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对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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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对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当代启示*
姚锡长

[摘要]在中国传统治学主张与方法的发展中，“我注六经、六经注我”是阅读经典的一种重要方法。直到今天，这一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仍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在阅读历史文献时，应力求达到历史研究方法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有机统一。对待经典，研读是基础，阐发是关键，运用是目的。中国共产党人历来主张在理解文本的基础上把握基本原理，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功能，但这并不意味可以脱离马克思主义文本而对其进行任意解读。牵强附会的任意解读只会削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对现实实践毫无意义。我们必须精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着力把文本的现代价值与需要解决的问题贯通起来，实现“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我注六经、六经注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

党的十八大以来，基于理论逻辑、历史经验教训和现实发展的需要，习近平多次强调党的干部要学习和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增强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1]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和提高战略思维的需要。在中国传统治学主张与方法的发展中，“我注六经、六经注我”是阅读经典的一种重要方法。直到今天，这一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仍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一、“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相互促进、优势互补
在漫长的发展道路上，人类常常会遇到新问题和新困惑，当现实还无法解释这些困惑的时候，人类往往会重回经典，从过去的经验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开拓通向未来之路。重回经典的方法，中国学者将其精练地表述为“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马克思主义者则强调在阅读历史文献时，应力求达到历史研究方法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有机统一。

经学研究一直存在文本诠释和重义理阐发的两条路径，宋人陆九渊把这两条路径归纳为“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六经”泛指历史上出现的所有经典著作，“我注六经”，是为了弄清经典的本意或原意，这就需要阅读经典文本及许多相关著作，进行系统考证，确定文本所关联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对于思想，则需要训诂、注疏方面的知识，经过综合考察，尽量呈现历史的真实。汉学以训诂考证、字句解释为主，“我注六经”就是汉儒继承孔孟之道的方法，这是经学的基础，多为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所从事的工作。

另一途径是“六经注我”。宋学以义理阐发为主，理学家们大多通过阐释“六经”建构理论体系，论著每每采取注疏形式。“六经”内容充满大道，如你说的话符合大道，那么“六经”所有内容都是大道的注脚，也成为你说的话的注脚。这是从一个人的思想是否与“六经”相通的角度而言的，是哲学家研究经学的途径。“六经注我”就是借“六经”阐发自己的思想。但是，这里有个必要条件，那就是不论是否引用“六经”中的语句，其精神必须基本符合“六经”的精神实质。

对待经典，研读是基础，阐发是关键，运用是目的。只有这样，才能在理解和掌握经典精髓的基础上，发掘其内含的对现代社会有价值意义的普遍真理，从而实现对现实问题的解答。认识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其目的是改造世界。在重回经典之路上，既有拘泥于文本的偏差，也有脱离文本不知所云的困惑。经典的种类不同，阅读的方法也不同，遇到的困惑也会不同。

作为读书和治学的方法，“我注六经”强调对“六经”元本的理解，“六经注我”则强调根据现实需要对“六经”元本所内含义理的阐发。从治学顺序上看，用初学者的目光来审视，首先是理解“六经”，其次才能在此基础上阐发其内含的义理。但治学过程的这种顺序并不是机械展现出来的，大部分情况下两个方法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很难截然分开。只不过在漫长的治学道路上，有些学人把握不住分寸而走向极端，或偏重于故纸堆的训诂，或停留于清谈空议。

实际上，无论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并无高下之分，两者之间理应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一个真正的学者往往会努力使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以求登上学问的高峰。“我注六经”是“六经注我”的基础，然而如果停留于这个阶段，或不与“六经注我”结合，即使读尽“六经”也对学术创造无所增益；“六经注我”强调义理的阐发和运用，但如果不历经“我注六经”的磨炼，便会因缺乏基本的学识积累而失之空洞。

二、“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割裂的现实表现
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依据，又内在地“包含着经典作家所汲取的人类探索真理的丰富思想成果，体现着经典作家攀登科学理论高峰的不懈追求和艰辛历程”。[2]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运行规律和发展趋势的揭示，一再为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危机所证实。在从马克思主义原典著作里寻找医治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灵丹妙药”的过程中，西方学界只借鉴方法，往往故意忽视政治立场，企图体现其所谓的“价值中立”。他们只承认《资本论》的论证过程，却始终反对《资本论》从对资本主义运行机制分析中得出的“两个必然”的结论。毋庸讳言，从意趣在揭示资本主义灭亡的原典里寻找医治资本主义的良方，其解读本身就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而这种矛盾的存在，既不能还原马克思原典的要义和实质，也无法使毫不触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任何改良措施在实践中奏效。其结果只能是产生基于错误立场的误读。

一些西方国家的马克思及其思想的研究者，尽管在马克思及其思想的研究方面造诣颇深，但却用马克思不同时期文本上的思想和观点作为标准来衡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结果得出了“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叛逆”的结论。这种把马克思及其思想当作“书斋里学问”的方法，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原则只是研究的出发点而不是研究的结果”的论断，尤其违背了关于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的宗旨和检验真理的社会实践标准。我们应用学术研讨的方式，礼貌而委婉地回应来自西方学者的这类质疑，同时也要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强调应秉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取向。

在欧美世界仍然未能走出金融危机的国际局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彰显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制度优势。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呈现出互为条件和相互促进的态势，实践上的成功离不开创新理论的指导，其本身也构成对理论是否科学的验证。被西方学界津津乐道和推崇备至的西方经济学理论，首先在向拉美国家推介过程中遭遇了“滑铁卢”，陷入“拉美陷阱”而难以自拔，最终在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中走向失灵。在铁的事实面前，我国学界不仅鲜有人质疑西方经济学理论，反而不少学人仍以其为范式来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当用西方经济学理论解释不了中国现实的时候，不是去反观理论是否科学，而是让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屈从于西方经济学理论，从而为唱衰中国提供理论依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问题，但有些问题用西方经济学理论难以解释得通，而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又难以承担起科学解释这些问题的任务。在西方经济学视野里，中国到处都是问题。这实际上是物质和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哲学问题，即世界观问题。对此，习近平多次提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基础上，要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从而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这就是对西方经济学质疑中国的直接而有力的回应。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形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来统领治国理政，运用五大发展理念谋划“十三五”规划，启动“一带一路”倡议开拓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构建国与国之间的新型关系，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这些思想观点理论都体现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央文献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论述中，大众化的宣传性阐释可以帮助人民群众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但对于研究者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要想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就必须潜心研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的原典。

在信息社会化时代，有时一个重要观点提出来，关于这个观点的文章就会在一夜之间铺天盖地，充斥包括网络在内的媒体世界。这在令人佩服相关媒体敏感性的同时，也对其是否深入研读原典产生了怀疑。在这样的情形下，研究者对深入研读原典的坚持，是更难能可贵的，也是时代发展所需要的。研究者所提出的观点可能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和现实针对性，但就学理而言，它又有思想的继承性。现实针对性往往通过思想继承性使一个观点更加完满丰富，进而推动该时代的理论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必须精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着力把文本的现代价值与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贯通起来，力求实现“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有机统一。

三、从义理阐发到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陆九渊的“六经注我”主张在理解原典的基础上阐发其蕴含的义理，并不是反对“我注六经”，而是反对拘泥于只为求取功名利禄而引经据典。在他看来，理解原典是阐发义理的基础和前提，阐发义理是理解原典的目的。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上，中国共产党人历来主张在理解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基础上把握基本原理，而基本原理的核心则是贯彻始终与各个方面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要增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目的性，着眼于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实际的结合，“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3](p.801)从而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有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文本具有历史性，应把它放在诞生时的历史环境和思想逻辑中对其真理性进行考察。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既是在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深化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实践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化才能发挥出理论指导实践的功能，但这并不意味可以打着“现实需要”的旗号脱离马克思主义文本而对其进行任意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中关于未来社会是消灭私有制的，是没有市场经济藏身之地的，他对未来社会的预测有其严密的思想逻辑。有学者现在因为中国还存在市场经济，就罔顾马克思的文本论断，而把马克思说成市场经济的拥护者。这样牵强附会的任意解读只会削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对现实实践毫无意义。

马克思主义最核心部分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专心致志地读、原原本本地读、反反复复地读，通过细嚼慢咽去感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历久弥新的思想价值”，[4]才能掌握和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5](pp.742-743)习近平强调：“要推动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好提高我们分析解决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6]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一块整钢，许多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都是割裂其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关系的结果。在马克思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的有机统一面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切误解、歪曲、攻击都会不攻自破。

四、学以至善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的异曲同工
“六经注我”对生命意义的张扬与马克思主张的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的实践取向有异曲同工之妙。陆九渊视野里的学问是通过“学”使受外界蒙蔽的“善”在人身上重新恢复，学不是目的而只是使人至善的手段。马克思主张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体现出学习的实践至上性。无论是陆九渊的学以至善，还是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情怀及其积极的社会实践指向，显然都摆脱了为做官而治学、为治学而治学的狭隘眼界，两者从而在学以至善和人类解放上达成了相通的研究意趣。

认识世界需要知识储备和科学智慧，但人民群众受自身条件主要是教育水平的限制，不能创造解放自己的理论，只能由转变了立场的具有科学素质的人来创造。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劳动人民解放的理论，体现了革命性和科学性、规律性和目的性、价值性和人民性的统一。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性，无产阶级自己不能创造出解放自己的理论。但因为这种理论代表自己的根本利益而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这就需要理论家和宣传家把它从潜在状态中呼唤出来，就像陆九渊所言，通过学习使“善”从沉睡中被唤醒。这与其说是外部的灌输，还不如说是心灵的唤醒。

习近平深刻阐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所蕴含的“理论思维”是今天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的“有力支撑”。[7]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也使自己的主观世界得到了改造，即人的素质和能力的提高以及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改造世界的这两方面实践构成了互动的过程，为人们判断一个社会的进步状态提供了两个标准：一是经济社会发展，二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无论是西方国家对人权的张扬，还是中国倡导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回归人的发展本真、以人为本，都体现了当今世界发展的一大潮流。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了千辛万苦的上下求索，但都以失败告终。伟大的实践活动需要伟大的理论指导，历次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求解放的指导思想出了问题。只有经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验证过的马克思主义，为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并在持续的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实践主题及其转换，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不同思想成为时代主题并随时代发展而转化。为满足实践需要，我们经常回到马克思主义原典，并使其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起来，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中闪烁着指引人类社会前进的光芒，引导人们走出资本主义的荒原，踏上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

五、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践、制度和目标形态
马克思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是指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理论体系，广义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继承者的思想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研读、阐发和运用，必须把握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和发展的四种形态。

一是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及其劳动人民解放的理论。作为理论，马克思主义又叫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它是无产阶级及其劳动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

二是实践形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改造世界的实践，往往被叫作社会主义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等。这些实践活动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通过总结和提升实践经验教训，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丰富和发展的重要环节和重要内容。

三是制度形态。这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果。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把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经过过渡时期而进入的社会，划分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列宁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前期探索的基础上，党的十三大确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进入21世纪，中国GDP总量排名上升为世界第二，但人均GDP却排在80多位，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也没有变。

四是目标形态。共产主义是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实现最高理想需要一步步努力完成当前任务。相对于最高理想和目标而言，当下的理想和目标是最低纲领。我们是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统一论者。中国共产党奋斗史上一共有五个总路线、总任务、政治任务、基本路线，依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阶段论，实际上就是目标论、理想论、旗帜论。由此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有机统一。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由此而来。

对马克思主义四个形态的划分和把握，其意义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文本研读的过程中有助于人们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基础上正本清源。如果混淆马克思主义的四个形态，就容易在实践上使革命和建设事业遭受挫折，理论上造成混乱。针对革命时期出现的“二次革命论”和“一次革命论”，毛泽东明确指出，作为制度层次的共产主义是未来的奋斗目标，现在还不能实现，只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但作为指导思想的共产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从党成立以来就是我们行动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把未来的奋斗目标作为现实任务是错误的，在革命中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同样是错误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们一直对社会主义社会处于什么发展阶段认识不清，导致实践上出现了严重失误。经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我们党认识到我们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准确把握国情的基础上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果能正视马克思主义的四个层次，并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歪曲、攻击都会不攻自破。

六、运用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两个维度上发生联系：一是用中国语言和思维方式表达马克思主义，二是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文化也经历了由排斥否定到积极肯定，再到主动融会贯通的过程。两者思想的一致性和相通性使两者的相互融通成为可能，而对中国问题的求解实践则使这种可能与中国命运发生了联系，从而变成现实。

中国传统文化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而推陈出新，使自身的现代价值展示出魅力；马克思主义需要中国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和丰富养分在中国获得生机和活力。毛泽东的“本本主义”“实事求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有的放矢”“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统一战线”“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等，都包含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饱含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传统话语中得到了大众化表达。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小康社会”等，习近平的“打铁论”“鞋子论”“打老虎拍苍蝇”“扣子论”等，则是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对马克思主义文本原典的研读、阐发和运用，离不开中国问题求解的实践主题。改造中国是一个由中国人民群众参与的重要历史活动，要想使马克思主义为人民群众所接受，进而达成思想共识，就必须从中华民族心理和社会习惯出发，用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民族话语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使其与自己的根本利益结合起来，精神变物质，形成浩浩荡荡的改造旧中国社会的物质力量。运用中国传统文化来表述马克思主义，或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创新塑造中国文化和中国经验，才能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中国经典解读的传统方法，无论是从思想还是从方法上，都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解读产生重大影响。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具有重大意义，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阅读经典著作，本身就是增长知识、开阔眼界、增加思想深度和训练思维方式的过程，就是培养高瞻远瞩的战略洞察力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的过程”。[2]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研读，无疑有不同于前人的实践取向和价值追求，而这种解读“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8](p.523)遵循思想解读的规律和基本方法。在增强马克思主义经典研读的问题意识的前提下，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9]与中华传统文化融会贯通，同时把西方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作为参照物，从中汲取开辟未来的经验和方法。“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阅读文本经典的中国传统方法与马克思主义文本解读方法的对接尝试，有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研究以及形成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的准确把握。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5.

[2]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谈重视学习经典著作[EB/OL].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14635203.html.

[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聂锦芳.研读经典著作，掌握看家本领[EB/OL].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4/0717/c1003-25290949.html.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本领[EB/OL].http://cpc.people.com.cn/n/2015/012 5/c64094-26445123.html.

[7]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 更好认识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工作[N].人民日报，2013-12-05.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

The Contemporary Revelation of“Literally Reading and Actively Interpreting the Six Chinese Classics”on Studying Marxist Classics:

(Yao Xi-cha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cademic ideas and methods，“literally reading and actively interpreting the six Chinese classics”is an important way to read the classics.To this day，this approach is still of great significance of reference for reading Marxist classics.Marxists emphasize that in reading historical documents，one should strive to achieve an organic unity of o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ty in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s.In dealing with the classics，reading and studying is the foundation，interpretation is the key，and application is the goal.The Chinese Communists have always advocated grasp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n the basis of understanding the text and activating the guidance of theory over practice.However，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text can be interpreted arbitrari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eeds of reality and away from Marxist texts.Far-fetched association and arbitrary interpretation only weaken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Marxism and have no meaning for practice.We must close-read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the Marxist classics，make an effort to connect the modern values of the texts with the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solved，and achieve the organic unification of the spirit of“literally reading and actively interpreting the six Chinese classics”.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20）04-0034-06

*本文系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社会心理基本问题研究”[18JD710028]阶段性成果。

作者：姚锡长，河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河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黄河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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