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中医创新性发展的贡献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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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中医创新性发展的贡献浅析∗
盛海英 王盛

[摘要]毛泽东客观评价了中医地位与作用，认为中医事关民生问题与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是中华民族能够繁衍生息的重要原因之一；推动开展了西医学习中医运动，建立中医教研机构及出版中医书籍，并纠正了卫生部门歧视与限制中医的错误；指明了中医创新性发展的道路，使“团结中西医”成为国家卫生工作的重要方针，主张中医与西医应有机结合，不要以西医来代替中医，要以西方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传统医学的规律，以便发展中国的新医学。实践证明：中医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获得了世卫组织的认同，也提高了海外受众的认知度。

[关键词]毛泽东；中医；创新；发展

毛泽东并非中医理论家与实践家，但他对中医创新性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却超越了很多中医理论家与实践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是中国传统中医给予人类的一份珍贵礼物，更是中医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屠呦呦在诺贝尔颁奖典礼现场的讲话中强调自己非常感谢中国的一位伟人毛泽东，他十分重视包括中医在内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

中医常常被称为“国医”。几千年来，中医不仅守护中华民族的生命健康，更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自近代以来，传统中医却陷入发展困境。毛泽东始终主张创新性地发展中医，他对中医地位与作用的客观评价、推动中医创新性发展的举措、指明中医创新性发展的道路等，为中医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曾多次谈论乃至批示、指示中医药问题，“为了做好一项工作，毛泽东主席很少发出如此多的指示，也很少有过如此严厉的批评，甚至撤掉卫生部门主要领导者职务，这也突出说明在卫生部门围绕中医工作有着多么大的思想阻力。同时，也说明中医工作的继承—发扬—创新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是多么来之不易”。[1](pp.403-404)

一、客观评价中医地位与作用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中医中“治未病”的预防思想；“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大医精诚”“医乃仁术”“调和致中”的治疗理论与实践；针灸、按摩、推拿、拔罐、刮痧、贴敷等方法，都具有独特的优势，其中针灸更是中医的精华。传统中医理论吸纳了中国古代哲学中阴阳、五行、元气等概念，也吸纳了天文、历法、气象学中的五运、六气、子午流注等概念以及古代科学、伦理、宗教等方面的知识。然而，“传统中医的阴阳、五行、气、经脉、脏腑等理论在汉代以前基本定型，后世医家虽然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但是均未对这些形成已久的基本理论产生根本性的超越，而只是在固有理论上进行发挥”。[2](p.314)传统中医由于缺乏近代自然科学的支撑，而被诋毁为“落后医”或“封建医”。面对凝结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智慧的传统中医，毛泽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认为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医的经验是极其丰富的，是一个伟大宝库。1958年10月11日，他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3](p.462)也就是说，既要批判性继承，对中医的科学及合理成分加以肯定；又要创新性发展，对中医不科学因素加以摒弃，使其跟上时代的新进步与新发展。批判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既对立又统一，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批判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也是毛泽东对待包括传统中医在内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科学态度。

中医事关民生问题与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新中国成立前后，由于西医就医费用较高，广大农民和一部分城市居民不可能接受西医来诊治疾病。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有效、便捷、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是保障与改善民生的重大任务。而中医对一些危害人民健康的慢性病、疑难杂症、流行病、传染病等都有显著疗效，尤其是中医药“治未病”以及“简、便、验、廉”的特色，可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1954年4月21日，毛泽东指出：“对待中医的问题，实际上是关系四万万七千农民及一部分城市居民的疾病医疗问题。”[4](p.236)近代以来，中医命运多舛，被诋毁为“封建医”或“落后医”的根源在于，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部分国人缺失自信心，崇洋媚外、否定一切传统的弱国心态使得包括中医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地位不断下降。毛泽东高屋建瓴地客观评价中医的地位，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他认为，中医不仅医治人的病痛，更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应该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高度，这事关中华民族的自信心。1954年7月9日，毛泽东在对中医工作的指示中进一步指出：“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4](p.258)“看不起中国的东西，不尊重民族文化遗产，这是极端卑鄙恶劣的资产阶级的心理在作怪。如果西医没有宗派作风的话，对中医能治好病的效能，可以用科学方法把它整理起来”。[4](pp.258-259)

中医是中华民族能够繁衍生息的重要原因之一。近代以来，由于缺乏对中医地位的客观评价，其作用也往往被贬低甚至被否定。中医是否有用，应该如何评价中医的作用，是近代以来一直困扰国人的一个问题。毛泽东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客观而理性的思考，对中医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1954年，他指出：“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民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5](p.340)同年7月9日，他在对中医工作的指示中指出：“我们中国的医学，历史是最久的，有丰富的内容，当然也有糟粕。在医学上，我们是有条件创造自己的新医学的。中国人口能达到六亿，这里面中医就有一部分功劳嘛。”[4](p.258)毛泽东不仅在理论层面充分认识到了中医的作用，而且也自愿接受中医的治疗。比如，在延安，毛泽东曾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在接受了著名中医李鼎铭的治疗后很快痊愈。

中医对世界也作出了巨大贡献。古代中医对周边国家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医传入日本后产生了“汉方医学”，又称“东洋医学”；传入韩国后则发展为“汉医学”，今天被称为“韩医学”；传入越南后则产生了“东医”，因为中国在越南之北，中药又被称为“北药”；人参、当归、茯苓、麻黄等中药传入印度后被称为“神州上药”。此外，中医还对东南亚各国及阿拉伯地区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中国古代的草本学、脉学以及炼丹术在隋唐时期就已传入阿拉伯地区，尤其是炼丹术，经阿拉伯地区而传入西方，对这些地区的制药化学产生了影响。1953年12月上旬，毛泽东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汇报工作时指出：“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4](p.205)

毛泽东在对中医地位与作用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也认识到了传统中医存在的缺陷：“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是一大笔遗产，必须批判地接受，把其积极的一面吸收过来加以发挥，使它科学化；另一面，对不合理的要研究、分析批判。”[4](p.205)对中医地位与作用的客观评价，是毛泽东关于中医创新性发展思想的核心内容。毛泽东不仅客观评价了中医的地位与作用，而且在实践层面积极促进了中医的创新性发展。

二、提出中医创新性发展举措
毛泽东认为：“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飞跃。”[6](p.292)他对中医的认识源于实践，关于中医的理性认识推动了传统中医的创新性发展。1954年7月9日，毛泽东指出：“中医要进大医院，中医要进医科大学，中医还要出国。中药要发展，要建立研究机构，要出版中医中药书籍。西医要跟中医学习，具备两套本领，以便中西医结合，有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这些工作一定要制定出具体措施。”[4](p.259)

（一）开展西医学习中医运动
西医最初传入中国时并不为国人所接受，甚至被称为“剖腹挖肝”的“巫术”。但短短几十年之后，西医却占据了绝对优势：一批西医医院相继建立；一批西医院校渐成规模；西医的疗效也逐渐被接受。与西医居于绝对优势相反，中医大有渐被淘汰之势。事实上，体现中西方文化精髓的中西医学各具特色。“西医最得西方古典科学重具体、讲实证的精神，中医最得中国传统文化重整体、讲联系的神韵，如果在各种学科中，举出最能体现中西文化特征的一种，我以为医学最为合适。”[7](p.710)毛泽东基本的文化观点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对中国古代所创造的灿烂文化应充分吸纳，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使其成为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源泉；对于外国的进步文化也应大量吸收，但不能“全盘西化”。毛泽东认为中西医尽管各具特色，但共同目标是治愈疾病，减轻病痛，因此，毛泽东主张“中西医结合”，而“中西医结合”的关键不是“中医学西医”而是“西医学中医”。

1954年，毛泽东提出要抽调100到200名医学院校的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去学习中医的临床经验。卫生部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于1955年底到1956年初，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成都、武汉等地相继组织了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系统学习中医理论与中医治疗经验。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给杨尚昆的信中指出：“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到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两千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3](p.462)“据1959年3月统计，全国先后举办了31个离职的西医学中医班，学员有2000余人，皆为大学毕业后有二、三年以上临床经验的西医师。”[8](p.310)在学习中，这些医务工作者领悟了中医不仅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而且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开展西医学习中医运动，许多医务工作者基本上能够运用中西两套医疗技术进行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

（二）建立中医教研机构及出版中医书籍
毛泽东认为，中医药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对广大人民群众有很大贡献，应建立中医研究机构。根据毛泽东要建立中医研究机构的指示，1954年10月26日，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向党中央提交了《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提出了成立中医研究院、吸收中医参加大医院工作等措施。1955年12月，经国家批准，中医研究院在北京成立（1985年改称中国中医研究院，2005年改称中国中医科学院）。之后，绝大部分省市相继建立了中医研究机构。中医研究机构培养了一批杰出的优秀人才。屠呦呦在获得诺贝尔奖发表时感言称，假如没有成立中医研究院，自己就不会研究出青蒿素，更谈不上获得诺贝尔奖。

西医传入中国后，西医教育已经渐成规模。西医院校采用分学科、分课程、按班级、使用统一的教材进行课堂教学，统一规定学制为3—4年。西医培养人才的方式方法给传统中医带来了巨大冲击。传统中医采用的往往是“师父带徒弟”的封闭式授受方式，教育不够正规，也不够系统，培养的中医人才数量有限，培养速度也相对较慢，各个师门往往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为改变这种现状，落实毛泽东中医要进医科大学的指示，1956年国家决定在北京、上海、南京、成都、广州等地建立中医院校，有的西医院校还建有中医系，中医教育终于被纳入国家高等医学教育行列，长期以来单打独斗的状况逐步改变。

毛泽东认为，应组织有学问的中医专家，整理中医书籍，有计划有重点地将一些古医书译成现代文医学书籍，并应根据中医专家自己的经验，编出系统的中医书籍。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1955年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成立中医教材编辑委员会，共出版中医教材9种：《中医内科学讲义》《中医诊断学讲义》《中国医学史讲义》《中医方剂学讲义》《中药学讲义》《医古文讲义》《针灸学讲义》《中医儿科学讲义》《中医妇科学讲义》。1963年，又出版《中国药典》（一部中药）。

（三）纠正卫生部门限制中医发展的错误
1951年5月1日，卫生部颁布了《中医师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1952年10月4日，又颁布了《中医师考试暂行办法》，致使大多数中医不能合法执业。国家公费医疗制度中不能报销中医药费用的规定，更使中医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同年12月，卫生部颁发了《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规定》，然而，组织中医进修的目的不是发展中医，而是为了以西医来逐步代替传统中医。而在当时中央卫生部直接领导的中医师资格审查的考试中，考试内容并非以中医的内容为主，而是以西医内容为主，致使绝大多数中医师被淘汰，有的地区不合格者居然高达90%以上。

在看到时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卫生部政治部主任白学光所写的《关于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卫生部领导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后，1953年4月3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习仲勋、胡乔木、彭德怀、黄克诚、贺诚。信中说：“因为白学光的揭露，使我想到政府卫生部的领导工作是否和军委卫生部的领导工作有多大差别。我怀疑政府卫生部的工作可能和军委卫生部的领导工作同样是一塌糊涂……请习、乔参考白学光的报告，严肃检查一次政府卫生部的工作。”[4](pp.75-76)发现卫生部门存在歧视与限制中医的错误后，毛泽东指出，若干年来，中医不仅没有被发扬光大，反而受到轻视与排斥，这是错误的，这个错误一定要纠正。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1954年2月25日，《第三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决议》指出：“我们对中医常常片面强调他们的缺点，没有看到中医是我国宝贵民族文化遗产之一，在广大人民中有很大作用，因而产生轻视和歧视的现象。”[9]决议强调，必须采取措施加强中医工作。同年10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向中央递交了《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报告指出，卫生部的中医工作虽然有一些成绩，但却没有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政策，该报告提出了很多具体措施来改进中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11月23日，中央批准了该报告。毛泽东认为对中医要进行整理，但这项工作是很难做的。首先是因为卫生部行政领导不支持。1955年4月，毛泽东指出：“卫生部行政领导上不支持，去年七月以后可能好一些，但还没有具体行动。我是支持的，我可以当卫生部长，也可以把这项工作做起来。不要以为我不懂医就不能做，这不是懂不懂医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4](pp.364-365)1956年11月27日，卫生部颁布了《关于废除中医师暂行条例的通令》，12月13日宣布废除《中医师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医师、中医师、牙医师、药师考试暂行办法》。自此，对中医的许多限制被取消。许多大医院开始设置中医门诊，吸纳中医师参加工作，而且明确规定接受中医诊治同样可以享受公费医疗。

通过这些具体措施的贯彻落实，中医的社会地位逐步提高，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医科研机构及中医院校不断发展壮大，人才队伍不断扩大，近代以来中医陷入发展困境的局面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变。

三、指明中医创新性发展道路
近代西医东渐给传统中医带来了巨大冲击。西医成了“新医”，似乎代表了世界医学发展的方向；而中医则成了“旧医”，成了落后的代名词，似乎只能被淘汰。20世纪前50年，海外留学回国的西医一直掌握着卫生行政大权，人数多于西医数十倍的中医则处于“在野无权”的地位。1929年2月，国民政府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上更是通过了《废止中医案》。尽管迫于中医药界的巨大压力，后来国民政府被迫取消了《废止中医案》，但是中医却受到了重创。新中国成立前，全国几乎没有公立的中医院校，也没有国家投资的中药厂，中药厂、中药店大量倒闭，更谈不上开展中医的学术研究，中医越来越被边缘化。

（一）中医创新性发展道路的初步探索
近代以来，中西医关系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妥善处理。1928年1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生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6](p.65)这对解决艰苦战争环境下伤病员的医治问题，以及反对敌人的封锁都起了重要作用。延安时期，毛泽东发展了“用中西两法治疗”的主张，提出了“中西医合作”的思想。1944年10月30日，毛泽东作了《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讲演，其中指出：“陕甘宁边区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许多人民还相信巫神。在这种情形之下，仅仅依靠新医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新医当然比旧医高明，但是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10](p.1012)根据毛泽东中西医合作的思想，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了如下提案：“提高中医地位以开展国医工作以济病民案”“加强国医研究开发边区土产药材克服战时医药困难案”“发展国医加强卫生案”“切实执行优待国医条例案”“成立国医学校案”等。在毛泽东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相继成立了中医研究会、中西医协会、中医保健社等。

（二）中医创新性发展道路的确立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在毛泽东关怀下，重视西医、轻视中医的局面逐渐得到扭转，“团结中西医”成为国家卫生工作的重要方针。中医获得了与西医同等重要的地位，中医逐步走向繁荣，获得越来越多的了解与认可。

1950年8月，卫生部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会议期间，关于废止中医还是发展中医问题，争论相当激烈，甚至一度使会议难以继续。会议领导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强调了中西医团结合作的重要性，并为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11](p.493)会议据此制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原则。1952年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进一步落实了毛泽东团结中西医的思想。从此，毛泽东“团结中西医”的思想便转化为指导国家卫生工作的重要方针。1953年12月上旬，毛泽东强调：“中西医要团结，互相看不起是不好的，一定要打破宗派主义。中医学习一点西医是好的。”[4](p.206)1954年7月9日，毛泽东指出：“团结中西医是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一。中西医团结问题没有做好，原因是西医存在很大问题，主要是西医有宗派作风。西医传到中国来以后，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把中医忽视了。必须把中医重视起来。”[4](p.258)毛泽东主张，中医与西医应有机结合，不要以西医来代替中医，要以西方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传统医学的规律，用西方近代的科学知识与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旧有的中医，以便发展中国的新医学。

中医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高度重视中医发展。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对中医创新性发展问题进行了认真思考，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结论。他关于中医创新性发展的思想与实践使中医的发展既有了坚实基础，又有了明确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中医发展。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12](p.48)2019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对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的地位与作用给予了更高评价。“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对于坚持中西医并重、打造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卫生健康发展模式，发挥中医药原创优势、推动我国生命科学实现创新突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促进文明互鉴和民心相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13]实践证明：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的疫情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因此，中医获得了世卫组织的认同，也提高了海外受众的认知度。

[参考文献]

[1]李经纬.中医史[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7.

[2]董少新.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5]卢志丹.毛泽东品国学[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

[6]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8]何兆熊.中国医德史[M].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88.

[9]第三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决议[J].新中医药.1954，(8).

[10]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12]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9-10-27.

On Mao Ze-dong’s Contribution to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Value Assessment and Contemporary Revelation

(Sheng Hai-ying and Wang Sheng)

He objectively evaluated the status and role of TCM by arguing that it has a bearing on people’s livelihood and the self-confide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or in other word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why the Chinese nation is able to prosper and thrive;he promoted the movement of learning TCM in Western medicine circles by establishing institutions for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Chinese medicine and publishing books on Chinese medicine，and corrected the mistakes of the health sector in discriminating against and restricting Chinese medicine;Mao pointed out the way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CM by making“uniting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an important guideline for national health work.He advocated that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should be organically integrated instead of replacing TCM with Western medicine，and that the laws of TCM should be studied by modern Western science in order to develop new medicine in China.Practice has shown that TCM has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fight against the COVID-19 epidemic，which has been recognized by WHO and raised the awareness of overseas audience.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20）04-0101-06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理念的新发展研究”[18BKS130]；辽宁省社科基金重大专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经验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盛海英，大连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王盛，吉林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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