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加速两极分化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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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加速两极分化探析
熊 亮

[摘要]社会两极分化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前提下私有制的直接产物，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意味财富的共享。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两极分化必然产生。从18世纪末至今的每一次科技革命，其结果都是资本扩张与财富积累速度和规模的提升，同时也伴随贫困积累的加剧。当今世界进入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物联网为标志的科学技术革命时代，大数据作为一种最新与最为活跃的生产力要素，在生产关系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将进一步加速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大数据具有海量性、全体性、相关性、开放性和共享性的新特点，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这必然要瓦解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使资本主义最终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关键词]两极分化；资本主义；大数据；加速

社会两极分化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前提下私有制的直接产物，生产力发展并不意味财富的共享。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政治地位上的不平等与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是一致的，两极分化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政治解放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然而两极分化的脚步却在加快，生产力的发展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资本的逻辑。18 世纪末至今的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促进了资本扩张、财富积累速度与规模的发展，更伴随贫困积累的加剧。当今世界进入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物联网为标志的科学技术革命时代，大数据作为一种最新与最为活跃的生产力要素，在生产关系性质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前提下，将进一步加速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

一、科学技术加速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的逻辑和历史
（一）两极分化是资本的必然逻辑
两极分化一般是指一种社会极端的贫富差距现象：一极是财富积累，另一极是贫困积累。马克思认为，资本不仅是一种纯粹的社会财富，还是一种社会力量，资本积累过程中往往会产生一种“马太效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清晰地看到了，与资本积累如影随形的是工人阶级贫困的积累，这是一种绝对规律，“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同一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1](p.742)正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这一规律另一端的情景是，“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pp.743-744)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人身自由代替人身依附使劳动力成为自由买卖的商品成为可能，然而新生工人阶级一无所有的经济状况并没有为其提供除了出卖劳动力以外的选择，而劳动力成为商品不但使货币成为资本，也使资本取得了对劳动力的优势，使工人依附于资本。在资本家与工人博弈的过程中，工人的弱势地位是必然的，这一后果的前提和根源都是私有制。“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使资本对劳动的优势得到政治力量的庇护，也取得意识形态层面的优势，在工资形式的遮蔽之下，资本家对工人劳动的无偿占有变得公平而理直气壮，也使贫富分化变得合情合理，这正是资本所以变成社会力量的原因所在，资本成为社会力量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财富和贫困的两极分化。

资本主义制度是社会两极分化产生的重要前提，两极分化又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往往意味着资本力量的强大，潜藏两极分化的必然性。资本主义制度一方面规定了政治平等，但另一方面又规定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两极分化的根源从制度上得到了保护。两极分化不是一种简单的财富分配不均现象，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生产资料私有制。需要指出的是，两极分化亦是现实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现象，然而，这也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程式。一是资本主义以私有制为依据追逐剩余价值占有的最大化，导致人与自身劳动的对立——异化；二是在公有制前提下，利用价值规律发展社会生产力、扩容社会财富的绝对规模，旨在推动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一部分人富有不以另一部分人的贫困为条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极分化主要根源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非公经济与多种分配形式的现实存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以及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决定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两极分化是一种发展过程中的暂时现象。

（二）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社会两极分化的历史
综观历史，社会两极分化既是贫富差距的极端现象，也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导致的必然趋势。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19 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他们已经观察到资本无节制的贪婪本性与资本家的穷奢极欲是造成社会两极分化的直接根源，他们更清楚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的财富积累是建立在工人阶级贫困积累基础之上的。“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强制关系，迫使工人阶级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狭隘范围而从事更多的劳动。作为他人辛勤劳动的制造者，作为剩余劳动的榨取者和劳动力的剥削者，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1](p.359)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贪婪本性，再加上资本家不断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使得资本家变得越来越富裕，而工人越来越贫困。也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里描述到：“英国资产阶级，特别是直接靠工人的贫困发财的工厂主阶级，却不正视这种贫困的状况。他们认为自己是最强大的、代表民族的阶级，却羞于向全世界暴露英国的这个痛处；他们不愿意承认工人是贫困的，因为正是他们，有产的工业阶级，对这种贫困应负道义上的责任。”[2](p.404)工人阶级的贫困又往往导致工人阶级内部竞争加剧，抑制工人工资的增长，同时又被资本家利用，削弱自身对资本家的矛盾和张力，这成为工人阶级贫困化的一个重要原因。20 世纪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也发生着巨大变化，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产生了垄断，出现了垄断资本家和垄断组织，他们通过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进行资本输出，对某一产业领域和组织的技术、资金以及劳动力形成垄断。垄断资本家和垄断组织的发展，不仅促进了更大规模的生产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消费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而且使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资料和财富资本规模越来越大，并且占有财富的人数越来越少，对社会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寡头化成为两极分化的一个趋势，同时，两极分化的趋势已经超越国家，穷国愈穷、富国愈富也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进入21 世纪，资本逐利本性并没有改变，只不过是资本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从过去的商业资本、工业资本、垄断资本转向了金融资本、房地产和食租者。据数据统计，自2010 年之后，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民收入中前1%人群的比重增长，至少2/3 源自顶层收入的急剧增长，其余1/3源自资本收入的强劲增长，收入不平等扩大的首要原因则是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超级经理人的兴起，金融资本家和非金融部门超级经理人的收入作为最富裕的10%人群占有国民财富的约60%。[3](p.323)金融资本家和非金融部门超级经理人利用先进的金融技术工具以及股份制度的分红效应，最大化地侵吞广大中小额股票持有者和其他中小企业家及工人阶级的利益，通过金融资本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进行整合而取得强大的支配权，占有剩余价值的形式则更加多样性、模糊化，但并没影响在世界范围内的剩余产品、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瓜分的最大化，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没有停止。“21 世纪资本主义，巨大的经济财富、权力和特权将集中在贸易和媒体资本家、金融业者和食租者身上。不幸的是，这种财阀统治阶级显然已经出现。这一阶级的日子过得极好，大众却是相当困苦—这也是难以掩饰的事实。”[4](pp.195-196)资本在形式上的变换与利润追逐手段的变化，都没有改变资本先天的逐利本性，最大化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一直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轴心，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虽然不是资本刻意追求的结果，但并不意味对此没有任何自觉，甚至是其有意为之。

（三）科技发展加剧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
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是推动历史进步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是内化于生产力要素的直接力量，科学技术的进步影响着资本有机构成比例，不仅加快了资本积累的速度，也直接挤压着工人生存空间。资本的有机构成由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组成，以不变资本形式存在的有建筑物、机器、原料以及能源等，以可变资本形式存在的是用来支付生产工人工资的成本。资本家为了追求最大化的利润率，也迫于竞争的外在压力，必然会不断改进机器和技术设备，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另一方面，在资本积累过程中，个别资本是通过资本集聚和集中等方式逐渐增大的，社会财富也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资本家必然要改进机器和技术设备，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不变资本比例越来越大，资本的有机构成在不断提高，这就必然要求个别资本扩大规模才能与之相适应，进一步加速社会财富集中。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新的机器和技术设备不断增加、改进，劳动生产率迅速提升，这不仅延长了工人的工作日时间，而且强化了工人必须日夜照看技术设备的劳动强度。新的机器和技术设备使劳动岗位绝对减少，妇女、儿童等群体加入了雇佣劳动者队伍，产业后备军数量不断扩大，产生了相对人口过剩，这又成为资本积累的重要杠杆。因此，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的过程，既是资本日益积累的过程，也是工人阶级日益贫困的过程。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矛盾危机凸显，这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资本有机构成持续提高，作为劳动力的可变资本比重逐步减少，失业工人不断增加。一旦失业工人不断增加，社会的可购买力就会不断下降，势必形成供给与购买力之间的矛盾，从而引发由生产过剩而带来的经济危机。第二，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机器自动化生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生产的能力一次又一次急剧膨胀，资本家为获取利润而盲目从事生产，导致社会各部门的生产环节比例失调，市场与生产之间的矛盾突出，周期性经济危机频发。第三，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技术工具越来越多样化、复杂化，尤其是金融信贷工具成为资本家攫取工人利润和积累财富的重要手段。目前，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参与消费信贷、金融杠杆等，表面上是工人预支未来的购买力在增长，实际上是资本家在攫取工人未来的收入和利息。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进程中，出于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和生产对于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许多国家推行社会福利政策，工人阶级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受教育的水平普遍提高，甚至工人占有财富量也不断增加，然而这并没有减缓两极分化的进程，基尼系数的普遍增长也从侧面说明了这一点，财富进一步集中的趋势没有改变。

通过对1870—2010年欧洲和北美洲20多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300 多个数据分析，皮凯蒂得出了科学技术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的结论。1870—1910 年资本/收入比约为450%—500%之间，20 世纪头10 年到30 年代的资本/收入比上升到很高水平，约为600%—700%，到了50—60 年代降至200%—300%，然后又在90 年代至21 世纪头10 年反弹至接近600%—700%的高点。[3](p.199)资本收益愈来愈大，大多数依靠劳动的收益愈来愈小，资本收益率为何如此之高，皮凯蒂总结出资本的收益率主要有两种力量来决定：一是科学技术（资本有什么用处）；二是资本存量的充足度（资本过多会扼杀资本收益）。技术理所当然发挥着关键作用。[3](p.216)皮凯蒂通过大量数据证实了马克思主义有关两极分化的理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对科学技术的控制权使资本与劳动收益的差距越来越大。自18 世纪末以来的每一次科学技术革命，资本家都有着共同的秉性，推动技术与资本进行合谋联姻，占据前沿的高科技，将高科技作为资本增殖收益的重要手段，最大化获得高科技释放的一切红利，使资本实现累积式的增长，而大多数劳动者则由于缺乏科学技术和生产资料陷入贫困，资本主义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两极分化越来越明显。因此，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产生两极分化的根源，而每一次新的科学技术革命都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

二、大数据时代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加速的新特点
（一）大数据区别于其他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内涵及特征
大数据是人类科学技术革命的又一次重大变革，大数据使信息技术、智能技术和物联技术与劳动者相结合，提高了劳动者的技能和水平；大数据使劳动工具转向自动化和智能化，减轻了劳动者的工作强度；大数据使劳动对象和范围不断扩大，信息和数据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创造出巨大的经济价值，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大数据和算法作为智能化革命的驱动力，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要求新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相较于其他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大数据具有以下四方面重要特征。

一是数据的海量性。大数据最首要的特征是海量性，据互联网数据中心报告预测，2008 年全球数量为0.5ZB，2010 年为1.2ZB，到2020年将突破35ZB。[5](p.21)举例而言，存储1PB数据需要里两万台配备50GB 硬盘的个人电脑，如果存储1ZB 数据需要209 亿台电脑。大数据的海量性也决定了数据运行的速度和效率，以往的科学技术革命，处理数据运行速度慢、效率低，如今大数据时代只需要几秒就能够完成数据的处理。

二是数据的全体性。综观以往的科学技术革命，对数据的处理和分析都依赖于随机，数据的随机抽样代表事物的全体特征，大数据时代要求数据具有全体性，即拥有全部或几乎全部的数据，就能够从不同角度细致观察和研究数据的各个方面。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数据的全体性进行分析，可以把握大数据时代资本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率、社会平均利润率、资本的有机构成等对社会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产生影响的因素，也能够深层次剖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根源所在。

三是数据的相关性。大数据不再热衷于寻求因果关系，而是注重相关关系的分析，大数据的相关关系分析法更准确、更快，而且不容易受偏见的影响，建立在相关关系分析法基础上的预测是大数据的核心。对相关关系的分析可以把握大数据背后的相关要素，将大数据与资本、劳动力以及收入相关联，可以分析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通过对资本收益率、劳动力岗位数量、劳动力收入额的大数据分析，也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的收益远远大于劳动的收入，资本与劳动之间冲突与不平等是长期存在的。

四是数据的共享性。数据的共享性是大数据的本质特征，决定了数据的全体性、精确性、相关性等，这也是大数据不同于小数据之处，大数据是一个整体性的数据链，它要求单个数据与其他数据必然要关联，否则单个数据的价值就失去了意义。正是大数据内在要求的共享性，使得社会的生产资料必然要实现共享和公有，而不是私人占有，这也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所在。这一特征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必然不适应大数据的共享特质，也决定了大数据必然会加剧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

（二）大数据时代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新特点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由大数据和算法驱动的智能化机器进入社会的自动化生产和再生产环节，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呈现几何式增长，大数据能够精确地对接资本与劳动，使资本的收益率和劳动的回报率更加精准。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本性并没有发生改变，大数据作为资本的附属物，必然会落入有钱人和大企业手中，成为有钱人和大企业攫取利润的重要来源，正如人和自然都已经成为资本的附属物一样，[6]加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大数据使财富聚集在少数人手中更加便捷，加剧了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两极分化。在马克思和列宁所处的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生矛盾冲突只是在欧洲少数几个国家，一旦发生危机，可以向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转移。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经济全球化变得更加充分，资本主义各国形成统一的整体，政治、经济和文化相互关联，社会的矛盾也发生关联，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也不再局限于一国，而是蔓延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主要体现在：一是传统财富聚集方式发生“变种”，传统制造实体产业的利润空间薄弱，大数据架构的虚拟产业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流动，实体产业资本的利润空间越来越低廉，虚拟产业资本利润越来越丰厚，而虚拟产业大部分都掌握在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手中，使得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业的利润差距越来越大。二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证券、基金、股市、期货、大宗商品等金融衍生品都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通过大数据平台进行操纵的，仅通过鼠标就可以实现虚拟财富的几何级数增长。三是消费支付方式的时空转变，以往消费的支付方式是通过货币现场支付，大数据时代数字支付使人们的财富跨时空消费变得更加便捷，绝大多数人并不掌握数字支付的技术，而掌握大数据技术的少数人通过数字支付就能在短时间内轻易获取全球范围内的财富。

第二，大数据催生了数据资本家，使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愈加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数据资本家利用大数据精准对接市场和大幅度减少劳动力，最大化程度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获得最大化的超额利润。自20 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工人和雇员薪资在各国个人总收入中占有的比例在下降，个人的劳动力收入份额也在大幅度下降。美国自2000 年开始，个人劳动力收入份额从67%下降到47%，近几年随着大数据应用和生产自动化，劳动力收入份额下降到30%左右，绝大多数行业的劳动力收入份额也在下降，劳动力在行业的收入已经明显不占优势。不仅如此，收入最高的1%的资本家所占份额不仅没有出现大幅下降，[7](p.184)反而出现了财富收入逐年增长的趋势，这鲜明地反映在近几年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上，排行榜前几名富豪都是数据资本家，他们拥有大数据并将其投入到企业的自动化生产，从而获取丰厚的超额利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数据的提供者是收入不高的99%的劳动者，而收入最高的1%的资本家则是大数据的占有者，收入最高的1%的资本家更容易得到资金支持，而真正需要资金支持的其他劳动者则很难利用大数据而获取集资融资的畅通渠道，最终陷入贫困境地。还需要指出的是，数据资本家拥有高工资和占有大数据资源，可以利用大数据等工具转移来自虚拟空间的财富，但是，大数据的剩余资本风险最终却由全社会来承担，尤其是被大数据边缘化的弱势群体，被排斥在大数据之外，却贡献了具有价值的“大数据”，最终形成了数据资本家与弱势群体间的数据鸿沟，二者的阶级差别以及财富差距越来越大。在赫拉利看来，随着人类士兵和工人让位给算法，部分精英阶层甚至认为，无须再浪费资源为大量无用的穷人提升甚至是维持基本的健康水平，而应该集中资源，让极少数人升级到超人类。[8](p.158)无固定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占资本主义社会的绝大多数，资本家通过社会福利和最低生活保障来救济无固定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但这一救济只能为无固定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提供维持肉体生存的条件。

第三，大数据衍生了超级巨星公司，使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聚集在少数超级巨星公司囊中。超级巨星公司改变了传统公司机构，使资本主义市场和资源出现“赢者通吃”的局面。超级巨星公司是一种特定类型的公司，正在获得前所未有的利润，这些利润远远超过人们在足够竞争的环境里所预期的。[7](p.194)这些超级巨星公司拥有强大的数据资源以及自动化的辅助，能够高度集中市场资源，同时又通过减少劳动力和资本的支出而获得非常高的收益，比如微软、谷歌、苹果、亚马逊以及脸书网等公司。一般意义上的公司是一种社会结构，其功能就在于通过社会分工来实现许多人在一个单位里实现协作，能够实现社会财富的相对均等分配。然而，随着大数据的出现和应用，少数超级巨星公司利用自动化的辅助技术节约劳动力成本，同时又能掌握全球市场的供需关系，实现全球市场产品的精准对接，在全球市场里实现了“赢者通吃”的局面，社会财富流向了这些掌握大数据的超级巨星公司，“金融资本主义正在以数据驱动的方式消灭劳动……利润，尤其是那些科技行业超级巨星公司的利润，正在飞速增长”。[7](p.195)这至少给了我们两点启示：一是金融资本主义在大数据时代的形式已经发生了转变，但是其追求资本增殖最大化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二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社会的利润财富都流向了掌握大数据的超级巨星公司，导致社会贫富差距逐渐拉大，两极分化不断加剧。

第四，大数据强化信息的透明度，使资本主义大多数人的财富信息成为少数资本家或公司攫取财富的重要手段。在大数据时代，人们的一切思想和行为都被数据所感知、记录，存储和使用，人变成了透明的个体、世界变成了透明的世界，告知与许可、模糊化、匿名化这三大隐私保护策略都失效了。[9](p.200)如今很多用户都觉得自己的隐私受到了威胁，当大数据运用变得更为普遍的时候，数据隐私信息风险就进一步提高。数据隐私信息包含个人的身份特征、财富状况、金融交易、医疗记录、消费偏好以及生活需要等，这些隐私数据关联个人的自我决策能力，但在数据的监控之下却无偿曝光在公共领域，成为一些厂商获取生产信息以及催生消费欲望的重要来源。不仅如此，数据隐私信息一旦被少数资本家或公司监控，就容易与资本合谋，成为少数资本家或公司攫取社会公共财富的重要来源，这也是一些大数据超级巨星公司利用巨额资本将社会公共资源的数据转变为私人财富的重要渠道之一。数字逻辑与资本逻辑在一些公司、企业和个人的组织下形成合谋，就会以影子组织的形式来呈现出来，以达到支配社会的效果和目的。所谓影子组织就是将那些具有某一方面的共同的价值观念的人们无形地组织起来。组织的动力就是利用数据隐私信息的财富倍增效应，虽然这一倍增效应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念，将人们无形之中组织起来，但是善于利用并发挥财富倍增效应的，仍是少数掌握数据霸权的资本家或公司。

三、大数据时代资本主义垂死的历史命运即将来临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使资本主义正在经历自工业革命以来最深刻的变革，大数据也正成为创造财富的一种组织方式，微软、谷歌、苹果、亚马逊以及脸书等公司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也正在颠覆人们对资本与资本主义运动逻辑的认识，也有人把资本主义危机的解决寄希望于大数据，认为数据正在代替金融，“制造”一个大数据的资本主义时代，将重塑资本主义。然而，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社会形态或生产方式的存续，并不仅决定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是取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适配性，在私有制这一生产关系核心要素不能触碰的前提下，任何改革都摆脱不了资本逻辑，大数据没有改变资本的逐利本性，资本仍然是大数据的最大获益者，社会两极分化仍然如故。对资本家而言，包括大数据在内的每一次科学技术革命都是一种转移剩余劳动力、攫取剩余价值以及实现资本利益最大化难得的机遇，更是拯救经济危机、缓解阶级矛盾以及隐藏私有制的重要手段。一旦社会发生矛盾冲突，资产阶级就会通过机器改造、科技创新、政府购买、公共投资以及社会福利等一系列举措来缓和阶级矛盾和防止社会两极分化。这种以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为前提的改良，并不能消除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避免不了因这种矛盾所导致的一次次更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和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文化危机和政治危机，避免不了资本主义的最后消亡，[10]自然也消除不了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痼疾。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社会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现象归因于资本积累，资本的增长规模、能力以及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秉性，导致产业后备军的扩大和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这一原理在大数据时代仍有指导意义。

大数据时代，资本家通过大数据的私人占有实现自身的资本积累，社会的财富也越来越被少数资本家占有，社会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越来越凸显。据数据统计，2013年全球个人财富掌握在富豪手中的有40%，2014 年为41%，2019年，这个比例上升到46%，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德·克鲁兹指出：“从全国范围来看，收入最高的1%人口占据的收入份额之大超过了1928 年以来的任何年份。”[11]可以看出，大数据作为一种科学技术的新手段，使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已经发展到迄今为止的最高阶段，同时也在激化资本主义矛盾，主要体现在：一是激化了社会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相对狭小的矛盾。大数据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数据资本家和超级巨星公司掌握着大数据，自动化、智能化以及辅助化机器运用于现代化生产，一方面在减少劳动力和就业岗位，导致大量劳动力失业，同时又在降低劳动力的工资薪酬；另一方面在扩大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无限提供社会消费品，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由于失业或者薪酬降低，无力购买社会消费品，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频发。二是激化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大数据时代，一切事物得以量化、数据化以及透明化。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的财富总量、用途以及利润空间被透明化，工人的贫困极限皆被量化，两者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已经不同于以往资本主义的任何时代，呈现指数式无限扩大的趋势，这无疑在增加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矛盾与冲突暴发的可能性。一系列抗议活动如占领华尔街、富人区暴乱、警民冲突、种族歧视以及游行示威等不断涌现，这既有着大数据时代资本家的财富被透明化的诱因，也折射出富人愈富、穷人愈穷的两极分化的现实。三是激化了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大数据本质特征是关联性、开放性和共享性，不同于其他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直线性、单面性和封闭性特征，正是这一本质特征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必然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过去，数据存在私有制企业和统治者手中，带有封闭性，现在，数据的开放性、共享性正在使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逐步演化成社会占有。[12]也就是说，大数据需要建构的所有制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可以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使社会资源最优化地惠及每一个社会成员。在资本主义社会，大数据虽然被少数数据资本家所占有，但其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必然由私人占有走向社会占有，将数据单向度据为私人占有并不能创造出任何有用的价值，只会激化社会的基本矛盾，使矛盾愈演愈烈。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大数据推动着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为以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创造了丰厚的物质财富，能够使物质财富的成果惠及到全体人民，最终达到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事实也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少数资本家的资本财富也呈指数式地聚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受到资本的压迫和智能化机器的排挤变得日益贫困，社会的两极分化现象和阶级矛盾冲突已经走向极端，狭隘的生产关系能否容纳庞大生产力的问题日益明显。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在大数据时代已经不同于19 世纪的卢德分子摧毁机器，他们能够充分利用大数据的开放性和共享性，使以资本为轴心的分配体系走向以劳动为贡献的分配方式，并逐步动摇生产资料私有制，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说：“只有在劳动共和国里面，科学才能起它真正的作用。”[13](p.150)大数据也在一步步地把资本主义推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入口，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无论如何都不是社会发展的方向。资本主义垂死的历史命运即将来临，资本主义也必然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历史规律和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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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20）06-0054-08

作者：熊亮，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讲师。

责任编辑：图 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