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青年马克思早期哲学构境的复杂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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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青年马克思早期哲学构境的复杂线索
张一兵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南京 210046)

在过去关于马克思的思想史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理论判断，是列宁提出的马克思的“一次革命性转换中的两个转变”，即“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1)《列宁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3页。。后来的苏联学者也是依循这一判断。孙伯鍨先生开创性地提出了“两次转换的双转变论”，将青年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过程一分为二：其一是从《莱茵报》时期到《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哲学共产主义；其二是在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1845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实现了从哲学唯物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从哲学共产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有待追问的是：孙先生所指认的“第一次转换”中，青年马克思最初的唯心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其背后的思想支援背景是怎样的？围绕这一主题，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第一，马克思最初究竟受到了黑格尔怎样的影响，或者说，马克思最初的唯心主义哲学立场是怎样确立的？过去的研究中存在一个假设，似乎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了解是一个自然的、系统的过程。实际上，这种假设缺乏文献的基础。马克思1835年进入波恩大学学习法学，在波恩的一年，他在思想上主要受到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没有研究哲学，这一阶段他也没有任何学习笔记留存下来。1836年转学柏林大学之后，马克思逐渐从文学和法学转向哲学，开始形成自己的哲学世界观，1838年决定攻读哲学博士。但是，现存的马克思的《柏林笔记》是从1839年初开始的，也就是说，1836—1838年期间，马克思究竟是如何形成自己最初的哲学立场的，现在缺乏直接的文献依据，可供参考的只有当时马克思的少量通信和相关文学创作。根据马克思写给其父亲的信，我们知道，马克思起初在法哲学的思考中接受了康德、费希特的理性主义，后来转向黑格尔哲学，并且受到了以“博士俱乐部”为核心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但是，马克思究竟读了哪些黑格尔的书，受到了黑格尔哪些方面的影响？根据马克思对法哲学的思考，及其与黑格尔法哲学的重要代表甘斯的关系，马克思应该比较熟悉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这在他同时期的文学创作中也有体现。不过，在马克思后来研究古希腊哲学的笔记中，并没有看到法学的学习对其哲学研究的影响。这和马克思在最初进行经济学研究(如《巴黎笔记》)时，用哲学话语来评论经济学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这说明，尽管对法哲学的思考将马克思引向了哲学，但最初的法学学习并没有在其思想深处发生过指导性作用。此外，结合马克思在柏林的课程学习、文学创作和摘录笔记来看，马克思在这一阶段还阅读了黑格尔的美学、自然哲学和哲学史方面的著作，但是并不能够看出其中的系统性，也没有留下专门的笔记。特别是，马克思后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集中讨论的、作为黑格尔体系之起点的《精神现象学》没有在这一阶段的文献中有直接的体现。当然，在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下，马克思对“自我意识”概念的基本内涵一定比较熟悉了。也可能由于马克思当时已经非常熟悉相关内容，所以反而没有对黑格尔哲学特别是自我意识问题写过专题的笔记。而从哲学方法论上来说，黑格尔对马克思的最初影响主要体现为，以辩证法破解“应有”与“现有”的对立，从而与康德、费希特的理想主义区分开来。马克思此时相信，作为观念的“应有”应当透过“现有”体现出来，他要“向现实本身去寻求观念”(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页。。这里他仍然是强调观念对现实的主导性，其背后是人的主体性对现实的能动作用。总的来说，马克思最初对黑格尔的涉猎比较广泛，但是其理解谈不上系统、深入，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马克思后来能够比较轻松地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转向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第二，马克思最初具体受到了哪些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的哪些方面的影响，或者说，马克思最初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是怎样形成的？尽管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包括施特劳斯、鲍威尔、费尔巴哈、切什考夫斯基、卢格、赫斯等人，但不是每个人都对柏林时期的马克思产生过影响。在柏林时期，马克思主要是与“博士俱乐部”的成员鲍威尔、科本、鲁滕堡等人接触，对其影响最大的是鲍威尔。有趣的是，马克思在关于黑格尔的诗和给父亲的信中，都没有谈及鲍威尔在宗教批判方面的贡献，倒是强调了黑格尔的美学以及鲍威尔“在黑格尔学派著名美学家中起重大作用”(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15页。，这说明，促成青年马克思与鲍威尔接触的最初动因，可能是他们在文学与艺术方面的共同兴趣。只是随着与“博士俱乐部”的接触，马克思才不仅在哲学上对黑格尔有了更多了解，而且在政治立场上逐渐接近青年黑格尔派，燃起了革命民主主义的热情。青年马克思的这种民主主义的立场究竟是如何确立的？这也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在我们最近专题研究过的舒尔茨的《生产运动》(Die Bewegung der Production，1843)中，舒尔茨特别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德国还没有在英国和法国已经确立起来的那种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现实，只能借鉴英国和法国的现实讨论经济和哲学问题。这也是青年马克思和整个青年黑格尔派所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即他们无法基于本国的现实，而是基于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现实来反抗封建专制，落实到文化层面上，一定是反对宗教。所以，宗教批判构成了青年黑格尔派一以贯之的共同主题，从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开始，鲍威尔起初站在正统黑格尔主义者的立场上反对施特劳斯，后来转而从“自我意识”的角度理解宗教的本质。马克思后来总结说：“施特劳斯立足于斯宾诺莎主义的观点，鲍威尔立足于费希特主义的观点，两人各自在神学的领域内彻底地贯彻黑格尔体系。”(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2页。他们二者各自发展了黑格尔体系的一个方面，后者通过强调“自我意识”，将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改装为主观唯心主义。当时的马克思所受到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最大影响，正是这个体现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体性的“自我意识”概念。可以说，在青年马克思当时的哲学思想逻辑中，居支配地位的不是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而是这种带有主观唯心主义色彩的强调自我意识的理论倾向。(5)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5页。这种思想虽然导向了政治上的要求，但仍是充满思辨色彩而缺乏实际指向的，因为青年马克思和整个青年黑格尔派都是在一个缺乏资产阶级现实的土地上形成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它的理论视域是抽象的，这样的立场缺乏稳固的资产阶级现实作为其根基。因此，青年马克思的这种并不坚实的民主主义立场也为其后来转向共产主义立场埋下了伏笔。

第三，如何结合马克思在柏林大学时期的完整笔记，把握马克思构思和写作博士论文的完整思路。过去我们只是关注译为中文的7册《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这一笔记主要写于1839年，而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完成于1841年初，前者并非博士论文的直接准备性笔记。MEGA2出版的新笔记，使我们可以完整勾勒马克思构思和写作博士论文的基本过程。准确地说，马克思在决定攻读哲学博士之后，最初选择的研究主题只是伊壁鸠鲁哲学，他在最初的笔记封面上标注的题目也是“伊壁鸠鲁哲学”。他之所以打算研究这一主题，最重要的文献支援背景，是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该书认为，包括伊壁鸠鲁哲学在内的希腊化时代的哲学共有一种自我意识的立场(6)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46页。，反映了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哲学发展。而马克思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其他成员(主要是科本)认为，希腊化时代的哲学与黑格尔之后的哲学发展有惊人的相似，因为在这两个时代，“自我意识”都成为时代精神。从笔记的内容可以看出，马克思起初主要关注的是伊壁鸠鲁的伦理学，但是他很快将重点转移到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方面，而黑格尔对这一部分的评价是很低的。马克思发现，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和天象学说表现出对精神自由的推崇和无神论的立场，他也是在这一过程中引入“自我意识”概念来解释伊壁鸠鲁(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5页。。这里已经表现出马克思的独创性，也反映了马克思当时的唯心主义、民主主义的立场。起初，马克思没有特别留意到伊壁鸠鲁原子论中的原子偏斜规律，直到第4册笔记摘录卢克莱修时，他才指出：“‘原子偏离直线’是最深刻的结论之一，并且是根据伊壁鸠鲁哲学的本质而来的。”(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19页。在1839年中至1840年中，马克思对已完成的这批笔记做了一些增补，过去这一部分被混同于前期的笔记一并发表，MEGA2将其单独编为“伊壁鸠鲁哲学笔记中的片断”。在这里，马克思再次专门强调了原子偏斜规律对伊壁鸠鲁哲学的重要性(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43页。。而在1840年上半年，马克思还对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论》做了摘录，现存2册，MEGA2中首次发表。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更加明确地在亚里士多德之后的时代背景下来观察伊壁鸠鲁哲学，而且很可能在同一时期摘录了亚里士多德的其他著作(后来的博士论文中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广泛引用体现了这一点)，并将关注点进一步聚焦于自然哲学方面，从而为博士论文写作做了更加直接的文献准备。尽管马克思最终在博士论文中选取了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这样一个更小的切入点，但他始终致力于在更宏大的时代视野中，将伊壁鸠鲁阐释为“自我意识的哲学家”(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3页。。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以黑格尔的辩证法为依据，把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原子论解释为完全唯心主义的自我意识哲学，换言之，马克思在当时就已经接触了古希腊哲学中唯物主义的内容，却以唯心主义的方式绕了过去。不过，马克思区别于其他青年黑格尔派的地方在于，他没有停留于抽象的自我意识，也不否定外部世界的合理性，而是强调哲学与世界的相互作用。(11)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3-84页。

在《柏林笔记》中还包括一个特殊的部分，写于1841年上半年，内容为对莱布尼茨、休谟、斯宾诺莎等人的摘录。近年来，受到法国理论的影响，马克思与斯宾诺莎的关系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而马克思在柏林时期的这份《斯宾诺莎笔记》似乎成为佐证这一关系的一个关键证据。实际上，马克思的这批笔记的封面标题皆是由他人代写的，笔记的内容几乎全部为摘录，马克思没有留下什么评论。更加特别的是，《斯宾诺莎笔记》并非出自马克思一人之手，马克思只摘录了大约一半，剩下的部分干脆是由他人代为摘录的。从当时马克思和鲍威尔的通信可以推断，马克思摘录这批笔记的主要目的是准备任教资格考试，因为鲍威尔告诉他“在柏林考试通常主要总是围着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转，没有别的”(12)杨金海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26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293页。。马克思当时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博士论文创作方面。有趣的是，鲍威尔当时还写信告诫马克思，不要把普罗米修斯充满战斗性的自白(13)可能指马克思博士论文序言中的那句话“我痛恨所有的神”，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页。放在论文中：“在这篇博士论文中，你必须完全保持哲学的形式，用这种形式你也可以讲这类格言中含有的一切东西。只是现在不行！以后你一旦登上了讲坛并且是以自己的哲学发展登上了讲坛，你就可以愿讲什么就讲什么，愿用什么形式讲就用什么形式讲了。”(14)杨金海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26卷，第316页。这也佐证了我在《回到海德格尔》一书中所提出的“表演性文本”的观点。

第四，如何结合《波恩笔记》，进一步梳理马克思在发生第一次思想转折之际的理论线索。1841年7月，马克思迁居波恩，并打算在波恩大学任教，但由于普鲁士专制政府的打压政策，后来他放弃了这一想法。在当年下半年，鲍威尔写了一部批判黑格尔宗教哲学的著作《对黑格尔这位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审判的号声。最后通牒》，马克思为其提供了一定帮助，二人还打算合作撰写该书第二部分，内容是围绕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和美学，马克思负责撰写《论基督教的艺术》。但是，随着马克思对鲍威尔局限于神学而脱离现实政治的批判越发感到不满，二人的合作很快停止。这也标志着马克思在思想上开始走出鲍威尔的影响。1842年3月，马克思在给卢格的多封信中提到这篇文章，他起初打算将其交给卢格发表，后来又认为该文应当彻底改写，题目也改为《论宗教和艺术，特别是基督教的艺术》。(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26页。4月底，马克思谈到自己论宗教艺术的文章“几乎信手写成一本书了”(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29页。，他为此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研究，这次研究留下了1842年4—5月完成的7册关于艺术史、宗教史的笔记，这就是MEGA2首次出版的《波恩笔记》。也是在同一时期，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因此，《波恩笔记》的内容不仅反映了马克思当时关于宗教与艺术的思考，也直接体现在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政论文章之中，对其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发挥了一定作用。比如，笔记中对法国历史学家沙·德·布罗斯《论拜物神仪式》一书的摘录是马克思文本中第一次出现“拜物教”(Fetischismus)概念，马克思摘录了历史上许多具体的拜物教案例，没有做评论，而这一概念也构成马克思后来思想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在1842年中写作的《〈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批判《科隆日报》编辑海尔梅斯对于宗教的维护，海尔梅斯认为，即便是最原始的拜物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人超脱感性欲望，而马克思指出，拜物教并不能使人超脱感性欲望，反倒是感性欲望的宗教。(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12页。海尔梅斯认为，对宗教谬误的揭露是古代世界瓦解的原因，马克思批判其倒置因果，“不是古代宗教的灭亡引起古代国家的毁灭，相反，是古代国家的灭亡引起了古代宗教的灭亡”(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13页。。这已经不是从自我意识角度，而是从接近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宗教的发展了。在1842年10月写作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引用了笔记中古巴野人以为黄金是西班牙人崇拜偶像的事例，讽刺道：“如果古巴野人出席莱茵省等级会议的话，难道他们不会认为林木是莱茵省人崇拜的偶像吗？”(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90页。马克思从这里开始运用“拜物教”概念讽刺资产阶级的财产权观念，而这种讽刺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接近于无产阶级的立场。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言辞激烈地批判这种从物质利益出发的立法是“下流的唯物主义”(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9页。。尽管此时的马克思仍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是，这种私人利益总是占上风的现实，动摇了马克思原有的理性主义国家观，促使其反思和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应该多说一句，我觉得，青年马克思对“下流的唯物主义”的痛恨，并没有因为他转向唯物主义而消失，在另一重意义上，它成为经济拜物教批判思想的前期线索。

再比如，马克思在《波恩笔记》中详细摘录了法国哲学家本·贡斯当的《论宗教的起源、形式与发展》，该书从社会历史角度对宗教的起源加以阐释，认为社会形式的变化会带来宗教形式的发展。贡斯当对宗教的论述虽然也是基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却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式话语颇不相同，这一定也影响了马克思，无形间动摇着其大学时形成的那种带有浓厚青年黑格尔派色彩的唯心主义和民主主义立场。也是在这一阶段，马克思与鲍威尔以及柏林的“自由人”小组渐行渐远，1842年底彻底决裂。对于马克思而言，不能在大学讲坛上讨论哲学问题，那就更加积极投身于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之中，并从历史研究中获得认知现实的新的角度。在这一基础上，马克思在退出《莱茵报》后专题研究历史，从而更加明确地转向并认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从马克思在柏林和波恩期间的经历，我们还可以发现，在宗教问题上，马克思的思想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转折过程：作为犹太人的马克思自小便跟随父亲成为基督教徒，在其中学毕业作文中，他都是在基督教文化的背景中讨论人的职业选择问题，这事实上是对其犹太传统的一种背离。在柏林大学期间，马克思站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体的能动性角度，以“自我意识”反对普鲁士封建制度下的宗教压制，这又是对其中学时代信仰的一次背离。而在《波恩笔记》之后，马克思更加倾向于从唯物主义的角度、从历史的现实的角度来批判宗教，这是对大学时代青年黑格尔派那种唯心主义宗教哲学话语的背离。在这一意义上，青年马克思对待宗教信仰的态度与海德格尔也有相似之处：他们从来不曾简单地依附于某一信仰体系之中，而是有极强的思想的自主性。总的来说，马克思在思想上最初先后受到基督教文化、浪漫主义文学、康德—费希特式的理想主义法哲学、黑格尔哲学体系、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与宗教批判、艺术史与宗教史研究等多重“他性思想镜像”的影响。但是，他从未长久沉浸于其中某一个方面，而是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在博采众长中确立起自己最初的唯心主义哲学立场和民主主义政治立场，这种立场又随着马克思走进社会现实而发生动摇，随着其在理论思考与研究方面的加深而发生变化，最终导致青年马克思实现了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第一次思想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