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化体系化大众化时代化科学化：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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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化体系化大众化时代化科学化：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贡献∗
杨柠聪

[摘要]恩格斯一生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将马克思的学说主义化，公开树立起了马克思主义这面伟大而鲜明的旗帜；将马克思主义体系化，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指导地位，为世人“了解马克思主义铺平了道路”；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读本，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全世界千百万无产者的学说”，让更多民众懂得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科学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当作毕生研究内容，推进马克思主义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贡献铸就了一座丰碑，为现今发展马克思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指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恩格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重要贡献

恩格斯称马克思为天才，自己顶多是能手；而马克思则“把自己看作是恩格斯的学生”，[1](p.119)总是踏着恩格斯的脚印走。[2](p.410)不可否认，恩格斯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引领、支撑了马克思。正如麦克莱伦所指出的，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成就作出过极大的贡献——不仅是在经济上和感情上的支持，而且还对马克思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发生过巨大的影响”。[1](p.135)作为“现代无产阶级两位伟大导师之一”[3](p.5)及“科学社会主义之父之一”[4](p.190)的恩格斯，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学术界已经从以下三方面展开了相关研究。第一，着眼于某一特定领域，研究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法学、新闻理论、民族理论、宗教理论、“资本二重矛盾论”等的独特贡献；第二，从某一学科出发，系统梳理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理论的杰出贡献；第三，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相互关系，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等出发，探讨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关于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贡献的研究成果丰富，但仍然是值得深入钻研的问题。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背景下，目前少有研究成果从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系统探讨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贡献。在恩格斯诞辰200 周年之际，从主义化、体系化、大众化、时代化、科学化角度出发，回顾、梳理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贡献，对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以及在今天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将马克思的学说主义化，树立马克思主义这面鲜明旗帜
当提到恩格斯将马克思的学说主义化，并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时，有学者会拿马克思的一句话——“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5](p.590)加以反对。这种反对导致一个表面化的结果，那就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流行“马恩对立论”和反恩格斯主义思潮。[1](p.199)

这种看似正确的推断，企图否定恩格斯推动马克思学说主义化的重要贡献。如果将它放在完整的历史背景下，是站不住脚的。“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代表马克思不同意将学说主义化，而是不赞同追随者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将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教条化。[1](p.132)

事实上，很多学者都肯定了恩格斯创建“马克思主义”的壮举。比如，俄罗斯著名学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编委会主席格奥尔基·巴加图里亚教授就表示，他最感兴趣的便是恩格斯在“创立和阐发马克思主义方面所作出的主要的、理论上的贡献”。[1](p.122)“马克思主义”的确是“马克思的第二个我”——恩格斯创立的。[1](p.122)法国马克思学家吕贝尔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的思想方式的独特产物，而是由恩格斯的大脑构想出来的”，“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1](p.110)

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内容都是马克思的思想，而是说恩格斯首先以“马克思”为名，创建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至于马克思主义这一学说，一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的结晶。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指出的，“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的40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是理所当然的”。[6](p.297)

不过，恩格斯将马克思的学说主义化之后，派别划分及宗派斗争变得不可避免。第一国际时期以巴枯宁为首的“反权威派”为了削弱马克思的影响，就特意制造了Marxides、Marxistes、Marxiens 等名词来诽谤马克思的追随者；法国保尔·布鲁斯在与法国社会党的论战中，也用“马克思主义者”攻击了法国社会党人。[1](p.116)这种现象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也存在，恩格斯曾批判了“一种可笑的现象”，那就是那些“自命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都是一个纯粹的宗派”。[7](p.106)恩格斯早期也不愿意使用“马克思派”“马克思主义”这一带有宗派性质的概念，因为担心这会导致工人运动的分裂。[1](pp.116-117)但是在与马克思女婿拉法格的交谈中，恩格斯也明确表示，没有别的称呼可以代表工人运动中的这一集团，如果“另有同样简单的名称，请告诉我们，在适当的场合我们也乐意使用”。[8](p.195)

换个角度来讲，这种斗争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所领导的政党和工人运动来说是必要的。没有斗争就没有发展。与其说恩格斯创造的“马克思主义”，导致了针对“马克思派”的宗派斗争，不如说他通过“马克思主义”树立起了一面旗帜，汇聚了“马克思派”的力量，建立了“马克思派”的阵地。[1](p.117)特别是在1871 年巴黎公社将无产阶级专政付诸实践，以及1873年与无政府主义者的交锋取得胜利后，恩格斯就明确指出：“我们向世界证明，欧洲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是‘马克思派’。”[8](p.226)实际上，也正是恩格斯在工人中公开树立起了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马克思主义本身才有了引领力和凝聚力，才得以推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和以拉萨尔思想为依据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合并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结束了德国工人运动长期分裂的局面。[9](p.11)同时，也正是恩格斯将马克思的学说主义化，马克思主义这面鲜明旗帜才得以在世界共产党的党纲中发挥领导作用，进而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因此，可以说，恩格斯创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也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贡献。

二、将马克思主义体系化，为“了解马克思主义铺平了道路”
如果说将马克思的学说主义化是恩格斯为了树立旗帜而凝聚力量，那么将马克思主义体系化，建立一套完整的理论或者世界观，让世人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同时捍卫马克思主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指导地位，则是恩格斯回应杜林挑战马克思主义的结果。[10]当然，麦克莱伦也指出，恩格斯“将马克思的观点变成一种世界观、一种哲学体系”，或“一个容易被理解的系统学说”，也是为了满足“德国社会民主党队伍迅速壮大”对体系理论的需要。[1](p.136)

众所周知，杜林是德国柏林大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庸俗社会主义理论最典型的代表。他通过著作《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创建了一套包罗万象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10]这套体系使杜林主义在当时受到了极大欢迎，因为它迎合了19世纪德国思想界、学术界乃至工人阶级对理论体系化的兴趣。恩格斯调侃道，“‘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的现象”，“最不起眼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动辄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11](p.8)

杜林主义的理论体系化创作的确在工人、学生中产生了较大影响，甚至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也“席卷了一批积极的党员同志的杜林崇拜”。[12](p.7)杜林崇拜最直接的后果是促使杜林主义逐步替代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另一面理论旗帜。连杜林也自称通过这个体系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混乱的虚无”，使马克思主义“一蹶不振，难以招架”。[13](p.465)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重要理论家，包括伯恩施坦、倍倍尔、考茨基等，刚开始都成为杜林的信徒，以至于变为“社会主义的折衷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运动“完全可以同时容纳下一个马克思和杜林”。[12](pp.3-4)很快，杜林主义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力和领导力。

1875年，杜林主义传播的规模“已经达到危险的程度”，[9](p.269)如果不对此加以回应，党必然会走向分裂，社会主义运动必将走向歧途。“头脑清醒的人也会传染上杜林瘟疫”，如果“用沉默扼杀他，反而会使它获得活力”。[12](p.131)在李卜克内西一再要求下，对杜林主义进行全面反击的“这个任务落在恩格斯身上”。[1](p.184)为了避免不久前才“统一起来的党内造成派别分裂和混乱局面”，恩格斯也认为“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14](p.3)

为反驳杜林，恩格斯也采取了理论体系化做法，尽管起初他并不认同，但这“极大地限制了他们著作的通俗性和系统性，使得既有认知水平较低的工人阶级难以读懂和接受”。[9](p.13)因此，恩格斯不得不将他和马克思“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做出“比较连贯的阐述”，将马克思主义“体系化”。[14](p.7)毕竟如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5](p.544)

1876年，恩格斯最终通过《反杜林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三个重要组成部分“汇成了一个具有统一思想的宏伟整体”，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体系化的成功，消除了杜林主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及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影响，“引导当时党内不甚了解马克思主义伟大思想的人提高了认识，并对后来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13](p.476)考茨基就曾表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为完整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最有效的途径，这是包括《资本论》在内的著作都无法办到的，“如果要我判定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对我的影响，那么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来说，没有别的书能比得上这部著作”。[16]与此同时，考茨基也认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意义也是重大的，因为它给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使其能够“系统地按马克思主义来思考和工作”；也正是从那时起，德国开始“出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派”。[13](p.477)

更为重要的是，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影响所及并不限于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该书不仅在讲德语的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民主党内被广为研读，而且在传统上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张的地区，尤其在法国，也为了解马克思主义铺平了道路”。[17](p.88)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发表10多年以后也高兴地看到，“马克思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6](p.265)而正是这些影响以及“恩格斯最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来加以阐述”[1](p.151)的先进性，体现了恩格斯推动马克思主义体系化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以及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三、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让更多人“懂”得马克思主义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体系化是为了让党员、工人系统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那么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则是恩格斯将马克思主义推向大众，让大众也能够容易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动尝试。[10]

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著作都比较晦涩难懂，这导致许多民众甚至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许多党员都只是“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的一般结论，却没有吃透这些结论的论据和作为它们基础的思想过程”，即使有人了解其论据也是“从第二手甚至第三手的材料中认识”。[12](p.9)加之许多党员和工人要将有限的精力投入到实际运动中去，大多数人没有工夫去深入钻研《资本论》等巨著，“更不必说理论上的进修了”。[12](p.8)因此，在恩格斯没有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前，大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和工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并不高，这也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社会主义运动实践水平。

在与杜林的论战中，恩格斯除了认识到将马克思主义体系化的重要性，还认识到了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杜林能够在一定时期占领话语高地，赢得大众支持，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力求用比马克思的著作易懂得多的语言与形式来叙述社会主义”，[12](p.2)“使科学将来对每个人都是可接近的和可以理解的”，[12](p.108)进而使其核心思想得到大众支持。恩格斯也总结了这一经验教训，明确在《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中表示，要力求把内容“写得通俗些，增补得连贯些”。[12](p.8)但不管怎样，《反杜林论》毕竟是一部40 余万字的大部头著作，普通大众是很难深入理解的。[10]因此，除了党员和少数有觉悟的工人之外，大多数人仍然“懒得读”“那么厚的书”。[18](p.394)

但是，为继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让非专业的普通民众也能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恩格斯同意了拉法格的提议，积极地将《反杜林论》中的三章内容汇集在一起，译成法文发表、出版。很快，法译本《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在法国“获得了意外成功”。[19](p.494)随后，恩格斯又准备将这三章的内容译成德文本出版，看是否也能取得如此好的效果。这种想法得到《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的支持，他们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普遍感到迫切需要出版新的宣传小册子”。[19](p.494)然而，恩格斯并没有直接将其翻译成德文发表，因为“这一著作原来根本不是为了直接在群众中进行宣传而写的”，为了将这部“纯学术性的著作”[19](p.494)改编成一本“人人易懂的宣传性的小册子”，[18](p.343)恩格斯还对《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形式和内容做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在形式上删除了“一切不必要的外来语”，[19](p.495)在内容上更贴近工人生活。另外，为了让大众明白此书讲述的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的过程和基础，恩格斯还将书名改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0]

正如恩格斯“预料”的那样，《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内容对我们的德国工人来说困难是不多的”。[19](p.497)与此同时，该书也受到大众欢迎。据记载，《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第一版出版后的两个月内就“全部售出”，销售完毕之后又新增600 份订单；第二版发售依然迅速，促使1883年连续出版了三版，1884年又出版了第四版，两年共销售了两万册。[20](p.49)并且，《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很快被翻译成“10 种文字流传开”，到1892年，恩格斯感叹“《共产主义宣言》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没有这么多的译本”。[15](p.500)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广泛传播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赢得了民众支持，“保持并部分扩大了自己的地位”，[20](p.41)使马克思主义逐步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在许多优秀的人的“头脑中引起了真正的革命”。[18](p.343)该书也成为人们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的经典文献，被马克思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19](p.493)此外，恩格斯还对《资本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及《自然辩证法》做了通俗化、大众化处理，极大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使其能够被大众所掌握。[1](p.215)最终，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处理，使“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不再是十九世纪一位天才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而成了全世界千百万无产者的学说；千百万无产者已经在运用这个学说同资本主义作斗争”。[21](p.298)

总之，正如麦克莱伦所说，“恩格斯具有才思敏捷的通俗作家的天赋”，这使他非常适合担当马克思主义宣讲者的角色。[1](p.136)而恩格斯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付出的努力，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产生影响作出的重大贡献，可以说是开创性的，值得永远铭记。

四、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5](pp.691、562)也就是说，“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存在方式”，[1](p.134)马克思主义要不断根据时代变化，解答时代之问，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原因有二。第一，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许多结论是根据当时历史条件所得出的，我们不能对其照搬照抄或机械套用。第二，随着时代变化，历史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特征，需要马克思主义对其做出回应。

关于第一种原因，可以从《共产党宣言》序言说起。

在恩格斯与杜林论战的时候，伯恩施坦就指出，《共产党宣言》的一些概括性论断，“已不能满足运动目前所达到的水平的要求了”，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制定新的纲领。[12](p.2)但实际上，早在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就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们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宣言》的一般原理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某些地方可以“作一些修改”，因为“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22](p.5)马克思、恩格斯也根据现实变化和时代发展，作出了“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22](p.6)的判断。

与此相应，恩格斯在1895 年对1848 年革命的预言做了更改。1848 年以后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再像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断言的那样，“通过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来彻底铲除这些弊病的手段已经具备”，[23](p.683)也不像《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那样，资本主义“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22](p.37)相反，恩格斯在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而且资本主义在1848年以后“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6](p.540)正是资本主义发生了较大变化，恩格斯也认为“1848 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6](p.538)因此，利用普选权进行斗争也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另一种策略。

关于第二种原因，我们以恩格斯对俄国公社发展前途的设想，也就是“跨越卡夫丁峡谷”为例。

在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里，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但当他们将目光转向东方俄国的时候，则认为俄国可以利用农村公社公有制作为跳板，不经历资本主义发展苦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22](p.8)

恩格斯先是在1874 年《流亡者文献》第五部分《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探讨了这一问题。他认为只要俄国农村公社“能够保留到条件已经成熟到可以这样做的时候”，就可以使“俄国农民无需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实现这种更高形式的过渡”。[19](p.399)不过前提条件是，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并提供所需要的过渡条件和物质条件。但是到1893年，俄国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那就是俄国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从而也进入了公有制迅速灭亡的时代；俄国“越来越快地转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国，很大一部分农民越来越快地无产阶级化，旧的共产主义公社也越来越快地崩溃”。[6](p.466)

到这一时期，恩格斯对俄国利用农村公社公有制进入社会主义的设想是谨慎的。他并没有完全固守以前的理论，而是根据时代的发展明确强调，“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路，那将会失去历史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6](p.462)同时，他还根据时代变化提出了更严苛的条件：即公社不瓦解，资本主义不发展，俄国国内无产阶级革命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相互呼应、相互支援。[6](pp.466-467)

从上述例子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道理，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变化不断发展的。恩格斯也并没有固执以前的结论、观点，而是根据时代变化不断地将马克思主义完善。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恩格斯晚年对早期的个别内容进行了更正，就否定他在以前对事情发展的判断。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指出的，“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24](p.585)并且“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24](p.382)因此，能够根据时代变化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足以体现恩格斯与时俱进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伟大品格和重大贡献。

五、将马克思主义科学化，推进马克思主义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
苏联科学院院士博·米·凯德洛夫称：“恩格斯是精通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1](p.151)恩格斯不仅精通“马克思主义科学”，而且参与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这是因为，恩格斯的著作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重要来源，正如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所说，“不研读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能全面地阐述马克思主义”。[25](p.94)另外，恩格斯有着将马克思主义科学化的意识，他在批判杜林的时候明确表示要通过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对社会主义“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11](p.30)

恩格斯将马克思主义科学化是从自知到自觉的过程，也是他和马克思的“毕生工作”及“共同事业”。[3](p.1)恩格斯与马克思既互补也存在分工，这种理解有助于我们发现恩格斯推动马克思主义科学化的独特贡献。[1](p.122)

一是哲学方面。恩格斯与马克思共同撰写了《神圣家族》，批判了青年黑格尔和黑格尔本人的唯心思想，完成了向唯物主义的转变。[23](pp.2-3)这种转变为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系统阐述唯物史观，以及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奠定了基础。不过在唯物主义阐释方面，恩格斯与马克思有许多相似之处。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化的突出贡献主要蕴含在晚期的几部著作《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徳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之中。[1](pp.123-125)他在这些著作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并提出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等哲学分析概念；这些概念“与以前的唯物主义相比”，在对“关键的哲学问题的理解上具有开创性，深刻得多”。[1](p.124)这些概念也被恩格斯运用到了几个专门领域，使其更具普遍的科学性。[1](p.124)最重要的是，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卡尔·马克思》《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等著作中总结、明确了推动马克思主义科学化的“两大发现”，使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必然”理论具有了必要的科学根基。历史必然性哲学分析在恩格斯晚期的其他著作中也有所涉及，因为终其一生，恩格斯都是为了给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寻找科学的哲学理论，“为了创建这一历史必然性的理论基础并促进它在实践中的实现，恩格斯贡献了毕生的精力”。[1](p.133)

二是政治经济学方面。在完成向唯物主义世界观和立场的转变之后，恩格斯撰写了第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即被马克思称为批判经济学范畴“天才大纲”[22](p.592)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这部著作评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影响，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19](p.491)其中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消灭私有制。消灭私有制是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着力点，也是共产党人的核心理论。关于这一点可以在《共产党宣言》“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22](p.45)找到依据。随后恩格斯还着手经济社会调查，于1845 年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揭示工人阶级惨遭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根源，说明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反抗斗争与建设新社会的重要任务；[23](p.3)也正是通过这部著作，列宁认为，“恩格斯第一个指出，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正是它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必然会使工人认识到，除了社会主义，他们没有别的出路”。[3](p.8)不过在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恩格斯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交给了马克思，因为同恩格斯的交往已经促使马克思“下决心去研究政治经济学，而马克思的著作使这门科学发生了真正的革命”。[3](p.8)恩格斯在这方面的主要工作转变为分析、阐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发现和贡献，比如撰写《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分册〉》《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民主周报〉作》等介绍剩余价值学说。[19](p.2)当然，后期的《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这方面更显系统性。即使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也仍然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比如根据马克思的遗稿整理《资本论》第2 卷和第3 卷内容等。[1](pp.40-41)当然，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也有独到见解，比如他创立的“脑力劳动无产阶级”等概念为进一步科学分析资本剥削的秘密提供窗口。[26]总之，不可否认，恩格斯早期对私有制的批判以及他后来对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系统介绍、分析，都为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化作出了重要贡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学者和战士创造的”，[3](p.10)尽管“这个领域的主要贡献当然是属于马克思”。[1](p.122)

三是科学社会主义方面。有1847 年以前的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为铺垫，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轮廓和内容。必须指出的是，恩格斯比马克思早近一年在英国接触了工人运动，他在给《莱因报》写第二篇通讯时就总结了工人斗争的经验，并第一次明确提出，工人阶级“意识到了用和平方式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暴力消灭现有的反常关系，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才能改善无产者的物质状况”。[27](p.550)较早对工人运动经验的总结也使他能够成为共产主义同盟纲领草案《共产主义原理》，正式纲领《共产党宣言》的撰稿人，以及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在1848 年革命失败以后的一段时间，恩格斯又撰写了《德国农民战争》《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等著作，根据革命实践继续总结革命经验，提出发挥农民革命积极性，建立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策略。[22](pp.3-4)在撰写《1852 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条件与前景》研究军事思想之后，恩格斯又将目光移向中国、俄国，探索国外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22](p.5)1864 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恩格斯继续和马克思一同指导国际工人运动。在第一国际期间，恩格斯又撰写《论住宅问题》《论权威》等著作，批判了蒲鲁东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深刻论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比如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通过《流亡者文献》批判了布朗基派、巴枯宁派和俄国民粹派的错误观点，分析了欧洲革命前景，阐述了无产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在《给奥·倍倍尔的信》中驳斥了拉萨尔主义，说明政党纲领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通过《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总结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及其两大表现，以及推翻资本主义的中坚力量——无产阶级。[19](pp.2-4)事实上，这里有很多活动都是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进行的，“直到1883 年马克思逝世时为止，他们两人始终过着充满紧张工作的共同的精神生活”。[3](p.9)不过，恩格斯并没有因马克思逝世而放弃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探索，相反，他积极“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去拉第一小提琴”。[5](p.525)正因如此，列宁认为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就成了“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阶级的导师”，[3](p.1)引导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确，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等著作中，恩格斯继续批判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观点，并在《〈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序言中阐述了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区别，声明了自己的共产主义立场。[6](p.3)正如恩格斯自己所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22](p.219)事实上，直到1895年去世之前，恩格斯也始终在研究、推动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因此，“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的名字作为现代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是很正当的”。[28](p.562)

综合来看，恩格斯推动马克思主义科学化，是因为恩格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说明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证明社会主义是历史的选择；通过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剥削劳动的秘密以及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合法性，说明社会主义是人民的选择；通过科学社会主义原理阐明“社会主义不是幻想家的臆造，而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必然结果”，[3](p.1)建立没有阶级剥削压迫且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依靠无产阶级革命并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10]也就是说，恩格斯阐明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合理性、合法性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承担者，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既科学又可行的理论。[10]当然，恩格斯还有很多科学理论，比如党建理论、未来社会理论、落后国家发展理论等，都支持着这些科学结论，也是恩格斯推动马克思主义科学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科学理论指导着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运动，最终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坚持的“打不倒”的、“颠扑不破”的真理。[29](p.382)

综上，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推动马克思学说主义化以及马克思主义体系化大众化时代化科学化的历程、经验，给今天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借鉴。马克思主义一直都是共产党人的鲜明旗帜，坚持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中国共产党举旗定向的重要标志。马克思主义是高深的理论，也是能够被普通大众理解和运用的理论。我们不能要求马克思、恩格斯为解决他们去世之后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也不能单靠引证它们“关于另一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30](p.13)马克思主义不是固定不变的公式，而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完善、丰富的科学体系。如今面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我们仍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既不能将“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31](p.820)也不能把它说得“过火”或者“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所能应用的范围以外去，……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21](p.42)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五大重要贡献铸就了一座丰碑，更重要的是为现今发展马克思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思维方式和重要指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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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rinization,Systematization,Popularization,Modernization,and Scientization:A Brief Analysis of Engels’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Marxism

(Yang Ning-cong)

Engels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m.These contributions include:the doctrinization of Marxism which openly held up the great and distinctive banner of Marxism; the systematization of Marxism which defended the guiding role of Marxism in the 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and pave the way for the world to understand Marxism;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by writing popular readers on Marxism to make the latter the doctrine of millions of proletarians as the wider public come to understand and grasp Marxism;the modernization of Marxism by developing the theory;the scientization of Marxism which makes Marxism an irrefutable truth.Engels’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Marxism have forged a monument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s it provides guidance for us to develop Marxism an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20）05-0041-08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项目“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18VZT004]、中央党校创新工程项目“社会主义制度与发展规律研究”[01012050011056]阶段性成果。

作者：杨柠聪，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博士生，天津市高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联盟特邀研究员。

责任编辑：澄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