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德教化到政治参与：国际宣教会与1920年代的国际禁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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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道德教化到政治参与：国际宣教会与1920年代的国际禁毒运动①
张勇安 施基邱艳

〔摘要〕 20世纪20年代，国际宣教会从创立伊始即将“帮助人类摆脱毒瘾”视为长期奋斗目标。一方面，它接续前辈传教士的传统，在传教地区自觉担负起道德教化的责任，通过舆论宣传唤醒公众的反鸦片意识。另一方面，在基督教国际主义思想的感染下，国际宣教会不仅成为初创时期的国际联盟的拥护者，而且试图影响国际联盟建构下的世界新秩序。在反鸦片领域，国际宣教会积极参与国联鸦片咨询委员会的相关工作，以及1924-1925年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的各个环节，成为这一时期国际禁毒工作的一支重要力量。正是以国际禁毒为载体，国际宣教会在道德教化与政治参与之间找到了耦合点。

〔关键词〕 国际宣教会；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国际主义；国际联盟

“国际宣教会”(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②成立于1921年，是“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产物之一，其初衷是推动各教会宗派在传教地区的团结与合作。然而，该运动的另一目标是“解决人类面临的道德和社会问题，在现实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③20世纪20年代鸦片泛滥引起的诸多道德和社会问题，令国际宣教会自觉将解决麻醉品问题视为自身使命之一。这一时期，基督新教传教运动国际化进程加速④，受国际主义思想熏染，国际宣教会的反鸦片方式不再拘泥于道德教化，而是试图通过参与国际联盟主导下的国际禁毒体系的构建，推动鸦片问题的解决。其中，1924-1925年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作为国联成立之后召开的第一次讨论和推动国际禁毒合作的会议，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宣教会通过游说、舆论施压以及联合其他非政府组织等方式积极参与其间，既努力调和英美两国间的矛盾，又试图阻挠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第一届会议协议的签署，还尝试在会后挽回离会的美国。国际宣教会的努力旨在敦促国际社会达成一致限制麻醉品原材料生产的协议，从根源上解决远东地区的鸦片吸食问题。

国际宣教史、西方教会史领域对国际宣教会的研究⑤，国际禁毒史、外交史领域对1924-1925年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的研究⑥均已有丰硕的成果。然而，国际宣教会与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的关系的研究尚付阙如。⑦本文以收藏于日内瓦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和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的国际宣教会档案，大英图书馆的档案、国联文件和官方出版物，以及报刊资料等一手文献为基础，通过细致梳理国际宣教会从唤醒中国和印度民众拒绝毒品到参与1924-1925年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的历史过程，探讨它何以、如何成为形塑20年代国际禁毒进程的一支重要力量，考察国际宣教士团体在20世纪早期道德和社会问题上的行为方式的变化和国际效力。

一、国际宣教会的道德觉醒与禁烟倡议
国际宣教会是“普世教会合一运动”发展过程中，传教士群体出于传教利益和现实挑战的自觉联合。该运动可追溯到1910年“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在此次会议上，传教士们以不同的方式讨论鸦片问题，试图推动国际社会采取措施应对威胁。塞斯·劳(Seth Low)⑧在会上将鸦片走私、酒精走私和奴役劳工视为民意公认的世界三大恶行。美国驻菲律宾主教查尔斯·布伦特(Charles Brent)则做了题为“肮脏的中国鸦片贸易故事”的演讲，抨击鸦片恶行，并宣称“必须将鸦片的使用最终减少到只用于纯粹的医疗”。⑨爱丁堡大会作为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开端，已经充分意识到“运动的核心内容不应是急切追求教会的统一，而是要以团结的基督教行动服务世人”⑩，参与反鸦片运动正契合了这一理念。在反鸦片运动中，所有的国际宣教会成员团结一致与鸦片罪恶战斗，可以弱化教义冲突，增进团结。从这一角度来看，参与社会改革活动似乎成了展现和发扬普世合一精神的正道。

亚瑟·约翰斯顿(Arthur Johnston)的研究指出，“1910年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揭示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即从19世纪强调个人福音和复兴，到一个‘世俗的’拯救人类社会的转变。”width=15,height=15,dpi=110与此相类似，迈克尔·戈欣(Michael W.Goheen)和罗纳德·塞德里克·怀特(Ronald Cedric White)都注意到，社会福音在普世教会合一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width=15,height=15,dpi=110这是“许多福音派教徒认为基督的见证被普世运动过度关注社会和政治问题冲淡了”width=15,height=15,dpi=110的原因所在，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国际宣教会作为普世教会合一运动最主要的力量，为适应基督教世俗化趋势，积极回应社会现实，参与世俗社会改革活动。width=15,height=15,dpi=110

不仅如此，1920年代，全球范围内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思潮令国际传教运动遭遇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在民族主义者所攻击和排斥的异质文化中，基督教首当其冲。基督教文明曾经擎起的道德大旗因鸦片走私而备受非议，长期深受鸦片毒害的中国人民不甘受制于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和盘剥。在华传教士罗炳生(E.C.Lobenstine)就注意到：

鸦片走私严重阻碍了基督教会在中国的工作，基督教较高的伦理标准和道德情感本是我们传教最具说服力的依据，我们的目的是改善人们的道德状况。然而，在中国人的眼中，白种人对鸦片在中国的引入和传播负有直接责任。width=15,height=15,dpi=110

这样，国际宣教会参与反鸦片运动一定意义上具有了为其在中国和其他传教地区的活动进行辩护的目的，在其看来，通过参与抵制鸦片走私可以直接回答中国爱国人士所提出的“基督教对中国的益处”问题。width=15,height=15,dpi=110

正因如此，面对鸦片成瘾对个人、社会、经济带来的危害，1921年10月5日，国际宣教会第一届全体大会通过了两项决议：一是建议各个“全国基督教委员会”和“海外宣教大会”特别注意鸦片及其衍生物贩运问题，根据各国实际情况，联合所有基督教会支持政府立法禁止鸦片走私，将罂粟的种植数量限制在世界医学需求之内；二是要求国际宣教会的干事及时向成员组织传达国际联盟在鸦片贸易上的行动。width=15,height=15,dpi=110在传教地区，为了抵制麻醉品对基督教社会道德标准的侵蚀，国际宣教会“教导人们认识毒品滥用的不良后果，鼓励个人抵制毒品诱惑；组织公众舆论，支持政府制定和实施毒品管制措施”。width=15,height=15,dpi=110

可以说，国际宣教会将铲除鸦片视为自身使命是普世教会合一运动发展的自然延伸，其中不自觉地吸纳了社会福音派的思想成分，同时也回应了民族主义思潮的挑战。然而，万事知易而行难，国际宣教会在反鸦片方式上的变化，即从注重道德教化转变到积极参与国际鸦片会议，需要多方的支持和配合。为此，国际宣教会采取了一系列相对切实可行的措施。

首先，国际宣教会的主要领导人积极倡导基督教国际主义(Christian Internationalism)，推进不同教派之间的对话与合作。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发起人，后来担任国际宣教会主席的约翰·穆德(John R.Mott)倡导不同种族之间相互理解，不同国家之间建立制度化的沟通交流平台，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磋商。width=15,height=15,dpi=110他认为：“基督教的差传事业确定是伟大和真正的国际主义。在国际关系以及跨种族关系的最为重要的领域，我们的2.9万名传教士是使节、传译者和调解者。”width=15,height=15,dpi=110国际宣教会的总干事、早期反鸦片运动的领导人苑礼文(A.L.Warnshuis)width=15,height=15,dpi=110，不仅呼吁增进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之间的理解，而且主张团结一切宗教力量对抗鸦片烟瘾。他呼吁：

在反鸦片这场斗争中，基督教徒、儒教徒、佛教徒、印度教徒、穆斯林教徒或任何其他具有崇高道德目标的人应该摒弃意见分歧。width=15,height=15,dpi=110

其次，国际宣教会与国联鸦片咨询委员会密切联系并建立合作关系。1922年4月7日，苑礼文在国际宣教会的办公室与朱尔典(John Jordan)width=15,height=15,dpi=110、威廉·柯林斯(William Collions)width=15,height=15,dpi=110会晤，他们就当时整个国际鸦片形势进行了长达三小时的会谈，其中包括中国的鸦片现状和各国的禁烟态度。width=15,height=15,dpi=110这是国际宣教会的总干事与国联官员的首次私下接触，他们一致认为：抑制罂粟种植是解决鸦片滥用问题最有效的办法。width=15,height=15,dpi=110两周后，国际宣教会派遣马泰士(Basil Mathews)和休伯特·皮特(Hubert Peet)出席了鸦片咨询委员会第二届会议。width=15,height=15,dpi=110与此同时，国联日渐认识到国际宣教会及其成员掌握着传教地区丰富的鸦片信息，扮演着“鸦片信息交流中心”width=15,height=15,dpi=110的角色，时任国联鸦片咨询委员会主席、英国代表马尔科姆·德拉维涅(Malcolm Delavigne)立即提议国际宣教会与国联建立一个定期的对话关系，提供准确的鸦片种植与贸易的一手信息。width=15,height=15,dpi=110随后，蕾切尔·克劳迪(Dame Rachel Crowdy)width=15,height=15,dpi=110又邀请马泰士会谈width=15,height=15,dpi=110，意在邀请国际宣教会秘书处为国联提供信息援助，尤其是传教地区的鸦片数据。width=15,height=15,dpi=110正是这些接触为双方的合作奠定了基础。1922年5月17日，克劳迪致函马泰士表示感谢：

我非常同意你的意见，国际宣教会与鸦片咨询委员会的合作将实现利益最大化。自从你离开日内瓦以后，你对鸦片咨询委员会的工作所做的宣传简直是一个奇迹。我希望，当人们看到委员会的各项决议时，将认可其存在的价值。width=15,height=15,dpi=110

从国际宣教会总干事与国联官员的私下交往，国联出于弥补官方数据不足而恳请国际宣教会提供信息援助，以及国际宣教会对国联鸦片咨询委员会会议的宣传均可看出，双方在鸦片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这为其后双方深度合作提供了可能。

最后，国际宣教会与拥戴国联的非政府组织之间建立的广泛联系，织就了一张信息共享网络，并常常在某些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国际宣教会与“美国外交政策协会”(The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of America)基于共同的反鸦片理念，致力于维护国联与美国的合作关系。美国外交政策协会于1922年成立了“鸦片研究委员会”(Opium Research Committee)，目的是追踪和报告国际社会管制鸦片、古柯叶及其衍生物的进展。自此，美国外交政策协会就一直参与推动国联与美国的禁毒合作，以及促成国际鸦片公约的签订。width=15,height=15,dpi=110美国外交政策协会相信，如果能在毒品控制这一美国非常关心的问题上取得进展，那么也许可以说服美国加入国联。width=15,height=15,dpi=110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国际宣教会与美国外交政策协会在其后的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召开过程中千方百计调和英美之间的矛盾。此外，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还常为国际宣教会的反鸦片运动提供经费支持。

另一个与国际宣教会交往密切的非政府组织是英国的“国际联盟协会”(League of Nations Union)。国际联盟协会在英国大力宣扬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其宗旨是“确保英国人民衷心接受国际联盟作为国际权利的保卫者、国际合作的机构、国际分歧的最终裁决者和维护世界和平的终极手段；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width=15,height=15,dpi=110国际联盟协会是国联最坚定的拥护者，十分关注国联的禁毒工作，专门设立了鸦片小组委员会研究麻醉品问题。国际联盟协会还不定期出版鸦片小册子，如1923年2月出版了马泰士编写的《世界“毒瘾”威胁与国际联盟》(The World “Dope” Menace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其编辑威尔逊·哈里斯(H.Wilson Harris)时常撰写关于鸦片问题的时事评论，引发人们对毒品问题的关注。有了国际宣教会的牵线搭桥，国际联盟协会曾与美国外交政策协会就英美两国不同的禁毒立场进行交流。

国际宣教会还同“美国医学会”(America Medical Association)建立联系，影响美国禁毒政策的制订，进而间接地推动国际禁毒体系的建构。这一时期，苑礼文的哥哥弗雷德里克·沃休斯(Frederick C.Warnshuis)是美国医学会代表大会(House of Delegates)的发言人。1924年7月2日，苑礼文在月报中写道，他借此关系“成功地使美国医学会的计划与我们保持一致，其于今年6月初年会上通过的决议响应了我们一直敦促的几项建议”。在他看来，“与美国医学会建立联系极其重要，且价值颇丰”，可以推动美国医学会组建鸦片委员会，影响美国禁毒政策的制订和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width=15,height=15,dpi=110

国际宣教会参与反鸦片运动的内在动因，主要在于国际主义思潮对其产生的深刻影响，而国际宣教会通过多种渠道织就的不同层级的知识与信息网络，则是国际宣教会更多更好地参与20年代的国际禁毒运动，并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推动该项工作的基础。

二、唤醒中国与印度的反鸦片意识
20世纪初期，尽管商业罂粟的种植几乎仅限于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国，但由于鸦片走私猖獗，世界范围内的鸦片滥用情况日益严重。国际宣教会坚信，在这场打击鸦片罪恶的战斗中，除了加强国家和国际立法，还迫切需要基督教的力量来增强世界的道德意志。width=15,height=15,dpi=110其前期的倡议和推动，为此提供了支撑。

1923年7月9—16日，国际宣教会召开第三届全体大会，再次提请各成员组织注意世界范围内鸦片及其衍生物走私带来的与日俱增的威胁，并敦促各成员组织通过直接行动、与其他组织合作，唤起公众舆论支持本国政府通过国际协定来控制鸦片走私：1.将商业罂粟和古柯植物的种植严格限制在医疗和科学需求之内；2.制定和实施充分的国家立法，将超出科学和医疗用途的麻醉品制造和贸易定义为非法。width=15,height=15,dpi=110国际宣教会将舆论教育视为传教士群体最有力的武器，因此，它提议在全球范围内唤起公众舆论的觉醒，以支持国际联盟鸦片咨询委员会为实现“将鸦片使用限制在医疗和科学用途之内”所做的一切努力。鉴于中国与印度是当时最大的鸦片消费国和出口国，而且中国遭受烟毒祸患最深，国际宣教会认为当务之急是首先唤醒这两个国家的道德意识。

(一)唤醒中国的反鸦片意识
20世纪初，中国民众声势浩大的禁烟呼声曾成功推动《中英禁烟协定》的签署。然而，令人沮丧的是，中国人民的禁烟热情在20年代消沉了。中国政府囿于国内政治局势的动荡，既无力配合国联收集鸦片统计数据，也不能为自己的鸦片政策树立良好的形象。width=15,height=15,dpi=110中国人的禁烟诚意遭到了国际社会的质疑。国际宣教会认为，重新唤起中国公众的禁烟意识，是向国际社会证明中国禁烟诚意的最佳途径。为此，国际宣教会通过其建立的网络和拓展其既有平台来“唤醒中国”。

第一，国际宣教会通过媒体积极进行禁毒教育与宣传。国际宣教会通过路透社向中国报社转发鸦片咨询委员会的会议动态，希冀中国新闻界可以凝聚所有禁烟力量，激发公众的禁烟意识。width=15,height=15,dpi=1101924年3月，在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以下简称“协进会”)的协助下，中国新闻界印发了大量“北京万国拒土会”(以下简称“拒土会”)编写的中文版禁毒宣传册。其中，《益世报》印发了15,000份，《申报》在上海印发了70,000份，中国其他城市报业也纷纷响应。width=15,height=15,dpi=110新闻界甚至公开了中国官员收取鸦片贿赂的丑闻width=15,height=15,dpi=110，在当时引起不小的震荡。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还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鸦片问题的文章，进行反鸦片宣传。如拒土会的干事韩济京(W.H.Graham Aspland)在《教务杂志》和《中国基督教年鉴》上发表的《与鸦片作战》(“The War Against Opium”)《中国鸦片走私》(“Drug Traffic in China”)《中国的反鸦片斗争》(“The Anti-Opium War in China”)《鸦片与麻醉品》(“Opium and Narcotics”)width=15,height=15,dpi=110等文章，旨在披露中国的鸦片实情，并对向中国走私毒品的生产国提出抗议。

第二，国际宣教会为中国反鸦片运动提供了诸多纲领性指导。例如，它建议协进会“联合所有基督教组织向中央政府抗议，并在国际新闻媒体发布抗议言论，以唤起中国民众的道德责任感；向国联鸦片咨询委员会请愿；在所有教会学校普及有关麻醉品危害的知识；出版和传播宣传鸦片和麻醉品的危害的免费读物；设定一个反鸦片礼拜日专门讨论鸦片问题”。width=15,height=15,dpi=110作为回应，协进会表示“将在秋天抽出一个礼拜日width=15,height=15,dpi=110，供所有基督徒做特别祷告，宣讲毒品对国民身体、道德、精神和民族生活的威胁”。width=15,height=15,dpi=110

1923年，协进会成立“反鸦片委员会”，以“提高公众的禁烟意识”为己任。width=15,height=15,dpi=110随着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召开日期的迫近，反鸦片委员会开始筹划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反鸦片组织。width=15,height=15,dpi=1101924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东南大学召开年会，汇聚了一千多名来自官办学校的教育工作者。前会长刘湛恩在会上宣读了由反鸦片委员会起草的决议width=15,height=15,dpi=110，公开号召教育界协同组建全国性反鸦片组织width=15,height=15,dpi=110，并要求在中国公办学校使用的教科书中普及关于毒品滥用的危害的知识。width=15,height=15,dpi=110中华医学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也先后召开会议，宣布将反鸦片运动置于工作的重心。8月5日，三十余个民间组织凝心聚力，联合成立了中华国民拒毒会(以下简称“拒毒会”)。拒毒会的成立，不仅可以坚定民意以恢复中国的国际声誉，还能“确保中国派遣民间代表参加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width=15,height=15,dpi=110

以中国基督徒为主力的舆论觉醒运动取得了一定成效。福建和四川的学生、基督徒不断向当地官员请愿反对种植罂粟，成为较早觉醒的两个省份。width=15,height=15,dpi=110江西的反鸦片人士宣誓要废除鸦片专卖。width=15,height=15,dpi=110在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召开之际，中国4,265个机构的4,663,979名代表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呈交给北京政府和国联，表达了中国民众坚决的禁烟态度。width=15,height=15,dpi=110中华医学会和中国博医会，作为中国科学界和医学界的代表，单独向国联呈交了一份请愿书，强烈要求将世界范围内的鸦片生产限制在科学和医学需求之内。width=15,height=15,dpi=110

第三， 《国际传教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以下简称IRM)作为国际宣教会的官方出版刊物，定期在《简报》一栏分享中国的鸦片形势和反鸦片运动进展，呼吁全世界的基督教力量支持中国的反鸦片运动。

表1 1923-1930年《国际传教评论》刊发的禁烟资讯与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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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发现，20年代中国反鸦片意识的重新觉醒，与国际宣教会开展的工作多有关联。国际宣教会不仅向中国新闻界输送信息资源，而且为中国的反鸦片运动提供了诸多纲领性的指导。此外，协进会举行舆论宣传活动，以及派遣顾子仁参加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的很大部分经费均来自国际宣教会。width=15,height=15,dpi=110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教会的本色化运动初现成效，以协进会为领导的中国基督徒成为反鸦片运动的主力军。

(二)调查印度鸦片滥用情况
在印度，国际宣教会同样发起了一场以舆论教育为目的的反鸦片运动。与中国“吸食”鸦片不同，印度一直保留“吃”鸦片的饮食和医药传统。尽管随着医学的发展，人们对鸦片成瘾的认知不断深化，但是印度鸦片的“半医疗”使用一直存在着。印度容忍鸦片的态度显然同国际社会正在推进的工作不相符合。

1923年5月24日-6月7日，鸦片咨询委员会第五届会议召开。美国代表斯蒂芬·波特(Stephen G.Porter)提交了一份提案，要求将医疗和科学用途之外的鸦片产品的使用定义为“非法”(滥用)。然而，这一提议遭到了印度代表的反对，在其看来，“生鸦片的使用和生产只要是依据《海牙公约》和印度惯例的即为合法”width=15,height=15,dpi=110，并使用“半医学”一词为印度的“吃”鸦片习惯辩护。width=15,height=15,dpi=110

1924年2月，国际宣教会兼印度全国基督教委员会干事——威廉·帕托(William Paton)在《印度全国基督教委员会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印度的鸦片走私：下一步行动》，表示：“印度代表所持的立场仅是官方态度，鸦片问题的严重性在印度没有引起公众的重视。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收集大量真实而公正的证据，客观陈述印度吸食鸦片的实际影响。”width=15,height=15,dpi=110鉴于此，为了揭露印度所谓的鸦片“半医疗”用途所带来的危害，以及让公众意识到印度鸦片滥用的严重程度，同年4月，国际宣教会指示帕托通过“印度全国基督教委员会”和“省基督教委员会”，从印度鸦片使用的真实情况和公众的态度两个方面展开调查。width=15,height=15,dpi=110帕托广泛询问了印度医疗服务机构中的医生、医学传教士、印度执业医师、教育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地区传教士的意见，收集的材料包括：(1)鸦片在印度的使用情况，尤其是对儿童的滥用；(2)使用鸦片的后果；(3)关于区分合法和非法用途的可能性；(4)吸食鸦片的罕见程度；(5)吸食鸦片和吃鸦片的区别；(6)公众对鸦片问题的看法。width=15,height=15,dpi=110帕托的调查结果显示：

在印度，除了严格的医疗用途之外，充斥着鸦片滥用现象。尤其是鸦片兴奋剂在儿童中的广泛使用width=15,height=15,dpi=110，是鸦片滥用最为罪恶的写照，完全找不到所谓的“半医疗用途”带来的好处。width=15,height=15,dpi=110

帕托表示，“所有的书面声明中，最突出的一点是给儿童喂食鸦片现象的普遍存在。两岁或三岁以下的儿童中有75%、80%甚至90%经常服用鸦片……这种罪恶的做法给儿童的身体和大脑发育造成了严重危害，同时也是印度婴儿死亡率高得惊人的一个不容置疑的因素。”width=15,height=15,dpi=110因此，帕托要求印度政府严格限制鸦片的使用，最重要的是放弃“合法使用”的现有定义。width=15,height=15,dpi=110此外，考虑到国际宣教会与国联之间的联系，帕托还特别讨论了公众舆论对印度出口鸦片的看法，由此强调印度鸦片问题的国际影响。width=15,height=15,dpi=110

尽管这份调查报告由于资金width=15,height=15,dpi=110和权力的限制存在诸多不足，但是它在当时的印度舆论界仍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第一，迫于压力，印度事务部随即下令调查印度使用鸦片治疗疟疾的情况，以及儿童被迫服用鸦片的程度；而且，印度事务部官员如巴兹尔·布莱克特(Basil Blackett)、亚瑟·赫茨尔(Arthur Hirtzel)当即与国际宣教会的干事进行私下会面，表示“他们很乐意授权皇家委员会再次对鸦片进行官方调查，并愿意听取他们在调查职权范围和人员任命上的建议”。width=15,height=15,dpi=110第二，印度其他组织纷纷发表声明响应，希望政府将鸦片使用限制在医疗用途之内。width=15,height=15,dpi=110在报刊媒体的宣传，印度民族主义者、美国禁酒主义者的游说下，印度阿萨姆邦也对印度的鸦片消费情况进行了调查width=15,height=15,dpi=110，调查报告同样表达了对“除医疗与科学之外的罂粟种植”的强烈反对。width=15,height=15,dpi=110国际宣教会通过公开调查鸦片使用情况，与其他的反鸦片努力一起制造了浩大的舆论声势，揭示鸦片滥用的危害，防止印度公众被官方态度所蒙蔽。

在基督教世界，鸦片问题本质是一个道德问题。比起鸦片滥用对肉体造成的生理伤害，更严重的是对道德价值观的侵蚀。国际宣教会认为，鸦片是将人的道德标准降低到上帝的福音无法触及的地步的罪魁祸首。为了净化传教环境，传教士有责任劝说人们抵制鸦片诱惑，最重要的是增强他们的道德意志。不同于前辈传教士耳提面命式的说教以及单纯在媒体报刊上发表社论，国际宣教会在中国和印度所进行的是以唤醒公众的反鸦片意识为主要目的的舆论教育运动。因此，尽管国际宣教会延续着传教士道德教化的传统责任，但方式已有很大不同。而且，在基督教国际主义的浸染下，国际宣教会将反鸦片运动的重心从各个传教地区转移到国际层面，参与到以国联为主导的国际鸦片会议中，试图成为影响国际禁毒体系的“第三方”力量。

三、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中的“第三方”力量
1920年代，新教传教士接受国际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其对国际联盟的支持。布伦特主教甚至将国联视为基督教最大的机遇，理由是国联的宗旨和实践符合基督教寰宇一家的愿景。对国际主义的信奉同时也引发了新教传教士对构建世界新秩序的兴趣，在反鸦片领域，最突出的表现是国际宣教会在1924-1925年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召开过程中，通过游说、舆论施压以及联合其他非政府组织等方式维护传教士群体的利益诉求，并成为形塑会议进程的“第三方”力量。

(一)调和英美矛盾
面对毒品威胁的问题，国际宣教会希望国际社会能够达成一致协议，从根源上限制麻醉品原材料的生产。美国代表在鸦片咨询委员会第五届会议上提出的“美国原则”引起了国际宣教会的关注，所谓“美国原则”的主要内容有二：

1.为实现《海牙公约》，国际社会应将鸦片制品除医疗和科学用途以外的使用定义为滥用。

2.为防止药物滥用，有必要控制生鸦片的生产，使得不存在用于非医疗和非科学目的的剩余物。width=15,height=15,dpi=110

“美国原则”与国际宣教会的禁毒理念不谋而合。然而，鸦片咨询委员会讨论美国的提议时却遭到了中国代表以外的多数代表的反对。于是，为了化解分歧，也为了更好地执行1912年《海牙公约》的相关条款，1923年9月27日，国联第四次大会决定召开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

根据国联第四次大会的安排，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分成两届接续进行。第一届会议的召开时间为1924年11月3-16日，主要邀请 “远东殖民地仍使用熟鸦片”的宗主国和中国，讨论远东鸦片吸食问题。11月17日开始，由《海牙公约》缔约国和国联成员国召开第二届会议，讨论麻醉品及其原材料生产、进出口问题。width=15,height=15,dpi=110

在会议召开之前，国联专门成立筹备委员会，拟定第二届会议的议程和议题。1924年3月，筹备委员会分别在日内瓦和巴黎召开了会议。然而，英美两国围绕“美国原则”产生的分歧，再次阻断了会议。美国坚决维护自己的“原则”，理由是该原则已被国联大会所采纳。而英国由于受印度立场的影响，始终对“美国原则”持保留态度。width=15,height=15,dpi=110苑礼文为此感到担忧，1924年4月11日，他在致朱尔典的信中表示：

在国际毒品管制进程中，出现了非常危急的情况。如果英美两国政府不能就会议的议程和原则达成一致，这对反鸦片运动而言将是致命的打击，美国将拒绝与国联进行深入合作。倘若没有美国的配合，国际反鸦片运动几乎不可能成功。width=15,height=15,dpi=110

苑礼文迅速联系了美国外交政策协会、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全美妇女执法委员会(The Woman’s National Committee for Law Enforcement)等非政府组织，筹划请哥伦比亚大学法学系的张伯伦(Joseph P.Chamberlain)和克里斯蒂娜·梅里曼(Christina Merriman)width=15,height=15,dpi=110作为美国公众舆论和最高道德准则的代表前往英国，向英国政府传递美国人民对鸦片走私的深切关注，以及他们真诚希望“美国原则”能在控制鸦片走私方面发挥效力。width=15,height=15,dpi=110其中张伯伦既是美国外交政策协会鸦片研究委员会的干事，又是北美海外宣教大会的成员。他对于国联在麻醉品管制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高度认可，认为“国联如此重要，以至于人们怀疑如果没有鸦片咨询委员会等机构的影响和秘书处的巨大作用，是否可能取得如此可观的进展。”width=15,height=15,dpi=110因此，张伯伦被国际宣教会和美国外交政策协会等组织认为是前往英国进行游说的最佳人选，对这一游说计划，波特也表示赞同。width=15,height=15,dpi=110苑礼文即专门让大不列颠及爱尔兰宣教大会干事在第三次筹备会议之前，安排张伯伦拜访英国政府中有影响力的官员——特别是首相。width=15,height=15,dpi=110

然而遗憾的是，张伯伦没有能够如期抵英进行游说。国际宣教会原定的游说安排不得不做出调整。究其原因，与其说此次游说计划的调整源于时间仓促、准备不充分等客观因素，不如说是国际宣教会企图让英国单方面迎合美国政策的做法多有不妥，难以奏效。正如英国的反鸦片人士声明的：“虽然英国和美国达成共识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可以在鸦片问题上支配英国的政策”。width=15,height=15,dpi=110

尽管如此，梅里曼还是应邀前往英国，原定的游说计划变成了与国际联盟协会的会谈，国际联盟协会对“美国原则”表示支持。是年5月，国际联盟协会下的鸦片小组委员会通过以下决议：

(a) 本委员会认为，“完全禁止除医疗和科学目的之外的生鸦片和熟鸦片的进出口”这一原则应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

(b) 印度政府、英国政府以及英属殖民地和保护国都应该承认该原则。

(c) 为了充分贯彻决议(a)所体现的原则，所有国家、联盟成员国以及日内瓦会议与会国应颁布法律完善进出口许可证制度，每一份请求出口鸦片、古柯叶或其任何衍生物到另一个国家的申请书必须附有进口国政府提供的证书，且这些货物仅能用于医疗和科学目的。

(d) 应考虑将可待因及其衍生物添加到麻醉品(生产、使用和贩运)管制清单中。width=15,height=15,dpi=110

可以注意到，国际联盟协会不仅认为“美国原则”应得到世界的普遍认可，而且积极敦促英国和印度政府接受该原则。除了国际联盟协会，英国的其他非政府组织如“禁止鸦片贸易协会”(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Opium Trade)也赞成“美国原则”。禁止鸦片贸易协会历来反对用“合法的”一词取代“医疗的和科学的”width=15,height=15,dpi=110，因为“合法的”一词指义模糊，只有明确将麻醉品的生产和制造限制在“医疗的和科学的”范围内，才能有效杜绝滥用。虽然，美国方面未能如愿游说英国政府官员，但通过国际宣教会的联络促成英美两国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接触，并在认同“美国原则”上达成共识，这对国际宣教会和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而言不失为一种收获。

此时，国际宣教会已经初步显露出对于参与国际政治的兴趣。它通过联合其他非政府组织以及美国舆论界的道德权威，企图对英国的政府官员施加影响。由于国际宣教会是一个新教传教士联盟，其禁毒理念是基于道德关怀的考量，因此它更容易在国家政府之间扮演“调解者”的角色。然而，国际宣教会缺乏强制执行力的组织弱点以及在行动上的随意性，严重削弱了它的行动力。这是国际宣教会首次试图调解政府间矛盾时所面临的问题。

(二)阻止第一届会议协议的签署
1924年11月3日，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第一届会议正式开始。尽管只有第二届会议(11月17日开始)安排了听取非政府组织的意见的环节，但为了了解整个鸦片会议情况，以及便于及时向成员组织发送会议信息，苑礼文从第一届会议开始就一直待在日内瓦，时刻关注会议进展。根据原定议程，第一届会议应于11月16日结束，但是由于英国和日本之间的争端耽搁了时间，会议未能如期结束。所以第二届会议开始之时，第一届会议仍在进行当中。

11月17日，第二届会议如期召开。11月20日进行第六次会议，专门邀请非政府组织代表发言。苑礼文代表国际宣教会发表了声明，主要内容是强烈敦促与会国限制鸦片和古柯叶的生产。他认为筹备委员会拟议的措施中，最大的遗憾是没有限制原材料生产的规定。因此，他向与会代表发问：

为了更有效地控制生产，会议向生产国建议了哪些措施？

会议建议进口生鸦片的国家采取哪些措施来降低其进口需求？

早在鸦片咨询委员会召开第六届会议审议筹备委员会拟定的草案时，苑礼文就曾私下向蕾切尔·克劳迪抱怨各国代表对限制生产避而不谈：

……似乎没有任何防止生产过剩的建议。对鸦片生产国的唯一限制似乎是医疗和科学用途的鸦片供应仅能在许可证制度下出口。这也适用于出口到尚未禁止吸食鸦片的国家。但是，对于超过世界医疗和科学需求十倍之多的剩余鸦片，我们究竟该做些什么呢？难道没有办法减少这种过剩吗？width=15,height=15,dpi=110

因此，在得知第一届会议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措施抑制鸦片吸食之后，国际宣教会立即采取行动，试图影响草约的签署。

原本召开第一届会议的目的是，“让仍然允许其远东属地鸦片合法化的国家考虑采取措施，逐步有效减少熟鸦片吸食”。width=15,height=15,dpi=110然而，会上各代表团对此态度冷淡，无意采取实质性行动。width=15,height=15,dpi=11012月5日，第一届会议拟定了协议，其中关于限制熟鸦片使用的规定是：在中国解决鸦片走私问题之后，缔约国开始在15年内根除熟鸦片的使用。然而，中国的鸦片走私问题异常复杂，难以靠一己之力解决，而且不限制生鸦片的生产，将会有源源不断的走私鸦片流入中国境内。协议竟以中国成功解决鸦片走私问题，作为15年内根除熟鸦片使用的前提，可见有多荒唐。暹罗代表将第一届会议草约称为“一场闹剧”width=15,height=15,dpi=110，英国海外宣教大会也指责“英国政府正在同意采取倒退的措施”。width=15,height=15,dpi=110正是因为这份草约极具争议，只有印度代表于次日在草约上签了字，其他国家的签字日期被推迟到12月13日。

获知此事后，布伦特主教立即以美国道德权威的姿态，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声明，呼吁各国代表不要签署协定。width=15,height=15,dpi=110他在12月8-10日接连拜会了法国总理赫里欧(M.Herriot)和英国外交部、殖民地政府、印度事务部以及伦敦有影响力的官员，向他们陈述签署草约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width=15,height=15,dpi=110国际宣教会也声明：“作为基督徒，特别是传教士，国际宣教会坚决不允许这份草约签署生效”。width=15,height=15,dpi=110

为了阻止草约签署生效，国际宣教会马不停蹄地联系了英国、法国、荷兰的宣教代表，请他们尽其所能游说各自政府：一是敦促其放弃签署草约；二是同意在第二届会议上重新考虑鸦片问题。理由是：

1.这份公约远落后于英、法、荷三国彼时在殖民地实行的鸦片政策，签署公约将有损她们的名声；

2.这份臭名昭著的公约打击了每一个致力于消除鸦片罪恶的国家的积极性，它证明了苏联的论调，即西方国家无意消灭鸦片，她们只关心自己的经济利益。这些论调将被布尔什维克用来诋毁欧洲文明和基督教。width=15,height=15,dpi=110

在国际宣教会和布伦特主教的共同努力之下，第一届会议草约的签署发生了戏剧性转变：

12月13日，到了签署草约的日子，在第21次会议正式开始前，大会收到了一个特别指示，要求各国主要代表退到一个私人房间。半小时后，他们回到公开会议室。英国代表宣布，他刚收到政府来文，据悉国联理事会会议已准备讨论“美国代表在第二届会议上提出的关于鸦片问题的议案”，英国政府希望与张伯伦首相商量后再做决定，因此他奉命暂时不签署协议。他刚停止讲话，法国代表也表示他那天不能签字。于是主席宣布再次推迟协议的签署。width=15,height=15,dpi=110

苑礼文因此欢呼“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此外，国际宣教会的第二个诉求也在第二届会议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尽管存在重重阻挠和抗议，第二届会议还是讨论了鸦片吸食问题。美国代表团于12月12日提出了一项动议：自公约批准之日起10年内，缔约国每年减少进口10%(用于制造熟鸦片)的生鸦片，从而逐步禁绝鸦片吸食。该方案是朱尔典提出的width=15,height=15,dpi=110，国际宣教会曾敦促各国政府考虑并在第二届会议上通过朱尔典的建议。

国际宣教会成功阻止了第一届会议草约的签署，表明了其利用杠杆模式对国家政府施加影响的有效性。在对政府施压的过程中，国际宣教会并没有直接参与，而是充分利用自身的组织优势，指示英、法、荷三国的宣教组织对各自政府采取舆论攻势。他们的游说之辞利用了当时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的忌惮心理，将鸦片视为苏联可用来抹黑基督教文明的污点。而国际宣教会的关键作用在于整合信息资源，以及协调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成员组织，统一行动，共同对政府施加压力。尽管国际宣教会所取得的成功是暂时性的，没能阻止第一届会议草约的最终签署，只不过将其拖延至第二届会议结束之后。但是，从第二届会议重新讨论鸦片问题的结果来看，国际宣教会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会议的进程和走向。

(三)说服美国的努力
1924年11月17日至1925年2月19日，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第二届会议主要围绕麻醉品及其原材料生产、进出口问题展开讨论。然而，与会各国无意限制麻醉品原材料生产，与“美国原则”相去甚远，美国代表团因此愤然离场。会后，美国不但拒绝签署《日内瓦公约》，而且考虑施加外交压力阻止其他国家签署。width=15,height=15,dpi=110美国甚至敦促拉丁美洲和欧洲国家与其合作履行《海牙公约》的各项义务，借此阻止《日内瓦公约》生效。width=15,height=15,dpi=110显而易见，美国这样做的目的是试图脱离国联领导下的国际禁毒体系，恢复其在国际禁毒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拥护国联的国际主义者尤其是国际宣教会认为，美国的不合作态度，不论是对国联还是国际禁毒运动而言都是巨大的损失。因此，国际宣教会试图挽回美国，让国际禁毒运动在团结合作中继续进行。

首先，国际宣教会积极推动选派美国人担任鸦片咨询委员会顾问。随着控制麻醉品走私被视为解决毒品滥用的重点工作，加之国联“常设鸦片中央委员会”的设立，为了能够适应新的工作要求，1925年6月8日，国联大会通过决议，将鸦片咨询委员会的现任顾问——美国人汉密尔顿·怀特夫人(Mrs.Hamilton Wright)、英国人朱尔典和法国人白赉宜(M.Brenier)的任期缩短至1926年1月。width=15,height=15,dpi=1101925年8月24-31日，鸦片咨询委员会第七届会议通过决定，重新任命具有以下资历的专家为顾问：

1.熟知远东地区的情况；

2.拥有管制国际走私、报关实务和贸易统计方面的商业知识；

3.深谙鸦片及危险药物法律管制中的 “警务”(police)管理知识，尤其是在管制国际走私时，能追踪非法走私者的行踪或毒品供应源等。width=15,height=15,dpi=110

这三类顾问分别被称为“远东顾问”“海关顾问”和“警务顾问”，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可荐举合适人选。对此，苑礼文非常希望能够推荐美国人来担任“远东顾问”，借此拉拢美国。不巧的是，咨询委员会主席马尔科姆·德拉维涅则希望能够提名同为英国人的赖发洛(L.A.Lyall)width=15,height=15,dpi=110为“远东顾问”。对此，苑礼文立即提出了抗议。苑礼文认为：

英国在日内瓦会议上针对远东鸦片问题的不作为态度，加深了中国舆论的反英情绪。中国民众素来认为英国是将鸦片引入中国的罪魁祸首。现在中国的学生代表、官员和舆论领袖不但对鸦片贸易本身深恶痛绝，而且谴责英国为了鸦片税收而牺牲中国人的福祉。因此，任命英国人为“远东顾问”只会越发败坏国联和鸦片咨询委员会的名声。width=15,height=15,dpi=110

相反，如果选择美国人担任“远东顾问”，不仅能帮助国联挽回美国，而且能博得中国人的好感。苑礼文建议的人选是顾临(Roger ShermanGreene)。width=15,height=15,dpi=110顾临出生于日本，曾任美国驻中国总领事，时任中国医学部(China Medical Board，洛克菲勒基金会驻华办事处)主任，熟稔远东鸦片形势。width=15,height=15,dpi=110

然而，苑礼文在与海伦·穆尔黑德(Mrs.Helen Howell Moorhead，美国外交政策协会鸦片委员会干事)、雷德蒙·富司迪(Raymond B.Fosdick)、张伯伦以及布伦特主教讨论之后，穆尔黑德和张伯伦认为，“比起任命美国籍‘远东顾问’，任命美国籍‘警务顾问’更具战略意义。理由是在咨询委员会集中精力打击麻醉品非法走私的情况下，在警务工作方面展开全面、有效的合作，更利于推动国际禁毒进程。”尔后，穆尔黑德在日内瓦与德莱文涅以及其他国联官员商议之后，推荐了亚瑟·伍兹(Arthur Woods)。width=15,height=15,dpi=110最终，国联理事会任命伍兹和白赉宜分别为“警务顾问”和“海关顾问”。而考虑到国际社会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故暂未任命“远东顾问”。尽管这一结果同苑礼文的提议有所差异，但不得不承认，美国人伍兹出任警务顾问为美国介入国际禁毒工作保留了可能性。

其次，国际宣教会试图借助德莱文涅的影响力来向英国政府施压。1925年12月28日，苑礼文再次写信给德莱文涅，希望通过他来敦促英国尽早确定“在15年期限内禁绝熟鸦片”的起始日期，即确定执行《海牙公约》第二章内容的时间。苑礼文认为，正如约翰·加沃特(John Palmer Gavit)在其著作——《鸦片》中指出的那样：“导致美国代表团退出日内瓦会议的真正原因是，其他国家拒绝议定开始禁绝熟鸦片的时间”。width=15,height=15,dpi=110苑礼文认为只要其他国家愿意确定起始日期，美国将签署并批准《日内瓦公约》。他建议：

不需要召开新的会议，也不需要起草新的条约。只要美国、英国、法国和荷兰互换照会即可……在1929年1月1日开始有效禁止熟鸦片吸食，殖民地将有整整三年的时间调整预算，并有15年时间寻找其他税收来源弥补损失。width=15,height=15,dpi=110

苑礼文还重申了美国的参与对整个国际禁毒运动的重要性。他甚至用美国“金元外交”在中国获得的利益，劝说英国采取新的鸦片政策以挽回在中国的名声，并藉此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

1926年1月26日，德莱文涅复信苑礼文：

我非常认同确保美国政府支持的重要性，为此我曾竭尽全力。然而，现在除了密切关注局势发展，我无能为力。在目前情况下，如果殖民地政府贸然下令禁止鸦片吸食，(但是瘾君子并不能够马上戒掉鸦片，他们将通过非法手段获取鸦片)我们该如何制止鸦片的非法使用呢？width=15,height=15,dpi=110

显然，他认为国际宣教会的提议是不切实际的。英国政府一贯秉承“逐步禁止”的禁毒理念，这是源于帝国主义的现实和实用主义的自我认知。width=15,height=15,dpi=110相比之下，美国基于一种道德上的热情和使命感，倾向于绝对的、立即的禁止。这是英美两国冲突的根源。因此，在英国不改变鸦片政策的情况下，国际宣教会的游说显得徒劳无功。国际宣教会挽留美国的失败，导致其在反鸦片运动上短暂的沉寂。但是，随着印度宣布逐渐减少鸦片出口，国际宣教会的反鸦片热情重新被点燃。

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结束之后，国际宣教会对当时国际政治形势的判断是：只有美国同意签署《日内瓦公约》，才能推动国际禁毒运动往前发展。于是，苑礼文利用自己与英国官员的私人交际，对其展开游说，试图通过劝说英国政府让步来满足美国的要求，从而让美国同意签署公约。尽管苑礼文的游说巧妙地利用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企图利用中国的反英情绪与美国“金元外交”的成效来劝说英国政府改变鸦片政策，然而遗憾的是，他的游说成效甚微。究其原因，在国际社会将禁毒重点放在打击非法走私的背景下，国际宣教会的利益诉求未能适应国际政治环境。因此，一味地游说英国政府改变策略只能是徒劳无功。

结语
国际宣教会作为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产物，接棒前辈传教士的反鸦片事业，既是该运动发展的自然结果，也有社会福音派神学的影响，以及回应民族主义思潮挑战的现实需要。反鸦片运动过程中，国际宣教会最醒目的表现是不再拘泥于道德教化，而是主动融入国联主导下的国际禁毒体系，其在20年代最突出的表现是参与1924至1925年的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成为形塑会议进程的“第三方”力量。

造成这一变化的重要原因是国际宣教会对传教运动中兴起的国际主义思想的接纳与吸收。与推崇国际主义思想的非政府组织的国际主义者之间基于共同的反鸦片追求所建立的联系网络，成为国际宣教会的有益资源。基于此，国际宣教会不仅可以利用自身的组织优势，而且可以广泛利用其他非政府组织和国际主义者的力量，通过游说和舆论施压等方式，在会议中强烈地表达传教士群体的主张和诉求。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国际宣教会根除鸦片种植和推动国际禁毒合作的美好愿景常常受制于现实政治，其效果不尽如人意。

毋庸置疑，相较于各国政府将政治利益凌驾于反鸦片主张之上，国际宣教会代表着人道主义，以及超越政治经济利益的道德关怀，其对于国际反鸦片运动的持续推动有着强烈的道德热情。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之后，随着自身机制的日渐完善，国联不再广泛接纳国际非政府组织对国际禁毒会议的参与，但是国际宣教会仍活跃于国际禁毒领域。1930年9月，国际宣教会成立“工业与社会研究部”(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and Industrial Research)，专门研究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问题，毒品问题即为其中一项。1931年7月13日，国际社会颁布《限制制造及调节分配麻醉品公约》(以下简称《限制公约》)，是国际毒品管制迈出的关键性一步。为了保障《限制公约》如期批准生效，工业与社会研究部编写了一份题为“传教士与鸦片”(Missions and Opium)的备忘录，指示各成员组织加紧督促所在国政府批准《限制公约》。此外，国际宣教会还努力争取拉丁美洲国家的批准，避免拉丁美洲成为走私集团的转移地。width=15,height=15,dpi=110尽管国际宣教会在1920年代度过了与国联的“蜜月期”之后，双方的关系逐渐降温，鸦片咨询委员会仍在第十八届会议(1934年5月18日-6月2日)上通过一项决议，希望了解传教士群体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如何开展禁毒运动，甚至寄希望于国际宣教会调查中国的麻醉品情况。width=15,height=15,dpi=110直到1935年工业与社会研究部迫于财政压力从日内瓦迁回伦敦，以及1937年穆德倡议成立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国际宣教会的影响力才逐渐式微，可以说禁毒运动贯穿了国际宣教会的发展始终。国际宣教会围绕国际禁毒开展的工作与实践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其道德教化理想的落地。

① 该论文初稿曾先后在2020年11月四川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全国史学高层论坛暨第十四届历史学前沿论坛”，2020年11月华中师范大学举办的“本土经验与跨国视野：近代西方医疗传教士在中国和印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承蒙多位师友提出宝贵建议和意见，特此一并致谢。

② 国际宣教会成立于1921年，主要由分布在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教会和差会的统一委员会(Council)或大会(Conference)组成。国际宣教会的主要成员有：“大不列颠及爱尔兰宣教大会”(Missionary Conferenc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北美海外宣教大会”(Foreign Missions Conference of North American)、“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印度全国基督教委员会”(National Christian of India, Burma and Ceylon)等。国际宣教会作为普世教会合一运动在传教运动领域的体现和见证，与“生活与事工”(Life and Work)委员会、“信仰与教制”(Faith and Order)委员会，同为1910年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催生的产物，三个组织之间相互独立又密切联系。1937年，在牛津大会上，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领导人约翰·穆德(John R.Mott)倡议成立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1948年，在阿姆斯特丹会议上，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正式成立，生活与事工委员会和信仰与教制委员会合并加入。1961年，国际宣教会也正式并入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成为其下设的世界宣教布道委员会(Commission of World Mission and Evangelism)。

③ width=15,height=15,dpi=110 刘艳：《论“教会再合一运动”与基督教的现代转型》，《宗教学研究》2012年第4期，第218、220、221页。

④ 达纳·L.罗伯特(Dana L.Robert)：《第一次全球化：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基督新教传教运动的国际化》，秦倩译、徐以骅校，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与变化中的美国和世界》第8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13年，第410页。

⑤ William R.Hogg, Ecumenical Foundation: A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 and Its Nineteenth-Century Background,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2; Norman Goodall, Christian Ambassador: A Life of A Livingston Warnshuis, New York: Channel Press, 1963; Tomas Shivute, The Theology of Mission and Evangelism in the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 from Edinburgh to New Delhi, Helsinki: Finnish Society for Missiology and Ecumenics, 1980;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Ecumenical Bearings of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Ruth Rouse and Stephen C.Neill, eds., A History of the Ecumenical Movement, 1517-1948, Philadelphia: Westminister Press,1967; Peter Kallaway, “Education, Health and Social Welfare in the Late Colonial Context: the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 and Educational Transition in the Interwar Years with Specific Reference to Colonial Africa,” History of Education, vol.38, no.2 (March, 2009), pp.217-246; Dyron Daughrity, “Bishop Stephen Neill, the IMC and the State of African Theological Education in 1950,” Studies in World Christianity, vol.18, no.1(April，2012), pp.41-62; Mark Laing, “The Church Is the Mission: Integrating the IMC with the WCC,”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 vol.100,no.2(November,2011), pp.216-231.

⑥ W.W.Willoughby, Opium as an International Problem: The Geneva Conference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25; John Palmer Gavit, Opium,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 LTD., 1925; William J.Collins, “A Review of The Geneva Opium,”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 vol.15, no.2 (April,1926), p.272; Quincy Wright, “The Opium Conferences,”The American Journal International Law, vol.19, no.3 (July,1925),pp.559-568; Raymond Leslie Buell, “The International opium Conferences,” Foreign Affairs, vol.3, no.3 (July,1925),pp.567-583.

⑦ 研究国际宣教会的著作中，仅威廉·霍格(William R.Hogg)和诺曼·古德尔(Norman Goodall)的著作提到，在得知国际宣教会在其成员组织中扮演着“鸦片信息交流中心”的角色后，国际联盟希望与之建立合作关系。而研究1924-1925年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的著作仅提及国际宣教会作为私人组织参会，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些著作大多由当时的会议亲历者所写，偏向时事评论性质。也正是因此，作者将考察的侧重点放在不同政府的态度和政治考量上。令人意外的是，有研究非政府组织的著作提到了国际宣教会在国联时期国际禁毒倡议方面的作用，如Steve Charnovitz, “Two Centuries of Participation: NGOs and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8, no.2(Winter,1997); 李峰：《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历程：新制度主义的视角》，《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4期。这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国际宣教会的组织性质、参与会议的方式以及所起的作用。

⑧ 塞斯·劳(Seth Low)：1850-1916年，美国教育家，曾任纽约市市长和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美国进步时代提倡效率的市政改革领军人物。他致力于维护公民利益和政治正义，因而在爱丁堡宣教大会上备受尊敬。

⑨ W.H.T.Gairdner, Edinburgh 1910: An Account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ld Missionary, Edinb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 1910, pp.168-170.

⑩ 李峰：《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与跨国倡议网络——以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为个案》，徐以骅、秦倩、范丽珠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非政府组织》第5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8年，第133页。

width=15,height=15,dpi=110 Arthur P.Johnston, The Battle for World Evangelism, Wheaton: Tyndale House, 1978, p.34.

width=15,height=15,dpi=110 Michael W.Goheen, Introducing Christian Mission Today: Scripture, History and Issues,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Press, 2014, pp.227-237; Ronald C.White, C.Howard Hopkins and John C.Bennett, The Social Gospel: Religion and Reform in Changing Americ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76,pp.209-210.

width=15,height=15,dpi=110 Kenneth R.Ross, Jooseop Keum, Kyriaki Avtzi and Roderick R.Hewitt ed., Ecumenical Missiology: Changing Landscapes and New Conceptions of Mission, Regnum Edinburgh Centenary Series，vol.35, Oxford: Regnum; Geneva: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2016, p.95.

width=15,height=15,dpi=110 width=15,height=15,dpi=110 width=15,height=15,dpi=110 Records of the Second Opium Conference, Geneva, November 17th, 1924-February 19th, 1925, vol.I, Plenary Meetings text of the Debates, C.760，M.260，1924，XL, pp.445-449.

width=15,height=15,dpi=110 width=15,height=15,dpi=110 width=15,height=15,dpi=110 I.M.C.Paper I.Concerning the Opium Trade, IMC Archives, Box 26.0019, Fiche 3,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Archive.

width=15,height=15,dpi=110 Minutes of the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 Lake Mohonk, New York, U.S.A., October 1-6, 1921, The British Library, pp.27-29.

width=15,height=15,dpi=110 王浩：《穆德的基督教国际主义思想与近代中国》，《理论与现代化》2016年第2期，第126页。

width=15,height=15,dpi=110 John R.Mott, “New Forces Released by Cooperation,” Fennell P.Turner and Frank Knight Sanders, eds., The Foreign Missions Convention at Washington, 1925,New York: Foreign Missions Conference of North America, Fleming H.Revell, 1925, p.209. 转引自达纳·L.罗伯特(Dana L.Robert)：《第一次全球化：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基督新教传教运动的国际化》，秦倩译、徐以骅校，第417页。

width=15,height=15,dpi=110 苑礼文 (A.L.Warnshuis)：1877-1958年，美国人。美国归正会教士。1900年来华，在厦门传教15年。1915-1920年被穆德举荐担任中华续行委办会总干事，1916年任世界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1921-1943年为国际宣教会三大干事(Secretary)之一。

width=15,height=15,dpi=110 约翰·朱尔典(John Jordan)：英国外交官，国际联盟鸦片咨询委员会顾问。

width=15,height=15,dpi=110 威廉·柯林斯(William Collions)：海牙国际鸦片会议英国方面的全权代表，负责起草1912年《海牙公约》的大部分内容。

width=15,height=15,dpi=110 width=15,height=15,dpi=110 width=15,height=15,dpi=110 width=15,height=15,dpi=110 Letter to the Rev.E.C.Lobenstine from A.L.Warnshuis, April 11, 1922, IMC Archives, Box 26.5.025, Fiche 6,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width=15,height=15,dpi=110 width=15,height=15,dpi=110 Letter to Basil Mathews from Dame Rachel Crowdy, May 17, 1922, IMC Archives, Box 26.5.025, Fiche 4,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width=15,height=15,dpi=110 William R.Hogg, Ecumenical Foundation: A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 and Its Nineteenth-Century Background, p.234.

width=15,height=15,dpi=110 蕾切尔·克劳迪(Dame Rachel Crowdy)：国联秘书处鸦片和社会问题科科长(1919-1931年)，鸦片咨询委员会秘书。

width=15,height=15,dpi=110 Interim Report of Press Bureau on Visit to Geneva in Connection with the Opium Commission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April 21, 1922, IMC Archives, Box 26.5.025, Fiche 4,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width=15,height=15,dpi=110 Frederick T.Merrill, Marihuana: The New Dangerous Drug, Washington, D.C.: Opium Research Committee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Inc., 1938, p.i.

width=15,height=15,dpi=110 width=15,height=15,dpi=110 John Collins, “Breaking the Monopoly System: American Influence on the British Decision to Prohibit Opium Smoking and End Its Asian Monopolies, 1939-1945，”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39, no.5(January,2017),p.1,p.4.

width=15,height=15,dpi=110 J.A.Thompson, “The League of Nations Un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League Idea in Great Britain，”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 History, vol.18, no.1(April,1972),pp.53-54.

width=15,height=15,dpi=110 Monthly Report Letter to J.H.Oldham from A.L.Warnshuis, 1924-1926, IMC Archives, Box 26.11.05, Fiche 2,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Archive.

width=15,height=15,dpi=110 Minutes of the Missionary Council, Oxford, England, July 9-16, 1923, The British Library, p.33.

width=15,height=15,dpi=110 Alan Baumler, The Chinese and Opium under the Republic: Worse than Floods and Wild Beast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7, p.109.

width=15,height=15,dpi=110 Letter to the Rev.E.C.Lobenstine from A.L.Warnshuis, April 29, 1922, IMC Archives, Box 26.5.025, Fiche 6,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width=15,height=15,dpi=110 width=15,height=15,dpi=110 Letter to A.L.Warnshuis from W.H.G.Aspland, March 13, 1924, IMC Archives, Box 26.5.025, Fiche 6,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width=15,height=15,dpi=110 W.H.Graham Aspland, “The War Against Opium,”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53, no.10 (October,1922),pp.654-658; “The Anti-Opium War in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55, no.11(November,1924),pp.713-720; “Drug Traffic in China,”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1923, pp.638-646; “Opium and Narcotics,”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24, pp.417-427.

width=15,height=15,dpi=110 中华国民拒毒会成立后，将9月28日(9月最后一个礼拜日)定为“全国拒毒日”。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公启：《拒毒主日之办法》，《国际公报》1924年第2卷第42期。

width=15,height=15,dpi=110 “A Call to Battle with the Drug Evil，” IMC Archives, Box 26.5.025, Fiche 7,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11,no.10(October,1923),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pp.568-569; “Christians Fighting Opium，”The 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 vol.47，no.1(January 1924), p.70.

width=15,height=15,dpi=110 width=15,height=15,dpi=110 Zhou Yongming, Anti-drug Crusade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Nationalism, History, and State Building, Lanham, Boulder, New York,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1999, pp.43-44.

width=15,height=15,dpi=110 width=15,height=15,dpi=110 E, C.Lobenstine, “The Fight Against Opium,”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25,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25, pp.336-337.

width=15,height=15,dpi=110 “Statement in Regard to the Anti-Narcotic Moving,” IMC Archives, Box 26.5.025, Fiche 7,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width=15,height=15,dpi=110 Alan Baumler, “Citizenship, the Nation and the Race: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Opium System, 1912-1931,”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vol.13, no.3(October,2018),p.348.

width=15,height=15,dpi=110 “Notes on the International Opium Situat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 vol.13, no.2(April,1924),p.iii.

width=15,height=15,dpi=110 Letter to A.L.Warnshuis from W.H.G.Aspland, June 5, 1924, IMC Archives, Box 26.5.025, Fiche 6,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width=15,height=15,dpi=110 R.Y.Lo, The Opium Problem in the Far East,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1933, p.28.

width=15,height=15,dpi=110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Opium Question: A Memorial from the Medical Profession in China to the League of Nations,” IMC Archives, Box 26.5.025, Fiche 6,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width=15,height=15,dpi=110 Letter to the Rev.E.C.Lobenstine from A.L.Warnshuis, July 5, 1924, IMC Archives, Box 26.5.025, Fiche 6,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width=15,height=15,dpi=110 League of Nations, Advisory Committee on Traffic in Opium and Other Dangerous Drugs, Report to the Council on the Work of the Fifth Session (May 24th-June 7th, 1923), C.399.1923.XI (O.C.144 (I).), p.2.

width=15,height=15,dpi=110 William B.McAllister, Drug Diploma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2000, p.48.

width=15,height=15,dpi=110 William Paton, “The Opium Traffic and India: The Next Step，”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Review, vol.44，no.2(February,1924),pp.11-15.

width=15,height=15,dpi=110 Letter to the Hon’ble Sir Basil Blackett from William Paton, August 9, 1924, IMC Archives, Box 26.5.025, Fiche 4,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William Paton, “India and Opium,”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 vol.14, no.1(January,1925),p.120.

width=15,height=15,dpi=110 “Note on Opium in India，”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vol.2, no.3336 (December,1924), p.1059.

width=15,height=15,dpi=110 如在孟买大工厂工作的女工，由于无人照看孩子，在外出工作前会给婴儿喂食鸦片丸，这样在她们工作时孩子就会被麻醉而熟睡。Basil Mathews, “New Phases of the Drug Menace，” The British Journal of Inebriety, vol.21, no.2(October,1923),pp.46-47. 大多数给婴儿服用药物的母亲都是出于善意，如治疗痢疾，弥补食物的匮乏，或者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鸦片对婴儿有益，能使他们强壮，在寒冷的天气里保持温暖。William Paton, “India and Opium,”p.121.

width=15,height=15,dpi=110 Letter to the Hon’ble Sir Basil Blackett from William Paton, August 9, 1924.

width=15,height=15,dpi=110 William Paton, “India and Opium,”pp.121-122.

width=15,height=15,dpi=110 William Paton, Opium in India, Calcutta: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India, 1924, pp.3-6.

width=15,height=15,dpi=110 width=15,height=15,dpi=110 Ved Prakash Baruah, “Addicts, Peddlers, Reformers: A Social History of Opium in Assam, 1826-1947，”Cardiff University, 2016, pp.94-100.

width=15,height=15,dpi=110 在苑礼文的联系下，美国外交政策协会提供了500美元的资助。

width=15,height=15,dpi=110 Letter to A.L.Warnshuis from Mr.Kenneth Maclennan, December 10, 1924, IMC Archives, Box 26.5.025, Fiche 3,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width=15,height=15,dpi=110 Raymond Leslie Buell, “The Opium Conferences,” Foreign Affairs, vol.3, no.3 (April,1925),p.567.

width=15,height=15,dpi=110 M.Emdad-ul Haq, Drugs in South Asia: From the Opium Trade to the Present Day, New York: Palgrave, 2000, p.95.

width=15,height=15,dpi=110 League of Nations, Advisory Committee on Traffic in Opium and Other Dangerous Drugs, Minutes of the Fifth Session, Geneva, from May 24th-June 7th, 1923, C.418，M.184，1923，XL, p.15.

width=15,height=15,dpi=110 W.W.Willoughby, Opium as an International Problem: The Geneva Conferences, p.131.

width=15,height=15,dpi=110 width=15,height=15,dpi=110 Letter to Kenneth Maclennan from A.L.Warnshuis, April 10, 1924, IMC Archives, Box 26.5.025, Fiche 2,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width=15,height=15,dpi=110 Letter to Sir John Jordan from A.L.Warnshuis, April 11, 1924, IMC Archives, Box 26.13.01, Fiche 6,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Archive.

width=15,height=15,dpi=110 克里斯蒂娜·梅里曼(Christina Merriman)：美国外交政策协会执行干事。

width=15,height=15,dpi=110 Letter to Mrs.Henry W.Peabody from A.L.Warnshuis, April 9, 1924; Letter to E.C.Jenkins from A.L.Warnshuis, April 9, 1924, IMC Archives, Box 26.5.025, Fiche 4,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width=15,height=15,dpi=110 Joseph P.Chamberlain,“The Control of Narcotic Drugs and the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Administration,”Bulletin on Narcotics,vol.1,no.3(1950),p.8.

width=15,height=15,dpi=110 Letter to Hon.Stephen G.Porter from A.L.Warnshuis, April 7, 1924, IMC Archives, Box 26.5.025, Fiche 4,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width=15,height=15,dpi=110 Letter to A.L.Warnshuis from Basil Mathews, June 11, 1924, IMC Archives, Box 26.5.025, Fiche 4,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width=15,height=15,dpi=110 “Resolutions of League of Nations Union Opium Sub-Committee,” British Bulletin of the 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Opium Trade, no.19 (July,1924),p.4.

width=15,height=15,dpi=110 “News from Geneva,” British Bulletin of the 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Opium Trade, no.9 (January,1922), pp.2-3.

width=15,height=15,dpi=110 Letter to Dame Rachel Crowdy from A.L.Warnshuis, August 31, 1924, IMC Archives, Box 26.5.025, Fiche 4,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width=15,height=15,dpi=110 Wang Tsao-Shih (王造时), “China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1920-1926,”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2, no.4(October,1928),p.590.

width=15,height=15,dpi=110 width=15,height=15,dpi=110 Arnold H.Taylor, 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Narcotics Traffic, 1900-1939,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182-183,211.

width=15,height=15,dpi=110 width=15,height=15,dpi=110 width=15,height=15,dpi=110 John Palmer Gavit, Opium,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 LTD., 1925, pp.177,178,191.

width=15,height=15,dpi=110 “The Geneva Opium Conferences,”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vol.2, no.3373 (August 22, 1925), p.356.

width=15,height=15,dpi=110 William O.Walker, Opium and Foreign Policy: The Anglo-American Search for Order in Asia, 1912-1954,Chapel Hill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1, p.37; Arnold H.Taylor, 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Narcotics Traffic, p.187.

width=15,height=15,dpi=110 Letter to Kenneth Maclennan from A.L.Warnshuis, December 6, 1924, IMC Archives, Box 26.5.025, Fiche 4,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Copy of Brent’s “Appeal to My Colleagues” in SDR 511.4A2/-.Also in Brent Papers, Box 16, from Arnold H.Taylor, 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Narcotics Traffic, p.187-188.

width=15,height=15,dpi=110 Letter to Kenneth Maclennan from A.L.Warnshuis, December 6, 1924, IMC Archives, Box 26.5.025, Fiche 3,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width=15,height=15,dpi=110 Letter to Kenneth Maclennan from A.L.Warnshuis, December 6, 1924; Letter to Baron C.W.Th.Van Boetzelaer from A.L.Warnshuis, December 6, 1924; Letter to Sir Malcolm Delevingne from A.L.Warnshuis, December 8, 1924, IMC Archives, Box 26.5.025, Fiche 3,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width=15,height=15,dpi=110 League of Nations, First Opium Conference,Geneva, November 3rd, 1924-February 11th, 1925, Minutes and Annexes, p.115; Letter to Allegret from A.L.Warnshuis, December 19, 1924, IMC Archives, Box 26.5.025, Fiche 3,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W.W.Willoughby, Opium as an International Problem: The Geneva Conferences, p.217; John Palmer Gavit, Opium, pp.188-189.

width=15,height=15,dpi=110 David F.Musto, The American Disease: Origins of Narcotic Contro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203.

width=15,height=15,dpi=110 League of Nations, Traffic in Opium, Resolutions of the Assembly, the Council and 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Traffic in Opium and Other Dangerous Drugs, Council Resolutions，February 1921-June 1926, O.C.492, p.14.

width=15,height=15,dpi=110 League of Nations, Advisory Committee on Traffic in Opium and Other Dangerous Drugs, Report to the Council on the Work of the 7th Session，Geneva, August 24th-31st,1925, A.28.1925.XI, O.C.319 (1), p.5.

width=15,height=15,dpi=110 赖发洛(L.A.Lyall)：1867-1940，英国人。1886年来华，入中国海关任帮办，后在沙市等埠任税务司，曾译《论语》《孟子》等书为英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词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97页。

width=15,height=15,dpi=110 width=15,height=15,dpi=110 Letter to Mr.Raymond B.Fosdick(Also sent to Bishop Brent and Dame Rachel)from A.L.Warnshuis, November 20, 1925,IMC Archives, Box 26.5.025, Fiche 3,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width=15,height=15,dpi=110 顾临(Roger Sherman Greene)：1881-1947年，美国人，生于日本。1901年哈佛大学毕业后入美国驻华领事馆界；1907-1909年任驻哈尔滨总领事；辛亥革命时任驻汉口总领事；1928年任北京协和医学校校长；1935年，因与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之子意见不合，辞职返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词典》，第179页。

width=15,height=15,dpi=110 亚瑟·伍兹(Arthur Woods)：1870-1942年，美国教育家、记者、军人，20世纪早期最杰出的警务改革家之一。1907至1909年担任纽约市警察局副局长，1914年成为纽约市警察局长。在此期间，他的主要成就是开创了犯罪学和社会学在现代警务中的应用。1925年成为禁酒专员。

width=15,height=15,dpi=110 Letter to Sir Malcolm Delevingne from A.L.Warnshuis, December 28, 1925; Letter to Kenneth Maclennan from A.L.Warnshuis, December 29, 1925; Letter to Mrs.Helen Howell Moorhead from A.L.Warnshuis, January 8, 1926, IMC Archives, Box 26.5.025, Fiche 3,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width=15,height=15,dpi=110 Letter to A.L.Warnshuis from Sir Malcolm Delevingne, January 21, 1926, IMC Archives, Box 26.5.025, Fiche 3,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width=15,height=15,dpi=110 A List of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which Signed the Geneva Drug Limitation Convention of 1931, IMC Archives, Box 26.5.025, Fiche 2,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width=15,height=15,dpi=110 League of Nations, Advisory Committee on Traffic in Opium and Other Dangerous Drugs, Report to the Council on the Work of the 18th Session, Geneva, May 18th-June 2nd, 1934, C.256，M.105，1934.XI, p.24; A Letter from Eric Einar Ekstrand to the Chairman of International Missonary Council, March 29th, 1935, IMC Archives, Box 26.5.025, Fiche 2,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