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大学学术版图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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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大学学术版图的演变
——基于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选举候选人的分析
牛 力

(南京大学 校史研究室， 南京 210023)

摘 要：1947年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学术遴选的典范，经评议会初评产生的150位候选人均为民国学术的领军人物。该群体在各大学间的分布、汇聚和流转，呈现出民国大学学术格局的演变。民国初年，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是南北学术人才汇聚的中心，北大以人文著称，东大以科学明世。两校在20世纪20年代政权鼎革之际均深受政局影响，却有着不同的发展轨道。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清华的崛起以及北大的“中兴”，进一步巩固了民国以来北平作为全国学术文化中心的地位，学术领军人才越来越集中于十余所主要大学，人才汇聚呈现加速趋势。全面抗战爆发引起的人才迁徙推动着学术人才向更多机构扩散，并引发地理分布上的大调整。昆明、重庆和成都成为战时中国大学的学术中心。民国时期，国立大学、国人自办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在学术版图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呈现出不同的学科特色。院士候选人的学术经历显示，学术领军人才倾向选择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的大学，政府的资源投入和大学的学术成就之间也非密切对应，这也提示出中国大学建设的内在张力和可能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民国大学； 学术版图； 中央研究院； 院士候选人

引 言
1947年7月，北大校长胡适提出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引爆学界。在该计划中，胡适建议政府集中力量首期重点建设五所大学，并推荐了北大、清华、浙大、武大和中大五校。立场不同，利益自然分歧。胡适的倡议很快遭到众多未能“入围”者的口诛笔伐，其中邹鲁、陈序经、陆志韦、胡先骕等学界名流都公开表示质疑。[注]赵镇乾：《“争取学术独立十年计划”的论战》，《时与文》1947年第3期，第16-17页。撇开其间的利益纷争，大家关注最多的是选择学校的标准，并牵涉到如何评估大学的优劣高下。邹鲁即质问胡适，其所谓“中大”是广州的中山大学，还是南京的中央大学。1947年10月，胡适第三次就此问题对《大公报》记者谈话，仍直言自己的立场。他说：“我提出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后，亦有很多人提出了不少的意见和批评。但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感到有任何理由可以改变我这项主张”，他认为大学“应该向研究院的方向去发展、去培植，必须要有训练研究工作的人才，必须要有教授与研究生做着独立的科学研究，才能算真正的大学”。[注]《胡适论学术独立十年计划及其反响》，《读书通讯》1947年第144期，第17页。可见，胡适对五校的择定，主要是基于大学的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准。

由于此后形势剧变，胡适的倡议没能付诸实施。但在这次争论中，如何基于学术标准来评估中国大学的成就和地位，显然在教育界已经引发分歧。对此问题的研判，不仅关乎现实中各大学资源的配置，也无疑是对民国大学整体学术格局的呈现。民国时期是中国现代学术建制化的重要阶段，其中，作为新兴机构的大学是学术版图中重要的构成部分。在1934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有110所，其中大学41所，独立学院38所，专科学校31所，教员共计7 205人。[注]教育部统计室编：《1934年度高等教育统计》，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4页。到1947年底，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增至207所，其中大学55所，独立学院75所，专科学校77所，教员人数在万人以上。[注]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577-578页。当时供职于大学的高级教员(含教授和副教授)，其人数远远超过以中央研究院为代表的研究机构。民国大学已成为新型知识人安身立命的栖身之地。学者在不同大学的集聚，形成了大学机构间的差序格局。他们的迁徙和流转，也构筑了一幅“移动”的大学学术版图。

陈平原曾对民国大学版图有过整体勾勒。他从首都迁徙的视角，提出以1927年为分界线，此前是北京大学独领风骚，此后是中央大学更胜一筹。叶文心对民国大学的研究更关注政治和文化的交互影响，他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大学分为北京的国立、上海的私立大学和以南京为中心的党化大学三种类型，并分别以长袍马褂、西装和中山装作为三类学校的文化象征。沈卫威则描绘了一种二水分流的大学格局，他提出以南京高师和北大为代表的南、北大学学统，深刻影响到此后中国大学(主要是国立大学)的演变。刘超则更为关注民国时期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崛起，尤其是对于清华、北大、中央大学等领军大学的研究，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学术地理的变化，都提出了富有启发意义的话题。[注]相关的研究成果见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沈卫威：《民国大学的文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年；刘超：《民国时期研究型大学的兴衰》，《社会科学论坛》2015年第1期。

但是，对于这一问题仍有诸多可议之处。首先，研究者对于民国大学格局的关注，多强调政治因素对于大学的影响和大学的政治社会属性；对于大学作为学术机构的属性，尤其是大学在学术意义上的特征与格局涉及较少。其次，既往对于大学学术水平的研判，缺乏标准化的、具有普遍适用性和可比性的量化分析。很多研究采用当时人和后来者的评述，其公正性既欠考究，也易流于一家之言。再次，是对于单一学科的研究较为深入，较少从整体上探讨大学的学术发展，对于民国大学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和转折，以及因此引发的学术版图的移位和重构，没能给予整体性的动态呈现。这其中所涉及的学科分野、学术地理的重构和学人群体的聚散，都需要从民国大学演进的整体视野来描绘其发展轨迹和脉络。而当前对于民国大学学术格局的认知，或因立场的偏狭，或因视野的局限，或因标准的缺失，常陷入盲人摸象的困窘。“倒放电影”的做法，因话语的遮蔽造成的夸大和忽视，也难以对民国大学的学术水准给予实事求是的评判。

对于民国大学学术版图的论述，需要适宜的切入点。一直以来，论文和著作是评判学术产出的重要指标，但评估民国大学的学术产出却面临着难题，原因有二：其一，是民国时期学术出版数据的完整性，尤其是大量的中文论文无法实现数据库的检索和统计。其二，是与当前相比，对于民国时期学术产出的评价，缺乏相对一致的规范和标准；对于大学学术产出的水准，也难以给出准确的定位。学术产出水平的高低，根本上取决于学者群体的水准。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无不将物色优秀学者、罗致良好教授视为大学的灵魂和生命线。大学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正取决于该校教授群体的学术水准。尤其是那些具有广泛影响的学术领军人物，他们在大学间的流动与迁移，往往带动着相关学科乃至大学的兴衰，进而引发大学学术版图的重构。有鉴于此，本文拟以1947年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选举中150位院士候选人为对象，通过分析他们在各大学的学术经历，来呈现民国时期中国大学学术版图的演变。

本文论及的大学学术版图，系指基于学术水准而形成的大学格局，其中包括学科分野、地理分布和学人集聚。本文的探讨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第一，民国大学形成了怎样的学术格局，哪些大学是居于学术水准顶端的机构？第二，在不同的时期，这种格局是如何演变的，对于不同大学带来了怎样的影响？第三，各大学的发展特色和优势何在，在不同时期存在怎样的学科分野？第四，大学版图的变动如何推动着中国学术文化中心的转移？

一、数据来源与说明
1947年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历来为学术界津津乐道。此届院士选举制度的规范性、选举过程的透明公正以及最终院士人选在学术界的声望和资历，都得到高度认可，被认为是遵循学术标准的典范。[注]郭金海：《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选举》，《自然科学史研究》2006年第1期；樊洪业：《前中央研究院的创立及其首届院士选举》，《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3期。此次选举采取由各学术机构举荐的形式，先后有62所机构推荐候选人510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初步审议后形成了一份402人的候选人名单，于1947年10月提交评议会第四次年会讨论。会上，分别由李书华、秉志、胡适作为数理、生物和人文组的召集人，分组讨论拟定名单，最后由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一份150人的候选人名单。该年11月15日，中央研究院于政府公报及京沪各报公布了该名单，并在公告四个月内欢迎社会批评。[注]陈勇开、吉雷、邹伟：《国立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第二届历次年会记录》，《民国档案》2018年第3期。

150人名单公布后，的确收到学界对于部分人选的质疑。如当时在美国就医的傅斯年建议删去刘文典；中央大学教授袁瀚青认为纪育沣“论文均无创见”；王和夫揭发马文昭的数篇文章“皆由技术员、助手及友人代作、代写”[注]郭金海：《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选举》，《自然科学史研究》2006年第1期。。虽然存在这些质疑，但选举程序的公正性，以及这150名学者在中国学界的代表性则毋庸置疑。特别是院士候选人系由各学术机构推荐，并经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集中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广泛的公意，也保障了学术的权威性。[注]夏鼐：《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分析》，《观察》1948年第14期，第3页。在这150名学者中，曾经在大学担任教职者有138人，占全部人数的90%以上。其中有54人自从事学术工作后，始终在各大学辗转任教。他们构成了民国时期中国大学最具学术活力的领军群体。该群体的学术经历，本身就是民国大学学术格局形成和演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指出的是，该届选举在注重候选人学术成就的同时，还将对于科学事业的贡献作为一大标准，如朱家骅、翁文灏等人在推动中国学术建制化上均有着突出贡献，也恰能体现出其对于大学学术格局的影响。

本文对于院士候选人信息的获取，主要有如下内容：年龄、出生地、毕业院校及时间、所属学科、历年学术经历及所属机构。在上述信息中，最为关键也最为棘手的是对历年学术经历及所属机构的处理。其一，个人学术经历的开端如何界定？本文以本科毕业后进入学术机构作为学术经历的开端，直接留学者以留学归国后作为开端。其二，所属机构如何划一。因存在复杂的专、兼职问题，本文一律以专职所在机构作为隶属机关。[注]如严济慈在1927年回国后，曾短暂地同时在沪宁两地四所大学任教。如秉志在东南大学工作时期，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兼职，是以东大为主职。而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他则是以生物研究所为主职，以在中央大学为兼职。兼职虽同样体现其学术影响，但为避免问题复杂化而不作考虑。其三，是对于学者同一年度在多所机构任职的界定。为符合大学聘任习惯，本文以学年(当年8月至次年7月)作为划分时间的标准。但有些学者在一年中会在多所机构任职。对此问题，本文以其任职时间长短择一认定，并参考其前后一年任职情况进行归属。因此，本文对学者经历的界定并不能详尽包含学者流动的全部机构信息，会过滤掉那些曾经出现的过于短暂性的机构。并且由于以年度为单位，对于更为细微的月份差别，在时间界定上无法做到完全吻合。[注]如生物学家陈桢1929年2月从中央大学转入清华大学任教，但在所属机构上1928年度为中央大学，1929年度为清华大学，与严格意义上的学年有区别。虽然存在这些缺憾，本文的主旨在于呈现民国大学整体性的学术版图，因此将更加关注总体性的趋势，并在对数据的处理上采用平均数以弱化个别数字的不确切对于数据造成的影响。[注]本文数据主要来自公开出版的资料，但需要对数据的准确性给予考证和分析。1948年由中央研究院编写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录》是最直接的史料，但对于院士学术履历的填写仍存在诸多错误，须审慎使用。本文主要参考的资料有两类，一类是各类年谱、传记、年表、自述、回忆录等，其中《民国人物小传》《中国科学家辞典》《中国科学家传略辞典》是较为重要的资料。第二类是民国时期各大学的教职员录，如北大、清华、中大、武大等校。此类教职员录对于学者的专兼职情况以及应聘时间有较清晰的记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作为年谱和传记的“验证”。

为描述该群体的学术经历，本文以每人每年度作为一个单位计算。从1912到1949年，该群体在各类机构共出现了3 954次。出现次数最多的机构是大学(含专科以上学校)，共有2 098次，占总数的53.1%。其次是各类研究院所，包括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中国科学社、地质调查所等，共741次，占总数的18.7%。再次是进入政界或服务于政府建设机关，如资源委员会、导淮委员会、铁道部、棉产改进所、农林部等，共449次，占总数的11.3%。第四类是再次出国留学、进修或休假访学，共417次，占总数的10.5%。第五类是服务于文化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故宫博物院、江苏国学图书馆等，共107次，占总数的2.7%。第六类是服务于工业和实业界，共96次，仅占总数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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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院士候选人在各类机构中出现频次分布(1912—1949)

在150人中，吴稚晖年龄最长(1865年出生)，最幼者为陈省身(1911年出生)。从年龄层次来看，除去吴稚晖和张元济，其余均出生在1877年以后，其中以1889到1902年这14年间出生的人最多，有120人，占全部人数的80%。从年龄结构看，人文组55人年龄最大，在1947年时平均达54.7岁；数理组49人平均年龄为50.1岁；生物组46人年龄最幼，平均年龄为49.2岁。在1885年之前出生的14位学者中，其中人文组有11位之多。

在民国肇始的1912年，这150人的平均年龄为16.5岁，很多人尚未达到开启学术经历的年岁。该群体进入学术领域的时间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12年到1915年，此期间进入学术领域的学者屈指可数，到1915年也仅有11人。第二个时期从1916年开始，在此后的15年中进入学术机构的人数逐年加速增长，到1931年达到143人。第三个时期是在1932年以后，人数始终维持在140人以上。在1932年，该群体的平均年龄达到了36.5岁，标志着一个成熟的学者群体开始活跃在民国的学术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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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院士候选人进入学术领域人数变化情况表(1912—1949)

二、南北并峙：民国前期的北大和东大

民国初年，中国大学数量有限，且程度浅陋。据1918年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的《全国大学概况》，国立大学仅有北京、山西和北洋三所，经认可的私立大学仅有朝阳、中华、明德、中国和中华大学五所，其他公私立专门学校及高等师范学校不计。[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76-178页。虽名为大学，但大多难及大学水准。学校缺乏优秀教员，社会对于大学学术属性缺乏清晰认识，是重要原因。1917年后，随着一批新型知识分子陆续进入大学，一系列制度和观念上的变革随之展开，加速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转型。[注]周川：《1917年中国的大学：变革及其意义》，《高等教育研究》2017年第5期。其一，是蔡元培于该年入主北大，厉行改革，力倡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之机关”，使北大由一所“官员养成所”，一变而为具有近代意义的高等学府。其二，是在1917年前后，清末留美庚款生陆续学成归国，他们的归来为中国学术界带来了新锐的力量。

从1912年民国肇建到1926年国民革命兴起的14年间，本文论及的院士候选人由于年龄限制，进入学术领域的人数相对有限。到1925年度也仅有88人，尚不足总数的六成。统计这一时段他们在各类学术机构出现的次数，总计有536次。其中多数人选择栖身于各级学校，涉及的学校有36所，出现次数达到345次，占总次数的64.6%。民国前期，该群体出现人次超过10次的学校共有七所，依次是北大(80)、东大(72)、协和(29)、南开(18)、唐山交大(18)、清华(17)、北京高师(11)。[注]因重组、合并、更名等因素，民国时期大学校名更易频繁。比如南京高师在1921年改组为东南大学，1927年又以东南大学为主体，合组九所专科以上学校而为中央大学。本文在校名的处理上尽量采用当时的名称，但难以做到严格对应。从这组统计可以看出，在民国前期的大学版图上，北大和东大呈现出南北并峙的典型特征。如图3所示，该群体在北大和东大共出现152次，占全部学校出现频次的44.1%。即使是紧随其后的高校，和两校相比都存在较大差距。在1920年前后，北大和东大在汇聚领军学术人才上有着明显优势。到1923年后，清华和协和的吸引力才有所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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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院士候选人在主要高校出现频次分布(1912—1925)

在既往的大学史描述中，多强调五四运动前后的北大在蔡元培领导下开风气之先，有独领风骚之势，却忽视了郭秉文领导下的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几乎在同时已悄然成为南方学术人才最为重要的集聚地。[注]更详细的研究，可参见张雪蓉：《20世纪20年代东南大学留美知识分子群的集聚与离散》，《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1921年7月，蔡元培在美国旧金山华侨欢迎会上介绍国内大学概况时还说：“东南大学新办预科，其幼稚可以想见。……力量较大者，惟一北京大学，有三千余学生，一百六十余教授，单独担任全国教育。”[注]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7页。蔡氏此处对于东大、北大两校的论断，虽是“撑场面”的话，却有着误导时人和后人的嫌疑。从图3可以看出，即使在五四运动前数年，南京高师便已经成为优秀学人汇聚的重要场所。在1920年后，这种汇聚呈现出更为强劲的发展态势，与北大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南高学子张其昀后来回忆当时情形时说：“民国十年左右，‘南高’与‘北大’并称，隐隐然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上两大支柱。”这一说法虽亦有溢美之嫌，却更接近于图3所呈现的大学版图。

民国初期北大和东大的南北并峙不是同质化的，而是有着显著的学科差异。学界对于民国时期的“学分南北”曾有过细致研究，并分别以北大和南高为代表[注]沈卫威：《民国大学的文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131-174页。，但这类研究多集中在人文学科领域，对于两校在整体性学科布局上的差异较少关注。如表1所示，民国前期北大聚集的院士候选人多集中在人文领域，人文组学者出现达65次，占全校总次数的80%。相较而言，南高—东大汇聚的院士候选人则集中在数理和生物领域，其出现频次分别占到该校总次数的29%和51%。

表1 民国前期北大和东大院士候选人出现频次分布及列表(1912—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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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学科的差异实际上在当时便已引起学界关注。1919年11月，任鸿隽在写给胡适的信中对北大重文轻理的做法便多有不满和疑惑。他说：“你们尽管收罗文学、哲学的人才，那科学方面(物理、化学、生物等学)则不见有扩充的影响，难道大学的宗旨，还是有了精致的玄谈和火荼的文学，就算了事么？”[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5页。在当时的留美学界，很多留学生认为北大是“专重文科，把理工科看作无关紧要”，以致有“代表全国的国立大学，除了文科之外，一无特长”的讥讽。[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80页。与之相比，由任鸿隽等人发起成立的中国科学社在1918年将办事处迁入南京高师校园，南高被称为“中国科学社的大本营”。1918年，在南京高师任职的科学社社员就有16人之多。[注]《中国科学社纪事》，《科学》1918年第7期，第712-714页。在南高基础上改组而来的东南大学因此有着“以科学明世”的特色，与北大以文学著称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五四运动后，教育界便有北大尚革新、南高尚保守之说。当时东南大学文理科主任刘伯明在公开演说中曾郑重声明：“与其称北大为革新派，南高为保守派，毋宁谓北大重文学，南高重科学，比较的合乎事实。”[注]张其昀：《我所希望于本校同学者》，《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1929年第4期，第431页。这种分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此后两校长期的学科走势，并因学者的流散而波及全国大学的学科版图。沈卫威曾提出中国近代国立大学的两大学统，其一源于北大，其一源于南高，并认为其中有着师资的内在承继[注]沈卫威：《现代大学的两大学统——以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为主线考察》，《学术月刊》2010年第1期。沈卫威对于两大学统的描述主要是基于人文学科，在数理和生物领域的情况并不能完全适用。，也正体现出民国初年两校在中国大学格局中的地位。

三、政权鼎革与大学版图的兴替
之所以选择1925年度作为民国前期分析的终点，是因为1926年席卷全国的国民革命浪潮对于中国大学版图变动的影响至深且巨。1926年前后，作为中国南北学术人才聚集地的北大和东大均因卷入政局而陷入严重的校潮，并导致校内学者的流散。1925年东大持续长达十个月的易长风潮，使汤用彤、竺可桢、叶企孙、柳诒徵等众多知名学者出走，东大为此元气大伤。[注]详细研究参见许小青：《政局与学府：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1919—193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74-100页。北京大学在女师大事件、北大独立风波、“首都革命”“三一八惨案”等一系列事件后，校内立场严重分裂，政府势力打压进步学人，也使众多学者逃离首都。[注]王建伟：《逃离北京：1926年前后知识群体的南下潮流》，《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学人的星散，引起原有大学学术格局的重组。

在1926年到1936年的11年间，这一学人群体逐步进入他们的学术成熟期，活跃于中国的学术舞台(见下页表2)。在此阶段，他们在各类机构总计出现1 475次，其中学校为796次。出现次数在20次以上的学校共有十所，分别为：清华(204)、协和(94)、北大(91)、中央大学(70)、南开(43)、燕京(40)、武大(36)、浙大(24)、辅仁(20)和中山(20)。在这十所大学中，有四所私立大学(协和、燕京、南开和辅仁)。相对于国立大学而言，私立大学发展稳定，其领军学术人才的变动也较少。这与私立大学独立的财政体制、特色化的学科思路以及与政治运动更为疏远的特征有关。而另外六所国立大学，受到政权鼎革的影响较深。

位于国民革命发源地的中山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成为最具政治色彩的大学，并因与国民党政权的密切关系在1926—1930年间对优秀学者有着较强的吸引力(如傅斯年、朱家骅、汪敬熙、罗常培、顾颉刚、罗宗洛、冯友兰等)。尤其是众多北大学人南下广州，给中山大学带来了新的学术气象。不过，随着北伐的胜利和政治中心的转移，中山大学汇聚学术人才的优势逐渐减弱。早在1927年5月，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在写给蔡元培的信中便说：“中国人总是欢喜在帝阙之‘近水楼台’，中央政府迁后，法科最感聘不得人之苦。”[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25页。在民国时期，院士候选人群体在中山大学共出现达20余次，其绝大部分都是集中在1926—1930年间。

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同样与国民党政权关系密切，在1927年曾分别冠名为第二中山大学和第三中山大学，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央教育财政的稳定，这两所国民党政权统治核心区的大学才呈现出稳步向上的发展态势。武汉大学在王世杰和王星拱两位校长的先后主持下，成为中国新大学建设的典范。1932年11月，胡适参观武大后对其校址之佳、计划之大、风景之胜，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校长王世杰数年来“披荆榛，拓荒野，化荒郊为学府”的毅力深表敬佩。[注]胡适：《胡适日记全编》6，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78页。相对而言，浙江大学的崛起一直要等到抗战时期。1936年竺可桢执掌浙大后，在延聘教授上被批评为“哈佛为经，东大为纬”[注]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6卷，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第299页。，竺可桢任教东大时期结交的师友群体，成为战时浙大崛起的中坚力量。

表2 院士候选人在主要大学出现频次变化情况表(1926—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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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群体的变动中，这一阶段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北大、清华和中大这几所顶尖大学的此消彼长。1926年前后，因政潮而引发的校潮使得众多学者从北大和东大出走。从图4可以看出，东大从1924年度的15人到1926年度减为7人，两年内锐减一半以上。但在1927年度，由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东南大学为主体改组的中央大学成为当时首都唯一的国立大学，使得此前饱受风潮困扰的“东南学阀的大本营”一变而成为“首都最高学府”。[注]时任大学院副院长的杨杏佛即将东南大学直斥为东南学阀的大本营，参见杨铨：《杨杏佛文存》，《民国丛书》第3编84综合类，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第318页。“帝阙”之“近水楼台”在汇聚学界精英上产生了短期的集聚效应。

相对而言，北大在1925年后的人才外流更为持久。从1925年到1930年，北大的院士候选人队伍持续外流，到1930年度仅剩一人。北大的衰落和中大的鼎盛在1928年前后形成了强烈对比。在1928年5月，全国教育会议假中央大学校内召开，出席中大晚宴的胡适不无情绪地说道：“今者北大同人，死者死，杀者杀，逃者逃，北大久不为北大；而南高经过东大时期，而成中央大学，经费较昔日北大多三倍有余，人才更为济济。我希望中央大学同人，担北大所负之责，激烈的谋文化革新，为全国文化重心。”[注]胡适：《胡适日记全编》5，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2页。而曾经认为东南大学不足为道的蔡元培，也感慨政权变化对于大学的深刻影响。蔡元培在1929年为北大成立31周年纪念刊作序，提及这种人才流动对于大学兴替的影响。他说：“北大过去中差强人意之举，半由于人才之集中，半亦由于地位之特别。盖当时首都仅有此唯一之国立大学，故于不知不觉中当艰难之冲，而隐隐然取得领袖之资格。……今则首都既已南迁，一市之中，大学林立，一国之中，大学更林立。北大不过许多大学中的一校。决不宜狃于已往之光荣，妄自尊大。”[注]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58页。陈平原在《首都的迁徙与大学的命运》一文中曾提出，因政权转移和首都迁徙，北京大学和中央大学在民国时期都曾因“首都大学”独领风骚，其中北大活跃于1898—1927年，中大领先于1928—1949年。[注]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2页。从学术领军人才的流动看，在1927年前大学版图上，应是北大和南高/东大的南北并峙。而在1928年后，中央大学的确因“首都最高学府”的光环而有过短暂的辉煌。

然而，拥有天时和地利的中央大学在短暂辉煌后，却是学者的持续流出。1928年，有14位院士候选人在中央大学工作，但是到1932年，这一数字连年持续下降至3人，并且在此后的十余年间始终维持在2至5人的低位。造成这种局面的主因同样是政治的影响。1927年到1932年是中央大学一段极为动荡而喧嚣的时期。[注]蒋宝麟：《民国时期中央大学的学术与政治：1927—1949》，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98页。与政治过于密切的关联，使得众多学者出走，如吴有训、汤用彤、曾昭抡、钱端升、陈桢等人。1928年北上清华的吴有训在写给时任中大高等教育处处长张绍涵的信中说：“生性率直，在中大实人地不宜，不敢复入迷途，一无所得。”他又说：“弟自返国后，荒疏已极。在中大一年，终日为杂务所扰，绝少自修机会，至今思之，殊觉毫无意义。此次北来，得将近二年发表论文稍加阅看，私心欣慰无任。”[注]《吴有训致张绍涵函》(1928年11月7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大学档案，全宗号648，案卷号1578。吴此后在清华的数年，也成为他极富学术创造力的黄金时期，这其中的动静取舍，尤为耐人寻味。陈平原认为在1928年后中大“领先”的说法，更多是体现大学在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政治影响上。在大学的学术版图上，20世纪30年代中国领军学人的流动与选择，与这一判断并不一致。

与此同时，沉寂多年的北大在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走上“中兴”之路，在1931年后强势反弹。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蒋梦麟入主北大后对于北大校政的改革，以及北大与中基会的合作计划，使得一批优秀学者来到北大。[注]杨翠华：《中基会对科学的赞助》，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142-147页。同时还需注意的是当时学术地理的变化，以及政权鼎革之际知识分子选择“迎头赶上”之后，对于党化教育的厌弃也使他们有意于在政治中心之外将北平建设成为中国学术文化的中心。北大在20世纪30年代的复兴，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北大的中兴，还伴随着学科的调整。与民国初年重文轻理的格局不同，此阶段北大学科发展更为均衡。从1927—1936年院士候选人在北大任职情况看，其中数理学科为38人次，人文学科为37人次，生物学科为8人次，数理学科甚至超过了人文学科，与民国前期人文学科占比高达80%以上的局面已迥然不同。

该时期中国大学版图中另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是清华的崛起。如图4所示，虽然在1927年政权鼎革之际出现了小幅波动，但从1925年到1932年间，清华吸收优秀学者的人数持续快速攀升。在1924—1926年，主要得益于少壮派留美学者的归国；在1928—1930年，则主要是罗家伦出任校长后推动“学术独立和新清华”的努力，选聘了一批优秀的学者，使得清华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成为中国成长最为迅速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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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北大、清华、中大、协和院士候选人历年人数变化情况(1921-1936)

四、学术中心的转移：人才的汇聚与扩散

人才汇聚推动着学术中心的迁移，这点在领军学术人才的聚散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1926—1936年间，院士候选人群体呈现出日益集中的趋势。在1926年度，该群体中有72人服务于26所大学，每校平均为2.73人。如图5所示，此后十年间，该群体服务的学校数日渐减少。在1931—1936年间，他们主要集中于十余所大学，平均每校的服务人数达到4人左右。人才的集聚在顶级高校体现得更为明显，以清华、北大、中央大学、协和、武大、浙大、南开和燕京为代表的八所大学，成为学科领军人才集聚的主要学府。在1931年到1936年间，该群体服务于八校者达到362人次，占高校总人次的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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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院士候选人群体在各大学人数历年变化图(1919—1949)

学者的集聚也改变着大学的地理版图。民国前期，人才汇聚仍体现着地域的影响，尤其是对于获得教职的新人，选择在本省附近的学校任职者多有其人，但因学术中心的吸引，其后多进入拥有更多学术资源的中心城市的大学。民国初年该群体曾经服务的一些学校，如江苏甲农、江西大学、明德大学、广东农专、云南甲工、开封一师、同德医专、湖南四师、福建协和、中州大学、浙江医专、北京法专、安徽大学、沪江大学等具有省籍色彩的地方学校，在20世纪30年代后逐渐从该群体服务的机构中消失了。这显示出此类学校在他们的学术道路上，仅是暂时的过渡。

大学分布的城市版图，能体现出学术中心的转移。在1912—1925年，该群体任职的学校分布于全国17个城市，其中以北京和南京为南北两大中心。在一些区域性的城市，如长沙、唐山、厦门、开封、天津、苏州、广州、武汉、杭州、沈阳也有着一定的分布。在1926—1936年间，虽然1927年前后有一批北方知识分子短暂南下，但故都北平作为全国学术文化中心的地位在20世纪30年代更为突显。1912—1925年间，在北京各大学任职的院士候选人占在全国各大学任职总数的43.7%；1926—1931年间，这一比例增至50.4%；1932—1936年间，这一比例更提高至68.5%(见图6)。全面抗战爆发前的5年，北平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学术文化中心。1933年6月，翁文灏在主要由北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办的《独立评论》上说：“北平是中国最重要的学术中心，那是全世界公认的事实。”并且他认为，北平之成为学术中心不过是民国以来的事。[注]咏霓：《中国学术中心就此完了么？》，《独立评论》第52、53号合刊，1933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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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院士候选人在各城市大学数量分布情况图(1912—1936)

这一格局的形成，与首都南迁后知识界有意于将北京打造为学术文化中心的城市定位密不可分。陈以爱便认为：“20—30年代，北京则显然是全国各种‘学术媒介’分布最密集的地点。尤其是1928年后，国民政府以南京为首都，北京成了一个纯粹的文化城市，远离了政治中心。此时的北京不但集中了全国约半数的学术机构、大专院校，书店、图书馆也同时林立，实为全国‘学术网络’之中心。”[注]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32页。抱持这种观点的学人绝非少数。傅斯年等人在1933年7月写信给丁文江，力劝丁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职务。他在信中论及当时全国学术格局时说：“‘北平为中国文化中心’一说，是非且不论，北平之有学术空气，他处无之，乃是实在。今华北局面不可测知，而东南物力所集，如不成一文化中心，即不有学术空气，成何国家？此一责任，中央大学无能为也，洋泾浜尤无能为也，如欲有之，非自研究院发轫不可。”[注]这封信署名为丁西林、李四光、周仁、唐越、李济和傅斯年六人。参见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410页。在这段文字中，不仅可见北平作为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在知识界中有着较高的认可，而且可见知识精英对于在新都南京建设新的学术文化中心的期许。不过要完成这一使命，并非现有的中央大学和“洋泾浜”(指上海——引者注)所能胜任。北平作为学术文化中心的形成，北大、清华、燕京、辅仁等大学是重要的载体。学术中心也对优秀学人产生吸引和集聚的效应，使得更多处于学术版图边缘的学人向中心汇聚。

在傅斯年的信中，另一个值得玩味的主题是南京和上海在大学学术版图中的地位。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大学林立。据教育部1934年度的报告，上海设有专科以上学校24所，其中大学9所。同年，北京设有专科以上学校17所，其中大学8所。京沪两地大学总数占当时全国高校的四成以上。[注]当时全国总校数为110所，其中大学41所。见教育部统计室编：《1934年度高等教育统计》，第14页。上海高校和学生数均多于北平，但在对领军学术人才的吸引上，两个城市有着明显差距。新都南京虽有“帝阙”之“近水楼台”，但没能在学术上展现领袖群伦的姿态，南京对学术领军人才的吸引力较民国前期反而下降了。政治对于大学的压力，推动了领军学术人才的外流，并强化了北平作为学术文化中心的地位。[注]造成该时期首都大学人才外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待遇上来说，中大教授薪酬与北大、清华有一定的差距，清华每五年一次的带薪休假，也是吸引人才的重要因素。但在当时教授群体生活优渥的环境中，待遇差别不是决定性因素，人才流动更多考虑的是学术成长的环境。叶文心在讨论民国时期大学文化时，曾提出以北平、上海和南京为代表的三种大学风格，这主要是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来立论。更多学者则认为随着首都南迁，北京已失去原有学术文化中心的地位。但从大学学术格局看，首都南迁对于北京学术地位的影响是微弱且短暂的。南京政治色彩的强化反而使这座城市失去了此前南方学术中心的地位。由于政治对于学术的影响，更多的学者选择将北平作为发展中国学术文化的中心。刘超曾以清华在全面抗战前崛起为中心，来论证北平在当时学术文化界的中心地位，并认为这是“一项基本性的翻案”。[注]刘超：《民国文化格局中的平津知识界——一项基本性的翻案》，《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8期。从院士候选人群体学术流动的轨迹来看，这一判断更符合实际。

全面抗战爆发对大学版图造成了新的冲击，绝大多数学者战时跟随学校内迁，很多学校甚至一迁再迁，直到1942年方基本稳定。教育部在抗战初年也应中英庚款董事会之请，推动选送优秀教授赴云南大学、四川大学和广西大学等远边大学担任教席。这种大规模的迁移引发了大学地理格局的显著变动。从院士候选人的流动情况看，在1942年该群体任职的大学中，新增城市数目达14个，其中很多都是偏远的小城，如长汀、宜宾、泰和、临海、乐山、怀化、安化等，这使得抗战时期的大学版图呈现出鲜明的战时特征。西南边陲一时成为中国学术精华的集聚地，其中尤以昆明、成都和重庆三地的大学为代表。在1941—1945年的抗战后期，在这三座城市任职于各大学的院士候选人达到259人次，占当时大学总人次的70%。

与战前领军人才向优势大学集聚不同，战争引发的人才迁徙带来了人才的扩散。如图5所示，该群体在战时所服务大学的数量，较战前有较为明显的增长。在1935年度，该群体任职的大学仅有17所；而到1942年，该群体任职的大学数增至28所之多。战争使得原本集聚在北平等主要城市的学术人才流散到更多的内地大学。这些增加的大学包括贵阳医学院、华西协和大学、国立师范学院、重庆大学、广西大学、云南大学、湖南大学、中正大学等机构。学术人才在抗战时期的分散趋势，使得原本位于次发达地区的边远大学，成为吸引优秀知识分子的重要场所。

五、优势大学与学科分野
将民国时期作为一个整体，统计150名院士候选人在各大学出现频次，位于前列的八所大学总计次数达1 488次，占全部大学次数(2 098次)的70%。这八所大学可以视为民国时期学术领军人才汇聚的主要学府。具体如下：清华(460)、北大(336)、中央大学(194)、协和(175)、武大(90)、浙大(89)、南开(76)、燕京(68)。本文曾提及胡适1947年根据学术水准推荐重点建设的国立五校，从图7看，排名前五所的国立大学，正是胡适推荐的五校。胡适面对社会和学界的质疑，之所以敢坚持对五校的判断，说明他对于民国大学的学术水准有着基本的把握。而表现突出的协和医学院，系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举办的私立大学。胡适在当时的谈话中，对于协和卓越的办学成绩即给予盛赞，认为该学院成立廿多年，不知培养了多少医学人才，在全国各地都打下了医学的基础，“在中国医学上放出如此异彩”。[注]《胡适五大学计划》，《中美周报》1948年第28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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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民国时期主要高校院士候选人学科分布(1912—1949)

胡适的判断也得到了国际学术机构的“呼应”。1945年和1948年，牛津大学两次致函国民政府教育部，承认中国七所高校的文学士和理学士毕业成绩平均分在80分以上者，可以享受牛津大学的“高级生资格”(Senior Status)。这七所学校分别为：清华、北大、中央大学、协和、武大、浙大和南开。[注]《牛津大学致国民政府教育部函》(1945年7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大学档案，全宗号648，案卷号3767。这一名单与图7正相合拍。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优势大学间的学科特色和分野。在1947年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时，除将候选人分为数理、人文和生物三组，还有更具体的学科细分。本文涉及的150名学者，分别属于23个学科(见表3)。清华和北大是学科实力最为突出和全面的大学。在数理领域，两校在数学、物理、化学和地质等学科优势明显；在人文领域，两校几乎覆盖了哲学、文史、史学、语言、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全部学科。在清华的学科结构中，人文学科在校内占有重要地位，其人次甚至超过在民国前期以人文见长的北大。

与此相对应，中央大学和协和医学院在生物领域更具有优势。中大的学科优势在生物和农业科学(动物、植物、心理、生理、农学)；而协和的优势则集中于医学和药理，尤其是医学学科，协和相对于其他学校可谓一枝独秀。在1936年教育部公布的《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教员研究专题概览》中，医科类研究专题有287项，其中由协和医学院承担的有209项之多。农科类研究专题有156项，其中由中央大学承担有55项。[注]教育部编：《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教员研究专题概览》，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453-457页。这一比例正显现出两校在生物学科领域上的优势和分别。

中央大学是民国时期学科门类最齐全的大学，但人文学科与北大、清华相比存在差距，甚至与特色鲜明的武大、南开相比，也并不突出。武汉大学的优势集中在人文社科领域，尤其是法律、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领域；南开大学在人文社科上的优势体现在经济领域。早在1926年，南开曾对文科进行重大改革，“将文科之精力集中在政治、经济两系，训练政治、经济之人才，以应现时中国之需要”[注]黄钰生：《采集中精力政策，以振兴文科计划书》，《南大周刊》1927年10月17日第40期。。蜚声海内外的南开经济研究所，正是这一办学思路的体现。抗战时期被誉为“东方剑桥”的浙江大学，学科优势集中在数理(数学、气象)和生物领域。燕京大学的特色在于其动物学、心理学和历史学。在总量上未进入前八位的大学，同样有某些学科表现优异。如东吴法学院的法学，交通大学和唐山交大的工程学，金陵大学的农学和社会学，辅仁大学的文史和历史学，中山大学的语言学，湘雅的医学、重庆大学的地质学。

表3 民国时期主要高校基于院士候选人出现频次的学科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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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150位院士候选人并非覆盖了全部的学科领域，其原因并不在于院士选举时存在学科间彼疆此界的高下之判，而是当时学术语境下的评估结果。比如在人文组的选举中，原本规定该组包括中国文学、哲学、史学、语言学、考古及美术史、经济学、法律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人文地理学、民族学等12个学科专业，但在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评选出150名候选人名单时，诸如教育学、人文地理学和民族学等学科就没有学者能够入选。[注]如教育学，在第一轮被提名的学者有庄泽宣、李建勋等九人，不过无一人进入此后的150人候选人名单。这类学科的“缺位”，也造成了本文在论述民国大学学术版图时的缺漏。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学科在当时中国主流的学术语境中，应处在较为弱势的地位。

结 语

以150名院士候选人的学术经历来切入民国大学学术版图这一主题，虽然显得简单且机械，却提供了一个可以衡量和比较的标准。对于此次院士选举的结果，学界亦有微词，但无可否认的是，这是基于当时学术评价环境得出的结果，正体现了时人的认知。在此基础上描绘的大学学术版图，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摒除政治的影响、学科的本位和地域的差序，而回归学术本身，因此呈现出的是一幅让人们略感生疏的图景。

学校差序、学科分野、地理分布是考察大学学术版图的重要因素。民国初年，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是南北学术人才汇聚的中心，北大以人文著称，东大以科学明世。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政权鼎革之际，两校都深受政局影响，却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北大的衰败和中大的“鼎盛”恰成对比。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清华的崛起以及北大的“中兴”，进一步巩固了民国以来北平作为全国学术文化中心的地位，学术领军人才越来越集中于十余所主要大学，人才汇聚呈现加速趋势。全面抗战爆发引起的人才迁徙推动了学术人才向更多机构扩散，并引发了在地理分布上的调整，昆明、重庆和成都成为战时中国大学的学术中心。民国大学的学术版图，从民国初年南北的双中心，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北平的单中心，再到抗战时期演化为重庆、昆明和成都的三中心。

院士候选人流动所呈现出的民国大学学术格局的演变，同时也提示出大学学术成就与其政治地位的复杂关系。国民政府将大学视为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部分，强化国立大学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以北大、清华、中大为代表的国立大学取得的学术成就有目共睹。但是在学术领军人才的汇聚上，那些教育学术界公认的学术文化中心，与政府着力打造的学术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却并不重叠，反而呈现出背离的趋势。

民国初年，北大是独一无二的全国最高学府，但北大与政府的关系始终处于紧张状态。远在南京的东南大学则成为学术领军人才的另一集聚地，对于优秀留学生具有强劲的吸引力。以致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趋新的南北教育界有意将北大南迁，以摆脱北京污浊的政治气氛对于大学作为学术机构的影响。[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35页。在1926年国民革命的浪潮中，以北大为代表的北京知识界也出现了“逃离”首都的现象。这些都显示出作为学术中心的北大和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无法实现学术和政治的共谋。

中山大学和中央大学与国民党政权关系密切。南京国民政府有意将中央大学打造成全国最高学府，在政治和学术上都发挥领袖作用。中央大学首任校长张乃燕在1929年说：“本校为中央最高学府，即领导全国文化之出发点，亦即吾国吸收世界文化之中心点。”[注]《大礼堂奠基典礼志盛》，《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1930年第2卷第5期。曾先后担任两校校长，并两次出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在就任中央大学校长时也说：“中央欲造就高深学问的领袖人才所以办大学，所以一国大学常为一国政治文化之中心。”“中大对于中华民族的独立、文化的复兴，均负有绝大的责任。”[注]《中大校长朱家骅就职纪》，《申报》1930年12月22日。在国家教育经常费支出中，中山大学和中央大学都有着优厚待遇，这甚至引起其他国立大学的艳羡。如表4所示，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山大学、中央大学和北平大学在经费投入和教员人数上都高于北大和清华，但无论是中山还是中央大学，虽都有过短暂的辉煌，却都没有成为该时期学术领军人才汇聚的中心。

在颠沛流离的抗战时期，陪都重庆的大学在吸引领军人才上仍难以形成优势，而位于西南边陲的西南联大却表现更为突出。从表4可以看出，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的西南联大所获教育经费比例甚至较战前为低。连1942年重回中国的费正清都意识到，西南联大需要“破除政府强加于自己身上的束缚，即对于全国各地的公立院校都应该给予相同的财政待遇”[注]费正清：《费正清中国回忆录》，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295页。。抗战时期，中山大学每年获得的教育经费虽只是略有下降，但从学术领军人才汇聚看，几乎没有院士候选人在该校任职。中央大学在抗战初期顺利西迁，一时师资齐整，设备充实，为青年学子所向往。但对比院士候选人群体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和中央大学的任职情况，两校有着较大差距。1937—1945年间，该群体服务于西南联大年均为34.1人，而服务于中央大学年均仅为4人，其差距达8倍以上。在当时，中央大学的教授人数和经费数都较西南联大为高。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金毓黻在1940年2月给校长罗家伦写过一份万言书，力倡学校建设应“重质不重量”。他说：“本校各系之名教授甚多，足以动青年之观听者亦不知凡几，然研究学术之精神，终逊于西南联大一筹者，正以各院系无特殊研究学术之表示，亦不见注重何种学术以为本校研究之中心，因此不能引起社会人士之重视。”[注]金毓黻：《静晤室日记》6，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第4487页。金毓黻这番自省，对于我们理解当时的学术格局确有深意。

表4 主要大学年度经常费概算及教员人数情况表(1934、1943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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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1934年度数据见教育部统计室编：《1934年度高等教育统计》，第50-51页；1943年度数据见《32年度高等教育经费概算说明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全宗号5(2)，案卷号377。

这种反差也提示出，在大学建设中，经费投入、办学规模与大学学术成就之间的不对称性。人们不禁要追问，若以学术水准来衡量大学的成就，如何选择一条富有成效的大学建设之路。在一个将高等教育视为富国强兵利器的后发国家，大学鲜明的工具性使得这一问题显得更为尖锐。即使在有着悠久“经世致用”传统的中国，所谓“帝阙”之“近水楼台”也并非理所当然。民国时期大学学人的流动显示，学术领军人才的集聚并非天然与政治中心看齐，而更倾向和政治保持适度的距离。或者说，与政治的过往甚密对于知识生产的影响，或使优秀学人选择“逃离”非学术性的束缚，或使得政府着力打造的学术中心品质下降。而从本质上说，学术的品质才是推动“学术独立”的根本所在。在这种意义上，胡适在1947年提出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以及他对五所国立大学的取舍，都代表了当时“主流”知识分子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