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在文化安全中的核心地位及现实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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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在文化安全中的核心地位及现实挑战∗
石文卓

[摘要]文化安全涵盖了一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具体问题，这些问题随着历史环境、时代特征、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和历史任务。价值观作为文化的内核，是决定文化性质和发展方向的最深层要素，也决定了价值观认同是维护文化安全的关键环节。当前，价值观认同面临内部和外部多重现实挑战，对此，我们应坚持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持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推进文化治理法治化进程，在综合考量多重因素的条件下凝聚历史合力，共铸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坚强防线。

[关键词]价值观认同；文化安全；社会主义

一、历史进程中的文化安全问题
文化安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古已有之。无论源自文化系统内部的价值认同问题，还是源自外部异质文化的敌意对抗，都使文化安全成为一种客观的历史的存在。近代以前，文化安全仅是文化发展的一种现象，作为一个国家国力的表征而存在，远未成为一个学术名词。随着全球化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文化安全就以其特有的时代价值和政治意蕴走进人们的研究视野。文化安全涵盖了一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如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传统文化发展问题、外来文化问题等。这些问题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环境、时代特征、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第一，文化安全寓于历史发展的前进性和曲折性之中。纵观世界文化发展史，人类文化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低级到高级，从相对孤立到互动交流的历史发展过程。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难以始终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状态。早已灰飞烟灭的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自不必说，古印度文明也中断过，唯一延续至今的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也遭遇过各种危机和挑战。例如，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废止中医案，虽激发了中医药学的改革创新，但以西医取代中医，禁止将中医纳入近代教育体制的主张，不仅忽视了中国传统医学价值及其传递的精神，也抛弃了中国文化传统，由此引发的文化安全隐患势必会影响文化发展走向。由是观之，文化安全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其产生发展离不开具体的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时代特征。也就是说，文化安全问题的产生和发展，与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密不可分，它是具体的历史环境在思想观念中的映射，是“历史的现实和现实的历史”。[1]人类文化发展的曲折性和前进性表明，文化安全问题存在客观性和历史性。

第二，文化安全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表现。对于中国而言，虽不是近代历史的特殊产物，但文化安全问题却伴随着近代国运沉浮而凸显出来，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在民主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题决定了文化变革的根本任务是清除封建落后文化，建设新文化。但是，对传统文化的错误认知和批判也引发了文化安全问题。主要表现为，或不加分析地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对西方文化全部拿来，这势必会带来民族身份的确证问题；或以全盘复归为目的奉行文化保守主义，这不仅无法正视传统文化的缺陷，更有可能加重文化危机。正是认识到传统文化对于坚守民族特性和传承民族精神的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科学谨慎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隔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pp.533-534)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题和任务发生转变，文化安全的内容也随之改变。在国内，文化安全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是中国文化建设必须始终坚持和凸显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以引领思想文化发展，不断巩固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根基，用社会主义文化影响和教育人民，是最为突出的时代任务。二是肃清非社会主义文化的消极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已经确立，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残余还未彻底清除。它们不仅不会主动退出历史舞台，还会利用一切机会来破坏新生的人民政权。对此，邓小平曾说：“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3](p.335)国际上，鉴于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主要对象。防止和平演变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维护文化安全的重要内容。毛泽东之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告诫全党，正是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反动势力“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4](p.1374)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和共存关系以及双方的力量对比，要求我们时刻警惕资本主义为颠覆社会主义而进行的全方位渗透。“防止国内外敌对势力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不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始终不能放松的一项带有根本性的任务。”[5](p.13)

“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必然会引起许多传统的社会、政治组织的解体，并动摇人们对传统权威的忠诚。”[6](p.37)改革开放启动了我国经济社会变革的引擎，文化安全的历史环境也随之发生改变。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等客观条件的变化使影响文化安全的因素明显增多。

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社会结构不断调整，利益阶层不断分化，多元利益主体的不同价值诉求为多元社会思潮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社会条件。当正确与错误并存、积极与消极交织的思想观念深入社会内部后，传统价值观的生态环境就会变得更加复杂。特别是一些错误、腐朽的价值观蔓延，必然会冲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体地位。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效益为中心的评价标准和激励机制，在凸显物质激励优势的同时也刺激了物质欲望急剧膨胀，衍生出价值追求世俗化的不良倾向。它使人们更注重此岸世界的物质享受，忽略了彼岸世界的精神追求。“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物质力量，也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它不断渗透到人们的精神生活中，不断改变整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和‘思想肖像’。”[7]包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内的整个文化系统都面临来自世俗化的价值解构。思想观念多元化和价值追求世俗化在不同程度上消解着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认同和归属。它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提升遭遇阻力。因此，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坚持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依旧是不能放松的时代任务。

二、文化安全的现实挑战突出表现在价值观层面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稳定器，能否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8](p.106)基于历史发展、自然环境、民族特性等因素影响，不同民族会形成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标准，并由此形成自己独特的价值观。价值观浸润于文化深厚的精神内涵，反映着文化的精神实质，是决定文化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

（一）价值观是文化的内核
价值观是人们认识世界、辨别是非的一种思维方式和取向，[9]对人们的行为动机具有导向作用。在同等条件下，持有相同价值观的主体会因价值取向和判断的同向性而产生亲近感、归属感，进而确认自己的群体身份。基于人的创造活动而生的文化也因此获得了价值目标和发展方向。持有不同价值观的人则会有不同的动机模式，行动及结果也因此而不同。价值观对行为动机的导向作用意味着在具体实践中，主体行为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必然要受价值观的制约和影响。这就决定了价值观在文化系统中的核心地位。“价值观念在一定社会的文化中是起中轴作用的，文化的影响力首先是价值观念的影响力。世界上各种文化之争，本质上是价值观之争，也是人心之争，意识形态之争”。[8](p.105)

（二）维护文化安全的关键在于价值观认同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文化是以某种价值或价值体系为基本内核而辐射出的意义系统。一个民族基于长期共同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会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并为全体成员普遍认可和接受的包括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价值标准和心理倾向等在内的价值系统，构成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世界。在这里，对价值系统的认可和接受就是价值观认同。所谓认同，即认为跟自己有共同之处而感到亲切；承认，认可。[10](p.1102)价值观认同，就是由社会成员在共同生活的基础上基于对客观事物价值判断的共同之处而产生的群体确认和情感认同衍生出来的。它是对一定价值观的共识性、肯定性认识，体现为主体赞成某一观点、认可某一价值。价值观认同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结果。就过程而言，价值观认同是社会成员在对一定价值观或价值体系具备理性认知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心理过程。就结果而言，价值观认同是个体基于情感、对比、判断等一系列心理活动而最终做出的价值选择。价值观认同关系到一个民族的自我认知和自我评价，关系到一个民族如何诠释自身生存与发展的价值意义。“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11](pp.2、133)从这个意义上讲，价值观认同是维护文化安全的关键环节与核心任务。社会成员基于对民族和国家核心价值观的肯定和共识，以及由此形成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构筑起文化安全的内在防线，从而自觉抵制各种非核心、非主流价值观的侵蚀，捍卫文化安全。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主流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髓，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和道德要求。要捍卫中国人民上下求索、历经千辛万苦得来的思想成果和精神家园，就必须不断凝聚价值共识，巩固和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如果没有源自社会内部的自我认知与肯定，文化安全的内在防线就很容易松动。内在防线守不住，即便拥有强大的外在表现，整个文化系统也会不攻自破。因此，在新时代，巩固和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不仅是维护文化安全的核心任务，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要义。“确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使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幸福安康。”[11](p.3)

（三）当前价值观认同面临的现实挑战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以及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我国也成为世界思想文化潮流的集散地。本土与外来，传统与现代，一元与多元……形态各异的文化相互交织缠绕，在绘制出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繁荣景象的同时，也折射出一些安全隐忧。

从内部看，价值观认同的挑战集中表现在三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遭遇多元社会思潮挑战。多元化体现了当代社会的包容力和理解力，特别是在社会利益主体不断分化的条件下，肯定多元成为普遍共识，多元社会思潮也因此获得广阔发展空间。然而不能忽视的是，多元化在满足人们多样需要的同时，也在质疑和消解着“一元”的指导地位。当人们对共同的价值观、理想和文化表现出淡漠、疏离甚至漠不关心、事不关己的态度，就意味着对“一元”的认同在不断降低。当前，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假借多元化名义向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发起挑战，或主张全盘西化，或散播历史虚无主义曲解历史以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或大肆渲染社会热点问题以攻击党和政府等，意图通过消弭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认同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第二，制度不完善消解了人民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各项制度尚不完善，以及落实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偏差，人们的收入、行业等差距不断拉大，社会阶层不断分化。特别是一些弱势群体为市场化改革付出了巨大代价，但却没有共享改革成果。他们因巨大的利益和心理落差而产生的负面情绪，不仅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也使社会主义倡导的公平正义、爱岗敬业等价值观遭到质疑和挑战。第三，市场化改革的逐利倾向削弱了对核心价值观的坚守。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资本和效益在市场经济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成为滋生错误价值观的温床，“动力机制物化的单一性必然对经济乃至整个社会造成危害”。[12]在物质利益的诱惑下，一些人的人生价值不再是对国家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不再是对理想信念的坚守，而代之以对金钱名利的追求，对奢侈生活的向往。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等错误价值观快速滋生和蔓延，冲击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勤俭节约、乐于奉献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见，放任市场的逐利性所带来的精神损失，不仅意味着传统权威被忽略甚至遗忘，更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主导地位面临挑战。

从外部看，价值观认同的挑战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的危险。“西方敌对势力一直把我国发展壮大视为对西方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威胁，一刻也没有停止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13](p.128)冷战结束宣告两极格局解体，然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恰恰相反，资本主义世界在欢庆“意识形态终结”的同时，加紧了对社会主义中国继续进行更加隐蔽而广泛的意识形态渗透。在经济上，他们散播以宣扬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在政治上，他们借助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精神价值，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文化上，他们高举自由、民主、博爱、人权大旗，高喊普世价值……这些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看似不同，实则指向同一目标，即“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14](p.327)最终改旗易帜。这些意识形态或是被“巧妙”融入影视剧、图书等文化产品销往中国；或是借助传统和新兴媒体平台大肆传播；或是通过文化教育交流（输入教师和留学生，设立基金会）等方式直接向民众宣传，“经济全球化陷阱也许还不是经济表象掩盖下的政治陷阱，而是经济掩盖与政治设计共同营造的文化陷阱”。[15](p.45)无所不在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无孔不入的传播方式的助推下涌入中国，给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带来了种种负面影响，这是我国文化安全面临的最突出的外部风险。

三、维护文化安全的实践路径
人类社会历史“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16](p.605)价值观认同问题的产生和发展亦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虽凸显于文化领域，但涉及经济、政治、思想观念、管理方法等多重因素。因此，要获得解决这些问题的“历史结果”，必须坚持以人为中心，综合考量多方面因素，凝聚历史合力。

（一）价值观认同问题的解决最终要落实于人本身
价值观缘起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人们基于特定的自然、历史条件而形成对外部世界的价值判断，并以此作为选择和行动的依据。因此，人是价值观生成的主体，是价值观的创造者。反过来，价值观一经形成也无时无刻不在形塑着人的价值系统，充实着人的精神内涵，发展着人的认知水平，影响着人的实践活动。创造者和拥有者的双重身份决定了人对于价值观的坚守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扮演着第三种角色——价值观的捍卫者。守护文化特性，坚定价值追求，归根结底就是巩固价值认同，维护文化安全。它是人之于价值观的主体性体现，是人对于自身创造能力和价值追求的坚守与保护。人在价值观形成和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了人在价值观建设中的中心地位，只有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建设才能夯实价值观认同的基础。第一，价值观建设要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不能就价值观而论价值观，而应使价值观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融会贯通、相互促进。第二，要推动价值观建设深入人心。只有直抵内心，才能培育起价值观，只有思想共鸣，才能构筑起价值认同。因此，价值观建设一方面要全面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既要以理服人，又要以情感人，以德立人。另一方面也要符合人的认知规律和接受特征，有的放矢。只有心悦诚服地接受价值观，才能提升认同感。第三，要凸显人的主体地位。人作为价值主体，既要在价值发展上充分发挥创造性，在价值践履上发挥自觉性，又要在价值坚守上发挥能动性。价值观认同就是充分发挥人的主体作用的结果。

（二）提升价值观认同的路径
第一，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夯实价值观认同的物质基础。“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17](pp.419-420)在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决定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体现为人民群众作为国家主人掌握生产资料并从事社会生产。基于这一生产活动所产生的价值观同样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然而，鉴于特殊历史条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非公有制经济同样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各自优势决定了双方可以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推动生产力发展。但是不能否认，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各种非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物质根源，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假借改革的名义拓展物质和精神领地，威胁我国经济安全和文化安全。因此，要肃清各种非社会主义因素对价值观认同的影响，就必须立足经济基础，大力发展生产力，巩固和拓展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从经济根基上构筑价值观认同的物质保障。“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经济是长期以来在国家发展历程中形成的，为国家建设、国防安全、人民生活改善作出了突出贡献，是全体人民的宝贵财富。”[14](p.259)“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18](p.46)

第二，完善制度建设，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首先并且从根本上体现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是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的现实要求。因此，要应对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给马克思主义带来的挑战，就必须以科学的、制度化的方式筑牢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持续推动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构建开放、包容、创新的意识形态体系。对此，大致要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命活力的根本原因。理论只有始终保持与实践的密切联系，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才能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解释力和引领力，进而提升认同感和凝聚力。同时，还要构建起能有效解释中国实践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抵制西方话语霸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别有用心”的话语解读。二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依靠人民群众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不仅是文化工作者的责任使命，更是全体人民的事业。只有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精神需要，才能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更好地凝聚价值共识。三是把握好新媒体时代文化工作新特点。要依据新媒体的特点把握好文化工作的“变”与“不变”，创新马克思主义传播方式，处理好一元与多元、坚守底色与包容开放之间的关系，提升文化工作的时、效、度。

第三，持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价值认同。认同是影响文化安全的核心变量。无论是来自外部的意识形态渗透，还是源于内部的多元价值解构，文化安全最终都可以归结为认同危机。而要消除这一隐患，巩固文化安全，“破”与“立”的工作至关重要。一方面，要对各种错误思潮进行彻底批判。在学理上，深入批判其理论依据和谬误要害以认清其本质，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思想认识。在政治上，彻底揭露隐藏在各种错误思潮背后的政治意图，引导人们自觉抵制其思想侵蚀。对此，习近平再三强调：“要加强对各种社会思潮的辨析和引导，不当旁观者，敢于发声亮剑，善于解疑释惑。”[14](p.327)只有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批判各种错误思潮，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正本清源，才能凝聚起价值共识，提升价值认同。另一方面，要持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取人民群众在价值认同上的最大公约数。对此，可以在实践中推动以下三方面工作。

一是要阐释好核心价值观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价值基础和精神追求，深刻展现其与国家制度和社会发展的内在契合。二是要充分利用历史、文化、网络等条件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宣传教育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主要途径，应通过课堂教育、舆论宣传、榜样示范、文化熏陶、志愿服务等多重途径向人民群众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义精髓，使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不流于表面形式和口号标语，真正上升到理性认识，进而提升价值观认同。三是着眼于实践。价值观认同的最终检验途径是人的实践。只有将内化于心的价值认知外化为实际行动，价值观认同才获得确立的基点。因此，要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养成，“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要注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使每个人都能感知它、领悟它，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实际行动”。[8](p.118)

第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营造提升价值观认同的良好文化环境。生活在具体现实的文化环境中，人的实践活动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文化环境，反过来，文化环境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价值认知和价值选择。孔子曾提醒人们要择美居、交益友；荀子也倡导择乡就士，都意在表明环境与人的互动关系。积极健康的环境能给人以正面引导。反之，消极恶劣的环境不但会影响社会发展，还会腐蚀人的思想，消解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价值观认同不仅需要宣传教育来营造学习氛围，还需要营造良好文化环境，通过润物无声的环境氛围来塑造和影响人们的价值观，进而提升价值认同。一方面，要着力于文化供给，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弘扬主旋律、凝聚正能量、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文化精品，引领主流价值，优化文化环境。另一方面，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与外部文化环境相吻合，以使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性认识和实际感受相对接。只有当人们接受的教育和日常生活中的切身体会相一致，才能增强核心价值观的说服力和感召力，从而提升认同感。因此，环境建设必须与价值观宣传教育步调一致，充分发挥环境的育人功能。

第五，推进文化治理法治化进程。法治是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重要环节和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有效手段，也是凝聚价值共识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据改革要求已建立起以文化发展为主线的包括《文物保护法》《著作权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在内的，和以国家安全为主线的包括《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等在内的法律法规体系。复杂多变的文化安全形势要求我们及时依据文化实践的推进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满足文化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一是要坚持国家总体安全观，以国家安全为准绳，以意识形态安全为核心，以文化产业、文化市场管理、公共文化服务和公民基本文化权益为重点，完善文化治理法律体系。二是要持续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实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以德治涵养法治，在自律和他律的共同作用中提升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三是要严格执法，严惩损害国家文化利益、破坏国家形象、散播虚假信息、恶意煽动舆论等违法行为，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总之，文化安全是历史的、动态的。维护文化安全不是提倡文化保守主义，而是体现了对人类文明发展前途命运的关切。维护我国文化安全必须正确认识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环境与核心任务，着力于提升以价值观认同为核心的文化认同，在综合考量多重因素的条件下凝聚历史合力，共铸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坚强防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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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Values for Cultural Security:Core Status and Current Challenges

(Shi Wen-zhuo)

Values,as the kernel of culture,are the deepest elements which define the nature and direction of culture.They also determine that value identification is key in maintaining cultural security.At present,value identification faces multiple challenges,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and we should persist in consolidating the main position of the POE,upholding the fundamental system of adhering to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Marxism in the field of ideology,continually cultivate and practice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develop the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d promote the legislation of cultural governance.Under the conditions of comprehensively weighing multiple factors,we should pool historical forces and forge a strong defense line to safeguard China’s cultural security.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20）05-0016-06

∗本文系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2017年度“阳光计划”项目“新媒体时代高校文化安全体系建设研究”[17YG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石文卓，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图 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