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社会主义日常论”的生成、实践困境与当代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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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社会主义日常论”的生成、实践困境与当代重构∗
杨文亮

[摘要]“社会主义日常论”是列宁在驾驭资本逻辑进路中对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思考，其形成标志是“把社会主义拖进日常生活”主张的提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社会主义日常论”逻辑的必然展开，但也存在背离社会主义原则的“倾向”，如日常生活消费符号化、大众感觉异化与占有片面化、道德失范并对待失范行为采取犬儒主义态度、工具理性泛滥与哲学社会科学边缘化。因此，应把社会主义拖进日常生活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原则，重构列宁“社会主义日常论”，这是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前进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列宁；社会主义日常论；生成；实践困境；重构路径

我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出现过甚至还存在某些背离社会主义原则①社会主义原则具体包括三方面：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核心价值追求；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旨趣。的倾向，这些倾向在价值选择多元化的今天会持续酝酿发酵，不断解构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消解我国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各方面的合法性、科学性。基于此，笔者尝试提出“社会主义日常论”概念，主要用于指称列宁对如何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的思考和主张，要义在于：一是反对籍社会主义之名湮没个人利益；二是防止出现背离社会主义原则的倾向。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从四个维度进行建构，期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批评与指正。

一、“社会主义日常论”的生成
19 世纪90 年代，俄国民粹派的一部分群体由革命转向改良，代表了小生产者的利益，认为俄国在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尚未到来之际，可以实行“一般民主的措施”，诸如发放低利贷款、调整销路等给人民带来实在的帮助。对此，笔者发现，列宁对其认知经历了完全拒斥、批判与肯定并存，再到提出“把社会主义拖进日常生活”的三阶段嬗变。“把社会主义拖进日常生活”也意味着“社会主义日常论”的形成。

（一）自由民粹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
民意党人刺杀亚历山大三世失败后，民粹派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对“革命民粹主义”纲领进行修正，倡导以渐进方式替代武装斗争去“改善”大众的苦难，这预示着“自由民粹主义”的产生，该派别认为，国家可以采取“没有任何缺点”的改良措施发展“人民工业”，以对抗资本主义，“保护经济上的弱者”。他们的举措相对革命来说是“小事”，但对实现人民利益来说却是“正确的和良好的事业”。

列宁对上述论断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批驳。第一，列宁确认，“人民工业”就是小农经济，特别指代手工业，而俄国手工业在本质上已经从属于资本主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这样，农民就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农民的分化造就了俄国国内市场，而国内市场的扩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可见，发展“人民工业”等于发展资本主义而非对抗资本主义。第二，列宁指出，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国家“一直努力‘支持、保护和创立’的只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1](p.225)既然国家只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那么在国家主导下的“改善”农民经济状况的举措就是“微不足道的治标办法，是一种无聊的实验”，这些举措在促进资产阶级发展的同时加深了广大人民的无产阶级化，他们依旧是被剥夺者。最后，列宁说到，“这些举措不过是些自由派温和的治标办法”，[1](p.205)它没有向工人说明俄国现实社会关系的对抗性，也没有向工人说明他们的历史使命是为全体劳动人民的解放而斗争。对此，马克思主义者需要与此进行彻底的“决裂”。因为在列宁看来，“劳动者为了本身的解放必须自己进行斗争，必须进行殊死的斗争”，[1](p.251)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列宁对自由民粹主义持完全拒斥的态度，把它界定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

（二）自由民粹主义蕴含的“进步方面”
1895 年，列宁提出应该把该派别的“反动的方面和进步方面严格地区分开来”。[1](p.462)通过对论述语境的分析，列宁所言的“反动方面”是就其性质而言的。正如上文所论述的那样，自由民粹主义看不到俄国社会关系的对抗性质，以祈祷政府改革的方式巩固小农经济，“不知道而且根本不知道整个经济制度”，[1](p.462)在性质上是反动的，必须加以反对。“进步方面”是指这一理论“无比正确地了解和代表了小生产者的利益”，[1](p.463)其中最重要的“进步”是指它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利于无产阶级革命。

列宁认为，自由民粹主义提出的发放低利贷款、改良技术、调整销路等措施最终会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只有资产阶级才能享受低利信贷，改良技术直接促进大了机器生产，提高生产效率；劳动组合、调整销路亦是如此。资本主义愈发展，“俄国生活中（现在已经是）最重要的和基本的社会对立就会表现的愈尖锐，愈明朗”。[1](p.463)这样，无产阶级就会开始思考自身受剥削的根源并付诸必要的斗争。“劳动者独立思考和行动”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也是列宁对自由民粹主义态度转变的根源所在。可见，列宁基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才肯定其在发展资本主义方面的“进步作用”。

（三）“把社会主义拖进日常生活中”
推动无产阶级革命并不是自由民粹主义“进步方面”的全部。列宁指出：“民粹派在这一方面无比正确地了解和代表了小生产者的利益的”，这些措施“在俄国实行的愈彻底，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提高愈高”，劳动群众“利益”的实现“远非无关紧要的好处”。[1](p.462)列宁认为，“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走向社会主义”，[2](p.12)“我们把社会主义拖进日常生活中。”“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当今时代的任务。”[3](p..176)“把社会主义拖进日常生活”就是要求无产阶级新生政权在向社会主义过渡进而实现共产主义过程中不能仅凭“热情”，不能忽视“个人利益”，要把“热情”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调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列宁认为苏俄“已抓住日常生活问题的核心了，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收获”。[3](p..302)新经济政策正是列宁对这一主张的具体实践。新经济政策扭转了战时共产主义湮没个人利益，过度消费人民牺牲精神和热情的行径，重新恢复了市场和商品生产，探索了社会主义发展与个人利益满足的有机结合形式，唤醒了他们的热情，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正如列宁所说，“对个人利益的关心，能够提高生产”。[4](p..176)这样，苏俄已经“实际地建设社会主义”。[3](p.362)可见，“把社会主义拖进日常生活”指向“社会主义”。值得注意的是，“把社会主义拖进日常生活”也体现了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继承。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把未来的共产主义理解为“真实共同体”“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个人自由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的根本归宿。此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也就是现在通常说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分配政策界定为：“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所谓“按劳分配”正是以劳动者付出的社会劳动而非资本为依据来获得报酬，保护了大众的利益。这样的分配政策是消灭“旧社会的痕迹”进而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手段。

至此，我们已大致描绘出“社会主义日常论”的生成过程。不难发现，“社会主义日常论”的要义在于：第一，社会主义的发展离不开个人自身利益的满足，坚决反对藉社会主义湮没个体利益；第二，在满足个人利益的同时不能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原则。

二、践行“社会主义日常论”的多重困境
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日常论”均面临不同程度的实践困境。具体来说，列宁逝世后的苏联社会主义以“成熟的社会主义模式”为政策依据，在某种程度上以社会主义为名，背离了“社会主义日常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尚未根本超越资本逻辑，现阶段也出现某些背离社会主义原则的倾向。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社会主义日常论”逻辑的必然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有益补充，实现了社会主义与个人利益的完美结合。我国在经济总量跃举世界第二的同时，认真贯彻“以人为本”“共享发展”理念，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加，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大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概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推进到大众日常生活中。但是，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亦不是与资本主义截然割裂的发展模式，离不开对“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的汲取。这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处在驾驭“资本逻辑”的阶段。所谓驾驭“资本逻辑”，是指我国处于非马克思本意的社会主义阶段，在批判、否定资本主义的同时仍需要借助“资本”发展自我。就整体而言，我国社会主义对“资本逻辑”的驾驭是成功的，也是有目共睹的，这也应验了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在《21 世纪资本论》中预言：“中国可能在21 世纪初的现在最终能找到了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之间的良好妥协与平衡，实现真正的公私混合所有制经济，免于整个20世纪期间其他国家所经历的种种波折、朝令夕改和从众效应。”[5](p.15)

当然，我国社会主义在某些方面被资本逻辑支配的倾向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来。这是资本逻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展开的符合规律的存在，不能借此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些倾向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笔者把它们视为我国进一步践行“社会主义日常论”的困境。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日常生活消费符号化
社会主义驾驭的资本同样具有扩张、逐利的天性。在当今以消费为核心的社会中，如何刺激大众消费欲望，进而把“物的消费”过渡到“符号消费”是资本实现价值的重要手段。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一个重要驱动力就是扩大内需。在这样的背景下，生产企业开始与大众传媒“共谋”，引导消费者追求商品使用价值之外的功能——符号价值。商品符号价值是能够彰显消费者身份、地位、权利的商标价值。这无非是说，我们当今的消费并不完全是一种物质性的行为，消费对象并非物质性的物质和产品，而是一个虚拟的全体，其中所有的物品和信息，由此开始，构成了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作活动。[6](pp.222-223)限量名包、豪车成为身份的象征，“房子、车子、票子”成为年轻人结婚“新三件”，“玫瑰、钻戒”成为最神圣的爱的标志，外包装甚至超过商品本身的价值，“买椟还珠”的寓言依旧在我们身上重演……这意味着我们主体性的彰显，我们社会认同的获得，都需要通过“消费”。“符号消费”是我国现阶段消费主义发展的极端趋势，它对我国扩大内需的作用显而易见。但是，“符号消费”造就“符号拜物教”，暴露出消费分层背后的社会等级分化、贫富差距等问题，这无疑冲击了大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认知，解构了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法性与现实性。

（二）大众感觉异化与占有片面化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人的对象性活动决定人对物的感觉是丰富多彩的，由于“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或者说，在资本逻辑视域下，人对物的感觉却转换为“有限的意义”即单纯拥有的感觉，这便是感觉的异化——丰富多样的感觉被单纯拥有的感觉所取代。此外，马克思以对食物、景色、矿物的感觉为例进行论证。[7](p.305)感觉异化倾向在我国是现实存在的。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我们把自然纯粹地视为被征服、被占有对象的观念没有彻底转变，并且我们只是对自然物的某一个方面产生感觉，比如只看到煤炭的经济价值，这是造成我国生态环境问题严峻的深层原因；在人与人关系上，他人最终成为“我”实现利益的手段、工具，人与人之间关系演变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与竞争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构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因此，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社会关系也是对抗性质的。“仇官”“仇富”“仇智”情绪的蔓延正是社会关系紧张的例证。伴随感觉异化而生的是占有的片面化，仿佛一切物品只有被我们直接占有，只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才是我们的，否则我们缺乏占有感、安全感，比如部分贪腐官员数以亿计地储藏纸币，再或购买行为与消费主体目标的偏差，如“双十一”所购之物未必都是必需品，等等。

（三）道德失范并对待失范行为采取犬儒主义态度
我国在导控“资本逻辑”的过程中，也出现部分道德失范现象。这在于，社会主义中的资本“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8](pp.33-34)传统价值理念在资本逻辑中丧失对社会成员的约束力，而现阶段我国核心价值观还在培育之中，社会成员行为上的“越轨”，精神上基本良知缺失①有学者将“道德失范”理念归结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们行为层面的不合某种道德规范,是现象界的行为越轨；二是人们内在精神世界中意义系统被破坏、动摇、否定或失落。参见高兆明：《简论“道德失范”范畴》，《道德与文明》1999年第6期。这对笔者有重要启示，特此感谢。也就不足为奇了。部分企业从事非法勾当，唯利是图；某些官员腐败严重，“权钱交易”“权力寻租”一度成为常态；娱乐明星为博得关注，绯闻、三角恋情等已成普遍炒作手段；一些社会精英为某些利益群体所控制，发表违背常理的言论，品德、人格尽失，这也是我国目前“反智”倾向盛行的根由之一。最令人遗憾的是，当今一些知识分子在放弃原有批判精神、社会责任感的同时，堕落为金钱和权势的奴隶，空话、大话连篇，哗众取宠，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无任何实质帮助。殊不知，掩盖问题，遮蔽矛盾比问题本身更可怕。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农村道德沦丧问题，即农村在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价值观混乱问题，如农村中的孝道文化缺失、邻里冲突骤增等等。那么，面对道德失序图景，大众对其态度如何？总体而言，大众的态度由最初的愤世嫉俗、义愤填膺发展到当今的调侃、麻木、熟视无睹，唯恐成为道德沦丧的受害者亦即采取犬儒主义态度。当然，我们在谈论“道德失范”时，必须看到其背后所蕴含的一个重要前提：某种价值标准的存在。在我国，这个价值标准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四）工具理性泛滥与哲学社会科学边缘化
工具理性在现代西方社会生活中实现扩张和宰制的根本原因是商品经济在社会中的支配地位。由于我国社会中资本与市场的存在，社会生活中出现工具理性泛滥的倾向也是必然的。众所周知，工具理性具有可计算、可控制的特点。工具理性的泛滥意味着企业家特别是私营企业家完全以效率、利润为导向，从业者生活中只有严苛的规章制度，感情因素、人文关怀“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9](p.275)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从工具理性中衍生了技术理性，于是，我国学科发展中工科势头最猛，理科次之，如历史、哲学等人文社科则相对边缘化。显然，囿于工具理性的宰制，折射出明显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倾向，学科、知识也被视为谋利的工具与手段。技术进步的确促进经济发展，但经济发展却不意味着社会的整体进步，假如人文价值沉沦，最终只能是“上帝死了，人也死了”，社会生活将失去本真的意义。习近平提出的“发展繁荣人文社会科学”要求的目的就是遏制这种错误倾向。

三、重构“社会主义日常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日常论”旨在维护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个人实际利益，试图弥合社会主义与个人利益的割裂，以调动大众发展社会主义的热情。这是实现个人真正解放、全面发展的基石。在驾驭“资本逻辑”的时代视域下，我们认为，目前我国在践行“社会主义日常论”方面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出现某些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倾向，不断消解大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认同，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干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这是因为，消费符号化、占有片面化、道德失范等都在不断侵蚀我们的价值理念，不断加剧社会的分裂与对立。因此，在把社会主义拖进日常生活过程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原则，是重构列宁“社会主义日常论”的核心。这也是一个亟待破解的实践难题。结合上述“四个困境”，笔者提出：在当今时代，坚持“社会主义日常论”是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前进的必然要求，不能抛弃；同时还要遵循以下四个原则，这是重构“社会主义日常论”的具体路径。

（一）坚守马克思共产主义价值理想，保持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张力
马克思关于“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思想、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以及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问题，社会主义“中国模式”愈发得到世界的认可。同时，资本的逻辑已进入到我们的社会主义日常生活中，无论是政治主张，还是思想意识，抑或话语体系都受“西方中心论”潜移默化的影响，大众深受消费主义、工具理性主义等影响。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历史承诺就是超越“资本主义”，更确切地说，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就是要彻底摆脱“资本逻辑”，真正解决人的发展贬值与物的发展增值的逻辑悖论，这个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追求。现阶段，我国在利用资本而又拒斥资本主义的实践中所谓的坚持“共产主义价值理想”就是治愈社会主义“西方病”的药方。具体说来，坚持“共产主义价值理想”要致力于改变当前日常生活被异化的现状，要扭转人对自身生活的资本主义式的反思，树立这样的价值目标：人应追求具有自身意义的生活，而非资本的生活即物的生活，进一步讲，人应该远离这种越来越抽象的生活，解决物质丰富与精神空虚、技术发展与人生活机械化、社会整体发展与个人“不知所措”之间的矛盾。这样就十分明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坚守马克思共产主义价值理想相统一”原则，就是保持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张力，防止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割裂开来，继续就社会主义如何导控资本进行一系列观念变革与经济制度安排，不断为大众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这个过程也是共产主义因素不断增长的过程，“共享理念”的使命就是如此。

（二）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日常生活
借鉴我国学者对“日常生活”的界定，我们这里的“日常生活”特指私人生活领域，它是大众价值观形成的重要场域。我们知道，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中面临道德沦丧、价值观扭曲的现象，借用列斐伏尔的话说，我国也面临日常生活异化的境遇。引领、提升日常生活的关键在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价值理想的具体表现，也是我国社会发展努力的方向，更是解决我国日常生活异化的思想武器。马克思说：“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0](p.152)在个人层面宣扬“诚信”指向我国存在的失信行为，“友善”对应的是人与人关系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等等。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当了日常生活中科学意识形态的角色，使人们得以摆脱日常生活中的消费符号化、占有片面化状况。这就是说，日常生活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之亦然。因为“从形而上学的维度看，认同一种主流价值体系，意味着接受和融入这种价值体系相对应的那个生活世界，……否则就会流于形式和说教”，[10](p.4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脱离政治化、教条化的说教，真正与日常生活对接才能起到统摄与规范的作用。因此，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社会生活，使之真正被大众认同、内化，继而实现“消解日常生活的局限，使日常生活在批判中重建”。[11](p.68)

（三）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以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
“经济理性”与“市场逻辑”在实际上排挤、吞噬生活逻辑。所谓生活逻辑是对人生活本真意义的追求，消费自我、占有自我、自由劳动是其内涵。马克思就是生活逻辑的建构者。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劳动”、商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高扬“人的复归”“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共产主义社会超越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则亦是生活逻辑原则。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对经济利润的无限追逐，对技术理性、工具理性作用的无限夸大以及对物支配人倾向的“失语”，都在说明这样一个现实：我们远离生活逻辑，漠视价值理性。造成如此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把哲学社会科学边缘化。哲学社会科学以人的发展为价值诉求，它对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进行关照，为我们认识、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都是如此。那么如何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不能简单地“回到”传统文化，也不是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更不是对国外社会发展理论的翻版。繁荣哲学社会科学要在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反思中，对我国面临的突出社会发展问题提供答案，构筑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改变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发展的不平衡现状，在深层意义上，这是改变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失衡的现状。

（四）推进社会主义整体改革：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与文化革命
在列斐伏尔看来，看似重复、琐碎、保守的日常生活被技术和官僚牢牢控制。这一“控制”不仅体现在物质生产和消费方面，也体现在对人们精神文化的控制。这就是日常生活的异化。处在日常生活中的人不是“总体的人”，日常生活的异化是人类实现自身解放，谋取自由的障碍。“总体的人”是列斐伏尔阐述日常生活批判的逻辑起点，它是多维度即多维需要和多重价值的存在物，也是批判斯大林乃至苏联模式的核心范畴。因此，要实现人类的解放、个体的自由，需要对日常生活展开批判，使人们意识到自身处境，恢复人们自身的表现力、创造力、主体性。日常生活批判应该成为反对技术官僚控制的革命实践中心，同时要与以往进行的政治革命与经济制度革命亦即宏观革命结合起来。尽管列斐伏尔的观点还存在颇多缺陷，例如在阶级立场、“工人自治”主张、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认识等方面的不足。但他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对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批判也触及其要害，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看作对社会主义的恶意攻击，还要汲取其合理成分。其中，社会主义改革是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与文化革命统一体的启示正来源与此。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制度改革的步子最大，其他方面的改革相对滞后，而文化更甚，文化革命在社会主义整体改革布局中是相对的短板。因此，要全面深化社会主义改革，就必须继续推进文化革命。我国现阶段的文化革命希求重塑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人的信仰追求、价值理想。正如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促进资本主义理想信仰养成、巩固一样。重建大众信仰也会为我国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提供思想基础。概言之，推进社会主义整体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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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梦迎辉，邓泉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日常生活的内在逻辑[J].社会主义研究，2015，(1).

The Generation,Dilemma of Practice and Contemporary Reconstruction of Lenin’s“On Socialist Daily Life”

(Yang Wen-liang)

“On Socialist Daily Life”is Lenin’s new thinking on how to develop socialism in navigating the logical path of capital,the formation of which is marked by the idea of“dragging socialism into everyday life”.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s the inevitable unfolding of the logic of“On Socialist Daily Life”,but there are also“tendencies”that deviate from socialist principles,such as the symbolization of daily consumption,the alienation of public feelings,the lateralization of possession,moral misconduct,cynical attitudes towards misconduct,the proliferation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an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Therefore,it is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the smooth progress of the socialist cause to drag socialism into daily life,adhered to socialist directions and principles,and reconstruct Lenin’s“On Socialist Daily Life”.

[中图分类号]A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20）03-0101-06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意识形态安全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失语、失踪、失声’问题研究”[17ASK020]；郑州大学2019年科研启动项目“列宁与俄国民粹主义关系及其应用价值研究”[111/32220538]阶段性成果。

作者：杨文亮，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责任编辑：澄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