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理论重构、总体判断与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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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理论重构、总体判断与改革方向
张 杰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 北京 100872)

摘 要：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国家意志主动实施和驱动的结构性改革，必然会推动国家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乃至制度结构发生动态演化，由此必然会造成不同结构状态下所蕴含的不同经济潜在增长率水平，一国不同的结构性状态决定着不同的经济潜在增长率最高水平。当前中国经济一方面正处于原先一轮结构性改革效果的边际作用效应末尾阶段和新一轮结构性改革启动阶段的交替和转换时期；另一方面正处于原先一轮政府刺激政策带来的结构性扭曲效应消化阶段和新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塑造新经济结构阶段的交替和转换时期，从长远看，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并不必然处于持续下降通道。中国新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到位，会带来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提升，从而将中国经济增速维持在一定水平。当前，供给侧结构性调整速度过缓背后所隐含的各种制度藩篱阻力、需求侧结构性锁定、所有制结构失衡、创新链扭曲性失衡、金融结构转化停滞、人才供给结构扭曲等因素阻碍了中国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提升。改革思路是，要高度关注和强化制度性结构性改革在塑造和提升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中的基础性作用，密切关注收入结构的扭曲性对需求侧结构性锁定问题，破解所有制结构失衡与金融结构转化停滞对中国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制约效应。

关键词：中国GDP增速； 潜在增长率； 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

一、引言：如何认识高质量发展阶段中的中国经济增速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引发了国内外学者针对中国经济增速未来走势的不同判断。在我们看来，迫切需要高度重视和深入探究的重要问题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经济增速会不可避免地低于6%？从中国近年来季度GDP同比增速变化趋势角度来看(见图1)，自2014年第1季度以来，中国GDP同比增速就处于持续下滑的通道。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信息是，在2019年第3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速已经处在6%的相对低位水平。由此引发的担忧是，中国经济增速会不可避免地低于6%？按照传统经济潜在增长率理论逻辑，从中国经济增速呈现出的持续性下行压力和变化趋势来看，低于6%以下水平似乎是大概率事件。在当前中国所面临的愈发错综复杂的全球新形势下，可能引发的重大问题是：一方面，如果当前中国经济同比增速持续低于6%，可能会影响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到2020年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明确目标是：必须保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为了增加中国的居民收入，报告还提出了“两个同步”，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胡锦涛，2012)。不少专家学者指出，将中国经济增速在一段时期内保持在中高水平的合理区间，是实现“促进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既定目标的基础性条件。有学者经过测算发现，在当前的一段时期内，将中国GDP增速保持在6%以上是实现“翻一番”目标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在“逆全球化”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日益加剧、中美贸易摩擦问题短期内难以彻底缓解的新全球化格局之下，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压力可能会削弱中国应对美国主动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和中美之间科技创新战略竞争的内在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这可能会削弱中国国内投资者特别是民营企业部门投资和自主创新研发投入的信心与预期，会削弱中国消费者的消费信心以及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预期，从而对中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加快促进新旧动能转换产生不可忽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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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4—2019年中国季度GDP同比增速的变化趋势

第二个问题是，经济潜在增长动力中要素的边际递减效应是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压力的判断依据吗？虽然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是否破6%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争论，然而，在我们看来，更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是，必须深入理解和科学把握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的判断依据及其内在逻辑。这似乎主要是按照既有一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理论假说框架来判断的。按照既有理论逻辑，一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由资源要素供给能力、生产效率和发展模式所决定的一国经济增速。潜在增长率是一国经济增速能否处于合理区间的决定性因素，而出口、投资和居民消费等需求因素，只是保证一个经济体在短期内能否在合理区间运行的基础性条件，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合理区间的分布水平。由此，一国在既定的要素资源供给能力、特定的发展模式和制度环境条件下，由于各种要素资源的释放空间和利用效率是有限的，因而经济增长的最大能力必然是有边界的。如果一味依赖投资拉动增长模式，仅可能在一国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的情况下才有效，否则会引发通货膨胀甚至加剧结构失衡。因此，按照这个理论框架和理论逻辑，可以得出的基本判断是：一方面，2011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速的持续下行，是由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持续下行这个根本性因素所导致的；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持续下行，则是由各种要素资源的规模报酬边际递减规律以及边际效率递减规律所决定的，在现有的要素资源约束条件下，即便中国一味持续加大投资，也无法对冲和抵消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行态势。

第三个问题是，既有测算一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方法是否存在重要弊端？在我们看来，无论是从既有文献中测算一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各种方法特别是所谓的各种先进方法角度来看，还是从一国的各种形式要素资源最大化利用效率角度来看，既有测算一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方法可能存在的重要弊端，就是并未充分考虑到一国在不同结构性状态下要素资源使用空间、利用能力和利用效率的显著差异性。也就是说，既有一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测算方法，只有在一国不发生经济结构性变化的前提假设下，才具有科学的测算基础和测算依据。倘若一国始终不存在本质性、结构性变化而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的结构性特征情形下，既有的测算方法可能就是有效的。比如，针对美国这种实行完全自由主义市场制度、过度强调个人自由权利最大化的发达国家，由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并未发生本质性的调整变化，这些测算方法以及测算结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那些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市场国家，由于制度结构、社会结构乃至经济结构未必是一成不变的，在国家层面的改革和开放等战略的持续推动下，在不同发展阶段可能会呈现出不同形态、不同性质、不同水平的差异性结构性状态与特征。

有鉴于此，可以梳理出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在一国的制度结构、社会结构乃至经济结构发生动态演化趋势的情形下，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制度结构、社会结构乃至经济结构水平表现出较大程度差异性的前提下，要素资源的积累能力、释放空间和利用效率，必然具有本质性、结构性差异。因此，一国经济体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具有的不同结构性状态和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乃至决定了各种要素资源特别是高端要素的积累能力、释放空间和利用效率，由此可以得出的基本判断逻辑是：“经济结构→要素结构→要素利用效率最大能力”。这其中，最需要理解的关键逻辑是，一国的制度结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动态变化以及结构性改革推进的深入程度，发生着动态演化。因而，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国家意志主动实施和驱动的结构性改革，必然会推动国家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乃至制度结构发生动态演化，由此，必然会造成不同结构状态下所蕴含的不同经济潜在增长率水平，一国不同的结构性状态决定着不同的经济潜在增长率最高水平。据此，我们提出一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结构性决定论”理论假说体系的理论逻辑可归纳为：一国的结构性改革↔异质性的经济结构↔不同结构状态下的各种要素资源最大利用效率和空间↔不同的经济潜在增长率水平↔不同的经济增速合理区间。

二、结构转型国家中经济潜在增长率动态演化规律的理论重构
(一)一国经济体潜在增长率的演化规律
1.不考虑经济结构性变化因素的经济体潜在增长率的演化规律

按照标准教科书的一般理论定义，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一国(或地区)经济体系，在各种资源和要素得到最优配置的情形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能达到的最高经济增长率。需要格外关注的是，从狭义角度来看，一国经济体中所包含的资源和要素，既包括各种资金、土地以及自然资源等，也包括人力资源、技术创新和各种形式的组织管理效率等因素。从广义角度来看，一国经济体中所包含的资源和要素，还应该包括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安排以及经济政策等因素。此外，一国经济体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也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指正常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即在一国经济体中的各种资源和要素，正常地得到充分利用时所能达到的经济增长率；另一层含义是指最高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即在一国经济体中的各种资源和要素，被最大限度地充分利用时所能达到的增长率。具体来看，当社会总需求小于社会总供给时，表明现实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此时经济处于“正向”产出缺口状态，经济体则处于下滑或萧条阶段。相反，当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时，表明现实经济增长率已经高于潜在经济增长率，此时经济处于“负向”产出缺口状态，经济体则处于上升或过热阶段。

我们认为，最为关键的问题是，从一国经济体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动态演化规律来看，经济潜在增长率应该呈现如图2的动态演化规律，具体区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在经济起飞阶段，由于经济体中的各种要素和资源并未得到充分利用或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阶段普遍面临“节俭悖论”，即低收入导致的低储蓄率造成经济体投资资金面临来源的“天然性”不足困局，而如果一味实施强制性储蓄政策，又会造成当期的社会消费能力不足，导致内需市场规模不足引发企业生产部门投资动力不足。在此情形下，随着各种制约资源要素能力释放的制度性短板或市场化因素被逐步破解，经济潜在增长率必然处于逐步上升通道。二是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伴随着各种制约资源要素能力释放的制度性短板或市场化因素被逐步打破以及彻底破解，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逐步由要素资源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技术进步以及组织管理效率提升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经济潜在增长率必然处于一个高水平的平稳状态，此时，各种要素和资源特别是高端要素资源均已得到有效挖掘和充分利用。三是在经济发展成熟阶段，由于各种资源要素的利用效率处于边际递减阶段，而制度性改革和市场化改革的效应也处于边际递减阶段，必然会导致该经济体的经济潜在增长率处于持续下滑态势，进而导致经济实际增速必然处于逐步下滑乃至相对低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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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一国经济体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动态演化规律

2.考虑经济结构性变化因素的经济体潜在增长率的演化规律

在我们看来，以上经济体经济潜在增长率演化规律的所谓“标准”理论假说，忽略了一个最为重要的基础性因素，这就是一国经济体发展中的结构性动态变化这个核心因素。如图2所示：一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内嵌于该经济体当时的结构性状态中，换言之，是一国经济体诸多方面的结构性特征约束、限定和决定了各种要素资源的利用能力以及经济潜在增长率的释放空间。这种内在逻辑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理论的角度来理解：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依据这样的理论逻辑，在我们尝试提出和构建的“经济潜在增长率↔结构性状态”理论假说框架中，可以得出一个判断是，国家整体和综合的结构性状态决定着一国经济体在一段时期内的经济潜在增长率，当然，一国某个发展阶段中的经济潜在增长率水平以及所决定的经济增速变化态势，也会影响国家整体层面的结构性改革进程和突破方向。尤其是考虑到诸多要素资源特别是高端要素资源的利用能力是动态变化的，而非一成不变。因此，一国经济体中的很多高端要素资源的利用能力以及动态变化能力，究其根源来看，也是取决和内嵌于经济、社会、政治结构性架构以及其背后的制度结构特征。因此，我们可以将其中的决定逻辑归纳为：“需求结构+供给结构”↔一国的经济潜在增长率。而需求结构取决于“收入结构+经济发展水平”，供给结构取决于“要素市场结构+技术创新水平”，其中，收入结构和要素市场结构是相互决定的，而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创新水平是相互决定的。关键的决定性逻辑是收入结构、要素市场结构、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水平这四个因素内嵌于“政治结构+市场结构+社会结构”组合而成的制度结构中，而这个制度结构又体现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层面，最终包含在一个国家文化体系和国家价值观体系的底层架构之内。

在我们看来，遵循“经济潜在增长率↔结构性状态”的理论假说逻辑，要提高一国经济体在不同发展阶段中的各种要素资源利用能力、充分释放消费能力的核心途径，就要对原有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乃至制度结构做出全面的结构性改革。需要高度关注的客观事实是，一国经济体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以及制度结构等诸多方面综合而成的结构性变化，或者由于各种制度性藩篱的约束，或者由于发展路径的“路径依赖”特征，或者由于特殊利益集团的强力阻碍，或者出于社会安全稳定和改革风险之间的权衡考虑，或者出于社会阶层固化以及各阶层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负面发展效应，或者出于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面临发达国家的残酷竞争和封锁等一系列因素，无论是需求侧的结构性改革，还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特别是政治层面、社会层面乃至制度层面的结构性改革，均不可能一蹴而就。任何一项结构性改革，均需要经历较长时期的实施、破除和重塑过程。尤其是政治层面、社会层面乃至制度层面的结构性改革，面临的各种阻碍更为错综复杂，遇到的各种风险挑战更为突出，经历的周期必然更长，就必然导致一国经济体在其发展过程中，在其不同的结构性约束条件下，蕴含和决定着不同水平经济潜在增长率的相对独立完整的演化进程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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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一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决定因素的逻辑分析

图3展示了我们对此逻辑的描述和刻画。其表现出的客观规律是，在一国经济体每一个特定结构性状态下，都对应着一个独立演化状态的经济潜在增长率，每个结构性状态所决定的经济潜在增长率，均会经历提高、稳定和下滑三个阶段。一般情形下，在一国经济体不同发展阶段所对应的不同结构性状态，倘如无法持续推进进一步的经济层面、社会层面、政治层面乃至制度层面的结构性改革，就必然进入“结构锁定”下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滑阶段，从而最终面临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的必然结果。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而言，持续推高经济增速的唯一途径，就是要持续推进全方位的结构性改革，从而依靠结构性改革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进而维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一国经济体不同结构性状态所对应的经济潜在增长率的独立演化过程，经历着极不对称的阶段性变化特征，概括而言，就是单个结构性状态决定的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上升时期较短，稳定时期相对也较短，而下降时期相对较长。造成这种“不对称”现象发生的原因，就在于在不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情形下，一国经济体中的市场结构性扭曲效应、社会结构性扭曲效应、政治结构性扭曲效应乃至制度结构性扭曲效应的叠加作用，会加剧经济结构性的扭曲效应，从而使得要素资源的利用效率大幅度降低，进而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快速下滑。

依据以上的综合分析，我们提出使用“包络线”工具(1)“包络线”分析工具指在微观经济学中通过企业短期成本曲线推导出企业长期成本曲线时所采用的分析工具。，将一国经济体不同结构性状态下所一一对应的相对短期经济潜在增长率，与一国经济体在经历不同结构性改革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长期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发展趋势，统一在一个理论体系之中。图4展示了利用“包络线”工具将结构性短期经济潜在增长率和结构性长期经济潜在增长率统一起来的理论架构，可以看到，一国经济体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长期经济潜在增长率，可以使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结构性状态所决定的短期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最优点的包络线切合组合而成。该理论逻辑可以解释的重大发展现象是，当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无法推进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制度结构性改革，而奉行某种所谓特定的“最优”价值观制度体系时，比如“华盛顿共识”，就会导致制度结构性僵化和结构性改革动力缺失现象的发生，进而使得该经济体进入到由于无法推行结构性改革而无法实现经济起飞的“制度陷阱”之中。当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对政治结构性改革、社会结构性改革、制度结构性改革的内生需求凸显出来，政治结构性改革、社会结构性改革、制度结构性改革对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提升作用，要大于纯粹的经济结构性改革。如果在此阶段中，一国无法有效推进政治结构性改革、社会结构性改革和制度结构性改革，而只是一味依靠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或市场化结构性改革，就会导致该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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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一国经济体结构性变化下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动态演化规律

(二)“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比较分析
“华盛顿共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自身经济发展经验的概括总结，并被他们奉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普遍”原则。“华盛顿共识”具体包括10个方面的发展原则：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实施利率市场化；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改革；放松政府的管制；保护私人财产权。然而，“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原则，就是奉行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实施完全自由化市场导向发展模式，否认政府干预在经济发展中的基本作用。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2000)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的“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按照美国学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概括，“华盛顿共识”的教条是“主张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自由化”(Joseph E. Stiglitz,2002)。

依据我们构建的“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动态演化理论假说，“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弊端在于：第一，完全忽略了政府在推行经济结构性改革、社会结构性改革和政治结构性改革中的基础性地位乃至主导作用，必然导致结构性改革的整体无序和社会混乱状态，必然造成短期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的边际效率递减效应。第二，完全忽略了经济结构性改革、社会结构性改革和政治结构性改革的渐进性特征，而是幻想依靠所谓的一劳永逸的改革模式，无法通过持续的结构性改革来促进长期经济潜在增长率的逐步提升以及维持中高水平状态。第三，完全忽略了经济结构性改革、社会结构性改革和政治结构性改革与制度结构性改革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匹配、相互决定关系，而维系和决定一国经济体发展模式的是最为底层的制度结构关系，既包括正式制度结构，也包括非正式制度结构，直接外化为一国的文化历史传承体系和国家价值观体系。因此，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必然会造成对众多发展中国家原有文化体系和国家价值观体系的冲突，既加剧社会的混乱和无序状态，也很容易造成改革失败。第四，在完全对外开放背景下，政府对稳定经济的宏观政策调控能力和力度必然要强化，否则各种层次的内部结构性改革必然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巨大冲击甚至严重阻碍。第五，完全忽略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不完善、国家法治能力体系不足以及各种形式市场扭曲效应存在的必然性的客观事实，实施激进式改革策略只会激化这些问题和矛盾，产生更多的阻力，增加推进结构性改革的难度和复杂性。第六，弱化政府对提供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各种重要公共产品以及制约产业链基础能力的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基础创新、应用基础研究、关键共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等的自主能力，极大地制约了企业生产部门发展需要的要素和资源利用能力，严重限制了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提升空间。

对比来看，“北京共识”实质上是政府和市场功能相融合推行的渐进式结构性改革发展模式。一方面，通过政府主导的渐进式市场化改革模式，在保持社会总体安全稳定团结和取得绝大多数民众对改革认同和支持的基础上，逐步实施和持续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社会结构性改革和政治结构性改革，推动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持续提升，从而维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同时，通过经济结构性改革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效和多数民众收入提升与生活改善，获得绝大多数民众对下一步经济结构性改革、社会结构性改革和政治结构性改革的支持和拥护，维持在推进结构性改革中的社会稳定状态。另一方面，清醒地认识到国家原有文化体系和国家价值观体系，对政治结构性改革、社会结构性改革和经济结构性改革的基础性作用，在坚持逐步调整既有文化体系和国家价值观体系的基础上，逐步构建与文化体系和国家价值观体系相匹配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强化和协调好二者的密切互动关系，保持结构性改革的层层推进，使得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始终维持在中高水平的合理区间，保持了经济中高速增长状态，稳定和强化了一国经济体中各类经济行为主体对未来改革的预期和发展信心。

三、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速及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新判断
(一)中国当前结构性潜在增长率的总体水平分析
依据我们前文构建的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动态演化规律理论，需要格外关注的基本事实是，一国经济体的结构性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各种利益集团的巨大阻碍以及各种利益关系的博弈需要较长的调整时间，一般情形下各种改革均需要比较长的周期，这样的客观事实就决定了一国经济体的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并不会如图4所表示的那样，在其进入较长时期的稳定周期阶段内，呈现波动幅度较小的稳定型变化。相反，如图5和图6所示的那样，很有可能在其进入较长时期的稳定周期阶段内，仍然会在维持较高水平的前提下，出现波动幅度较大的动态变化，这是由一国的结构性改革和调整时间的非紧密衔接性、较长周期性决定的，也是结构性改革的进步和后退复杂特征导致的螺旋式变化进程决定的，更是一国容纳结构性改革的制度文化环境以及政府推进结构性改革的主动决心和执行能力决定的。由此，在我们看来，这就可能导致的两种基本情形是：一方面，如图5所示的那样，当一国的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进入稳定阶段发展周期之后，由于上述因素影响，在其波动式的变化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经济潜在增长率先下降再上升且后续的经济潜在增长率高于先前的现象，我们将之称为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在稳定期的“跃升”现象。在这种情形下，随着一国结构性改革的全面展开和深入推进，特别是在利益集团制度藩篱被破除，具有更高效率和创新能力的各种新型经济组织、经济个体创造出来的状态下，即便一国经济体进入了稳定阶段发展周期，也会出现经济潜在增长率先下降后上升的演变现象，而且会出现经济潜在增长率高于稳定阶段平均水平的现象，导致该国经济增速在较长时期内维持在中高水平甚至出现“V”型恢复性高增长状态，而未必必然处于持续下滑或者“L”型的变化状态。另一方面，如图6所示的那样，可能存在的另一种情形是，当一国的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进入稳定阶段发展周期之后，出现经济潜在增长率先下降再上升，但后续的经济潜在增长率低于先前的现象，我们将之称为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在稳定期的“下滑”现象。在这种情形下，在一国经济体进入了稳定阶段发展周期中，即便出现经济潜在增长率先下降后上升的演变现象，也会出现经济潜在增长率低于稳定阶段平均水平的现象，导致该国经济增速难以在较长时期内维持在中高水平，甚至会出现持续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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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一国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稳定期跃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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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一国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包络线动态变化规律

借助以上理论框架，我们对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总体判断是，在经历4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很有可能已经进入了稳定期。在此阶段中，突出的问题是，随着各种体制机制改革进入风险不确定性较大的“深水区”，处于改革效果边际效应递减的“疲劳期”阶段，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在中短期内处于一个阶段性下降的特定状态，这是导致当前中国经济增速面临持续性下滑压力的主导因素。

然而，在我们看来，由于中国市场化改革仍然有相当大的突破和升级空间，这就导致中国结构性改革仍然具有相当大的红利释放空间，进而具备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将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维持在较高水平的基础。必须高度关注的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存在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严重不对称性的问题，表现为“对内开放”严重滞后于对外开放，这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能力释放的突出因素。一方面，中国的市场化开放，并非仅仅是对外开放力度不够或对待外资企业的差别性歧视问题，而是更多地体现在“对内开放”力度不够以及国内市场公平竞争机制相对不完善的问题，特别表现在对待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发展和壮大的金融资源和关键创新要素资源的差别性歧视方面。集中到一点来看，就是“竞争中立”和“所有制中立”原则，尚未在中国的市场体系和行政制度中得到充分体现和完全贯彻。事实上，无论是从金融资源角度来看，还是从土地要素角度来看，抑或是从高端人才要素角度来看，在各级政府存在要素市场干预的控制偏好激励动机和地方一把手官员任职期内一味追求地方GDP短期增长导向发展思路的双重激励下，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部门普遍遭受“所有制歧视”和“规模歧视”，这就导致各种资源要素在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部门、不同规模企业部门之间自由流动配置权力和能力的阻碍和弱化，导致中国在现有要素资源约束条件下，既有要素资源无法实现最优配置。另一方面，更为突出的问题是，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于产品市场化改革，这导致了中国多数要素资源特别是高端要素资源和关键要素资源的利用效率并未得到充分的释放，配置效率尚未达到最优。这具体表现在，中国国内的各种高端要素资源，偏向于向外资企业部门和国有企业部门集中，而难以向具有更大自主创新活力的民营企业部门或创新型中小微企业部门聚集，既造成创新资源要素配置效率的严重扭曲，也对中国产业链基础能力、现代化水平和国际竞争水平自主能力的培育和提升产生制约效应。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基本判断是，考虑到中国市场化改革特别是要素市场化改革，仍然具有相当大的结构性改革红利释放空间，中国很有可能会出现经济潜在增长率先下降再上升，且后续的经济潜在增长率高于先前的现象，即如图5所展示的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在稳定期的“跃升”现象。由此，我们的理论模型，既可以将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所面临的持续性下滑压力，也可以将林毅夫(2019)提出的中国经济在今后20年之内能够维持8%左右的中高速水平假说(2)林毅夫:《2030年前中国经济具备每年8%的增长潜力》，http://www.chinanews.com/cj/2019/11-05/8999220.shtml，访问时间：2019年12月31日。，还可以将张杰、宋志刚(2016)提出的中国经济所蕴含“新周期”经济阶段假说，统一在一个理论模型框架之内来加以解释。

首先，从图7提供的信息来看，由于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处于深入推进之中，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受到收入结构固化导致的需求侧结构性改革滞后的约束和限制(张杰、金岳，2016)。与此同时，市场化改革仍然处于深水区，要素市场化改革正处于启动阶段。这些综合性因素的叠加效应，造成中国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在进入稳定期的演变阶段中，仍然存在波动性的基本特征。最为重要的变化特征是，当前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正处于“结构性下降”阶段，这是导致当前中国经济增速面临持续性下行压力的根本原因。只要中国当前经济潜在增长率“结构性下降”态势还没到最低点和转折点，那么，中国当前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就不会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增速下滑态势和下行压力就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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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一国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稳定期下降状态

其次，更要关注到的现象是，这种“结构性下降”阶段特征，必然会随着新一轮的对内对外结构性改革的全面启动，逐步转变为“结构性上升”阶段，使得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由下降转变为上升态势(见图8)。由此，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呈现“结构性上升”阶段态势，会缓解和对冲当前经济增速持续性下行压力，使得中国经济增速由“下滑”转为“上升”。换言之，倘若在中国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处于稳定期的“跃升”现象的情形下，中国经济增速仍有可能在经历了下滑阶段之后上升。我们得出这样判断的依据，在于中国仍然处于结构性改革大变革大调整中的基本事实，在于中国人均GDP仍然具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

再次，可以将中国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处于稳定期的“跃升”现象以及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结构性上升”阶段态势，定义为中国经济的“新周期”特征。很显然，这种大概率存在的中国经济“新周期”特征，是由中国经济新一轮的结构性改革所决定的。在我们看来，只要中国各级政府全面启动和认真落实新一轮的结构性改革举措，进一步消除既有利益集团的制度藩篱，充分释放结构性改革红利，必将启动中国经济的“新周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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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当前阶段中国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变化特征

(二)当前结构性改革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驱动性因素分析
结合以上的一系列理论框架以及针对中国现实背景的分析，需要进一步分析和解释的问题是，从中国应该启动和着力的结构性改革空间以及改革红利的角度来看，中国今后一段时期内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能够维持在中高水平层面的动力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中国结构性改革在整体层面仍然具有较大程度的改革改进空间，特别是在高端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方面仍然具有较大的改革红利。具体体现在：一方面，依靠推动降低市场行政准入壁垒，来维持“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立”原则的市场公平竞争机制改革，可以充分释放民营企业部门以及股份制企业部门转型升级活动中的巨额投资动力和创新研发投入，极大地提高供给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较大幅度地提高资金资本的市场配置效率，塑造和提高中国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另一方面，体现在依靠适当收缩政府不合理干预经济权利边界的“放管服”改革，来降低实体经济部门的生产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方面，扭转和提高实体经济部门的整体盈利能力，激发和激活实体经济部门微观企业的投资动力能力，进一步扩大结构性改革红利的释放空间。

第二，中国正在进入高质量投资驱动模式的特定阶段，这是维持中国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结构性上升”态势的决定性力量。一方面，要判断的基本事实是，虽然当前消费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支撑力量，中国经济似乎进入了“内需驱动发展模式”，但更需要看清的客观事实是，中国当前正在全面进入“高质量投资驱动发展模式”，并未简单地全面进入“内需驱动发展模式”。事实上，中国经济正处于“高质量投资驱动发展模式”和“内需驱动发展模式”的双轮驱动发展阶段，而且是处于“高质量投资驱动发展模式”决定“内需驱动发展模式”的特定发展阶段，其原因在于：只有“高质量投资驱动发展模式”才能释放大量的高技能、高人力资本、高收入的就业工作岗位，才能创造通过持续提升劳动生产率来促进企业员工收入持续提升的基础条件。因此，方可从基础层面来支撑和强化“内需驱动发展模式”的形成。另一方面，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角度来看，在全面依靠结构性改革来推进中国经济新旧动能的转化过程中，既会促进传统制造业部门的技术改造投入、机器和生产线替代简单劳动力投入、产品质量提升投入、生产工艺提升投入，也会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部门的自主创新研发投入、智能制造模式投入、先进生产设备购进投入、新产品开发研发投入、生产工艺提升投入；既会促进高端生产设备部门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投入、先进材料研发投入、关键零配件开发投入、先进生产工艺研发投入，也会促进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巨大投入和发展机会，这些方面均会释放出巨额且持久的高质量投资，为中国高质量投资驱动模式的形成提供坚实基础。

第三，居民国民收入持续提高和中产阶层持续扩张带来的内需驱动模式的升级和强化，会进一步释放内需对中国经济的内生型支撑作用，这是维持中国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结构性上升”态势形成的基础性力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结构性改革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联动性。一方面，需求侧中的收入阶层规模和收入结构，决定了一国的现实消费规模能力以及消费结构升级换代能力；另一方面，更要关注到的传导机制是，供给侧的企业部门的生产方式，比如，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或人力资本密集型不同模式，或者供给侧的企业部门的生产效率水平，决定了劳动边际报酬水平，由此，可以得出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供给侧结构根本上决定了社会收入水平和要素收入结构，进而决定了一国的需求结构。伴随着40多年来中国经济在中高速层面的快速增长，其最大的影响效应之一，是促进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国民收入的持续快速增长，带来中等收入阶层规模的迅速扩张和消费结构的持续升级换代，促进中国逐步形成全球最大规模的内需消费市场。这一基本发展事实，会使得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母市场”效应能力逐步得到释放，本土需求市场的巨大规模蕴含的市场规模经济效应、“需求升级促进实体经济升级”机制、“需求引致创新”机制、“需求创造供给”机制等方面的作用，推动中国经济从一味依赖“粗放型投资扩张驱动”，逐步转向“高质量投资驱动”“内需驱动”和“创新驱动”。实质上，内需驱动型的中国产业链水平升级模式，与“高质量投资驱动”模式、“创新驱动”模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相互支撑，密不可分。在这些机制的激励之下，即便中国面临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压力和挑战，即便面临美国针对中国发起和实施的各种科技创新封锁和遏制战略，即便在中国的出口规模扩张受到“逆全球化”现象蔓延以及发达国家发起的贸易保护主义影响，也具备主动利用自身正处于持续扩张的全球独一无二的“母市场”效应，有效地促进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持续提升。

第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在不同创新链和产业链以及二者融合体系的不同环节所释放的巨额自主创新研发投入，这是维持中国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结构性上升”态势形成的关键力量。无论是从内需驱动型模式，还是从全球市场竞争驱动型的中国产业链水平升级模式的路径来看，归根结底最终都必须落实到创新驱动模式的加速形成。需要高度关注的基本事实是，全球产业链的自主能力和竞争水平，越来越向创新链的基础研究等环节渗透和延伸，而产业链中的先进高端核心生产设备、关键材料、关键零配件、关键生产工艺的自主研发和制造能力，对一国产业链的全球竞争水平的基础性决定作用日益凸显。并且，这些配套制造的自主能力，与一国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以及颠覆性技术创新等多方面能力也密切相关，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能力，也日益向产业链中的先进高端核心生产设备、关键材料、关键零配件等生产制造领域渗透和延伸。因此，在我们看来，针对创新驱动型的中国产业链水平升级模式而言，这其中可能的主要升级路径具体体现在：针对传统制造业部门，存在“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先进核心生产设备+先进工艺”↔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业链水平升级模式；针对高端生产装备设备产业，存在“应用基础研究+先进核心生产设备+关键材料+关键零配件+先进工艺”↔高端生产装备设备产业的产业链水平升级模式；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存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先进核心生产设备+关键材料+关键零配件+先进工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链水平升级模式。在中美科技脱钩的刺激和倒逼效应下，依靠积极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来激活国有经济部门、非国有经济部门和中小微企业部门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创建创新型国家中的巨额创新研发投入，是促使中国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持续提升的重要因素。

四、当前阻碍中国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提升的体制机制性因素
1.供给侧结构性调整速度过缓背后所隐含的各种制度藩篱阻力问题

一方面，在当前新经济新动能的转换过程中，从其替代规模和转换速度的角度来看，在相当程度上暴露出替代过程相对滞后和替换速度相对过慢的问题。根据《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统计分类(2018)》和《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增加值核算方法》，2018年中国新经济新动能占GDP比重为16.1%，相比2017年提高0.3个百分点；2017年中国经济中以“三新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新动能占GDP比重为15.7%，相比2016年提升了0.4个百分点。按照这个增速来计算，中国新经济新动能占GDP比重要从2017年的15.7%提高到理想中的30%甚至更高，至少需要5年以上的调整时间。由此可见，中国新经济新动能占GDP比重增速的扩张速度和提高能力相对不足。

另一方面，虽然当前第三产业正在逐步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和替代的主导力量，但是，第二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部门，对中国新旧动能转换和替代的推动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和有效激发，这是造成近期中国经济持续下行的关键因素。从区分产业的角度来看，在2018年和2017年中国第三产业部门中，“三新”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为8.5%和8.4%，超过第二产业的6.9%和6.6%。其中，2018年相比2017年，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部门中的“三新”经济占GDP比重分别增长了0.1和0.3个百分点，而2017年相比2016年，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部门中的“三新”经济占GDP比重分别增长了0.4和0.1个百分点。这反映的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供给侧结构性调整速度相对过缓，是导致中国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关键因素。这背后可能隐含着一系列的制度藩篱和利益集团阻力问题，突出表现在：一方面，长期低利润率困局已经成为制约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因素，这与中国制造业部门相对高的税费水平密切相关。相对较高的税费水平，挤占了中国制造业部门的正常盈利能力，这是导致当前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长期低利润率困局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中国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微观经济的控制和干预边界仍然过大，显著地增加了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部门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极大地阻碍了实体经济部门中微观企业的创新创业活力和动力。

2.需求侧结构性锁定问题

对于中国的需求侧而言，当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伴随着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带来中国内需市场规模的逐步扩张和消费结构的逐步升级换代，然而，在中国经济的增长过程中，始终面临居民不同阶层收入不平等持续扩大和收入阶层结构性固化的问题，导致中国内需市场规模扩张对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支撑作用得不到充分和有效的释放。一方面，由于当前阶段中国的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存在大量的投资投机空间以及寻租腐败机会，使得“资本创造财富”“权力创造财富”能力远远超过了“劳动创造财富”“知识创造财富”能力，这是造成当前中国居民收入不平等持续扩大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不同居民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现象，非但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相反，不同居民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出现了固化甚至持续扩大的现象。而且，当前中国的居民收入结构出现了“两头增长、中间固化”的“哑铃型”现象，这具体表现为，收入最高阶层在“资本创造财富”“权力创造财富”和“钱生钱”机会的激励下，收入和财富快速增长，收入最低阶层在精准扶贫政策效应的鼓励下，导致自身收入和财富也处于持续改善和增长通道中。与此同时，在中国经济面临持续下行压力导致工资水平持续增长动力不足，在房地产泡沫带来的高房价和高房租对这些居民阶层收入和财富存在显著挤占效应的双重制约作用下，规模庞大的农民工阶层和城市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和财富，出现了停滞甚至阶层固化的现象。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收入最高阶层出现了将资本和财富向海外转移以及偏好于国外中高端产品消费的现象，导致高收入阶层的扩张并未对中国消费结构的升级换代形成足够支撑作用。具体来看，一方面，有不少拥有资产和财富的企业主，通过各种手段和渠道将自身资本和财富转移到国外；另一方面，出于对国内产品质量的担忧，中国收入较高阶层对国外高质量产品的消费规模快速扩张。这两个因素的叠加效应，进一步限制了中国的居民收入增长对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支撑作用。因此，概括来看，就是中国当前所存在的各种突出的收入结构扭曲效应，造成了需求侧结构性锁定的问题，进而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提升能力的释放。

3.所有制结构失衡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一方面，制造业部门特别是民营经济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动力相对弱化、技术改造动力相对不足、自主创新研发投入动力相对缺失。而且，民营企业家普遍存在将财富和资产向海外转移以及民营企业部门普遍发生“脱实向虚”等投机行为，使得相对高生产效率的民营经济部门结构性调整面临极大阻力，阻碍了中国短期乃至中长期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提升。另一方面，中国的国有企业部门，在中外合资企业的巨大利益诱惑和“技术换市场”策略的锁定效应下，既未充分利用自身在自主创新研发积累能力、高端人才团队积累能力、获得外部融资能力、国家优惠政策支持优势等方面的综合优势，在制约中国产业链、产品链全球竞争优势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关键共性技术以及颠覆性技术等方面谋求持续的自主能力；也未发挥自身对中国众多产业链、产品链的基础能力和现代化水平塑造和提升的主导作用和控制力，导致国有企业部门的竞争优势和产业实力尚未得到有效的激发和释放，造成中国产业链、产品链体系中未能形成“国有+民营”的新型协同和融合分工体系。此外，国外跨国公司通过抢占全球市场和中国国内市场产业链、产品链的高端环节，特别是近年来转向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环节，既强化了自身在中国产业链、产品链中的控制能力和谋取最大化利益能力，也严重削弱了中国产业链、产品链的基础能力和现代化水平的自主能力，严重制约了中国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提升空间。

4.创新链扭曲性失衡问题

当前，中国在众多产业链、产品链领域中暴露出来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不足或缺失问题，既分布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或应用基础研究环节，更大量分布在应用开发、中试、工程化等环节；既分布在传统制造业的特定环节，更广泛分布在高端生产设备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各个环节。一方面，中国各级政府对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不足，企业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能力的普遍动力不足和激励机制缺失。一方面，近年来，中国R&D经费投入强度(R&D投入额占GDP比重)持续上涨，2018年该比重已经达到2.19%，比2017年提高了0.04个百分点，已经连续5年超过2%。依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2018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在2013年中国R&D经费总量就超过日本，稳居世界第二位。2018年中国R&D经费投入总额为19 677.9亿元，比2017年增长11.8%，以两位数的增速连续3年快速增长。并且，2018年中国R&D经费投入强度，已经超过2017年欧盟15国的平均水平2.13%，离OECD的2.37%平均水平仍有一定距离。然而，需要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的R&D经费投入中的基础研究比例，却一直处于相对较低的比重水平，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仍有相当大的差距。2018年中国基础研究经费为1 090.4亿元，第一次突破千亿元的门槛，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比重为5.5%，与2017年持平。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比重均已超过15%以上，中国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与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巨大，这是导致中国众多产业链基础能力不足的根本性因素。另一方面，更为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中国的基础研究领域中企业部门的基础研究投入更为不足。2018年，高等学校、政府所属研究机构和企业的基础研究经费分别为589.9亿元、423.1亿元和33.5亿元，占中国基础研究经费总额的比重分别为54.1%、38.80%和3.07%。由此可以看出，这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企业部门并未成为基础研究的主体力量，而且，企业部门的基础研究投入动力远远不足，这是导致中国众多产业链基础能力不足以及产业链国际竞争水平相对弱化的核心原因。

另一方面，在制约中国众多产业链基础能力和国际竞争水平的关键因素中，除了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因素的重要制约作用之外，还有产业链和创新链不同环节中广泛分布的众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制约问题。我们认为，中国众多产业链中分布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问题，可以抽象概括为具有“纯烧钱模式+不可被轻易山寨模式”这两大基本特征及其叠加作用。其中，“纯烧钱模式”是指中国众多产业链、产品链中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不足或缺失问题是，普遍面临前期、中期、后期创新研发投入额巨大、投入周期长和投入收益不确定性高的特征，多数情形下需要企业从处于创新链前端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环节的长期巨额研发投入入手，才有从根本上解决的可能性。“不可被轻易山寨模式”是指即便存在企业可以任意烧钱的机会，要在制约产业链、产品链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方面取得重要突破，除了需要在创新链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技术开发、中间实验等环节方面进行持续的巨额投入；还要在实现大规模生产制造过程中的关键高端生产设备、工程化阶段关键工艺、关键材料、关键零配件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持久性的巨额投入；同时，也需要培育和供养成本高昂的多层次专业化人才团队，以及对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的持续技术创新积累能力、关键生产工艺积累能力以及各种隐性知识长期积累能力具有内在要求。在这些复杂情形之下，任何产业链中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就必然难以存在简单模仿或片段式模仿的机会和空间，只能依靠企业培育培养相当规模的自主研究团队，通过持续的长期巨额研发投入以及技术创新的持续性知识积累，才可能重点突破和全面解决。因此，在供给侧部门中微观企业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等方面的自主能力不足以及投入动力严重缺失，对中国的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提升造成了突出的制约。

5.金融结构转化停滞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的根本性问题，就是必须将家庭部门、企业部门的储蓄资金以及金融体系的资金渗透、下沉和转移到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以满足制造业部门相对低融资成本的外部融资需求，特别是要对接和满足制造业部门和创新型中小微企业部门中的中长期外部融资需求和自主创新研发投入需求。然而，当前中国以大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渠道为主的金融体系，以追求短期商业利润最大化为经营逻辑的金融风险治理机制，产生了金融结构转化停滞、金融功能深度失衡、金融风险治理和监管制度不匹配等突出现象，难以对接和匹配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各种形式的外部融资和投资需求，极大地制约和阻碍了以家庭储蓄和企业储蓄资金为主的金融体系资金向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渗透和下沉。无论是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的“机器替代简单劳动力”、产品质量提升、先进生产设备购进、关键生产工艺提升等方面的投资需求和外部融资需求来看，还是从高端生产设备产业部门的应用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关键生产设备自主研发能力提升、关键零配件、关键材料自主研发能力提升、关键工艺自主研发能力提升等方面的投资需求和外部融资需求来看，抑或是从战略性新兴产业部门的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应用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关键生产设备自主研发能力提升、关键零配件、关键材料自主研发能力提升、关键工艺自主研发能力提升等方面的投资需求和外部融资需求来看，特别需要长周期、相对低成本的直接融资渠道为主的金融体系来进行匹配和对接。当前中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尚未聚焦到对既有大银行主导的金融体制的根本性改革方面，也未破除既有金融体系中利益集团和制度藩篱的多重阻力，出现了典型的金融结构转化停滞现象，对中国的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提升造成了突出的制约。

6.人才供给结构扭曲问题

中国虽然拥有数量庞大的高等院校和政府所属的专业化科研机构，但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这些机构在原始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领域的领军人才和高端人才却严重不足。一方面，中国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中真正具有原始创新和突破性创新能力的高端人才严重不足。仅有的一些高端人才多数是从国外学成归来的学者，而中国本土培养出的高端人才相对不足，折射出中国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高端人才和创新型人才的培育机制和选拔制度方面存在一定问题。另一方面，高等院校和政府所属的专业化科研机构的激励机制存在扭曲效应，各种形式的职称评审和人才评审过程中存在“论资排辈”“近亲繁殖”等现象。某些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多数科研人员的职业追求不是为了探索真理，而是通过“写论文”“拿课题”“抢帽子”“编专利”等手段途径来获取利益。有些科研人员获得高级职称之后，丧失了真正进行学术研究和科研探索的动力，而中国多数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现行的职称制度也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以及有效的惩罚退出制度设计。此外，中国虽然在众多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中设置了相当丰富的理工学科专业，一直在努力提升高等技术职业学院的培养质量，每年培养相当数量的理工学科专业化人才和初级技工人才。然而，中国制造业实体经济部门普遍面临“民工荒”“技工荒”和高端人才缺乏的发展难题，不仅仅是低技能的工人面临供给不足的问题，而且各种层次的中高端技术工人、工程师以及高端创新研发人才，也面临供给严重短缺的难题，导致制造业企业部门的产品质量提升活动、新产品创新研发活动和自主创新能力体系建设等转型升级活动，面临严重人才缺乏问题。这对中国人力资本等要素的利用效率以及“人口红利”的持续释放能力，造成了相当显著的抑制效应，严重束缚和阻碍了中国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提升。

五、促进中国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提高的改革思路
第一，重新认识一国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动态演化规律的理论假说，对判断中国今后一段时期内经济增速合理区间以及经济增速变化趋势具有重要作用。依据我们构建的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理论假说，可以得出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一方面，当前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并不必然处于持续下降的通道，而是在较长时期内存在较高水平甚至出现恢复性增长的较大概率。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原先一轮结构性改革效果的边际作用效应末尾阶段和新一轮结构性改革启动阶段的交替和转换时期，正处于原先一轮政府刺激政策带来的结构性扭曲效应消化阶段和新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塑造新经济结构阶段的交替和转换时期。只要中国新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落实到位和发挥应有作用，很有可能带来中国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的“跃升”，从而维持和推高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进而将中国今后一段时期内的经济增速维持在较高水平。因此，仅仅纠结于当前中国GDP增速水平是否破6%的争论，并不具有重要的理论逻辑支撑，不具有实质意义。另一方面，在我们看来，依据中国当前人均GDP仍然只有美国25%左右的基本事实，依据中国在整体和局部层面仍然存在相当大的 “结构性改革”推进空间以及“改革红利”释放空间，随着中国各项整体和局部的结构性改革的全面启动和深入推进，中国GDP增速的恢复和提升是有基础的。

第二，高度关注和强化制度性结构性改革在塑造和提升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中的基础性作用。需要格外关注的是，中国目前很有可能正在陷入制度结构性改革的困局甚至陷阱之中，中国在多方面存在的制度结构性扭曲效应因素，已经成为钳制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和落实的关键因素。在我们看来，这种制度结构性改革的困局甚至陷阱具体体现在：一方面，在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和运行体制中存在政府和市场各自功能定位和边界关系的混乱模糊认知以及政府对市场应有功能的普遍越位行为，对微观企业部门特别是非国有企业部门的生产经营活动、产品质量提升活动、生产效率提升活动以及自主创新研发活动，产生了相对高昂的生产成本、显著的行政性壁垒成本和额外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严重束缚和阻碍了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能力，削弱了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国际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出于对干预和控制地方短期GDP增长的目的，地方政府偏好于依靠干预或控制地域内的关键要素资源配置和分配权力，比如，金融资源、土地资源和市场进入权力，造成中国要素市场化改革严重滞后于产品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改革不对称”现象。而且主动干预和控制地域内的要素市场分配权，还可以为地方政府官员提供额外的寻租和腐败机会，导致实体经济部门微观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高昂，严重束缚和阻碍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活动。因此，决定中国结构性改革能否取得切实成效的关键，就在于制度结构性改革能否优先推进，必须把打破和消除政府对微观经济部门的不合理干预和控制，解决其背后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作为中国今后一个时期内实施制度结构性改革或行政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

第三，密切关注收入结构的扭曲性对需求侧结构性锁定问题的重要作用。仅仅依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能完全有效提升中国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的“跃升”能力。这是因为，中国情景下的供给侧结构和需求侧结构已经形成了一个相互制约、相互支撑、相互决定的关系。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创造高技能、高人力资本的就业岗位，为国民工资收入提高奠定基础条件；另一方面，需求侧的收入结构以及国民收入增长机制所决定的内需市场规模和消费结构，必然会通过“需求引致创新”“需求创造产业”等机制为供给侧的结构性转换升级提供最为基础性的发展空间。针对中国正在实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能否达到推高中国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成效，与需求侧的收入分配结构以及国民收入增长机制紧密相关。换言之，中国当前的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是由供给侧结构和需求侧结构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缺一不可。在当前阶段中国收入结构固化特征日益凸显以及国民收入不平等效应持续凸显的情形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会有效推动结构性潜在增长率“跃升”的发生。因此，必须打破导致中国现有收入扭曲性结构的体制机制，特别是要严格限制和消除“投机资本创造财富”“权力创造财富”“垄断创造财富”等旧体制机制，积极塑造和强化“劳动创造财富”“知识创造财富”“创新创造财富”的新型分配体制，主动制定和实施与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协同增长的国民收入持续增长机制，特别是要主动出台和积极实施中国版本的“中等阶层收入倍增计划”。

第四，破解所有制结构失衡问题对中国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制约效应。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来看，所有制结构失衡现象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核心问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已经进入了依靠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全面提升，依靠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全面突破，来促进中国产业链、产品链的基础能力、现代化水平和国际竞争优势可持续提升的特定发展阶段。然而，在新的开放背景下，面对必须贯彻市场“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立”原则的全球贸易治理机制压力，破解所有制结构失衡对中国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制约效应，需要在产业链和创新链的对接和融合体系中，打造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民营企业之间有机分工和协同发展的新型产业分工体系，不要简单纠缠于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或民营企业谁来主导产业链、产品链的是与非的“二分法”狭隘思维。相反，要依据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民营企业自身自主创新能力综合优势的差异性特征，确定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创新链和产业链中的功能定位和产业定位。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尤其要强化国有企业在创新链和产业链中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和关键共性技术等方面的核心作用，鼓励股份制企业和民营企业提高在关键零配件、关键生产设备、关键材料、最终产品市场化商业化等方面的自主能力，通过打造“国有+股份+民营”的新型产业链、产品链分工协同体系，彻底解决所有制结构性扭曲和失衡问题，塑造中国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持续“跃升”的新型产业链分工体系基础。

第五，破解金融结构转化停滞问题对中国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制约效应。破解当前金融结构转化停滞问题对中国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制约的突破口，在于必须将家庭部门和企业部门的储蓄资金，通过适宜的金融体系和体制，有效传导、对接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先进生产设备购进、产品质量提升、自主创新研发投入等方面的多样化的巨额投入融资需求，尤其要满足制造业部门和创新型中小微企业部门的长周期、相对低成本的各种形式的外部融资需求。面对当前中国主导间接融资的大银行体系所暴露出的金融结构转化停滞、金融功能深度扭曲、金融风险治理和监管制度严重失衡等一系列体制机制性问题，必须加快发展出具有直接融资功能的地方性、专业化的中小商业银行体系，加快发展出具有直接融资功能、满足创新型中小微企业发展壮大需求的多层次现代资本市场，加快发展出具有贯穿式、广覆盖性的前瞻性金融风险识别和监管制度，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融合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以有效推动中国结构性经济潜在增长率持续“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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