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角度构建疫情防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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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角度构建疫情防治体系
刘仁胜

人类经历过无数疫情，但是冠状病毒在短短20年间就四次大规模攻击人类，其中两次发生在中国，均造成很大伤亡和牺牲。事实表明，病毒进化速度明显加快，破坏力明显上升。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不仅从公共健康安全角度统一部署疫情防控的“三大战争”，还从生态学角度统筹考虑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为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角度出发，考虑人类与自然关系、构建疫情防治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系统论述过生态问题，但他们论述的生态问题体现了人类生态学和社会生态学的基本内容；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年代，虽然科学技术没有当今社会发达，但他们从生态学角度提出了人类与自然之间基本的相处之道。大道至简，理解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基本原则，有利于我们从生态学的角度理解疫情防控的基本原理。

第一，坚持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马克思、恩格斯既不属于人类中心主义，也不属于生态中心主义，而是坚持人类与自然的辩证统一。他们否定“人是万物的尺度”，但又坚持“以人为本”，强调“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首次明确提出“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的“两大和解”思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也将共产主义作为“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理论和实践活动都致力于实现“两大和解”，并将人类本身的和解作为人与自然和解的前提条件。在自然进化过程中，每一种生物甚至病毒，都拥有不同的生态价值。人类免疫系统犹如生物进化金字塔的塔尖，卓然超群，独一无二；但是，人类如果失去金字塔中间众多生物的系统支持，免疫系统必将直接面对金字塔最底端的庞大病毒群。时至今日，我们坚持人类与自然和谐统一，首要目的就是要保证生物多样性，保证生物基因库，保证人类免疫系统免遭恶性病毒攻击。

第二，适当控制人口增长，降低资源消费总量。在人类与自然构成的生态系统中，人口增长始终属于破坏性一方。在短期内，人口增长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长期而言，人口增长必然对整个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造成巨大破坏。《生态帝国主义》一书的作者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并未否认，欧洲人将天花病毒无意带到美洲和澳洲，造成土著人口锐减。当年马尔萨斯认为，只有战争和瘟疫可以有效减灭人口，并在《人口论》第一版序言中建议英国女王取消《济贫法》。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但并没有否定马尔萨斯关于人口与谷物需要保持平衡的思想，他们希望通过科学技术和开垦土地增加谷物供给。当然，马克思、恩格斯预计到未来人口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因而首次提出了有计划控制人口的思想。在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中，各种物种都应保持种群稳定性；在人类生态系统中，只有保持各类物种的稳定性，人类社会才会健康发展。

第三，维持人类生态系统的新陈代谢平衡。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新陈代谢”概念，将人类与自然视作一个生态系统，将劳动作为人类与自然之间进行“新陈代谢”的中介，将“新陈代谢”思想运用到社会经济发展等各个领域。马克思、恩格斯创造性地将“新陈代谢”原理从资本主义农业等自然科学领域运用到人类社会科学领域，使“新陈代谢”概念成为贯穿马克思、恩格斯整个思想体系的重要理论之一。这一理论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微观过程，而且清楚地预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从经济危机向生态危机转化的可能性。“新陈代谢”原本就是一个生物学或者生态学概念，马克思将“新陈代谢”概念运用到劳动价值论中，不仅揭示了人类与自然的物质代谢关系，也揭示了资本主义商品流通和资本积累过程：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交换过程，是人以自身活动为中介，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的过程。如果一个生物体能够保持正常的“新陈代谢”，那么这个生物体则可以维持基本的生命特征；如果一个生物体无法保持“新陈代谢”的正常进行，那么这个生物体的生命周期即将结束。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同样符合自然界的“新陈代谢”规律。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运用“新陈代谢”思想分析了资本运行过程，通过分析剩余价值的产生以及资本积累的不可持续性，马克思得出了“两个必然”的科学论断。在新冠病毒疫情防控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体现，能够有效组织各种社会力量投入抗疫，全国一盘棋，运筹帷幄，众志成城，共克时艰。

此外，达尔文和海克尔所共同创立的生态学理论理应成为我们的科学武器。列宁在1909 年《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批判》最后一章专辟一节内容来阐述海克尔的思想；鲁迅在1907年撰写的《人之历史》即译介海克尔，认为“十九世纪末之言进化者，固已大就于斯人矣”；马君武先生在1920 年翻译出版海克尔著作时，形容海克尔“且过于达尔文之物种原始”；毛泽东在1920年经营“文化书社”时，即引进海克尔著作，并将其列为影响自己世界观形成的四位德国人物（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和海克尔）之一。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仁人志士更多从社会达尔文主义角度接受了达尔文和海克尔的思想，从“亡国亡种”的危机意识中寻求“救亡图存”之真理；达尔文和海克尔的进化论和生态科学反而较少问津。经过70 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立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现今，面对新冠疫情等各种复杂问题，我们一定能够在现代生态学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各种科学手段，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角度出发，构建坚固不破的疫情防治体系。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生态学，马克思、恩格斯将人类社会发展作为一个不断进化的生态系统。其中，生产力代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关系则代表人类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推动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也时刻关注各种生态环境问题，并将之上升到人类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层面。比如，马克思发现农场主为了增加利润，通过培育新品种而缩短养殖周期，破坏了食品质量；恩格斯则在关注各种疫情和各种环境疾病的同时，站在更高的角度看待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欧洲推广马铃薯的人，并不知道他们在推广这种含粉块茎的同时也使瘰疬症传播开来了。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1](p.560)鉴于此，我们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之前似乎应该加上一句“认识自然”。时至今日，绝大多数病毒尚处于人类认识视野之外，甚至在我们还无法加以认识之前，病毒已经演化成“超级病毒”，超出人类免疫系统和人类思维能力。这无疑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参考文选]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本期笔谈特邀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陈学明教授组稿。

作者：刘仁胜，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