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终结论”看“虚无主义”的真正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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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终结论”看“虚无主义”的真正克服∗
吴诗佑 李 振

[摘要]在当代世界，历史虚无主义最突出、最彻底、最现实的表现是“历史终结论”。在当代“历史终结论”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后现代主义历史观”。他们从历史意识的主体式微、未来向度的缺失等维度出发，将过去与未来同置于当代之中，以欧洲中心主义的方式，把整个人类的历史时间都“当代化”。遏制与克服“历史终结论”，应运用唯物史观，立足于真正的实践基础。我们深信，在西方现代化与人类现代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历史的连续性，这是通过对西方现代化的扬弃和继承、通过非西方国家的积极参与和创造所获得的，这才是真正的人类历史。

[关键词]历史终结论；历史虚无主义；克服

在现代性、后现代性彼此交错、杂陈的时代，虚无主义盛行，虚无一切既是一种病症，也是一种“时尚”。在所有虚无主义的形态中，历史虚无主义则尤为“时尚”。从某种视角来看，所谓历史虚无主义，是指不承认历史及文化传统的继承性与连续性，把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过渡看成彻底的断裂，否定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轻率地对待各种历史与文化遗产，漠视人文精神传统的内在传承及其教化意义。在史学家特别是中国当代的一些历史学家看来，历史虚无主义通常是指一种全盘否定一切历史及其“进步逻辑”的社会文化思潮，其突出表征为：否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否定历史对现实及其未来发展的作用等，为达到虚无历史的目的，曲解、解构甚至蓄意涂抹历史。可见，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典型的负面社会文化思潮。笔者认为，在当代世界，历史虚无主义最突出、最彻底、最现实的表现是“历史终结论”。

一、历史虚无的逻辑出场
在当代“历史终结论”中，影响最深且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既有相通性又互有区别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后现代主义历史观”两种。

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阐述了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一个政体在世界范围内的合法性，认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或许是人类意识形态的终点，是人类政治历史的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仔细审视福山的思想可以看到，他将共产主义与极权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要否定极权独裁就要否定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福山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也充满担忧，然而他对这种制度的认可却远超其他制度。不可否认，无论在理论还是在现实层面，新自由主义主导全球经济30多年来，资本主义并没有改变贪婪本性，“民主”成为掩饰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与矛盾的幌子。虽然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存在诸多挑战，但福山却有意遮蔽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显然，福山是基于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永恒论的意识形态立场而断言“历史的终结”。

后现代主义历史观的“历史的终结”，很大程度上是指价值判断的终结。“历史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某个较优越的善已经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也不能意味着某个最后的真理已经得到了揭示。”[1](p.95)鲍德里亚则把这种观点称为“事物的后纵欲状态”：“我们剩下所能做的事情，就是使我们自己去适应给我们留下的这点时间；而这点时间也似乎由于这场主客体角色的逆转失去了任何意义。”[2](p.173)“在一切都已被解放、一切都有可能发生、乌托邦已经实现、一切事物都能够而且已经被做过了的情况下，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去拼装我们文化的碎片，并将之推至极限，推至超出从前界限和限度的超终极目的地。”[2](p.177)后现代主义关于历史终结的一个没有直接言明、却是其内在的理由是：上帝不再是历史演进的推进者，上帝抽身而去不管人事，留下一个混乱无序的人间。这种后现代式的千禧年焦虑的背后即是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其理论实质即“历史的终结”。

上述两种“历史终结论”的区别在于：第一，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基于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永恒论的意识形态立场，后现代主义历史观的“历史终结论”则基于“千禧年主义”的价值论立场。第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更赤裸裸地为欧洲中心主义站台，具有更直接的实践历史效应，后现代主义历史观的“历史终结论”则表现出更隐蔽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欺骗性，相对具有更大的理性历史效应。第三，支撑各自的历史哲学基础不同。对福山来说，所谓的历史就是指人类在追求理想社会制度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冲突与演化，“历史的终结”不过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决定性胜利，支撑其思想的历史哲学基础是，“当我们考虑到所有的时代、所有的民族时，历史便很清楚地呈现为一个单一的演化进程”，“一个有着内在连贯性和方向性的人类历史最终将把人类的大多数引向自由民主政体”。①参见[美]福山：《历史的终结？》，《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8年第2期。“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则倾向于将人类文明的价值平面化。这两种“历史终结论”共通之处在于：本质上都是历史虚无主义，实质上都为欧洲中心主义站台。

二、历史意识的主体式微
历史意识，首先应是个体对历史存在的意识，一般说来主要表现为个体悲剧体验的思想升华。个体悲剧体验源于个体生存的焦虑与惊异，要超越这种悲剧性的生存体验，个体或寻求某种自然或超自然的力量，或寻求建构与同类的整体性和时间性关联，通过人道化方向培植和开辟人的无限性，以此对抗人在面对种种自然或超自然的力量时所陷入的无助与宿命。

在现代技术与商业主义时代，人们似乎有足够理由将“世界末日”还原为由现代性及其进步观念所支撑起来的“历史的终结”。“在某一确定的时刻，人类已经退出历史，进入到一种新的后历史存在方式。”[2](p.172)在所谓“后历史存在方式”中，人类所做的事情并不是如何推进历史，而是如何享受或安排历史，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采取的还是得过且过、不遣是非的“犬儒式”态度，消费主义时代折射出人们精神生活的浮躁、表浅。在鲍德里亚超现实世界或拟像世界，“千禧年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心理急迫症，通过后现代且是消费性质的身体活动而快速化解，因而“没有开始即已结束”。[3](p.44)尽管鲍德里亚把虚无主义看成“哲学上的副产品”，[3](p.48)但“历史的终结”并不等于历史本身的结束，鲍德里亚真正的意指是，面对虚无的世界，人们无处可逃。

“历史的终结”作为“后现代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实质，其所指认的“历史”实际上是近代历史观或历史意识，因而其指认的“历史的终结”，就是那种认为历史具有明确起点和终点、线性、方向性和连续性的“历史进步观”的终结，而一种观念的终结，必然包含意识形态含义，并通过意识形态蕴含一种关于人类历史当下转折的评价。“后现代主义历史观”指向的是实践历史，尤其指向近代西方史以及由西方近代史支配的人类近代史。在“历史的终结”中，历史观与具体的历史实践过程是分离的。可以否弃历史观，但作为形成历史基础的历史实践过程却仍然“强势延伸”，甚至西方对于历史的抛弃都可以被直接放大为整个人类的“自觉”选择。因而，“历史终结论”背后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便显露无遗。“欧洲中心主义是这样一种中心主义，它在历史进程中已经横扫全球，关涉其竞争对手不甚关心的生活层面；它使全球的生活发生了革命，在新地方重新安排了各种社会的位置，还改变了它们的历史轨迹——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不提及欧洲中心主义，谈历史就是毫无意义的。”[4](p.166)

三、历史向度的未来缺失
历史意识可以界定为人们关于历史的起源、目的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发展连续性与方向性的确定无疑的认识和信念，历史意识深信历史不过是人的意志的实现过程，其核心即主体性的确立。“人被看作是具有无限大的可能性的存在。他自己可以实现这些可能性中最高的可能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他能够也必定使自己成为新人，与上帝或自然创造的不完满的存在大不相同。人达到这种自我创造的方法，越来越被认为就是控制他自己存在的条件。他被看作是环境的产物，同时也被看作是这些环境的操纵者；他被看作是历史的产物，同时也被看作是历史的有目的的创造者。”[5]历史作为人的活动场阈，一旦形成，就前定了一种主体主义的话语模式与思维方式，而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历史是逻各斯中心的，是神话、意识形态和偏见的源泉，是一种封闭的方法。历史特许‘这一个或那一个主体为最高的中心，为真理和意义的终极起源和记录者，而所有其他的事物必须借助于那些术语才得以被理解和被解释’”。[1](p.93)

历史要求赋予意义，但历史意义内涵及其深层结构就寓于历史之中，历史就是一切意义之根源。后现代主义要将一切意义内涵从历史中剥离出来，夷平历史的深度，暴露其自身一种缺乏传统积淀性与连续性的当下的自足状态，呈现后现代的虚无世界。“后现代世界里不存在意义；它是一个虚无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理论漂浮于虚空之中，没有任何可供停泊的安全港湾。意义需要深度，一个隐藏的维度，一个看不见的底层，一个稳固的基础；然而在后现代社会中，一切都是‘赤裸裸的’、可见的、外显的、透明的，并且总是处于变动之中。从这一点上讲，后现代场景展现的是意义已死的符号和冻结了的形式。”[6](p.44)后现代主义通过揭示出当下生存的虚无状况，夷平的只是它所消解的现代性历史观，而并非历史本身。

后现代主义认为，近代形成的历史观或历史意识表现为一种主体性观念，是因为时间本身的价值化及时间成为一个意义性概念。犹太教与基督教通过赋予时间以起始点和终结点的方式，使时间成为一个意义性概念，进而使历史成为一个时间性概念。上帝创造万物、耶稣的生与死、将来的最后审判，都设定在人类历史全部时间的封闭循环框架内。后现代主义将历史看成线性、连续性的，并且以西方近代化为模板的自然进化过程，将进步观念融入历史意识，使历史渐次弱化为一个学科概念，这正是牛顿时间概念提出后的产物。“近代形成的历史时间概念是直线的，不是循环的；是现世的，不是宗教的；是统一不变的，不是哪个历史年代、国家、信仰各自特有的。最重要的是，时间是有方向的。也就是说，它多少是累进的。新的历史时间意识复制了科学家那种统一化、标准化的时间，但不是供自然史之用，而是供人类史之用。”[6](p.40)“人类参与时间所追求的目标不再是来世永生，而换成在今生中追求进步。历史的走向也不再被定义为人类背离上帝之堕落，而是朝向现代推进。”[6](p.46)

牛顿对时间的确证给近代历史观提供了一种诠释：历史与进步、现代性、人性以及理性直接等同起来，形成了互释同构的强大的现代性话语系统。但后现代主义与科学观却认为，牛顿式的时间极不可靠，充满不确定性、欺诈和话语暴力。许多后现代主义者把由牛顿式的线性时间观念看成“压迫性的，用来测量和控制人的活动的东西”，[1](pp.99-100)至于时间的本质，则被看成“无政府主义的、不连贯的、非线性的”，[1](pp.99-100)时间“无法控制，也无法以某种确定的方式置入于话语中或讨论中”。[1](pp.99-100)一些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甚至干脆主张抛弃时间，进而抛弃历史。

后现代主义之所以否弃近代时间观及历史观，同时有意绕开至今仍发挥作用的基督教历史观，是出于对古代那种缺乏时间向度的历史观的向往。这种向往因无力面对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处境，在实际思想状况上就只能表现为历史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他们把批判的矛头对准牛顿式的时间观，目的是颠覆近代历史观。牛顿时间观难以成为历史的内在规定性，本身也并不必然导向历史主体性。后现代主义也许破除了牛顿时间观，并在此意义上冲击了近代历史观，但破除不掉历史主体性。西方基督教历史观在理论上没有解决历史的属人问题或人类性问题，仅凭它也难以应对人类复杂而严峻的当前境况。因此，构造一种新历史观来进一步完成在近代历史观中没有完成的对基督教历史观的超越，就成为历史留给当代的艰巨的思想任务。马克思通过唯物史观已经提出了这一思想任务：将宗教批判转化为人与社会批判，使历史成为“人真正的自然史”。[7](p.122)而后现代主义通过将历史非历史化，以及强化“现在”的时间感受，使“现在”成为历史的替代物的方式，从而又将马克思初步开启的当代思想主题抹去了。

历史不是一套或多套现成或待定的话语系统、叙事结构，历史就是人的实际生活过程，是通过社会化的人所实现的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的双重统一过程，“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8](p.295)它标示着人的活动的因果性与合目的性的内在统一，作为历史活动中主体的人也不断意识到并实现着这一主体性，历史的主体性是无法消解的。而“后现代主义历史观”所消解的不过是马克思所说的那种“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意义上的“历史”，作为超越了启蒙现代性并在马克思世界历史时代和人类解放论的思想视野中展开的人的历史，则远在“后现代主义历史观”的视野之外。

现代性制造了当代与过去的断裂，作为现代性的重写与补写，后现代性干脆抹去了当代与未来的差异，实际上是将过去与未来同置于当代之中，把整个人类的历史时间都“当代化”，赋予当代以持续发展的时间延续性。从理论上说，当代与未来之间本来就不应中断，未来乃是人们试图超越当代的希望与构想，是当下人们对于历史存在的感受，因而，“当代”寻求一种与“未来”的连续性，乃是历史演进有序的表现，它表明现实性与可能性通过历史而获得了一种活生生的存在形式。而一个缺乏未来感的当代，恰恰反证着“历史的终结”。

四、历史哲学的没落与新反省
西方主流的历史哲学传统基本上承袭崇尚历史精神、历史逻辑的书写特点，其中尤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兰克史学为代表，他们的历史哲学大体上都遵循着三条法则。第一，基于上帝（绝对精神）的历史哲学。上帝的意识是历史的源头，没有上帝意识，就没有历史意识，历史的起源直接是上帝的安排。在西方思想背景下，人们大多倾向于把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确定为历史哲学的源头，基督是历史的基础。18 世纪以后的历史哲学确立的历史进步观，起点大都是以基督创世说为基础的。实际上，这种历史哲学就是观念优先论、逻辑优先论，因为他们都遵循了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主流精神和逻辑。他们都认为：先有历史的观念，然后才有实际的历史进程。第二，阶段论和终结论的内在一致性。自诞生起，奥古斯丁的“六阶段历史”就把历史哲学置入了“历史终结论”。近代以来历史哲学家大多力图超越神学历史观，但除马克思之外，其他几乎所有历史哲学家们关于未来的理解都属想象。第三，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至上性。历史实际上是西方化的进程，西方的历史就是人类历史的最高阶段。把西方化的历史发展道路当作人类所有民族的共同道路的西方中心观，是传统西方历史哲学一直无法摆脱的“梦魇”。西方中心观断言只有西方化的道路才能获得“历史”，现代性的强势推进使此观点愈加牢固。很大程度上说，这一观点也是把历史哲学推向极端的罪魁祸首。

当传统的历史哲学面对当代人类越来越复杂的生存状况时，就必然陷入种种困境。

首先，历史哲学的发展，要求实现历史存在的根据从神本向人本的彻底转换，人的历史要求被看成一个内蕴着无限可能性，且与人的不断更新和自我超越的创造活动内在相关的开放领域，人既是自身历史活动的起点，也是自身历史活动的目的。“人不再被视为自然秩序或上帝设定的秩序的一部分，似乎人们在这个秩序中占据一个特殊的、不可改变的位置。相反，人被看作是具有无限大的可能性的存在。他自己可以实现这些可能性中最高的可能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他能够也必定是自己成为新人，与上帝或自然创造的不完满的存在大不相同。人达到这种自我创造的方法，越来越被认为就是（比如，通过革新社会制度）来控制他自己存在的条件。他被看作是环境的产物，同时也被看作是这些环境的操纵者；他被看作是历史的产物，同时也被看作是历史的有目的的创造者。”[5]

传统历史哲学所固有的超验、抽象的范式注定不可能完成历史主体从神本向人本的转换。脱离上帝的历史哲学是无根的，但上帝的在场又必然带来人及其历史的有限性乃至宿命式的论证，在面临时代变迁及一些重大的历史变化时，历史哲学往往形同虚设，实际起作用的仍然是神学。

其次，现代历史哲学确立在技术理性基础上的历史进步观，无法解释当代人类丰富而复杂的生存状况。历史进步观将人类历史演进视为分阶段向前推进的历程，这一方法固然可以粗线条地揭示和反映历史演进的主题，但必然会肢解乃至无视人的活动的内涵丰富性，也破坏历史演进的连续性，使人作为历史的主体，成为缺乏主体间性和内省能力的单子式的、总体的人，一方面是公共性的丧失，另一方面生存个体也不能意识到他与群体、与历史的关联，历史这一人生存的最坚实的地基反倒成了外在存在，并与人的生存相疏离：人成为历史主体的同时也丧失了历史。技术时代的浪漫主义也有着其本身限度，这是因为，人们一旦追问技术时代人的历史合理性，建立在技术理性基础上的历史哲学就显然难以运用了。虽然强劲的技术理性是不可能掩盖的进步观念脆弱的一面，但在进步观念背后始终隐含着一种神秘主义。历史哲学家认定历史之所以不断进步，是因为人的激情，但再进一步追问激情的由来，答案必是人们无法知晓的。因而，传统历史哲学的历史进步观仍是通向神学决定论的。

最后，历史哲学衰落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是，对于非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建立在西方中心主义基础上的历史哲学越来越不能解释了。历史哲学是以西方为标尺的，只能提供关于西方现代化的理论基础。“历史是西方的神话”，[1](p.90)而对于缺乏基督传统以及科技理性的非西方国家来说，历史远在它们之外，既没有历史的起点，也缺乏历史的动力。

建基于基督创世说的抽象的西方历史哲学，其贫乏与衰落并不就是历史本身的终结，历史是一种活的存在，通过指向一个可憧憬的未来状态而展开人类全部生活的场阈，并要求积极地体现为每一个生存个体及民族的历史意识。即使在后现代主义这一混杂的所指中，也并非所有观点都指向历史的终结，其中很多后学的旨向都属于“探寻历史真相”之列。然而，总体而言，后现代主义仍是导向一种碎片和断裂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表达为典型的价值虚无主义。

所谓“历史的终结”，实则是某种历史哲学观（如历史进步观）的终结与虚无。在宣称自己的“历史”已经终结之后，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也随之不复存在。然而，“历史哲学”的衰落，也没有任何理由直接看成历史本身的终结，相反，历史本身却在很大程度上获得新生。“历史所能够做的和应该做的，不仅是为历史学家们而且为所有那些受过教育而具有开阔眼界的人，表现某种精神气质，即关于当代事件及其与过去、将来的关系的某种思想方法和感觉方式。”[9](p.146)历史通过体现为人的自我意识，贯注于文化精神，进而内化为人类能够克服困境、奔赴未来的生存信念和意志。从本质上说，人类对于历史的尊重就是出于对自身生存的敬重，基于此，对历史的尊重必须直指对未来的憧憬与构想，任何一种历史存在都葆有面向未来的开放性，而这就需要人去阐释此开放性。历史、当代与未来之间不管是在时间性上，还是在确证自身时间性的方式上，都不存在决然的断裂，“厚古”并不意味“薄今”，而“厚今”也并非必然通过“薄古”的方式，立足于未来就必然需要对历史保持一份足够的敬重；历史作为传统，是“未来”之所以呈现出来的根据。

“历史终结论”所断言的“一切都已发生，历史已经终结”，实际上是以反讽式的方式宣告了西方历史哲学基础的失效。在全球化的话语背景下，断言“历史终结”就不只是简单地宣告某种游戏规则的失效，而完全可能就是在褫夺非西方文化的生存权。

于此意义而言，历史的终结与虚无，当然包含着欧洲中心主义的终结与虚无，露骨地为欧洲中心主义站台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就惨遭自己强力“打脸”。然而，欧洲中心主义的终结与虚无，并不意味着对欧美现代化经验的否定。从长远方面看，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又必须是一个自主的过程，并且还是通过自身努力进入、改写和重写历史的过程。历史不只是西方的历史，而首先是人类的历史。也只有非西方国家也进入历史并确立起关于历史的自我意识，人类史才是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历史”的终结处，或许正是人类历史的开端处。20 世纪非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无疑是非西方国家力图自主进入历史的历史实践活动，但高起点的操作本身就是确立在一种“历史幻相”基础上的，事实证明这种操作已经失效。这种“历史”一旦设定，就已经意味着其必然终结，但显然不是福山基于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永恒论立场所轻率断言的那种“历史的终结”，福山是将仅处于不成熟时期的社会主义当成了社会主义本身。

对历史虚无主义，甚至对整个虚无主义的遏制与克服来说，建立在真正实践基础之上，拥有唯物主义主体意识、科学的历史意识与历史进步观、世界历史、全人类解放等内容的唯物史观，是强效有用、不可或缺的基本思想资源。我们深信，在西方现代化与人类现代化之间存在一种历史的连续性，这一连续性是通过对西方现代化的扬弃和继承、通过非西方国家的积极参与和创造所获得的，这是真正的人类历史，即马克思所说的以自由人联合体的形式构成的、面向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世界历史时代。

[参考文献]

[1][美]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M].张国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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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M].张文杰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The Real Overcoming of Nihilism in the Light of“the End of History”

(Wu Shiyou and Li Zhen)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the most prominent,thorough and realistic manifestation of historical nihilism is the idea of“the end of history”.Among their contemporary versions,the most representative are Fukuyama’s acclamation and that of postmodernism.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cline of the subject of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absence of future orientation,they place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together in the present,and“contemporize”the entire human history in a Euro-centrist way.To contain and overcome“the end of history”requires a materialistic view of history on the basis of real practice.We are convinced that there is a historical continuity between Western modernization and human modernization,acquired through the subl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Western modernization,and through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creation by non-Western countries,which constitutes an authentic human history.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20）03-0082-06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研究”[17BKSI153]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一般课题“如何理解剥削”[16JDSZK074]阶段性成果。

作者：吴诗佑，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李振，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人的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澄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