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慢性消耗：抗战时期大后方知识人的病痛与死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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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慢性消耗：抗战时期大后方知识人的病痛与死难
严海建

(南京师范大学 历史系， 南京 210093)

摘 要： 抗战时期大后方知识人饱受病痛折磨，甚至被病魔夺去生命，类似情形在时人的各种记录中颇为常见。战时物质生活条件艰苦，营养不良造成知识人的抵抗力下降；同时，为了谋取更多生活资源，知识人大多从事兼职，繁重的工作负担也严重损害了知识人的身体健康，从而导致各种疾病的侵袭。战时恶劣的卫生医疗条件也是造成知识人患病甚至病亡的重要原因。战时大后方知识人的病痛和死难反映的是战争条件下极端的生存状态，从中可以体认到战争对于人基本生存权利的损害，以及战争的慢性消耗对受害者非直面的侵害，其普遍性及严重性不应被忽视。

关键词：抗日战争； 战争苦难； 战争慢性消耗； 大后方社会； 知识人生存

学界关于抗日战争对中国社会造成破坏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显性的侵华日军暴行，而一般意义的侵华日军暴行，大多以违反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的标准界定，尤其是从战后对日本战争责任的追究与惩治的角度出发，强调有明确责任主体、违反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并有直接的侵害事实与证据的战争暴行，比如既往学术界比较关注的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细菌战、化学战、战时劳工、重庆大轰炸、“三光”作战等日本暴行。 相对而言，学界对战争造成的非直面的间接影响则关注不够，但实际战争的慢性消耗与隐性侵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或更为广泛和深远。对于大后方社会而言，除大轰炸以外，民众基本未直接受到日军暴行的侵害，但他们的苦难又确实是战争造成的。鉴于此，从更宽泛意义上研究战争对战时大后方社会的影响，对于我们理解战争的慢性消耗具有重要价值。

浦薛凤在回忆抗战时期在陪都重庆的生活时曾感叹，“我国长期抗战，一般民众所遭受之浩劫，实惨痛无以复加。即在抗战行都，一般市民与公教人员之艰难困苦，亦属可歌可泣。默思往事，无异一场噩梦”[注]浦薛凤：《浦薛凤回忆录》中，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第238页。。抗日战争对于大后方社会生活发生的影响繁杂而难以形容，学术界针对该问题的研究已有一定积累，特别是对于知识人战时社会生活的研究已有较多成果发表，但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其中对于战时大后方知识人的病痛与死难这一极端而又较为普遍的现象尚未见专题性的研究。本文试图通过时人日记、书信、回忆及传记等资料，对抗战时期大后方知识人的病痛和死难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评估战争对大后方知识人日常生活的影响。

一、战时知识人的病痛与死难
自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西迁，由于日伪的经济封锁、战争的消耗、自然灾害频发以及政府在经济上处置不当等原因，大后方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民众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尤其是不直接从事生产活动而依赖薪金收入的公教人员，其中就包括战时迁到后方的知识人群体。战时大后方知识人生活状况恶化，遭受各种病痛的折磨，其普遍性与严重性远超出我们的既有认知。

全面抗战爆发，大部分文教机构开始内迁，颠沛流离的生活让知识人开始体验到战时生活的残酷性。大量人口的迁移，使得疫病的流行成为知识人必须面对的现实，尤其是从北方迁往西南的知识人还面临严重的水土不服问题。西迁途中的清华教师浦江清，在其日记中记有：“凡至建阳者皆病。至是于君病痢，朱君寒热”，“屯溪至建阳六人中，江、于、詹、朱皆病过”[注]浦江清：《清华园日记 西行日记》，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182、188页。。差不多记此事的同时，浦江清本人亦患疟疾。西迁同行的六人中有五人患急性病症，可见当时知识人受疾病侵袭的普遍性。

抗战时期德文翻译家冯至一家三口饱受病痛折磨。1938年秋，冯至的夫人姚可崑因患阿米巴痢疾注射埃米停过量而昏迷十天，险些丧命。据姚可崑回忆，1939年5月，冯至陪同济大学校长赵士卿到海口考察校址，感染回归热，回归热病菌在他体内潜伏了三个多星期才发病，持续高烧不退，后由医生为其注射一种治梅毒的特效药，卧床休息了两个星期，才渐渐康复；除了这次得回归热以外，“后来恶性疟疾、斑疹伤寒、背上疽痈等有名堂的疾病，都连接不断地光顾他，他一关一关地闯过来了”。冯至的女儿冯姚平也是屡受疾病侵袭，“她得过百日咳、猩红热，出过麻疹，至于伤风感冒，更是家常便饭。一般说来，出过麻疹，便有免疫性，不会再患，可是她竟患过三次，一次比一次重。”姚可崑甚至到了谈“病”色变的地步，“他们父女在昆明轮流得过多种传染病，我的日子总是战战兢兢地过着。每逢我走过昆明大西门，我总是本能地不敢向左边看，因为那边有家棺材铺，横放着几口棺材，我偶一瞥见就毛骨悚然。”[注]姚可崑：《我与冯至》，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75、80页。

战时担任成都燕京大学代理校长的梅贻宝，曾在回忆中提到燕京教职员的病状，“陈寅恪先生双目失明，这不但是陈公的痛苦，亦且是中国学术界一大损失。此外，韩庆濂先生以健康情况，辞职离校。包贵思女士以健康情况，提前回美休假。赵人隽先生入院开刀，这是人所共知的消息。其他病痛，大家都是得忍就忍，报喜不报忧。所以无法确计，只可臆测。以笔者本人而论，曾患疟疾，又患瘟热症(Typhus)一场，住院调养了相当时日，幸获康复。笔者另外胆囊结石，不时作痛。又背骨错节(成渝路上颠簸过度)，坐卧不宁。”[注]梅贻宝：《记成都燕京大学》，《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7辑，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第49页。

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吴大猷的回忆也有对于战时受病痛之苦的记录。1943年春天，“有一天我从岗头村搭一辆马拉的两个轮子的板车去西南联大上课，马惊跳起来，把我摔下车的路旁。因为后脑受震，晕倒卧床差不多一个月。内子阮冠世本来便连病了几年的，因为又担心，又侍候我，等我稍痊了，她便病倒下来。脉搏微而快，有时数也来不及数。身体太弱了，医生看也没有什么办法。……城里北京大学的办事处的金先生下乡来，看看是否要预备后事了。幸而冠世挣扎过去，病卧了几个月，到了冬天，费好多事，借了一辆病车，从岗头村送她到西山车家壁的惠滇医院分院，住了两个月，总算回过一口气来。”又说：“现在大家或者不容易想象那时我们孤单单地住在乡下，一个病危，一个忧急无策的情形。”[注]郭奕玲、沈慧君：《科学家的道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34页。

战时中央大学申请救助的表册中有大量是申请补助医药费的，其中有对于所患病症的记录。比如教育系陈剑恒教授左眼患结核性中央视网膜炎；助教张德瑞患肺病；森林系教授李寅恭患牙周脓溢症牵动神经作痛；生化科教授郑集患肋膜炎；工学院助教王万钧患肺结核，等等。[注]《国立中央大学教员申请奖助金及医药费等有关文书》，教育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五-3090(2)。从申请救助的情况来看，患病教职员数量较多，占全体教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

当然更为严重的是被病魔夺去生命，这种情况在战时也不少见，远超过平时的比例。据武汉大学的统计，自1938年4月迁校乐山到1940年底，不到三年，学生因病死亡者就达五六十人之多。其中仅1940年9月19日至10月底的50天内，就有五位学生相继死亡。到了1943年暑期，在短短一个月内又有七位女学生相继死亡。据不完全统计，自1938年4月至1943年8月的五年内，武汉大学相继有近百名学生死亡。[注]李珠、皮明庥主编：《武汉教育史(古近代)》，武汉：武汉出版社，1999年，第566页。据杨静远的战时日记记录，战时武汉大学有多位教授因病辞世，哲学系教授黄方刚因肺病不治而亡，史学系教授吴其昌和外文系教授费鉴临也是因罹患肺病去世，机械系教授郭霖因积劳成疾患肝病而死，矿冶系教授王胡子因贫血症身亡，数学系教授萧君绛因肠痨而死。[注]杨静远：《让庐日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06、216、339、46、97、246页。

武汉大学的情况在大后方高校中并非特例。1939年10月16日，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总理纪念周报告，“初述校中状况，谓暑假中不幸讲师陈大慈及学生俞锡南、李秩西等三人[病故]。”[注]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7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83页。1944年10月1日，竺可桢等来到浙大所在的贵州遵义老城南门之棋杆山，“山上几成为浙大员生之墓地”，“在此葬者除荫麟而外，有最近以nephritis肾炎病死瑞安人蔡煜，去年夏以脑膜炎去世史地系杨曦，两年前在江中溺毙之工学院徐正书，及苏元复之舅文学院杨树衡，系海宁人。同事之眷属有樊君穆之子樊永疆及史地系吴贤祚之母亲。”[注]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9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93页。可见战时浙江大学师生及家属亡故者之多。

战时大后方知识人所患疾病较为常见的是肺病、疟疾、痢疾和胃肠道疾病，其中比较凶险的病主要是疟疾和痢疾。除此之外，还有各种传染病、内外科病症。战时很多知识人长期饱受肺病的折磨。西南潮湿酷热的气候对肺病的恢复也是非常不利的。据费正清回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在的李庄，“不论是严冬的雾雨，还是盛夏的溽暑，图书文物皆获得了安全的保障，但工作人员却承担了损害健康的风险。安阳发掘工作的参加者梁思永因肺结核而生命垂危，梁思成的中国建筑研究所也不得不跟随其他各所迁移，那时林徽因也正在患肺结核而卧病在床。”[注]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262页。在李庄的5年，林徽因的肺结核比战前更加严重，元气大伤，后来抗战胜利返回北平，身体也从未真正康复过。

1942年11月，费正清邀请社会学家陶孟和一起访问李庄，途中陶孟和谈及，“他把他有病的夫人带到了重庆，旋因她患肺结核又陪同她飞往兰州，希望西北干爽而晴朗的气候有助于治愈她的病痛。”[注]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263页。但1943年1月19日，陶孟和的夫人还是因肺病去世。战时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学生何兆武在晚年的回忆中，曾提到读书时患肺病的情况：

我做研究生第一年读的是哲学，可是不久得了肺病，一犯起来就吐血，身体非常虚弱。那时候肺病非常普遍，大概很多人都有，不过没有检查出来，因为不犯病的时候和正常人一样。如果我不吐血，我也不会知道自己有肺病，也许是别人传染给我的，也许我还传染别人，这都不知道，没有隔离，也没有药，等于自生自灭。后来我才知道，吐血好像也并不那么严重。细菌把血管咬破了，所以就吐血，如果一个人失血不很多的话，没那么严重，吐血而死往往并不是因为失血，一般都是因为窒息，血出来的时候把气管给堵住了，那时是非常难过的，我很有体会。……我的遭遇还算不错，终于挺过来了，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幸运。物理系一个同学叫张崇域，他物理念得是最好的，后来还做了研究生。我相信如果他一直活下来的话，现在也该是物理学大家了，也会是诺贝尔级的，可是不幸后来得了肺病，毕业不久就死了，非常可惜。化学系有个小胖子叫陆钟荣，也是读得非常优秀，我们一起上过德文，毕业的时候得了肺病，眼看着他一天天消瘦下去，真是骨瘦如柴瘦得不得了，后来死了，实在太可惜了。[注]何兆武：《上学记》，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135-136页。

除了肺病以外，最常见也最凶险的是疟疾。疟疾是经蚊叮咬或输入带疟原虫者的血液而感染疟原虫所引起的虫媒传染病。该病主要表现为周期性规律发作，全身发冷、发热、多汗，长期多次发作后，可引起贫血和脾肿大。疟疾潜伏期长，易反复。疟疾主要流行于气温较高较为潮湿的热带，比如长江中上游及南方湿气较重的地区。[注]孙宕越：《瘧疾与地理》，《地理学报》1936年第3期。

教育部视察中央大学卫生状况的报告中提到，“四川气候较温且甚潮湿，故细菌滋生最易染病，本校师生曾患疟者约占百分之五十”，“因本校四周多为水田， 蚊甚多，故传染最易也”。[注]《国立中央大学学校卫生之实施》，教育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五-1980。可见当时患疟疾的比例之高。如果是急性的疟疾，得不到及时救治，很容易致死。1938年11、12两个月内，浙江大学校内患疟者已达146人，其中恶性者占77%，其后两个月新染病者接踵而起，总共约有200多起，“每家中几于必有病之人，其严重性可知”。1939年6月7日，竺可桢记校内师生及家人患疟疾的情况，称：“浙大学生自来此后患疟者已达三分之一，其数可惊人。寓中宁宁、波若与阿秀三人均曾患此症。”可见疟疾感染率之高，几至人人自危。1939年8月3日，浙大教师陈大慈患恶性疟疾，8月7日即病故。[注]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7卷，第18、101、134页。顾颉刚的夫人殷履安也是因恶性疟疾于1943年5月30日病亡的。

与疟疾同样凶险的，还有痢疾。痢疾，是急性肠道传染病之一。临床以发热、腹痛、大便脓血为主要症状。若感染疫毒，发病急剧，伴突然高热，神昏、惊厥者，为疫毒痢。竺可桢日记曾记载一学生病例：

午后三点半江西一年级学生熊大鸾忽患急症逝世。……据云，熊向尚壮健，来校后渐瘦，最近减轻十磅，验体格时曾验得有一肺生痨，但尚无大碍。前晚始泻，昨看朱医生以泻者多给与Potassium Primes Just，亦不以为异，入晚泻三四次，但是时时呼痛。晨间周医生往视，认为重症，欲迁疗养室不果，下午二点诊视尚不觉危险，而三点半忽逝世矣。晚间一年级生张由椿及熊大尉等来，均以医务课忽略为言，后朱诚中来，认其病为痢之一种，普通均小孩二至六岁患之。据云沈鲁珍之堂弟小孩及岳母均于前日患此病去世，均四十八小时即不救，其死人之速可为寒心。学生等群居一处，一症若蔓延则吾辈无噍类矣。故余谓广西之疾疫比之日本炸弹为可怕也。[注]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7卷，第101页。

类似记载还有很多，比如1939年10月11日，竺可桢记，“下午得丁祖炎电，知大嫂于上月廿三日在绍患痢病故。前闻景臣先生于八月间在绍病故。二个月中死一老师宿儒，死一嫂子，何老成凋谢之速！”[注]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7卷，第180页。在西迁途中先后病逝的竺可桢夫人张侠魂和其子竺衡也是因罹患痢疾。

另外一种常见病即胃肠道疾病，多与饮食的粗劣以及饥饿相关。西南联大社会学教授陈达在1943年10月6日的笔记中，记其妻梧荪病状，“近一个月来，梧荪以大部分时间，消磨于床榻，医生诊为慢性肠炎，胃痛，发冷发热，肠痛，饮食不佳。”[注]陈达：《浪迹十年之联大琐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74-175页。另据竺可桢1944年9月16日记，浙江大学教育系教授黄羽仪患胃疾，“于今春数次觉胃痛甚剧，但寻又好。近忽面黄消瘦，满身生疔，眼白亦肿，故李天助、朱诚中均劝赴贵阳入中央医院。今日尊生来谈，知在中央医院诸医初亦不知为何疾，但眼益肿，疔益多，疔之根甚深。后验五脏，在胃中发现有大块，知系癌。据云，善癌尚可治割，恶癌则束手矣。”[注]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9卷，第183页。胃肠道疾病虽然是慢性的，但在战时恶劣的生活及医疗条件下，日积月累也会造成严重的后果。黄羽仪苦撑一个多月后，于10月19日病逝，时年仅41岁。

当然除上述常见病以外，还有其他各种病症折磨着知识人的身体和精神，甚至同时多种疾病共存。如浙江大学教授梅光迪除胃病之外，还患有心脏病。1945年2月开始出现复杂病状，3月8日家书中曾言希望能够借到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会议的机会到中央医院将身体彻底检查一次。因学校事务繁杂，到1945年5月始赴重庆休养，6月归遵义，稍康复。入秋，病复剧，心肾俱患疾。终不治，于12月27日病逝于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年56岁。[注]郭斌龢：《梅光迪生先生传略》，《梅光迪文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43页。

二、战争对知识人健康和生命的消耗
1942年10月，在浙大任教的历史学家张荫麟病逝，陈寅恪的挽诗有“九儒列等真邻丐，五斗支粮更殒躯”两句[注]陈寅恪：《挽张荫麟二首》，《陈寅恪集诗集》，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第34页。。知识人“列等邻丐”，说明知识人生活的赤贫化，而“五斗支粮”是指薪金微薄，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殒躯”。抗战时期恶劣的生活条件严重损害了知识人的身体健康。抗战中后期恶性的通货膨胀使得知识人的收入水平急剧下降，他们要用微薄的收入维持全家的生活，无奈之下就只能靠“消耗早先的积蓄，典卖衣物及书籍，卖稿卖文”，以致出现“营养不足，衰弱，疾病，儿女夭亡等现象。换句话说，经常的收入不足，只有消耗资本，而最后的资本只有健康和生命了”。[注]杨西孟：《九年来昆明大学教授的薪津及薪津实值》，《观察》1946年第3期。持续的战争无论对国家还是个人都是一种消耗，而物质消耗之后，接续的就是健康和生命的消耗。战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的陈克文就曾感慨道：“战争给予人类破坏的力量是愈来愈深入、广阔，民族健康的破坏到现在，也真到了惊人的程度。”[注]陈方正编：《陈克文日记》下，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第789页。

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教授陈达在谈到抗日战争对自己的影响时，就提到，“不说别的，单讲我国抗战开始的时候，我刚是四十有零的壮年。而今白发频添，精神渐衰；虽尚非是老者，但体力、毅力与记忆力，已远不如当年。抗战不是使我衰老的原因，因没有战争我亦是要衰老的，但抗战确实催我衰老，使我衰老得更快。”[注]陈达：《浪迹十年之联大琐记》，第1页。可见战争对于人的生理机能的消耗是常态社会下难以想象的。

1945年夏天，当吴组缃见到时年47岁的朱自清时，对他的衰老感到异常吃惊。吴组缃当时的印象是这样的，“等到朱先生从屋里走出来，霎时间我可愣住了。他忽然变得那样憔悴和萎弱，皮肤苍白松弛，眼睛也失去了光彩，穿着白色的西裤和衬衫，格外显出瘦削劳倦之态。……他的眼睛可怜地眨动着，黑珠作晦暗色，白珠黄黝黝的，眼角的红肉球凸露出来；他在凳上正襟危坐着，一言一动都使人觉得他很吃力。”[注]吴组缃：《敬悼佩弦先生》，《吴组缃文集》，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343页。

战时普遍性的生存必需品的匮乏，造成知识人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营养不良、免疫力下降，导致各种健康问题的出现。为了糊口，大学师生多四处兼职，以谋取更多生活资源，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也会带来严重的健康问题。

首先出现的往往是因营养不足造成的各种健康问题。梅贻宝在谈到战时燕京大学生活时，提到“抗战时期至少需要两种抵抗力：一是抗敌，需要决心；二是抗穷，需要体力根底。1945年生活指数上涨到1 600倍，而教员薪金调整，升到100倍。换言之，教员的购买力降到6.3%。结果当然是营养不良，疾病丛生。”[注]梅贻宝：《记成都燕京大学》，《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7辑，第49页。费正清在一份“清华问题”的信件中也提到，“这里不必浪费笔墨去描写大学教授们如何住在空无所有的阁楼上，卖书典衣，欠了一身债，患了营养不足所导致的疾病。”[注]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227页。

1.学校管理层必须给予生活教师师资队伍建设以足够的关注，将称谓由以往的宿管员正式更名为生活教师，明确其学生校内监护人与管理者的身份，使生活教师受到应有的重视。

另据战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语言学家王力记述：“我们的饭里至少有百分之五是谷，百分之五是砂。我常常设想：假使我是一只小麻雀，那够多么好！麻雀喜欢吃谷，它肚子里又有一个砂囊，以砂磨谷，岂非得其所哉？无奈我是一个人！我记得在抗战前两年，我的一个朋友得了一场大病，经医生检查说是大肠里积砂太多，后来不知怎样开刀，才把他治好了。我天天祈祷，愿我的大肠抵抗力比他强，并愿全国公教人员的大肠抵抗力都比他强。”[注]王力：《龙虫并雕斋琐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13页。由此亦可见战时食物的粗劣对人肠胃健康的影响。

由于生活艰苦，营养不济，学生中出现贫血和营养不良是非常普遍的现象。1940年7月武汉大学对学生进行体格检查，全校学生1 363人，其中男生营养不良者144人，占总数11．64%，营养中等者916人，占总数74．05%，营养比较好者177人，仅占学生总数的14．31%。[注]李珠、皮明庥主编：《武汉教育史(古近代)》，第566页。

营养不良的影响是慢性的，但长期积累会产生不良的后果。据观察，西南联大的学生“营养不良，弱不禁风，烦躁不安。患病以后，恢复健康的时间是其所在年龄正常情况下所需时间的两倍。”“学生易感疲乏，毫无活力。每次学校开会时，总有少数人因体弱无法坚持到会议结束。”“学生体质下降，学术水平也随之降低。早上七点钟上课，学生看起来疲惫不堪。白天，没精打采，无力解决摆在面前的问题。他们的悟性和记忆力也在下滑。”[注]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267页。1943年5月，在访问联大政治学教授钱端升之后，费正清写道：“他最近一直头疼，不想走远。他的妻子和三个小男孩都晒得黑黑的，看上去很健康，但瘦得厉害。她说她怕冷，对小病已经没有抵抗力了。”[注]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267页。

战时中央医院的医生告诉陈克文：“病人患肺病的特别多，尤以学生和公务员为甚，原因多由于营养不良所致。”[注]陈方正编：《陈克文日记》下，第789页。费正清的回忆录中亦曾提到，“1943年8月，我们经由私人渠道运进药品来支援联大教师。通过柯里博士，我得到霍夫曼·拉罗契公司制造的一大批维生素B1，交给联大校医，以治疗当时学生中广泛流行的维生素缺乏症(牙床出血等病)。”[注]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271页。而维生素缺乏就是营养不良的一种病状。

在中央大学因病申请救助的表册中，工学院教授张谟的申请称：“本人服务教育界，先后达二十六年，从未休息，现年五十有二，平时身体，尚称健康，讵意二十余年之教书生涯，竟将一生精力，暗中消耗，病根潜伏。年来生活日艰，营养不足，身体之抵抗力渐减，病菌遂形猖獗。本年四月间初觉咳嗽发热，当即延医服药，未能见效。近两月来，病势益重，身体日渐瘦削，精神毫无。经医院检验，断为肺结核，至少须住院疗养半载。”[注]《呈为本校教授张谟实因病申请专科以上学校教员奖助金检同申请书医师证明书据情转呈》(1943年11月16日)，档案号五-2530。

在战时的艰难生活中，大学师生为谋生计，不得不从事各种兼职以养家糊口。正如西南联大助教鲁溪所言，“到了收入不足以维持最低的生活时，那末在校外兼差就成了唯一自救的办法。”[注]鲁溪：《我的教书生活》，《联大八年》，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第75页。但兼职过多，繁重的工作负担同样严重损害知识人的身体健康。

王力曾在谈及战时文人生活的压力时说：“不幸得很，那些卖文为活的文人却不能不忙着做文章；尤其是在‘文价’的指数和物价的指数相差十余倍的今日，更不能不搜索枯肠，努力多写几个字。在战前，我有一个朋友卖文还债，结果是因忙致病，因病身亡。在这抗战期间，更有不少文人因为‘挤’文章而呕尽心血，忙到牺牲了睡眠，以至于牺牲了性命。”[注]王力：《龙虫并雕斋琐语》，第102页。

朱自清在战后因严重的胃溃疡导致的胃穿孔而去世，其实源于战时因长期饥饿而患的胃病。1941年3月8日，朱自清在日记中写道：“本来诸事顺遂的，然而因为饥饿影响了效率。过去从来没有感到饿过，并常夸耀不知饥饿为何物。但是现在一到十二点腿也软了，手也颤了，眼睛发花，吃一点东西就行。这恐怕是吃两顿饭的原因。也是过多地使用储存的精力的缘故。”[注]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10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03页。饥饿使朱自清饮食非常不规律，饥一餐，饱一顿，导致胃病时常发作，在他的日记中常常看到“胃病发作”“胃痛，抽搐”“每日呕水”等文字。

1942年12月末，担任西南联大总务长的郑天挺大病一场，经医生确诊系斑疹伤害，休养半月余始恢复。郑天挺在日记称：“余自民国二年出天花后，惟十五年冬曾病卧两三日，三十年无大病矣。平素自负身体强壮，且亦自知谨慎，不意在此竟有此大病。”郑自省主要原因，“一是饮食失节，多寡冷暖无常无序，此积食也；二是事杂造成睡眠不足，此积劳也；三是天气骤寒，衣物被褥不够，此积寒也，由此而受病伤风而不察。”[注]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643页。1944年2月，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罗庸患病，“自觉肝痛心弱，血压亦高”，医云初断“系肝出血”，原因是“营养不足而劳碌太过”。[注]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下，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791页。

西南联大社会学教授陈达，1943年8月16日在昆明近郊的印刷厂校对户籍调查示范报告，回来的途中突然感到头昏，站立不稳，下公共汽车后，其“坐木箱上，目光昏黑，头不能转动，特别向左转，左颈头部下两寸许有核一，大如扁豆，浮于肤面。手足稍麻，惟未失知觉，三刻钟后略有汗，渐清醒”；病发一小时后，陈达又乘公共汽车回寓，后经过医生诊断，认为是神经衰弱，用脑过度。[注]陈达：《浪迹十年之联大琐记》，第171页。陈达为此特向学校请假，在家养病，后得以逐渐恢复。

在抗战后期，联大教授陶云逵的生活十分困难。他甚至在昆明租不起房子，只得把妻儿安顿在昆明附近的呈贡。他每周赶乘滇越小火车到昆明上班，一度还在呈贡中学兼课。艰苦的生活、繁重的教学科研工作，直接影响了他的健康。1943年他的儿子突然病逝，使之受到沉重打击。同年12月30日，陶云逵突染回归热竟至不起。1944年1月29日病逝于云南大学医院。[注]昆明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昆明》2，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9页。陶云逵的同事罗常培在悼文中缕述贫困的生活和工作的劳累对陶云逵生命的消耗：

云逵，你是不该死的。虽然尧尧殇折伤了你心，因为研究室事任劳任怨地费了你的力，因为生活窘促逼得你从手到口地写文章，消耗了你的血，可是，你有结实的体魄，充沛的活力，坚强的意志，饱满的精神，一切都抵挡住，无论如何，你是不该死的。……然而你竟死了！为什么？为咱们贫苦的生活已经到了极限？为没钱治病耽误了症候？为初民思想弥漫社会？为医术医德尚待改良？究竟为什么？请你告诉我。[注]罗常培：《罗常培文集》第10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41页。

三、战时卫生医疗条件与知识人的健康
除了物质生活的匮乏造成的营养不良或工作压力造成的健康损害以外，战时恶劣的卫生条件及医疗条件，也是造成大后方师生患病，甚至于病亡的重要原因。据《教务杂志》所描述的战时中国大学的生活条件，“鉴于昆明的条件——伙食分量不足，又缺乏营养；生活用水不卫生；长时间不洗澡；穿衣只能基本保暖，住宿就是找个地方栖息而已——联大师生出现很多健康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早在1939年，就有报道说联大学生受气管炎、伤寒、猩红热和疟疾的困扰。”[注]《战时的中国》，《教务杂志》1939年8月，第258页。从中可见战时大学卫生条件存在的严重问题。

1937年9月，浙大校长竺可桢描述自己所住公寓里的环境之差：“寓中昨忽来房主马君亲戚若干人，其中有一女患伤寒，而此间厨房又在厕所对过，苍蝇成群，每次菜中常可见有死蝇，故其传染之可怕尤甚于敌机之炸弹也。”[注]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6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76页。浦江清在西行的过程中，曾路宿某地，据其日记记载，“余等宿一蒋姓家(系一蒋家宗祠)。客堂尚清洁，而内屋极龌龊，臭虫、跳蚤、白虱均有，一夜不能入睡。”[注]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第145页。竺可桢也曾在日记里记载自己住所的各种昆虫，称“房中多八脚，即蜘蛛一种，屡打不能尽灭。黔中昆虫种类多，而跳蚤、臭虱、小黑蚋、白虱尤多。身上、头上之虱，下等社会均人人有之，即学校中亦十之七八皆藏垢纳污之所。故家中小孩一至学校即生虱。跳蚤则各家均有。黑蚋天热即生。臭虫尤难除。余寓四载余，夏季晚间常起二三次捉之，迄今不断，而仍未绝。故余与允敏身上常觉怪痒难当，而以小孩如松者，皮肤过嫩处，一咬即满身起块”[注]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9卷，第147页。。

在联大读书的学生走幸田曾详细描述战时他们的住宿条件，从中可以想见当时学生住宿的卫生条件之差：“初夏一来，跳蚤臭虫就都在你身上找出路。有的人据说是有‘福气’，虽然在几面围攻之下，仍然可以长睡不醒。我却实在没有那本领，而住在我上床的刘君，就更不堪其苦，一夜里他要爬起来好几次，拿着电筒四面搜巡红黑道的吃血者。而白天，跳蚤好像专门跟他做对，一下跳在他的鞋尖里，一下又出没在他的大腿上，四处都是痒搜搜的，捉又捉不到，打也打不得，于是弄得来一天到晚跟跳蚤打交道。”[注]走幸田：《我住在新校舍》，《联大八年》，第91页。

武汉大学学生的体质检查中，发现学生有沙眼病的非常多，而患沙眼病很大程度上跟卫生条件的恶劣相关联。据战时曾到大后方高校考察的李约瑟记录，当时“学生们住在糟糕拥挤的宿舍里，并且遭受着肺结核一类疾病的严重侵袭。因为缺乏洗涤设施，沙眼一类的感染非常普遍”[注]李约瑟、李大斐：《李约瑟游记》，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9页。。李约瑟还曾提到，伤寒、霍乱等疾病比在欧洲更猖獗，“旅行时如果你不得不住肮脏的客店的话，将是最糟的冒险”，随行的中国员工“随时都注意并劝告我，如果我能有汽车，则尽可能睡在自己的车内”。[注]李约瑟、李大斐：《李约瑟游记》，第22页。

当然还有水土不服，甚至瘴气(即恶性疟疾)的侵袭。浦江清曾记载其对内地天气的不适应：“建阳天气极怪，晨夕如秋，午时如盛夏，夜间如冬，故易致疾病。初到者必病，或疟，或痢，再则癞疥。于是水土服矣。谓之瘴气云。早起，即见有雾，或云不宜早起，恐触瘴气。又既起之后，不宜再睡，睡则病。即午饭后，亦须先走走，不宜即睡。”[注]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第179页。

除了恶劣的环境和卫生条件容易致病外，患病后，糟糕的医疗条件对于知识人健康保障也非常不力，无论是药品还是合格的医生在战时都是极其稀缺的。

如果医疗保障能够跟上，一般的疾病都可以治愈，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据吴宓日记记载，某日，其头痛甚，似疟，后“服熙赠Aspirin一片。入眠，发汗，遂愈”。[注]吴宓：《吴宓日记》9，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91页。浦江清在西迁途中也曾患疟疾，在王君处得奎宁二片服之，夜睡甚美，病霍然已释，此为幸运，并称“余一日而愈，可夸也”。[注]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第188页。西南联大社会学教授陈达，1944年4月9日笔记记有：“余九时半上床，腹微痛，即用痰盂大解，每隔数分钟一次，至天明时已30余次，晨九时至校医徐行敏先生处就医，断定为痢疾，嘱服药每三小时一片，共八片，计320元。”[注]陈达：《浪迹十年之联大琐记》，第179页。江泽涵在1945年8月给胡适的信中，感谢胡适寄来的鱼肝油，称“丕栋(其子)从前暑假(雨季)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患病(气喘，气管炎)。今年吃了几个月鱼肝油丸，暑假已过一个多月，竟还未病过”[注]《江泽涵致胡适》(1945年8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836页。。

另据竺可桢1938年1月3日记，“病者土木二朱天表病胃将愈。物理四朱光世自金华即患疝，又在车中淋雨三日，至衢州，由衢雇舟至常山，昨到玉山即病倒。今日余曾探视，知系宿疾，或无妨。后据周仲奇、朱诚中诊断，谓小肠五寸落外五日，病人呕吐，系险症。遂决由丁邦平、刘敬礼二人陪同赴南昌，由朱履中之介绍入南昌医院施手术。”[注]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6卷，第450页。到1月10日竺可桢到法国医院看朱光世，知其疝气在院施手术后恢复较好。

由于战时各大学的医疗设备和药品都异常紧缺，远远不能满足实际的医疗需要，由此造成一些疾病得不到及时防治，甚至出现师生病亡的现象。据记载，1940年武汉大学平均每天有40多人患疟疾，而校医室每天只有十支奎宁注射剂，致使当时武大师生患疟疾的死亡率愈来愈高。[注]李珠、皮明庥主编：《武汉教育史(古近代)》，第566页。

1943年3月3日，李约瑟曾到原北平研究院的药物研究所，与专门从事中国原生药用植物和制药研究的经利彬讨论了防疟疾、防痢疾问题。类似讨论的记载在李约瑟的日记中有多处，比如4月25日，“我刚吃完早饭，又被叫去和大使一起去参加一个两小时长的沉闷会议。会议是关于防止疟疾的形势。”李约瑟还曾参观过西南联大化学研究所，该研究所“主要由杨石先与曾昭抡教授指导，他俩都是有机化学家。主要的课题之一是研究中国传统药典中抗疟疾药品的生物碱和糖甙，这在当时世界上奎宁短缺的情况下是至关重要的”[注]李约瑟、李大斐：《李约瑟游记》，第21、26、74页。。政府与科研机构对疾病防治与药物研究的重视反映了当时疟疾、痢疾一类疾病的普遍，以及治疗药物的缺乏。

由于日伪的封锁，以及实际需求量大，战时药品的价格不断抬升，从而造成药品的短缺及医疗成本的高昂。教育部视察中央大学卫生状况后提交的报告中曾提到：“购买药品比战前恒贵百倍，即维持外科换药亦颇感不敷，更难期治疗其他病症。”[注]《国立中央大学学校卫生之实施》，教育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五-1980。费正清在访问西南联大时，听清华教授鲍勃·温德说，梅贻琦月薪不足600元，而宴请费正清等人的费用不下1 000元。“考虑到这个问题，我们送了他才一英寸高的一瓶专治疟疾的阿的平药片，它应当能够换回这1 000元。”[注]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221页。由此可见当时药物的紧缺，以及价格的高昂。另据竺可桢1944年2月22日记，“李天助医生来，谈及购药品问题，知此次教育部分发浙大药品中有磺胺噻唑一千粒，并有打虫药山道年等，价值乃在二三十万元以上。”[注]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9卷，第37页。亦可见当时药品价格之昂贵。

很多知识人为治病而变卖财物，甚至生活必需品。西南联大化学系教授黄子卿曾有一首诗，可以作为当时教职员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这首诗的前面有一小段序文：“三十年(1941年)秋，疟疾缠绵，卖裘书以购药，经年乃痊。追忆往事，不禁怆然”。全诗共有四句：“饭甑凝尘腹半虚，维摩病榻拥愁居。草堂诗好难驱疟，既典征裘又典书。”其大意是蒸饭的甑子都已积了一层尘土，肚子却无法填饱，躺在病床上，心里充满了惆怅，百无聊赖时拿起杜甫的诗，又觉得诗虽好却赶不走病痛，为了治病和维持生计，只得典当皮衣又卖书籍。[注]北京大学校友联络处编：《笳吹弦诵情弥切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248页。

很多学生患病无力承担医疗费，西南联大学生救济委员会1939年7月的一份调查显示，“医疗保障援助资金的问题日益严重。许多学生的伙食十分粗劣，一年下来，他们开始感觉到它的影响。昆明一年到头都有疟疾，而金鸡纳霜太贵，学生靠救济金根本买不起。”[注]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第267页。医疗费贵得让人望而却步，据江文汉1943年11月报道，每次看病得花六七千元，其中三千元是预付款。[注]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第267页。1942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写信给行政院卫生署署长金宝善，请其设法代购紧缺药品，信中述及所中同人的病状及所需药品：“目下敝所及同在李庄之数机关同人中有以下三种通行病症，一为神经衰弱，二为肺病，三为胃病，而尤以患肺结核者为多。社会科学研究所陶所长孟和之夫人沈性仁女士，中国营造学社代社长梁思成之夫人林徽因女士，及敝所专任研究员梁思永先生等，皆海内知名之士，现均患T.B.(肺结核)甚剧。目下鱼肝油及鱼肝油精，市上均已无法购到，故患此病者，苦于无法救治。”[注]《傅斯年致金宝善》，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3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959页。

当然，除了药品缺乏以外，医疗条件的有限，特别是医生和相关医疗设备的缺乏也是病人得不到及时有效救治的重要原因。校医室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西南联大叙永分校曾出现过因校医误诊而导致患者病情恶化，甚至一命呜呼的事件。“这起死亡事件突显出当地的医疗水平无法与昆明相比。接触性感染病毒四处横行，许多学生因为喝了受污染的河水而患上消化病。校医是个胖子，心地善良，外号‘蒙古大夫’。他用红药水治外伤，用阿斯匹林治内伤。最后来了一名从德国来避难的犹太医生，但只缓解了一点点医疗危机。”[注]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第233页。竺可桢也曾提到，“抗战以后，医术人员异常缺乏，因前线需要是项人才，而后方医生因环境关系，业务因而发达，大率不愿入机关服务。”[注]《在王禹昌先生追悼会上的致辞》，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2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519页。故而学校能得到合格的医生非常不易。

联大物理系讲师薛琴访在1940年学校一年级迁往四川叙永的途中，患急性脊髓灰质炎(即罗斯福病)，因为细菌的侵入，使得下半身运动神经完全损坏(仅有感觉神经起作用)，造成了双腿的瘫痪。薛琴访在给胡适的信中介绍病况，“不幸于赴川途中，因气候不适，劳顿过甚，故于入川后不久即患婴儿麻痹症，下肢运动神经受损过甚，致行走极感困难。抗战期间，医药缺乏，经济艰难，临床既无良好之治疗，嗣后更无调养之环境，四五年来，空袭频仍，生活艰苦，莫不需要两腿以担负艰巨之工作，而生竟失去两腿之健康。环境之困苦，中心之隐痛，恐非身临其境者所能想象也。”[注]《薛琴访致胡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2013年，第861页。可见经济困难和医疗条件差是病情恶化的重要原因。

疏散到大后方的大学师生僻处边远地区，相对于战前在东南沿海中心城市的医疗条件，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浙江大学史地系的张荫麟1942年7月发现小便有血，后经贵阳中央医院诊断，结论是“慢性肾脏炎”。医生除了给他服药之外，还要他静养，但效果不佳，病势仍加剧。学校将他送进遵义卫生院。10月20日，请来遵义的中西名医会诊，大家束手无策。眼看死神威胁着他的生命，于是学校决定派张其昀驰赴重庆延医，事有不巧，张其昀因途中翻车事故，4天后才抵达重庆，当即请医官金诵盘同乘专车来遵。然而时间已经晚了，车到东溪，站长转告他们，遵义来电话，张荫麟已经亡故，时年仅37岁。[注]翁仲康：《历史学家张荫麟死于遵义》，《遵义文化史专题史料汇编》，1990年，第733页。张荫麟的病，重庆的医生能否治愈是一回事，但山高路远，延请战时陪都重庆的医生之难，竟未能在其病亡前赶到，亦可见疏散到内地的大学医疗条件之艰苦。吴晗的纪念文章就提到，张荫麟早年有心脏病，“不料偏死于肾脏病。平时营养坏，离婚后心境坏，穷乡僻壤医药设备坏，病一发就非倒下不可，非死不可。”[注]吴晗：《记张荫麟》，《吴晗文集》第3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年，第354页。

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医疗卫生设备差，中央大学师生中肺结核、肝炎、肠炎的发病率也很高。1944年12月，成都《新新新闻》报道了中央大学肺病蔓延，感染的师生有数百人之众，学校限于经费和设施，无法隔离患者，治疗困难，只得呼吁社会各界给予支持。[注]《教育上一严重问题——沙坪坝肺病蔓延》，《新新新闻》1944年12月28日，第11版。

作为对比的是享受较好医疗条件的美国在华人员，费正清曾记述：“到1943年4月间，我又无端染上了痢疾，渐渐变成慢性的，且久治不愈。美国海军医生对此束手无策。当我于5月间再次访问昆明时，获准住进陆军后方医院治疗。那里有一群活泼的女护士，精心护理美军伤病员。院内不时放映电影，席间还供应冰淇淋。没有谁能治好我的病，但是当我回到重庆，注射了一个疗程的德国针剂，竟然把我的痢疾治愈了。”[注]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295页。当时中国很多知识人家庭受痢疾的折磨，最后一病不起，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少这种少见昂贵的针剂。梅贻宝也曾提到，自己罹患多种疾病，“幸而不久能赴美报聘，两次入院，手术治愈”[注]梅贻宝：《记成都燕京大学》，《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7辑，第49页。，亦可说明医疗条件的重要性。

四、结 语
战时大后方知识人所遭受的病痛折磨，主要是由战时的迁徙及物质生活水平与卫生医疗水平下降造成的，当然也是由战争间接造成的。疾病侵袭的影响甚至可能是极端的，很多知识人被病魔夺去生命，没能等到抗战胜利之时。区别于我们以往强调的战争对国家主权的侵犯以及在军事政治外交层面的影响，通过本文所关注的知识人在战时的病痛和死难，可见战争对社会的严重破坏、对人的基本生存权利的损害。

战争对社会各个阶层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具有主体性的知识人能够敏感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并通过各种方式记录和表达。知识人作为战时社会分层落差最大的一个群体，其生活的贫困化对其心态与观念均产生深远的影响。吴晗在回忆张荫麟的文章中谈及张荫麟病亡的原因时说：“假使没有这战争，假使这战争不能避免，而有一个好政府，或者是不太坏的政府，能稍稍尊重学者的地位和生活的时候，荫麟那样胖胖茁壮的身体，是可以再工作二十年以至三十年的。”[注]吴晗：《记张荫麟》，《吴晗文集》第3卷，第354页。正如费正清所说的，知识人并不认为这些伤害全是战争造成的，如果“当此国难之际全国上上下下各阶层是在同甘共苦的，那么即使挨饿也没什么关系。但是他们亲眼看到了如此触目惊心的不平等现象和社会上层的奢侈浪费。因此，许多知识分子感到心灰意懒，一部分人将会死去，其余的人将会变成革命分子”[注]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292页。。贫困使知识人产生强烈的挫抑感，也不可避免地与一度因民族危机而获得各种社会力量广泛认同的国民党政权疏离。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结果，一方面是大后方知识人及身之所见对其苦难负有责任的就是国民政府，另一方面不能否认战时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使社会分配两极分化，分配不公与社会不平等问题成为非常具有刺激性的直观体验，从而导致知识人对国民政府的恶感。[注]严海建：《抗战后期国统区的经济危机及其连锁反应——基于国民党高层个人记述的观察》，《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18年第2期。本文的研究意在说明，与战争前线隔离的大后方仍然受到战争的严重侵害，这种侵害也许不像前线及日本统治下的沦陷区那样直接或显性，但类似上文所揭示的战争的慢性消耗确实是不应被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