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生态向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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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生态向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金瑶梅

不得不说，2019年底以来的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是一次惨痛的教训，给了我们一个集体反思、加强警醒的机会，让我们深刻意识到：除了高度重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之外，还必须积极构建富含生态向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在国内外多个场合提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的人文意蕴不言而喻，但是其包含的生态向度往往易被忽视。实质上，在一个全球化强势推进、互联网四通八达、现代化交通工具可上天入地、“人工智能+”、“智慧+”的时代大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联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高频状态。人们既超越了国别与民族差异性，共同占用地球上的自然资源，也跨越时空架构，与子孙后辈共同拥有对地球资源的使用权。然而，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并不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等到自然资源使用殆尽的那一天，高悬在人类及其子孙后代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将无情落下，到那时，伴随着自然资源终结而来的必然是“类”意义上的人的终结。因此，构建具有生态向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分重要。对此，笔者认为应当从三方面出发。

一是“代内公平”。“代内公平”一般指处于同一时代背景下的人们在占用自然资源方面的公平性、均等性。构建具有生态向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聚焦全球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以强化全人类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为旨归。自《寂静的春天》出版以来，西方社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生态保护运动，也对我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时至今日，可以说生态环保意识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那么，为什么近年来世界多地还有各种各样的生态问题出现呢？关键还是在于有一部分人的认知与实践脱节，没有达到知行合一，还有一部分人生态风险意识不够、生态保护意识不强。比如，尽管有些人明知野生动物身上可能携带病菌，但仍在猎奇、尝鲜心理的驱使下铤而走险地食用，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生态平衡系统，还伤及自身并严重影响他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创设的时代语境中去定义“他人”概念，其内涵包括除该个人主体之外的全部他者，其外延也可拓展至世界范围。由此不难推断，个体对生态环保问题的漠视完全可以演变成全人类的生态环保隐患乃至危机状态，这便是人们所熟知的“蝴蝶效应”。从全球生态环境发展现状来看，一系列体现共性的生态环保问题依然使人忧心忡忡：气候变暖、海平面升高、资源约束趋紧、物种灭绝加速等。置身于当今时代的这代人，面对共同的生态风险，应当承担共同的绿色责任，这不是简单的、个别人的主观意愿，而是全局性的、作为“类”意义上的人应当遵守客观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全球绿色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二是“代际公平”。从生态公平与绿色正义的角度来讲，“代际公平”一般指的是我们这代人与子孙后辈之间在使用自然资源方面的公平性、均等性。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当凸显当代人与子孙后代之间是彼此密切相连的命运共同体。从“代际公平”的角度来构建具有生态向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操作起来具有一定难度，其中包含了难以计算的时间跨度，潜藏着无限可能性与偶发因素，并不像当下的一些问题那样实实在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化、工业化的不断推进，经济社会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但与此同时，在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消费至上主义等的合力助推之下，也出现了“人日益被物所掌控”的趋势，人容易变得急功近利、目光短浅，只顾自己不断从自然界中获取物质资源以满足私欲，而将子孙后代对自然资源的使用权益抛之脑后。当然，压力便是动力，有挑战才能激发勇气。为了实现人与自然双方面的永续发展，我们这代人必须敢于直面生态环保领域的各种严峻态势，在理念层面提升自我修养，尤其是自我生态环保意识，强化对“代际公平”“代际伦理”的认识，降低对“物”的依赖性及占有欲，在实践领域杜绝对自然的破坏和掠夺行为，践行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推行清洁低碳的生产方式等，从而为子孙后代提供一个美丽、宜居的生活世界。

三是以生态向度实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顺利对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1](p.50)这一提法既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时代化的角度，集中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与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阐述，也从传承我国传统哲学智慧、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表明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包含的深厚传统底蕴及所具有的“继往开来”特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多方面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例如，在强调借助于感性实践活动以实现人与自然的交互性、相融性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充分阐述了“普遍交往”“自由人的联合体”等思想，这一过程实现了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到“人与人”的关系之话题转换，对实现习近平所提出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顺利对接具有启示意义。中国传统哲学及传统文化既提出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民胞物与”等诸多生态观点，又表述了“天下大同”的人文情怀，这对实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顺利对接也有启示作用。毋庸置疑，我们一般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与“绿色发展”及“美丽中国”等论述视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典型表述，而往往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排除在外，这有其合理性，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意蕴深厚，人文向度有可能会遮蔽生态向度，而当我们一旦实现两者的顺利对接，就会自然而然地将具有生态向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划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范围内。此次新冠病毒疫情说明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论断的重要性，而该病毒在全国范围内以及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则充分说明了具有生态向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重要性。两者是相辅相成、紧密相随的，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全球生态环保事业的一体两翼。

[参考文选]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作者：金瑶梅，上海理工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