在如何加以理解和解释的问题。对此，笔者将从四个方面探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内在的政治逻辑，指出其超越西方政党制度之所在。

一、与“新社会”相适应的政党制度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资产阶级在打败君主和封建贵族后，建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将其推向全世界，开辟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马克思把资产阶级按照自身面貌创造出来的世界历史仍称之为“旧社会”，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极大解放了生产力，但却与过往时代一样，并没有消除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而是以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替代了以往社会的阶级压迫形式，并使阶级对立日益简单化，整个社会日益分为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的对立面，是代表人类未来的新兴阶级，它能够打破“旧社会”，建立“新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2](p.422)将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社会”，无产阶级则是“旧社会”的掘墓人和“新社会”的奠基者。

马克思在1871年巴黎公社中看到了“新社会”的影子。他指出，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3](p.414)实际上已是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新国家”和“新社会”。“这个新的、摧毁了现代国家政权的公社”[3](p.100)的“真正秘密就在于：他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公社是想要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制。它是想要剥夺剥夺者”。[3](p.102)巴黎公社运动使无产阶级在获得政治解放之后获得社会解放，无产阶级首次成为社会的主人。但巴黎公社运动的迅速失败使马克思最终没有看到“新社会”诞生。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志，继续为创造“新社会”而奋斗。列宁把与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民主相对应的“新社会”和新民主类型命名为苏维埃国家政权和苏维埃民主。他指出：“苏维埃政权是新型的国家，没有官僚，没有警察，没有常备军，以新的民主制代替了资产阶级民主制。”[4](p.70)“工农苏维埃，这是新的国家类型，新的最高的民主类型，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是在不要资产阶级和反对资产阶级的情况下来管理国家的一种方式。在这里，民主第一次为劳动者服务，不再是富人的民主。”[5](p.61)列宁通过领导十月革命建立起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国家，并把这种新型民主类型由理论变为实践。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把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把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6](p.647)毛泽东还明确提出，我们要建立的国家不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中国”。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6](p.663)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要建立的“新中国”是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思想的新型国家，是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人的“新社会”。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无产阶级相较于资产阶级而言是代表人类未来的新兴阶级，是代表人类最终获得类解放的阶级，是人类社会“最终地脱离动物世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3](p.815)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所有社会政治行为相对于以往社会而言都是“新的”，而资产阶级及其以前社会形态的所有社会政治行为都是“旧的”。作为政治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政党制度也存在新旧之分，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之后形成的政党制度属于旧的政党制度类型，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之后形成的政党制度就是新的政党制度类型。新型政党制度是与“新社会”相适应的政党制度，也是“新社会”创造出来的政党制度。因而习近平指出，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1]

二、代表多数人利益的政党制度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视域中，共产主义社会及其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相对于以往社会而言是“新社会”，以往社会则属于“旧社会”范畴，这是从社会性质上区分新旧社会。区分新旧社会的另一个标志是，判断社会是由多数人统治还是少数人统治，只要社会还是由少数人统治，就属于“旧社会”范畴，反之则进入了“新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大问题是表面上由多数人统治，实质上则依然是少数人统治，即少数资产阶级在形式上代表多数人实施统治。

关于这一点，恩格斯讲得非常透彻，他说：“以往的一切革命，结果都是某一阶级的统治被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排挤；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而言，都只是区区少数。这样，一个统治的少数被推翻了，另一个少数又取代它执掌政权并依照自己的利益改造国家制度。每次上台的都是一个由于经济发展状况而有能力并且负有使命进行统治的少数集团，正因为如此，并且也只是因为如此，所以在变革发生时，被统治的多数或者站在这个少数集团方面参加变革，或者安然听之任之。但是，如果撇开每一次的具体内容不谈，那么这一切革命的共同形式就在于：他们都是少数人的革命。多数人即使参加了，他们也只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少数人效劳；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情形，或者甚至只是由于多数人采取消极的不反抗的态度，就造成了一种假象，好像这个少数是代表全体人民的。”[7](pp.382-383)资本主义民主作为一种少数人统治的民主形式，是虚伪、不彻底的。列宁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4](p.30)资本主义社会的平等也是如此，是一种虚假的平等。

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及其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社会才第一次实现由少数人统治转变为多数人统治。列宁指出，苏维埃政权第一次成为穷人的、人民的而不是富人的民主制度。[4](p.29)“在这里，民主第一次为群众和劳动者服务，不再是富人的民主，而在一切资产阶级的、甚至是最民主的共和国里，民主始终是富人的民主。人民群众现在第一次为亿万人解决实现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专政的任务，而不解决这一任务，就谈不上社会主义。”[5](p.61)

苏维埃国家政权实施多数人统治，让处于多数的群众参加国家管理。无产阶级作为代表多数人利益的阶级，领导人民群众掌握国家政权。“如果国家政权掌握在同大多数的利益一致的阶级手中，那么就能够真正按照大多数的意志来管理国家。”[8](p.22)无产阶级代表人民利益掌握国家政权所建构起来的社会，实质上就是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社会，而且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绝大多数人属于同一阶级，他们又处于绝对多数地位。卢梭把它概括为人民意志的整体性和人民主权的不可分割性。[9](pp.31-35)

列宁也坦率地承认群众在管理国家能力方面存在不足，“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知道，不是随便哪一个粗工和厨娘都能马上参加国家管理的”。[10](p.305)“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达到使劳动群众能够参加管理的地步，因为除了法律，还要有文化水平，而你是不能使它服从任何法律的。”[11](p.154)群众管理国家需要领导力量，共产党应运而生。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无产阶级又是群众的领导力量因而共产党实际上是群众的领导力量。在领导无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共产党实现自身的领导权，职责就在于领导人民掌握国家政权。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过程中代表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他们没有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2](p.413)当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的时候，共产党实际上就已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成为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而不像资产阶级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因而代表多数人利益是新型政党制度的基础。

从词源上看，政党的根本含义是“部分”，即把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分开”，并代表他们进行“参与”和“分享”，[12](p.13)政党是代表部分人参政议政乃至掌握国家政权的政治组织。但是政党一旦与国家建设联系起来之后，就要跃出“部分”，代表“整体”。因而对于政党而言，存在两种“部分”概念：一是作为整体的“部分”，“部分”代表整体而存在，能够整合社会；二是与整体相对立的“部分”，并不代表整体而存在，可能引发不可调和的党争，成为分解社会、撕裂国家的力量。[13](p.4)共产党虽然也只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由于它与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融为一体，成为代表多数人利益的政党，本身就具有强大的整体性，能够以整体推进现代国家建设。西方政党作为与整体相对立的“部分”，容易由于党争而与整体“脱嵌”，导致“整体”的分裂。

21 世纪以来，西方政党作为“部分”与“整体”脱嵌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甚至出现了“部分”压倒“整体”的现象，表现为政党不顾国家利益而进行恶性竞争，导致国家受损，国家建设遇挫。以美国两党政治为例，两党之间的争斗太频繁、太过分，已经导致政党无法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14](p.8)美国前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直言不讳：“当年福特总统住在华盛顿的时候，他的隔壁邻居是民主党的首领，而他们两家的关系非常好，他们的妻子还互相送对方的孩子上学，一起做很多事情。而现在，这种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了。”[14](p.12)特朗普上台后，由于两党恶斗而创造了美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联邦政府关门记录。西方学者根据美国这种社会现象还创造了一个新概念——否决制政体，美国成了“否决点”众多的“否决制政体”典型代表。[15](p.449)从美国目前情况来看，两党恶斗的状况短期内只会强化，不会缓解，这是美国政党制度的“硬伤”。从根源上看，西方政党制度内部“部分”与“整体”之间的矛盾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而我国政党制度能塑造更为强大的整体性，这是新型政党制度优越于西方政党制度的一个方面。

与美国政党制度的“精英政治”“金钱政治”“否决政治”“短视政治”[16]相比，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整体性优势尤为突出。习近平指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新就新在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1]中国政党制度的整体性能够避免“部分”压倒“整体”，避免政党恶性竞争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撕裂。

三、新型政党制度的合作性
基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党制度中处于领导地位，大量西方国家把我国政党制度列入一党制范畴。但实际上，中国政党制度并不是一党制，因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还有八个民主党派。截至2018年底，中国八个民主党派成员数量达到了110 余万人，远远超过大部分西方政党的人员数量，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现实。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都积极与民主党派合作协商。

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与代表中间阶级的民主党派进行合作协商。为什么要与民主党派合作协商，这是因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17](p.808)民主党派作为中坚阶级的代表，实际上代表着社会上最广泛的中坚力量，中坚力量倒向任何一边，都将最终决定胜利的归属，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就要争取中间阶级。毛泽东清楚地指出：“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的。”[6](p.783)因此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协商是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内在需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民主党派所代表的中间阶级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或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属于人民的一部分。此时，中国共产党由代表占人口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转变为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即便如此，人民内部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在具体利益、群体利益、阶层利益、思想观念等方面还存在差异，民主党派还可以代表人民内部部分群体或社会阶层的利益，在人民内部统一战线内发挥作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更需要统一战线之中的民主党派等社会政治力量发挥整合作用，需要以多党合作推动社会整合，以社会整合保障社会多元一体，保证国家的整体性，推动现代国家建设。

民主党派还可以通过党派和人民政协等渠道，就中国共产党的施政纲领、政策、国家法令等的制定执行情况进行协商讨论，对国家机关工作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对干部违法乱纪现象进行检举揭发，并经常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建议，这些对于促进中国共产党实施正确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工作都有帮助。尤其在中国这种超大型国家，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确实需要民主党派充分发挥自身的独特功能。关于这一点，邓小平说得很清楚：“共产党总是从一个角度看问题，民主党派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出主意。这样，反映的问题更多，处理问题会更全面，对下决心会更有利，制定的方针政策会比较恰当，即使发生了问题也比较容易纠正。”[18](p.273)民主党派可以在功能界别代表、科学民主决策和政策制定执行中发挥自身的应有作用。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1]

四、新型政党制度与国体统一性
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敌人实施专政，专政主要起两方面作用，一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二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专政主要适应于敌人，“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19](pp.759-760)在人民内部则实施民主，由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推动人民管理国家，掌握国家政权。由于专政的对象属于极少数，人民民主专政内含的人民整体性、民主性和根本利益一致性就要求政党制度与其相适应，新型政党制度内含的整体性及其合作协商与人民民主专政的整体性高度契合。新型政党制度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制度，人民民主专政也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国体。与之相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与竞争性政党制度不相适应，竞争性政党制度“部分”压倒“整体”的内在趋势会妨碍人民民主和人民整体性的实现，会导致人民内部的分裂，妨碍国体的实现。

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议行合一的政权组织原则，其源泉也在于人民的整体性及由此形成的人民主权的不可分割性。卢梭认为：“由于主权是不可转让的，同理，主权也是不可分割的。”[9](p.33)“因此看来人们所能有的最好的体制，似乎莫过于能把行政权与立法权结合在一起的体制了。”[9](p.83)马克思发展了卢梭人民主权不可分割的思想，他在论述巴黎公社时指出：“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3](p.98)列宁在领导建立苏维埃国家政权过程中，把议行合一政权组织原则由理论转变为实践，建立了苏维埃国家制度。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过程中，从上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提出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政体原则，他说：“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6](p.677)

新型政党制度与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高度契合。新型政党制度中的政党领导与人民代表大会中的政党领导相契合，党通过领导人民代表大会而把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党通过领导民主党派而实现政治团结，这两方面都有利于人民的整体性和国家建设，也有助于强化而不是弱化党的领导。新型政党制度中的合作协商则从内部支撑起议行合一，进而塑造人民的整体性和统一的国家意志。如果在人民代表大会中搞政党竞争，就会破坏议行合一，导致两权分立或三权分立，进而破坏人民主权的不可分割性和人民意志的整体性。因此，议行分立的政权组织原则需要竞争性政党制度与其配套，而议行合一的政权组织原则需要非竞争性政党制度与其配套。[20](p.79)新型政党制度能够强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整体性，同时通过合作协商确保“部分”充分发挥自身的政治功能。

毛泽东有时把中国的政体称为“民主集中制”。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6](p.677)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民主集中制实际上了包含三个维度：一是政体维度的民主集中制，即人民代表大会民主决策，政府集中执行，基于人民意志的整体性，人民代表大会只能是一元结构而不能变成二元结构。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是从这种意义上来理解民主集中制的，他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物，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18](p.1047)二是政党维度的民主集中制，即在党内决策之前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党内决策之后则要坚决执行，即使保留个人意见也要执行组织决定，保证党的集中统一。“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加强组织性纪律性，保证全党行动的一致，保证党的决定得到迅速有效的贯彻执行。”[21](p.314)中国共产党又把这个维度的民主集中制概括为“民主讨论、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统一执行”。三是行政维度的民主集中制，即中国共产党在行使行政权力的过程中，既要坚持集体领导，又要坚持个人分工负责，实行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

新型政党制度与民主集中制的前两个维度相契合。在第一个维度，新型政党制度的整体性有利于促进人民代表大会的整体性，从而有利于维护政体维度的民主集中制。在第二个维度，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决策之前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建议，能够为中国共产党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服务，从而有利于维护政党维度的民主集中制。从这个意义上看，政治协商是实现民主集中制的方式之一。

新型政党制度与我国的国体、政体及其民主集中制相辅相成、有机统一，形成了一整套相互给予、互相强化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构了社会主义的国家建设模式。加强国体、政体建设，强化民主集中制，就要强化新型政党制度，反之亦然。由此，习近平强调，我国政党制度符合当代中国实际。[1]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该制度代表多数人利益，优越于西方政党代表少数人利益的“部分”性。新型政党制度充分发挥了民主党派的功能，有助于推动民主党派进行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从而实现新型政党制度内部的有机平衡。新型政党制度与我国的国体、政体、民主集中制相契合，形成了相互强化的社会主义制度矩阵。新型政党制度既具有理论必然性，也具有现实必要性，是符合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政党制度，也是目前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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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中央纪委编.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论民主集中制[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4.

The Political Logic of the New Political Part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Xiao Cun-liang)

The new political party system is a political party system that corresponds to the "new society",a political party system created by the "new society",and the result of the great political cre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The new political party system is a political party system that represents the interests of the majority of the people,as its“integration”is superior to the“partiality”of Western political party system,which avoids the malpractice of Western political party system representing minority interests.The new political party system has a strong cooperative character,in which the democratic parties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functions of cooperation,consultation and supervision through institutionalized channels,thus promoting scientific and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and avoiding the drawbacks of vicious competition characterized by tearing society apart in the Western political party system.The new political party system stays in harmony with China’s national system,political system and democratic centralism,and comes in line with the reality of contemporary China.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20）07-0039-06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比较政治视野下新型政党制度之‘新’研究”[20YJA810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肖存良，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统战理论研究基地副秘书长。

责任编辑：澄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