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的历史发生与区域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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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的历史发生与区域流变
王晓路

〔摘要〕 本文从文化地理学视角探讨文艺研究的基本问题。作为物理空间的地理从来都离不开人类群体的活动，而文学艺术自伊始阶段起，其发生、生产、流传以及接受等环节，都是在具体空间范围内展开并与其自然条件与社会风貌密切相关。因此，文艺研究不仅应当针对文本进行系统研究，而且还需要结合文化地理要素去追溯历史文化条件和观念形态的演进轨迹。在当代地缘政治日益复杂的历史语境中，有必要将文艺研究的基本问题置于文化地理的视域中加以考察，重视地缘关系和文化地理因素在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中的作用，这一跨学科方式无疑有利于该分支领域的学理性推进。

〔关键词〕 文艺；文化地理；形态；流变；研究

各文化区域的群体在精神探索的进程中创造了多种文艺形式，人们不仅以此呈现自身的审美追求和认知发展，同时也展示了区域文化的丰富性。各群体创造性地利用不同历史阶段的物质性条件，包括书写工具、创意符号和意象的承载物以及操演方式等，将内心情感通过艺术编码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文学艺术的历史发生学与阶段性演进与不同区域的自然条件、物质生活、社会风貌和技术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长期以来，人们持续以文艺的各种类型呈现了创作主体对外部以及内心世界的独特观察，从不同层面反映群体的历史性境遇，与此同时，也以虚构和想象的方式表达并唤起对过往生活的审视以及对未来可能性的憧憬。概言之，那些留存至今的文艺样本在呈现不同自然生活和文化生活①的同时，也折射出了创作主体富于启迪的洞察。文学艺术由此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文化感知，尤其是可以使受众直接分享或间接体验到不同的日常生活和社会风貌并看到人性的复杂。可以说，文艺文本所内含的观念不仅涉及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而且在不同区域间传播和接受中亦有助于形成跨文化的理解和认同。在这个意义上，文艺研究无疑需要跨学科的方法论，需要进行多角度的观察与分析的理论选择，而其前提则需要对文艺形态的历史发生学及其流变过程有清晰的认识。本文拟讨论其中的相关问题。

一般而言，某一文艺形式首先是在具体的空间范围内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在漫长的历史阶段中，某一区域的群体往往会与其他族群形成文化接触区。②从远古时期起，各区域内部其实也有一个互动融合的过程。例如，“中国地域的各地区文化，逐渐融合。经过商、周两次整合，中国地区的北部，已有强大的王国，将其他族群，纳入同一政治秩序。同时，一个优势文明，也将各地统治阶层转化，吸纳于同一文化秩序。”③欧洲的文艺形式更是与宗教、拉丁语、族群迁徙、战争以及历史地理的状况密切相关。④区域的文艺形式和旨趣在历史形成过程中，一般都会不同程度地融入多种文化要素，继而会对周边区域产生影响，形成流传现象；而其他区域在一种跨文化接受和改写的过程中，亦会借鉴并形成新的文艺形式。所以，文艺形式总是一种多元文化的结合体，是一种不同文化要素的交互性构成。因而，这一研究必然需要涉及除文本主旨、形式等要素之外的文本环境及其文本内外条件的制约性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关系从文艺的伊始阶段就包含了某种文化地理因素，并反映在区域的文化观念之中。

早期关于文艺主旨的讨论，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的古典界说，均从社会功能入手。例如：中国早期文献《尚书》中“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⑤所代表的文艺观念影响深远。孔子的名句“《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⑥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同时也是最明确的文艺社会功能说。这一持续的传统，对中国历代的文学、书法、绘画、戏曲以及造型艺术等文艺类型，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西方，贺拉斯的《诗艺》之所以对欧洲古典文学影响大，也是因为“他支持诗歌和诗人发挥政治和道德效用”。⑦正如张一兵所言，中西在文艺观念上均受到社会文化的制约：

中国古代，士族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德与雅。……其目的在于使之在品质、学识、洞见、政论上均能符合士的标准，以成为真正有德的博雅之士。实际上，不仅是中国，古希腊也存在着类似的德雅兼蓄之学，即paideia (πɑιδεiɑ)。paideia是古希腊城邦用于教化和培育城邦公民的教学内容，亦即古希腊学园中所传授的治理城邦的学问。⑧

这种早期的文艺社会功用说无疑与政治哲学有关。这一观念不仅一直得以延续，而且在当代有了新的发展。虽然今天的社会结构及观念系统均已完全不同，但西方一些学者对文艺现象的观察依然坚持某种社会文化视角，即在借鉴并扩展某些早期观念的基础上，集中对文艺所内含的政治功能以及文化政治指向做出分析。其中，英国学者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表述最为直接。他指出：“欧洲现代批评起源于同绝对主义政权所作的一场斗争。17、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在专制政权内部开始为自己开拓独立的话语空间，倡导理性判断和启蒙批判，抵制威权政治的残酷法令。”⑨20世纪西方出现的一些专注文学形式的分析也多是一种特别的政治隐喻，近年一些对“新批评”(New Criticism) 再研究的成果都特别指出了其文化政治的内涵。⑩20世纪后半期以来在文艺研究中占比很重的种族、性别以及后殖民研究视角，也多是一种文化政治分析方式。因此，历史意识和社会文化是文艺以及文艺批评发生和发展的两个重要关联点。然而，这两个关联点都有一个跨区域蔓延的历史过程。

中国的文艺发展和观念史与其社会文化的进程大致同步。如前所述，中国《尚书》等早期文献中的一些表达和观点其实有多方面的影响。“以诗歌言说，等于以真实、权威言说。保存在《尚书》中的那些据说是周初天子所作的韵语演说，同样也是如此。这些威严宏伟的长篇演说，部分被释读为指示仪式舞蹈表演步骤的戏剧脚本与舞台指导。”width=15,height=15,dpi=110再者，中国古代的文艺样式以及文艺观也与特定群体的教育以及社会身份相关，即“一个官员群体的出现，这些官员的教育主要是建立在对早期文本的研究基础上，他们在职责外的业余时间从事文字高雅艺术的创作，这种方式实际上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width=15,height=15,dpi=110然而，自晋代出现了“诗缘情而绮靡”width=15,height=15,dpi=110的新说以来，中国古代诗歌理念出现了“情礼冲突与情理冲突”width=15,height=15,dpi=110的分流现象。进入唐宋转型后，文艺的“高雅”转向“低俗”的倾向开始明显，这一变化与当时的城市规模、功能以及文化的变革有关。这是因为“国都必须接近经济条件方便之处。中国的重心已移至东边。东南区域尤以土地肥沃水道交通便利而有吸引力。”width=15,height=15,dpi=110在城乡经济活动的相互作用下，表演性的节庆方式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人依照农历(阴历)生活，历书备载一年到头所有的节庆与假日。……这些节庆，各各有其专属的食物与特定的活动。逢大节日，乡下民众进城贩卖盛宴与庆祝活动所需的特殊食物与产品，顺便看看表演和展览。”width=15,height=15,dpi=110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认为，“宋朝时期，或许较之其他时期更能表明文学艺术与社会现实所保持的关系。”width=15,height=15,dpi=110这一时期不仅城市商业功能凸显并由此带来了新的社会现象，市井生活也由此在文艺中获得了更多的展示。具体而言，不仅这一时期的小说在唐传奇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其他的街头表演也进入到新的时期：

“说话”伎艺在宋代是职业化的。宋代城市经济繁荣，旧有的封闭式的城市街坊格局业已被开放的“街巷”取代，临街建起民居邸店和商铺。城市里聚居着各阶层的人们，其中商人、小业主、手工业者、工匠、军士、吏员、伙计仆役等等构成一个市民阶层，市民阶层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刺激着演艺业的迅速发展，各种戏曲杂技的游艺场所应运而生。width=15,height=15,dpi=110

即便是最为传统的诗歌，在语言上也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常用词汇、表达方式、遣词造句和诗歌主题等方面趋向通俗化。诗人们开始打破经典语汇的束缚，将口语的表达方式和日常生活中的意象引入笔端。”width=15,height=15,dpi=110而那个时期的文人画也旨在表现画家本人的风格。法兰西学院程抱一(François Cheng)院士认为，“宋代开始了中国绘画的真正的黄金时代。……也许可以将这一时期罕见的丰富性比之于意大利的15世纪。”width=15,height=15,dpi=110但需要指出的是，“一幅画表现出的品质主要由创作者的个人修养以及他所处的环境决定。”width=15,height=15,dpi=110可以说，宋代是中国文艺最为活跃的历史时期之一，这无疑是与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南迁所引发的系列变革有关。

显然，文化史与文化地理学的结合往往可以使人们多角度地审视历史时期的文艺形式、观念形态与空间范围之间的对应性关系，与此同时，亦可有效突出社会文化同质现象背后的区域差异性。“文化转向是指抛弃了认为人类的本能冲动是相同的这一观念，从而与社会学和人类学重新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文化地理学面临的挑战是防止重新回到传统的‘文化区域’观念去。那种观念忽视了特定的区域内部存在的社会差异和社会冲突”。width=15,height=15,dpi=110由此，学界开始追溯文艺的历史发生学，对包括文艺复兴在内的研究也开始结合了文化地理学视角，其批评直接针对原有的认知缺项。一般认为欧洲中世纪至文艺复兴这一特定时期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文艺形式和附带的观念系统，其背后的推动力主要是地中海沿岸的城镇与商业文化功能的凸显，因为当时城镇、市场、交通、运输与分工的兴起与发展，不仅使欧洲与之前的社会样态形成了分水岭，而且使其文化样式和文化中心随之发生了转移。城镇生活、新的阶层以及社会风貌的持续变化带来了一种人文思考，即在提升人本身价值的同时，形成了一个“城市人文主义”。width=15,height=15,dpi=110然而，欧洲文艺复兴本身的历史其实是一个多重线索的生成过程，文艺复兴文化是受到了多种区域文化的影响所致。剑桥大学文艺复兴研究学者杰克·古迪(Jack Goody)就明确指出：“我认为我们应当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寻找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源头——不仅包括来自阿拉伯的知识，也包括从印度和中国获得的影响深远的借鉴。”width=15,height=15,dpi=110显然，文艺复兴在欧洲的蔓延不仅仅是一种历史文化的展开，而且也是文化交融的结果，其文化渊源不仅仅局限在欧洲，而应在世界更为广阔的范围内加以考量。

随着宗教改革和社会变迁，尤其是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非传统地理感知，人们不再按照教义的规定去机械地观察和理解自然和社会现象，而是以自身经验并以现代知识命名的方式，拓展原有的认知范围。于是，人和语言两者的地位均获得了历史性提升。这一时期欧洲文艺在后期的演变与人文主义进入教育系统也有至关重要的关系。“人文主义在学校中的渗透还不可避免地导致新的拉丁语文化通过大众文学、宫廷文学、翻译、模仿和美术在通俗语世界中的传播，这种新文化或许比较浅薄，但其传播是毋庸置疑的。人文主义教育是高等公职的必要技能”。width=15,height=15,dpi=110欧洲中世纪至工业革命以来的文艺发展，从最初的形态到后期技巧的成熟以及其中所内含的观念及其标准，大体上与这一历史轨迹相吻合。文艺随着区域认知的扩展进入了一种“现代”之中。“这一看法由英国历史学家特里威廉(G. M. Trevelyan)率先提出。在他看来，中世纪到18世纪方告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工业革命’，它对人类生活的改变，乃是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所不及的。”width=15,height=15,dpi=110其实，文艺的现代转换以及审美现代性命题有着漫长的历史。从文化史和文化地理学角度对这一历史进程进行综合考察就不难发现，文艺发展除了社会文化的外部条件和创作主体的认知要素之外，还始终伴随着历史意识与文化地理的因素。

在全球化进程中，文化的概念也随之获得空前扩大。人们出于对产品输出的需要，在跨界的经济文化活动中特别需要了解不同区域的文化资源，试图通过借用的方式输送某种消费观，从而加快商品的接受和资本的流通。各种资源的跨界趋势在客观上使区域文化的重要性更为凸显。由此，人们在面对他者文化的同时也从不同的角度反观自身，于是，文化的空间意义与文化的内在精神在构成张力的同时，亦提供了一种他者与自我互为结构的认知框架。经济生活的同质性以及文化资源的衍生价值，再一次引发了对区域文化的思考。“‘我们只能以短暂的和空间的特定方式深入真实生活的场景才能靠近文化。’文化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们是以诸如宗教、语言和种族为基础的共享意义体系。”width=15,height=15,dpi=110概言之，只有看到当代经济与文化互为结构的逻辑，才能更为清晰地看到包括文化资本在内的现代性问题的症候。所谓现代性的问题就此包含了最为必需的空间角度，即“现代性是由语境和事态构成的，它可以被理解为在世界上的特定时间和特定的地方生存的具体特征”。width=15,height=15,dpi=110不难理解，当文化商品化的生产与销售链成为全球现象之时，也同时出现了不同区域的“地域性”或“地方性”书写，即“在人文地理学的范畴中所指的是各个不同的地方如何因应外来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的势力，因而在作业、制造、生活与习尚上，发展出各自有别的表达方式。”width=15,height=15,dpi=110由此，全球文化的流通与地域性表达成为并行的现象，它进一步触发了文化地理学的历史性出场。而文化地理学对于传统的人文学术的介入，则可以帮助人们透视对象之间所具有的意义图示(maps of meaning)。width=15,height=15,dpi=110这一点对于文艺研究尤其重要。

像中国这样幅员广阔的国家，更应当充分考虑地域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因为将不同区域的文化史及其文艺史的现象加以简单叠加，并不能等同于某种丰富性。从区域的外部条件来看，在气候和种植条件相对较好的地方，其生活必需品的生产成本也较低，继而人们在拥有更多单位时间和相对富裕的前提下，会将其闲暇时间更多地投入文化生活之中，在使生活精细化的同时也更注重情感的表达形式。所以，这些地方的文艺形式也往往更加多样，其表现方式也更为细腻。中国是在同纬度板块中较早形成农耕文明的区域之一，其文明形态和文艺类型与主要的种植区域有关，即华北、东北、华南、中部及西部。这些种植区的群体在差异性的自然条件下，形成了不尽相同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传统，地方性文化特点十分明显。因此，各区域文艺文本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往往与其周边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文化密切相关。例如：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多为黄河流域(包括山西、甘肃、河北以及山东等地)的民谣和配乐的歌词，集中了古代中原地区的歌、乐、舞相结合的朴素形式。因此，这一诗歌总集题材异常丰富，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包括大量的动植物称谓，而且，在表现方式上也将人的活动与自然要素融为一体，构成某种早期的程式化表述。“在《诗经》中有已知最早的四重读音节的四行诗范例，头两行描写一些生物现象(通常是植物的)，次两行则用诗人强烈的情感关切——通常是浪漫的并每每是性爱的——与之对应。”width=15,height=15,dpi=110而《楚辞》虽然没有进入“经”之系列，即“从未得到过帝国的官方承认，但它对后来整个中国文学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意义重大的。”width=15,height=15,dpi=110这种影响正是其所具有的地方性表述特点所内在的文化地理要素，因为“楚辞渊源于中国江淮流域楚地的歌谣”width=15,height=15,dpi=110，与源自中原地区的《诗经》在内容和形式上均有所不同。

正是由于中国的幅员广阔，各区域在地理、气候、物产以及生活习性上都极具地方性特质，所以，所谓的“通俗文学”(popular literature)和“民俗文学”(folk literature)在各地的文艺样式中都有丰厚的表述。width=15,height=15,dpi=110虽然上述两个英文表述的语义与中文略有差异，但在总体特征上有着共同点。中国通俗文学和民俗文学在其民间说唱和地方戏曲中表现最为集中，前者指“流传于乡镇间的说唱文学。它兼有说、唱两方面的特点，把文学、表演、音乐融为一体。民间说唱的内容多取材于戏曲小说、演义、历史故事以及民间生活和民间传说”width=15,height=15,dpi=110；而后者主要是风格多样的戏剧，虽然中国戏剧中许多类型可以追溯到秦朝之前诸侯国的祭祀活动，但成熟阶段则是从两宋时期开始的。width=15,height=15,dpi=110这些地方戏剧往往随着中国城镇以及人们活动范围的扩大而获得跨区域发展，其间还与科举制在元代的中断有关，因为这一现象迫使一些读书人转而去写创作性的说唱和戏剧文本，导致这些“不入流”的书写不仅更贴近市民生活，而且亦有文采，在形式上也更为灵活。重要的是，中国古代戏曲与文化地理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昆曲发源地在苏州，豫剧在河南等等。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戏剧与城市关系的美国汉学家奚如谷(Stephen West)教授认为，中国古代戏剧有三类传统，即北方的杂曲(tsa-ch’ü)或北曲(pei-ch’ü,northern songs)；南方传统，包括南戏(nan-his)或温州杂剧(Wen-chou tsa-ch’ü)；以及川戏(Ch’uan-ch’i)和昆曲(K’un-ch’ü)等；再有皮黄(p’i-huang)和秦腔(ching-chü)等等，各种戏曲的文化成分既是独特的，也是杂糅的。width=15,height=15,dpi=110由于生产和生活样式差异较大，各地的戏曲也带有明显的语言、服饰、表演以及音乐的特质。例如：起源于唐代的黄梅戏，其前身与江南各地的茶叶生产与收获庆典有关，这一表演形式“原为安徽、湖北、江西三省交界地区流行的‘黄梅采茶戏’，其中一支流入安徽怀宁一带与当地的说唱艺术结合，并接受青阳腔和徽戏影响，形成黄梅戏。”width=15,height=15,dpi=110这一戏剧形式在融入了宋代民歌以及元杂剧成分以及性别要素后，尤以剧情、唱腔及表演细腻著称，至明清已经十分流行。而西北古老的秦腔，俗称梆子腔，则是起源于古代陕西和甘肃一带的歌舞。虽然秦腔在后期的发展中分成了不同的流派，在具体剧作中也有细腻的部分，但总体特点比较突出，即唱腔高亢，人物率性以及动作粗犷等，这不仅呈现出戏剧人物的豪放性格，而且融合了北方各地方言和杂技表演形式，流传也十分广泛。其实，各地文艺形式与发展都与地方性文化与区域之间的交往密切相关。显然，对这一类文艺形式的研究，文化地理学视角十分重要，因为文化地理学所依据的正是“经历了不同形成过程的文化是如何汇集到一个特定的地方，这些地方又是怎样对其居民产生意义的。”width=15,height=15,dpi=110

文本结构往往会受到语言结构的影响，文艺研究中的形式主义方法一般都只能还原至文本的构成性要素，但是，这种重文本形式要素的分析不仅有可能忽略文本的生产性和流通性条件，并且有可能割裂文本环境与其内在要素之间的有机关联。由于文本环境包括历史文化语境、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历史意识和文化感知、技术与传播方式与观念的并存等诸多因素，因此，它直接关系到意义在特定空间的符码方式和呈现方式。通过文化地理学所透视出来的空间视域，可以有效地帮助人们把握文艺文本的意义生产机制，并可以追溯该文本在不同地域的定位以及流变轨迹。事实上，当代社会是“围绕连接个体和群体的方式而创建起来的。连接方式主要依照特定文化形式的流通而定，流通也决定如何使用和阐释那些文化形式。”width=15,height=15,dpi=110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地理学视角对于文艺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集中反映在几个相关的层面：其一，文艺类型的历史发生学都是在具体空间范围中展开的；其二，文艺文本包含了各个区域文化传统、生活场景、社会变迁与历史存在方式，其文本内的空间与文本环境的空间以及接受场域构成了对应性的交叉关系；其三，由于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流通现象，包括文化市场的共时性、主旨的蔓延、创作手法的借鉴、技术介入、媒体呈现及互动方式等，文艺类型与主旨包含了文本生产与消费的空间同质性。显而易见，那种静态分析文艺样本的美学策略、作者所处的时代特点以及文本构成的编码艺术等方式，一旦被纳入文化地理学的范畴中，无疑会受到挑战，因为“关注文本和语篇本身就忽略了它们如何作为连接个体和群体的方法，以及这些连接如何形成各种阐释性社会。”width=15,height=15,dpi=110

新千年是以“9.11”为标志的全球危机开始的，2020年由新冠病毒引发的超大范围疫情则迫使全球面对共同的问题，世界也由此进入空前复杂的后疫情时代。这必将使原本的地缘政治、国际贸易、区域合作等重叠交织的问题与矛盾更为突出。新的时期，文艺的形态与主旨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在此复杂的历史语境中，学界更需要将相关问题纳入新的地缘结构和文化地理视角之中进行审视。概言之，在以“重叠的疆域，交互的历史”width=15,height=15,dpi=110为特征的全球化时代，将文艺研究的基本问题置于文化地理学的视域中加以考察，重视地缘政治关系和文化地理因素在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中的作用，可以有助于我们把握文艺的意义生成机制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流变轨迹，这种以跨学科的分析模式必将推进现有的研究理路。

① 有关“自然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分类与界说，参见劳思光：《文化哲学讲演录》，刘国英编注，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xii页。

② 有关文化区域、边境地区和接触区的界定，参见〔美〕范发迪：《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袁剑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页。

③ 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69页。

④ 〔美〕朱迪斯·M·本内特、C·沃伦·霍利斯特：《欧洲中世纪史》，杨宁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

⑤ width=15,height=15,dpi=110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171页。

⑥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陈立点校，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93-194页。

⑦ 〔美〕迈克尔·格洛登等主编：《霍普金斯文学理论和批评指南》，王逢振等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第788页。

⑧ 张一兵等：《总序：重拾拜德雅之学》，〔英〕特里·伊格尔顿：《批评的功能》，程佳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总序第1页。

⑨ 〔英〕特里·伊格尔顿：《批评的功能》，第7页。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基本建设规模不断扩大，施工队一直在增加。[1]基本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混凝土生产能力的快速增长。大量施工的单位都需要运用到混凝土，混凝土在机械施工领域占据了一定的主导地位。所以，大幅度加强混凝土的机械化生产，是提高生产效率，改善机械施工的重要保证。[2]

width=15,height=15,dpi=110 width=15,height=15,dpi=110 width=15,height=15,dpi=110 〔美〕孙康宜、〔美〕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刘倩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45、584-585、106页。

width=15,height=15,dpi=110 〔英〕鲁惟一：《汉帝国的日常生活：公元前202年至公元220年》，刘洁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6页。

width=15,height=15,dpi=110 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页。

width=15,height=15,dpi=110 〔美〕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26页。

width=15,height=15,dpi=110 〔法〕谢和耐：《中国社会史》，黄建华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80页。

width=15,height=15,dpi=110 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232页。

width=15,height=15,dpi=110 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赵冬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1-22页。

width=15,height=15,dpi=110 〔法〕程抱一：《中国诗画语言研究》，涂卫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4页。

width=15,height=15,dpi=110 〔美〕卜寿珊：《心画：中国文人画五百年》，皮佳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页。

width=15,height=15,dpi=110 〔英〕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蔡玉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35页。

width=15,height=15,dpi=110 〔美〕玛格丽特·L.金：《欧洲文艺复兴》，李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03页。

width=15,height=15,dpi=110 〔英〕杰克·古迪：《文艺复兴：一个还是多个？》，邓沛东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7页。

width=15,height=15,dpi=110 〔美〕查尔斯·G.纳尔特：《欧洲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和文化》，黄毅翔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第172页。

width=15,height=15,dpi=110 〔德〕恩斯特·R. 库尔提乌斯：《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林振华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4页。

width=15,height=15,dpi=110 〔英〕彼得·丹尼尔斯等：《人文地理学导论：21世纪的议题》，邹劲风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26页。

width=15,height=15,dpi=110 〔美〕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8页。

width=15,height=15,dpi=110 廖炳惠：《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47页。

width=15,height=15,dpi=110 Peter Jackson, Maps of Meaning: An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Geography,New York: Routledge, 1989.

width=15,height=15,dpi=110 〔美〕尤金·N·安德鲁：《中国食物》，马孆等译，刘东审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页。

width=15,height=15,dpi=110 width=15,height=15,dpi=110 中国文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86、544页。

width=15,height=15,dpi=110 有关中国这两类文学的界说与发展轨迹，参见Victor H. Mari and Maxine Belmont Weinstein, “Popular Literature, Part I: Folk Literature,” in W. L. Idema, “Part II. Prosimetric Literature,” in William H. Nienhauser, Jr., et al., eds.,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75-82, 83-92.

width=15,height=15,dpi=110参见傅谨：《中国戏剧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6页。

width=15,height=15,dpi=110 Stephen H. West, “Drama,” in William H. Nienhauser, Jr., et al., eds.,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5.

width=15,height=15,dpi=110 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卷4，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第62页。

width=15,height=15,dpi=110 〔美〕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页。

width=15,height=15,dpi=110 width=15,height=15,dpi=110 〔美〕李湛忞：《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分析》，杨彩霞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25、24页。

width=15,height=15,dpi=110 参见Edward W.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3, p.3.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1)01-0063-06

〔作者简介〕王晓路，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客座教授，四川成都 610064。

(责任编辑：潘纯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