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左翼对于数字帝国主义批判的对象,指向现代性本身,他们大多认为,造成帝国主义数字垄断和掠夺的根源在于数字化的现代性机制。由于大数据机制的冷冰冰计算理性,全球人和物丧失了独特性的生命和物质存在,都被抽象为帝国主义获取政治和经济霸权的资源。这一点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不平等的私有财产关系是造成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帝国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剥夺的根源,数字时代帝国主义仍以资本主义生产及其社会关系为基础。即便如此,不能否定西方左翼学者的批判给我们带来的深刻启示,数字时代新帝国主义政治和经济权力诉求没有本质改变,反而由于获得数字资源的支撑而得到持续巩固。数字新帝国主义利益掠夺的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区别不是绝对的,反而互相纠缠,共同施力。为了维护和强化新帝国主义政治权力,美国不惜发动贸易战、科技战,实施经济霸凌行为;为了维护新帝国主义经济权力,美国动用国家力量无端打压竞争对手的高科技企业,总统通过发布国家紧急状态的行政命令,将竞争对手的企业列入其交易黑名单,政府还凭借谷歌等跨国公司在数字平台和操作系统方面的技术垄断,要求谷歌等跨国公司停止与竞争对手合作,赤裸裸地推行数字帝国主义的暴政。[29]正如约翰·厄里所言,推特、脸书、谷歌和亚马逊等数字技术公司跃升为重构世界政治经济版图的商业帝国(Neo-Medievalism)。达拉斯·斯迈思指出:“美国1945 年以来在通讯和文化方面的外交奉行‘信息自由流动’政策,不过是其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经济扩张政策的亲兄弟。”①参见John Urry,Sociology beyond Societies:Mobiliti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London:Routledge,2000,p.13;达拉斯·斯迈思:《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