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对技术异化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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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对技术异化挑战
——基于智能算法推送的信息传播效应∗
王贤卿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以现实的人的生存境遇为逻辑起点，以资本批判为逻辑内核，以人的本质为逻辑归宿，揭示资本主宰下技术异化的具象形态和发生机理，指明技术发展的价值旨归。智能算法技术加速了互联网内容生产、信息传播和供给方式的升级变革。当下，在“流量至上”的市场运作模式中，智能化信息传播在认知茧房、圈层固化、资本逻辑和工具理性的效应下，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统合，遮蔽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价值信仰。为此，要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技术异化思想为理论基础，深刻认知智能算法技术的意识形态特性，以主流意识形态为导向，以智能算法技术为引擎，以人的信息素养为内核，积极应对智能化信息传播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助推主流意识形态和网络信息文明的建设进程。

[关键词]智能算法技术；主流意识形态；技术异化；网络信息文明

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安全，关乎社会和谐发展。随着智能化时代的到来，智能算法技术加速了互联网内容生产、信息传播和供给方式的升级变革。在“流量至上”的市场运作模式中，以画像标识、精准匹配和导流推送为鲜明特征的智能化信息推送和传播，深刻形塑了人们的思想意识、道德规范、价值判断和行为方式，引发了认知茧房、圈层固化、资本逻辑和工具理性的多重效应，已成为意识形态领域角逐的新场所和重要影响变量之一，涉及国家利益的重大关切。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技术异化思想为理论基础，科学认识和把握智能算法推送的意识形态特性，分析智能化信息传播效应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理路，对于完善网络信息治理体系，加快网络信息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蕴和现实价值。

一、马克思恩格斯技术异化思想的逻辑演进
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出发，将技术放置于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和社会大系统的运作过程中加以审视，以“现实的人”的生存境遇为逻辑起点，以资本批判为逻辑内核，以人的本质为逻辑归宿，阐释资本奴役下技术异化的具象形态和发生机理，由此揭示技术进步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间的逻辑关联，指明技术发展的价值旨归。

（一）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阐释技术异化的表征样态
技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本应根植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是人延伸感官、拓展认知和反思批判的工具和手段。然而事实上，技术发挥着“主人的职能”，成为奴役人、驾驭人、掠夺人的工具，人成为依附于技术的工具式存在。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考察技术异化对现实的人的生存发展状况的影响，揭示了技术异化的具象表征样态。

第一，从具体的劳动实践看，技术异化使人成为机器的附庸和器官，机器式的附属物成为工人的代名词。马克思指出：“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作为某种异己的、物的东西，单纯作为不依赖于工人而支配着工人的劳动资料的存在形式，同单个工人相对立。”[1](p.394)可见，技术在劳动过程中的运用不仅没有使工人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反而把工人训练成机器，使之被迫成为固定在机器流水线上的螺丝或齿轮，机械地成为机器运转中的附属物和纽结点。重复、单调、简单、呆板的劳动取代人的创造性活动，程序化的操作、分割式的流程侵占工人的身心自由发展，这意味着技术对工人生理心理和体力脑力的双重异化。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夺去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2](p.227)

第二，从劳动的本质意义看，技术异化消解人类劳动的独特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认为：“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3](p.147)劳动作为人类特有的活动，是人类体力和智力的双重展现，以劳动为中介，人不仅可以直观自身，还能以此展现自身的丰富创造力和独特本质。然而，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使“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2](p.227)劳动的独特性在技术的作用下荡然无存。在技术的操纵和效率至上风向标的作用下，人类的独特劳动被消解为生产物质财富的“有用性”活动，机器的机械运转代替人类劳动的独特性，人类劳动的独特意义随之消除。

第三，从人的本质看，技术异化消解人的主体性。“见物不见人”是技术异化的显著表征，对技术这一“物”的高度依赖使个体理智的生命“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3](p.776)一方面，工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在机器的运转过程中被逐渐消解。在技术逻辑的作用下，“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化；这种普遍的对象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1](pp.137-138)技术异化使工人丧失自身的生存意义和生命价值，成为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冰冷机器，工人的主体性被技术所操纵和控制。另一方面，技术异化还表现为将一种普遍的规则和理性渗透进个体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它“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1](p.90)用兵营式的纪律、标准化的流程、集中化的管理约束个体生活，用技术逻辑规训人的自我意识，人的存在意义被遗忘，独立自主性被挤压，情感世界被消解，人进而在畸形、对立和矛盾式的发展中逐渐丧失个体的生存价值和精神意义。

（二）以资本批判为逻辑内核揭示技术异化的发生机理
马克思指出：“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2](p.687)可见，技术异化的本质根植于具体的社会形式，需要深入资本主义社会运转体系的内部探寻技术异化的根源。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资本主义的历史本质和社会现实，以资本批判为逻辑内核，揭示了资本对技术的侵蚀以及资本与技术的联合和“共谋”，由此阐明技术异化的发生机理在于资本增殖的驱动和固定分工的加持。

第一，资本增殖是技术异化的深层根源。资本增殖作为“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限制的和无止境的欲望”，[4](p.297)本质在于无限制地扩张生产力，无止境地谋取剩余价值。在资本的“招募”和驱使下，技术成为资本逐利的助手和武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机器本身对于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5](pp.5-8)由此可见，资本增殖的欲望和驱动是催使技术异化的本质根源所在。一方面，资本增殖使技术隶属于资本，成为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技术与资本的融合互助成为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的利器。另一方面，技术与资本的合谋“创造了新动机，使资本增强了对他人劳动的贪欲”，对超额利润的渴望使资本家加大对工人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侵占和支配，技术成为资本驾驭工人的工具和权力，工人不仅在形式上从属于技术和资本，还实质性地抽象为资本逐利的机器。

第二，固定分工是技术异化的直接动因。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深刻阐明固定分工与机器应用的内在关联，认为“机器的采用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简化了作坊内部工人的职能，集结了资本，使人进一步被分割”。[3](p.247)技术在资本的裹挟下，以分工协作的方式，将工人牢牢地固定在一个狭窄的领域和流程，分工愈加精细，工人的熟练程度愈高，生产效率愈高，资本增殖的速度也随之提升，“时间就是一切，人不算什么；人至多不过是时间的体现”，[6](p.97)由此，在固定分工的直接推动下，技术异化为资本家分解劳动和高效生产的工具。然而，“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职业的痴呆”，[3](p.249)专门化、简单化和片面化生存成为技术赋予工人的特质，极端分工、机械操作和同质劳动使工人成为资本和技术的双重奴隶。

（三）以人的本质为逻辑归宿审视技术发展的价值旨归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技术批判思想的价值旨归，通过批判资本语境中人的现实生存境遇，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资本逻辑掩盖下人与技术的“效用性”关系和“奴役性”关系，阐明了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内在契合点，明确提出技术要“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7](p.193)指明技术进步的终极指向是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这不仅揭示了人与技术的多元互动关系，还实现了人与技术的有机弥合。

一要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重新审视技术发展的定位与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将技术放置于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辩证审视人与技术的关系本质，在此基础上超越资本逻辑的效用关系，重新考察技术发展的历史进步意义。马克思明确提出：“机器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着必要的物质条件。”[8](p.457)可见，技术进步是人实现自由解放的现实条件和推动力量，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生产基础。技术进步作为一种“革命的力量”，可以延伸人的感官、提高生产效率、改变人的生存方式和发展空间，是人消除奴役、走向自由的“必然的过渡点”。

二要以实践为基点，将技术从资本中剥离出来，发挥技术在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揭示了超越技术异化的现实路径，提出“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5](p.493)可见，消除技术异化的根本途径在于将技术从资本逻辑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即以“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2](p.176)的方式，消除技术的资本印记，使之成为个人解放的现实力量。然而，“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7](p.527)因此，要将解放的意识转化为解放的实践，从现实的劳动实践出发，通过变革现存的生产方式、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实现资本与技术的分离，进而发挥技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方面的价值，实现人与技术的和谐共生。

二、智能化信息传播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多重影响
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一个总体性概念，是由“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2](p.3)构成的一整套观念体系。“它指导个人（和个人所形成的组织）如何解释他们的环境，选择在维持或改变环境方面的目标，以及确定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9](pp.9-10)从这个逻辑上而言，意识形态包括认知解释、价值信仰和目标策略等层面，其中，认知解释层面强调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价值信仰层面强调意识形态的价值性，目标策略层面强调意识形态的实践性，三者相互耦合、影响，共同构成意识形态的内在逻辑结构。马克思指出：“一旦生产力发生了革命——这一革命表现在工艺技术方面——，生产关系也就会发生革命。”[1](p.341)作为一门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智能算法技术的创新突破和深度发展能有效助推互联网信息生产和传播方式的智能化变革，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生产与传播的精度、准度和效度，这给主流意识形态的生产传播带来重大机遇。但同时也要科学研判这一颠覆性技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重大挑战，必须要对其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给予充分关切。

第一，在认知解释层面，智能化信息传播导致认知茧房和圈层固化，弱化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统合。

认知解释是意识形态的认识论基础，回答了意识形态“是什么”的问题。马克思深刻指出，统治阶级总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7](p.552)在这个意义上，统合认知、凝聚共识、强化认同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然而，智能算法技术催生认知茧房和圈层固化，使人们在认知上受兴趣、爱好、社群等影响，不断被圈层化，逐步消解弱化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统合作用。

智能算法推送技术得益于大数据的积累、挖掘和训练，能够通过用户的性别、年龄、区域、偏好等基础信息来构建用户兴趣模型，在用户点击、浏览、停留等网络痕迹中捕捉用户的兴趣爱好，“描绘”出精准的“用户自画像”，为每个用户“量身定制”动态算法模型。认知心理学认为，“我们只听我们选择的东西和愉悦我们的东西的通讯领域”，[10](p.8)人类认知的偏向特性和智能算法技术的个性推荐使用户周围形成一个信息“过滤气泡”，“不感兴趣”的信息逐渐被排斥在外，长此以往，会使个体将自身桎梏于如蚕茧一般的“茧房”之中。“你关心的，才是头条”的信息推荐模式使人们在不自知中从多样化、立体化和高效性的多元信息和权威观点中剥离开来，阻滞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路径，弱化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理解。

在互联网内容的垂直细分领域，“个性兴趣标签”代替“组织标签”，用户被细分成一个个“小圈子”，导致同质集聚的“圈层化”，呈现出供给侧的“圈层分化”、需求侧的“圈层极化”和生态链的“圈层固化”三种样态。第一，供给侧的“超级中介”成为内容“圈层化”分包供给的“超级枢纽”，以满足用户兴趣为单一原则的“技术中性”加剧供给侧的圈层化倾向，导致推送内容失调或极化。第二，需求侧的同质聚集使同质信息和同质观点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发生叠加和共振，一旦有偏颇，便难以突破群体的“茧房”束缚，容易发生“群体极化”的风险，导致“圈层极化”。第三，在算法推送逻辑的引导下，用户的圈层聚集越发明显，且圈层间越发难以逾越，显现出圈层固化的互联网景象。圈层的分化、极化和固化不仅加剧不同圈层之间的刻板印象，使不同的思想和意见不断分化，还会进一步弱化公众的社会认同和民族共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统合造成严峻挑战。

第二，在价值信仰层面，智能化信息传播内蕴资本逻辑和工具理性，遮蔽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信仰。

价值信仰是意识形态的精神内核，“表示一个人对各种政治观以及政府和政治权力作用的思想或信仰结构”，[11](p.242)从根本上排斥计算、权衡和利益。然而，智能算法技术却内在蕴含以资本增殖为价值追求的资本逻辑和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工具理性，不断催生人们的“资本崇拜”和“工具崇拜”，将互联网的“资本逻辑”和“工具理性”逐步推向极致，在释放出巨大“技术红利”的同时遮蔽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消解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信仰，对人类意识形态的发展进程产生重要影响。

智能算法推送技术作为一定社会中人所创造并为人所服务的产品，背后潜藏和渗透着特定社会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导向。算法推送一旦介入互联网内容生产、信息分发和媒介使用过程，其所固有的技术属性将被逐渐淡化，转而成为特定思想和意识的传播载体与外在表达。马克思深刻指出，技术异化的根源在于把技术卷入资本的运转体系中，“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5](p.418)可见，技术并非独立自主的存在，而是内含着资本逻辑，“是一个政治的过程，即社会权力参与其中为实现自身的意图展开斗争的过程”。[12]因此，亟须澄清的前提是互联网内容生产是迎合智能算法推送技术，被流量和点击量“绑架”，只展示读者想看的那部分世界，还是坚持真实、全面、客观、独立，用优质的内容塑造风格，拓展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空间？不可否认，数据服务、广告盈收、付费阅读和会员体系是算法平台的主要盈利模式。在资本和利益的驱动下，过度迎合算法推送成为互联网内容生产的基本趋向，导致娱乐、多元、无厘头、戏谑和狂欢取代主旋律和正能量，成为互联网的生态倾向。智能算法推荐以“投其所好”的原则迎合用户，为增强用户黏性，一味“纵容”“溺爱”用户的多元取向以争夺流量，导致流动多变、纷繁复杂的各类社会思潮和多元文化充斥于网络空间，有的无筋骨、缺道德，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有的媚俗低级、粗制滥造，不仅背离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还蚕食消解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地位，使主流意识形态在精准推荐和价值分流中不知不觉被“遮蔽”，甚至被排除至算法的决策参数和推送机制之外。在资本逻辑和工具理性的作用下，智能算法技术不断挤压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空间，冲击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和表达，极大地削弱和限制了主流意识形态动员社会力量、凝聚文化认同等功能的发挥，导致公众价值取向的偏向性越来越倾斜，并形成恶性循环。

从技术异化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层面看，智能算法技术的深度发展正在实质性地改变着“人”本身，技术的快速迭代使工具理性遮蔽价值理性。正如弗洛姆所言，“人创造了种种新的、更好的方法以征服自然，但他却陷入在这些方法的网罗中，并最终失去了赋予这些方法以意义的人自己。人征服了自然，却成了自己所创造的机器的奴隶”。[13](p.25)拥有“自主意识”的智能算法技术逐渐成为技术社会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意识形态，诱发人们的技术崇拜，导致技术崇拜超越价值信仰，成为人们价值取向的权威力量，不断蚕食消解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信仰，导致人类审美情趣的模糊和价值信仰的迷失，在价值认知和思想行为上受制于技术异化的力量，引发技术异化与人的“本质冲突”。

第三，在目标策略层面，智能化信息传播的精准推送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提供精准载体，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精准度。

目标策略层面是“意识形态的基本理念实现的目标、途径和艺术”，[14]促进意识形态从思想观念向实践活动转变。马克思高度肯定现实实践对意识形态的重要意义：“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7](p.544)可见，意识形态的呈现方式已然超越意识形态本身，内生于社会实践，弥散于生活意识，漂浮并渗透于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其存在形式既隐蔽又多样。智能算法技术既具意识形态功能，又能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提供精准载体，促进主流意识形态的生活化、具像化、大众化，实现价值传播和获取民众认同的双重效果。

当今时代，基于大数据、云计算、5G、超级计算机等先进技术的全面突破，智能算法技术打破了传统媒介的时空界限，能有效研判和抵御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大幅度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精度、准度和效度，表现为内容生产层面的精准预测和内容分发层面的高效送达。一方面，智能算法技术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NLP）和神经网络架构的支撑下，通过聚合全网文本、有效抓取信息、自动计算语义和快速分析用户心理，成为意识形态内容生产者和用户之间的精准载体，并通过巨量搜索数据形成对意识形态的整体判断，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精准性预测，及时防范风险，助推主流意识形态精准传播。另一方面，“个性喂食”式的算法型信息分发方式能有效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供给与用户需求之间的契合度，让二者的精准匹配和无缝对接成为现实。算法分发的优势在于个性定制信息，通过聚集细微数据以精准洞悉用户需求，并在智能降维算法技术（PCA）的支撑下，减少冗余信息的干扰，提升匹配精准度。“算法比你更懂你”的分发方式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深度嵌入、高效分发和精准送达提供技术支持，能有效加强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现实生活的衔接，将主流意识形态“春风化雨”般渗透进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三、智能化传播影响下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优化策略
过去未去，未来已来。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5](p.210)当前，以大数据、超级计算和算法模型为核心的智能算法技术，瞬即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智能化信息文明时代。万物互联，虚实结合，立体交互不断加速技术、人和社会的有机融合，颠覆性地重构网络信息生态，重塑信息运行规则，使信息文明呈现出智能化发展态势。习近平深刻指出：“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15]智能化的存在方式意味着信息文明的智能化转向，意味着“人类可以通过信息中介，通过智能化工具‘役’物，从而实现从‘人为物役’到‘物为人役’的转变”。[16]在这一全新的文明形态下，以主流意识形态为价值导向，以智能算法技术为引擎，以人的信息素养为内核，助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是积极应对智能算法技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加快网络信息文明建设进程的应有之义。

第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观，以主流意识形态为价值导向，牢牢掌握意识形态主导权，引领网络信息文明建设。

马克思明确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7](p.550)意识形态具有明确的阶级属性，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而“技术理性这个概念本身可能是意识形态的。不仅是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17](p.106)在这个意义上，以何种价值标准来评价和引领智能算法技术发展，事实上成了新时代网络信息文明建设的前提要义。为此，习近平强调，要“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1]将主流意识形态的生成和传播内嵌于智能算法技术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框架之中。主流意识形态是智能算法技术发展的根本导向和内在灵魂，是网络信息文明建设的底色和基调，互联网内容生产和网络信息文明建设的价值旨向在于充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作用，保证网络信息文明的正确发展方向。

一是要祛除附着于技术外表的玫瑰色幻象，回归技术本质。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鲜明地指出：“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本身”，[7](p.46)可见，智能算法技术的本质是人的价值，技术发展的旨归在于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因此，要摒弃将技术视为偶像的技术崇拜观，树立以人的发展为价值导向的技术发展观，用主流意识形态引领技术发展，引导技术回归人的本质，尊重人的主体性，实现由技术向人本转化。二是要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对智能算法技术的价值引领力。诚然，智能算法技术实现了信息的高效精准传播，但“算法焦虑”和“流量焦虑”破坏网络内容生态已然成为无法忽视的问题。为此，技术发展需要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为极易产生沉浸感的算法型产品加入干预和提醒机制，将主流意识形态内嵌于算法代码，实现价值导向与技术发展的有机平衡。比如，人民日报新媒体聚合平台“人民号”的诞生，就是一次全新的融媒体尝试，“人民号”以“党媒算法”为运作逻辑，将主流价值观与智能算法技术高度融合，以主流意识形态为核心，通过多平台融合、优质内容盘活、高质创意信息聚合、精准匹配分发的方式，打造兼具主流意识形态和创新鲜活的媒体新生态，引领网络信息文明建设。

第二，抢占智能算法技术发展的制高点，以智能算法技术为引擎，奠定主流意识形态的技术支撑，助力网络信息文明建设。

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认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3](p.222)放眼今日之世界，智能算法技术加快生产力发展，颠覆性地促进生产方式变革，对世界政治和国际秩序的塑造形成新的角力力量，是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抓手和加快网络信息文明建设的重要引擎。

习近平强调：“要主攻关键核心技术，以问题为导向，全面增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建立新一代人工智能关键共性技术体系，在短板上抓紧布局，确保人工智能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19]基于此，要抓紧短板布局，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抢占智能算法技术发展的制高点，掌握智能算法技术发展的主动权，夯实发展基础，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和网络信息文明建设提供技术支撑。一方面要保持意识形态定力，筑牢思想长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强化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重要地位。特别要聚焦智能算法技术在我国社会、文化、政治生活各方面产生的“中国问题”“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掌握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凸显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党性和人民性，使智能算法技术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和建设，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践提供意识形态安全的基底作用。智能算法技术与产业的发展存在巨大的利益空间，因此，要谨防追名逐利的“资本逻辑”和片面强调技术非意识形态化的“技术逻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蚕食，将其框定在服务和支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提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范围之内，确保稳定秩序和安全的“政治逻辑”不受其冲击。另一方面要强化底线意识和防范意识。在算法推送的规则之外要更加强化人工编辑的作用和价值，探索智能算法技术影响下网络舆论和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研究。此外，要充分利用智能算法技术和大数据分析方法，以算法模型、海量数据和运算逻辑为技术引擎，建立更加高效、科学、精准的综合舆情研判和分析体系，尤其是优化研究网民情绪、态度、归因逻辑和行为预测的方法论，强化舆情预判和风险预警水平，提高网络意识形态引导的能力，助力网络信息文明的智能化发展。

第三，以公众信息素养为内核，壮大培育人才队伍，加强智能算法技术普及教育，优化网络信息文明建设。

马克思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为物役”的生存状况，指明要以人的本质回归为逻辑归宿，开创“物为人役”的文明形态，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智能算法技术开创的智能化信息文明时代赋予人以信息化的生存方式，为解放人的创造力，促进人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从这个意义上，个体认知信息、运用信息、把握信息和驾驭信息的能力事实上成为一种潜在的“信息资本”，决定着网络信息文明的推进程度和建设深度，也决定着社会的发展进程和人的解放程度。因此，个体信息素养的培育和信息能力的提升是网络信息文明建设的人文基础和精神内核。

当前，智能算法技术领域显示出与脑科学、基因工程、认知科学等多科学的跨界融合发展趋势。智能社会科学的努力方向便是尊重人的主体性，由技术走向人本。这要求我们重视人工智能科学与人工智能社会科学的协调发展，以个体的信息素养为核心，加强智能算法技术普及教育，培育壮大人才队伍，优化网络信息文明的建设进程。为此，我们要加强智能算法技术研发人才队伍的培养，促进我国科研高校在人才教育和培养的基础作用和龙头企业改革和实践应用的经验传授。一方面要加强战略部署和规划，始终站在人工智能发展的世界前沿，吸收海内外高端人才加盟。另一方面要继续实施顶级专家战略，培养造就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打造人工智能学术和科技高地。同时，要加强智能算法技术的普及教育。恩格斯指出，“教育将使年轻人能够很快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将使他们能够根据社会需要或者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7](p.689)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基础。为此，要加强对公众智能算法技术的认知教育，强化公众的科技素养和媒介素养，引导人们将智能算法技术带来的挑战和忧虑转化为全方位提升自我素质能力的动力，在科技面前提升人类的主体能动性和创造性，使智能算法技术真正服务于人的解放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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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20）06-0024-08

∗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智能算法技术影响下的大学生认知习惯研究”[19VSZ116]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媒体时代青年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挑战与对策研究”[15JZD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王贤卿，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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