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北农学社团的缘起与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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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西北农学社团的缘起与演进*
杨 瑞

[摘 要]农学团体作为近代中国农业知识转型中的重要产物，充当了农学界人士联络同道，共同引介域外现代农学知识并用以推进本土农业现代化的特殊津梁。在地理分布上，近代农学团体肇端于开港以来的东南经济文化发达地区，此后由南而北、自东至西展开，这一历史进程从戊戌时期一直绵延至抗日战争前后，既是一部西北农学社团从无到有的演化史，也是一部近代农学知识的西进史。其原初形态渊源于戊戌时期关中士子讲学结社，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民间独立结社则要迟滞到20世纪30年代，因缘于农业“抗战建国”和“开发西北”现实需求而乘势兴起。其历时演进充分彰显了近代农学知识生产、农业改进和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二重变奏，其农业建设与救亡图兴相表里。

[关键词]近代中国；西北农学社团；农学知识；农业改进；西北开发

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创立近代中国历史上首个农学团体——农学会[注]关于近代农学团体之起源，有人认为，清代学者潘曾沂1834年在其家乡江苏吴县丰豫庄组织学习研讨农业知识的“课耕会”，类似现代农学会(王永厚：《潘曾沂及其〈丰豫庄本书〉》，《古今农业》1992年第1期，第54页)；也有人认为它是中国“第一个具有农学会性质的早期民间团体”(林庆元：《林则徐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页)。揆诸历史，其实以上两说皆不确实，因为“农学会”概念之名实，完全引自于域外而不是中国本土文化所固有，尚与海外文化风物隔绝的丰豫庄及潘氏难以想见。可见忽略历史的事实联系而无限放大主观能动性，以外来后出概念条理中国历史故实，难免会有削足适履、牵强附会或者生硬比附之弊。1912年5月15日，孙中山在公开场合曾表示当年创设农学会，实际是以此作为“革命之秘密机关”(孙中山：《在广州农林试验场的谈话》，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编：《孙中山全集续编》，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48页)。故有人说它是“外假农学会名义，以掩饰外界耳目”，即以掩护广州兴中会的革命活动，但应注意孙中山对兴农学以富国力一贯重视，并手订农学会章程若干条，亟言“中国非研究农学振兴农业，决不足以致富强”之实(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页)。综合而论，广州农学会至少具备了农学团体雏形，可谓是名副其实的近代农业团体源头。，此后南北各地陆续出现了样式不一的农业或农产改进会、促进会、改良会、研究会、协进会、协会或社等团体，尽管各自的名称不尽一致，但其大体皆以引介传播域外的现代农学知识或农业技术，并用以改进本土的农业生产和经营为帜旨，它们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在地理分布上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特征。这些团体集中分布于近代率先开港的东南通商口岸城市，亦为现代农学知识传播的核心区域，西北、西南及东北等广袤的内陆边疆地区则分布较少；20世纪30年代“边疆开发”思潮勃兴，边地专业化农学团体方渐次兴起，诸如绥远农业学会、西北农学社等在“西北开发”声中先后创立，并都大约经历了一个在东南农学中心地带创立，而后向内陆边地迁移的过程。这些团体利用同乡同学渊源关系广为联络，进行组织扩张并试图影响政府决策，开展农业调查、试验、研究和推广等系列活动，客观上对西部现代农学知识成长、农业生产和经营的观念和方式变革产生了深刻影响，因之，它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中不可忽略的重要一环。

毋庸讳言，西北边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农学结社的出现确实迟滞于东南等地区，缘于地缘、经济及文化等因素局限，其先天的存有不足，又因政治因素干扰使其发展受限，人们一般不加重视。故而在宏大历史叙事主导下，类似组织的缘起、演进以及苦心孤诣沟通中心与边地的思想和行事亦长期乏人关注，无形中成了历史“失语者”[注]近来有所涉及，主要集中于绥远农业学会，一是在探讨民国绥远旅外学生群体时对其组织及刊物偶有论及[王明亮：《民国绥远地区旅外学生研究(1912—1937)》(硕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师范大学2018年]；二是从科技史角度介绍了该团体的科普活动[费梦晗：《1928—1937年绥远地区自然灾害背景下的农业科学技术普及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师范大学2018年]，但其史料发掘、深入程度等均显不足。。客观而论，边地农学团体是近代农学团体谱系中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且充当了沟通中心与边地并将现代农业文明的最新成果引向边地的要角，其中所蕴含的现代意义与实际作用，不仅在经济上有助于促进边地开发和建设，且对巩固边疆地区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及边防安全，乃至建设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意义，更不容小觑。鉴于此，本文尽可能地从发掘和重建西北农学团体缘起演进的史料史事入手，从中蠡测西方现代农学知识与农业文明成果，如何借助团体力量从中心向边地流动，进而揭示并重审它们长期以来被遮蔽的历史价值。

一 刘光蕡与西北农学社团之缘起
近代所指称的“西北”名词概念，其“能指”大概相当于地理方位意义上的“西北”全域，内涵为泛指且外延较为模糊；“所指”方面，在时间上由远及近地历时性演化，其内涵为特指且外延逐渐清晰具体。及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西北”一词在行政区划上涵盖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绥远、察哈尔六省以及蒙古等地，尽管各地自然与人文细部差别甚大，就其共性而言，又同属于干旱少雨区和旱农区，因此，遂又将其全部或其中几个部分看作一个自然与人文互为交叠的整体。追根溯源，西北农学团体组织当缘起于清季维新变法运动时期关中的士人结社，就此而言，较之京沪地区的早期团体亦不算晚；而且，两地间亦有较为紧密的人脉联系，并非彼此隔绝、互不相干。因此，追溯西北农学团体的缘起与演进，应当把它们放回到近代农学团体渊源流变的整体脉络中考究其互动联系，探寻西北与其他文化区块之间的事实联系及其在整体历史中的位置；见树不见林，就西北论西北，反不易得其缘起演进的实态和整体面貌。

如果将西北农学社团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整体来看待，按照历史时序，它的发展演进史大约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依次展现了边地与文化中心农业知识和思想交互作用下不同组织样态的历时演进。第一阶段是农学团体滥觞期，亦即西北农学社团之缘起，其活动重心在陕西关中地区，由服膺新学思想的读书人在传统士人“讲会”基础上创成，在组织样式上既不完全照搬西方，又与定型后的学术社团组织迥然相异，盖属于“旧瓶装新酒”的过渡形态；第二阶段为现代学术团体孕育期，即西北各农事机关海内外农学生加入中华农学会活动时期，其活动重心在绥远等地；第三阶段为其独立结社期，即西北农学人士独立创办专业团体时期。

西北农学团体的滥觞，以关中地区读书人的讲学结社为中心展开，也就是刘光蕡主持的“复邠学会”活动时期。刘光蕡(1843—1903)，字焕堂，号古愚，陕西咸阳天阁村人，光绪元年(1875年)举人，与关中李寅(字敬恒)、柏景伟(字子俊)“订昆弟交”，并相约“以经世为己任，以气节互砥砺”，先后主持或授徒于陕西味经、泾干、崇实书院以及烟霞草堂等，被誉为“关学后镇”“关中近世大儒”。刘氏治学本宗“宋儒者之说，尤取阳明本诸良知者”，感怀于世变之亟，转而“务通经致用，灌输新学、新法、新器”[注]陈三立：《刘古愚先生传》，《学衡》1923年第19期，第2页。，旨在“合兵、农、商为一体，以树富强之基”，故李寅之子亦是其及门弟子的李岳瑞以为乃师“所见盖与习斋冥合，而发挥光大，极博与精而致于通”[注]李岳瑞：《烟霞草堂文集序·附识》，刘光蕡著、武占江点校整理：《刘光蕡集》，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页。；因其平生力矫宋学空疏流弊，吴宓以为其学在“李二曲、颜习斋之间，雄深笃健，能以至诚感人”[注]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诗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84页。。刘氏被时人称为“旷世之通儒”，实际也是关中维新运动的精神领袖。但以往以康梁为主线、以京沪湘为中心的戊戌维新史的主流叙述，对刘光蕡“维新家”身份及其领衔的关中维新活动以及与康梁互动等史事多有忽略[注]有学者认为，陕西的维新运动与湖南一样，是独立产生的，开始并没有受到康有为的影响，且刘光蕡与康有为、谭嗣同一样，都是维新变法的首倡者、领导人(参见任大援、武占江：《刘古愚评传》，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2页)。。

斯时，陕籍京官群体中倾向维新变法的人士，诸如山西候补道阎乃竹,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工部员外郎充总理衙门章京李岳瑞,户部主事王凤文、王步瀛,内阁中书雷延寿,候选府经历焦连城,举人张翰等，相与结成“西学会”“关西学会”等团体开展活动，以“经术言变法为本原”，宣告士林“勿尚琐碎支离之汉学，勿敬空谈无根之宋学”，力倡治习西欧民政、东瀛会社、文字语言、格致测算等新学[注]《京师关西学会缘起(附学规)》，《知新报》，1898年11月14日，第10页。。为争取同盟者，学会同人对“关西”一词的空间概念持广义认知。进言之，该组织虽以陕籍京官为主体结成，但又持入会者“不分畛域，一律延揽”的开放灵活态度，为争取外省籍同道入会打开了通道，因此籍贯系晋省的杨深秀亦顺理成章地加入。李岳瑞以康梁追随者忝列“帝党”中坚，并被光绪皇帝授命联络京内外维新各派，奔走于康梁与陕籍京官之间。缘此特殊身份，李岳瑞为有效沟通康梁与刘光蕡等京内外维新各派发挥了关键作用。有学者认为，李氏不但接受了康梁的变法思想，同时还打通了康梁与刘光蕡的联系渠道[注]参见孙志亮等主编：《陕西近代史稿》，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5～166页。。师生二人以书函频密联系，不仅出于世交与师徒厚谊，更在于互相引为奥援的实际需求。李岳瑞通过书函传递最新时务信息，而且把每期的《时务报》寄赠刘氏100份，分发给关中士子以开阔眼界，并争取对变法的同情支持。从刘氏一方看，李岳瑞不失为一条及时获悉内廷密情、时务动态以及新学知识的重要渠道。更重要的是，经由李居中引介，刘得以结交康梁并扩充其在京师的声名。刘光蕡与康梁之间，既有思想与政见上的契合和共鸣，譬如，梁、刘二氏对于中国“今日显祸，固在东南，隐患仍在西北”以及经营西北的特殊战略意义认识若合符契；同时互有实际需求，刘氏很大程度上意在借重康梁，以便获得思想上的启发和事业上的赞助，如梁氏以“兴学为主义”“兴小农”“兴地利”以及“中学西学不分为二”等思想观念，对刘氏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注]梁启超：《复刘古愚山长书》(1897年)，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9集，函电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43～345页。。康梁亦借彼来扩充维新思想在关中官绅群体中的影响。无疑，李岳瑞对沟通刘光蕡与康梁、京师与关中维新运动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客观上有助于启发关中士子新知、刷新士林风气以及维新运动的发动和开展。

刘光蕡与康梁师徒通过书函及互赠书籍建立联系，互通声气，还专遣门人陈涛、邢廷荚赴京面见康梁。当然，刘氏对康梁思想既有辨别扬弃，亦有发挥自创，并不是一味追慕，盲目跟进。如其主张“镕中外旧新于一冶，以是为学，即以是为教，分课按时，躬亲督训。以性理、考证、词章，皆不克以救危亡，思以经世之学倡天下，使官兵农工商，各明其学，以捍国家，而其事则自乡学始”[注]王儒卿等撰：《陕西乡贤事略·清刘光蕡事略》，出版地不详，1935年铅印本，第156页。；为“力振兵、农、商、工之实学，力除记诵词章之陋习”，以革新关中“空虚”士风[注]《义学章程并序》，刘光蕡著、武占江点校整理：《刘光蕡集》，第254页。。他仿效康梁借学会以讲求新学西学之举，开创性地将“味经讲会”改设为“复邠学会”。此会即为西北农学团体之源头，与梁启超“合大群，拯大祸”，谭嗣同“合士群”、倡学会旨趣颇相契合，所以从组织样式看，它是追随康梁、步强学会后尘的结果。二者差别也显而易见，康梁主要以在大中城市的官绅及学堂中进行宣传鼓动为主；刘光蕡则将着眼点和活动重心下沉至乡村社会，教学对象以招收乡村子弟为主，侧重于运用“科学”阐发“乡学”以“兴民利”。仔细辨析发现，刘之内在理路上又与梁氏“兴小农”“兴地利”等言说不无相通之处。同时，刘氏对自身地域局限亦有自觉认知，所以他在加强与康梁、李岳瑞及关西学会联系的同时，还将目光投向新学集散地上海，他试图通过加强与京沪新学人士之间的联系以弥补此短板。他还遣门人肖钟秀等赴上海寻访西学，经梁启超引荐，与罗振玉、蒋黻主持的上海农学会建立联系，并将复邠学会作为其“附庸”(相当于分会组织)，还将上海农学会所制新式犁引入西北，向乡民推广[注]《刘古愚年表》，《刘古愚教育论文选注》编委会编：《刘古愚教育论文选注》,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3页。。由此可见，居京趋新乡党京官、康梁门徒以及各种新学社团成为刘光蕡接受域外新学的重要渠道。

刘光蕡毕竟是传统的旧式读书人，辈分比康有为高出一辈，但对新学知识的了解却很有限，知识资源仍然主要来源于传统旧籍。因其久居关中，甚少到东南沿海口岸城市及京畿等新学重镇游学，亦无海外留学经历，资料显示其一生只到过北京一次，缘此相对闭塞的求学经历和治学环境，他对西学知识的见闻与积淀远不及康梁等新进。出身及治学环境等主客观因素，决定刘光蕡西学知识主要通过如京沪友朋介绍、阅读西书及新式报章以及日常闻见等获取，刘氏自道：“吾陕所来洋人，我均未见，所以不解西学……如上海有讲西学之人，宜虚心访问。”“日日阅看西书”[注]《南行诫约——示杨蕙、陈涛、孙澄海等》，刘光蕡著、武占江点校整理：《刘光蕡集》，第249页。。传教士及京沪新学人士所创办的《强学报》《万国公报》《农学报》等时务报刊以及康梁所赠《西学书目表》等书籍，亦是他获取西学知识的主要途径。在广泛阅读和吸收域外新知基础上，综合传统成法，刘光蕡著成《养蚕歌括》一书，作为复邠学会的教本之一，为关中农家革新养蚕之法提供新知识。随着戊戌政变发生，刘光蕡离陕赴任甘肃大学堂总教习，复邠学会活动亦随之终结，但其有限的活动为西北学风丕变引入一股清新的气息。不过，复邠学会的局限也显而易见，尽管具有朦胧的社团组织意识，但没有明确立会纲领、宗旨与目标，亦没有代表团体共同诉求的机关刊物，对现代西学知识体系的引介缺乏系统性，因而实际传播效果相对有限。

总之，复邠学会是西北近代农学团体整体演进历史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片段。由于受时代和环境限制，滥觞期的领导者和要角为接受了初步新学知识的旧式读书人和士绅阶层，故其实质是运用传统思维方式、思想资源和知识工具因应外来冲击和时代之变，把西式的知识组织样式嫁接于中国固有之“士群”，将域外农学新知安放于中古“经世致用”的知识框架中，表面看是其对西方事物的认知发生了不应有的偏差，但实际反映了西潮冲击下传统读书人难以隔断传统文化基因的文化遗民心态。

二 陕、绥及宁省农学组织发展及其政治纠葛
民国以还，伴随着中华农学会的成立和组织活动的开展，农学社团的组织样式及运作机制在中国渐趋定型，西北亦开始进入现代农学团体孕育期，即西北农学人士加入中华农学会并借助组织地方干事会发展农学组织。此期来自于西北各省农业教育、试验和推广机关的现代农学人士相继加入活动，且其人数逐次增加，为组织发展奠定了基本的人事基础。但其组织活动不意卷入了党派纷争，在借力政治的同时，其实不无负面干扰。

1917年年初，江浙农学界人士发起组织中华农学会，以联络同志，分工合作，旨在推进中国农学研究及农事改进。中华农学会立会视野显然着眼于全国农界，意在建立一个融汇不同学派、覆盖不同地域的大农科的综合性学术研究团体[注]参见杨瑞：《中华农学会的早期组织演化与宗旨歧变》，《史学月刊》2009年第3期，第46页。。1919年年初，其会员共计275人，分别来自全国18个省和海外日本，来自西北农学界的只有3人，为陈应彬(仲友)、何宪文(焕然)、欧华清(毅峰)[注]《本会会员一览表》，《中华农学会丛刊》1919年第2期，第12～13页。。陈、何均为陕西人，陈自浙江甲种农校毕业后，任职于西安草滩省立苗圃；何于浙江省立农校毕业后，任职于西安东关外陕西第一苗圃。欧华清系广东惠阳淡水镇人，为康有为门生欧榘甲胞弟，早年远赴美国伊利诺大学(Illinois)学农。1910年年底，时在该校攻读农学硕士学位的欧华清、蒋守柏与张文廷、邹树文等人发起成立农学会，每月聚会两次，探讨农学问题。欧氏任会长，穆藕初任中文书记，张文廷任英文书记[注]穆藕初：《藕初五十自述》，赵靖主编：《穆藕初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该团体组织是中国留学生最早成立的农业专门学会之一，为会员归国创立团体、从事活动积累了经验。该会会员回国后多数加入中华农学会，欧氏是以甘肃实业厅职员身份入会，经其介绍，甘省会员很快发展到5人，其中基本会员4人、通常会员1人；其时陕省会员共计4人，基本会员、通常会员各2人[注]参见杨瑞：《中华农学会研究——农业现代性因素的接引，1916—1937》，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17页。。

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西北大学农科、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以及其他农事改良及试验机关相继创立，从而吸引了一批海内外农科学生加盟任教或任事，至此西北现代农学知识群体的人数有了长足增长，加入中华农学会活动者不在少数。据统计，到1935年西北六省共有会员50人，情形如表1所示。从地域分布看，陕西29人，甘肃9人，察哈尔、宁夏各4人，青海、绥远各2人；从国籍看，海外1人，为德国林学家芬次尔(Fenzel)，其余49人皆为中国籍；从履历看，具有海外留学背景或取得学位者为18人，国内相关学校毕业者居多数，共计28人，另有3人情况不明。由此可见，西北现代农学人士主要以域外输入为主，本地人尚在其次。此外，西北农林专科学校、陕西省农业改进所、陕西省棉花检验所、西北农事试验场均为该会团体会员[注]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志》第11卷，《农牧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2页。。

表1 西北中华农学会会员一览表(截至1935年)[注]此表据《中华农学会丛刊》“本会会员一览表”、中华农学会编《中华农学会会员录》(南京：中华农学会1935年刊行)以及其他史志资料编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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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唯入会会员数量增加，其组织化程度亦有进展。1920年年初，钱元从日本留学返陕后，加入中华农学会并担任陕西省地方干事[注]《本会职员一览·各省级国外干事》，《中华农学会报》第36期，1923年1月，封底页。。这是中华农学会在西北地区设立的第一个地方干事，设立最早、存续时间最长。钱元积极征集联络本省会员，筹设分会事务所，但因其1928年离陕而作罢，此职也一度废止[注]《本会十一年度第一次总干事会纪录》，《中华农学会报》第36期，1923年1月，第122页。。直到1933年年初，始由省建设厅徐企圣、省立农棉试验场场长马天叙恢复设置，重建起与总会的组织联系。其后，周汝沆、杨兴烈、齐敬鑫、沈学年、涂治、吴耕民等相继担任此职[注]《本会职员一览·地方干事》，《中华农学会报》第108期，1933年1月，插页。。总体看，陕西的农学者及中华农学会会员远多于其他西部省份，而且担任干事者多数为纯粹的农学专家，与政治的关系较为疏离，说明陕省农业知识性和学术性力量较为强势，为下一步学术社团的组织建设奠定了扎实的基础。随后，绥远、宁夏二省相继设立地方干事，因其牵扯错综复杂的政治派系及其与教育和农学界的关系，故情形较之陕省更为复杂。

在绥远，主导其事者为任承统、潘秀仁二人。任承统为山西忻县人，1924年从金陵大学森林系毕业后，在金陵大学、农矿部及苏省农矿厅任职期间加入中华农学会；1930年年初任绥远萨县新农试验场场长，兼任第三方面军总司令部谘议、绥远经济调查团牧畜组组长以及绥远建设计划编订委员会委员等职。在任承统努力接洽下，绥省设立中华农学会地方干事并由其自任[注]《本会职员一览·地方干事》，《中华农学会报》第84期，1931年1月，插页。。潘秀仁系归绥人，较任承统有着更为深厚的政治背景及广阔的人脉，返绥后不仅取得中华农学会绥省地方干事一职，实际地位与影响也超越任承统而后来居上[注]《本会职员一览·地方干事》，《中华农学会报》第96、97期合刊，1932年2月，插页。。但要在派系林立的绥省立足并胜出，单纯倚重中华农学会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则力有不逮。时人认为，围绕绥省党部及省教育厅的权力竞争，主要有四派力量：其一是萨拉齐县祁志厚(字定远)，人称“祁派”，属汪精卫系统；其二是托克托县焦守显(字子明)、武川县于存灏(字静漪)，人称“焦于派”，属陈立夫、陈果夫的CC系；其三是凉城县张钦(字敬亭)，人称“张派”(或“绥东派”)；其四是以潘秀仁、赵允义为首的“潘赵派”，属国民党嫡系[注]同为当事人之一的田圃，在“潘派”“张派”之外，另划分为祁志厚、焦守显合作的“祁焦派”以及于存灏自帜的“于派”，认为这四大地方政团无外乎投靠国民党的“拥蒋派”和依附于阎锡山的“亲晋派”(田圃口述，张尔杰撰文：《八十五岁溯往事》，政协呼和浩特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呼和浩特文史资料》第6辑，1988年印行，第81页)。。早在1921年，祁志厚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出任归绥中学校长，焦、于均为祁的学生，但在1922—1928年祁赴美留学期间，焦被CC系培植为国民党绥远党部要员，成为炙手可热的实力派人物。祁回国后执掌绥省教育厅长，形成所谓“祁派”，他将焦、于二人收于麾下，就此而言，所谓“祁焦派”或亦成立。但祁以老师身份挤压学生权力空间，终至师生反目对立，焦、于二氏自立，形成祁、焦两派对垒，此两派之争实际上是蒋汪之争在绥远地方上的反映。“祁派”在派斗中落败后，绥省教育厅遂为“绥东派”的张钦掌控。1922年，潘秀仁从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毕业后担任省立归绥中学学监，赵允义代祁志厚长校，二人加入国民党并以此为根据地扩充实力，被称为“潘赵派”(或“潘派”)[注]杨令德：《国民党绥远地方派系琐记》，政协内蒙古自治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7辑，1985年印行，第53～55、58～60页。。

其实，与其说“潘赵派”为蒋之嫡系，毋宁说是CC系的得力干将。1928年后，赵允义作为二陈的亲信开始主掌绥远国民党大权[注]魏宏运主编：《民国史纪事本末》第3册，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156页。；潘秀仁从蒙藏委员会任上返绥任省党部执行委员，为CC系专门从事边疆青年工作的绥远“招致训练委员会分会”负责人[注]张富仪：《绥远省“招致分会”》，政协内蒙古自治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5辑，1984年印行，第84页。。潘氏返绥不久，张镇临奉CC系之命来绥办理中央政治学校包头分校，亦被增补为中华农学会绥远地方干事。在CC系取得国民党党务、组织以及教育大权向西北边疆扩张的大背景下，“潘赵派”借势从各地方派系的相互缠斗中胜出，潘秀仁取代张钦出长教育厅为其重要标志[注]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1辑第4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70页。。潘氏把控绥省教育界主导权后，遂以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生田圃等人为班底，广为联络绥省知识界，任命在绥省学生中间具有一定威望的外省籍人苗英(山西天镇人)为省立职业学校校长。苗亦投桃报李，任命田圃为该校农科主任[注]田圃回忆说，潘秀仁做教育厅长后，发聘书请其做职业学校校长被婉拒，于是派苗英“给他看管这块阵地”(田圃口述，张尔杰撰文：《八十五岁溯往事》，政协呼和浩特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呼和浩特文史资料》第6辑，第81页)。此说不确，因为苗做该校校长时，祁志厚仍长教育厅，苗为山西天镇人，超然于本土各派系之外，又因其与祁为归绥旧日同窗，故被选中。苗有一段与潘在中山学院共事且相处甚安的经历，故亦能为潘认可(郭宪清：《教育界知名人士苗英先生》，政协呼和浩特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呼和浩特文史资料》第8辑，1991年印行，第30～31页)。不过，也不排除此后潘有意以田代苗，因田退避而未果，姑妄揣之。，同时引入北平大学农学院毕业生杜尚礼、李藻、李荣荫、李树茂、陈光熙等人，形成以“平大农学院”毕业生为主的师资阵容[注]刘映元：《原归绥农科职业学校的发展变迁》，政协内蒙古自治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内蒙古文史资料》第23辑，1986年印行，第189页。。金陵大学毕业生武懿美(建设厅科长)，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生傅师说(教育厅秘书)，省立职业学校农科教员陈刚、杜尚礼等人也附丽于潘氏一派。

与此相类，宁夏的中华农学会组织活动也一度为CC系把持。1930年，CC系要员沈德仁被陈果夫派往宁夏担任省党部特派员，从而执掌宁省国民党大权，为借助学术团体培植亲信力量，他创设并自任中华农学会宁夏地方干事，还进一步谋求成立分会组织[注]《事务所日记摘要》，《中华农学会报》第101、102期合刊，1932年7月，第159页。。旋即，在中央力量西进中，沈德仁深度卷入蒋介石与CC系关于省主席的人选之争，不仅使其通过办会扩张地盘的盘算落空，也直接导致其于1933年年初黯然离宁[注]刘继云：《解放前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组织在宁夏》，政协银川市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银川文史资料》第13辑，2004年印行，第232页；马廷秀等：《马鸿逵同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权力之争》，文斐编：《我所知道的马鸿逵家族》，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239页。，宁夏地方干事亦就此取消。由上可见，由于CC系的强力介入，中华农学会在绥、宁二省的活动被打上了浓重的党派政治色彩，其组织兴衰也以党派权力的消长为转移。

三 绥远农业学会及其结社活动
随着日本侵略东北，因应外部冲击快速超越内部需求上升为主导地位，开发西北、建设西北抗战大后方，亦从个别团体或人士主张迅速演变为一股全国性的社会思潮，从民间鼓吹一变为官民合力倡导并见之于行事。在“抗战建国”纲领之下，朝野双方达成默契，加之新闻传媒及社会舆论的配合鼓吹，全国次第涌现出数十个以“开发西北”为帜旨的团体，诸如开发西北协会、中国殖边社、西北屯垦团、西北移垦促进会等。西北农学团体因应时势而立，绥省旅外学生捷足先登成立绥远农业学会，陕省旅外学生紧随其后发起西北农学社，意味着西北民间农学社团演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西北农学界独立创办并发挥主导作用，而且组织样式、运行机制等方面全为西式社团的翻版。

1930年11月24日，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绥远籍学生李藻、李树茂、齐明等人，商议发起组织绥远农业学会，以“研究农学、促进地方农业建设”为宗旨，创始会员10人，分别是李藻(农艺系)、李树茂(农业化学系)、齐明(农业经济系)、李荣荫(农业生物系)、解守业(农业经济系)、陈光熙(林学系)、李卫(农业化学系)，另有佟树蕃、杨景汉、班沛3人为国立平北大学农学院附属高中学生[注]参见《佟树蕃先生事略》，徐旺生选编：《张仲葛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39页。。会址暂设于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该社团订立正式的团体章程，明确规定了团体的宗旨、事业、组织及活动事项，亦有固定会址和活动场所等，完全具备了现代学术团体的各个要件，因此成为第一个由西北人士独立发起的现代农学团体。

该团体的发起既是西北青年学生群体对开发西北思潮的回应，亦是将其倡言付诸实际的具体行动。1930年12月15日，李藻、齐明、李荣荫等人致函绥省政府及各机关，详细阐述立会宗旨：“吾国素称以农立国，农业一端于国计民生关系至为重大，而国人反多忽视，以致平畴万里无人垦辟，徒启外人之觊觎，舶来产品充斥市场，遂使利权外溢、民穷财尽由来渐矣！复查我省位当西北，地接蒙疆，沃野半未开辟，灾祸连年跌乘，举凡风霜旱潦悉听自然，病虫侵袭防除乏术，辛勤老农徒呼运乖，此等现象殊非近今科学昌明时代所应有。”[注]《致省政府及各机关宣告本会成立函》，《绥远农业学会会刊》第1期，1932年5月20日，第82页。李藻代表学会同人表达了从事共同研究、推进西北开发的使命和决心：“同人等生长于西北，且志在学农，睹诸中国之需要，将来应有相当之建树。余甚望吾等能努力向学，对于开发西北下一决心。苟异日有所成就，既足以杜外人之企图，复可置邦家于磐石之安。”[注]佟树蕃述：《本会周年纪念大会纪要》，《绥远农业学会会刊》第1期，1932年5月20日，第80页。可见，绥远农业学会旨在联络绥省农界人士，共同研究绥省农业改进，服务于西北开发。为最大程度吸收本省籍会员，该会对于入会资格规定较为宽松，“凡本省有志研究农业者，经本会会员二人以上之介绍及执行委员会通过”，均可加入。

组织及事业方面，该会规定较为严密细致。最高权力机关为会员全体大会；设执行委员会处理一切事务，由会员全体大会选举委员三人组成，任期以一年为限，可连选连任；执行委员会内设总务、研究、编辑三部，每部各设主任一人，由执行委员互推兼任，总务部内分文书、事务、交际股，研究部内分调查、采集、研究股，编辑部内分编辑、出版、发行股；每股各设干事一人，均由执行委员会就会员中聘任。集会方面：会员全体大会于每年度开始时开常会一次，举行改选等事宜；执行委员会每月开常会一次；各部每周开常会一次；各部遇有必要时可开临时会议。为使组织稳定运行，还规定会员要缴纳一定的会费，经常费会员每人每年缴洋一元，必要时可临时募集，筹措出版费[注] 《本会简章》，《绥远农业学会会刊》第1期，1932年5月20日，第84～85页。。据此规定，选举总会全体职员，各司其职，分工合作。李藻任总务部主任，干事有解守业(事务)、佟树蕃(文书)、杨景汉(交际)；李树茂任交际部主任，干事有李卫(采集)、陈光熙(调查)、霍世诚(研究)；齐明任编辑部主任，干事有李荣荫(编辑)、李卫(出版)、班沛(发行)。

该会扩张组织，充实力量，联络并争取本省农界人士入会，其首要在结交“潘派”人士；“潘派”扩展CC系势力提防“祁焦”“张”“于”等政敌卷土重来，也亟需引入干才。双方因此而结缘，潘秀仁、陈刚、田圃、杜尚礼、傅师说等人相继加入，成为正式会员。1931年5月2日，绥远农业学会致函“绥省农学先进”称：“敝会本以研究农学，促进地方农业建设为宗旨，惟农业科学理论与实验并重，欲图改进一地方之农事，尤须确知一地方之气候土宜以及农村实况。吾绥地面辽阔，情形迥异，研究改进至为不易，决非少数会员之力所能胜任。夙仰阁下为吾绥农学界之先进，学识宏博，经验丰富，务祈惠然加入以事研究而策进行。”[注]《致本省农学先进征求加入本会函》，《绥远农业学会会刊》第1期，1932年5月20日，第83页。9月9日，该会在省立职业学校举行在绥会员全体大会，组织分会，田圃、杜尚礼、武懿美3人当选为委员，并议决时机成熟时将会址迁回绥省[注]李树茂：《本会一年来工作经过报告》，《绥远农业学会会刊》第1期，1932年5月20日，第67～68页。。选出分会职员：田圃任总务部主任，干事为郝耀文、杨济林(文书)，李淋、徐则林(事务)，杨济林、卢永祥(交际)。杜尚礼任研究部主任，干事为赵相周、王陞(调查)，吴秉堃(采集)，张守仁、米丰(研究)。武懿美任编辑部主任，干事为杜润身、米丰(编辑)、王之佐(出版)、汪世昌(发行)[注] 《本会职员表》，《绥远农业学会会刊》第1期，1932年5月20日，第87～88页。。绥远农业学会结交“潘派”客观上为事业发展铺平了道路，会员、组织与事业均有较大进展。至1932年5月，发展会员33人，分别来自平、绥两地，其中北平大学农学院11人，绥远省立职业学校17人，绥远教育厅2人，绥远建设厅1人，绥远农林试验场1人，其他1人。

为进一步调查了解绥省农业状况，农业学会遂利用暑假时间组织“暑期调查采集讲演团”，以调查地方农村社会情形，并采集当地普通动植物标本及害虫标本，以供会员研究。1932年6月29日，学会代表田圃、李藻、李树茂、齐明共同谒见绥省政府主席李培基，阐述组织调查讲演团缘由：“惟农业一端，理论与实验并重，欲图改进一地方之农事，尤须确知一地方之情形以及农村实况。吾绥地面辽阔，情形迥异，凡所攸关向鲜调查，农民墨守成法不知有学，若不亲赴田间实际考查，因势利导，徒谈改进，绝难收效。本会有见及此，乘暑假期间组织暑期调查采集讲演团，拟定工作计划，并编就表格，从事工作。”[注]《致省政府请求筹发本会暑期调查采集讲演团用费函》，《绥远农业学会会刊》第1期，1932年5月20日，第83页。7月7日，李培基指令拨发该调查采集讲演团费用，促成了调查事业开展[注]《绥远省政府指令(内字2735号)》，《绥远农业学会会刊》第1期，1932年5月20日，第84页。。7月14日至9月12日，讲演团一行5人，历归绥、萨拉齐、包头、丰镇、集宁5县，调查农村24个，采集标本100余种、500余件，并在沿途村中举行谈话式讲演，宣讲农业新法与农村改进大意，以期直接灌输科学常识于农民，同时将欧美的“社会调查”理论与方法引入绥远地区。如其言：“社会调查，为新兴之学，欧美科学先进诸国，实行社会调查，亦不过数十年；农村调查之历史，尤为幼稚，但其功用，则为任何从事改良农村或农业建设者之所不可缺。概言之，凡一切事业之建设与改进，调查为第一步必经之程序。故当本会成立时，则设有调查股，其责任即在调查本省一切农村社会之情形，与农业经营之实况。”[注]李树茂：《本会一年来工作经过报告》，《绥远农业学会会刊》第1期，1932年5月20日，第66页。

发行刊物，乃建立现代学会之通例。绥远农业学会同人亦认识到：“自科学发达，文化进步以来，杂志刊物之为用，日甚一日；一切文明之传送，莫不以此为工具。本会对象在交通不便、消息迟滞之西北，对于此项工作，尤为重要。”1931年11月11日，第二次执行委员会议决定暂出一种不定期刊物，定名为《绥远农业学会会刊》，宣布以“发扬农学、促进地方农业建设”为宗旨。1932年5月20日，《绥远农业学会会刊》第1期正式出刊，开设农事述评、论说、调查研究、农业辑要、农业常识、农事问答、会务报告、杂俎、附录等栏目，由会员担任撰述，同时刊发会外关于农业的论著[注]《本刊凡例》，《绥远农业学会会刊》第1期，1932年5月20日，封底页。。由于经费拮据，此刊只发行了一期便告停刊。尽管时局不济，但学会同人仍怀抱“大胆负起沟通塞北农政农学和农业的责任，努力研究西北的农业”宏愿[注]齐明：《关于本刊》，《寒圃》第1期，1933年12月1日，第2页。。

翌年底，在许璇等人支持和赞助下，《绥远农业学会会刊》易名为《寒圃》继续出刊。齐明解释新刊名由来：一是表现本省的“农业现状和特性”，为气候寒冷的苦寒之地；二是代表本会的“整个的经营”“整个目的”，是“以人力控制自然，表现在农作物经营上，本会同人就是要在干旱荒野的地域，凭着全副精力，把落伍破产的农业问题，加以科学的研究，介绍新兴合理化的经营方法，把全省农业改进推广”。故此刊揭橥“发扬农学促进西北农业建设”之宗旨，致力于“将省内农业情形，报告于省外，将一般的农学理与常识等，介绍于省内”，“沟通和改进关于本省底农政农学和农业”，故在刊载内容方面偏重于土壤肥料、生物、气象等普通学理与应用技术，作物栽培、农畜饲养、森林培植以及经济方面改进法则等[注]《编后语》，《寒圃》第1期，1933年12月1日，第22～23页。。《寒圃》设立评论、译著、调查、常识、消息、气象报告等栏目，半月刊，每月1日、16日出版。从1932年5月至1936年2月，《绥远农业学会会刊》《寒圃》共出刊22期，其中包含畜产、造林、土壤、养鸡、育种等专号。

1932年，李藻毕业返绥任职于绥远省立职业学校，农业学会的活动重心亦随之转移至此，对该校学生团体发起产生积极影响。1934年4月14日，农科第四班学生为增进学识，充实技能，借广学术，而资应用，组织学术研究会，选举杜尚礼、李藻、王兴之、武懿美为指导员，王继曾、李淋任干事[注]《农林消息》，《寒圃》第10期，1934年4月20日，第17页。。旋即，该校改称“绥远省立归绥农科职业学校”，在原“农科”基础上，又改“商科”为“畜牧科”，李藻出任农科主任。为进一步保持与本省的密切关系，农业学会与该校协商合办农学刊物，双方共同担任编辑责任与印刷经费；出刊日期固定，即半月一期，半年暂出10期，全年共出20期。1936年4月1日，农业学会与该校合编之《绥农》第1卷第1期出版，李树茂担任主编，由绥农社负责发行，绥远新闻社负责印刷。刊物《卷头语》开宗明义阐明发刊旨趣：“近自东北失陷，西北尤为一般注意力集中之所，开发振兴，刻不容缓，然欲达此种目的，其办法固在于多方，而利用文字的宣扬与介绍，确为重要手段之一。本会及本校有见及此，且为集中人力财力，以图效率之增加计，乃商定合作办法，将前所出版之各种刊物，统行改组，只联合出刊一种，定名为《绥农》。”[注]编者：《卷头语》，《绥农》第1卷第1期，1936年4月1日，第1～2页。到1937年4月，该刊共出20期，成为向绥地传播现代农学知识的重要媒介。

绥远农业学会与归绥农科职业学校通力合作，对提振会务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1936年10月30日下午，农业学会在归绥农科职业学校召开全体会员大会，潘秀仁、傅师说等21人出席，决议依章征集新会员，每两周开会一次，并选举李藻、杜尚礼、田圃三人为执行委员等[注]《绥农业学会选出执委三人》，《绥远西北日报》，1936年10月31日，第3版。。但随着战局吃紧、绥远完全沦陷，会员星散各地，会务亦渐趋停顿。

四 西北农学社与陕甘农学组织进展
绥远农业学会开创了西北农学社团独立结社的先例，对推动西北农学结社事业发挥了先导性作用，辨证而论，他们梦想以“绥远”作为开发西北的入手门径，其拳拳爱乡心愿虽然值得世人称道，但也不免存在地域上的局限性甚或狭隘性。盖为矫正此弊，陕甘等省农学界人士继之而起，分别在西安和南京发起组织“西北农学社”和“农学研究会”等团体，将西北农学结社推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32年年初至1936年年底，邵力子奉命先后出任甘、陕省政府主席，并加入开发西北协会，成为正式会员，暗中加以操控，意在以陕省为中轴推动救济西北、开发西北，客观上为农学团体的创立发展创造了有利环境。1935年年初，西北农林专校农场主任周汝沆、西京日报社编辑杨兴烈卸任中华农学会陕西省干事后，开始专意于组织校内学术团体。经过筹备，4月农学研究会正式在西北农林专校成立，征集会员达40余人，宗旨专以研究农学、改进农业为主。其举办事业分为六项：一是刊行杂志及报告；二是调查农业及农民生活状况，以供研究；三是研究农业重要问题，贡献社会；四是公开学术演讲；五是推广农村教育及农业新法；六是宣传农业常识，促进农业改良。此外，利用春假作农村实地考察，考察对象为农村经济、农村教育、各地作物、土壤、气候等[注]《农专组织农学研究会》，《西京日报》，1935年4月4日，第7版。。西北农林专校农学研究会毕竟是师生结社的学校团体，活动范围与组织影响十分有限。

在此情形下，1935年3月1日，南京金陵大学陕甘籍学生黄文明、赵俊峰、李雄、张三锡、高文耀、仵建华、张景文等人在“西北同乡会”基础上筹备发起“西北农学社”[注]赵俊峰：《西北农学社之过去现在与将来》，《西北农学社刊》第2卷第6期，1936年4月1日，第5页。。经该校及内政部、南京市社会局、市政府、市党部批准，4月1日，西北农学社在金陵大学举行成立会，黄文明任总务，李雄任学术，赵俊峰、张三锡任编辑，仵建华任出版，高文耀任校对与文书，张景文任通讯，其他通讯员及特约编辑若干人，社址暂设于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内[注]《金大西北学生组西北农学社》，《中央日报》，1935年4月19日，第8版。。西北农学社确立以“结合同志，研究西北农村实际问题，改进农业技术，普及乡村教育，改善农民生活，以求解决西北民生问题，完成西北建设”为宗旨。同时，正式创办机关刊物《西北农学社刊》，栏目分为论文、专著、译述、调查报告、通讯、转载、介绍与问题解答。该刊还专门订定“组织条例”，规定刊物宗旨为“研究西北农村社会实际问题，改进农业技术，普及乡村教育，改善农民生活，以促进西北建设工作之完成基础之巩固”，采取交换知识、商榷问题、报告消息、发表意见四大方式推进[注]《本刊组织条例》，《西北农学社刊》第1卷第2期，1935年5月1日，插页。。该刊共出1卷6期，自1935年11月1日第2卷第1期起，易名《西北农学》继续出刊。尤需提及的是，该团体从其创立伊始，便不以省籍为自限而着眼于“西北”全域，视野较之其他地方性团体显然更为宽阔。另外，其虽以“西北”冠名，但事实上，会员主体及其主导人多为陕籍学生，如黄文明、赵俊峰等骨干分子，会员来源的广泛性不足，也显示了这般思想较为成熟的先锋学生欲以此团体为号召，统领整个西北农学界、建立事功的用意。

从赵俊峰为《西北农学社刊》撰写的《发刊词》中，亦可管窥其立社意旨之所在：一是有感于东北沦亡而开发西北变得极端重要，“农村的破产，显现出中国前途的悲观、暗淡，过去东北的沦亡，直感到西北的重要与危急。这样的往事、现象和趋势，激起了同人等的意志、情感和兴趣，遂本匹夫有责之要义，由近及远之原则，发起组成西北农学社之学术团体”；二是基于“进力于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之基本工作”初衷，“在求以服务社会、改造社会之精神，及研究农学、改进农业之志趣，尽量挥集研究与西北有关之农学知识与农业技术，及西北农村社会问题之过去、现在与将来，且切磋琢磨之机会既多，学识经验之增进必速，服务之效率自高，事业之进展亦易”，所以，将改进农业、发展林业、普及教育、促进合作定为四大目标，以此巩固西北农村建设的基础。而且，要通过举办刊物实现四重目的：第一，“促进西北青年的自觉，并由自觉而达到自救与自治”；第二，“使国人深知建设西北是收复东北的准备，及唇亡齿寒之趋势”；第三，“使国人深知西北农业与农村之现状及落后破产之原因”；第四，“以普及乡村教育为西北农村建设的治本而兼治标之利器”。为此，“必须以多数同志之精诚团结、卧薪尝胆，从事于西北农学之钻研，农村社会之探讨，以期西北农林建设之完成，乡村教育之普及，农村经济问题之解决”[注]《发刊词》，《西北农学社刊》第1卷第1期，1935年4月1日，第1页。。

为有效联络西北农学界人士，共图西北农村建设事业，赵俊峰主张“打消小的地域观念，以整个西北为园地，西北建设问题，非一省之成功而能解决，若以一县或一村为范围，实与以一家或一人为对象无异”，且要“特别重视互助互联、团结合作的精神”[注]《欢送金大农科本届陕籍毕业生》，《西北农学社刊》第1卷第3期，1935年6月1日，第1页。。事实上，西北农学社一定程度上成为促成西北农学界联络的媒介组织，随着社务扩展，日益重视吸收新会员加入，规定“凡我乡村工作青年，学农同学，本刊读者以及有志于农者”均可加入[注]《西北农学社征求社员启事》，《西北农学》第2卷第4、5期合刊，1936年3月1日，插页。。因此，西北农学社在较短时间内便征集会员30余人，其中包括南京晓庄蒙藏学院、无锡教育学院农教系以及其他服务于农村的青年，尤以陕西籍会员为多。团体立意尽可远大，但实际操作则必须有所收缩，方有成效。鉴于此，1936年2月8日，黄文明、张三锡等人谒见邵力子，就会所迁陕并以西安为中心推展社务取得切实支持。10日，西北农学社在西安青年会设宴招待陕西社会与文化界名流及新闻界，理事长黄文明报告会务情况，并提出将在适当时候迁址，在西安选址创办经济农场及实验农场，并创办学校以达“教育力量改造农业”之目的[注]《西北农学社昨招待文化团体》，《西北文化日报》，1936年2月11日，第5版。。7月底，农学社正式由南京迁至陕西西安城内[注]《本社迁址启事》，《西北农学》第3卷第2期，1936年6月1日，第32页。。

8月初，大部分陕西籍会员毕业返陕，为“图对农学有进一步之研讨，并期改进西北农村”，西北农学社社址择定中华实业促进社内[注]《西北农学社由京迁至西安》，《西京日报》，1935年8月5日，第7版。。在陕省军政要员支持下，会务及各项事业较之前有了较大进展：一是会刊事业得以继续进行，着手编辑《西北农学》第3卷第3期。二是筹设农场，在军事参议院参议冯华堂助力下，在扶风法门寺附近征地500亩设立农场，一部分为“经济农场”，专供培植作物之用，俾有相当生产，充作经费；一部分为“推广农场”，用以实验农业，接近农民，俾得渐次推广新法；另一部分辟为“实验农场”，供学生实验。还拟在法门寺设立一所完全小学，除一切编制与其他完全小学相同外，学科方面则侧重农事知识，学生可在“实验农场”进行实习[注]《西北农学社拟辟设农场》，《西京日报》，1936年8月10日，第6版。。三是筹设兰州分社与南京分社。为联络西北农学界，扩充组织，着力推进设立兰州分社[注]《西北农学社兰州分社将着手组织》，《甘肃民国日报》，1936年8月19日，第3版。。为扩张全国影响，西北农学社甘陕察青等省旅京社员决定组织南京分社，并经西北农学社十一次理事会审议通过，选举祈世续任该分社总务，谈善言任文书，苟学武任收发，社址暂设在南京晓庄蒙藏学院内[注]《西北农学社组织南京分社》，《西京日报》，1936年10月13日，第7版。。

由于时局动荡，加之中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地域和省籍观念难以尽除，以致西北农学社整合西北农学界的愿望终未完全达成。换言之，西北各省农学界各自为政的局面并未根本改观。抗战胜利之际，战后农业重建被提上日程，甘肃农学界标举建设“新甘肃”口号，谋求独立结社以服务于战后甘肃农业建设。1944年，甘省农学界人士李茂、张令琦、王尔黼等人，为研究甘省农业问题，促进甘省农业建设，联络甘省同人，在兰州发起组织“甘肃农学研究会”[注]《甘肃农学研究会定期成立》，《西北日报》，1944年7月28日，第3版。。7月30日，甘肃农学研究会借兰州中华路市农会礼堂举行成立大会，来自全省20余人参会，分别选出李茂、张令琦、金元济、王尔黼等9人为理事，石秉忠等3人为候补理事[注]《甘肃农学研究会成立》，《西北日报》，1944年7月31日，第3版。。是日，甘肃《西北日报》第4版专门刊发“甘肃农学研究会成立特刊”，甘肃省主席谷正伦为之题词。不到一年时间，会员已达50余人。为进一步增进会员的联络和促进共同研究，1947年10月5日，借省党部大礼堂召开本年度会员大会，马继周、席燕宾、张令琦、王乐□、刘宗向、周□德、郭普、梁承灏、金之洛、雷贞、赵连城等会员出席，决议创刊《农业建设》半月刊，举行学术专题讨论会等，并改选甘肃农学研究会理监事[注]《农学研究会改选理监事》，《甘肃民国日报》，1947年10月6日，第2版。。

综上，从戊戌变法时起以至抗日战争前后，西北农学团体迭经不同组织形态的演化，从旧式素富经世思想并关心民瘼的读书人结社，到西北海内外农学生加入中华农学会活动，直至独立发起现代专业化学术团体，表征了近代域外农学团体思想观念、农学知识体系及其组织样式自东向西传播，西北农学界从知识体系更新走向农业农村改进的行动自觉的历史演进和曲折历程。从其思想与行事不难看出，它成为近代各方政治和社会力量追求农业农村改造、建设现代国家历史的有机构成。但相较于东南地区，西北毕竟地处边远且其经济和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农学界的整体进展亦有不小落差，导致边地农学结社长期停留于学生团体层面，因而整合政界、学界和农业社会力量以及共同推进农业农村事业力不从心，还不时卷入党派政治纷争，以致团体组织的层次水平、活动能力与持久性及其对西北农业改进、西北开发实际效果亦有限。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Modern Agricultural Associations in Northwest China
Yang Rui

Abstract：As an important product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knowledge in modern China,the agricultural associations acted as a special channel for agronomists to contact their counterparts,jointly introduce the modern agricultural knowledge system from foreign countries,and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domestic agriculture.Geographically speaking,modern agricultural associations first emerged in the economically and culturally developed areas in Southeast China,and then mushroomed all over China,from south to north,and from east to west.This historical process lasted from the period of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to the en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It was not only the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northwestern agricultural associations,but also a history of the westward advancement of modern agronomical knowledge in China.It originated from the teaching associations established by scholars in the Guanzhong area during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but the real agricultural associations in the modern sense didn’t come into being until the 1930s when there was a realistic demand for agriculture in resisting the Japanese aggression,saving the nation,and developing the northwestern area of China.The evolution of modern agricultural associations in northwest China fully demonstrates that the production of modern agricultural knowledge,the improvement of agriculture,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nation state are interrelated with the national salvation and rejuvenation of China.

Keywords:Modern China;Agricultural Associations of Northwest China;Agricultural Knowledge;Agricultural Improvement;Development of Northwest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