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红色文化历史创建的三重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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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红色文化历史创建的三重逻辑
周 煜

[摘要]追溯红色文化在历史创建中的具体实践、时代价值和重大意义，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在红色文化形成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动员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人民群众逐渐产生了强烈的文化认同感、组织归属感，并把崇高的认同感转化为群体性的无私奉献精神，担负起彻底改造旧中国的伟大使命。理解和把握红色文化创建过程中的群体意识逻辑、基层动员逻辑和实践转化逻辑，对于新时代增强红色文化自觉，以红色文化的高度自信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红色文化；群体意识；基层动员；实践转化

红色文化作为革命文化的形态表征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源泉，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领导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伟大斗争中，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形成的先进文化。1921年以来，红色文化的创建与中国共产党的繁荣壮大、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新中国的成立发展同轨并行，红色文化之所以能在各个历史关头发出革命强音、凝聚民族精神、引领时代风气，是因为其有着内在的运行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深刻把握、准确理解这一判断，能够更好地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准确理解红色文化创建中的群体意识逻辑
纵观党的发展史，除去红色文化创建过程中的时代与环境差异因素，无论是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还是沂蒙精神、西柏坡精神，都遵循同一群体逻辑，其核心在于一种独特而先进的“群体意识”。谓之“独特”，在于这种“群体意识”并非以血缘（宗族）、地缘（村落）、业缘（行会）等为基础，将某种传统社会群体作为“意识主体”；而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民群众，在超越传统血缘与地缘关系的基础上，出于对一种崇高政治理念及信仰的认同，自觉将一个先进政党组织——中国共产党，作为自身的“意识主体”。谓之“先进”，是因为在以先进政党为意识主体的“群体意识”的引领下，基层群众逐步开始了由分散到团结，由个体到群体，由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跃升。一方面，红色文化的创建以党的“初心”为根本，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扬光大；另一方面，红色文化的创建主体范围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经过坚持不懈的探索发展，革命先驱的个体意识逐渐扩展转化为由人民集体承载的先进的“群体意识”。从开天辟地、勇为人先的“红船精神”，到坚定不移、艰苦奋斗的“井冈山精神”，再到不怕牺牲、一往无前的“长征精神”，自强不息、无私奉献的“沂蒙精神”，无一不体现了这种由个体意识向群体意识扩展、转化、跃升的过程。

纵观世界近代史，任何一场社会变革都具有两重性：一是由物质生产方式变革所驱动的现实运动，二是思想观念变革所引发的价值转换。如果分析最先开启现代化进程的西方国家，如英法等国，则不难发现，建立一个怎样的现实世界，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的现代性”所塑造的。缺少理性觉醒、精神启蒙和主体性确认，人不仅无法认识和决定自身的命运，而且也无法设定符合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社会变革发展方向。

近代中国同样如此，在遭受西方列强冲击、蹂躏后，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一些开明人士或开始造枪造炮，开展洋务实业运动，或主动向西方求“真理”。甲午战败后，1897年严复翻译了《天演论》，西方进化论关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深深震撼了中国思想界。随后，1898年戊戌变法，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在十余年间走向覆灭。大清虽倒，但民族独立和振兴依然任重道远。于是，以改造国民性为旨归的新文化运动随之展开。然而，尽管中国人已经开始认识到思想文化变革在历史转型中的现实作用和积极意义，但彼时中西方的态度却截然不同：欧美发达国家以确认文化主体性来开启现代化；而中国则相反，在自我怀疑中选择了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而反向从西学中寻求“答案”。

然而，中西方近代社会的转型变革都绕不开“文化价值观”的转换问题。历史证明，任何国家、社会的转型都会面对观念变革与文化创新问题。“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p.6)文化思想是人们认识时代、改变社会的精神力量，精神力量如不能转变为物质力量，就根本无法承担和发挥改变物质世界的作用。文化思想由精神转化为物质的关键是人，但这里所指的人，不是一个个分散孤立的个人，而是特指具有共同文化认同感以及被组织起来的社会广大人民群众。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2](p.460)今天我们熟知的红船精神、延安精神、沂蒙精神的“群体意识逻辑”正是如此：人民群众在党的奋斗历程中，逐步理解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没有私利且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在这种认知基础上，不同革命时期、不同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逐渐形成了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和组织归属感，并最终把这种崇高的“认同感”转化为群体性的无私奉献精神，甘愿为革命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由此，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能在高度认同党的事业基础上，确立起中国式的“文化主体性”，并表现出强烈的主观能动性。这种将自身一切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建设事业融为一体的政治自觉，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个体意识”一旦被人民群众所接受，终将转化为人民群众自觉的“群体意识”，释放出不可估量的物质力量。同时，这也表明，从精神层面的文化认同，到党群、军民根本利益关系上的“水乳交融”，不仅使人民群众有了“主心骨”，也使党的事业有了“生力军”。可见，红色文化创建中的群体意识逻辑揭示了党在最艰苦的革命岁月，是如何从无到有、由小及大、由弱变强，最终汇聚起摧毁旧世界的蓬勃力量。

二、深刻把握红色文化创建中的基层动员逻辑
习近平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①参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红色文化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的“灵魂”。中国共产党引领创建的红色文化发轫于革命战争年代，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广袤大地，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所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牢固的思想根基与群众基础。这些诞生于革命老区、形成于特殊时期的宝贵经历启示我们，党在历史重要关头是如何借助文化创建来实现基层动员的。

基层动员包括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等，归根结底是要让群众“认同”党的事业。“认同”是任何思想文化建设的根基，“文化认同”是一种肯定性的文化价值判断，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深层基础。“文化认同”的核心是对特定社会共同体基本价值的认同。“文化认同”既是凝聚社会共同体不可或缺的精神纽带，更是延续社会共同体生命的文化根基。

众所周知，近代以来清政府缺乏与外部世界的对等交流，始终持有“天朝上国”的文化傲慢。在那样的环境下，中国缺乏形成“认同问题”的客观条件。1840 年以来，西方文化挟着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强势侵入中国，“认同问题”也随着文化多元以及虚无主义的蔓延盛行而逐渐扩大。更需关注的是，中国近代的“认同问题”产生于被践踏欺凌的现实环境，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不能脱离由“文化自尊”向“文化自卑”的被动性“突变”背景。中国近代的“文化认同问题”虽以抵制文化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方式呈现，但究其本质，却从产生之时就远超文化范畴，直接关联“现实政治”，也就是文化认同与中国问题的解决有着直接关联。20 世纪初，梁启超、章太炎等近代知识分子就已敏锐意识到中国陷入了“认同危机”。梁启超提出“国性问题”，试图以此重建“立国之根本”；章太炎也以强调历史的方式疾呼“史亡则国性灭”；1935 年，更有10 位知名教授联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等，希望通过重新倡导文化民族主义来拯救中国面临的严重“认同危机”。结果这一切努力均消散于硝烟弥漫的战火，未能真正触动国人的心灵。究其原因，中国近代的文化“认同问题”并非仅是单纯的文化话题，它更是决定民族命运的政治问题。缺乏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能力，试图以单一的文化动员和精神启蒙化解中国已然陷入的“认同危机”，如同缘木求鱼。

中国共产党在解决“文化认同危机”时，则采取了这样的逻辑：将文化创建作为人民革命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民族独立、人民幸福为价值先导，将拯救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社会危机为最终指向。中国共产党引领创建红色文化绝非就文化谈文化，而是为了“唤起民众千百万”，共同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事业而奋斗，即把“认同问题”与“中国问题”的解决融合为整体来加以推进。

1942 年的“刘少奇之问”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一逻辑。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2年，沂蒙根据地被敌人封锁、蚕食、压缩，刘少奇权时救急，昼夜调研后曾问山东分局：为什么没有取得对敌斗争的优势？为什么没有树立起基本群众的优势？为什么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山东分局无隐无饰：没有做好群众工作，没有通过群众斗争推行减租减息，没有让群众得到真正的实惠。时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肖华记下了刘少奇的“按语”：党是无产阶级，是群众的儿子……所以，我们的党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是要与劳动群众结合起来，依靠自己的群众……我们脱离了母亲——群众，就会同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一样，随时可被人勒死。①参见李宜航：《这“三问”划破长空》，《学习时报》2018年6月13日。

这一问一答，始终围绕党群关系的核心，即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而展开。实现基层动员，从形式上看是一个理论宣传问题，但实质上却是与具体的群众工作，即与为人民群众谋福利直接关联的。“推行减租减息，没有让群众得到真正的实惠”，一语道出其中奥秘：宣传工作即使吹得天花乱坠，理论不联系实际也是于事无补的。因此，理论不能空谈，“认同问题”也不能空置。希望群众接受和认同一种思想观念，根本前提必须是把先进理论与群众利益的实现密切结合。正如毛泽东在1942年写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所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3](p.467)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使贫苦的劳动人民在共产党领导的事业中看到了自己的利益所在，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和希望，于是“认同感”由此产生并不断深化。在当时独特的革命历史语境中，红色文化在创建过程中培育了“群体意识”，激发了“认同感”，打造了“命运共同体”。

三、充分认识红色文化创建中的实践转化逻辑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红色文化的创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岁月里的实践机理逻辑与斗争路径：依靠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以高度自觉的“文化认同”为根基，变精神力量为物质力量，激发起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热情，与党同心同德，共同奋斗，担负起彻底改造旧中国的伟大使命。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2](p.460)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解放事业成功原因时曾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4](p.1516)的确，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之初，手中唯一掌握的有力武器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先进思想。在中国被西方列强蹂躏践踏，中华文化陷入被动甚至产生文化自卑的状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凭着对先进思想的坚定信念，在极其恶劣艰苦的环境中，开启了改造中国的伟大壮举。毛泽东所说的“中国人”包括政治家、理论家、党内的优秀成员、军内的指战员，更包括接受了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的广大基本群众。这里的“学会了”，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读懂了几本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而是指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又成功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接受、能理解的思想观念和工作方法，实现了党的先锋队意志向民族大众意识的转变；党的政治理想目标向社会文化价值观的转变，从而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精神力量向现实物质力量的彻底飞跃。

从本质上看，红色文化的创建是与党完成不同阶段历史任务、培育和建设各个根据地的过程相统一的。在与自然斗争、与敌人对抗的过程中，“三要素”起着最鲜明的促进作用，即“人民立场、社会需要、革命实践”。而在理解这种实践机理逻辑的过程中，我们应准确把握以下三方面内容。

第一，人民立场是红色文化创建的价值取向。这一价值取向与党的政治立场保持高度一致，也正是这一文化立场决定了红色文化会被怎样的社会主体接受，决定了其文化性质与功能，因为价值取向是“文化特质”的根本前提。马克思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5](p.103)关键问题是谁的利益。对此，党在创建之初就明确回答了，党是为实现人民利益服务的。这是因为，只有以“人民立场”为价值取向的文化，才能在人民群众中获得最大的接受度、认同度。

第二，社会需要是红色文化产生的时代基础。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2](p.462)理论与社会需求的相关度，实质是指与时代问题解决程度的关联性。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的问题，解决时代问题需要思想理论的指导。思想以怎样的方式回应时代问题，决定着满足“社会需要”的实际程度，也决定了社会主体能否最大限度地接受这种思想。因此，思想文化的“社会需要”只要能与解决时代问题相关联，与群众意愿相契合，就能形成强大的思想感召力与社会动员力。

第三，革命实践是红色文化发展的历史动力。红色文化的革命实践是指党的思想理论在创造转化为红色文化之后，是如何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由精神力量转变为物质力量，发挥出改天换地的无尽力量的。“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p.82)利益尤其是实现、维护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是红色文化创建、发展、传承的基础。延安精神、沂蒙精神、西柏坡精神等所展现出的“革命实践”，无不以人民利益为基础，以实现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为目标。“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大势谓何？就是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与美好世界的向往。

马克思指出：“群众给历史规定了它的‘任务’和它的‘活动’。”[5](p.101)“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5](p.104)历史的现实规定性既来自外部客观因素的制约，又出自历史主体的自觉意识，两相结合才能“创造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是人民通过“革命实践”实现的。由上可知，红色文化在创建过程中立足“人民立场”的基本价值，把“为人民求解放、谋幸福”放在首位，历经“社会需要”的融合，最终转化为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6](p.40)红色文化诞生于革命年代，是党长期革命斗争的文化留存。红色文化发扬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各个阶段，也是党进行新的伟大斗争的文化指引。在新时代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的过程中，我们要准确把握其历史创建中的群体意识逻辑、基层动员逻辑、实践转换逻辑，进一步增强红色文化自觉，以红色文化的高度自信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习近平.全面决胜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A Brief Discussion of the Triple Logic of the Historical Creation of Red Culture

(Zhou Yu)

Tracing the specific practice,zeitgeist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red culture in historical creation provide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basis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o strengthen their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in the new era.In the formation of the Red Culture,the CPC has always mobilized,publicized,and organized the masses,and the masses have gradually developed a strong sense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organizational belonging,transforming their lofty sense of identity into a collective spirit of selfless dedication,and taking up the great mission of completely upgrading the old China.Understanding and grasping the logic of group consciousness,grass-roots mobilization and practic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red culture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enhanc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red culture in the new era and boos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high confidence of red culture.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20）03-0057-04

作者：周煜，中共杨浦区委党校教研室主任，讲师。

责任编辑：澄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