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水道研究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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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水道研究的历史考察
张 尧 娉

[摘 要] 欧美学者对古罗马水道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16、17世纪，受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欧洲学者在研究古罗马水道时充分继承了古典遗产，但过分依赖文献，忽略了对遗迹的考察与研究。19世纪和20世纪初，关于古罗马水道研究的成果集中在考古学和地志学领域。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对古罗马水道的研究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需求。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德国学者的推动下，对古罗马水道工程技术的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此外，学者们对古罗马水道的个案研究和微观研究也硕果累累，但这类研究存在较大局限性。总体而言，古罗马水道研究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关键词] 古罗马；水道；学术史

古罗马高度发达的城市生活和公共生活促进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与完善。最能代表古罗马城既重外观又讲求实用城市形象的公共建筑之一，当属水道(1)输水道和排水道皆为古罗马城中重要的公共设施。本文所使用的“水道”一词，特指输水道(拉丁文Aquaeductus,英文Aqueduct)。。水道是罗马城建设的核心工程，关涉千家万户。保障水道通畅运行，使大多数的居民获得生产、生活所需的基本水量，则是罗马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罗马人的水道修造技术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帝国时期，罗马城中的主水道达到11条，总长度为448～502千米。据估算，这些水道每天可以输送多达1 127 220立方米的水(2)关于古罗马城水道的长度和流量，参考了A.特里沃·霍吉提供的数据[A.特里沃·霍吉：《罗马水道与供水》(A.Trevor Hodge,Roman Aqueducts and Water Supply)，伦敦：杰拉尔德·达克沃斯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346～347页]。，足以保证城中100万居民获得充足、洁净的供水(3)惠特尼·J.奥茨认为，1世纪罗马城人口达125万[惠特尼·J.奥茨：“罗马的人口”(Whitney J.Oates,“The Population of Rome”)，《古典文献学》(Classical Philology)第29卷第2期(1934年4月)，第101～106页]。詹姆斯·E.派克估算当时罗马城人口不到一百万[詹姆斯·E.派克：“帝国时期奥西提亚与罗马的住宅和人口”(James E.Packer,“Housing and Population in Imperial Ostia and Rome”)，《罗马研究杂志》(Journal of Roman Studies)第57卷第1～2期合刊(1967年)，第80～95页]。坦尼·弗兰克、杰罗姆·卡科皮诺和亨利·T.罗维尔则认为罗马城人口为100万[坦尼·弗兰克：《古罗马经济调查(5)：帝国时期的罗马和意大利》(Tenney Frank,An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V：Rome and Italy of the Empire)，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40年版，第218页；杰罗姆·卡科皮诺：《古罗马的日常生活》(Jerome Carcopino,Daily Life in Ancient Rome)，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40年版，第16～20页；亨利·T.罗维尔：《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Henry T.Rowell,Rome in the Augustan Age)，诺曼：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02～106页]。无论具体数字是多少，罗马人的供水纪录一直保持到工业化时代。。和罗马城的基本结构一样，罗马城的水道建设对于帝国境内其他城市具有强大的示范和辐射作用。为了在帝国全境普及水道，罗马中央政府派遣专家到各地进行技术指导。步罗马城后尘，行省的主要城市陆续修建了水道(4)北起今天的英国，南到北非，西迄法国，东至小亚细亚和两河流域，考古学家在罗马时代的城镇中已找到数以百计的水道遗址。由于对古罗马水道的认定标准并不统一，因此目前关于古罗马水道的总数量还没有一致的统计。。水道为居民健康生活和城市有序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为古代城市文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更对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水道在科技史、建筑史尤其是罗马社会史、城市史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拟对欧美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试图展现国外学界关于古罗马水道研究的概况。

一
最早对古罗马水道有所关注的是古典作家。建筑师威特鲁威在《建筑十书》中，专门设置“供水”一章，叙述水道输水的基本原理，介绍如何修建砖石砌筑的露天水渠、制作与安装铅管和陶管、掘井等(5)维特鲁威著，陈平译：《建筑十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9页。。1世纪，百科全书式的作家老普林尼在《自然史》中，也对罗马水道进行了描述(6)老普林尼：《自然史》(Pliny the Elder,Natural History)，洛布丛书，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36：121～123。。老普林尼简要介绍了马尔西亚、维戈、克劳狄和新阿尼奥水道的修建过程，概述了阿革里巴在城市供水方面的贡献。塞克图斯·尤里乌斯·弗仑提努斯(Sextus Julius Frontinus)(7)塞克图斯·尤里乌斯·弗仑提努斯(公元35年左右—103/104年)为公元97—103或104年罗马的水利总监。在担任此职务期间，他写下了《论水道》一书。《论水道》(上、下两卷)是古典时代留存下来的唯一关于古罗马水道的专著，保留了帝国初期罗马城中9条水道的珍贵资料。上卷介绍了各条水道的基本情况、安装水管的技术细节等。下卷列举了各条水道的输水量，详述了水务管理的相关事宜，收录了大量关于供水和水道维护的法律法规(8)弗仑提努斯：《论水道》(Frontinus,The Aqueducts Of Rome)，洛布丛书，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25年版。弗仑提努斯《论水道》一书比较权威的注释本为R.H.罗杰斯：《弗仑提努斯：论罗马城的水道》(R.H.Rodgers,Frontinus：De Aquaeductu Urbis Romae)，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论水道》的英译文还可以参考克莱门斯·赫歇尔：《关于古罗马城供水的两卷书》(Clemens Herschel,The Two Books on the Water Supply of the City of Rome)，波士顿：达纳埃斯特斯公司1899年版；H.B.伊万斯：《古罗马城水的分配》(H.B.Evans,Water Distribution in Ancient Rome)，密歇根：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古典作家的记载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原始资料，奠定了古罗马水道史研究的基础。在古典作家眼中，水道不仅是输送水的实用性建筑，而且是可以与古代世界其他奇迹相媲美的伟大工程，是罗马帝国实力的体现(9)老普林尼评价说：“整个世界都没有比克劳迪水道更壮观的建筑了。”(老普林尼：《自然史》，36：15.25)斯特拉波由衷赞美罗马人修建水道是颇有远见的行为：“使城市中拥有了流动的河流。”[斯特拉波：《地理学》(Strabo,Geography)，洛布丛书，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25年版，5：3.8]弗仑提努斯更评价说：“这些对罗马人来说不可缺少的伟大工程输送了如此丰富的水源！也许，你会拿它们同与埃及人毫无意义的金字塔或希腊人尽管闻名但毫无用处的建筑进行比较。”(弗仑提努斯：《论水道》，16)。

对古罗马水道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性研究始于15、16世纪。中世纪罗马城破败不堪，城市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供水短缺。在文艺复兴背景下，修复古代罗马城的水道成为一举两得的方案：既能解决用水问题，又可重现罗马往日的辉煌。1453年，教宗尼古拉斯五世修复了古代的维戈水道。他希望利用供水引导城市中居民的分布，从而改变罗马城面貌(10)卡罗尔·威廉·韦斯特福尔：《在这最完美的乐园中：阿尔伯蒂、尼古拉斯五世与罗马的城市规划(1447—1455)》(Carroll William Westfall ,In This Most Perfect Paradise：Alberti,Nicholas V,and the Invention of Conscious Urban Planning in Rome,1447—1455)，宾夕法尼亚：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1453—1620年，罗马修复了三条水道，新修葺的水道从古水道的水源处取水。某些古水道经疏通修缮被纳入新修水道系统之中，继续发挥作用(11)这三条水道分别是维戈水道(Acqua Vergine，1453—1570)、菲利斯水道(Acqua Felice，1585—1587)和宝拉水道(Acqua Paola，1607—1612)。。为配合重建工程，学者们研究尚存的水道遗迹，分析修复水道的可行性，并提供实施方案。不过，这些文献只有少部分保存下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为梵蒂冈图书管理员阿戈斯蒂诺·斯图科(Agostino Steuco)呈献给教宗保罗三世的调查报告《论维戈水道重返罗马》(12)英译文见奇亚拉·巴里维埃、拉帕梅拉·O.朗：“阿戈斯蒂诺·斯图科《论维戈水道重返罗马》英译文”(Chiara Bariviera and Pamela O.Long,“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gostino Steuco’s De Aqua Virgine in Urbem Revocanda”，《罗马的水》(The Water of Rome)第8期，http://www3.iath.virginia.edu/waters/Journal8BarivieraLong.pdf，2015-08/2019-05-20。。1545年，带领助手们寻找维戈水道的遗址时，阿戈斯蒂诺·斯图科将自己勘探水道路线的过程记录下来，试图以此说服教宗重修维戈水道。此外，意大利杰出建筑师皮洛·利戈里奥(Pirro Ligorio)考察了维戈水道的修复过程，指出修复工程存在的问题。皮洛·利戈里奥的主要观点是：作为古典时代的遗产，水道最应该被重视的是其实用功能；对现存遗迹的细致研究既有助于维护这些新建的水道，还能够为未来修建水道提供经验(13)D.考菲恩：《皮洛·利戈里奥：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建筑师和考古学家》(D.Coffin,Pirro Ligorio：The Renaissance Artist,Architect,and Antiquarian)，宾夕法尼亚：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R.加斯顿：“纯粹的古典学者：皮罗·利戈里奥和古典学者的批判传统”(R.Gaston,“Merely Antiquarian：Pirro Ligorio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 of Antiquarian Scholarship”)，A.格里科等编：《20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A.Grieco et al.,eds.,The Italian Renaissan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佛罗伦萨：列奥·S.奥尔希基公司2002年版，第355～374页。。虽然阿戈斯蒂诺·斯图科和皮洛·利戈里奥的主观目的是配合教宗的水道修复工程，并非对古代水道进行学术研究，但他们的著作中保留了许多关于古水道以及水道重建工程的宝贵信息，对后人的研究工作有所裨益，亦可视为较早的水道研究成果。

修复工程使水道进入普通罗马人的日常生活，不过，学者们的兴趣主要在于文本研究。学者们把古典作家对水道的叙述收集起来，附以简单评注。这些作品沿袭了古典作家对水道的评价，没有提出新的认识和看法(14)例如，奥尔德斯·马努蒂尔乌斯(Aldus Manutius II)《流入古老罗马城的水》(De aquis,in urbem Roman olim influentibus)是一部关于水道的专著，该著作概述《论水道》和其他文本资料的内容，收录了一些关于水道的铭文。尤斯图斯·利普修斯(Justus Lipsius)的四卷本《罗马的伟大之处》(Admiranda,Fiue,de magnitvdine Romana libri quattvor)同样只是对普林尼、斯特拉波、普罗科皮乌斯、弗仑提努斯等古典作家作品的摘录[参见H.B.伊万斯：《17世纪的水道寻找者：拉斐尔·法布雷蒂的〈论古罗马的水与水道〉》(H.B.Evans,Aqueduct Hunting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Raffaello Fabretti’s De aquis et aquaeductibus veteris Romae)，安娜堡：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4页]。。地志学家们并未对罗马城中的水道遗迹进行系统研究，在地志学作品中，水道只是无关紧要的写作对象。例如，17世纪初期颇有影响的《罗马城过去与现在的建筑》(15)艾里斯安多·多纳提:《罗马城过去与现在的建筑》(Alessandro Donati,Roma vetus ac recens utriusque aedificiis ad eruditam cognitionem expositis)，罗马：前菲利·普鲁贝工厂1638年版。和17世纪中期的《古代罗马》(16)法米亚诺·纳尔迪尼：《古代罗马》(Famiano Nardini,Roma Antica)，罗马：[比亚焦·迪乌菲洛和菲利斯·切法雷蒂]1666年版。，广泛征引古典作品，记录了古代遗迹的状况，并介绍了罗马城中新修建的建筑物，但对古罗马的水道着笔不多。《罗马城过去与现在的建筑》记述了维戈水道以及在重建伊格纳齐奥教堂时发掘出的水道遗迹，对其他几条水道涉及无多。《古代罗马》仅有很少的章节提及水道，关于水道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弗仑提努斯的《论水道》(17)对此二书的介绍，参见H.B.伊万斯：《17世纪的水道寻找者：拉斐尔·法布雷蒂的〈论古罗马的水与水道〉》，第14页。。对于这两部著作，雷本·麦克道威尔·泰勒评价道：“它们的通病是不加批判地使用文献和铭文，鉴定古物和遗迹时，经常出错。作者们易于相信传闻和未经证实的记载，通常相互抄袭。”(18)雷本·麦克道威尔·泰勒：《公众需求与个人利益：水的分配、台伯河与古罗马城市的发展》(Rabun Mcdowell Tayor：Public Needs and Private Pleasures：Water Distribution,the Tiber River and the Urban Development of Ancient Rome)，罗马：古罗马建筑艺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泰勒带有批评性的论述对提升研究水平是有积极意义的。

17世纪后期，只重视文献的水道研究状况有所改善。1680年，拉斐尔·法布雷蒂(Raffaelle Fabretti)出版了《论古罗马的水与水道》一书(19)伊万斯对法布雷蒂的这部著作进行了翻译和注释(见H.B.伊万斯：《17世纪的水道寻找者：拉斐尔·法布雷蒂的〈论古罗马的水与水道〉》，第19～267页)。。法布雷蒂对弗仑提努斯所提供数据的准确性提出质疑，细致考察并实地测量水道遗迹，得到了更加精确的数据。法布雷蒂将古典文献与考古成果相互印证，描绘出罗马城各条水道的详细路线。在研究方法上，法布雷蒂并不局限于文本文献，而是综合运用钱币、铭文等多种实物史料佐证古典文献。H.B.伊万斯评价说：“法布雷蒂通过与文献一一对照的方法，将考古学成果置于科学研究那坚实的基础之上。”(20)H.B.伊万斯：《17世纪的水道寻找者：拉斐尔·法布雷蒂的〈论古罗马的水与水道〉》，第3页。当然，使用这种研究方法并非一定能够得到科学的结论，但法布雷蒂进行了可贵的尝试，他的研究理念和方法较之前人都有所突破，代表了17世纪的最高水平，将水道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层面。

总的来说，文艺复兴运动以降的古罗马水道研究，继承了古典遗产，开启了对古罗马水道进行学术研究的序幕，但成绩与局限并存。其局限性在于：首先，学者们过分重视文本研究，忽略了对现存遗迹的实地考察和研究，考古学、地志学为验证古典文献的准确性服务，实物资料、实地踏查的价值遭遇冷落。其次，学者们看重、沿袭古典作家的观点，对于水道功能的认识过于笼统，虽然认为水道是当时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但未对这一成就的意义展开说明或挖掘。不过，16、17世纪的学者们对古典文献中有关水道的记载进行了收集与整理，使得这些史料保存下来，得以流传后世。“后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们对文艺复兴时期水道修复工程的记载，以及对当时水道遗迹状况的各种记录，尤其是开展了不仅仅囿于文献的相关研究，为后世研究奠定了基础。研究方法、学术思维等层面的创新，预示着古罗马水道研究即将迎来新的时期。

二
18世纪，罗马古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其中里程碑式的成果，毫无疑问当推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该书涉及罗马帝国历史的许多方面，尤其论及水道在罗马帝国发展与繁荣过程中的作用，吸引了各国学者对水道前所未有的注意力。吉本认为，水道在罗马人的建筑实践中最具代表性，是“表现罗马人才华和权势的最上乘纪念物”(21)爱德华·吉本著，席代岳译：《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卷，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96页。。以水道为代表的罗马大型公共建筑体现了罗马帝国的强大实力，促进了城市文明的繁荣；同时，它们还是罗马向地中海其他地区推广其生活方式、传播罗马文化的工具。吉本的观点被看作认识古罗马水道的基本原则，他的解释模式影响了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古罗马水道研究。就笔者所收集的资料而言，18世纪古罗马水道研究成果中，除吉本外，还有迭戈·雷维拉斯(Diego Revillas)和阿尔伯托·卡西奥(Alberto Cassio)等学者的成果。迭戈·雷维拉斯在一封写给赞助人的信中透露，即将把四篇专题论文结集出版，其中一篇论及罗马的老阿尼奥、新阿尼奥、马尔西亚和克劳迪水道。遗憾的是，这篇论文最终未公开发表。1756—1757年，阿尔伯托·卡西奥写作了《古老的水道》(Corso dell’ Acque antiche)一书。托马斯·阿什比对此著评价不高：“总体来讲，《古老的水道》在运用史料时不加鉴别，提供的原始信息不准确，地图质量很差。书中对克劳迪水道的描述十分混乱。不过，关于新阿尼奥水道的信息却非常准确。值得肯定的是，阿尔伯托·卡西奥是首位记录阿尼奥河左岸遗迹并将其鉴定为马尔西亚水道遗址的学者。在他之后，近一个世纪中再没有学者对水道进行系统研究。”(22)托马斯·阿什比：《古罗马的水道》(Thomas Ashby, The Aqueducts of Ancient Rome)，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35年版，第7～8页。阿什比的评价也是对18世纪专项研究的总结性议论，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19世纪后半期，伴随着城市考古学和地志学的繁荣，古罗马水道研究出现了学术史上第一个高潮。1870年，意大利国王维多利奥·艾玛努埃莱二世(Vittorio Emanuele II)建立罗马古建筑发掘与保护的总监部，并于1875年创建意大利考古学院。管理和学术机构的设置使罗马城的考古发掘得到系统化的规划和整合，研究力量得以集中，促进了城市考古学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新政府进行大量建筑和基础设施规划，新的出土材料激增。这些有利条件促成了古罗马地志学的进步。在水道研究方面，学者们充分利用考古学和地志学的成果，对古罗马城中各条水道进行细致考察，兰西阿尼(Lanciani)为其中代表人物之一。兰西阿尼对弗仑提努斯《论水道》进行了注释(23)R.兰西阿尼：《弗仑提努斯〈论水道〉注释》(R.Lanciani,I commentarii di Frontino intorno le acquee gli acquedotti)，罗马：萨尔维乌奇1880年版。。此注释本汇集了19世纪历史学家、碑铭学家、考古学家和地志学家们的学术成果，开启了运用多种资料对古罗马水道进行综合研究的新时代。兰西阿尼首次将在罗马城发掘出的铅制输水管上的铭文进行汇总，认为通过研究这些水管铭文，能够尽可能多地获得关于古代水道的信息。兰西阿尼的研究实践表明，学者们已经不再拘泥于文本分析，开始将文本与现存遗迹的考察、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对古罗马水道的研究明显深入一步。兰西阿尼的研究方法影响了很多学者。在兰西阿尼的建议下，托马斯·阿什比和建筑技术专家埃丝特·博伊西·范·迪曼(24)托马斯·阿什比：《古罗马的水道》；埃丝特·博伊西·范·迪曼：《罗马水道建筑》(Esther Boise van Deman,The Building of the Roman Aqueducts)，华盛顿：华盛顿卡耐基研究所1934年版。通过寻找从水道中清理出来的沉淀物，追溯水道的路线。他们对现存四条水道(老阿尼奥、马尔西亚、克劳狄和新阿尼奥)进行系统而精确的测量，绘制出各条水道的路线图，掌握了关于古罗马水道相对全面的数据资料。阿什比对水道的研究持续了三十多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罗马城向乡村扩张，阿什比曾经发掘、记录、研究的很多遗迹逐渐消失。因此，他的很多成果价值体现出不可多得性，堪称独一无二。与兰西阿尼同时代的约翰·亨利·帕克在其著作《古罗马的水道——从水源地到出水口》中，将考古发掘成果与弗仑提努斯的文本相对照，试图还原古罗马水道的输水过程(25)约翰·亨利·帕克：《古罗马的水道——从水源地到出水口》(John Henry Parker,The Aqueducts of Ancient Rome,Traced from Their Sources to Their Mouths)，牛津：詹姆斯·帕克公司1876年版。。该书提供了许多文物、遗址和考古发掘现场的图片，非常直观。著名罗马史大师特奥多尔·蒙森对罗马水道铭文和输水管铭文进行了系统收集与整理。《拉丁铭文集》第6卷中收录了古罗马城水道铭文(26)特奥多尔·蒙森：《拉丁铭文集》(Theodor Mommsen，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简称CIL)，柏林：乔治·雷默1863年版，6：1243～1261,31558～31571,37030～37036,40869～40881；15：7235～7734。，第15卷中收录了铅制输水管(fistulae)铭文(27)特奥多尔·蒙森：《拉丁铭文集》(Theodor Mommsen，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简称CIL)，柏林：乔治·雷默1863年版，6：1243～1261,31558～31571,37030～37036,40869～40881；15：7235～7734。。虽然《拉丁铭文集》属于资料汇编，不属于专门性研究成果，但该文集的出版为古罗马水道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古罗马水道研究的资料空白，因此在古罗马水道研究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总的来说，学者们主要从考古学和地志学的角度对罗马城的水道进行研究，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吉本对罗马建筑与社会政治关系的论断深深影响了这一时期的学者。通过对罗马城中水道的精细研究，学者们进一步强化了吉本的观点：水道是罗马帝国强大实力的体现。

学者们对罗马帝国行省水道的系统性研究于19世纪逐渐起步。在欧洲，拿破仑征服浪潮中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促使许多国家寻找建立民族认同感的途径。在此过程中，古罗马的文化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欧洲国家将罗马文化当作建立民族认同的文化基础。在这些国家，古代罗马的遗迹成为自己能够同罗马建立联系的纽带，也是罗马帝国继承者的证据。在此背景下，考古学的主要任务是鉴定古迹是否属于罗马帝国的遗产，水道、竞技场、广场、要塞、道路、浴场等大型建筑的遗迹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特别关注。当然，学者们的学术旨趣不局限于研究建筑本身，还在于探讨罗马帝国征服的广度和深度，以及说明这些建筑与罗马帝国的关联程度。由于吉本指出水道最具代表性，所以，欧洲学者对所在国家古罗马时代的水道遗址给予特别关注(28)一些区域性的研究特别关注水道。例如，韦伯·G.：“小亚细亚的城市供水系统1”(Weber G.,“Wasserleitungen in kleinasiatischen Städten I”)，《德国考古研究院年鉴》(Jahrbuch des Kaiserlich Deutschen Archäologischen Instituts)第19卷，柏林：乔治·雷默1904年版；韦伯·G.：“小亚细亚的城市供水系统2”(Weber G.,“Wasserleitungen in kleinasiatischen Städten II”)，《德国考古研究院年鉴》第20卷，柏林：乔治·雷默1905年版;阿德里·安布兰切特：《罗马高卢的水道和浴场研究》(Adrien Blanchet,Recherches sur les aqueducs et cloaques de la Gaule romaine)，巴黎：阿尔冯·毕迦父子出版社1908年版。。和先前相比，学者们研究古罗马水道关注的空间从单一的罗马城，扩大到罗马人曾经统治的地区，研究视域逐步扩大。

法国学者对北非水道的研究始于19世纪法国对这一地区的殖民。早期的法国殖民者自视为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宣称将使北非重获罗马时代的繁荣。他们雇考古学家研究北非的遗迹。在干旱的北非，保证供水是殖民者获得殖民利益的前提(29)参见P.洛尔辛：“罗马和法国在非洲：恢复阿尔及利亚殖民地的拉丁化历史”(P.Lorcin,“Rome and France in Africa：Recovering Colonial Algeria’s Latin Past”)，《法国历史研究》(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第25卷第2期(2002年)，第295～329页。。被吉本誉为“表现罗马人才华和权势的最上乘纪念物”的水道，自然受到法国殖民者的重视。随军文物学家对水道遗迹进行勘察，鉴别并详细记录遗迹的位置和状况，为修复重建古代水道做准备(30)现代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表明，法国殖民者曾对罗马时代的道路、要塞、水道等基础设施进行过大规模的重建，以服务殖民统治[迈克尔·格林哈尔希：“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侵略与罗马的过往”(Michael Greenhalgh,“The French Invasion of Algeria and the Roman Past”)，《法国史西方学会会刊》(Proceedings of the Western Society for French History)第28卷，科罗拉多：科罗拉多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244页]。。1894年，北非考古团团长勒内·杜·库德雷·拉·布朗谢尔呈交了关于北非古代水利工程概况的报告(31)勒内·杜·库德雷·拉·布朗谢尔：《古老非洲的水利和农村发展》(Rene du Coudray la Blanchere，L’aménagement de l’ eau et l’installation rurale dans l’Afrique ancienne)，巴黎：国家印刷1897年版。。保罗·高克勒带领考古队对突尼斯的水利设施进行了系统的勘察和研究(32)保罗·高克勒编：《对突尼斯罗马水利设施的调查》(Paul Gauckler ,ed.，Enquête sur les installations hydrauliques romaines en Tunisie),共2册，突尼斯：路易·尼古拉1897—1901年版。。1902年，斯特芬·格塞尔出版了关于阿尔及利亚地区古代水利设施的考古报告(33)斯特芬·格塞尔：《阿尔及利亚考古地图集》(Stéphen Gsell,Atlas archéologique de l’Algérie)，巴黎：阿尔伯特·丰特蒙1911年版。。法国殖民势力退出北非后(34)1951年利比亚宣布独立,1956年突尼斯宣布独立,1963年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简·贝莱本特发表了他对阿尔及利亚东部和突尼斯部分地区古代水利设施的调查报告(35)简·贝莱本特：《罗马水道：对阿尔及利亚东部罗马水利设施的研究》(Jean Birebent,Aquae Romanae：recherches d’hydraulique romaine dans l’est algérien)，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文物服务1962年版。。这些报告不仅详细记录了尚存的古罗马水道遗迹的状况，还提供了北非农业生产灌溉解决方案。但这些研究并非出于纯粹的学术动机，主要是为了给殖民活动提供合理解释，亦为统治殖民地提供历史经验。与欧洲鉴定古迹的热潮类似，在考古勘察过程中，学者们热衷于给北非水道贴上“罗马”的标签。诸如此类，不只是为了标明这些设施的修建年代，还包含了殖民者的价值判断。吉本阐述水道与行省罗马化关系的观点被全盘接受。对于法国研究者来说，水道代表的是先进的罗马文明对落后的土著文明的征服(36)斯特芬·格塞尔：《北非历史》(Stéphen Gsell,Histoire ancienne de l’Afrique du Nord)，共8卷，巴黎：阿歇特出版社1914—1928年版。。

20世纪60—70年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兴起。菲利普·莱沃和让-路易·佩莱是首先在行省水道研究中表明反殖民主义观点的学者。他们认为，水道是“城市统治农村的物质表现”，是“一个社会剥削另一个社会的表现”，体现了“罗马殖民行省的事实”(37)菲利普·莱沃、让-路易·佩莱：《毛里塔尼亚、凯撒利亚的供水系统与歇尔谢尔的水道》(Philippe Leveau& Jean-Louis Paillet,L’alimentation en eau de Caesarea de Maurétanie et l’aqueduc de Cherchel,巴黎：哈马坦出版社1976年版，第167页。。菲利普·莱沃和让-路易·佩莱将罗马统治下的拥有水道的北非行省城市看作消费型城市的典型。他们认为，城市的发展以损害农村平民的利益为前提,罗马在行省修建水道并不是为了推广先进的技术，而是为了满足奢侈的用水需求(38)例如，他们指出：“地中海地区的农民在干旱缺水的夏天，不情愿地将本应用于农业灌溉的水输送到城市，仅仅为了维持城市中舒适的生活。弗仑提努斯的论著让我们看到了，法律制度和现实状况都偏向城市。毫无疑问，在如何保持城市卫生健康问题上，农民与市政官的观点不同。农民们只希望城市居民少洗澡多留些水浇灌庄稼。”[菲利普·莱沃：“十年来罗马水道研究概述”(P.Leaveau,“Research on Roman Aqueducts in the Past Ten Years”)，A.特里沃·霍吉编：《水道研究的未来趋势》(A.Trevor.Hodge,ed.,Future Currents in Aqueduct Studies),利兹：弗朗西斯凯恩斯出版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159页]。这些观点对殖民主义影响下的古罗马水道研究提出挑战，也可视为对某些殖民主义色彩浓重的观点的匡正。

如前所述，19世纪至20世纪初，学者们对罗马城和行省水道的研究成果集中在考古学和地志学领域，在考古发掘、鉴定遗迹方面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受爱德华·吉本解释模式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研究聚焦于古罗马水道的象征意义和政治功能。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水道研究服务于政治需求，导致学者们对水道的认识存在片面性，对于水道研究中一些重要问题，如水道功能、水道建设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水道对于行省的意义和作用等，还存在着各种误解和误区。然而，从学术发展史的视角观察，这些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两个层面呈现出了进步。考古学提供的实物史料不仅成为主打史料，而且使古罗马水道研究走向了立体化、多元化，为古罗马水道研究进入新时期奠定了基础。

三
20世纪60年代，古罗马水道研究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研究水道的德国学者。德国学者认识到，以往的研究过度强调水道的象征功能，忽略了实用功能，因此，成立学术团体，组织召开国际会议、学术研讨会并重点出版有关德国和爱琴海地区水道工程方面的书籍，号召从工程技术学、水利学的角度研究水道(39)德国学者成立了两个学术团体。第一个成立于1965年，主要研究罗马帝国水利工程的历史、水资源的管理、水文地理学等,其中一些工程师和考古学家自发组织重点研究古代的供水和水力学，他们筹款每两年或三年召开一次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另一个学术团体名为弗仑提努斯研究学会(Frontinus Society)，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成员大约四百名，创办年刊《弗仑提努斯学会出版系列》(Schriftenreihe der Frontinus Gesellschaft)。这两个研究会对水道研究的贡献，参见A.科洛斯基-奥斯特罗夫等：“罗马城市的供水：水道管理学会和弗仑提努斯研究学会的最新成果”(A.Koloski-Ostrow,N.De Haan,G.De Kleijn& S.Piras,“Water in the Roman Town：New Research from Cura Aquarum and the Frontinus Society”)，《罗马考古学杂志》(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第10卷(1997年)，第181～191页。，极大地推动了古罗马水道研究，进而形成了研究热潮。1987年，A.特里沃·霍吉在“水道研究的未来趋势”学术讨论会上提出：“工程技术学将给古罗马水道研究带来新的学术增长点。工程技术学的优势之一是提供真实的细节，精确地告诉我们在任何特定环境中水的状况，这是传统古典学研究无法做到的。同时，工程技术学帮助我们理解罗马水道建设背后的技术态度。水道毕竟是建筑物，工程师们能够从古典学家和考古学家忽视的角度去理解它们。”(40)A.特里沃·霍吉：《水道研究的未来趋势》(A.Trevor.Hodge,ed.,Future Currents in Aqueduct Studies),利兹：弗朗西斯凯恩斯出版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168～169页。

作为对上述倡导的回应，各国学者将古罗马水道工程技术的研究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时期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就是各类研究成果集中于个案研究或微观层面。例如，弗仑提努斯研究学会的创始人加布雷希特(G.Garbrecht)是德国研究古代供水系统最著名的专家之一，先后对古代的水坝、耶利哥城的供水系统、法尤姆的蓄水池、罗马公共浴场的供水设施进行深入研究，出版了相关专著。加布雷希特的学生、水力学工程师法尔布施(H.Fahlbusch)与导师合作研究帕加马的水道工程。1982年，法尔布施在学位论文中比较了希腊和罗马的供水系统。格雷韦(K.Grewe)发表了大量有关水道隧道和科隆水道的论文。荷兰考古学家詹森(G.C.M.Jansen)主要关注庞贝、赫库兰尼姆和奥西提亚等地区给水、排水系统中的微观问题。戴恩·德哈恩(N.de Haan)研究了意大利中心地区、北非和不列颠城市住宅与乡间别墅中家庭浴室的供水系统(41)上述几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参见A.科洛斯基-奥斯特罗夫等：“罗马城市的供水：水道管理学会和弗仑提努斯研究学会的最新成果”，第186～189页。。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专业性极强，对于没有专门接受水力学、工程学训练的古典学家来说难以理解。A.特里沃·霍吉意识到了这一点。2002年，霍吉出版了《罗马水道与供水》一书，其中论及德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用古典学者易于接受的方式解释水道工程技术问题。霍吉详细介绍了水道的规划、建设、地下渠道、高架券拱、虹吸技术、分水塔、供水过程等具体问题(42)A.特里沃·霍吉：《罗马水道与供水》。。霍吉的研究对象并不局限于单条水道，而是囊括了罗马城、庞贝、迦太基、高卢、西西里、希腊等地区的罗马水道。霍吉的研究特点鲜明，从水力学的角度解释水道的相关问题，促进了研究的深入。霍吉这部对古罗马水道修造技术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著作，在古罗马水道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虽然学者们把研究的目光投向了罗马人统治的各个区域，但并未降低对罗马城水道研究的热情。自1935年托马斯·阿什比的经典之作《古罗马的水道》问世后，罗马城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许多古水道遗迹先后消失。遗憾的是，几十年中鲜有记录古水道遗迹变化的专著。1995年，彼得·杰·埃克出版的《古罗马水道指南》(43)彼得·杰·埃克：《古罗马水道指南》(Peter J.Aicher,Guide to the aqueducts of ancient Rome)，伊利诺斯：博查兹-卡杜奇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弥补了这一缺憾。该书用大量的篇幅介绍了古罗马水道遗迹的现状，不仅详细描述了遗迹的细节，而且绘制地图清楚标示出遗迹的位置。该专著汇总了与古罗马城中11条水道有关的铭文(附有原文和译文)，为古罗马水道研究者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极大的便利。K.W.林内绘制了罗马城的供水地图(按照1:2000的比例)(44)K.W.林内：“罗马城的水道：罗马公共生活用水的历史概述”(K.W.Rinne,“Aquae Urbis Romae：An Historical Overview of Water in the Public Life of Rome”)，德·汉、詹森编：《坎帕尼亚的水道：第九届地中海地区水管理和水利工程历史国际会议论文集》(De Haan and Jansen，eds.,Cura Aquarum in Campania：Proceedings of the 9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the History of Water Management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in the Mediterranean Region)，鲁汶：佩特斯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151页。。地图上标注了400个公共供水点的位置，其中既包括了像特莱维喷泉那样著名的景观，也介绍了普通的街区取水点、城门处的动物饮水槽、公共花园和公园中的喷泉等。除了传统的研究方法之外，学者们还尝试运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将弗仑提努斯所使用的水道流量单位奎那里阿(quinaria)换算成现代计量单位(45)弗仑提努斯《论水道》记录了每条水道的输水量、供水量、分配到各处的水量。这些数据对于现代学者研究古代罗马城供水、罗马城市生活等问题意义重大。但是，在利用这些数据前，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第一，弗仑提努斯所使用的单位是奎那里阿，能否将其换算为现代计量单位？第二，弗仑提努斯的数据是否可信？弗仑提努斯如何测量水流速度？早在1907年，迪·费内奥就尝试将奎那里阿换算成现代计量单位。迪·费内奥根据弗仑提努斯提供的数据估算出直径2.3厘米的水管24小时的流量为40立方米。之后，他实地测量了维戈水道起点处的流量，测得结果为每秒1222公升(弗仑提努斯记录，此水道的流量为2054奎那里阿，按照1奎那里阿相当于24小时40立方米换算，大约为每秒1175公升)。“这说明费内奥所推算的1奎那里阿为每天40立方米误差不大。”[参见A.特里沃·霍吉：“弗仑提努斯如何测量奎那里阿？”(A.Trevor Hodge,“ How did Frontinus measure the Quinaria?”)，《美国考古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第88卷第2期(1984年4月)，第207页]，为读者了解罗马城的用水量提供了直观的数据。1978年，D.R.布莱克曼发表了对罗马城现存四条水道的考察报告。布莱克曼试图测算出这四条水道的长度和流量，以检验弗仑提努斯所提供数据的准确性。布莱克曼的测量结果证明，弗仑提努斯和迪·费内奥(Di Fenizio)的数据都十分可靠(46)D.R.布莱克曼测得水道中水流速度为每秒0.5～1.5米，因此，奎那里阿最大值为每秒0.5公升，或24小时43.2立方米[D.R.布莱克曼：“罗马四条大水道的水流量”(D.R.Blackman,“The Volume of Water Delivered by the Four Great Aqueducts of Rome”)，《罗马不列颠学院论文集》(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第46卷(1987年)，第52～72页]。。霍奇推测了弗仑提努斯测量水流量的方法。渥太华大学的水力学实验室制造了一个模型，模拟出弗仑提努斯的测量过程(47)A.特里沃·霍吉：“弗仑提努斯如何测量奎那里阿？”第205～216页。。此外，铅制输水管铭文再次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这些输水管属于谁？水管铭文中所出现的人是什么身份？是水管的所有者，还是生产水管的工匠，抑或是水管生产作坊的作坊主？对于这些问题，W.埃克、C.布鲁恩、J.J.奥伯特都提出了各自的看法(48)W.埃克：“罗马的水道水管铭文：论社会地位对行政行为的影响”(W.Eck,“Die fistullae aquaria der Stadt Rom.Zum Einfluss des sozialen Status auf administratives Handeln”)，《铭文》(Tituli)第4卷(1982年)，第197～225页；J.J.奥伯特：“手工作坊的管理者”(J.J.Aubert,“Workshop Managers”)，W.V.哈里斯编：《铭刻的经济：罗马帝国的生产与分配》(W.V.Harris,ed.,The Inscribed Economy：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in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Light of Instrumentum Domesticum)，《罗马考古学杂志增补卷6》(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 Suppl.6),安娜堡：罗马考古学杂志1993年版，第171～181页；J.J.奥伯特：《古罗马的经济管理者：对公元前2世纪至2世纪代理人的社会经济研究》(J.J.Aubert,Business Managers in Ancient Rome：A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y of Institores 200 BC—200 AD)，莱顿：博睿出版社1994年版；C.布鲁恩：“意大利的私人经营：铅制水管印章所提供的证据”(C.Bruun,“Private Munificence in Italy and the Evidence from Lead Pipe Stamps”)，H.索林等编：《拉丁铭文会议纪要》(人文评论104)(H.Solin,O.Salomies,and U.-M.Liertz,eds.,Acta Colloquii Epigraphici Latini,Commentationes Humanarum Litterarum 104)，赫尔辛基：芬尼卡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1～58页。。铅管铭文提供了丰富且可靠的信息，弥补了文献记载之不足，是深入研究古代罗马城水道供水分配制度和公共工程管理制度必不可少的第一手资料。正因如此，水管铭文史料价值逐渐得到了研究者的认可。

关于行省水道研究也取得了较好的进展。舍尔沙勒水道(49)菲利普·莱沃、让-路易·佩莱：《毛里塔尼亚、凯撒利亚的供水系统与歇尔谢尔的水道》。、科隆水道、尼姆水道等具有代表性的大型水道受到特别关注。与传统的考古学著作不同，《科隆的罗马水道地图集》(50)克劳斯·格鲁：《科隆的罗马水道地图集》(Klaus Grewe,Atlas der römischen Wasserleitungen nach Köln)，科隆：莱茵兰-维尔拉格1986年版。一书聚焦于科隆水道的工程技术。勘测员出身的作者克劳斯·格鲁，发挥专业知识特长，对整条水道进行了精确测量。例如，书中记录了各段水道坡度的差异，这些数据可以用于辨别不同施工队的施工范围。《科隆的罗马水道地图集》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第一手数据，因而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推崇。由G.法布尔、J.L.菲什和J.佩莱主编,21名多领域专家共同撰写的《尼姆水道和加德桥：考古、地质与历史》(51)G.法布尔、J.L.菲什、J.佩莱编：《尼姆水道和加德桥：考古、地质与历史》(G.Fabre,J.-L.Fiches& J.-L.Paillet,edd.,L’aqueduc de Nimes et le Pont du Gard：archeologie,geosystem,histoire)，尼姆：加德总理事会1991年版。是首部对尼姆水道和加德桥进行综合系统研究的著作。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19世纪以来相关考古发现，详细记录了尚存175个遗迹的现状。第二部分描述了尼姆水道沿途的水文地质状况。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提供了水道壁沉淀物化学分析的数据。水道壁上的沉淀物对于鉴定水道年代、水道路线有特殊价值。第三部分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了水道的历史变迁。此外，书中还附有246张素描和黑白照片，18张高质量的彩色照片，附录部分收集了关于加德桥的铭文。这部著作堪称古罗马水道个案研究的典型代表，内容详尽，涉及考古学、地质学、地形学、水力学、建筑学、化学等多学科的知识。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具有开拓性，开启了古罗马水道研究的新方向，亦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

总体而言，20世纪60—90年代，古罗马水道研究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皆有所创新。在德国学者的推动下，古罗马水道工程技术的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此外，学者们对古罗马水道的个案研究和微观研究也硕果累累，总体上推动了古罗马水道研究的进步，但在一些相关问题的研究上也存在着局限性。首先，研究对象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由于存留的水道遗址非常稀少，能够进行工程技术学研究的遗址则更少，所以，大量研究成果集中于那些具有特殊性，或解决了某种水力学问题的水道。高架券拱、虹吸技术和桥梁被认为是理解古代罗马水力学、建筑技术和供水技术的关键。最终，研究者仍然聚焦于水道那特殊的、具有象征意义的部分(52)对虹吸技术的研究,参见H.P.M.凯森纳：“阿斯班多斯的水道和倒虹吸管”(H.P.M.Kessener,“The Aqueduct at Aspendos and its Inverted Shiphon”)，《罗马考古学杂志》第13卷(2000年)，第104～132页;A.特里沃·霍吉：“罗马水道的虹吸管”(A.Trevor Hodge,“Siphons in Roman Aqueducts”)，《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第252卷(1985年)，第174～221页。对高架券拱的研究：G.法布尔、J.L.菲什、J.佩莱：“对尼姆水道和加德桥的跨学科研究”(G.Fabre,J.L.Fiches & J.L.Paillet,“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n the Aqueduct of Nwidth=5,height=9,dpi=110mes and the Pont du Gard”)，《罗马考古学杂志》第4卷(1991年)，第63～88页。柯林·O.康纳：《罗马的桥》(Colin O’Connor,Roman Bridges)，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其次，忽视了水道与社会的联系，脱离社会史的微观研究，回答的只是水道自身的问题，难以解释水道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关注水道自身的技术性能是必要的，但历史学更注意考察水道的“社会角色”，追问其社会意义。在这些方面，国外学者议论无多。最后，对水道的认识如果仅仅局限于技术、建筑形制、物质结构等层面，疏于追问这些层面背后的动因，那么，就很难说研究取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突破性进展。

四
进入21世纪，国外学者以更加开阔的视角，朝着罗马帝国社会的纵深方向开展研究。中国学者也开始关注古罗马水道问题，不过，大多是在研究罗马城时提及水道，专门研究古罗马水道的成果还不多(53)一些学者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分析了水道对罗马城的影响[刘琳琳：《古罗马城的水道、排水道的建设及其对公共卫生的意义》(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6年]。还有几位学者比较研究了汉长安城与古罗马城的城市水利(潘明娟：《古罗马与汉长安城给排水系统比较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年第4期，第76～85页；张剑锋：《汉长安城地区城市水利设施和水利系统的考古学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27～343页)。，尚不具备规模效应。笔者认为，今后的古罗马水道研究，应该在把握欧美学术界最新研究趋势的前提下，从研究内容、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拓展，以推动学界对古罗马水道的历史认识。

第一，研究领域的开拓。从研究内容来看，对水道制度的研究仍有较大空间。近些年，学者们逐渐从对古罗马水道工程技术研究转向对古罗马水道制度等相关问题的考察(54)C.布鲁恩对罗马、庞贝、奥西提亚等地出土的铅管铭文进行了系统研究。他认为，利用这些铭文可以获取关于水道管理制度的丰富信息，能够弥补文献记载之不足[C.布鲁恩：《古罗马的供水：对罗马帝国管理制度的研究》(C.Bruun,The Water Supply of Ancient Rome：A Study in Roman Imperial Administration)，赫尔辛基：芬尼卡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C.布鲁恩：“意大利的私人经营：铅制水管印章所提供的证据”]。罗伯特·托马斯和安德鲁·威尔逊研究了水道供水中一直被忽略的农业用水问题。他们的成果有助于我们对水道的用途、水道供水的分配情况等问题有更清晰的认识[罗伯特·托马斯、安德鲁·威尔逊：“拉丁姆和埃特鲁里亚南部罗马农庄的供水”(Robert Thomas &Andrew Wilson,“Water Supply for Roman Farms in Latium and South Etruria”)，《罗马不列颠学院论文集》(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第62卷(1994年)，第139～196页]。C.布鲁恩对帝国时期有关水道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法律条文进行了梳理[C.布鲁恩：“帝国时期罗马元首关于公共用水的立法：已经解决和未解决的问题”(C.Bruun,“Roman Emperors and Legislation on Public Water Use in the Roman Empire：Clarifications and Problems”),《罗马的水》第4期，https://link.springer.com/conten ... 2685-012-0051-1.pdf，2012-04/2019-05-20]。伊万斯详细分析了弗仑提努斯《论水道》中的供水数据，试图还原罗马城配水制度的具体实施过程(H.B.伊万斯：《古罗马城水的分配》)。。事实上，古罗马城的水道管理相当发达，从用水权、水的分配，到水管生产、水道维护等，都有完备的制度。但就现有研究成果来看，相关制度的梳理还不够系统、完整。此外，对行省水道的研究亟待加强。如前所述，对罗马帝国非洲行省水道的研究长期受到殖民主义的影响，不过，新的学术成果也在不断挑战旧观点。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应当在重新考量罗马与行省的关系的前提下，对行省的水道进行研究，罗马政府主导行省的发展的观点受到质疑。已有学者指出，行省当地的居民在行省水道建设中的主动性之大，超出了先前的认知(55)B.D.肖：“最伟大的纪念碑和最渺小的事物：水井、城墙和水道在罗马阿非利加的用途”(B.D.Shaw,“The Noblest Monuments and the Smallest Things：Wells,Walls and Aqueducts in the Making of Roman Africa”)，A.特里沃·霍吉：《水道研究的未来趋势》，第63～91页。。这一观点颇具新意，充满启发。将一切水道修建技术上的进步都归功于罗马的观点的确存在可商榷之处(56)学者们对突尼斯卡塞林和利比亚山谷的实地调查表明，这些地区农业水利技术的进步是当地人在本土原有技术基础上长时期改进的成果，而不是罗马技术的影响[G.W.W.巴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利比亚峡谷调查：古代洪水农业的发展方法(G.W.W.Barker,“The Unesco Libyan Valleys Survey：Developing Methodologies for Investigationg Ancient Floodwater Farming”)，D.J.布克、D.J.马丁利编：《罗马的黎波里的城市与乡村：纪念奥尔文·哈克特论文集》(D.J.Buck and D.J.Mattingly,eds.,Town and Country in Roman Tripolitania：Papers in Honour of Olwen Hackett)，牛津:……1985年版第291～306页；R.B.希契纳：《1982—1986年卡塞林考古调查》(R.B.Hitchner,“The Kasserine Archaeological Survey 1982—1986”)，《非洲古物》(Antiquités Africaines)第24期(1988年)，第7～41页]。。传统的水道供水仅用于城市奢侈生活的观点受到反驳(57)安德鲁·威尔逊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水道在农村居民的日常生活、生产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水道供应的水大量被用于农业灌溉。这表明城市水道和供水系统优于农村的观点存在偏颇[安德鲁·威尔逊：“供应到城外的水：水道与农村”(Andrew Wilson,“Deliveries Extra Urbem：Aqueducts and the Countryside”)，《罗马考古学杂志》第12卷(1999年)，第314～331页；安娜·利昂：“北非古代晚期的水管理”(Anna Leone,“Water Management in late Antique North Africa：Agricultural Irrigation”)，《水的历史》(Water History)第4卷第1期(2012年)，第119～133页]。。尽管学者们对行省水道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存在数百年的水道不仅是一个物理的存在，而且承载着诸多需要挖掘的社会意义，因此，还存在较大拓展空间。

第二，研究视角的拓宽。如前所述，关于古罗马水道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考古学、地形学、水力学、工程技术学等领域，这些研究缺乏对社会历史环境的关照,即对水道与社会历史环境、社会制度等之间的关系重视不够，从而影响了认识的全面性和深入性。近些年，一些学者开始从帝国治理、城市发展、居民生活的角度对水道进行研究(58)例如，雷本·麦克道威尔·泰勒在一篇论文中考察了奥西提亚水道的历史变迁过程以及它在不同时期对城市发展的贡献[雷本·麦克道威尔·泰勒：“洪流还是涓流？奥西提亚水道、奥古斯都水战演习场与跨台伯河地区”(Rabun Mcdowell Taylor,“Torrent or Trickle?The Aqua Alsietina,the Naumachia Augusti,and the Transtiberim”)，《美国考古学杂志》第101卷第3期(1997年7月)，第465～492页]。学者们还关注到水道与城市发展的关系[雷本·麦克道威尔·泰勒：“古罗马城水道与河流的交汇点”(Rabun Mcdowell Taylor,“A Citeriobe Ripa Aquae：Aqueduct River Crossings in the Ancient City of Rome ”)，《罗马不列颠学院论文集》第63卷(1995年),第75～103页；安德里亚：“城市重要区域的水道：从共和时期到帝国时期帕拉丁山的供水”(Andrea Schmölder-Veit,“Aqueducts for the Urbis Clarissimus Locus：The Palatine’s Water Supply from Republican to Imperial Times”)，《罗马的水》(The Waters of Rome)第7期，http://www3.iath.virginia.edu/waters/article.html，2011年，2011-06/2019-05-20]。还有学者对水力磨坊作了研究[安德鲁·威尔逊：“贾尼科洛山的水力磨坊”(Andrew Wilson：“The Water-Mills on the Janiculum”)，《罗马美国学院论文》(Memoir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第45卷(2000年),第219～246页；安德鲁·威尔逊：“古代后期帕拉丁上的水力磨坊”(Andrew Wilson：“Late Antique Water-Mills on the Palatine”)，《罗马不列颠学院论文集》第71卷(2003年)，第85～109页]。。例如，雷本·麦克道威尔·泰勒考察了奥西提亚水道由兴建，到废弃，再到被图拉真水道取代的过程，认为这条水道的兴衰正反映出从奥古斯都到图拉真政治政策的变化和罗马城经济重心的转移(59)雷本·麦克道威尔·泰勒：《公众需求与个人利益：水的分配、台伯河与古罗马城市的发展》(Rabun Mcdowell Tayor，Public Needs and Private Pleasures：Water Distribution,the Tiber River and the Urban Development of Ancient Rome)，罗马：古罗马建筑艺术出版社2000年版。。雷本在社会背景下研究水道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考察水道的政治功能与经济功能，颇具新意。水道不只是输送水的水利工程，它与帝国的行省政策、政府的公共服务、城市的发展变迁、居民的生活紧密相关。因此，对古罗马水道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考古式的实证，而应当从社会史、城市史、卫生史、环境生态史等多角度进行综合研究，以获得新的认识。

第三，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水道和水道史的综合性特性，决定了在古罗马水道研究中需要多种学科的广泛参与，跨学科研究对于西方学者来说不仅早已付诸实践，而且将成为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势之一。例如，赖安·休斯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对北非675处水道遗址的信息进行处理，分析水道与其所处环境的交互影响关系，取得了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60)赖安·休斯：《水道与环境：以北非为例》(Ryan Hughes,The Aqueduct and its Context：The Case of North Africa)，塔夫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此外，大数据时代，各种信息技术成果、高科技手段得到广泛应用，运用于古罗马水道研究，有的已经成为“进行时”(如3D技术)。利用红外遥感技术、卫星定位系统、计算机数据处理等，都将为研究古罗马水道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当然，这些技术提供的是“利器”，如何让这些“利器”更锋利，还有待于历史学工作者的学术积累。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n the Study of Ancient Roman Aqueduct
Zhang Yaoping

Abstract：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Roman aqueduct made by European and American scholars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influenced by the Renaissance,European scholars fully inherited the classical heritage while studying the ancient Roman aqueducts,but they relied too much on the literature and ignored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remains.In th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the achievements of aqueduct research were concentrated in the fields of archaeology and geography.In a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aqueduct research served political purposes.Since the 1960s,the research on aqueduct engineering technology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under the impetus of German scholars.Scholars have made fruitful research on case studies and microscopic studies of aqueducts.However,such research has some limitations.In general,there is still room for further expansion of ancient Roman aqueduct research.

Keywords:Ancient Rome;Aqueduct;Academic 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