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件、空间、记忆与文化认同：国内外体育博物馆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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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空间、记忆与文化认同：国内外体育博物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刘 强1,2，杨海晨1*

（1.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2.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 体育学院，福建 福清 350300）

摘 要：通过物件、空间、记忆3个层面对国外体育博物馆进行分析，发现其具有以下特点：1）重视体育纪念品、运动服装、体育器材等体育物件背后对于文化认同的符号隐喻和表征意义；2）注重体育场馆、体育纪念碑、体育名人堂等博物馆空间中对于文化认同的建构；3）强调体育博物馆中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叙事结构对于文化认同的形塑。在我国体育博物馆相关研究中，基于发展脉络从史学层面进行的研究较多，而对于物件、空间、记忆与文化认同的梳理和诠释相对欠缺。因此，在借鉴国外体育博物馆的研究经验，加强对体育博物馆物件、空间、记忆研究的同时，更要注重体育博物馆在建构文化认同中的地位与作用，同时加强社会学、人类学等跨学科理论在体育博物馆研究中的应用。

关键词：体育博物馆；物件；空间；记忆；文化认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各地考察调研时多次参观博物馆，并提出“博物馆是个大学校”，要通过博物馆“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向国际博物馆高级别论坛致的贺信中写道：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中把“推动体育博物馆建设”作为“重大体育文化建设工程”的一项重要工作。

1915年，国际奥委会在瑞士洛桑建立的奥林匹克博物馆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座现代体育博物馆，自此到20世纪60年代，北美已有上百座不同规模的体育博物馆。如今，世界各国体育博物馆的数量持续增加，截至2012年，全球共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拥有体育博物馆，总数超过500个（王军，2012），并且种类日趋丰富，展示内容和形式不断创新。我国于1990年建立了第一座国家级体育博物馆——中国体育博物馆（王军，2015），至2018年，我国体育博物馆数量已突破100座（杨竞，2019）。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我国体育类院校中也兴建了一些国内知名的体育博物馆，如上海体育学院的中国武术博物馆和中国乒乓球博物馆、成都体育学院博物馆等。

在体育博物馆纷纷建成的同时，关于体育博物馆研究的实践与理论成果也逐年增多。查阅已有文献，国内外的研究均认为博物馆不仅是陈列和展示体育物件的地方，还具有科学研究的重要功能。但在基于藏品引发的理论层面的思考上，国内研究主要关注体育博物馆本身的功能、价值，认为“体育博物馆是一个陈列、研究、保存体育文化实物的场所，具有文物收藏、科学研究和社会教育3种基本属性，同时也有服务于社会的功能”（范汝强等，1997），“是宣传体育文化知识、弘扬体育文化精神、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以教育、研究、欣赏为目的征集、保护、传播并展出有关体育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黄洋等，2016）。此外，国内学界还意识到“文化认同是博物馆的核心价值”（兰维，2013；宋向光，2011），但目前尚未对此形成足够的重视。国外的研究者们则认为，体育博物馆作为体育文化发展的重要媒介，有助于帮助人们强化对所属群体归属感的理解和阐释，博物馆里的藏品、展示空间以及表征记忆的叙事结构从不同层面建构着民众的文化认同。基于这一基本观点，国外有的学者指出，现代体育博物馆是精神的“朝圣”之地（Coakley，2007；Watson et al.，2013），是“献给体育缪斯（muses）和体育精神世界的世俗庙宇”（Snyder，1991），体育博物馆如信仰一般呼唤着人们的灵魂，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

可见，国内外体育博物馆研究存在一定的差异甚至是差距。那么，国内外体育博物馆在文化认同研究中有何差异？国外学者如何通过博物馆里的物件、空间及记忆的叙事研究来建构文化认同？国外体育博物馆关于文化认同的研究对我国体育博物馆的建设有何启示及借鉴意义？针对如上问题，本文将对国内外体育博物馆的研究进行梳理并予以比较，以期为我国体育博物馆的发展提供参考。

1 文化认同视角下的国外体育博物馆研究
克利福德·格尔茨（1999）认为，研究地点不等于研究对象。人类学家不研究乡村，而是在乡村里做研究。格尔茨的论述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我们并不是在研究博物馆，而是在博物馆这个意义复杂的场域内做研究。博物馆外在的技术并不是本文关注的焦点，博物馆内的物质收藏、空间秩序、结构与博物馆背后的知识体系之间的互动关系所形成的核心议题——文化认同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文化认同指人类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是个体对其所属文化及文化群体产生归属感，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的社会心理过程。文化认同也是身份构成的过程，构成身份的元素是文化符号，例如地方、历史、族群、国籍和宗教信仰等。”（郑晓云，1992）。因此，文化认同也可以包括族群认同、地方认同、组织认同、国家认同和世界公民（全球）认同等维度。

体育博物馆“透过静态的视听、文字及以记忆为基础的展览，力求捕捉体育盛事令人兴奋的氛围，展现出鲜活的体育文化魅力”（Kohe，2010）。在体育博物馆中，藏品是其存在的基础。在一座以建筑为支撑的空间内，策展人（curator）通过空间秩序展览将博物馆里收藏的物件展示出来供观众参观和欣赏，而展示必然要围绕某个主题来进行叙事，将物件背后的故事与知识体系呈现出来，这种呈现也是策展人根据物件本身以及观众的记忆来建构的。为此，本文在梳理体育博物馆的文化认同时，将从物件、空间和记忆3个层面来展开。

鉴于不同体育博物馆会产生不同层面的文化认同，为了使体育博物馆的文化认同讨论语境更具体，还应对体育博物馆进行大致的分类。本文参考Triet（1991）分类，依据体育博物馆涵盖的主题和地理范围不同将其分为4类：第1类是国际体育博物馆，如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第2类是国家体育博物馆，如北京、巴黎等城市的国家体育博物馆；第3类是地方性体育博物馆；第4类是俱乐部体育博物馆。下文将据此对不同类型体育博物馆中的物件、空间、记忆所形成的文化认同分别进行阐释。

1.1 体育藏品等物件对于文化认同的表征
体育与物质文化并存并受其影响，体育博物馆是与物质文化密切相关的体育景观之一。物质反映了所属群体的文化归属，并展示所属群体的文化身份，也展示不同的话语权力。同时，物质文化也直接影响研究者对体育及其历史的诠释——当时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和态度。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物质文化照亮了体育的历史，并作为文化符码来表征人们的价值观念。“物质定义自然、世界和我们自己”（Lubar et al.，1993），我们也不断地通过物质重新发现和定义世界。

在体育博物馆中可以看到陈列和展示的各类体育物件：体育比赛的各种奖杯、奖牌，奥运会和世界杯等重大赛事的消费品和纪念品（如徽章、臂章、硬币、旗帜、邮票等），具有纪念意义的体育器材（如球类等）和运动服装等。这些物件作为藏品展示在体育博物馆中，是体育博物馆存在的基础。

相较于其他博物馆，体育博物馆中的藏品有其特有的主题和印迹，这些“物品、图像、运动服装、运动器材等都与特定的运动情境相结合，借助特定的运动情境表达了关于过去的意义，不同群体的人在物质文化中进行了不同的自我表达”（Borish et al.，2012）。这些物件背后所隐含的符号意义，是人们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所属群体、地方、组织、国家甚至世界不同维度的文化认同。在体育赛事、体育历史和体育景观中，这种需要“阅读”的物质文化知识丰富了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所以，体育博物馆的文化认同表达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物质文化所承载的运动情境的理解，通过对物质文化和体育历史进行理论化解读，从而深刻地认识这些“既反映又驱动了人类对体育理解的过去的物品”（Hardy et al.，2009）。

1.1.1 体育纪念品

照片、海报、绘画、印刷品或邮票这些体育纪念品看起来静止无声，但这些物品的发生场域值得认真研究与诠释。例如，Osmond等（2011）对1979年托克劳（Tokelau）发行的一枚30分（30-cent）的板球邮票进行了如下描绘：邮票以一名击球手和一名三柱门守门员为焦点，击球手在板球场上摆好姿势，准备击球，守门员则处在击球手后面探头观察。这样的场景看起来似曾相识，但在服装及打球动作等某些细节上却与西方的板球运动有所不同。邮票中的两名球员穿着体现托克劳民族特色的红色和绿色短裤，上身赤膊，打球的姿态看起来更戏剧化，更像舞蹈。击球手的位置更像棒球运动中打击手的位置，而球棒本身也比普通球棒更锥形。整体上，现场充满了热情、色彩和动感。Osmond等对邮票内容的详细描写，意在把这枚邮票放置到托克劳所处的历史“故事空间（story space）”中去理解。托克劳自1926年以来一直由新西兰统治，是联合国承认的非自治领土。邮票中的板球运动代表了被统治的托克劳人民对盛行于新西兰的这项体育运动的创造性参与，以及这项起源于英国的体育运动对当地社会文化的适应性改变。此处，Osmond等基于符号学理论反思了邮票如何符号化地表征文化在地群体的历史，以及邮票与博物馆在体育历史视觉叙事中的联系，并指出邮票已超越了最初的使用功能，隐喻了托克劳人对民族的文化认同，成为体育历史中突显托克劳族群的文化认同符号，并最终成为管窥托克劳民族抗争的象征载体。

同样，英国在1948年7月发行了一套纪念第14届夏季奥运会的邮票。这是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断12年后举行的首届奥运会，可以说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新起点。发行者希望通过这套邮票来铭记人们在战争中所经历的家园被毁、亲人逝去等痛苦，并希望后人珍惜和平与友谊的来之不易。之后，为纪念1966年世界杯首次在现代足球的发源地英格兰举办，英国皇家邮政发行了一套邮票。值得关注的是，在英格兰队获胜后，他们在其中的一枚邮票中加入了英格兰队获胜（ENGLAND WINNERS）的字样，意在通过这种具有纪念性的活动来突显出对地方的文化认同建构（Huggins et al.，2011）。除邮票之外，其他形式的平面艺术品或印刷品，如专为体育赛事设计的标志、个性化的书册和出版在报刊上的漫画等，也都是体育博物馆中常见的表征文化认同的媒介。

由于每个人的行为都会不可避免地受其族群文化的影响，藏品制作者在制作过程中，在追求艺术美感时还会有意无意地融入自身的族群文化特征，因此，透过藏品能感受到物件的族群身份以及表征制作者或者族群的权力意识。于是，国外学者除了研究藏品本身的文化认同表征外，也会注意到其制作工艺和背景在表征文化认同方面的符码作用，如有学者关注到藏品的制作过程及其类型，谁制作了它、什么时候制作以及出于什么原因制作，纪念品所有者、赞助人、制作者等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和文化认同等问题（Huggins et al.，2011）。

1.1.2 运动服装

通过展览，物品被赋予各种表征意义和现实价值，其符号隐喻和象征功能会产生一种“博物馆效应（museum effect）”（Henning，2006）。体育博物馆里的运动服装一旦被赋予了符码的意义，则具有了文化认同的表征作用。

Simon（1993）在研究中描述了一件博物馆里的藏品T恤。该T恤绘有一艘帆船，上面写道：“当美洲原住民已经在那里的时候，哥伦布怎么可能发现美洲呢？”创作者旨在借助T恤提供一份“反纪念”的申明，以抗议哥伦布500年前登陆（即“发现”）美洲，通过这种反纪念的形式来强化人们的地方认同或族群认同，以此让人们记住哥伦布地理大发现之后给美洲原住民带来的痛苦。这件T恤提供了一种历史的另类解读，从而引发历史知识再生产的可能性。同样，无论是地方还是国家队的运动服装，在表征族群身份上都具有重大意义，甚至赋予这些运动队引领时代的精神气质，如埃德蒙顿石油工人队（Edmonton Oilers）的球衣，就被认为象征着20世纪80年代“随心所欲的冰球运动”（Ramshaw et al.，2005）。

无疑，运动服装在表达文化认同、强化族群边界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而激发人们产生不同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上述事例可以发现，T恤反映了地方或者族群认同，运动球衣则表达了族群身份。而更为重要的是，当参观者和使用者真正接触到具有象征意义的运动服装时，也会再生产对于地方或者族群的文化认同。

1.1.3 体育器材

体育器材也被认为是体育博物馆文化认同建构的基础。Moore（2000）透过一个足球的例子说明了运动器材在表征文化认同上的作用。1966年7月，世界杯赛的东道主英格兰队在决赛中以4比2击败西德队，第一次获得世界杯冠军。当时的比赛用球被一名德国球员的亲戚保管，后被英国足球当局收购，并在曼彻斯特的英国足球博物馆中展出。如果我们把该足球放置到英国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去考量，则会发现，在英国战后历史上，很少有物品能引起这样的共鸣：该比赛用球不仅代表了英国足球辉煌的历史，也成为身份识别、促进包容和凝聚归属的话语媒介，最终成为表达民族-国家认同的物质载体。作为物质文化遗产，它表征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借助足球所进行的社会整合的努力。实质上，英国足球博物馆此举也是希望通过对足球历史和现实的“物化（objectifica‐tion）”，将足球作为一种记忆和认同物品，把国家认同融入在这种物质性中（Yang，2017），由此描绘出足球对英国这一世界足球强国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包含的特定含义。而对参观者来说，这些含义则是由个人经历以及更大的社会结构和解释框架所塑造的（Brabazon，2006），其塑造过程与策展人的决策不无关系。作为英国足球博物馆展出的一件物品，策展人员的决策过程赋予了藏品展览的“故事空间”，有意识地以此建构和强化参观者的国家认同。

在一些多民族或多种族国家中，国家会有意识地通过体育博物馆及其藏品来达到促进民族融合、种族和谐的目标，使不同的民族、种族、地方和阶层的公民迅速凝聚起来，消弭国内矛盾，强化文化认同。英国足球博物馆的案例让人意识到，足球可以作为一种表征认同的催化剂，让那些对正规教育不再抱有幻想的、被社会排斥也不想参与其中的人参与进来（Moore，2008）。例如，该博物馆与一些监狱和少年犯管教所合作，利用人们对足球的兴趣开办讲习班，主题包括黑人足球和种族主义、女子足球和残疾人足球等，利用足球这个媒介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促使他们转化思想。此外，英国体育名人堂里展示的板球也具有同等效应。此时的板球规则、文本等不仅是体育遗产的一部分，也是英国文化认同的一部分。更为重要的是，体育博物馆举行的板球庆祝活动可以消弭阶级分裂、抹平性别不平等，从而促进社会融合，并形成人们对族群和国家的认同与归属（Birley，1999）。

综上，无论是体育纪念品、运动服装还是体育器材，体育博物馆都把物件看作一种文化资源，将其理解为文本、隐喻、符号和象征，让参观者能够通过“真实的（au‐thentic）”过去物品和人工制品，来理解体育运动的既往历史，并影响当代人们的文化认同。

1.2 不同类型体育博物馆空间对于文化认同的建构
体育博物馆里的物品并不是随机地被摆放在那里，而是按特定主旨呈现在一定的空间中，让其具有表达社会情感的作用，以此建构人们之间共同的爱好，形成特定的观念等。由此，引发了学者对在体育博物馆空间中建构文化认同的思考。

在Lefebvre（1991）看来，空间并非只是一些冰冷的物理参数，而是被注入了人类的集体想象，在空间中“包含了大量的自然和社会对象，包括促进物质和信息交换的网络和途径”，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它“不再安静，而是成为了对抗、购买、销售、非正式即时接触和思想交流的工具”（Jackson，1997）。为此，Kohe（2010）将体育博物馆定义为展示、挑战和建构认同的新空间。借助历史文物在体育博物馆空间中的具体形式、展示风格、布局设计等，表达出展品对个人与集体的特定情感、怀旧和联想能力，让参观者文化身份的表达在与社会互动中开拓出一种别样的可能性。

由于具有纪念意义的体育场馆、公共纪念碑和体育名人堂等①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体育博物馆空间是一种泛体育博物馆或大体育博物馆概念，即具有纪念意义，能够教育公众、传播体育历史文化的体育空间都可以归为体育博物馆。基于此，具有纪念意义的体育场馆、纪念碑也可以作为体育博物馆的涵盖范畴。在建构不同的文化认同中具有一定的共性价值，下文主要挑选了这几类较为常见的体育博物馆空间展开论述。

1.2.1 体育场馆

体育场馆可以跨越阶级、种族和性别，经常扮演着人们之间相互联系和共同怀旧的空间角色，是建构归属感和认同感的有力传达者。作为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存储库，体育场馆营造了“一种常见的怀旧”（Synder，1991）氛围，在认同形成和巩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Bale et al.，2004）。

体育场馆及其设施作为运动员、运动队、社区进行体育叙事的文化空间，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体育遗产形式，成为球队和社区的标志（Gammon，2011），甚至能产生出一种类似宗教体验的现象（Gammon，2004），成为忠实球迷的“朝圣”之地（Bale，2000；Gammon，2011）。在这样的“运动大教堂”中，人们建构了所属群体、地方的文化认同。Ramshaw等（2006）以2003年在加拿大艾伯塔省埃德蒙顿（Edmonton，Alberta）举行的传统古典户外职业冰球比赛为例，发现地方和国家媒体借助体育场馆来建构地方怀旧特色，从而构建文化认同。加拿大之所以借助冰球来构建文化认同，是因为冰球是加拿大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有人认为如果冰球是加拿大的“宗教”，户外溜冰场就是“教堂”。溜冰场构筑起一座情感桥梁，有助于保存记忆，并成为疗愈伤痛的地方，是凝聚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和延续民族共同体生命的情感基础。其他一些著名的体育场同样具有建构国家或地方文化认同的象征功能，如芝加哥的箭牌棒球场（Wrigley Field）（Shea，2014）、波士顿芬威球场（Fenway Park）（Friedman，2007）、特威克纳姆体育场（Twickenham Stadium）（Ram‐shaw et al.，2010）等。

体育场馆与社区也有着长久而强大的联系，与球迷的记忆和地方认同息息相关。北爱尔兰的温莎公园（Wind‐sor Park）球场，是林菲尔德足球俱乐部（Linfield Football Club）和北爱尔兰国家足球队（Northern Ireland National Soccer Team）的所在地。这座球场的名字与英国皇室的住所之一温莎城堡相同，象征着北爱尔兰在英国的地位（Bairner，2008）。同样，一些经典的体育赛事，如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Wimbledon Tennis Tournament）和美国名人赛（Masters Golf Tournament）等与比赛场地也有着内在的联系。如若这些经典赛事挪至他处举办，便会失去其作为公众记忆的特性。此外，在足球比赛中，如托特纳姆热刺队（Tottenham Hotspur）和切尔西队（Chelsea FC）球迷在观看比赛时所喊出的口号，明确指向球队比赛的场地。如果一支球队更换场地，或者对现有的球场进行重新配置或改造，那么其中许多空间特定的口号可能会被更改、抛弃或遗忘（Ramshaw et al.，2005），球迷对于族群、地方甚至国家的文化认同也将随之重构，这样的情况在夏洛特黄蜂队（the Charlotte Hornets）主场几经更改的事件中已经得到了印证（Carter，2016）。

1.2.2 公共纪念碑

公共纪念碑不是简单的公共艺术装饰，也不是对体育成就的简单赞歌，而是通过对自然地理环境的改造来庆祝体育历史中那些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时刻、事件或行为（Phillips，2007），是文化空间的组成部分。除了纪念碑本身，那些附属于纪念碑的建筑物也是建构文化认同的信息来源，成为人们了解历史并延续传统的关键。作为公共艺术的体育空间，纪念碑除了表达对特定运动员的纪念，其所展示的故事、建造过程和空间外观等也为公众提供了理解“空间如何转变为象征性叙事的场所，以及地理景观如何被视为具有文化意义”（Springwood，1995）的机会。可以说，纪念碑既是故事的建构者，也是故事的传播者。它们使某些特定的故事得以传播，同时又将其他故事边缘化，并最终通过其“故事空间”塑造文化认同。

Smith（2011）分别阐释了用来纪念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National Football League，NFL）球员帕特·蒂尔曼（Pat Tillman），1968年奥运会选手美国士兵汤米·史密斯（Tom‐mie Smith）和约翰·卡洛斯（John Carlos），以及在1960年奥运会上获得3枚田径金牌的美国女性威尔玛·鲁道夫（Wilma Rudolph）的3座纪念碑的建造过程和美学特征，并将其视为有形的符号和图像空间，揭示了这些纪念碑如何讲述美国体育史上的传奇故事。以NFL球员帕特·蒂尔曼纪念碑为例，当他为应对9.11袭击而放弃职业球员的百万美元年薪为国家参军时，被公认为是一位美国英雄，后来蒂尔曼在阿富汗战争中牺牲，这使他的故事增添了更多的英雄色彩。国家为他所建的这座纪念碑，建构了维护国家安全的公民责任，提醒民众和平来之不易，于是，此处的公共纪念碑逐步与国家认同产生了联系。

1.2.3 体育名人堂

体育名人堂通过不同的空间设计，让球迷在感受那些表征过去的成功案例的同时，回忆起俱乐部具有代表性的杰出球员和教练员，从而满足俱乐部、球迷和大众等多样的文化需求，唤起人们的怀旧情绪。体育名人堂里的雕像越来越多地用于庆祝和标示体育的伟大，并被视为追随者（fans）族群身份与归属感的有形象征（Stride et al.，2013）。名人堂空间的多样性将支持者们聚集在一起，形成以兴趣为核心的共同体，产生对所属族群的身份认同。同时，名人堂中的“运动员”也是城市的象征和国家“不朽的英雄（immortal heroes）”。当崇拜者们站在运动员的雕塑面前时，神圣、庄严之情（Redmond，1973）以及对城市、族群或国家等的认同感油然而生。例如，英国的足球名人堂不仅是对退役者的纪念，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项运动本身的文化底蕴、族群的文化偏好以及俱乐部与球迷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Stride et al.，2013）。佛罗里达州（State of Florida）的国际游泳名人堂每周日会举办祈祷会，不仅是为了铭记运动员的贡献，也是为了凝聚追随者的族群意识。位于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的篮球名人堂设立了76扇彩绘玻璃窗，作为展示空间，每扇窗对应一位能被入选的篮球明星，以此来纪念、展示他们的成就，用以唤醒球迷对明星所代表城市、族群或国家的认同（Redmond，1973）。

综上，体育场馆、公共纪念碑、体育名人堂都是具有认同建构功能的体育博物馆空间，在文化认同的建构中发挥着不一样的作用。体育场馆和公共纪念碑作为一种地方性或国家体育博物馆空间，更多地建构了地方或国家认同，而体育名人堂则建构了族群认同、地方认同，有时也兼具国家认同。

1.3 体育博物馆中不同的记忆叙事对于文化认同的形塑
体育博物馆与生俱来具有一种联结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能力，策展人在博物馆空间中藉由叙述体育人物、物件、赛事等过去的样子，来勾起那些希望了解体育历史、想要接受教育甚至仅仅是出于娱乐需要的人们对过往的回忆，激起他们对个人和集体记忆的共鸣（Ramshaw et al.，2005），并不断地围绕个人或集体记忆来重新诠释和建构体育历史（Kohe，2010），从而形塑地方、族群甚至国家认同，最终达到通过庆祝、怀念和保护过去来影响现在与未来的目的。如果没有对体育博物馆中物件、空间所蕴含的记忆产生共鸣，人们可能从一开始就将屏蔽这些记忆，正如Gillis（1994）所说：“任何个人或群体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推移而产生的认同感，都是通过记忆来维持的。”体育博物馆从事的正是构建同一性并唤起个体记忆或集体记忆，从而激发文化认同的工作。

当然，集体记忆是在个体记忆的基础上形成和建构起来的，二者很难做到截然两分。因此，在下文论述体育博物馆建构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时，有些内容可能会有一定的交叉，但是对本文所论述的主题来说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1.3.1 个体记忆

个体记忆是个体从社会生活中获得的对历史的记忆，在与他人的互动中被忆起，并在社会背景中为了符合特定期望而被重建（刘亚秋，2010）。博物馆和展览被视为个体记忆和历史事实交汇甚至碰撞的地方。在体育博物馆中，个体记忆的唤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体育物件及空间的诠释，从而使参观者产生积极的归属感，并在引起个体记忆的同时，引发个体对族群、地方甚至国家的文化认同。因此，“缪斯（muses）”的角色不仅在于通过艺术品及文本来识别和记录记忆，而在于通过将个体记忆与历史事实更广泛、更正式的解释联系起来，去缩小历史和记忆之间的差距（Kavanagh，1996）。

博物馆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个体记忆的主观性和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在这里互相碰撞，使其动起来、活起来（Crane，2000）。尽管有批评者认为，体育博物馆并不完全具备这种相互作用的复杂性（Lindberg，1990；Vamplew，1998），但是更多的学者对此做出了肯定回应。Johnes等（2003）就认为英国国家足球博物馆在历史事实和个体记忆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它首先关注球迷的经历，然后在展览中鼓励观众将他们的个人经历和记忆跟广泛的足球历史联系起来。同样，一名运动员或一项赛事也会与观众的个体记忆交织在一起，如罗宾逊（Jackie Robinson）在美国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他在棒球上的成就。1947年，罗宾逊打破了肤色障碍，成功加盟美国职棒大联盟（Ma‐jor League Baseball，MLB）的布鲁克林道奇队（Brooklyn Dodgers）。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种族偏见一直左右着社会各个阶层，罗宾逊作为第一位黑人球员登上大联盟，被公认为是近代美国民权运动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他的事迹动摇了当时这个国家对种族的世俗偏见，唤醒了被歧视黑人的个体记忆，使他们不需要成为一名棒球狂热者就能理解和欣赏他的成就，并让“棒球是我们真正的熔炉（baseball is our real melting pot）”（Fitts，2020）逐渐成为现实，推进了各种族在棒球运动甚至体育界的族群融合（Ramshaw et al.，2015）。此外，为了唤醒观众的个体记忆，发挥体育物件和体育人物在社会意义互动建构方面的作用，新西兰体育名人堂利用空间设计，将体育纪念品、服装、照片和生动的评论融为一体，呈现出一种清新的氛围，让观众可以悠闲地欣赏涵盖各种主题的展示。这些展示代表国家体育的历史成就，成为人民热爱体育的永久庆典（Kohe，2010）。

体育博物馆通过保存、展示和诠释体育历史，为参观者创造了与体育的审美价值感性联系起来的机会，个体记忆通过体育博物馆的展示可能会被唤醒，从而使个体了解体育的文化价值及其与自己生活的关系，产生个体归属感（Kohe，2010）。当然，这种归属感还应依据体育博物馆中具体的象征物而定，可能是对族群的认同，可能是对地方的认同，也有可能是国家的认同，还有可能是其他。

1.3.2 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是指在社会中那些藉由各种媒介保存和流传，并经常被社会成员或群体成员分享的共同记忆（刘亚秋，2010）。体育博物馆既保存了各种比赛、物件的故事，也流传着运动员、团队和赛事背后的故事，这些故事在博物馆中被社会成员共同分享，构成了叙述集体记忆的部分素材，并超越了体育活动或赛事本身。在这些集体记忆中，追随者们相互分享与运动相关的过去，即使那些过去并未与他们的生活直接产生过联系，但他们还是通过分享而把它作为一个地区、族群或国家记忆的延续。此外，人们还会在参加或观看体育运动，以及参观体育博物馆的过程中，形成以地区、族群或国家等社会空间为中心的集体忠诚。

爱尔兰最具标志性的建筑克罗克公园体育场（Croke Park Stadium）是盖尔运动协会（Gaelic Athletic Association，GAA）博物馆的总部，也是整个GAA的精神家园。GAA成立于1884年，成立初期旨在推广爱尔兰传统的盖尔式足球、板棍球、手球及跑柱式棒球等，希望借此凝聚族群以抵抗英式体育和英国殖民同化政策。但之后英国颁布了天主教徒①约92%的爱尔兰人信奉天主教。无权参与GAA一切活动的禁令，叠加1920年11月21日爱尔兰蒂珀雷里郡（Tipperary County）与都柏林（Dublin）足球比赛中英国军人枪杀14名手无寸铁球迷的“血腥星期日”等事件，加速了爱尔兰人的独立运动。爱尔兰人为了纪念GAA为民族独立所做的贡献，于1998年在克罗克公园建造了GAA博物馆。所以，在Carey（2004）看来，“克罗克公园既是关于生活的，也是关于集体记忆的”。体育博物馆除了用来强化为民族独立所做努力的集体记忆，还会通过建构集体记忆来消除种族歧视、形塑族群认同。Phillips等（2014）对澳大利亚一个土著聚居地瑟堡的配给棚博物馆（Cherbourg’s Ration Shed Museum）以及相关的体育文物、故事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发现瑟堡土著在殖民地时期通过板球和足球比赛来证明“土著也可以战胜白人”，借此反对“制度化的种族主义（institutionalized racism）”歧视。Phillips等由此提出，此时的体育具有双面特性，它既是一种用来排斥、惩罚和压迫土著的活动，同时也是消除种族歧视、形成族群认同的纽带。Yang（2017）还提出，足球博物馆增加了让公众参与讨论历史和认同问题的可能性。在对英国曼彻斯特国家足球博物馆和中国临淄足球博物馆二者如何代表足球历史、构建文化认同、促进不同足球文化之间的交流进行比较后，Yang认为，通过这样的跨文化比较能唤起人们的怀旧和民族自豪感，有助于国家认同的表达和建构。

综上，无论是个体记忆还是集体记忆，其实质都是在就该记住什么和该忘记什么之间进行着的一场斗争。这种斗争不仅发生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也发生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这个角度来看，应反思体育博物馆应如何利用其展览中的怀旧情绪，使体育在人们的个体生活和集体经历中建立起必要的情感纽带，跨越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距离，形塑对地方、族群甚至国家的文化认同。

2 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特征及与国外的比较
国外体育博物馆的研究注重体育博物馆里物件、空间以及记忆背后的叙事结构，强调博物馆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来建构文化认同的观念。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体育博物馆管理者和研究者对我国体育博物馆的审思，逐步激发了国内学者对我国体育博物馆的藏品意涵、功能释放、发展路径等问题的探讨。

2.1 关注体育博物馆的宏观功能及价值解读
文献梳理显示，学者们对国际体育博物馆发展及其组织进行了调查（王军，2002），也对我国体育博物馆的发展史进行了研究（黄洋等，2016）。他们认为，体育博物馆对唤醒记忆和传播体育文化、培养体育兴趣、提高审美意识、宣扬公平竞争等具有重要的作用，是体育文化传承的载体、发展的基础和创新的资源（陈沫等，2016；李尚滨等，2008；王军，2009）。由此可见，我国研究者普遍认可体育博物馆在体育文化传播及发展等宏观功能与价值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

2.2 注重体育博物馆发展路径的应用性研究
学者们发现，我国体育博物馆存在总体数量偏少、发展不平衡、管理方式单一、职能发挥不充分、文化功能挖掘不足，缺乏大众基础、体育文物藏品征集缺乏正常畅通的渠道、经费不足、比例失调、体育文博专业人才缺乏等问题（陈沫 等，2016；崔乐泉，2000；李尚滨 等，2008；廖涛，2004；任薇 等，2008；王军，1997，2009，2015；杨竞，2019）。为此，建议从资本、策略、传播等理论层面揭示不同性质的体育博物馆运营、发展的共性（朱静，2019）；采用藏品、信息、文化协调创新递进式的合作发展层次，采取项目式、联盟式和虚拟式等多种合作模式（黄洋等，2018）；在坚持国家投入为主的同时，积极探索依靠社会力量办好博物馆的路子，树立服务意识，为观众奉献精美的精神产品，积极与社会联系，加强自身形象的宣传和特色展览的推介，加强国际交流（崔乐泉，2000；任薇等，2008）；构建政府体育公共服务体系下的体育博物馆，通过横向跨界合作建立体育博物馆的联合会体系，发挥体育互动体验的专业特色优势（宋秀平，2019），与城市发展自觉结合，着重挖掘与开发奥林匹克精神，努力成为行业内部重要沟通力量，成为行业文化宣传者，成为课外和社会的教育场所（华伟，2017）。可见，学者们对体育博物馆的硬件设施和基础建设关注得比较多，我国体育博物馆的发展尚处在基础建设阶段。

2.3 如何诠释“文化认同”是中外体育博物馆研究差异的重要维度
与国外体育博物馆研究者一样，我国学者们普遍认为体育博物馆的物件、空间、记忆极具研究价值。

1）基于物件的研究。武江生（1999）对中国体育博物馆的陈列进行了构思。覃深（2018）认为体育博物馆藏品具有社会文化属性和档案属性，具有史料、精神、教育价值。在体育博物馆陈列的一座座奖杯，一枚枚金牌，就像一座座丰碑，记录着珍贵的体育历史，传诵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王军，2000）。郝勤等（2016，2019）对成都体育学院博物馆馆藏宋代抱鞠童子彩绘陶以及秦始皇陵K9901出土的角抵俑及铜鼎进行了深入考证，揭示了这些物件对中国蹴鞠史、摔跤史及举重史的意义及价值。苏肖晴（1999）通过体育邮票的研究，提出体育邮票能够创造和展示出一个美的世界，不仅可以使人们了解奥运会的过去及奥林匹克精神，还可以促进集邮者的文化素养、教育水平和精神风貌的不断提高，对开阔眼界、陶冶情操、增长知识、丰富文化生活以及加强各国、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增进集邮爱好者之间的友谊，都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

2）基于空间的研究。王军（2009）对体育博物馆的可持续性发展进行了思考，指出“馆舍是博物馆的阵地，馆舍问题已成为影响博物馆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症结”。博物馆的环境如门庭、建筑、庭院及其附属设施的设计、规划和实施意义深远，建设时需要注意建筑、门庭及雕塑等设计和规划的文化内涵。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尽量地同博物馆的性质、所反映的主题内容等协调起来，并考虑普通参观者的审美情趣，使他们能够在其中得到身心的陶冶（范汝强 等，1997）。

3）基于记忆的研究。杨竞（2015）认为，博物馆既与“记忆”和“知识”相连结，又与私人领域和公众领域相牵涉。博物馆作为储藏记忆和制造知识的文化机构，兼具持有历史叙述与公共展示的权威。体育博物馆的活化有利于深入挖掘体育文物背后的故事，通过展览、教育、展演、互动等多种形式使观众能够感知到、触摸到体育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有利于建构公众对中华传统体育的集体记忆，唤起人们对国家的文化认同，为文化自信的生成提供优质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养料，从而推动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朱静，2018）。刘荃（2016）以南京奥林匹克博物馆为例，认为南京奥林匹克博物馆建设中将奥林匹克文化融入南京的历史记忆之中，成为举办城市永久的集体记忆和体育文化地理的标志性建筑，不仅建立了南京作为“体育城市”的“意义图式”，而且构筑起社会民众对南京的认知，强化了社会公众对南京的城市识别和认同。王军等（2016）对中国奥运人物语录进行了研究，提出通过采访运动员参加奥运会背后的故事，从而了解运动员的人生旅程。黄婷（2019）认为GAA博物馆是民族认同得以展现的载体，提出体育史学界应结合博物馆行业探寻体育博物馆价值的发展研究。

综合上述分析，对比国内外相关研究，国内体育博物馆研究大致存在以下问题：1）目前我国对体育博物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博物馆学史和现状的研究，对文化认同观念只是一种基于表层的意义阐释，与国外对体育博物馆物件、空间、记忆的深层挖掘相比，只是意识到了物件、空间、记忆对文化认同的重要性，但如何去实践与诠释的研究成果比较少；2）我国体育博物馆尚处在基础建设阶段，无论是基于博物馆学史进行的现状分析，还是立足宏观视角对博物馆的定义、类型、功能进行的阐释，仍然倾向于一种文献式、自上而下的、去脉络化的研究，相比国外基于体育博物馆本身的物件、空间、记忆进行的微观研究，缺少对体育博物馆内物件意义和文化认同建构的深描；3）个案研究仅是基于博物馆的一种宏大叙事，与国外对体育博物馆物件以及物件背后人的互动关系的研究相比，缺少对于空间展示以及体育博物馆背后人的活动的研究；4）与国外体育博物馆对个体和集体记忆对不同文化认同维度的形塑相比，我国学界缺少对体育博物馆背后的历史叙事及其所反映的个体和集体记忆进行深层次挖掘和诠释的研究；5）我国体育博物馆的研究尚聚焦于学界称之为“物”的“平面视角”，而国外已经从对“物”的关注过渡到由“物”所承载的空间、记忆及所呈现出的文化认同层面上的“立体视角”；6）与国外体育博物馆从不同维度与层次表征和建构文化认同相比，我国体育博物馆建设中对此关注较少，在认同表达上较为单一，主要定位于国家或地区认同。

3 我国体育博物馆研究展望
1）博物馆中的物件作为文化符码表征人们的价值观念，物件的制作、收藏、陈列及展示背后具有特定的文化逻辑。未来研究应加强对体育博物馆物件意义的阐释，探求物件背后的文化脉络对文化认同的表征。应该通过物件的表征以及背后的“故事空间”来阐释体育物件的文本、隐喻、符号和象征意义，来解读体育博物馆是如何通过物件来建构文化认同的；不仅要研究物件本身，还应从物件与人的关系以及人在物中的活动来分析族群文化对物件的影响，如族群文化是如何通过物件来展示或者形成认同的；通过体育博物馆中的物件来探寻策展人或者博物馆工作者对博物馆藏品展示或陈列的内在逻辑与动机，解析策展人的决策过程以及物件是如何被赋予意义的；洞悉体育博物馆中的权力关系并解读其政治学意涵；关注体育物件的制作，如物件的形态及类型、谁制作了它、何时制作、缘何制作以及所有者、赞助人、制作者或主体之间的社会身份和关系等问题。

2）体育空间的设计风格背后体现不同的政治学和权力意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此会产生不同的文化认同想象，并建构出不同的文化认同观念。基于国外经验，后续研究应关注体育博物馆是如何通过搜集、收藏特定社会中的某些器物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物象表述系统，即博物馆展览空间秩序背后的人类知识到底是如何塑造博物馆形态与分类的；体育博物馆空间是如何被建造出来的，是依据什么样的文化脉络和理论进行设计的，在空间的建造过程中又是如何处理其中的权力关系的；作为参观者，是如何看待体育博物馆的空间对文化认同的建构的。

3）体育遗产激发了公众的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博物馆作为体育遗产的保护场所，体现着地方、族群、国家之间的互相形塑关系，能建构和形成人们对地方、族群甚至国家身份的文化认同。借鉴国外经验，后续研究应注重体育博物馆对记忆和文化认同的研究；应关注体育博物馆是如何建构记忆的，以及如何通过博物馆里的物件、空间来唤起人们的记忆的；参观者通过体育博物馆的游览和参观，能引发什么样的情感体验，对参观者个体记忆的反省和集体记忆的形成是否产生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体育博物馆里的个体记忆、集体记忆是如何体现和呈现的，对文化认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等方面。

4）体育博物馆是通过空间整合进行记忆生产与再造的场所，且通过物件、空间及记忆三者共同塑造和建构体育博物馆的多样文化认同。因此，后续对体育博物馆的研究可以考虑运用对“文化”有独到见解的人类学理论与方法，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深耕于某一个体育博物馆案例，从自上而下视角、文献研究方式转换到自下而上的、他者的经验与体验视角，对博物馆里的物件、空间以及记忆进行研究。

5）体育博物馆的研究不仅涉及体育学和博物馆学的知识，更是融合了历史学、社会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知识，且不同类型的体育博物馆有不同的特点。因此，在研究中应该注意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初衷，加强理论对研究的指导，结合认同理论、记忆理论、空间理论、表征理论、族群理论以及博物馆人类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知识进行探析；研究不但要注意理论的应用，也要重视理论的创新，开拓我国体育博物馆学研究的新视野。

6）国家认同的构建应该是我们建设体育博物馆的核心之义。国家是抽象的存在，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在普通民众心中国家是很难被具体感知的，只有通过特定的象征物才能激起民众的国家认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11）。因此，后续研究需要提升我国体育博物馆认同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可以通过族群认同、地方认同来共同建构国家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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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s，Space，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A Review of Research on Sports Museum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Suggestions

LIU Qiang1，2，YANG Haichen1*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 Science,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108,China;2.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Fuqing Branch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qing 350300,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dentity,foreign sports museums are analyzed from three aspects:objects,space and memory.It is found that foreign sports museums have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1)stress the symbolic metaphor and representative meaning behind sports souvenirs,sportswear,sports equipment and other sports objects to shape cultural identity;2)emphasize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museum space such as sports venues,sports monuments,sports halls of fame,etc.3)value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individual memory and collective memory in the sports museums to develop cultural identity.In contrast,most studies on sports museums in China are condu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i.e.history,while few studies are carried out from the deeper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objects,space and memory.Thus,it is proposed that based on learning from the research experience of foreign sports museums,we should not only deepen the research on objects,space and memory of sports museums,especially pay attention to the status and role of sports museums in constructing cultural identity,but also attempt to apply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and other interdisciplinary theories in the study of sports museums.

Keywords:sports museums;objects;space;memory;cultural ident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