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并立到融合：中国新媒体研究路径及其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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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并立到融合：中国新媒体研究路径及其出路
张秀丽 李开渝 李 智

[摘要]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新媒体研究已生产和集聚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就其研究路径而言，这些学术成果大体可分为描述性、解释性和批判性等三类，其在各自的研究实践中表现出不同的应用状况、功能作用及未来走向。作为新媒体研究的基础，描述性进路的应用普遍广泛，但需提升学理性；作为新媒体研究的深化，解释性进路的应用日益凸显，但仍需加强学术规范性；作为新媒体研究的升华，批判性进路的应用相对匮乏，因而亟须增进学术建构力。随着研究的深入，以上三种路径日趋呈现融合之势。探讨中国新媒体研究路径的目的不仅在于总结研究经验，更在于为未来新媒体研究提供方法论的指引。

[关键词] 新媒体研究；路径；融合；方法论

中国新媒体研究是在传统媒体面临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变革时生发出来的传播研究新面向，它讨论了数字化浪潮中信息传播的诸多复合性命题，进而成为当下新闻传播研究中最热的研究领域之一。在中国新媒体研究实践进程中，学术界积累了大量关于这些研究的研究文献，且分别以回溯、总结、批判等形式出现，以上新媒体研究之研究既是学术自觉的体现，也是新媒介实践对新媒体学术研究提出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研究的要求。通过文献分析发现，现有关于新媒体研究的研究成果的共同点是对研究议题的分析，重在对单个或某类研究文本的梳理，因而更多的是片段式或专题式回顾，而较少关注到不同研究文献之间的互补性、交叉性、复合性或聚合性问题，也没有打通各类研究成果中前后相继的逻辑关系，从而忽视了中国新媒体研究的差异性和连贯性。

鉴于新闻传媒研究主要基于对新闻传媒现象与问题进行描述、解释与批判，并形成新闻传媒研究的三个层面(1)任福兵：《网络社会危机传播原理》，11页，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7。，可以对中国新媒体研究的实际路径做出如下分类：描述性路径、解释性路径和批判性路径。那么，以上三种研究路径的应用现状和研究特点是什么？不同研究路径的成果对于中国新媒体研究知识体系的构建分别起什么样的作用？三种路径如何共同构建起中国新媒体研究的学术场域？其各自的未来发展出路何在？本文分别对三种研究路径进行追踪、呈现和评估。

一、描述性路径：新媒体研究的基础
描述性路径主要是指研究者基于对新媒体发展进程中的现象、问题等以概括、分类等形式进行研究，以语言文字、图表等形式叙述现象、过程或结果，主要指向“是什么”问题，其主要通过研究者临场体验、访谈、观察、调查等主观判断而来，或者通过数据资料收集等方式客观呈现事物的特征，以上均是对新媒体形态及其应用的现象或事件表层特征的呈现。其中，凸显主观认知的文字描述性研究成果在当下新媒体研究领域中最为常见，相对客观的数据描述类研究成果较少。

(一)描述性路径的现状呈现：应用广泛
一是在研究数量的分布上，作为中国新媒体研究深入的起点，描述性研究的成果数量较多。在我们选取的12 902篇样本文献(2)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中国1994年以来的新媒体研究成果，样本文献选取采取以下方法：一是样本文献类型的选择以期刊论文(数据来源均为中国知网的CSSCI数据库)为主。文献分类目录选择“新闻与传播”。二是样本论文的筛选结合了关键词搜索与德尔菲法，最终选择新媒体(新媒介)、网络媒体、媒体融合(媒介融合)、互联网(网络)、移动互联网、社会化媒体(社交化媒体)、融媒体、自媒体、手机媒体、微博、博客、微信、智媒体、短视频、网络舆论为关键词。三是样本文献的收集和处理采用文献计量与逐篇审阅相结合的方法，以使研究结果更具客观性和科学性。中，仅标题中包含“现状”或“描述”的论文数量就多达961篇，约占全部论文的7.45%。当然，很多描述性研究并没有被反映在标题中，尤其是大量的应用对策研究以及学理研究都多以现象描述为基础。另外，描述性研究还具有明显跟随技术发展的特点，即每当有新媒体形态、应用出现，总会引发大量相关的描述性研究成果产出。比如2005、2010、2013、2014、2016、2017、2019、2020年分别为中国的博客、微博、数据新闻、媒体融合、网络直播(智媒)、短视频、5G、区块链元年，随着以上新概念的出现和发展，相关研究成果随之出现并急剧增长，例如微博研究、博客研究的研究成果分布态势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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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研究、博客研究的研究文献分布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知网。

通过对比以上的分布趋势图可以看出，不同主题均呈现出学术研究追随技术发展的显著特点，每当技术引发的新概念出现，总会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出现，同时随着新概念的热度散去，研究成果的数量则会随之快速下降。同时对以上不同主题下的研究成果进行内容分析可以发现，研究者多是基于新媒体功能、特点的现象描述进入研究的学术场域，往往缺乏深入的学术洞察与学理分析，跟风现象严重，导致大量描述类学术成果的堆砌。当然，也有部分研究者基于扎实的质化、量化分析进行新媒体现象的多方位描述，促进了新媒体研究的深入。

二是在研究议题的分布上，描述性研究的议题如表1所示，主要分布在以下三个方面：

表1 描述性研究的主要议题分布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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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微观上的分布主要为紧紧追随技术发展，描述新媒体形态、应用、特点、功能、传播特点等，比如对微博和微信的功能、发展趋势的描述。(2)中观上的分布主要为新媒体使用特点和影响描述，具体表现为大学生、农民工、出租车司机、智障人士等不同群体的新媒体使用特点及其影响等，多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比如大学生新媒体使用对其校园人际关系的影响描述、农民工使用新媒体对其城市融入的影响描述等，其中部分研究的起点和落点均是对现状的描述，缺乏对新媒体使用背后的深层学理的深入探讨，无法提升其知识增量。(3)宏观上的分布主要为新媒体与社会的相互作用描述，一方面是新媒体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描述，另一方面是社会不同层面对新媒体发展的影响研究，并且两者相辅相成，成为进一步洞悉新媒体、人和社会关系的重要研究基础。但是追逐社会热点现象依然存在，比如新媒体事件研究，多数论文只是对事件现象的描述而非传播本质的解读，随着事件的热度消减，相关成果很快就被淹没而未能彰显任何学术价值。比如“华南虎事件”研究、“小悦悦事件”研究，当事件发生时，研究数量快速增长，且多为对新媒体事件本身的记叙性描述，随着事件关注度下降，相关研究也随之停止。

三是在研究成果的呈现上，描述性成果的呈现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以单篇论文呈现，也就是整篇行文集中于某一(些)现象和事件的特点、功能的描述，研究主旨是解决某种新媒体技术、媒体形态、应用“是什么”的问题。许多研究者习惯于把研究对象的时髦程度作为评价研究价值的最重要标准，研究议题往往局限于传播形态、应用的新特征及功能，比如《我国多媒体传播现状》《报业视频网站应用的现状》《报纸官方微博使用现状研究》《网络推手现状研究》《短视频发展现状》等描述性研究，其中论文的起点和终点均为现象的描述，对于新现象、新经验和新数据没有进行深入的解读，以致整个研究浮在传播问题的表面。另一种呈现形式是作为立论的基础。许多高质量研究成果往往把描述性研究作为研究深入的重要入口，“论从现象出”，把现象描述作为论证与立论的基础，比如在《现状、困境与出路:中国互联网话语规制的立法研究》《中国大学生手机上网现状及其对社交媒体使用的影响研究》等研究中，以现状等作为整篇论文的立论依据，分别为中国互联网话语规制立法困境与出路、中国大学生手机上网对社交媒体使用影响研究提供大量翔实的第一手材料，成为进一步论述的重要支撑，也正是基于对现象的描述，才可能实现对传播现象的解读和传播规律的洞察。

除了论文，其他以描述为主的研究成果还有定期或不定期发布的报告类成果，比如《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新媒体运营观察报告》《新媒体营销报告》《中国新媒体趋势报告》《中国媒体融合发展报告》《中国媒体融合传播指数报告》《中国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报告》和《中国媒体融合创新报告》等，以上报告类成果一般依托专业研究机构制作而成，既有数据又有分析，能够及时对某一时期的新媒体发展或新媒体发展的某一方面进行总结，有助于研究者全面了解新媒体领域的发展进程，当下研究报告类成果呈现细化和增多之势。除此之外，描述性研究还包括对研究自身的“描述”，比如年度综述、阶段综述、专题研究等新媒体研究成果，多是特定时间或议题范围内对新媒体研究成果的描述性研究。

四是在研究主体的分布上，包括学界、业界以及专门的商业公司；也有部分学界、业界的研究者依托专门的研究机构，定期发布新媒体类的年度报告，比如彭兰与腾讯合作发布新媒体报告等。另外，调查报告因其体量较大，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非单个研究者力所能及，所以多由商业公司发布，比如腾讯、阿里等商业公司发布的新媒体年度报告等。近几年，商业公司参与的调查报告也有逐年增多之势。

(二)对描述性路径的评价及其出路：提升学理性
描述性研究成果占比例较高，其在为深入研究提供材料、奠定基础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后续研究的质量，所以不管是个案分析，还是对某一类现象、问题的描述，都需恪守客观、准确、科学的原则，提升其学理性和学术价值，做到起于现象描述而止于学理探讨，达到升华和回归理论的目的。

首先，应当客观看待描述性路径研究成果的存在价值。一方面，新媒体现象、事件的描述性研究能够成为洞穿新媒体传播本质的基础，其能够提供原始资料，是推进研究深入的必要途径，但绝不是研究的终极目标；另一方面，要警惕那些为了描述而描述的学术研究倾向。追赶新技术、新概念的选题取向可能会带来研究成果数量上的增长，但是只是研究热度的扩散而非知识生产的增长，缺乏理论指引和旨归，以致对新媒体研究只局限于现象、事件本身，在理论验证、修正、建构和创新方面则缺乏必要的观照和建树，已经成为中国新媒体研究缺乏理论创新的重要原因。

其次，要加强描述性研究的规范性。描述性研究往往构成研究的起点，研究过程的规范性与科学性直接决定研究质量。通过相关文献分析可以发现，描述性研究多基于思辨分析，采用三段式(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研究结构，材料的收集多是主观感知。基于此，为了提高描述性研究的规范性，需在研究中丰富资料的收集方式。除了思辨分析外，还要注重使用调查研究、实验研究、内容分析个案研究、深度访谈等量化与质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进而获得可靠的一手资料。与此同时，新媒体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分析可能的负面影响与描述其功能发展同样重要，所以既要重视对新媒体现象、事件的正面描述，也要关注其消极的一面，一分为二地看待新媒体现象与新媒体事件。

最后，要增强描述性研究的延展性。描述性研究是研究开展的起点，但一定不是研究的终点。在收集到的描述性文献中，常见的问题是描述现象生动有趣，一到分析时就不知所云。研究者要具有提供新认识、新观点的学术担当，比如王辰瑶(南京大学)的论文《记者为什么成了不可爱的人》，作者基于客观存在的社会冲突事件，分析网络生态中新闻生产者与使用者之间的激烈冲突以及冲突存在的原因，没有局限于对事件发生过程的描述，而是重在洞察网络环境导致此类冲突频繁发生的内在机理、传播要素的关联、传播关系的改变，并上升到学理层面，实现知识增长。

综上所述，描述性路径构成中国新媒体研究的主要路径之一，成果数量较多，研究议题多元，是中国新媒体研究深化的基础性构架之一，被广泛地应用于新媒体研究学术场域，对于研究的深化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但是目前的主要问题是盲目追随技术发展和缺乏研究规范，而研究规范的缺失则导致研究结果缺乏足够的资料、数据支撑而落入自说自话的病症之中，影响了研究的延展和深入。所以，在未来的描述性研究中，要注重研究问题的发现、研究对象的选取、研究方法的使用规范(3)郭可、张军芳、潘霁：《中美新闻传播学学术传统比较研究——兼谈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载《新闻大学》,2008(1)。和研究结果的知识贡献等方面，实现描述性研究的学术价值。

二、解释性路径：新媒体研究的深化
解释性研究也被称为“分析型研究”，是指研究者在经验材料或者数据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深入思考，分析现象或事件的本质属性及其起源、形成过程、影响因素、发展规律、各要素之间的因果、相关关系等，主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由于解释性研究通过对一手资料的分析、推理等思维过程，透过现象看本质，因而它代表了对研究问题认识的深化。中国新媒体研究的解释性路径主要解决的是新媒体自身的生发机制及其作为语境的社会影响问题，其研究面向不只是超越纷繁复杂的新媒体发展表象，洞悉新媒体各因素之间的相关性或因果关系，解释更本质的关系性存在，而且超越工具论的单一性，关注到人的存在，比如新媒体发展对作为主体的人的改变、对社会关系的调整等问题。

(一)解释性路径的现状呈现：应用突显
国内的新媒体研究越来越着眼于规律性的探讨即新媒体内在的因果关系及它与人和社会关系的揭示，从而凸显出解释性研究在中国新媒体研究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通过文献的统计和分析发现，解释性研究主要表现为以下的特点：

一是研究数量的分布上，解释性研究所占比例远远小于描述性研究，但是随着对新媒体自身属性、特点、功能等现象理解的加深，解释性路径的研究成果有逐渐增多之势，也代表了新媒体研究深化的方向。除此之外，更多研究者关注到描述性路径的不足，逐步实现研究进路从描述性到解释性的推进，客观上也提高了解释性研究的成果数量。

二是研究议题的分布上，目前解释性研究成果的议题分布相对分散，具体如下：微观上主要分布在新媒体传播方式、传播内容变革等方面，比如有研究者通过对腾讯微博的实地考察解释其困境的形成机制，从而在诠释原因的基础上探究解决方法等。(4)刘宏宇、蒋欣逸、魏祯：《论微博现实困境的形成机制及解决途径——基于腾讯微博案例调查研究》，载《国际新闻界》，2016(4)。中观上主要是关注新媒体使用特征、使用影响因素和使用效果分析，比如有研究者关注到在美中国旅居者在社交媒体上的呈现动机并对其进行排序，进而对比中美两国在社交媒体上自我呈现动机的异同(5)杨恬、蒋晓丽：《在美中国旅居者在社交媒体上的自我呈现动机研究》，载《国际新闻界》，2018(3)。；有研究者通过调查问卷、深度访谈等方法，以深圳老年人微信使用为研究对象，洞悉老年人微信采纳与使用的影响因素(6)周裕琼：《数字弱势群体的崛起：老年人微信采纳与使用影响因素研究》，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7)。。宏观上的议题分布主要是新媒体对社会、政治、文化等的影响，比如有研究者以新浪微博中网络舆论文本为研究对象，通过内容分析法对主帖和跟帖进行分析，厘清社会化媒体中舆论演变的过程(7)杨洸：《社会化媒体舆论的极化和共识——以“广州区伯嫖娼”之新浪微博数据为例》，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2)。；有研究者提出互联网技术的迭代衍生出新的文化寓意，不同文化对应不同的生活方式(8)田智辉、梁丽君：《互联网技术特性衍生的文化寓意：更新、缓冲与纠错》，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5)。。以上研究均是基于特定传播现象的描述，进而展开学理分析和洞悉不同传播现象背后的一般知识，实现学术探究中知识增量的提升，但是研究议题的学理深度还有待拓展。

三是研究方法的使用上，同描述性研究路径相比，解释性路径的研究成果注重研究方法的多元使用，除了延续传统的思辨分析外，更注重量化、质化或混合方法的使用。在我们收集到的样本文献中，解释性研究多基于调查、内容分析、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获得第一手资料，然后进行不同构成因素的关系分析，并注重不同变量的多维考量和规范分析，但是也存在滥用的现象。部分论文从方法而不是问题出发，通过提出研究假设、收集样本到分析论证等环节，最后的研究发现却只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常识。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解释性研究路径逐渐得到重视，其研究逻辑和学术理路逐步得到更广泛认可，应用范围也逐渐广泛，但是至今尚未成为我国新媒体研究的主流，总体上呈现如下特点：(1)事后性。解释性研究一般是在问题出现后开展的研究(9)鲍金：《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三个层次》，载《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3(3)。，其多是针对已经发生的新媒体现象或数据进行研究。(2)诠释性。解释性研究主要是对研究进程中所呈现的思维方式、研究取向等问题进行追问，其目的是为了探根求源，发掘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从而注定了其得出的结论一定是抽象的、形而上的，是从中国新媒体研究进程中归纳出共同特点，同时舍弃其不同点。(3)普适性。解释性研究重在把握新媒体研究中的一般性知识，发现能够解释新媒体现象的一般规律。(4)对比性。中国新媒体研究中的解释性研究就要对照参照物进行比较，所以中国新媒体研究的一般性知识本质上是与其他媒体研究(比如别国新媒体研究、中国传统媒体研究)相比较而成立。(5)客观性。由于解释是探究现象、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发现规律性的活动，客观性问题就无可回避。(10)李超平：《论图书馆学的解释性研究与运作性研究》，载《图书情报工作》，2001(10)。对新媒体现象、事件等进行解释，需要在“主观感知”基础上超越经验材料和实现认知，所以解释的实质就是通过新媒体现象或事件挖掘其内在的意义，这就需要考虑到理解过程的客观性问题。中国新媒体是一个客观存在，但不同研究者不可避免地受到其自身的学术经验和学科背景的影响，因此，解释和经验相互作用，解释和被解释往往会发生“释义学循环”式的互动(11)何卫平：《解释学循环的嬗变及其辩证意义的展开与深化》，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6)。，所以解释性研究总是和解释者的学术素养联系在一起。

(二)对解释性路径的评价及其出路：加强学术规范性
解释性路径连接着经验材料和一般规律，其解释的“有效性”推动着中国新媒体研究知识增量的提升，是实现基础理论创新的基础和保证。解释性路径从微观到宏观、从虚拟到现实，实现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对话，体现出对新媒体实践的深度关照。鉴于“科学研究并不简单回答疑问，给出关于事物及其相关现象一般描述，而是要揭示某种因果关系或规律的、可证伪的研究问题和假设”(12)刘洋、李喜根：《新媒体传播研究及知识增量》，载《国际新闻界》，2012(8)。， 对于新媒体研究领域不断出现的新问题，需要基于规范的研究理路开展科学的解释性研究，并逐步引导研究走向理论创新、逻辑自洽和价值多元。为此，加强解释性研究的规范性，需要着眼于以下几点：

一是在研究主体方面，研究者要在前期调研或资料收集过程中，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明确的研究目标去观察、体验、调查和访谈，掌握相关新媒体现象和问题的第一手资料，能够做到对基本情况了然于胸；研究者要具备所关注领域的理论知识积淀，具有处理第一手资料的专业素养，能够基于传播学的概念和理论体系思考新媒体现象、问题，发现传播问题而非其他学科问题，洞悉新媒体现象、问题中的传播关系的存在及变化；另外，研究者需要基于第一手资料解释其存在和发展机理，让事实和数据说话，从而做到论从材料出，同时要勇于超越自己的认知局限，秉持学术研究的专业性，以便探求问题和现象背后的各种因果、相关关系。适切的解释需要真问题作为牵引和理论知识作为分析框架，只有这样才会在解释现象的时候做到有的放矢。

二是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要注重多元研究方法的使用，除了传统的思辨方法之外，第一手资料的收集要注重质化、量化研究方法的使用，提高研究基础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另一方面，要注重研究方法的规范使用，方法要为研究主题和研究目的服务。

综上所述，目前解释性研究类成果数量不多，但是代表了中国新媒体研究的方向，是实现知识增量的必经之路和必有之义。当下解释性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数量较少，研究过程不够规范，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够。所以，研究者要有更宏观的学术视野，基于第一手材料或数据，深入分析新媒体现象背后的传播关系问题，着力加强解释性研究的深度与规范性。

三、批判性路径：新媒体研究的升华
批判性研究路径并不只是反思、评论和判断，更是一种价值理性分析过程，是对传播现象(包括现有理论及研究)加以反思和建构的研究。(13)张锦华：《传播批判理论》，3页，台北，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 显然，对新媒体的学术研究不能仅仅聚焦在媒体内部或技术自身，而是要将其置于宏大的社会语境中去考察和阐释。在新媒体研究中，批判性研究路径着眼于宏观分析，常把新媒体这一研究对象置于整个社会体系之中，着力从社会文化、权力关系以及政治所有制结构等层面和维度进行综合分析，并在厘清新媒体所处的复杂关系基础上进行价值判断，以揭示影响新媒体运行、发展的本质因素。批判性研究路径常以说理见长，着眼于研究对象的本质，从而提出创新性研究成果。(14)何志武：《批判研究方法的科学性问题》，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5)。 在国内，已经有研究者开始意识到，在众声喧哗的新媒体研究中需要批判视野，比如对于媒体融合、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与变革及新媒体语境下的人文关怀等问题。

(一)批判性路径的现状呈现：应用匮乏
基于学术研究传统的功能主义取向，国内的新媒体研究聚焦于新媒体的应用及其社会传播功能，而较少展开针对新媒体传播的媒介批评，从而凸显出批判性研究在中国新媒体研究中的缺席或边缘化。我们通过文献的统计和分析发现，批判性研究路径表现为以下的应用现状和研究特点：

一是在研究数量的分布上，据统计，在12 902篇样本文献中标题含有“反思”或“批判”的研究成果仅有301篇，约占总样本量的2.33%，在三种路径的研究成果中占比最小，但其分布有逐年增多之势，说明批判性研究逐渐得到关注。

二是在研究主题的分布上，通过文献检索和内容分析，为数不多的批判性研究成果的议题分布如下(见表2)：

表2 批判性研究路径主要议题分布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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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2所示，批判性研究路径的议题分布主要在四个方面：(1)微观层面的新媒体自身研究方面，主要表现在对媒体融合、传统媒体转型、新闻业务、新闻专业主义、算法的反思，比如《迷思与批判：媒介融合热背后的冷思考》；(2)中观层面的新媒体与人方面，主要表现为新媒体使用与人的异化、孤独感增加等关系反思、新媒体使用对传统受众观念改变等方面；(3)宏观层面的新媒体与社会方面，议题主要包括新媒体的技术演进、新媒体生态、媒介文化等，其中技术成为宏观层面反思的重点，技术乌托邦、技术决定论、唯技术论等多次成为批判研究路径的关注对象，比如《微博语境下大数据“技术神话”的建构与批判》《数字媒介与跨文化交流：一种批判性的传播学视野》等；(4)批判性研究路径的一个重要面向是对新媒体研究自身的检视，主要包括新媒体研究范式、研究场域、本土化思考等，比如《反思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下的新媒体研究》。综合以上的议题分布情况可以发现，批判性研究路径的议题主要集中于新媒体发展尤其是技术发展对人和社会的影响研究。

三是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中国新媒体研究批判性思考多采用逻辑分析的方法，较少使用实证研究方法，明显表现出“说理见长，短于实证”的论证方法倾向，研究多基于理论演绎或者思辨分析。与此同时，研究者多秉持一定的价值倾向和道德标准，着眼于宏观叙事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微观层面的新闻实践反思。除此之外，论证过程的逻辑性直接关乎研究的说服力。批判性研究常以观点创新取胜，但是观点在个别成果中更多表现为研究者灵感乍现的思维火花，缺乏缜密而深入的论证过程，影响了批判性研究成果的说服力。

(二)对批判性路径的评价及其出路：增进学术建构力
实证研究和批判研究是西方传播学研究的两大主要传统，中国传播学界对其继承有所偏倚，即重经验主义为主导的实证研究而轻批判研究。中国新媒体批判性研究的成果偏少，而且议题多围绕新媒体技术对人和社会的改变。批判性研究路径是在洞察新媒体现象、事件的基础上，以特有的价值观对其进行反思、否定。此外，中国新媒体研究批判性路径多是针对一定新媒体现象进行深度解读与反思，此类研究显现存在概念先行、价值预判的惯习，大多问题的反思最终指向的是治理对策的提出，而非理论创新的实现。为了改变现有批判性研究路径的不足，需要着眼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把握和处理“破”与“立”的辩证关系。勇于批判、重在建构，是批判性研究的首要之义。批判研究不是对中国新媒体研究众声喧哗现象的疏远和否定，而是一种建构与结构的思维创新过程，所以批判研究者既要具备“破”的胆识，勇于理性审视新媒体研究的世态百相，评判其中的是非曲直，更应具备“立”的智慧(15)李彬、黄卫星：《批判知识分子的角色建构——从传播学批判学派学者赵月枝的学术风格谈起》，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 ，从而在当下高热度研究的表面繁荣中能够保持冷眼旁观，实现对其一般性、规律性的内容的理性分析，提高新媒体研究知识增量。中国新媒体研究正处于逐步深化的关键阶段，批判性研究能够引发研究者关注和深思现象背后的本质层面，积极的否定是为了更好的建构，以此增加新媒体研究的理论创新可能。

二是注意思辨方法(即逻辑分析法)和实证方法的兼容并包。毋庸置疑，逻辑分析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16)胡军、张岱年：《哲学慧观中的逻辑分析方法》，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批判性研究尤其如此。批判性研究强调逻辑分析的方法，即主要基于研究者的价值观和思维方法。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反思、批判，自然而然地带有个人的思维习惯、观察视角和视野广度，也正是因为以上逻辑方法上的差异，研究结论才会呈现出不同。以上既是批判性研究的独特价值所在，也是其被人质疑认为不够严谨的根源所在。逻辑分析的严密性直接影响着论证的说服力，所以要着力提高其批判分析的严谨性，力求论据充分，论证严谨，从而以缜密的思维过程主导批判研究的始终。与此同时，当下新媒体改变了传播研究生态，数据的易得性也大大提高，网络民族志、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新媒体研究，所以批判性研究在加强逻辑分析的基础上，也要积极基于实证等研究取向开展研究，“将媒体的表征置于更宏大的社会背景之中加以考虑，即各种利益群体在事关中国社会根本问题上的话语权的社会分配”(17)赵月枝：《我的跨国学术，我的跨国体验》，210页，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从而实现逻辑分析与实证推演的相互补充，提升批判性研究中论据和研究结果的科学性。

批判性研究是知识创新的加速器，更能接近研究对象的本质，从而更可能产生创新性成果。(18)何志武：《批判研究方法的科学性问题》，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5)。 “在任何既定的发展阶段，批判理论的建构性特征都变现为创新的东西，它一开始，就不仅仅是记录和综合事实，它的冲动出自它抨击事实，与恶劣事实较量的那种具有美好潜能的力量。”(19)霍克海默：《批判理论》，250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所以，首先要加强批判性研究路径，把更多议题纳入批判视域下。其次，要加强批判性研究的建构性。批判是为了更好地回应和建构。(20)蔡海龙：《描述、阐释与批判——对新闻传媒研究三个层面的哲学思考》，载《现代传播》，2011(8)。 比如《反思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下的新媒体研究》一文，作者辩证看待结构功能主义存在的是与非，进行了建设性的批判，指出进一步将以下四个维度(重新界定人与历史的地位、学科交叉中寻求自身合法性、树立泛媒介思维、拓展研究方法)纳入分析范畴。(21)贾祥敏：《反思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下的新媒体研究》，载《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8(6)。论文基于特定的研究实践进行反思、论证，其鞭辟入里的分析过程体现了批判研究的方法特点。批判意味着否定，更意味着建构。中国新媒体研究者应强化建构性的批判研究，在反思研究路径及其驱动力的基础上，从而对未来发展趋势做出判断。当然，理论建构和创新尚未成为当下批判研究的核心面向，这也正是批判研究的局限所在和日后努力的方向。批判性研究路径体现着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和立场所在，需要保持研究的独立性，同时对研究者们的知识积累和理论创新有较高要求，所以当下批判性研究路径的成果相对于描述、解释层面的研究来说就显得比较薄弱。除此之外，为数不多的批判性研究成果多集中于新媒体技术对使用者与社会的影响，以及新媒体研究范式等方面的反思，议题相对单一，因而加强中国新媒体批判性研究任重而道远。

四、结论与讨论
以上三种新媒体研究路径的划分主要是根据有关中国新媒体研究的文献分析而做出的现象描述和趋势性判断，是对主要路径的分类呈现。由于相关研究成果数量庞大，三种研究路径的判断势必难以穷尽所有的研究路径。本文主要基于类目构建的边界划分要求以及出于条理化分析的研究需要，进行了三种路径的划分和呈现，并尽可能使其有更多的包容性，以便覆盖更多的研究成果。但任何划分策略都不能做到对研究对象无所不包，上述三种路径的呈现只能够代表中国新媒体研究的主要面向和方向。新媒体研究主要表现为描述性路径、解释性路径与批判性路径的并行与交织。不同的研究路径分别基于各自的观察视域和价值取向及旨归，以不同的研究路径切入新媒体研究的进程中，共同建构起中国新媒体研究的知识体系。其中，描述性研究关注新媒体传播的现象和经验事实，力求研究的全面和真实；解释性研究专注于新媒体传播的本质和特征，着力于研究的缜密和严谨；批判性研究致力于对新媒体技术及其传播语境的反思，力求研究的通透和深刻。而在研究路径的应用分布中，描述性路径明显占据了中国新媒体学术场域的核心位置，而解释性路径与批判性路径则处于中国新媒体研究场域中相对边缘的地带。由此，中国新媒体研究明显表征为“描述有余，解释和批判不足”，并因此而导致过剩的事实描述及基于事实描述的对策分析对深层学理解释和基础性理论建构的抑制。应该说，新媒体研究路径的这种不均衡应用分布状况是根源于中国重应用轻学理的实用理性学术研究惯习或传统的，或者说，是中国实用性学术研究传统在新媒体研究中的一种体现。当然，没有个案解析就不能洞察一般规律，没有大量具体的现象描述就不会有反思性的深度思考，没有足够的微观叙事就不会实现宏观的理论建构。

鉴于此，从根本上说，新媒体研究三种路径之间并不彼此独立、冲突，而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描述性路径为解释性路径与批判性路径提供研究的经验事实支撑和社会实践动力；解释性路径与批判性路径则为描述性路径及建基于其上的对策性路径提供研究深化和升华的指引。而三种研究路径又共同推动新媒体知识脉络的延展和知识体系的构建。可以预期，伴随着聚焦发展与治理对策话语下的应用研究逐渐转向批判与反思研究，基础理论构建和知识创新成为更多新媒体研究者的学术追求，相比于描述性路径，解释性路径与批判性路径的应用会越发显著；而且，未来新媒体研究路径之间的界限也会变得越来越模糊，进而不断趋于融合。

新媒体研究领域之所以形成以上三种主要的研究路径并行交织而又发展不均衡的研究态势，主要归因于新媒体知识生产置身于当下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语境，包括技术牵引、权力规训、资本加持和人文关怀等因素。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中国新媒体研究路径形成、发展的结构性力量，影响着新媒体研究的自主性和结构化进程，比如：新媒体技术发展为学术场域源源不断提供新的研究议题，引发诸多研究者不断追随，从而成为牵引学术研究演进的核心力量；权力因其天然的合法性，成为驱动新媒体学术研究演进的显性力量，媒体融合、网络治理等中国实践持续多年引发大量关注，以至于研究成果的数量与相关政策发布呈现出显著的因应性；商业资本主导的“超级权力”崛起，加持新媒体研究的议题设置，不断改变新媒体研究的习惯和知识生产范式；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算法技术的无止境发展总是不断激发起对人性及人与技术关系之异化的人文主义思考。上述种种因素此消彼长，造成了描述性、解释性和批判性三种新媒体研究路径的兴衰、起落及其相互之间的分化与融合。

From Juxtaposition to Synthesis：On the Approaches to and the Future of New Media Research in China
ZHANG Xiuli1,LI Kaiyu2,LI Zhi3

(1.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2.School of Communication, Nany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3.Institate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China’s new media research has achieved tremendously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As far as the research method is concerned,the achievement can be divided into descriptive,explanatory,and critical approaches with their due application,function,and path to the future.The descriptive approach is widely used as the basis of new media research,but more reasoning vigor is required to enhance this approach.The explanatory approach becomes increasingly useful recently,yet more work is needed to improve its academic standard.Compared with the descriptive and explanatory approaches,the critical approach has not been widely applied even though it is considered highly promising in the research of new media.These three research approaches are evidently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ntegrated.The purpose of this discussion is not to merely list the research approaches,but to provide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for future study also.

Key words:New media research;Approach;Synthesis;Methodology

作者：张秀丽，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z_xiuli@163.com；李开渝，南阳理工学院传媒学院教师，河北大学城市传播研究院研究员，l_kaiyu@163.com；李智，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lizhibeida@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