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探索

奥鹏网院作业

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探索∗
朱鹏华 王天义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探索始于毛泽东。“解放、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走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党对经济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统筹兼顾地发展经济”“立足自力更生、积极‘向国外学习’”等都源于毛泽东的理论探索，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坚持灵活运用唯物辩证法、立足现实和实践探寻经济规律、用发展的观点来解决现实矛盾和把握经济规律等，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毛泽东理论探索的本质是探寻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方向和实现快速发展的规律。总体来看，毛泽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明确了学理依循和理论“初心”，奠定了理论基础，确立了方法论原则。

[关键词]毛泽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新中国在成立之初面临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党和政府在缺少经济工作经验的情况下，学习苏联就成为必然选择。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开启后，毛泽东就开始思考和探寻“社会主义经济法则”，并将经济工作的目标确定为“发展生产，保障需要”。[1](p.289)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照搬“苏联模式”的弊病开始显露，因而，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就成为一项紧迫的历史性课题，摆在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毛泽东于1956年4月和1957年2月分别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成果，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端和酝酿。[2]同时，毛泽东多次提倡，领导干部要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3](p.510)他本人亲自带头研读，并进行了批注和评论，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论断。在探索过程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并阐述了研究起点和主要困难。[4](pp.137-138)邓小平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5](p.300)习近平也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独创性的观点，如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提出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重要观点。这些都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6](p.2)由此可见，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探索始于毛泽东。客观、科学、系统地阐述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探索，对构建和发展这一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有学者提出并探讨毛泽东经济思想，并将其列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7]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研究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其中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和实践成为热点论题。[8]特别是习近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以来，毛泽东经济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问题逐渐受到学界关注，涌现出了一些研究成果。比如，张宇、[9]顾海良、[10]王立胜、[11]周新城、[12]张明[13]等学者认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写下了序篇、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综合来看，学术界对毛泽东经济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系的研究呈现以下两个特点：一是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探索在学界尚未形成共识。虽然有学者已提出毛泽东经济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系的命题，但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启于改革开放后的思维定式，并未明确毛泽东的理论探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二是学界对毛泽东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索的论证尚不具体。虽然也有学者提出并阐述了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及启示，但仍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逻辑，并未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阐明毛泽东的理论探索所形成的具体贡献，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构建和发展的现实意义。

从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蕴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站在新中国成立70余年的历史方位上，本文试图通过回溯改革开放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酝酿过程，从重要观点和方法论两个层面，系统阐述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探索。

一、毛泽东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观点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出发，在深入研究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探索，并提出、发展了许多重要观点。这些理论成果为构建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留下了珍贵的理论遗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根本立场是人民主体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体。人民主体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因”，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这一立场的确立始于毛泽东。人民群众是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的统一，这是贯穿于毛泽东理论探索的思想“红线”。在实践主体方面，毛泽东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4](p.1031)他特别认同列宁的观点，即“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15](p.53)因此，依靠群众、解放群众、发动群众，通过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成为毛泽东的主要思路。

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群众要真正成为国家、军队、企业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管理者，这是劳动者最大和最根本的权利。毛泽东对“如何将企业建设成为真正的人民企业”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比如，1960年3月，毛泽东针对中共鞍山市委向党中央提交的《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专门做了批示，高度评价了鞍钢“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经验，为社会主义企业保证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提供了可行路径。[4](pp.129、135)在价值主体层面，毛泽东提出“一切为了群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强调“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14](p.1096)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多次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6](pp.284-285)发展生产要“一切为了人民利益”，[4](p.70)以“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4](p.1096)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既要符合人民群众的客观利益，又要得到人民群众的主观拥护，价值主体是客观和主观标准的有机统一。总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毛泽东所确立的人民主体论是“依靠人民群众”和“为了人民群众”的有机互动，是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的辩证统一，这构成了人民主体论价值观的科学形态。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都是人民主体论的延伸和发展。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强调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必须牢牢坚持的根本立场，更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6](p.4)

（二）理论主线是解放、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19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第六次）会议上讲话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的过程就是解放生产力的过程，同时为发展生产力创造条件。[16](p.1)同年4月，他在《论十大关系》的开篇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16](p.23)这也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本方针。同年9月，党的八大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从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的工业国转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同时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17](p.301)1957年2月，毛泽东又强调：“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16](p.218)1958年11月，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时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4](pp.108-109)可见，毛泽东已经形成“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也是解放、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的思想。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改革本身就是一场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并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纳入社会主义的本质构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18]目前，从“基本方针”出发，通过解放、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来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已成为中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快速发展的基本路径，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线。

（三）立论基础是社会主义发展阶段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1954年6月，他提出“两步走”战略，即要用三个五年计划打基础，十个五年计划将中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p.329)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开始思考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时间问题，并认为这需要经历一个生产力快速发展的过程。1958年“大跃进”时期，盲目乐观主义和过度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致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受巨大挫折。1959年2月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完成“农业机械化、电器化、国家工业化等等还是第一阶段，以后还要有第二、第三个提高的阶段，才能完成建成社会主义”。[19](p.61)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同时，他还告诫全党“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4](pp.116、302)可见，经过理论探索和实践挫折，毛泽东已清醒意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奋斗过程。毛泽东还十分肯定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关于各社会主义国家要根据自身国情和国际环境来选择合适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观点，[20](p.329)并强调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要“普遍规律和具体特点相结合”。中国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国情，已成为毛泽东思考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的立足点，这为提出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走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等奠定了立论基础。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探索为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三步走”发展战略奠定了思想基础。在“三步走”战略的基础上，党的十五大提出“新三步走”战略，党的十八大明确“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提出“两个阶段”战略。虽然我国正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但当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没有变，这是基本发展定位，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论基础。

（四）理论主导是走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指出：“中国民族和人民要彻底解放，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1](p.223)工业化是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主导性问题。这期间经历了学习苏联模式，到走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的转变。1956年，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完成之时，毛泽东就提出不能机械搬用外国经验，而要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的实际出发，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走出一条适合国情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16](pp.24-25、240-241)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引下，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取得了很大成就，许多指标超额完成，人民生活水平也大幅提升。其中，工业增加值由1952年141.1亿元，增加到1957年316.6亿元；居民消费水平由1952年80元，增加到1957年108元。对于如何“多块好省”的实现工业化，毛泽东特别重视“向科学进军”，强调“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4](pp.116、351)新中国成立20多年后，建成了门类相对齐全的工业体系，工业增加值占比由1952年20.8%，增加至1976年45%；①相关数据来源参见“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库”，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重大科技成就，建立起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和独立国防工业体系，为国家的独立、尊严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毛泽东还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宏伟目标，[4](p.116)将工业化发展为“四个现代化”。他围绕“走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所提出的系列重要观点，为改革开放后科教兴国战略、新型工业化道路、科学发展观、“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提出开拓了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导。

（五）理论主题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有人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不需要价值规律，应该消灭商品生产。针对这种错误思想，毛泽东指出：“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客观规律的。”[21](p.18)中国的物质生产非常落后，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将长期共存（不是单一的所有制），因此“很需要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只有当生产力极大发展，社会产品大为丰富了，“才有可能使商品经济不必要而消失”。[21](p.31)毛泽东十分赞成斯大林关于“商品生产可以在一定时期内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的观点，[21](p.25)还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原则，即“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21](p.26)他还指出只要存在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就是客观经济法则，并强调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21](p.36)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范围方面，毛泽东并不认同斯大林的仅限于个人消费领域“特种的商品生产”的观点，他认为“例如拖拉机等生产资料”也属于商品。[21](p.34)他还明确提出商品经济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工具或方式，它的存在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直接相关。“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21](p.33)此外，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毛泽东还专门就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重要作用。[16](pp.434-441)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毛泽东第一次科学区分并阐述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22]虽然这一观点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有一定距离，但他的理论探索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商品经济开了先河，对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题的开启奠定了基础。

（六）理论基点是统筹兼顾地发展经济
毛泽东多次强调，统筹兼顾、“弹钢琴”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十分重要的思想和方法，从微观到宏观各个领域都需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4](p.73)马克思曾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3](p.187)毛泽东认为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仅要考虑国家利益，更要考虑集体和个人利益。他在《论十大关系》中系统阐述了统筹兼顾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并指出“不能只顾一头”。其中，特别强调要处理好给个人分配的利益关系。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人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对于农民问题，要吸取苏联“义务交售制”的教训，工农业产品交换要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此外，他还阐述了要协调处理好积累和消费，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等方面的关系。

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毛泽东专门论述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问题，强调要统筹兼顾分配经济发展利益，这是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各种问题的出发点。[16](pp.28-31、227-228)在强调经济发展物质利益“刺激”以及合理分配的同时，他还特别强调“精神鼓励”的作用。[21](p.277)毛泽东对“统筹兼顾地发展经济”的探索还体现在对发展的系统性思考上，经济发展不仅是生产发展，还包括积累、就业、消费和市场等方面的发展，在搞好经济建设的同时，要兼顾处理好其他社会主义事业发展。[24](p.529)改革开放后，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到以统筹兼顾为根本方法的科学发展观，再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中国的经济发展观不断丰富和创新发展。其中，“统筹兼顾”贯穿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整个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点。

（七）理论核心是区域经济均衡布局
毛泽东曾指出，“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并将该问题列为社会主义建设四个基本问题之首。[4](pp.73、76)在实践中，综合平衡的内容广泛，区域经济均衡布局是其重要方面。成立之初，新中国是一个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落后国家，有超过70%的工业分布在沿海地区的大城市，广大内陆地区十分贫穷。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以“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为例，探讨了区域经济均衡发展问题。他指出，“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同时“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区域经济布局是一个“逐渐平衡”的过程，“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16](pp.25-26)出于对国际局势和备战的考虑，新中国将工业建设大部分布局在内地，这也推动了工业布局的平衡。尤其是在中苏交恶以及美国在中国东南沿海加强攻势的背景下，毛泽东于1964年作出“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这是为加强战备，逐步改变生产力布局的一次由东向西转移的战略大调整。事实证明，“三线”建设为中国中西部地区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一定程度上平衡了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后，毛泽东对“区域经济均衡布局”的探索被邓小平发展为“两个大局”的战略安排，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1999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进入21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相继提出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和推动中部崛起战略。在此基础上，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从“综合平衡问题”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经济均衡布局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核心。

（八）理论根基是立足自力更生、积极“向外国学习”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原则确立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16](p.380)一方面，强调独立自主，要立足国内坚持自力更生；另一方面，反对闭关锁国、固步自封，要积极学习一切国家的经验和长处。[16](pp.82-83)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他特别强调：“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立足于中国的实践，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式，是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手段和方法。他还告诫：“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16](pp.41-43)20世纪60年代，被政治封锁的中国对外贸易非常有限，但毛泽东还是抓住时机指示相关部门成功从英国、荷兰和意大利等国引进化肥生产的成套技术设备。[25]70年代初，随着中美关系缓和，中国重返联合国，一批发达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他又抓住这一时机，先后批准了引进西方成套化纤、化肥设备和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方案，至1979年底实际签约成交39.6亿元。[26]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大规模的经济贸易，具有开创性意义。改革开放后，邓小平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这一重要观点和实践，并认为学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是实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必然选择。“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27](p.373)事实证明，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史就是一部立足自力更生、积极“向外国学习”的奋斗史。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立足自力更生、积极引进来的同时，中国也在积极走出去，让中国的发展惠及世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下，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形成了立足自力更生、推动合作共赢、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发展方略。由此可见，立足自力更生、积极“向外国学习”的观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外开放的理论根基。

（九）理论导向是共同富裕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始终将建立“人人平等、大家富裕”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作为奋斗目标。1955年7月，他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首次提出“共同富裕”概念，并强调“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1](p.437)同年10月，他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指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阶级。”同时他又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得“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1](pp.437、495-496)由此可见，毛泽东认为中国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接力奋斗过程，应处理好改革生产关系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注重目标和过程的有机统一。他曾指出，共同富裕就是全国“所有一切人都富裕起来”，[3](p.572)这种富裕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但不是绝对平均主义。[4](p.130)同时，他还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发展生产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1](p.449)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丰富和发展了共同富裕的思想，将其上升为社会主义本质的最终归宿。在迈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江泽民提出兼顾效率和公平，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胡锦涛强调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习近平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确保人民群众在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逐步迈向共同富裕。事实证明，从将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再到共享发展理念的确立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共同富裕的思想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导向。

（十）本质特征是党对经济工作集中统一领导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将党的领导这一法宝运用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提出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并确立了党对经济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原则。[4](pp.14、76、80)1957年5月，他在接见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16](p.303)1962年1月，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4](p.305)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毛泽东曾强调：“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在重视党对经济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同时，他还特别注重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独立性，强调“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16](pp.351、29)这种独立性是民主的，通过充分发扬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汇集多方的智慧，才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28](p.77)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正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创造性地完成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征程；开创性地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革命，通过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不断解放、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第一条，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29]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优势，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重要特征。[30]因此，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作为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重要原则，其现实性、规律性和科学性本身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特征。

二、毛泽东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
在对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理论探索的过程中，毛泽东还形成和发展了一系列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方法论。这些理论成果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组成部分，还是继续丰富和发展这一系统化学说的基本遵循和根本原则。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一次结合”，并形成了毛泽东思想。1956年4月，毛泽东在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前的一次会议上指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24](p.557)他提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命题，一方面旨在破除对苏联经验和模式的迷信，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旨在立足中国国情，探索适合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论十大关系》起，中国在由社会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建设转折的重大历史时期，“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31](p.419)邓小平曾指出：“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主席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5](p.313)2013年12月，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提出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制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32](p.691)事实证明，“第二次结合”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端、酝酿、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既是这一学说最显著的特征，也是这一学说的方法论基础。

（二）坚持灵活运用唯物辩证法，确立了方法论主题
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毛泽东始终将唯物辩证法作为分析经济问题的基本方法。比如，他以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变革提供了理论依据；以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相互转化的哲学原理，作为认识“农轻重”辩证关系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系，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16](p.214)并批判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从历史和现实出发，运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问题，“而是从规律出发，进行演绎”。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上，毛泽东始终强调矛盾仍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并指出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4](pp.138、133)在他这一思想的指导下，1956年9月，党的八大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7](p.293)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明确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9]事实证明，新中国70多年来之所以取得如此多的辉煌成就，正是因为找到了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途径。毛泽东曾指出：“做一门科学，应该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称其为科学。”[21](p.713)对于创立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他强调“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4](p.140)这些理论探索为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确立了方法论主题。事实上，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新篇章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就是灵活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典范。

（三）立足现实和实践探寻经济规律，指明了方法论主线
恩格斯曾强调，“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33](p.153)要从一定的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中总结出经济发展的规律，不能靠凭空的想象。毛泽东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批判指出，该教科书不是从现实经济问题分析入手，而总是从概念、原则和规律出发，运用演绎推理，用概念解释概念，用原则说明原则，用规律阐释规律。他强调，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问题分析一样，“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他还指出，不论是研究经济问题还是推动经济实践，最根本的就是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构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要既有理论家的分析概括能力，还要懂经济实践，有实际的经济实践经验。[4](p.139)同时，他理性地认为：“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4](p.137)习近平曾多次强调实践在认识和发现规律中的关键作用，比如“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34]五大发展理念中的每一个理念都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35]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36]这些观点与毛泽东立足现实和实践探寻经济规律的方法论一脉相承。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从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出发，立足现实并探寻其中的经济规律。

（四）用发展的观点来解决现实矛盾和把握经济规律，明确了方法论主导
毛泽东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一切社会现象都是发展变化的论点，贯彻到探索经济理论和推进经济建设实践之中，提出了“从发展的观点看”的方法论。[16](p.44)在对经济发展现实问题的认识上，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是前进道路上的矛盾。”因此，必须在发展中解决现实中的各种矛盾，这种思维方法对于破除在经济建设问题上的僵化认识，正确看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中的“曲折”意义重大。他还指出：“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研究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的，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不单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的问题。”[24](p.529)将发展与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与制度的建设、与生产关系的变革结合在一起，反映了毛泽东对经济发展问题理解的洞察力。在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上，毛泽东认为，任何经济规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总有一天要被突破。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存在永恒的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像按劳分配、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等并非一成不变，它们都是历史范畴。[4](p.137)同时，他又指出，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发展中把握经济规律是“一个不完全到更完全、不很明确到更明确、不深入到更深入的发展变化过程，同时还要随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16](p.17)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实践中建立与不断完善的，并且随着实践的推进还要不断创新发展。

三、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索的特征
总体来看，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索的本质是探寻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方向和实现快速发展的规律，这其中至少有四方面特征。

（一）基础性和连续性
毛泽东的理论探索立足于社会主义制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抓住主要矛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筑牢了理论基础。习近平曾多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37]中国的改革不论如何深化，在经济方面坚持人民主体论，坚持解放、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坚持党对经济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等基本原则不能改变。同时，毛泽东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也不能改变。新中国70年的经济史是连续的，以改革开放为转折点，前一时期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探索与后一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实践中的形成，具有内生的一致性和连续性。不能只看到前后两个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同，而看不到其中内在的共同点。[37]特别是，毛泽东理论探索的基础性和连续性是相辅相成的，基础性是连续性的前提，连续性是基础性的保证。

（二）整体性和全面性
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思考的大都是全局性的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从毛泽东理论探索的重要观点来看，“人民主体论”是发展立场，“解放、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是发展定位，“走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统筹兼顾地发展经济”“区域经济均衡布局”以及“立足自力更生、积极‘向外国学习’”是发展方略，“共同富裕”是发展方向，“党对经济工作集中统一领导”是发展保障。

可见，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探索，融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为一体，涵盖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体现了立足中国国情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体性探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每个方面都有毛泽东理论探索的痕迹，[38]虽然其中有许多不完善、不充分、不彻底的地方，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不能否认，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探索是整体和全面的。

（三）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具体化为工业化，后又拓展为“四个现代化”。将一个落后的中国加快建设成工业、农业、科技文化和国防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问题，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中心目标。其中，毛泽东以一个哲学家的睿智将理论探索和建设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指明了方法论主线。一方面，理论来源于实践，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从实践中总结和提炼，“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是“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最大的困难；[4](p.137)另一方面，理论指导实践并经受实践的检验。毛泽东在研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始终联系中国实际，力求读出真正的“味道”。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毛泽东理论探索的成果已被正反两方面实践检验，并伴随着实践逐渐发展成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改革开放前由于各种原因，毛泽东的一些理论探索成果在实践中未能坚持和贯彻到底，甚至被扭曲和背弃。这恰好反证，毛泽东的理论探索是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背离了这个特征就必然导致理论的错误和实践的失败。

（四）时代性和发展性
从发展的观点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可能一成不变，它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拓展。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探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立足中国实际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已经取得了多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突破，这一点不容置疑。同时，毛泽东对很多经济问题仅是初步思考和探索，实践中也有不合意甚至失误，这一点也不容置疑。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话”，伴随着“实践材料”的丰富而不断发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篇宏大的文章，毛泽东为它奠定了坚实基础，邓小平为它确立了基本思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均为它写下了精彩篇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又为它续写了关键篇章，并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30]

四、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索的历史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总体上看，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探索可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时期。从实践层面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形成于改革开放后，但改革开放前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对其进行过艰辛的理论探索。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探索既不能夸大，更不能忽视，客观合理地梳理和总结毛泽东的理论探索，对于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意义重大。

首先，毛泽东的理论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明确了学理依循和理论“初心”。毛泽东提出的“第二次结合”原则，推动了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觉醒，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依循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系统化经济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为了科学定位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以及阐明实现高质量快速发展的规律，这其中始终离不开毛泽东所确立的理论“初心”，即人民主体论的根本立场和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毛泽东的理论探索打破了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生成了自主探索和守正创新的基因。

其次，毛泽东的理论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的理论探索立足于国情和实践，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特色生成。这种理论特色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和时代化的本质要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篇”提供了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十分宏大且仍在不断丰富和发展，但其理论主线“解放、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立论基础“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主导“走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理论主题“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键特征“党对经济工作集中统一领导”，以及其发展观的理论基点“统筹兼顾地发展经济”、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核心“区域经济均衡布局”、对外开放的理论根基“立足自力更生、积极‘向国外学习’”等都源于毛泽东的理论探索，这些重要的理论观点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最后，毛泽东的理论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和发展确立了方法论原则。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必须要坚持方法论的重大原则。毛泽东在理论探索中形成的方法论基础“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方法论主题“坚持灵活运用唯物辩证法”、方法论主线“立足现实和实践探寻经济规律”和方法论主导“用发展的观点来解决现实矛盾和把握经济规律”，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这也是构建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系统化经济学说所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毛泽东的理论探索既有成功也有失败，这一曲折的过程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标记了方向，正如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所强调的，“要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4](p.104)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顾海良.《论十大关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J].教学与研究，2016，(4).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4]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7]刘国光.学习毛泽东经济思想 拓展强国富民之路[J].经济研究，1993，(12).

[8]吴易风.毛泽东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J].政治经济学评论，2004，(1).

[9]张宇.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J].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6，(2).

[10]顾海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序篇[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6，(3).

[11]王立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逻辑[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4).

[12]周新城.必须重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见[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7).

[13]张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初语境与当代发展[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2).

[14]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5]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6]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8]习近平.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N].人民日报，2013-05-25.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20]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21]邓力群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M].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8.

[22]吴易风.毛泽东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6).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25]瞿商，许天成.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引进西方化肥生产成套技术设备的工作[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3)

[26]陈东林.“文革”时期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探析[J].当代中国史，1996，(1).

[2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2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

[30]王天义，朱鹏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方位[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1).

[3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4]习近平.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 朝着十八大指引的改革开放方向前进[N].人民日报，2013-01-02.

[35]习近平.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J].求是，2019，(10).

[36]习近平.坚定信心增强定力 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N].人民日报，2016-07-09.

[37]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J].求是，2019，(7)

[38]魏礼群.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其现实意义[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2).

Mao Ze-dong’s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Zhu Peng-hua and Wang Tian-yi)

Th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egan with Mao Ze-dong.“Liberating，protecting and developing productive forces”，“the socialist stages of development”，“following China’s own path of industrialization”，“developing a socialist commodity economy”，“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in economic work”，“balanced economic development”，“centering on self-reliance and actively‘learning from abroad’”，etc.all originated from Mao Ze-dong’s theoretical exploration，which laid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second integration”of Marxism-Leninism with Chinese reality，the flexible application of materialistic dialectics，the search for economic laws based on reality and practice，the adoption of a development-oriented perspective to resolve realistic conflicts and grasp economic laws，etc.，laid the 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essence of Mao’s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is to explore the direction of China’s own socialis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o realize the laws of rapid development.On the whole，Mao Ze-dong laid down the theoretical yardstick，initiatives，and foundation and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for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20）04-0068-1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拓展研究”[17ALJ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朱鹏华，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副教授；王天义，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

责任编辑：澄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