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培养回归本位：新时代教育目的和功能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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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回归本位：新时代教育目的和功能再思考∗
蒋明敏

[摘要]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我国教育事业出现片面追求物质利益，以金钱作为事业成功的判断标准，人才培养突出经济功能等暗潮。鉴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根本任务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教育工作者应回归“教书育人”的职责本位，教育事业要回归“公益”本位，受教育者也更要回归“立德树人”本位。针对教育实践过程中，教育目标存在培养单向度的经济人，教育者的功利主义发展，各类学校存在“公司化”“逐利化”，受教育者精神空虚、理想信念缺失等不良倾向，我们应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价值取向、完善以评价促发展的教育评价机制、增强各类教育主体的水平提升意识、构建教育的全社会支持体系等具体路径，实现教育真正回归人才培养本位。

[关键词]新时代；教育目的；教育功能；人才培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一股风气：片面追求物质利益，以获得金钱的多寡作为衡量事业成功与否的判断标准，加之对外开放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的负面影响，教育行业也深受其害，主要表现为人才培养急功近利、求用失善。如此发展下去，社会风气的价值导向会出问题，我们党也会面临失去初心的风险，甚至危及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2018年，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这对再思考新时代教育目的和功能具有启发意义。

一、教育应回归人才培养的本位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实用主义思潮的涌起，科技创新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凸显，社会对学生直接服务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期望值也不断提高。然而应当看到的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根本任务，这不仅需要教育工作者回归“教书育人”的职责本位，也需要教育事业回归“公益”本位，还需要引导受教育者回归“立德树人”本位。

（一）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作为教育的首要问题，“培养什么人”是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根本任务。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提出各行各业要“又红又专”，邓小平提出培养“四有新人”，江泽民提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胡锦涛提出“跨世纪一代新人”，尽管在不同阶段有不同表述，但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大方向始终没有变。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更是明确指出：“我们的教育是为人民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党和人民需要培养的是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1](p.5)

一方面，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应当是全面发展的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价值依归，其最终指向人的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即人的智力、德力与体力高度统一，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2](p.377)这意味着，劳动教育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关键。2020 年3 月20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强调将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并将劳育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相融合。其目的在于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升学生对劳动人民、工农群体的认同感和亲切感，进一步改变青少年群体中不珍惜劳动成果、不想劳动、不会劳动的不良现象。由此，我们认为劳动教育的核心应是价值体认，即让学生在劳动教育的各个层面体验、探究劳动的价值，并使之内化为价值观。[3]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具有坚定的政治素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关键素质。邓小平曾指出，“思想问题不解决，行动就不会好”，[4](p.289)学生群体作为中国未来的中流砥柱，其价值取向决定了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当今世界国际局势的变化趋向复杂而深刻，大国竞争关系加剧，意识形态斗争紧张。教育工作要理直气壮地讲政治，引导广大青少年坚定跟党走，进一步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以下简称“四史”），引导广大青少年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这就要求广大教育工作者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实际教育教学工作中增强理想信念；教育治理能鼓励、激发有信仰的人讲信仰，不仅专门的思政课应进一步突出政治性，专注在知识教与学的过程中回溯“四史”，与“四史”对话，在感悟思政知识中锤炼共产主义事业之理想情怀，同时所有教育工作者应知晓“有什么样的生活就有什么样的教育”，在课堂教学中自己首先认可所讲、热爱从教的学科，并乐意在学科知识中不断探索新知，将“沉睡”的知识置于鲜活灵动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大视野中去品读、激活，通过真诚的师生互动，帮助学生认同知识、活化知识，主动增进对知识的良善价值理解；在课堂教学之外，教育工作者还应力求“致良知”，认真做事、真心待人，学会包容与关心，通过良善的交往关系维护、增进师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同体认与践行。

（二）教育工作者应以“教书育人”为本位
在社会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一直被视为“象牙塔”的校园一定程度上也被“经济理性”裹挟，教育工作者常在功利主义、技术主义、娱乐主义的思潮中趋于一致或艰难坚守，学校教育“教书育人”之基本价值遵循被遮蔽或消解。

无论是在中国古代社会，还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的革命、建设、改革时期，“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始终是教育工作者应当追求的。所谓“学高”，就是要求教育工作者业务精炼、知识广博；所谓“身正”，就是指教师应当具备的高尚人格素养、道德情操。二者在生命个体中的融合与展现则是教师存在之根基，正如，“在韦伯看来，学院教师能传授给听众的最高的、最终的东西是：他能‘迫使个人对自己所作的终极意义做出交代”。[5](p.80)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教书育人的目标是促进学生成人成才。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强调：“好老师应该执着于教书育人。”[6]这是对教育工作者“教书育人”本位职责的重申。时至当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无疑是对教师队伍建设、对全党全社会尊师重教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今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学校办学条件将不断改善，教师待遇也会不断提高。教育工作者更应该爱惜自己的职业，严格要求自己，淡泊名利、教书育人。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教书育人的基本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在思考教育和环境的关系时指出：“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7](p.134)这是以唯物史观分析教育环境改变的重要结论，这意味着，教育是一种社会性活动，塑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必然和教师本身有着紧密联系。教育工作者应当把“旗帜鲜明讲政治”自觉体现到主业主责上，落实到具体行动中，体现在教育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讲政治”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核心要求，也是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长期任务。必须看到，政治教育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体系中也有着重要作用，并非中国独有。明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观点、坚定的政治立场、高度的政治敏锐性、严明的政治纪律及政治鉴别能力，是教好书、育好人的重要前提条件。

（三）教育事业应回归“公益”本位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张与深化，“教育市场化”与“教育公益化”成为学校教育过程中此消彼长的矛盾体。“教育市场化”意味着教育的规模化、标准化、货币化与工具化，对提升教育外部活力与规模的确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教育市场化”对教育本质及其功能的伤害。这种负面效果如同“看不见的手”将教育的公益性置于边缘，转而将升学、盈利等作为办教育的片面目标，长此以往，势必影响教育事业本应具有的正面价值取向，所以教育事业回归“公益”本位实属必然。

一方面，教育事业回归“公益”本位，是一个世界性、历史性共识。即便在资本主义国家，办教育也是社会公共事业，不完全以利益获取为纯粹目的。可以看到，在教育发展问题上，除国家干预、政府引导外，很多国家还存在较为强大的民间公益力量。如早在19 世纪前期，英国就出现了各类民间公益组织，开展对学校与学生的教育资助，该时期“英国有4100多所学校受到资助，这些学校共有学生16.5万。在另外约14300 个未受资助的学校中，则有31 万交费生与16.8 万慈善资助生。受资助学校的学生与未受助校中的受助生合计33.4万人，已经超过了交费生人数”。[8](p.118)而在当下美国，对教育机构的评价，也从成绩决定论转向更为复杂的社会价值取向多元评价，如学生身体健康情况、为残疾学生提供服务情况、毕业后是否准备参军服役等，都逐渐被列入评价学生、学校的指标体系。

另一方面，教育事业回归“公益”更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众所周知，围绕我国教育市场化改革的反思一直没有停止。必须看到，教育走向市场必然会对缓解当下教育资源紧缺发挥一定作用，但学校作为教育机构绝不能以升学率为单一目标，“唯升学率”背后的实质仍是市场的利益推动。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不允许教育为资本所操控，学校绝对不能“公司化”，“民营办学”与“教育为公”是辩证统一的。习近平明确指出：“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9](p.7)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不能偏离教书育人、传道授业的主旋律，必须回归其应有的“公益”本位。“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庄子·内篇·齐物论》），只有当教育回归淳朴，提升教育质量的时代命题才真正处在一片干净、丰饶的沃土之上，才有深耕细作的可能。

（四）受教育者应回归“立德树人”本位
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与接班人从根本上说是在立德树人的过程中达成的，这个过程需要教育者回归“教书育人”本位带动学校教育事业回归“公益”初心，以淳朴、认真的教育工作引导受教育者学会学习、自我反思、自我教育；增进学校良善学习文化，熏陶、积淀受教育者行己有耻、反己以教、反求诸己的人格作风与道德意志；以教育事业整体的初心回归引导教育工作达成立德树人效应，以立德树人工作的提质增效，提升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与接班人的人才培养工作质量。显然，改进人才培养工作对受教育者亦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方面，要引导受教育者回归对人才的正确认知。“资本主导的逻辑一定意义上能解决‘物’的问题，却解决不了‘人’的问题，而且会给人的发展带来灾难。”[10]在资本逻辑影响下，似乎能够获得巨大财富的人才能被称为“人才”，这一错误观念导致“人”本身的价值被资本遮蔽。由此可见，受教育者应当自觉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念，从狭隘的人才观念中走出。习近平鼓励人才“淡泊名利、甘于奉献”，就是强调不能以“名利”为人的发展的根本价值依归。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评价人才更当侧重于其是否爱岗敬业，是否争创一流，是否艰苦奋斗，是否勇于创新。受教育者回归对人才的正确认知，自觉在正确人才观下奋力拼搏、积极奉献、求同存异，才能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风尚。

另一方面，要引导受教育者回归“学以成人”的人生定位。时至今日，社会舆论中仍然存在“大学无用论”“读书无用论”，甚至“学习无用论”等错误论调。热爱学习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亦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更是塑造人才的重要手段。受教育者应自觉强化人生理想、人生追求和个人成才的内在诉求，以“甘坐冷板凳”的心态与意志为国家、为民族学习，自然会凝聚强大的学习之力，形成推动国家、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习近平在同青年座谈时强调：“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11]这意味着，受教育者必须回归成才的正确人生定位，终身学习、学以成人，不断增长才干，才能真正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重任。

二、人才培养回归本位需克服的不良倾向
要真正实现人才培养的本位回归，在为教育“正本清源”的同时，还必须辨识和规避相关问题或误区。受某些社会环境和教育自身因素的影响，教育实践过程中存在一些偏离人才本位的问题或不利倾向，这对有效发挥教育的积极功能产生了诸多不良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教育功能的异化，甚至导致负向功能凸显。面对教育中存在的“误区”或“歧途”，能否有效实现问题的规避，决定了新时代教育使命和功能的达成度。

（一）教育目标的单向度经济人培养倾向
从历史到当下，虽然教育始终以育人为基本任务，但是在育人取向即“培养什么样的人”问题上，不同时期的教育存在明显变化。自近代资本主义产生以来，工具理性的价值导向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克思·韦伯的“工具理性”和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成为现代社会的理论基础和基本特征。理性思考和选择的能力决定个体能否实现效用最大化，也成为现代性之下衡量个体行为的基本尺度。然而，这一取向在加速文明进程的同时，也为社会良性运作带来颇多困扰。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日趋“繁荣”，导致力图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追逐和获得自身最大经济利益，成为个体理性选择的主要方式，这种方式甚至还掩盖了对经济之外价值的考量。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所提出的“单向度的人”，正是对这种单一价值取向之下，人和社会走向“单向度”和统一化的批判。

自英国教育家赫伯特·斯宾塞于19世纪中期提出“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命题以来，实用知识在教育中的价值持续彰显。教育在较长时间内围绕着政治、经济、社会运转，沦为了社会实用目的的工具，失去其“品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教育趋于呈现出工具理性过分张扬而价值理性日益式微的特征。[12](pp.71-76)放在教育首位的不是人的发展，而是物质经济的利益和效率。[13](pp.17-24)教育者在一定程度上被制度驱使，受功利目的宰制，失去了人的主体性。在教育目标上“重成才、轻成人”；在教育价值取向上“重效益、轻精神”；在教育内容上“重统一、轻个性”；在教育行为上“重结果、轻过程”，简单追求教育的标准化、批量化、职业化、规模化发展，学生被培养成学习和考试的机器，成为被工具化了的“单向度的人”。这完全违背了教育价值观的构建以及教育生态的平衡，导致教育被“异化”。“精神高地守望者”的缺失使教育逐步偏离了其“以人为本”和“全面发展”的根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应是全面发展的人，而非纯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的经济人。因此，回归本位的教育应克服单向度偏颇，避免在目标层面过于体现经济取向。

（二）教育者的功利主义发展倾向
在201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强调，教师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这足以体现出教师职业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教师职业的工作内容和工作对象比其他职业都特殊。教育者所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及其心灵，所承担的任务是塑造灵魂，这决定了教育者应当从“教书育人”的本位出发，尊重每位学生的成长特点和规律。这意味着教育活动需要教师全身心投入，尤其是要让德性成为教育的逻辑起点。要实现教育中德性的张扬，尤其需要教育者超越实利主义观念，把对学生的关爱放在教育工作首位。

然而，审视当下的教育现状，功利主义价值取向日盛，具体表现为教育者中存在一定的纯粹视教育为谋生手段的倾向。在教育者单纯视教书为谋生手段的情况下，教书与育人走向割裂，智育与德育将成为“两张皮”，教书成为重心，而育人则被轻视乃至忽视。这无疑将导致教师“教书匠”形象的凝固化，造成教育观念和教学思想的保守落后。[14](pp.46-50)在实际中，部分教师甚至敷衍本职工作，把时间精力分散在一些能够为自己带来更多实际利益的事情上，真正将知识探索视为生命、将教书育人视为天职、能在最质朴和艰苦的教育教学工作中获得愉悦感的教师并不多见。以高校为例，一些教师传道授业解惑心态不端正，将注意力集中在能够带来明显产出成效的科研，对教学疲于应付，甚至在思想引领层面“集体失语”；同时，相当多教育者呈现出教研分离的状态，研究领域与授课内容不相符，一些科研突出的优秀学者，潜心科研，零本科生授课，将授课任务转移到普通教师身上。一定意义而言，教育者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是教育中人才培养本位被遮蔽的直接原因。教育者的工作态度和精神面貌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教育事业的基本走向。教育者应坚持以“教书育人”为本位，坚守“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崇高的精神追求，避免将教育工作“矮化”为纯粹的谋生职业。

（三）各类学校的“公司化”“逐利化”倾向
教育在传统意义上属于公益事业，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国际化及市场化趋势持续加强，逐利性资本的涌入导致教育的排他性、竞争性以及私有化趋势日益凸显。一定意义上，社会资本的介入有助于解决教育需求持续增长趋势下的经费不足问题。教育经费不足目前依然是影响我国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国家经费的投入优先满足义务教育阶段，非义务教育阶段则更大程度依赖于学费收入以及私营企业、民间组织、基金会等社会资本的补充。然而，教育的产业化和逐利化过度发展将使教育的公益性面临被削弱的风险。一方面，学生和家长成为盈利的对象，教育机会将与社会财富的占有相挂钩，势必有损教育公正和公平；另一方面，学校的公司化运行，追求效率和利益将成为办学的重要取向，容易导致教育活动与其公益性目的相背离，妨害立德树人职能的发挥。

教育与一般产业的根本区别在于其服务对象的特殊性，教育是促进人类自身发展且面向人的完整精神世界的事业，唯有按照其自身规律运行才能保证其健康发展。学生发展是长期系统的过程，而资本市场追逐价值利益，两者相遇，就会产生诸如“快资本”与“慢教育”的矛盾冲突。学校发展需要稳定的可持续收入，因此资本的注入有其价值，但是资本进入教育必须有严格的门槛，要约束在教育“公益性”的基本框架下。学校的首要任务始终应当是承担社会责任，做好传道授业，推动师生发展，而不能盲目地把教育当作一门生意，像企业一样运转，这样就完全背离了教育的根本诉求。各类学校和整个教育事业应当回归公益本位，虽然可以借鉴公司运营的某些方式，但不能完全按照“公司化”模式运行，更不能以逐利为主要目的。

（四）受教育者的精神虚无倾向
现代化给人类带来物质富足的同时，也将人置于一种精神匮乏和价值混乱的危机中。意义的脆弱感、庄严感的消退、日常生活的空虚与平淡成为现代性之隐忧的三种形式，并且这三种形式共同指向意义的空虚。[15](pp.106-113)信仰的不稳定性和意义的空虚感，在一定意义上是现代社会中人的理性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现代性发展需克服的问题。在新时代，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元化程度日益增强，助推了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与融合。受国内外环境、学校教育、家庭以及自身的影响，青年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趋于多样化，一些青年因漠视价值理性而出现精神道德危机，表现为理想信念模糊、马克思主义信仰淡化，缺乏合理的个人理想和崇高的社会理想，奉献意识淡薄，甚至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些问题的出现还与我国应试教育取向下忽视个体的精神世界发展和公共价值生长存在关联，虽然素质教育的提出正是为了解决这一弊病，但却始终未能扭转这一倾向。受教育者的精神状态关乎教育事业的最终成效，是对教育事业是否真正回归本位的检验。

受教育者的精神境界不仅是其成长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的重要引擎。青少年学生正处于理想信念形成的关键时期，通过教育不断促进其精神品质成长，塑造其有内涵的人格，是当下教育的价值旨归。这一方面要求青少年学生要加强个人修养，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要求教育不应聚焦于以工具化的方式增进学生知识的获得，而应端正成才的人生定位，回归全面发展的基本规律，以高尚的道德原则和正确的价值观，鼓励学生追求精神的富足和人生的幸福。

三、新时代教育回归人才培养本位的实现路径
新时代教育回归人才培养本位，是国家教育精神的集中体现和国家教育的灵魂所指，对引领学生全面发展、提振学校办学活力具有根本性意义。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具体的路径实现教育真正回归人才培养本位。

（一）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价值取向
教育价值取向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直接影响教育实践，决定教育发展的方向。人们对教育价值取向的选择历来有不同的见解。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价值的论述出发，教育价值最基本方面“不外从社会需要来论述教育价值或从人的发展来论述教育价值，或者二者兼而有之”。[16](p.420)实际上，无论是教育目标存在培养单向度的经济人倾向，还是教育事业存在“公司化”“逐利化”倾向以及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教育理想信念缺失，本质上都是教育价值取向扭曲的真实写照。新时代教育回归人才培养本位在教育价值取向上首先应当坚持“为人民服务”，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在更高层面上对当前一些相互冲突的价值取向进行超越。[17](pp.4-8)

无论我国社会发生怎样变化以及各个时期工作重点不同，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价值取向是我国不同时期教育方针的具体要求。新中国建立以来，党中央先后提出过“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等教育方针。这些教育方针虽然表述不同，但其核心内容和根本任务是一以贯之的，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的出发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先后通过讲话、批示、回信等方式就教育问题发表重要论述，多次在讲话中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因此，我们需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问题重要论述的精神实质，准确把握教育回归人才培养本位的时代内涵，超越传统教育价值取向，克服功利主义、经济主义、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在新时代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价值取向问题上，保持头脑清醒和思想定力。

（二）完善以评价促发展的教育评价机制
教育评价是按照一定的价值标准，“对受教育者的发展变化及构成其变化的诸种因素所进行的价值判断”。[18](p.55)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各行各业皆以此为价值追求和评价导向。然而，教育事业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性，片面追求物质利益和金钱作为是否成功的判断标准，将阻碍社会主义时代新人的塑造。习近平明确要求：“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19](pp.8-9)将教育评价比喻为“指挥棒”，是因为教育评价深刻地影响教育效果，在衡量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水平、教师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成效等方面均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指挥棒”的比喻既直接揭示了当下教育弊端的根源，也指明了教育规避弊端的方向，即“全社会都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人才观和质量观，使评价制度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20](pp.5-9)因此，新时代完善教育评价机制应当坚持以教育评价促进学生发展、教育评价激励学生成长的理念，强化评价者与被评价者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尊重被评价个体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特征。首先，评价主体多元化，即从原来单一的以“管理”为核心的评价主体转向以多元“治理”为核心的评价主体，建立以政府、社会、学校、教师和学生等多元主体参与的教育评价体系。多元评价主体有助于解决利益冲突的问题，使教育评价朝着全面、客观、专业的方向发展，也是教育事业回归“公益”本位的重要体现。其次，评价方法全面化。传统的教育评价强调实施科学范式下的量化方式，试图把复杂的教育现象简化为数字，把丰富的质还原为量。这不利于实际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理想情怀、道德情感等无法量化的有价值的指标衡量，而缺乏对这些要素的考量则无法体现教育评价的科学性和公正性。促进学生发展的教育评价需要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考量，在“数据主义”的基础上引入更多的“经验主义”。最后，评价目标科学化。科学的评价目标能够引导教育回归“以人为本”和“全面发展”的根基。教育评价归根结底是为促进学生的有效发展服务的，因此，评价的目标导向应是立德树人的人才培养本位，而不能是拜物教式的物质利益本位。

（三）增强各类教育主体的水平提升意识
主体和客体是相对应的有机整体，马克思指出：“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21](p.3)作为一种对象性行为，教育要通过主客体之间的实践活动赋予自身规定性。教育的特殊性在于其实践对象是人，而不是物。人有自己的思想、意识和情感，通过与教育主体的互动活动，教育客体在一定程度上也实现了教育主体的功能。广义上的教育主体包括教育过程中的决策者、实施者和承担者，即导向型主体（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主动型主体（教育者）和受动型主体（受教育者）。教育效果的最终呈现就在于各个教育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新时代教育要回归人才培养本位，应当重视各教育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第一，提升导向型教育主体的治理水平。导向型教育主体是教育过程中的决策者，在教育事业中肩负着宏观和中观层面的决策、规范和引导，其治理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教育的基本理念、核心目标、价值选择的实现程度。提升新时代导向型教育主体的治理水平，就是要树立立德树人这一根本理念，在“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的规定下统筹规划和推进新时代教育，坚定办学方向，优化教育发展良好环境，充分激发教育发展内生动力。[22](pp.33-34)第二，提升主动型教育主体的育人水平。主动型教育主体是教育过程中的实施者，是整个教育系统中对上履行教育管理部门的各项决策，对下直接面向受教育者教书育人。新时代教育要回归人才培养本位，离不开教师师德师风的率先垂范和教书育人的业务钻研。要求教师以“四有”好老师的标准规范自身行为，在教书育人中实现自我价值。第三，提升受动型教育主体发展水平。受动型教育主体是教育过程中的承担者，主要指学生。受动型教育主体虽然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但这被动只是相对而言的，通过主动参与、交流互动、信息反馈等举措，其也具有独特的主体性特征。作为衡量教育效果的最终体验者，受动型教育主体的发展水平直接反映了教育是否指向“人才培养”本位，具体表现为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主旨人的发展是否得以实现。

（四）构建教育回归本位的社会支持体系
教育事业的公益性决定其民生和德政工程的属性。教育回归人才培养本位的主体责任虽然在教育系统，但应得到党和社会的高度认可和全方面支持，形成强大的社会支持体系。正如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所说，家庭、学校、政府、社会在办好教育事业上都有责任。这深刻地揭示了办人民满意的教育需要全社会合力的内在规律。因此，从社会支持体系角度出发，我们需要构建“学校—家庭—政府—社会”四环联动的教育回归本位的社会支持体系。

第一，学校形成完整的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学校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包括课程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等，而贯通其中的是思想政治工作体系。[23](pp.9-15)把立德树人摆在教育教学工作的核心位置，渗透到各级各类教育的课程、教学和教材中，解决教学与教育、教书和育人的衔接与融合问题；管理体系则要加强党全面领导教育工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能力；通过改进、构建良善和积极的教育评价体系，鼓励、引导、支持越来越多优质教师出现，让陶行知先生对教师“不要你的金，不要你的银，只要你的心”的期待真正成为当下教师发展的动力，让越来越多真心埋头苦干并能从墨水中品尝出“真理的味道真甜”的陈望道先生式的知识分子涌现出来，能够得到制度性支持和鼓励，得到舆论性赞誉和世俗性推崇，其精神之光能够照亮最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日常生活，成为越来越多教师安身立命并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动力。第二，家长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家庭是每个孩子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长的言行对学生的人生态度、情感和价值观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濡染作用，并且孩子的大部分信念和习惯是在家庭中养成的。可以说，家庭教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因此，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如一车两轮，同向同力前行，家长要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给学生讲好“人生第一课”。第三，政府要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一方面要关心和支持教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化教育改革创新，保障教育公平公正，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要维护老师的尊严、保护学生的安全、解除学校的担忧。第四，全社会要营造良好的教育氛围。全社会要担负起青少年成长成才的责任，树立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让教师成为备受尊重、值得信任的职业。教育主管部门要统筹协调社会资源支持服务教育，各类社会公共文化教育服务机构要为青少年学生的学习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和正确的教育引导，健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劳动教育实践基地，为人才培养创造更加美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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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20）06-0032-08

作者：蒋明敏，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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