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回顾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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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回顾与思考
何玉长 李 波

[摘要]“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的发展总方针，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总方针长期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促进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比较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建成。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日趋完备，中国经济崛起举世瞩目，这正得益于以总方针为指导进行的国民经济建设打下的基础。毛泽东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总方针指导下的经济实践成果为国民经济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毛泽东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对国民经济现代化建设依然具有指导作用。

[关键词]毛泽东；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三大贡献

20世纪50—60年代，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高潮中，由毛泽东提出并由党中央确定了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以下简称总方针）。总方针长期指导着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体现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规律，促进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建设。在新中国经历70余年发展的今天回顾总方针，对我国新时代国民经济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提出及其要点
总方针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组成部分，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产物。总方针的提出，有其历史背景和客观要求。

（一）总方针的提出
1953年，我国国民经济已逐渐从战争创伤中恢复。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到1956年，我国已经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国集中精力加快建成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目标逐渐明朗，国民经济蓄势待发。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集中力量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此后，国民经济发展方针也顺势调整。

总方针是以独立自主为前提，以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目标，这由当时国际国内形势所决定。一方面，新中国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经济与国际经济、国际市场相阻隔，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工业化。另一方面，中国与苏联发生分歧及不久后中苏关系破裂，使苏联援建工业项目全部终止，中国唯有走独立自主发展国民经济之路。

我国国家工业化和总方针，经历了重工业优先到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的转变。“在建国初期险恶的国际环境下，我国工业化确定了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的道路。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指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是发展国家的重工业，以建立国家的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1](p.90)在当时，以重工业为重点有其合理性，有利于为国民经济提供迫切需要的生产资料和满足国防军需。但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断推进，“以重为重”脱离我们是农业国的具体国情，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的弊端逐渐出现。1956年前后，毛泽东几次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正式确定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全会强调：“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处理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坚决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2](pp.150-151)

（二）总方针的基本要点
总方针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总纲，其基本要点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以农业为基础”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出发点。新中国成立之初是“一穷二白”的农业国。毛泽东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技术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3](pp.43-44)农业国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农业是当时国民经济主体产业，新中国初期农业产值占GDP比重超过50%；农业生产力落后，靠天吃饭，手工劳动为主；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贫困人口和文盲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毛泽东指出：“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4](p.796)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3](p.199)毛泽东归纳了农业的六大作用：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吃肉吃油问题，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农产品问题；农业也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村是轻工业的重要市场；农村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现在出口物资主要是农产品；农业是积累的主要来源。[3](p.199)

发展国民经济要从农业国的实际出发，以农业为基础是我国作为农业大国、人口大国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没有农业发挥基础作用就没有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农业为基础要坚持包含农林牧渔的广义农业观，既要处理好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又要处理好农林牧渔业的关系，还要处理好狭义农业以粮为纲与多种经营的关系，为国民经济提供丰富多样的农副产品。

第二，“以工业为主导”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实现工业化是增强社会主义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必要途径，以工业为主导是指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地位和引领作用。毛泽东在1959年末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5](p.116)工业为改善民生发挥着重要作用，能够满足居民对日用工业品的需要，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工业为服务农业、支援农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农业提供技术装备，为实现农业技术改造和生产发展提供条件，而农业发展也为工业提供原材料、市场和资金积累；工业引领国民经济发展，为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等领域提供现代化装备，而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业也为工业需要提供服务；工业为商业、金融业提供设备和服务需求，而商业、金融业也为工业发展提供服务；工业为城乡建设提供基础设施，为国防安全提供装备，为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提供物质技术条件；工业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资金积累，毛泽东明确指出：“国家积累主要靠工业。”[3](p.171)他在讨论工业化问题时总是强调产业联系，“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3](pp.240-241)国民经济发展以工业为主导，才能带动国民经济走向现代化。

第三，“以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是综合平衡发展的要求。由此，要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以及各产业内部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基础薄弱，尤其是缺乏重工业，因而强调以重工业为重点，但也注意不脱离农业和轻工业。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3](p.25)毛泽东强调：“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3](p.241)1957年以后，以重工业为重点的提法逐渐改变为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毛泽东提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3](p.241)“先让农业本身积累多，然后才能为工业积累更多。只为工业积累，农业本身积累得太少或者没有积累，竭泽而渔，对于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3](p.200)1959年7月，毛泽东强调：“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要把农、轻、重的关系研究一下……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5](p.78)有学者解读说：“这个方针，就是国家制定计划时必须首先安排农业，安排轻工业，然后安排重工业。而在安排重工业生产时，又要首先安排好同农业、轻工业有关的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样做，不是就投资比例的大小来说的，是就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来说的。这样安排的结果，资金、物资分配的比例，重工业还是为主，还是重点。但这样安排可以保证农业发展的资金、物资、劳力不被挤掉，因而是必要的。”[6]毛泽东还强调工农商并举：“工农商并举，提得很好，一定要这样做。”[5](p.69)对此，笔者认为，从产业发展次序上是农轻重，从投资比率上是重轻农，这符合产业结构优化和资源配置效益原则，工农商并举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客观要求。

二、总方针指导下的独立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设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工业基础薄弱，工业部门残缺不全，只有采矿业、纺织业和简单的加工业，许多产品不能自给，只能依赖进口。1949年，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近代工业只占17%，年产铁24.6万吨、钢18万吨、煤3098万吨、棉布3018万吨。[7]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近30年间，虽然有过片面发展重工业和重积累轻消费的现象，但我们基本上贯彻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的发展方针，逐步建立了独立自主工业体系和比较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

（一）总方针指导新中国独立工业体系的建设
“一五”（1953—1957年）计划的实施，为独立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新中国的工业体系是指现代工业所必需的、相互联系的工业产业系统，包括纺织服装、电子、家具、家电、食品、造纸、医药、日用品等轻工业；钢铁、冶金、机械、能源、化工、材料等重工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建筑业；计算机、信息等新兴科技产业；国防、航空工业等完整的工业部门和工业体系。“一五”计划时期，我国工业化建设的基本任务是：以苏联帮助设计的156个项目为中心，由694个限额以上项目和904个大型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至1957年底，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156个重大建设项目有135个已经施工建设，有68个已经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在此期间，我国建立起来了以前没有的新的工业部门，比如飞机制造、汽车制造、重型和精密机器制造、发电设备、冶金设备和矿山设备制造、高级金属钢和重要有色金属冶炼等等。在我国逐步地区建立了一批新的钢铁、煤炭、电力、机械、基本化工和国防军工企业，初步搭起来我国工业布局的框架。”[1](p.93)据薄一波回忆，“‘156项工程’，实际进行施工的为150项，其中在‘一五’期间施工的有146项。这150项施工项目的构成是：军事工业企业44个，其中航空工业12个、电子工业10个、兵器工业16个、航天工业2个、船舶工业4个；冶金工业企业20个，其中钢铁工业7个、有色金属工业13个；化学工业企业7个；机械加工企业24个；能源工业企业52个，其中煤炭工业和电力工业各25个、石油工业2个；轻工业和医药工业3个。……苏联援建的这些项目，主要是帮助我国建立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的骨架，起到了奠定我国工业初步基础的重大作用”。[8](p.297)

在“一五”期间搭建的工业布局框架的基础上，经过1960—1970年代几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新中国初步建成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指出：“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零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9](p.479)在总方针指导下，到1970年代后期，我国已经初步建成门类齐全的独立工业体系。在“一五”重点发展基础产业的基础上，1957—1978年，我国工业以机械、纺织、食品、化学和冶金工业为支柱，支撑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二）总方针指导下以工业体系为核心的国民经济体系建设
国民经济体系包括相互联系的农业、工业、服务业三大经济部门及所属行业的完整体系，工业体系是国民经济体系的核心。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要求工业部门内行业齐全、结构合理，体现国家经济的独立自主和综合实力，尤其是在战时或国际经济动荡时期，独立工业体系将使国家处于竞争的有利地位。1949—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3%，工业占GDP的比重由1952年的20.8%提高到1978年的47.7%，农业由50.5%下降到27.7%。①参见国家统计局数据库，http：//data.stats.gov.cn。

总方针指导下的国民经济发展总体坚持了以农业为基础，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一是农业发展为国民生计提供了基本保障。从农林牧副渔业增长看，1952年为461亿元，1957年为537亿元，1962年为584亿元，1965年833亿元，1970年1021亿元；1975年为1260亿元；1978年1397亿元。②参见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库，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除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农业产量下降外，其他时期均处于增长状态。农业保障了城乡居民粮、棉、油、肉、蔬菜等食品供应。二是农业为工业尤其是轻工业提供了各种原材料和工业品市场，为工业提供了资金积累。我国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占轻工业产品2/3，1978年为68.4%，农产品及其加工制成品占出口总额62.6%。通过工农业价格“剪刀差”贡献的资金额1978年达319亿元。[10](p.126)三是农业也得到了工业的支持。工业部门创造的农用生产资料（化肥、农药、农用机械等）下乡，大大满足了农业生产需要，提高了农业机械化水平，从而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以农业机械使用量为例，1952年大中型拖拉机仅为1300台，1978年达557400台；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1952年为18.4万千瓦，1978年达到11749.9万千瓦（参见表2）。四是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环境。人民公社虽然有“一平二调”的缺陷，但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干快上兴修水利，推行土壤改造、水土保持、植树绿化等，优化了农业资源，改善了农业生产环境。至1978年，我国已拥有水库84600座，大中型水库2516座，灌溉面积达4497万公顷。[10](p.127)农田水利建设为我国带来了数十年的农业“红利”。

总方针指导下的工业化建设，促进了国民经济体系建设。工业快速发展推动了商业与金融、交通运输与邮电、国防科技和军工等领域的发展，促进了国民经济体系的建成。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建成了全国统一的消费品流通系统和生产资料供销系统，形成了中国人民银行主导的面向城乡的金融服务体系，建成了完备的水、电、气城乡供应系统等基础设施；建成贯通东西南北的铁路网、公路网，开通延伸全球的航空航海线，建造了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以及多座江河大桥；在大型船舶建造、港口、长距离输油管道、高压远距离输变电工程、载波通信干线工程、微信通信地面站建设等领域创造了新纪录，填补了历史空白；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从战备需要出发布局“三线”国防工业建设，合理布局国民经济区域结构，国防科技和航天工业等取得重大突破，成功发射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等等，这些例证无疑说明了，我国以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建设带动、支撑着国民经济体系建设。

表1 主要工业部门工业总产值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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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1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2年版，第198页。

三、毛泽东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三大贡献
总方针体现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反映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要求。“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基本形成，即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这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11]笔者认为，总方针理论和实践的“红利”功在千秋。

第一，总方针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

一是总方针体现了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强调生产性劳动创造价值，而生产性劳动是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只有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物质生产部门也是生活资料生产部类和生产资料生产部类。马克思将产业资本运动作为研究对象，揭示在产业资本运动过程中，雇佣工人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过程。总方针正反映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劳动创造物质财富和形成价值的思想。农业和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本部门，总方针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体现了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作为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创造价值的思想。

表2 1952—1978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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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1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2年版，第12—21页；《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88）》，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第39—43页；《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第45—51页；《改革开放三十年农业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二是总方针体现了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发展。马克思论述了社会再生产条件下，社会总资本和总产品的实现问题，他将社会生产划分为制造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和制造生活资料的第二部类，社会总产品通过市场交换在两大部类得以实现。两大部类的相互关系、社会总资本和总产品的实现问题是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核心问题。毛泽东的农业和工业的关系以及农轻重的综合平衡，对应着马克思的两大部类及其产品实现，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三是总方针体现对列宁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的辩证思考和合理运用。列宁在分析两大部类比例关系时提出，在社会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增长要快于整个生产资料的增长，更快于生活资料的增长，而为生产资料部门提供生产资料的正是重工业部门。重工业优先发展旨在为各产业提供生产资料，但重工业脱离农业和轻工业，会导致农业和工业的失调、农轻重关系的失调。故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表现为重工业优先增长有一定局限性，应用中要合理把握。毛泽东指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5](p.121)毛泽东辩证理解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合理把握了国民经济中农轻重的发展次序。

第二，总方针实践成果为国民经济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在总方针思想指导下，20世纪50—70年代，我国初步建成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较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在此后40余年间，我国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日趋完备，中国经济崛起举世瞩目，这正得益于总方针指导下国民经济建设打下的基础。

一是总方针指导下的农业发展确保了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农业的国民经济基础地位，“三农”建设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头等大事。作为战略资源的粮食生产尤其是杂交水稻种植从毛泽东时代一直延续下来，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建的农田水利工程“红利”依然惠及当代农业，农业转移人口每年为工业和服务业提供2个多亿劳动力。在农业劳动力大量减少的条件下，农业效率却大幅提升，农业产值由1978年的1018.5亿元提高到2018年的64734亿元，粮食产量由1978年30476.5万吨提高到2018年的65789.22万吨。①参见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库，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我国农业为全球1/4的人口从温饱不足到实现全面小康作出了最大贡献。

二是总方针指导下的工业体系日益齐全和成熟。正是有当年总方针指导下国家工业化基础，我国才有今天升级版的工业体系，才有今天的制造业大国和出口大国的地位。在总方针指导下，几代人经过努力建立了完备的工业体系，目前中国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的全部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是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全部工业类别的国家。中国从基本没有重工业到建有体系门类齐全，集设计、制造于一体的各类机械和装备制造业；从矿藏开采、冶炼到制造于一体的多种金属材料业；从单一煤炭开采到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综合一体的能源石化产业；从火力水力发电到风能、太阳能、核能多元发电业；以及食品、纺织、医药、日用工业品等，塑造了我国制造业大国的国际地位。

三是总方针指导下我国国民经济体系日趋完备和高端。除了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发展外，国民经济体系其他领域现代化进程也在加速。现代交通运输和物流业、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产业已经走在世界前列，现代金融、咨询服务等新兴服务业进一步使国民经济体系完善和质量提升。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布局的“三线”建设所形成的军工产业，一部分发展成为现代国防与航天科技产业，其余大部分实现了“军转民”，成为国民经济的龙头产业。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发展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形成了高效益的国民经济产出能力。总方针指导下建立的自主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国民经济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三，总方针思想对新时代国民经济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当前，我国正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依然要坚持以总方针为国民经济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不断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是新时代国民经济发展要坚持毛泽东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建设农业现代化。随着工业化发展，我国农业产值2018年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2%，但从绝对值看，农业产值增长是持续的。1950年为384亿元，1957年为430亿元，1965年为651.1亿元，1975年为942.2亿元，1978年为1018.5亿元，到2018年达64734亿元。①参见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库，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至今，农业的国民经济基础地位依然没变，新时代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农业现代化。为此，要加快农业科技应用，推广应用生物育种，发展科学养殖；加快农地资源改造，改善农田水利设施，完善现代农业基础设施；践行毛泽东“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5](p.49)思想，加快农机研发和农机装备产业升级，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建设现代农业市场体系，形成产供销一体化的农产品经营；加强农业生产和农产品流通的专业服务，提高农业经营效益，推广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技术应用于农业；发展生态农业和绿色农业，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二是新时代国民经济发展要坚持毛泽东以工业为主导的思想，建设工业现代化。完善工业体系，实现工业现代化依然要处理好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轻工业直接为居民提供生活日用品，体现社会生产目的，在资源配置上应该是先轻工业，再重工业。重工业投资规模大，见效时间长，涉及国民经济长远发展，体现国民经济综合实力。以工业为主导，重在建设工业现代化。为此，要加快发展新兴制造业，将传统制造业升级为新兴制造业，从制造业大国转变为制造业强国，将新兴技术广泛应用于制造业，积极推广智能制造和数字化制造，加快研制和推广使用机器人；发展现代装备业，将传统装备业升级为现代装备业，以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提升国防工业水平，增强国防工业产品的自主开发研制和生产能力，增强国防经济实力；将现代先进技术广泛应用于新兴服务业，尤其要将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于金融、信息、咨询、国际旅游、物流等新兴服务业。

三是新时代国民经济发展依然要坚持毛泽东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实现国民经济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结构优化条件下的综合平衡。要实现产业结构优化、产业比例合理、产业质量高端、产业协调发展。要以现代农业、生态农业逐渐替代传统农业；以先进装备制造业替代传统制造业；服务业重在发展新兴服务业。我们既要发展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行业，也要兼顾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另一方面，实现国民经济产业升级条件下的综合平衡。以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动汽车、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和现代信息等战略性产业为先导，带动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对产能过剩行业存量资源调整、增量资源优化，消化过剩产能和过剩产品，达到生产能力合理、生产手段先进和生产效益提升；加快传统制造业技术升级，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建设先进制造业群，着力研发核心技术。总之，在促进产业结构高端化、产业发展高质量的同时，不断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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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ao Ze-dong’s General Policy of Developing National Economy:A Reflective Review

(He Yu-chang and Li Bo)

The development policy of“taking agriculture as the basis,industry as the leading factor,and arranging the national economy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agricultural importance”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ao Ze-dong’s economic thought.The general policy has long guided China’s socialist economic practice and promo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dependent industrial system and a relatively complete national economic system.Over the past 40 yea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China’s industrial system and 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complete and China’s economic rise has attracted worldwide attention,which benefits from the foundation laid by the national economic construc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o Ze-dong’s general policy of developing national economy.The thought of Mao’s policy is a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while its economic practice and fruit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general policy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national economy modernization.In the new era of promoting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Mao Ze-dong’s general policy of developing national economy still plays a guiding rol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20）01-0071-07

作者：何玉长，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波，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图 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