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引领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塘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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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塘约经验∗
李汉卿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提升农村内生动力改善乡村风貌，实现城乡共同发展。在党支部引领下，塘约村通过“合股联营、村社合一”的合作社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形成了脱贫致富的塘约经验。塘约经验源于该村“党建引领、改革推动、合股联营、村民自治”四位一体的综合改革，其核心可以概括为：党建+“三权”+“村社一体”合作社+产业扶贫+金融发展。具体表现为：一是走出了一条基层党建引领和统合农民的内生性发展之路；二是以产权改革推动农村产业融入市场；三是“合股联营、村社一体”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助推共同富裕；四是村规民约优化村民自治并防止村民返贫。在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的时代背景下，以塘约村为代表的“党支部+”治理格局，能够成为实现农业“第二次飞跃”及乡村振兴的现实道路。

[关键词]塘约经验；党建引领；集体经济；乡村振兴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旨在通过提升农村的内生动力改善乡村风貌，以实现城乡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改革开放40余年来，农村改革的核心就是土地制度改革。当前，关于如何深化集体土地的家庭承包制，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认识与思路：一是将土地承包关系由原来的“债权”转变为“用益物权”，[1]这种思路就是通过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并通过立法保障土地承包权长久不变，让农民在土地经营权流转过程中获益，进而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推动农业现代化；二是以贵州省安顺市塘约村为代表，在党支部带领下，通过将土地经营权流转给村集体进而推行土地规模经营，借助“村社合一”的合作社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带领农民脱贫致富。[2](p.3)

第一种思路认为，村集体与农户之间基于“债权”而形成的土地家庭承包制并不稳定，因为承包期满就面临土地被收回的风险。只有在法律层面将农户的承包权界定为“用益物权”，使之拥有承包地的使用权、经营权和收益权，才会让农民在吃了“定心丸”的同时享受土地收益。[3]这种思路建立在快速城市化与市场逻辑之上。当前，快速城镇化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离村，为防止耕地撂荒，就需要从法律层面规范农村土地流转，并保障农户的土地收益，于是以“三权分置”为核心内容的土地改革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然而，土地流转需要在遵循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将土地集中到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层面，如专业大户、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龙头企业，从而带动农业的规模化、现代化与集约化。然而，此种思路以资本组织农村，依然是“分”的逻辑，这些新型主体并不承担带领全村农民共同富裕的职责，在具体政策执行中还存在“扶强”的偏差，使土地集体所有权名存实亡，不利于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无法全面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

第二种思路是为了提升小农生产在市场经济中抵御风险的能力，而将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同时调动农村的内生动力并借此解决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的“三农”问题。“村社合一”合作社的建立，明确了农户与村集体的关系，也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在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同时也利用市场机制带动农民有效进入第二、第三产业，扩大了农民收入，实现了当地就业，有利于农村社会和谐发展。可以说，塘约村的实践让分散的农民得以组织化，成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并能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值得注意的是，此种集体化发展思路并不否定市场经济。

应该说，农村改革开放40 余年的实践，更多地注重“分”，以保护农户的财产权利，而忽略了“统”，没有很好地实现“统分结合”，导致集体经济削弱甚至消失，农村发展不尽如人意。虽然有诸如华西村、南街村、大邱庄等个别村庄坚持发展集体经济，但毕竟是未能形成燎原之势的“星星之火”。小岗村作为大包干的全国第一村，其后来的发展停滞也发人深省。对此，前小岗村第一书记沈浩就提出“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的发展思路。

1990年，邓小平曾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与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4](p.355)2016 年4 月，习近平在视察安徽小岗村时，针对土地流转等土地改革问题，重点强调了“四条底线”，即“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5]可见，发展集体经济是党中央一以贯之的政策。

综合现有文献，体现集体化发展思路的塘约经验受到关注，缘起于王宏甲的报告文学《塘约道路》。当前关于“塘约经验”的有关论述主要集中于报纸文章的事实报道和经验总结（特别是《贵州民族报》的系列报道），也有几位学者围绕集体经济与精准扶贫、[6]农村土地流转和农业第二次飞跃[7]等主题解读塘约经验。基于此，本文尝试以塘约村为对象，在系统总结塘约村党建引领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经验的基础上，对“塘约经验”进行总体性阐释。

一、塘约振兴之路：党建引领集体经济发展
（一）华丽变身：从贫困村到美丽乡村
塘约村隶属于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乐平镇，是该镇最大的村之一，也是国家二类贫困村。该村有10 个自然村寨，11 个村民小组，921户，3393人，居住有汉、苗、回等民族。全村总面积5.7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4881 亩。该村属于贵州省最贫困村之一，主要表现为：一是农民收入低，改革开放前农民年人均收入只有3786元，占全省平均水平的70%，有贫困户138户600 人，而且该村外出打工人员最多时候有1100 多人，外出人员70%以上是年轻劳动力，导致村庄空心化问题比较严重，30%以上耕地撂荒。二是村民生活环境差，“破石板、烂石墙、泥巴路、水凼凼”是其真实写照。三是村级组织涣散，村集体经济几乎空白，村干部威信丧失，无人愿意当村干部。一方面村民争当低保户、抢救济粮的“等靠要”思想严重，另一方面村民红白喜事乱办酒席敛财的现象严重，造成了村民沉重的人情负担。[8]

2014 年6 月，一场洪水将村庄的房屋和道路冲毁。面对这场灾难，以左文学为领导的塘约村党支部因地制宜，走“抱团式”发展之路，通过“三权”促“三变”改革激活了塘约村的发展活力，该村迅速脱贫。“村民年人均纯收入从2014 年的3000 多元，增加到2017 年的11200元，村集体经济从一张白纸到312万元，外出务工人员也减少到50余人。”[9]现如今，塘约村不仅实现了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还推动了村容村貌以及社会风气的质变：由最初的“人心涣散”变成了“人心思齐”，党组织战斗力增强，村民生活水平提升、安心家园建设。塘约村的“蜕变”使其获评贵州首届“十佳美丽乡村”。

（二）塘约村改革振兴的基本举措
塘约村由“村穷、民贫、地荒”的国家二类贫困村转变为一个小康村，只用了短短两年时间。在“穷则思变”原则指导下，塘约村因地制宜，确立了“党建引领、改革推动、合股联营、村民自治”四位一体的改革措施，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通过党建引领创新激活村党组织的统合作用。

过去的塘约村之所以贫穷，关键是因为村党组织涣散。面对大洪水冲毁家园的灾难，左文学认为“要发展，就得改革，要改革，就得众志成城，全村党员群众拧成一股绳”。[10]为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增强村民的发展信心，左文学从党员教育管理入手，加强村党支部建设，措施主要是推行全体党员“驾照式”积分制管理和党员的“网格化”服务。

左文学制定的党员积分制考评制度适用于当时全村43名党员，以一个月为周期进行考核。同时，明确每名党员结对联系10 户群众，推行通村通组路管护、清洁卫生等事务的党员承包责任制，把职责落实到具体党员身上。“每个党员每月满分10 分，全年120 分，记分内容涵盖学习教育、组织生活、履行职责、廉洁自律和遵纪守法等5类40多项，由村民小组议事会每月进行测评打分。”[11]塘约村的每个党员人手一本《党员记分册》，由党员所在的村民组委员会保管，专门用来记录党员成绩。根据制度，年终时奖励超过80分的党员，60分以下的党员被定为不合格，连续3 年不合格的党员劝其退党。量化、可视化的考核制度让村民对党员干部的工作有了清晰认识，也激发了党员干部的服务热情，因为如果考核不合格，该党员不仅待遇降低，还会觉得没面子。

为了让村民更好监督党员干部工作，塘约村还每半年开展一次“晒实绩”活动，由村民对村两委干部评分，分数低的，就按积分制规定降低年终绩效报酬，借此激励村干部为民办实事。同时对村两委成员、村民小组长、村民议事会实行“三级”考评，形成了村委会监督、监督委员会专门监督和村民小组民主监督的“三方”监督机制，大大提升了基层党组织的执行力。

2015 年4 月，塘约村党支部升格为党总支，以此为契机，左文学依托塘约村的地理位置，以村中10个自然村寨、11个村民小组为基础，建立4 个网格和11 个党小组，在网格内建立党支部，党小组则建在村民小组，还有一些不担任职务的党员被安排在党小组设岗定责。此外，党总支委员兼任村社一体合作社、老年协会、妇女创业联合会、产权改革办和红白酒席理事会等五大机构的领导人员。这样就实现了党组织和党员的“网格化”全覆盖，使之在村庄治理中发挥引领和服务作用。2018年，塘约村党总支决定在全村执行干部驻村民组、党员走访群众制度，加强党组织服务群众的功能。与此同时，党组织还积极吸收优秀有志青年加入党组织，培养有力的“接班者”。

当前，塘约村已经形成了“支部管理全村、村民监督党员”的格局。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过去涣散的党组织得以重新整合焕发新的活力，村民对党组织重拾信心。

第二，以“三权”促“三变”。

塘约经验的形成源于以左文学为代表的村民“穷则思变”，他们抓住了灾后重建的重要契机，走出一条“抱团式”的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之路。塘约之变起于土地权利之变，2014 年7月该村成立农村改革办公室，以“三权”促“三变”。“三权”指：一是确权。塘约村利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利好政策，在上级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下，设置农村综合改革办公室，①塘约村以党建为引领建立了土地流转中心、股份合作中心、金融服务中心、营销信息中心、综合培训中心和权益保障中心六个机构，以此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成立村级土地流转中心，建设农村产权确权信息管理平台，对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农村房屋所有权、小型水利工程权和集体财产权等“七权”进行确权并颁发权证，初步形成了土地的三权分置，为农村产权交易奠定了良好基础。二是赋权。赋权主要是将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等权利赋予农民，以及评估确权后的各类产权确定其价值，赋予产权人在法定期限内依据规定用途依法使用、经营、流转、作价入股或抵押担保权，同时出台相关保障措施。赋权明确了集体财产和村庄的主人是所有村民，每户农民和集体资产的权益也更加清晰。三是易权。易权是指通过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如土地流转中心、股份合作中心、金融服务中心等）的建立和完善，为农村各类产权进入市场提供有效渠道，保障其在流动中实现保值增值，激活农村的自然资源、存量资产和人力资源。[12]

所谓“三变”，即在“三权”改革基础上实现村庄的“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借助一系列改革，塘约村不仅办起了农业产业园，还组建了旅游公司、建筑公司、运输公司及水务管理公司等多家产业。短短3年时间，塘约村就实现了“蝶变”，2017 年底村集体收入达到312 万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2万元，全村贫困户由2014 年的138 户600 人减少到现在的10户22人（均为民政兜底）。[13]全村基本实现脱贫。

第三，进行合股联营，成立“村社一体”合作社。

塘约村党总支书记左文学在改革之初就决定要走“抱团式”集体经济发展之路。为了组建合作社，左文学召集党员代表和村民代表就此事进行民主商议并投票，绝大多数村民同意成立合作社。于是，2014年12月“塘约村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后更名为“塘约村金土地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成立之初，合作社只有左文学和十几名党员干部加入，在合作社效应的感召下，现已有2900 多村民加入，入社村民接近百分之百。

塘约村的合作社与其他农民专业合作社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几乎全部村民以土地入股联合经营，实现了村社一体。在村党总支的引领下，合作社属于集体所有，村两委与合作社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塘约村土地的“三权分置”改革是合作社成立的基础。塘约村在对全村土地资源进行精确统计的基础上，按照田每亩700元、地每亩500 元、坡耕地每亩300 元计算，按500 元一股入股，实现户户入社、户户带股。[8]同时，合作社遵循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民主管理、自负盈亏、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成立了社员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等机构，初步建立了公司法人制度。

塘约村合作社制度主要有：一是股权管理制度，为股东发放股权证书，允许股权在村集体范围内依法转让、继承；二是土地流转制度，村民作价入股的土地由村集体统一经营，不得向本集体以外的经济组织流转；三是财务管理制度，实施独立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同时由执行监事监督合作社资产运行、财务管理、收益分配等事项，保障社员收益；四是利润分红制度，合作社收益按照3：3：4 的比例在合作社、村集体与村民间进行分成。水务公司的收益由村集体和水务公司按照6：4 比例分红，其中村集体收益的50%再分配给全体村民，20%用作帮扶贫困户，30%作为村水利发展基金。同时，合作社接受的国家扶贫款也通过量化分配给个人。

合作社成立后仅两年（2016 年），村集体及合作社分红就高达121.47 万元，社员分红80.98 万元、最高分红达8960 元，最低也有1840元。[8]

当前合作社以发展农业种植为主。塘约村有4864亩土地实现了流转，现栽种晚熟脆红李520亩，核桃500亩，软籽石榴200亩、绿化苗木612 亩，种植蔬菜300 余亩、浅水莲藕150 亩以及羊肚菌基地100 余亩。2000 多亩林地确权以后，现已开发林地养鸡项目。小型水利工程确权以后，合作社筹划建设无污染的山泉水厂。合作社还在建设现代化的养猪场，配建大型化粪池，实现水肥一体化积累，为600亩的蔬菜种植提供有机肥。[14]2016年，山东省寿光市龙耀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口帮扶塘约村，无偿提供700 万元帮扶资金，并以470 万元作为技术入股塘约村的农业产业园建设。目前，占地300多亩的农业产业园已经初具规模。

为解决村庄劳动力就业问题，进一步健全合作社功能，左文学还依靠合作社组建了劳务输出公司、妇女创业联合会、建筑合作社、老年协会、运输协会等，让村民实现村内就业。村民们依照自己的能力自愿参加专业生产队或者公司；专业队长由村民选举，村两委认定。目前，全村有210 名驾驶员，砖、木、漆、电技术人员800人，汽车、摩托车修理工15人，大部分留村青壮年都基本学会了一项技能。[10]在合作社带动下，村民既是合作社的股东享有分红，同时又在合作社务工获得工资收入，较以前收入大增。村民也得以安心于村内就业，建设村庄家园，推动了村庄和谐发展。

此外，塘约村还以党建为引领，成立了土地流转中心、股份合作中心、金融服务中心、营销信息中心、综合培训中心和权益保障中心等六个机构，借此推进“村社一体”经营，进一步深化农村综合改革。

土地流转中心的作用是在村集体范围内推进土地流转，将“资源”变“资产”；股份合作中心主要是鼓励村民将土地和资金与村集体进行合股联营，一方面推动村民与村集体的“联产联业”，另一方面促进村民与村集体之间的“联股联心”，让村民感受到主人翁地位；金融服务中心的成立是为了解决合作社融资难的问题，通过建立村级金融担保基金，该村与平坝农信社实现了“社社合作”，以“金土地贷”的形式获得了集体发展的资金；营销信息中心通过组建营销团队，凭借“互联网+”“合作社+物流”等形式的营销模式扩大合作社的农产品销售；综合培训中心的职责是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开展集中培训，培养有知识、懂技能、会管理的新型农民；权益保障中心则通过社员（村民）选举产生的合作社监事会，围绕土地用途和流转以及合作社资金收益与分红进行监督，保障村民合法权益。

与此同时，为了有效约束村干部和村民的行为，提高村庄的治理绩效，塘约村建立了“七个统一”制度，分别是：资金统一核算、土地统一规划、村干部统一使用、财务村务统一核算、农产品统一销售、美丽乡村统一建设、红白喜事统一操办。[8]“七个统一”制度改变了塘约村原来的生产方式、农产品的销售方式、土地的经营方式、村集体财产的积累以及运用方式、村里财务的核算方式、村委会的管理方式及村民的生活方式。[15]可以说，“七个统一”制度奠定了塘约村走“抱团式”集体经济发展道路的制度基础，成为全体村民脱贫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

第四，推动村民自治，制定村规民约以正民风。

改革前，塘约村红白喜事乱摆酒席成风。借用左文学的话就是“村民不是在吃酒，就是在吃酒的路上”。2014 年，塘约村两委曾做过调查，估算出村民每年因为摆酒损失5 千万到8 千万元（不包括礼金），甚至许多每年拿3 千多元低保的贫困户每年要举债送掉1万4千多元的礼金。[16]为了转变民风，在左文学带领下，全村广泛征集民意，2015年7月在村民代表大会上表决通过“红九条”，并张贴在各个路口，和每户签订了承诺书并留档于村委。

“红九条”规定：凡不参加公共事业建设者、不交卫生管理费者、乱办酒席铺张浪费者、贷款不守信用者、房屋乱建不按规划者、配合组委会工作不积极者、不执行村支两委重大决策者、不孝敬奉养父母者、不管教未成年子女者，以户为单位列入“黑名单”管理，考察期为三个月。考察期间不享受国家优惠政策，村委也不为其办理任何相关手续，直至考察合格，取消“黑名单”管理后，才能恢复普通村民正常享有的权利。“红九条”推行之初，有人执拗要摆“状元酒”，还有的人不交卫生管理费，最后都被拉入“黑名单”，经过三个月考察才恢复权利。

塘约村还成立了“红白酒席理事会”，以更好地服务于村庄里办红白喜事。该理事会下设三支专业服务队，由村委出资免费为村民提供“一条龙”服务。同时，村委规定除红白喜事外一律不准操办其他酒席，红喜八菜一汤，白喜“一锅香”，礼金100元以内。这就是“七个统一”制度中的红白喜事统一办理。经过一年整治，塘约村的酒席总量减少了七成。左文学说：“我们村集体花了不到60万元，堵住了过去村民滥办酒席近3000 万元的损失。怎么说都太值得了。”[17]

民风正则事业兴。塘约村通过制定和推行被称之为“村宪法”的“红九条”，民风大为改变。“红九条”不仅塑造了文明的生活环境，也提升了村民的文明意识，为解决“文化贫困”和防止农民返贫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塘约经验的内涵
塘约经验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党建+“三权”+“村社一体”合作社+产业扶贫+金融发展。

塘约村成功的关键在于通过组织建设创新打造了一个坚强的村党组织。以左文学为代表的党员干部，有思想、懂经营、富有团结精神、甘于奉献，勇于牺牲小我，以此赢得村民的信任并调动村民的积极性。他们以“三权”促“三变”激活农村沉睡的资源。在“三权”改革中，“确权”是基础，农村产权“七权”确权给村民一颗“定心丸”；“赋权”是关键，确认村集体财产和村庄的主人是全体村民，明晰农户和集体财产的权益；“易权”是核心，借助产权服务平台给产权进入市场提供渠道，保障其增值。

塘约村通过“村社一体”合作社带动了共同富裕。“村社一体”合作社本质上是一种社区股份合作经济，在遵循入社自愿、退社自由、人人平等的基础上，吸收全体村民入社，从而实现“强弱联合”，带动村民脱贫致富。在此基础上通过产业扶贫即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带动村民增加收入。塘约村将土地集中后统一规划，组建了精品农业生产、养殖等第一产业的专业队，还成立了建筑、加工以及运输等专业队，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展，优化了村庄的产业结构，促进了农民增收。

塘约村通过与金融机构合作获得资金以撬动村庄经济发展，他们与平坝区农信社合作开发了“金土地贷”贷款项目，由村级金融担保基金提供担保，经营主体申请贷款时授信额度最高可达缴纳担保基金的10倍，利率在同期同档次基础上下浮10%。[8]金融支持的获得，撬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使沉睡的资源变成了有生命力的资产。

塘约村的成功主要在于通过党建引领，在“七权”确权的基础上，探索出了“合股联营、村社一体”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了深化改革奔小康。左文学曾这样总结塘约村成功的三个基本条件：“一是通过加强党的建设，提高村庄的组织化程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二是实现了高度的村民自治，理顺农村管理各方面的关系；三是‘村社一体’，有效盘活了农村资产，同时有效地将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事二、三产业，实现农村现代化、农业机械化。”[18]基于此，塘约经验可以凝练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走出了一条基层党建引领和统合农民的内生性发展之路。塘约经验最突出特点就是基层党组织实现了政治功能与服务功能的有机统一，成为农民共同富裕的引路人。塘约村通过加强党组织建设，实施“驾照式”考评制度和“网格化”服务，将党员与村民紧密联系起来，激发了村民的积极性，借助组织化引领和统合村民走内生性的共同富裕之路。

第二，以产权改革推动农村产业融入市场。塘约村的发展证明，农村振兴离不开市场。塘约村在推行国家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基础上通过“三权”实现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村集体利用合股联营兴办了“村社一体”的合作社，将市场因素引入合作社，发展村庄一二三产业帮助村民脱贫，并与农信社合作进一步盘活村庄资产。

第三，“合股联营、村社一体”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助推共同富裕。“合股联营、村社一体”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是塘约经验的显著特点。应该说，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或者龙头公司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村民收入增长，但是这种带动作用是有限的，因为专业合作社或者龙头企业的利益分配机制对农民不利，特别是专业合作社的公司化倾向日显。国家对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扶持政策实际上是一种“扶强”政策，即强者越强，难以兼顾农业农村中的弱者。“合股联营、村社一体”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了村庄的“强弱联合”，让村民比较公平地分享农业的经营收益和土地溢价，有效承接了国家对于农村地区的资源投入，同时推进了村民参与合作社管理。这就激活了村民的主人翁精神，催动了农村社区的共建共治共享。因此，左文学提出，“农村最重要的是没有穷人，而不是造就富翁”，不走资本组织农村的道路。

第四，村规民约优化村民自治并防止村民返贫。改革前的塘约村互相攀比、乱办酒席、不思进取等社会不良风气蔓延。为了移风易俗，让村民摆脱“精神贫困”，确保村庄管理有序、互相遵循，以左文学为代表的村干部制定了“红九条”以正民风，并以身作则严格执行。村规民约“红九条”是由村干部提议并由村民代表大会通过的，被当地村民称之为“村宪法”。“红九条”将中国传统的公义、诚信、守法、忠孝等理念囊括进来。它的实施不仅减轻了村民们的人情负担，也形成了勤奋节俭、尊老爱幼、团结向上的良好社会风气，优化了塘约村的村民自治，为塘约村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此外，塘约书屋的建设也激发了部分村民的读书热情，有力推动了村庄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

从另一层面看，村庄社会风气的改变也能有效地防止村民返贫。精准扶贫不仅要做到物质脱贫，更重要的是摆脱“精神贫困”。贫困村之所以贫困，与当地不良社会风气有着密切关联，因而精准扶贫还需要帮助村民摆脱“精神贫困”，防止因“精神贫困”而返贫。塘约村以“红九条”的严格执行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移风易俗，帮助村民实现了“物质与精神的双丰收”。

三、塘约经验：乡村振兴的现实道路探索
塘约经验是农村综合改革的贵州样板。概括起来，塘约村的改革涉及农村产权制度、农业经营制度和村民自治制度。该村通过“七权”同确提高市场化水平，激活资源；借助合股联营，构建生产、加工和销售“三位一体”的合作社，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增加村民收入；以党建凝聚农民力量，以村规民约优化村民自治。可以说，塘约经验非常契合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二十字方针。[13]

塘约经验能否成为“塘约道路”，需要考察其生成条件是否可复制。可以说，塘约经验的形成有着较为深刻的内外部条件，其形成的外部条件主要有：

一是政治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决反对土地私有化，坚守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底线。这是塘约经验形成的重要政治基础。这一基础在全国范围内都是适用的。

二是政策基础。为了激活土地资源，党中央开展了新一轮以地“三权分置”为主要内容的土地改革，将沉睡的土地资源变成农民手中鲜活的资产，为农业资源融入市场提供了政策基础。同时，党中央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也是塘约经验形成的关键政策基础。这些政策亦能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

三是经济环境。当前，中国城市经济面临产业结构升级和下行压力增强等现实难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劳动力回归村庄。这是重建农村集体经济的宝贵战略机遇。这一机遇对于全国其他农村而言也是存在的。

四是上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与支持。时任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和安顺市委书记周建琨都曾视察塘约村。特别是安顺市委书记周建琨前后11次考察塘约村，在带来一定资金的同时也给予政策支持，比如指导塘约村合作社建设、将党支部升格为党总支以加强党的领导等。周建琨看到了塘约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活力，有意将其打造成贵州的扶贫样板。在当下精准扶贫攻坚克难阶段，其他地方党委和政府都很重视贫困村的脱贫，这也是塘约经验得以推广的有利条件。

塘约经验形成的内部条件有：

一是能人的带动。塘约村能够迅速脱贫，以左文学书记为代表的带头人是必不可少的。左文学是一位德才兼备、甘于奉献、勇于创新的带头人，也曾是一名外出的打工者。饱受背井离乡之苦的他1998年回乡创业，虽然前期受到资金、技术与市场的影响而屡遭挫折，但最终还是靠养牛而在平坝区小有名气。这说明左文学是一个有经验、有想法、不气馁的能人。左文学在2000 年当选为村主任以后，不顾家人反对卖掉所有的牛，专心于村内事务，2002 年又被推选为村支书，一干就是十几年。这说明左文学赢得了村民的信服。特别是塘约村在遭遇罕见的大洪水之后，左文学加强村党支部建设，带动了一批党员积极投身于村庄发展。看似左文学这样的优秀干部可遇不可求，其实只要通过优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像这样作风正派、一心为公的优秀干部还是可以挖掘出来的。

二是创新村党组织建设。塘约村成功的关键在于村党支部坚强有力的领导。在上级党委的支持下，村党支部升格为村党总支，并对全体党员实施“驾照式”积分管理，推行党员“网格化”服务，这就通过制度创新推动了党员融入村民群众，激活了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服务群众的热情。正是左文学注重村党支部建设，使得全体党员空前团结起来，成为带动村民脱贫致富的领导力量。在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尽管各个村庄的情况各不相同，但是通过创新加强党组织建设是各地可以结合实际逐步探索的。

三是村民团结力的激发。塘约村成功的动力在于村民内生动力被激发。在发大洪水的抢险救灾过程中，村民表现出了较强的团结力并迅速实现了家园重建。周建琨正是看到了这点才建议塘约村走发展集体经济之路。随后，合作社建设让村民变股民，更加强化了村民之间的团结协作精神。可以说，正是基于村民团结力的激发，塘约村迅速脱贫致富才有了强大的内生动力。从全国来看，许多村庄的团结力尚未被激发，但这并不意味农民都不团结，关键还是要看村庄带头人如何引导。

四是走村民组织化的自强之路。塘约经验的最大特征在于组建了“村社一体”的合作社。这种模式在将村民变股民的同时，也将全体村民有力组织起来，实现了强弱联合，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对接市场，走共同富裕道路。“村社一体”合作社的组建实现了统分结合，改变了过去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单打独斗的局面，也正改变着村民的生活方式，带动塘约村民走上自强之路。塘约的党支部办合作社模式正在安顺市推广，而且山东烟台等地也已开展了类似探索，说明了此种模式的生命力。

综上所述，塘约经验形成的内外条件在绝大多数农村地区都具备，或者经过努力探索也可具备。

应该说，集体经济的发展是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只有集体经济发展好了，带动农民收入增加，党的威信才会得到加强。借此，党的基层组织也通过引领集体经济发展实现了政治功能与服务功能的有机统一。塘约村经过实践探索，业已形成在党的领导下，党、政、社、群大融合、小分工的格局。[19]未来村党支部不仅会成为村庄政治的核心，也将演变为村庄治理的主平台，在这一平台上有可能形成“党支部+”的治理格局，既可以将村民自治实践纳入，也可以容纳现代化的治理技术。[20]基于此，塘约经验便是“党支部+”治理格局的一种具体体现。目前，尽管以党支部创建合作社引领集体经济发展的塘约经验的形成只有短短几年，还可能存在一定问题。但是以塘约村为代表的通过加强基层党建引领集体经济发展的塘约经验是具有普遍性的，能够成为实现农业“第二次飞跃”及乡村振兴的现实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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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Party Construction:A Case Study of the Tangye Experience

(Li Han-qing)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calls for enhancing rural endogenous dynamics,improving rural outlook,and achieving common development in both urban and rural areas.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branch,Tangyo Village in Guizhou Province has developed and expanded its collective economy through“joint-stock cooper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village committee and economic cooperative”,which has formed the Tangyo experience of poverty alleviation.The experience of Tangyo originates from its four-in-one comprehensive reform of“the leadership of Party building,reform orientation,joint ventures and villagers’self-government”,with the core of,which can be summarized hereafter,Party building +“three rights”+the integration of village committee and economic cooperative+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financial development.It is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ways:first,exploring a path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 led by the Party building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and integrating farmers;second,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into the market through property rights reform;third,boosting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the colle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of“joint-stock cooper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village committee and economic cooperative”; and fourth,optimizing villagers’self-government by villag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preventing villagers from falling back into poverty.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era of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ing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the governance pattern of“Party branch+”represented by Tangye village can become a realistic path for the“second leap”of agriculture and the realiz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20）07-0031-08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乡村振兴的东亚经验及其借鉴：日本、韩国比较研究”[19YJC810008]；华东政法大学科研项目“中国共产党制度性执政资源开发与优化研究——基于‘全面从严治党’的考察”[16HZK011]阶段性成果。

作者：李汉卿，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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