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建构·实现——近代“屈原爱国”观念生成与传播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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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建构·实现
——近代“屈原爱国”观念生成与传播的历史考察
王 余 辉

[摘 要]今日牢固的“屈原爱国”观念既非自古已然，亦非迟至抗战时期才形成，事实上要复杂得多。清季，以“忠君”为主题的传统屈原阐释逐渐动摇，新的民族主义阐释与构成其合作、竞争方的自由主义阐释开始形成，前者促生了最初的“屈原爱国”观念。新文化运动时期，经过两种新阐释共同从学理上对“忠君”的系统解构，以及民族主义阐释对“爱国”的建构，“屈原爱国”观念真正确立并逐渐传播，但尚未获得各方的足够认同，知识界中自由主义阐释甚或一度超过民族主义阐释。九一八事变后，一些自由主义阐释者改变态度，不同程度地转向民族主义。民族主义阐释终在全面抗战时期压倒其他阐释而渐成主流，“屈原爱国”从之前作为少数精英的新创思想走进了生活世界，成为一种制度性、风俗性和常识性观念。该观念自产生三四十年后便迅速发展为主导观念，正是一个从个人阐释发展为公共阐释的过程，表现出复合性发展等鲜明特征。前后的“屈原爱国”观念虽能作如此统称，却并非“不变的常数”，后期便在对外指向的“爱国家爱民族”之外，增添了对内指向的爱人民、反独裁的新内涵。

[关键词]屈原爱国；观念史；传播史;民族主义；阐释

“屈原阐释”自汉以来已有两千余年历史，屈原形象随之呈现出丰富的历时性变化。学界业已对此进行有益探讨，尤对屈原形象变迁进行了长时段梳理(1)代表论著主要有劳伦斯·A·施奈德：《楚国狂人屈原与中国政治神话》(Laurence A.Schneider，A Madman of Ch’u：The Chinese Myth of Loyalty and Dissent)，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潘啸龙：《屈原评价的历史审视》，《文学评论》1990年第4期,第93～102页；金荣权：《论两千余年来屈原形象的历史演变——兼及屈原精神与文化内涵》，《江汉论坛》2000年第7期，第84～86页；李中华、邹福清：《屈原形象的历史诠释及其演变》，《武汉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5～11页。。然研究缺憾亦因此显现。在时限上多侧重古代，于近代关注不够。且多从形象史视角探讨，此种路径便于直面展现屈原形象，但相对忽视形象变化背后“人的阐释”这一重要因素，故其展现多停留于表面，需要进行从形象史到阐释史的转型。再者，多取材于少数精英，未能充分揭示特定屈原形象推进到社会中被接受与再阐释的复杂面向。由于以上不足，既有研究一直未能很好回答一个重要问题，即近代“屈原爱国”形象如何生成与广泛传播(2)也许学界最感兴趣的不是探讨近代以来屈原爱国形象逐步建构的过程，而是论证历史上屈原其人具有爱国精神。这恰是“屈原爱国”观念深入人心的表现和结果。相关研究见董楚平：《从屈原之死谈到他的爱国、人格、气质——屈原个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第179～194页。。传统屈原阐释的主题是“忠君”，然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以现代意义的“爱国”来评价屈原已为常态，“爱国诗人”形象在当下更是深入人心。以“爱国”取代“忠君”，正是近代以来屈原阐释发生的最为重要的变化，而学界长期对此把握不足，鲜有进行专题探讨，对近代的有限关注又集中于抗战时期郭沫若、闻一多等少数人的言说，未能呈现“屈原爱国”阐释在近代中国兴起与演进的复杂图景，对关键节点、重要文本的认识亦存在偏差。

当下，思想史研究其实正在进行一个重要的“实践”转向，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要跨越传统思想史研究偏重精英、脱离社会之藩篱，沟通思想的内与外，探讨思想与社会、政治的交互，也即思想“实践”的历史(从“生产”与“实践”的逻辑而言，以往基本在思想的生产一端)。葛兆光倡导除了关注思想的“提出”，还要研究思想的“实现”，关注“在社会生活里面称为制度、常识和风俗的思想”(其所提倡之“一般思想史”也是颇有关联的代表性观点)。王汎森提倡联系思想史与生活史两个领域，既应探索思想家深微的思想世界，也要关注思想与生活世界的联系。张汝伦主张一种从生活世界出发的思想史研究，明确标举“从精英思想走到生活世界”的理路。西方学界亦然如此，新文化史明确提出了“实践”口号(practices)和“实践转向”概念(turn towards practices)，近来关于英语世界思想史研究动态的梳理也特别提及“知性实践的文化史”(3)葛兆光：《思想史为何在当代中国如此重要》，《文汇报》，2010年5月22日，第6版；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序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页；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增订版序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3页；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Peter Burke，What is Cultural History)，(英国剑桥、美国马萨诸塞州马尔登)政治出版社2004年版，第57～58页；傅扬：《思想史与近代史研究：英语世界的若干新趋势》，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9期，2018年3月，第79～105页。。中西方学界已经提出一项研究思想实践的命题(此“实践”已内在包含了生产一环)。此命题对于考察近代“屈原爱国”形象的生成与传播具有方法论意义，关于近代“屈原爱国”形象生成与传播的考察亦将丰富对该命题的探讨(4)这方面的近著首推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不过，国内相关研究仍然不多。相关内涵的讨论及其具体研究，仍有进一步努力的空间。。

另外，在以往关于民族主义的研究中，十分敏锐地从宏观层面梳理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主线(5)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来源、演变及其他》，《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第10～13页。，但缺乏一些能够相对连续展现民族主义兴起、传播、普及的案例探讨，这势必影响对民族主义的认知深度，而屈原阐释不失为一个观察中国民族主义生长的独特视点。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探讨近代“屈原爱国”形象的生成与传播，但又有别于以往对屈原形象的静态展现，将形象问题转化为观念问题(形象的背后是思想观念，二者为表里关系，事实上，从观念入手更能揭示形象生成的深度与复杂性)，借助更多新史料，以观念史、阐释史的路径(观念正寄寓和表征于阐释)，以“屈原爱国”形象背后的“屈原爱国”观念为直接研究对象(本文将“屈原爱国家、民族”这一类型的观念统称为“屈原爱国”观念)，集中考察“屈原爱国”观念如何生成与传播，包括传统的“屈原忠君”观念如何被步步解构？“屈原爱国”的新观念又是如何生发，经学理建构而确立，并在与其他阐释的竞争中胜出而扩散到生活世界(6)本文所言“生活世界”是宽泛概念，广泛指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学术、教育等，并不局限于下层、民间。，成为广受认可的主流观念？“屈原爱国”如何从一种个人阐释发展为公共阐释？且本文并不简单着眼于“屈原爱国”观念，而是试图通过把握近代屈原阐释整体变化趋势及多种阐释的竞合，揭示该观念建构、生成、传播、接受、运用、普及之脉络与细节，以期为讨论思想实践的命题乃至观念史、传播史提供典型案例，也为中国学界提出的公共阐释理论提供具体个案(7)张江:《公共阐释论纲》，《学术研究》2017年第6期，第1～5页。，揭示普遍观念的生成机制与复合形态，丰富从个人阐释到公共阐释的理论探讨。

一 从“忠君”到“爱国”
关于“屈原爱国”，既有研究大致存在以下趋势。第一，倾向于将“屈原爱国”阐释的兴起定位于抗战时期(8)如认为“‘五四’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屈原的‘爱国’精神，并未在屈原评价中得到强烈的回响。把屈原的‘爱国’与中华民族的危亡联系在一起，并给与高度评价的，恐怕得首推郭沫若和游国恩先生。”见潘啸龙：《屈原评价的历史审视》，《文学评论》1990年第4期，第100页。。第二，或仅从字面上追溯屈原阐释的“爱国”一语，忽略辨析“爱国”概念的古今之别(9)对于朱熹以“忠君爱国”评价屈原，周建忠认为这是“第一次用‘爱国’来评价屈原，尽管与‘忠君’作并列之论”，似乎更多是从字面上追溯“爱国”，而未能辨析“爱国”概念的古今之别。尽管潘啸龙明确指出传统屈原阐释的主题是“忠君”，具有古今辨别视野，但仍将抗战时期郭沫若等关于屈原的“爱国”评价称为“近代以来对屈原精神的重新发现”，然“重新发现”的评判实则有欠允妥，似乎仍对“爱国”概念的古今之别认识不足。见周建忠：《屈原“爱国主义”研究的历史审视》，《中国楚辞学》2002年第1辑，第1页；潘啸龙：《屈原评价的历史审视》，《文学评论》1990年第4期，第99页。，倾向于认为该观念自古已有。第三，或注意到“爱国”的古今之别，但将现代“屈原爱国”阐释的兴起定位于20世纪20年代的梁启超(10)论者指出，“梁启超最早将现代民族主义精神赋予屈原”，然其依据却是梁氏1922年《屈原研究》中的言说。见黄霖主编，羊列荣著：《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诗歌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67～68页。。既有研究不乏灼见，但忽略了近代以来屈原阐释的诸多面向，由此提出的结论值得商榷。

传统屈原阐释起于西汉，其后渐次蔚为大观，代表人物有司马迁、班固、王逸、洪兴祖、朱熹、林云铭等，但主要在“忠”“怨”两端发挥，而“怨”又逐渐被“忠”压倒，“忠”渐次占据主导地位(11)关于传统屈原阐释的整体情形，可参见潘啸龙：《屈原评价的历史审视》，《文学评论》1990年第4期，第93～98页。，“忠君”是阐释的主题(也有以“爱国”评价屈原，如朱熹称屈原“忠君爱国”，但当时的“爱国”基本上仍属于“忠君”范畴，与现代意义上的“爱国”概念具有本质区别(12)20世纪初，随着现代国家观念的确立，“爱国”概念发生古今之变，不再“与忠君同义”。当时区分中国传统的“爱国”与西方的“爱国”，由此批判前者而提倡后者渐成一股潮流。稍后陈独秀即说：“爱国心为立国之要素，此欧人之常谈，由日本传之中国者也。中国语言，亦有所谓忠君爱国之说。惟中国人之视国家也，与社稷齐观，斯其释爱国也，与忠君同义。”见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陈独秀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2页。)，由此形塑了屈原“忠臣”的主流形象。屈原“忠臣”形象经层层建构，至明清时期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明末黄文焕说“千古忠臣，当推屈子为第一”，王夫之称屈原为“千古独绝之忠”，清人龚景瀚亦称“屈子之忠，所以为万古人臣之极”(13)李诚、熊良智主编：《楚辞评论集览》，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08、344、423页。。“屈原忠君”在很长时期都是普遍观念。质言之，传统阐释大体上属于中国历史上“君即国家”的“君主时代”(陆侃如于1923年就使用了“君主时代”概念，详后)，主导的政治伦理是李大钊所谓之“忠君主义”(14)李大钊于1920年提出：“政治上民主主义(Democracy)的运动，乃是推翻父权的君主专制政治之运动，也就是推翻孔子的忠君主义之运动。”见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朱文通等编：《李大钊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38页。。

清季以降，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反传统之风兴起，反传统屈原阐释的新阐释亦开始萌发，即“民族主义阐释”与“自由主义阐释”(15)民族主义阐释与自由主义阐释分别以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为思想资源、概念工具、意识形态，对屈原进行阐释，故以此命名。“民族主义阐释”“自由主义阐释”应分别与“民族主义者的阐释”“自由主义者的阐释”概念区别。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人”的建构。这作用于屈原阐释，突出表现为反对屈原传统的“忠臣”身份，将屈原重新定位为“诗人”“文学家”，淡化政治性而强调文学性、文化性。这是自由主义阐释的核心特征，有此一点，即可视为自由主义阐释。。大概是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揭橥了民族主义阐释(“流亡”这点很容易使梁氏对屈原产生同情之理解)。在1902年4月刊于《新民丛报》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启超以一番十分新颖、现代的词汇评论屈原，称“屈原，文豪也”“屈原生于贵族，故其国家观念之强盛”(16)中国之新民(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丛报》第5号，1902年4月8日，第66页。，即不再指屈原为“忠臣”，而以一般意义的“文豪”称之，在评价其政治品格时也非沿袭“忠君”，而使用“国家观念”的新表述。事实上，梁氏的改变并不停留于词汇层面，他本人已具有充分的价值自觉。通过日本这个转运站，梁氏当时已经广泛接触并形成现代国民、国家及爱国观念(17)参见张佛泉：《梁启超国家观念之形成》，台北《政治学报》1971年第1期，第1～66页。，正努力解构传统忠君伦理与君国一体的传统国家观。就在此前一期刊出的《论国家思想》(《新民说》第六节)中，梁启超区分了“国家”与“朝廷”，对“忠君”与“忠国”做出明确的价值判断，“言忠国则其利完，言忠君则其义偏”(18)中国之新民：《新民说》，《新民丛报》第4号，1902年3月24日，第5页。。换言之，深具启蒙眼光的梁启超开始改写屈原的千古忠臣形象，对传统屈原阐释的词汇与价值均予以抛弃，而将其业已形成的现代国家观念赋予屈原，开始塑造一个现代民族主义者屈原。

《新民丛报》此后也有数篇诗文以相似笔调论及屈原。一篇未署名的译文《万国思想家年表》较为特别，其所记思想家为数众多且涵盖古今中外，如黄帝、所罗门、释迦牟尼、柏拉图等。屈原也名列其中，被誉为“中国第一文豪，发挥厌世思想与爱国主义”(19)《万国思想家年表》，《新民丛报》第18号，1902年10月16日，第119页。。这一“翻译”颇值得注意。该文译自日本建部遯吾的《哲学大观》，原文是“楚人。孤忠を以て谗に遭ひ、凄怨の言を为りて志を叙へ、遂に汨罗に投して死す。离騒一篇。后人皆其志を悲む”(20)建部遯吾：《哲学大观》，东京：金港堂1898年版，第374页。。显然，原文对屈原政治品格的评价并非“爱国”(遑论“爱国主义”)，而是“孤忠”——与中国传统屈原阐释一致。但译者明显很不认同(21)从内容来看，译者很可能就是梁启超，其观点与前之《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脉相承。，故以当时新兴的“爱国主义”这一概念改译之(此翻译实已含有相当大的“改写”成分)，也即以现代意义上的“爱国”概念重新阐释屈原。这种改译十分耐人寻味，也意味着很早就出现了以“爱国主义”阐释屈原的做法。具有现代爱国观念的屈原也多次出现在另一份革命刊物《湖北学生界》中，该刊由湖北留日学生于1903年在东京创办。如《论支那文学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以现代意义的“祖国”“爱国巨子”等语盛赞屈原，称“屈原怀祖国而作《招魂》之什，是支那爱国巨子亦文学家也”(22)《论支那文学与群治之关系》，《湖北学生界》第5期，1903年5月，第76页。。同期另一篇文章以“文学家之爱国心”评价屈原(23)但焘：《黄棃洲》，《湖北学生界》第5期，1903年5月，第20页。。

还值得特别注意的是，20世纪投水自沉风潮蕴含了许多对屈原的民族主义阐释。其中以对1905年湘人陈天华在日本投海的阐释最为突出，时人往往将陈天华与屈原相联系。秋瑾主编的《中国女报》即刊有两首悼诗，言“传闻蹈海忽心惊，又见而今有屈平”“泽畔何人悲屈子，岛中有客哭田横”(24)不文生：《吊烈士陈星台》，《中国女报》第1期，1907年1月，第51页；白萍：《吊陈星台(用不文生韵)》，《中国女报》第1期，1907年1月，第51页。。同盟会成员杜羲的悼诗云“杜鹃声里鬼神惊，怕赋《招魂》到屈平”(25)友荃(杜羲)：《吊陈天华烈士(用汉援原韵)》，《汉帜》第1号，1907年1月，第70页。。湖南革命者宁调元的诗称“差辛鲁连能作伴，更无宋玉解招魂”(26)杨天石、曾景忠编：《宁调元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7页。。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的一篇悼文在讲述陈天华的“至诚”时，言及“昔屈氏之怀沙，亦离忧之太挚”(27)《祭陈星台先生文》，《民报》第2号，1906年1月22日，“来稿”第2页。。冯自由后来也在回忆中感叹：“陈(天华)杨(笃生)皆湘人，亦忧国伤时之文人，岂同受汨罗江屈大夫之召耶？不然，何三湘爱国文人投水之多也！”(28)冯自由：《革命逸史》上，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第274页。湘人姚洪业、杨笃生在陈天华之后相继投水，时人同样联想到屈原。如柳亚子作《哭杨笃生烈士》诗：“思黄死后剑生殉，今日湘江又哭君。终古几人解《哀郢》？伤心三户未亡秦！东南旗鼓迟陈胜，西北波涛走伍员。欲赋《大招》纪幽怨，海天何处吊灵均？”“思黄”“剑生”“君”分别指陈、姚、杨，“哀郢”“大招”“灵均”皆指向屈原。见柳亚子著，徐文烈笺，刘斯翰注：《柳亚子诗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9～90页。无论陈天华投水本身是不是效仿屈原，但时人多将陈与屈原比附，其实也道出了他们的“屈原”认知，即一个与陈天华差不多具有同样爱国精神的屈原，这以冯自由“三湘爱国文人”一语最为明确。而且，将“革命党之大文豪”陈天华与屈原作比，反过来又强化、宣传了“屈原爱国”的印象。

概言之，20世纪初关于屈原的现代民族主义阐释悄然兴起，阐释者是梁启超、革命派等具有现代国家观念的新思想精英，以国民自许，不再将“君”“国”等同，革命派甚至是追求反君、去君。在论及屈原时，他们从词汇与价值层面做出改变，有意区别于传统阐释，只提“国”而不言及“君”，以“文豪”“文学家”等一般指称取代“忠臣”，以现代意义上的“爱国”概念替换“忠君”。这就意味着，作为传统“屈原忠君”观念的对立面，“屈原爱国”的新观念在清末就已经创发。

以“忠君”为主题的屈原阐释是传统教化的重要内容，多以君臣大义注解《楚辞》，在指称屈原时也大多冠以“忠臣”名号，屈原及其作品的地位、意义、影响基本上是政治性的。这也激发了王国维等人的反抗，关于屈原的自由主义阐释随之兴起。他们开始有意淡化屈原的政治性，仅强调其文学性。1906年，正在研读康德、尼采的王国维，开始以现代意义上的“诗人”指称替换传统的“忠臣”，称“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29)王国维：《文学小言》，《教育世界》第139号，1906年11月，“文页”第3页。传统屈原阐释也有以“诗人”指称屈原，但与王国维具有本质区别。如汉代王逸说：“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见李诚、熊良智主编：《楚辞评论集览》，第23页。，又于次年撰《屈子文学之精神》，专从文学角度论述屈原及其作品，特着眼于屈原的“诗人”身份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称“周、秦间之大诗人，不能不独数屈子也”(30)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教育世界》第140号，1907年1月，“文页”第5～6页。。由于这个淡化政治性而强调文学性、文化性的反抗特征，自由主义阐释与传统阐释的对立清晰可见。同时，自由主义阐释与民族主义阐释的同和异也显示出来，二者皆是对传统忠君阐释的反叛，故能很相近地使用一般意义的“诗人”“文豪”“文学家”来取代极富政治意义的“忠臣”，但前者并不像后者那样在“诗人”等指称前加以“爱国”——民族主义阐释是将“忠君”政治伦理转换为“爱国”政治伦理，实际上仍是一种强烈的政治性阐释，这有别于自由主义的文学性阐释。这意味着，两种阐释在反抗传统忠君阐释时将形成合作与竞争的复杂关系。

不过，清末的民族主义阐释与自由主义阐释还是有限，虽都在词汇与价值层面做出改变，但尚未触及深层学理，两种阐释均未能对“忠君”予以明确批判，民族主义阐释也还未对“爱国”进行论证。“屈原爱国”观念虽经创发，但尚未真正确立。

二 学理的解构与建构：“屈原爱国”观念的确立
经辛亥革命在政治上废除帝制、建立民国，继则谋求从思想文化上破除忠君伦理，作为“千古忠臣”的屈原事实上成为必须推翻的一大路障。1916年前后，“破旧立新”的民族主义阐释开始集中出现，代表人物首推以往未受学界充分重视的谢无量(31)比起对梁启超、郭沫若等人，楚辞学界对谢无量的研究显得相对薄弱。带有全面总结性质的《屈原学集成》(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在“百年屈原学学者综述”一节，甚至全书都没有关于谢的专题介绍。。谢于是年出版《中国六大文豪》一书，将屈原、李白等六人誉为能够代表中国文学的六大文豪，且将屈原列于首位，尤特申明并非因为屈原最早或是文采出众，而是因其“爱国之精神，故录之为古今文豪之首”(32) 谢无量：《中国六大文豪》，上海：中华书局1916年版，第14、12页。。“爱国”正是谢氏阐释的主题词，他对屈原的“爱国”精神作了长篇、具体的专题式阐述，其中心论点即屈原是“古今爱国诗人之宗”，且行文中反复使用该句，前后多达4次。以“爱国诗人”指称屈原的做法开始出现。

更为重要的是，谢无量明确论述了屈原“忠君”与“爱国”的关系：“古者国家与政府之区别未明，故往往以效忠于君者，即为效忠于国。大凡屈原思君之词，莫非爱国之志所发也。若以屈原仅惓惓于一人之惠，既不见用，发愤至死，此殊未然。盖惟有政治思想者，其爱国乃愈甚。屈原怀救国之方，闵斯人之不得其所，宗国将沦为丘墟，而己无藉以拯之，是其最痛心之事，非如世俗所谓牵于君臣之义而已。”(33) 谢无量：《中国六大文豪》，上海：中华书局1916年版，第14、12页。事实上，在屈原阐释的现代转换中，屈原“忠君”问题必须解决。前之阐释者虽提出“爱国”，却对“忠君”避而不谈。谢无量采取正视态度，以古代国家与政府区别不明为根据，将屈原的“思君之词”阐释为“爱国之志所发”，即不否认屈原具有“思君之词”，但认为这正是其“爱国”的表现。“非如世俗所谓牵于君臣之义”一语更是明确批驳传统阐释的核心。应当说，谢无量在“忠君”之上提出“爱国”，将屈原的“忠君”统摄于“爱国”范畴之下，适与传统阐释相反。无论这种做法正确与否，确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忠君”与“爱国”的关系难题，较有效地建立了“爱国”说的合理性。谢无量一面论证屈原“爱国”，一面化解传统的“忠臣”屈原，开始了学理上的建构与解构。这在屈原阐释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自清末创发的“屈原爱国”观念得以基本确立。

自由主义阐释也相继加大了对传统忠君阐释的反叛力度，以1922年胡适《读楚辞》一文为代表。胡适以历史眼光指出：“传说的屈原是根据于一种‘儒教化’的《楚辞》解释的……是一种复合物，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汉朝的老学究把那时代的‘君臣大义’读到《楚辞》里去，就把屈原用作忠臣的代表，从此屈原就又成了一个伦理的箭垛了。”《楚辞》的注家，自王逸直到洪兴祖“处处把美人香草都解作忠君忧国的话”。结果，屈原成为“理想的忠臣”，《楚辞》则变为“一部忠臣教科书”(34)胡适：《读楚辞》，《读书杂志》第1期，1922年9月，第2～3页。。胡适实际上审视了传统阐释的主要进程，很不客气地将“忠臣”屈原的建构过程揭示出来，几乎全盘否定了西汉以来的《楚辞》注解。

比起谢无量的委婉化解，胡适的批驳可谓相当激烈，是当时从学理上解构“忠臣”屈原的旗手。事实上，对忠君而言，自由主义是最直接的反对面，也是瓦解“忠君”阐释最尖锐的思想武器。胡适的这一做法引起许多人的效仿，无论是自由主义阐释者，还是民族主义阐释者。谢无量很快在次年出版的《楚词新论》一书中响应胡适，辟“楚词评论家之评论”一章，以否定的语气历数从汉至清的代表性阐释，结论便是《楚辞》“被历来一般北学派的注家注坏”了，“单把屈原看成个忠臣义士”(35)谢无量：《楚词新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60、69～76页。。谢无量这次不再委婉化解，而是对传统忠君阐释进行了一针见血的胡适式解构。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解构注家塑造的忠臣屈原，正处于整理国故运动中的胡适也进一步对本来的屈原提出了几点怀疑。这在许多当时和后来人看来，胡适与前之廖季平一样从根本上否定了屈原其人的存在，引发了对民族主义阐释构成釜底抽薪危险的“屈原否定论”(36)20世纪以来怀疑屈原真实存在的观点被日本学者稻烟耕一郎称为“屈原否定论”，而廖季平、胡适、何天行等被视为否定论的代表人物。见稻烟耕一郎著，韩基国译：《屈原否定论系谱》，《重庆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第19～30页；黄中模：《现代楚辞批评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事实上，胡适之言遭到了许多当时和后来人很大程度的误解，胡适其实基本是怀疑屈原，与廖季平、何天行等断然否定屈原其人存在较大区别。。另外，胡适极力破除充满政治伦理的“旧注”，强调恢复“《楚辞》的文学价值”，这种去政治化而仅强调文学性的程度远超王国维，极大强化了自由主义阐释的非政治性特点，致使民族主义阐释的核心政治伦理——“爱国”也存在连带被隐藏、消解的倾向。换言之，在合作解构传统忠君阐释时，自由主义阐释与民族主义阐释在清末时的区别已经发展为对立之势。故对民族主义阐释而言，除了传统忠君阐释，“屈原否定论”与自由主义阐释也不同程度构成其竞争性阐释。

事实上，批驳传统忠君阐释、否定“屈原否定论”及纠正自由主义阐释的非政治倾向，正是1922年后民族主义阐释的主要内容。故在《楚词新论》中，谢无量在响应胡适的同时，也以一章的篇幅反驳了廖季平对屈原其人的否定与胡适对屈原的怀疑，以坚决口吻提出“我们可以确信屈原这人是决有的了”(37) 谢无量：《楚词新论》，第20、56～66页。。对于自由主义阐释的非政治倾向，谢无量强调屈原的政治性，提出“屈原是一个未得大用的政治家，是一个很有野心的爱国者”，同样以近乎一章的篇幅论述屈原“爱国的思想”，增加了对其爱国思想的来历与深远影响的分析(38) 谢无量：《楚词新论》，第20、56～66页。。与七年前相比，谢无量建构、解构的力度和系统性均增强，进一步强化了“屈原爱国”观念。

不过，谢无量的批驳态度还较温和，稍后的民族主义阐释则更为激烈和系统。梁启超的同门师弟、后来的中国民主宪政党主席伍庄，其《真爱国者屈原》一文较具代表性，该文洋洋洒洒近两万言，是论述充分、言语流畅的长文。文章标题即已鲜明标举“屈原爱国”之意，文中则一一批驳自司马迁至朱熹的传统阐释者，尤多次表达屈原实为“爱国”而非“忠君”的意思，“屈原视其君，不如视楚国之重”“忠者非区区于君，当为国计也。屈原之意如此”“屈原之死，为楚非为君”(39)本段及下一段均出自伍庄：《真爱国者屈原》，《丙寅杂志》第2期，1926年9月，第1～56页。。如果说谢无量从“古者国家与政府之区别未明”立论犹显得含混，伍庄则强势解决当时君、国纠缠的不利局面。

同时，伍庄对“屈原否定论”的否定也比谢无量更为强烈，在文章开头便对廖季平、胡适进行了一番火药味甚浓的嘲讽，称廖季平“直将屈原谋杀灭尸毁骨”，而“胡适之为廖季平帮凶，谋杀屈原”。其实，前之谢无量是说胡适对屈原“有些怀疑”，尚能相对准确把握胡适的原意，但伍庄对胡适的理解则具有较大误读的成分，差不多将胡适对屈原的怀疑看作是断然否定了，然这种误读也正显示民族主义阐释的激烈走向。而且，伍庄纠正自由主义阐释的非政治倾向也更加明显，对“后世之论屈原者，只以文学家视之”明确表示反对，提出“屈原者，政治家也”(“政治家”这一指称显然继承自谢无量)，且4次使用“屈原者政治家”的表述，以突出屈原的政治性。

由于民族主义阐释与自由主义阐释合力、系统地攻击，传统忠君阐释趋于解构。长期处于思想文化界中心位置的梁启超颇能洞悉时情，对此有敏锐而深刻的观察，就在胡适发表《读楚辞》的同一年，梁氏在回顾近五十年中国思想界进化路程时，除了指出“马克思差不多要和孔子争席”，还特将屈原记上一笔，称“易卜生差不多要推倒屈原”(40)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39，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43页。。所谓要被推倒的“屈原”，正是既往之“忠臣”屈原(作为推手的“易卜生”正是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代称，这相当于是说，自由主义阐释差不多推倒了传统忠君阐释。其实梁已注意到自由主义阐释的攻击最力，但对民族主义阐释的攻击有所忽略)。就在传统忠君阐释消解的同时，经过民族主义阐释从学理上阐发“屈原爱国”，批驳“屈原否定论”及纠正非政治倾向，清末创发的“屈原爱国”观念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得到学理化并真正确立。显然，该观念既非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梁启超，也不是迟至抗战时期才提出，大概说清末创发、新文化运动时期确立更为允妥。

谢无量是较早具有理论建树的民族主义阐释者，其《中国六大文豪》一书1916年由中华书局收入“学生丛书”出版，1933年时发行至第6版(41)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历史·传记·考古·地理)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4年版，第504页。。《楚词新论》一书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收入“国学小丛书”出版，1935年发行至第7版(42)彭华：《谢无量年谱》，《儒藏论坛》第3辑，2009年5月，第145页。。两书皆由知名出版社辑入具有启蒙与普及性质的丛书，分别发行长达17、12年，已然形成了时间上的持续感及“一种超越亲缘、地缘的联络网与对话关系”(43)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台北《新史学》第14卷第4期，2003年12月，第188页。，加之一些著名学界人物的推介，如1926年鲁迅就将《楚词新论》列为教学参考书(44)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8～389页。，使得“屈原爱国”观念的进一步传播具有极大可能。伍庄实际上就主要是在谢无量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挥了“屈原爱国”观念。在谢、伍等精英人物之外，报刊上一般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阐释也逐渐增多。如东南大学学生王曾稼于1923年发文称“时楚方多难，原宣传其爱国主义于词赋中”(45)王曾稼：《论楚人之文学》，《国学丛刊》第1卷第1期，1923年3月，第77页。，尚在美留学的闻一多称屈原为“吟着美人香草的爱国诗人”(46)闻一多：《长城下之哀歌》，《大江季刊》第1卷第1期，1925年7月，第29页。，沪江大学学生坚平肯定屈原富有“爱国的观念”(47)坚平：《屈原研究》，《天籁季刊》第17卷第15期，1928年9月，第171页。。这些青年学生远不如谢、伍成熟，但已基本掌握几个核心概念。这也意味着“屈原爱国”观念的纵深发展与代际传递，至少已开始走进学校、流散及青年一代。

不过，“屈原爱国”此时尚未成为屈原阐释的主导观念，还未获得各方的足够认同，其影响基本没有超出知识界。作为竞争者之一的自由主义阐释尤对民族主义阐释构成较大冲击，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当时知识界中前者甚或一度超过后者。梁启超的转向可谓显例。20世纪20年代的梁继续多次阐释屈原(48)梁启超：《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饮冰室合集》专集之40，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39页；《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37，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70～140页；《屈原研究》，《饮冰室合集》文集之39，第49～69页；《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2，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72～81页。，除了解构传统忠君阐释，还具有以下要点：其一，改变屈原的关怀对象，以“社会”代替“君主”，同时也几乎取代“国家”。在《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屈原研究》这两篇文章中，尽管梁也使用“国难”“祖国”“国家”等概念(各使用1次)，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发挥民族主义阐释，然则使用更多的是不具备民族主义意义的“社会”(23次)“人类”(2次)“世界”(3次)。关于屈原之死，梁也试图打破深具政治意味的传统“殉国说”，强调屈原“为极端厌世之人”，提出了与“洁身说”类似的说法，从而一般、多元地解释屈原自杀。其二，淡化屈原及其作品的政治性，强调其文学性，如称屈原为“中国文学的老祖宗”，又呼应胡适，将《楚辞》界定为“富于想象力之纯文学”。要言之，梁启超所努力建构的基本上是作为“人”而非“忠臣”“爱国者”的屈原，与1902年强调屈原“国家观念”强盛相比，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的屈原阐释呈现出民族主义收缩、自由主义凸显的态势(这就不难理解他之所以会注意到自由主义阐释对传统阐释的攻击，但相对忽略民族主义阐释的攻击)。论者将现代“屈原爱国”阐释的兴起定位于20世纪20年代的梁启超，显然是忽略了1902年梁氏的民族主义阐释及此后的微妙变化。是故，“屈原爱国”观念能否进一步发展，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自由主义阐释的转变。

三 自由主义阐释的民族主义转向
九一八事变后，知识界中自由主义阐释甚或一度超过民族主义阐释的情势很快发生逆转，一些自由主义阐释者转而不同程度地向民族主义阐释靠拢。此中以胡适的转变最为迅速、最具标志性，但常被人忽视。九一八事变三个月后，胡适在一次演讲中提出，“出身微贱”的民间文学向来不被士大夫看得起，但《楚辞》“为半恋爱半爱国的热烈的沉痛的感情奔放作品，故站得住”(49)胡适：《中国文学过去与来路》，《大公报》，1932年1月5日，第3版。。“半爱国”一语虽然含蓄，但对之前极力破除《楚辞》的政治性而仅强调文学性的胡适而言，却已是做了很大程度的调适，具有从自由主义阐释半转向民族主义阐释的强烈意味。

胡适之后，游国恩的态度亦发生转变。游于1922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次年开始研究《楚辞》，1926年以《楚辞概论》初试啼声。游氏实际上师承胡适，治学方法与观点都受到胡适的深刻影响，在1931年之前也是投身于屈原的自由主义阐释，如将屈原界定为“极有学问的而又善于言语的文学家”，被谗放逐因而满怀不平之气的人(50)游国恩：《楚辞概论》，北京：述学社1926年版，第113、155页。。无论是对《楚辞》或屈原，游国恩当时并无多少民族主义性质的阐释。然九一八事变两年后，游国恩写就《楚辞讲疏长编序》，提出一项研治《楚辞》的宏大计划，并对屈原发表了一番与往日极不相同的评论：

嗟夫！屈子以旷代轶才，而又楚之懿亲，怵心国难，思有以匡扶之。乃以王之昏庸，群邪壅蔽，窜逐山泽，九年不复，此诚人情所不能忍，故其文忧愁幽思，曲折往复；激楚苍凉，如怨如诉，斯乃迫于情之弗容已，与夫世之无病而呻者异也……今观其辞，宗国之念至切，发扬蹈厉，深入人心，足以鼓舞其遗民志士报仇雪耻之义气，真天地间不可少之文也……及项羽踵起，刘季奋兴，不数年间，卒以踣秦。三户之谣，于斯竟验。呜呼！南方之强，岂偶然哉……屈子之文，最易激发人情……嗟乎！国难深矣！世之人倘亦有读屈子之文而兴起者乎？则庶乎三闾之孤愤为不虚；而区区之志，亦可与忠义之士相见于天下矣(51)游国恩：《读骚论微初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16～217页。。

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郭沫若、闻一多，而对转变程度不明显的游国恩同样重视不够。然所谓“不明显”只是表面的，只要足够仔细，就能发现多处转变表征。其一，游国恩在《楚辞概论》中普遍使用的是“屈原”这一寻常称呼，然在此三次均使用敬称“屈子”。这是心态变化的一个反映，他从冷静的屈原研究者转为虔诚的屈原崇拜者。其二，“无病呻吟”是针对屈原的负面评论之一(1917年胡适就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以此批评屈原)，极不利于屈原的形象。游国恩此时明确为屈原辩解，认为那是“迫于情之弗容已，与夫世之无病而呻者异也”，但在此前并未有类似辩护。其三，游氏之前对屈原的定位是“文学家”、满腹牢骚之人，然此时对屈原评价极高，且偏向政治性。与谢无量等民族主义阐释者一样，游也使用“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典故，论述屈原在楚人灭秦中的重要作用与影响。而20世纪20年代游国恩并未关注这则典故，以他当时冷静的研究者心态，甚至可能对谢无量的说法嗤之以鼻。1933年游国恩笔下的屈原已是一位感人至深、催人奋起的爱国者，游本人也成为热烈呼唤现世屈原的民族主义阐释者。

转变中影响最大的是郭沫若。郭氏早期受自由主义影响深刻，在1920年的《湘累》中，将屈原刻画为一个追求自由、个性解放的“人”的形象。1926年随北伐军过汨罗时郭曾作诗：“屈子行吟处，今余跨马过。晨曦耀江渚，朝气涤胸科。揽辔忧天下，投鞭问汨罗：楚犹有三户，怀石理则那？”这是意气风发的郭沫若以批评口吻诘问自尽的屈原，“仅仅是在政治上的失意，一位有为的男子应该是还有很多可做的事情，不至于一纳头便去憔悴死”(52) 郭沫若：《屈原·序》，上海：开明书店1935年版，第ⅰ～ⅱ、ⅱ页。。在1926年的郭沫若看来，屈原更多是一位怀才不遇、绝望自杀的失败者，这与后来伟大的“爱国诗人”“民族诗人”有天壤之别。

八年后(1934年)，郭沫若开始“精细”地“研究”屈原，次年出版专著《屈原》，对屈原的认识发生巨大改变。郭进一步发挥了谢无量的主要观点，更为详尽地批驳廖季平、胡适的“屈原否定论”，认为廖、胡的疑问“骤看都觉得很是犀利，但过细检查起来，却一项也不能成立”，甚至考证出屈原的生卒年月日，以证明“屈原的存在”(53) 郭沫若：《屈原》，第8～17、73、77页。。同时，沿用以“爱国者”指称屈原的做法，且以“言行一致的爱国诗人”作为章节标题，论证屈原的爱国精神(54) 郭沫若：《屈原》，第8～17、73、77页。。关于屈原自沉，1926年时郭沫若还认为屈原是消极自杀，但此时却提出崇高的现代殉国说，认为屈原是“迫不得已而自杀了的。所以屈原的自杀是殉国，并不是殉情”(55) 郭沫若：《屈原·序》，上海：开明书店1935年版，第ⅰ～ⅱ、ⅱ页。。郭也再次使用“楚虽三户”典故：“楚人特别爱他的辞，特别哀他的死，更由他的辞与死而增涨了民族的义愤。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预言之所以产生，以及那个预言之卒由楚人的项梁、项籍而实现，都是这个不甘心的成果。”(56) 郭沫若：《屈原》，第8～17、73、77页。有意思的是，两次使用该典故的语境与目的已显然有别。郭氏别具一格的论证，使得“屈原爱国”更具说服力，比起20世纪20年代更为牢固，该观念由是获得更多人的认同，如一篇书评称，“不但考定屈原的存在，把近人对于屈原传的怀疑详密地驳掉，并且考定了屈原的家世和生卒年月，但最重要的，是考出屈原之自杀是殉国而非历来所传之殉情”(57)钟本健：《文化界：屈原和金圣叹》，《文化建设》第1卷第10期，1935年7月，第121页。。

胡适、游国恩、郭沫若等人的转变颇为生动地标示了屈原阐释中自由主义阐释的一种民族主义转向。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具有特殊意义的转向。梁启超《屈原研究》一文尽管主要是自由主义阐释，但多少还是存有民族主义的因素，加之梁的影响力，使得该文亦成为民族主义阐释的重要启发性著述，常为人援引、模仿。不过，他人在援引、模仿该文时往往自觉进行了民族主义性质的改造。试举数例(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研究屈原，应该拿他的自杀做出发点。屈原为什么自杀呢？我说：他是一位有洁癖的人，为情而死。他是极诚专虑的爱恋一个人，定要和他结婚；但他却悬着一种理想的条件，必要在这条件之下，才肯委身相事。然而他的恋人老不理会他！不理会他，他便放手，不完结吗？不不！他决然不肯！他对于他的恋人，又爱又憎，越憎越爱，两种矛盾性日日交战，结果拿自己生命去殉那“单相思”的爱情！他的恋人是谁？是那时候的社会！/屈原是情感的化身，他对于社会的同情心，常常到沸度(58)梁启超：《屈原研究》，《饮冰室合集》文集之39，第55、65页。引文所引内容的较早版本另可见梁启超《屈原研究》，《晨报副刊》，1922年11月20日第1版、11月20日第1版。。

屈原之感情极富对于国家社会所表示之同情心至浓厚者也/屈原者，天性极厚，而又感情至富，故其沸度能至浓厚至热烈(59)伍庄：《真爱国者屈原》，《丙寅杂志》第2期，1926年9月，第25页。

屈原是一个矫然独立的诗人，但他天生多情，始终热烈地爱护他的国家社会，始终抱着牺牲自己去改造国家社会的宏图(60)江文苑：《屈原研究(续)》，《五中周刊》第137期，1932年12月，第9页。

屈子对本土的纯爱/屈原为什么自杀？梁任公说是为单相思，他爱恋社会，而社会遗弃他，这个看法也很对。不过与其说社会是他爱慕的对象，无宁谓为“本土”。因为谈起社会就牵涉到各方面，难免使人对于屈子心爱的对象不发生误会(61)李陵：《离骚与屈原》，《南开大学周刊》第137、138期合刊，1932年12月，第5页。。

可是怀王虽疏远了屈原，而屈原却一心一意爱护他的国家社会，始终抱着牺牲自己去改造国家社会的宏图(62)焯夫：《孤忠的屈原》，《汗血周刊》第5卷第25期，1935年12月，第549页。

屈原的情感极为丰富，他热烈的恋着他理想中的爱人——楚国和楚国社会(63)李震：《屈原及其作品》，《南开高中》第7期，1936年3月，第6页。。

屈原为什么要自杀？梁任公说是单相思，他爱护本土，他爱护社会，而君主不信任他，社会遗弃他，这个看法很正确，不过，与其说是社会为他爱护的对象，毋宁说是忠爱本土的“愚忠”(64)江秋：《爱国诗人屈原遗著〈离骚〉所倾泻的两重悲哀》，《两仪》第3卷第2期，1943年2月，第9页。。

我们探源屈原，应该拿他的自杀做出发点。他为什么要自杀呢……他对于初恋的人儿，虽然她冷淡，她薄幸，都原谅她，但他心理上又爱又憎，越憎越爱；两种矛盾日夜交战，结果拿自己生命去殉“单相思”的爱情；到底他唯一的爱人是谁？就是那时候的楚国。/像屈原之感情浓郁，爱祖国之一片忠贞不移的至诚(65)王任夫：《屈原〈离骚〉之探源》，《文坛》第5卷第6期，1947年6月，第30、31页。

上列展示了后来者在进行民族主义阐释时是如何改造梁启超的话语。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频繁使用“社会”的概念和表述，以“社会”取代“国家”。梁的许多话语随后为伍庄多所援引、化用，但伍庄以“国家社会”概念代替梁的“社会”概念，突出了“国家”性质。稍后的江文苑、焯夫、李震同样使用“国家社会”概念。李陵也明确表示不赞同梁启超的“社会”概念，将其替换为“本土”，这一做法得到江秋的援引。最有趣的是，王任夫大段化用了梁启超关于屈原自杀的表述，且相似程度非常之高——几乎可视为“抄袭”，但在最后并未沿用“他的恋人是谁？是那时候的社会”的梁氏原文，而是改写为“他唯一的爱人是谁？就是那时候的楚国”，明确以“楚国”代替“社会”。相比于梁启超以“社会”取代“国家”，他们复以“国家”取代“社会”。此番民族主义性质的改造正是对梁启超自由主义阐释的纠偏，可视为一种特殊意义的转向。

论者颇富洞见地指出：“思想史不再仅仅是关注思想的‘提出’，提出的可能是少数天才，也可能提出了就湮灭了，而同样要关注思想的‘实现’，实现了的是在社会生活里面称为制度、常识和风俗的思想，也是真正在历史上产生作用的思想。”(66)葛兆光：《思想史为何在当代中国如此重要》，《文汇报》，2010年5月22日，第6版。从思想的“提出”与“实现”来看，胡适等自由主义阐释者的民族主义转向，实际上是对前之谢无量等民族主义阐释者的回应，是“屈原爱国”观念的一种实现。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后，“屈原爱国”观念并非如一般所认为的才经提出，而是业已逐渐进入实现阶段，胡适等人的转向正是该观念走向实现的先期标志。

四 走进生活世界：“屈原爱国”观念的实现
整体来看，九一八事变后，“屈原爱国”观念的实现首先在学术研究上表现明显。前述自由主义阐释的转向很多就是在学术领域发生，此外还有许多学者转而投入或是加强楚辞研究。如汤炳正在抗战前从事文字、训诂学研究，然“抗战事起，转徙流浪，自受民族危亡之苦，遂与屈原思想感情产生共鸣”，开始研习《楚辞》(67)《汤炳正小传》，1990年。转引自周建忠：《楚辞考论》，上海：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49页。。闻一多是转而投入楚辞研究的代表人物。尽管闻氏在“诗人”时期很早就表现出对屈原的喜爱，但未进行学术研究。1929年时游国恩也曾建议闻研究楚辞(68)闻黎明、侯菊坤编著：《闻一多年谱长编》上，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41页。，但闻并未采纳。当时闻一多正从“诗人”向“学者”转型，但最先涉足唐诗而非楚辞。1932年，闻、游交往密切，“早晚谈论《楚辞》《诗经》”(69)季镇淮：《闻一多先生年谱》，《闻一多全集》第1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0页。。这其实是游对闻研治楚辞的再一次鼓励，而这次闻迅速采纳，仅6个月后便在清华大学开设了含《楚辞》中之《九歌》的课程，次年开始讲授楚辞专题课(70)闻黎明、侯菊坤编著：《闻一多年谱长编》上，第381、392页。在《楚辞校补》的引言中，闻一多说游国恩“最先启发我读楚辞”，点明游氏对其走上楚辞研究之路的重要影响。见闻一多：《楚辞校补·引言》，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年版，第2页。。闻一多对游国恩的两次建议采取不同态度，而第二次仅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半年后，且游国恩在第二次提议后不久即转变为民族主义阐释者，而闻能够与之相谈甚欢，则观点也很可能接近。而且，闻一多早在1923年即视屈原为“爱国诗人”，那么也许可以推测，“爱国诗人”在国难中理应得到重视，很可能是闻一多研究楚辞的原动力(至于在《读骚杂记》等著述中提出不同意见，那是3年后的事)，这不失为“屈原爱国”观念实现于学术研究的生动案例。投入楚辞研究的闻一多逐渐蜚声学界，后尤以《楚辞校补》奠定其学术地位。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随着亡国危机加剧与救国热情高涨，屈原及楚辞研究更具声势。当时一篇关于郭沫若《屈原》的书评能够作下断语，说深信此书会引起青年们“对于这伟大诗人及其作品的研究兴趣”(71)萧叔讷：《〈屈原〉述评》，《申报》，1936年3月16日，第19版。，除了推崇郭氏，恐怕也是切实感受到了屈原研究的时代热潮。郭沫若本人后来就继续进行深具民族主义性质的屈原研究，多次阐释屈原“殉国”“爱国”(72)需要注意的是，在《屈原时代》(《文学》第6卷第2号，1936年2月，第242～251页)一文中，郭沫若论述了屈原作为诗人而不是“实际家”的局限性，对于屈原自尽，郭沫若使用“君”“怀才不遇”“牢骚”等表述，似乎与他在1935年提出的“殉国说”相对立。不过，郭沫若此后对1936年的反复进行了多次修正，总的态度仍是肯定屈原为殉国、爱国。。

尤值一提的是，如同谢无量阐扬“爱国诗人”概念，郭沫若对“民族诗人”概念进行了具体论证和发挥(73)在郭沫若之前，“民族诗人”概念已被提出，且首先并非在屈原阐释中使用，如以该概念指称陆游(见《民族诗人陆放翁四绝》，《自决》第1卷第1期，1933年3月，第7页)。在屈原阐释中，较早是戈茅于1940年6月10日使用“民族诗人”概念，详见后文。。郭在1941年一个重要晚会上演讲，称屈原为“伟大的民族诗人”，因为他不是消极自杀，“而是以崇高的殉国精神而从容就义”(74)《艾绿蒲香中庆诗人节》，重庆《扫荡报》，1941年5月31日。转引自曾健莽：《郭沫若在重庆》，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4页。。在同年12月初题为《屈原考》的演讲中，郭沫若开篇即提出，“屈原不但是中国最伟大的一位诗人，而且是最伟大的一位民族诗人”(75)郭沫若：《屈原考》，《中央日报》，1941年12月5日，第4版。。在该演讲中凡5次使用“民族诗人”指称，对其进行反复阐释。后在同月下旬的一次演讲中，郭氏又2次阐释“民族诗人”概念(76)郭沫若：《屈原的艺术与思想》，《中央日报》，1942年1月8日，第4版；《屈原的艺术与思想(续昨)》，《中央日报》，1942年1月9日，第4版。。此概念虽非郭氏首创，但经其发挥，屈原的“民族诗人”身份和形象得以稳固树立，进一步丰富了“屈原爱国”观念的意蕴。随着郭的声望日隆，连同这几份民族主义阐释文本在内的郭氏著述不断被编辑出版(77)如《关于屈原》一文就被辑入1940年《“民族形式”商兑》、1941年《羽书集》、1942年《蒲剑集》及《屈原——五幕史剧及其他》，由1935年专著《屈原》扩充而成的《屈原研究》也于1943年出版。，发挥相当的影响力，如以“民族诗人”指称屈原的说法就日渐普遍。在此过程中，郭沫若逐渐成为屈原阐释的意见领袖。

及至1942年，郭沫若注意到“学习屈原，研究楚辞，差不多成为了一种风尚”(78)郭沫若：《关于“接受文学遗产”》，《抗战文艺》第8卷第3期，1943年1月，第3页。。丰富的研究成果则更为鲜明地揭示战时研屈高潮。《二十世纪楚辞研究文献目录》一书对相关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统计(79)此统计存也在遗漏，如1941年梁宗岱的专著《屈原》(华胥社)并未列入，但因其属于学术研究的专项统计，仅统计“发表在具有正式刊号的报纸、期刊、高等院校学报及各地学刊的楚辞学论文”，不包括一般的纪念诗词、文章，可以相对准确反映学术研究的大致情形。见白铭：《二十世纪楚辞研究文献目录·编辑说明》，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年版。，为考察战时研究的整体面貌提供了样本。其中，研究专著前30年(1900—1930年)共出版17本，后14年(1931—1945年)出版20本(80)编号121不在时间段内，故未纳入。见白铭：《二十世纪楚辞研究文献目录》，第36～50页。，前后两阶段平均每年分别出版0.6、1.4本。研究论文的前后悬殊更大，前31年(1900年—1931年9月)发表96篇，后14年(1931年10月—1945年)发表182篇，前后两阶段平均每年分别发表3、13篇(81)该书所列对宋玉及其他楚辞作家的研究论文不在笔者讨论范围之内。见白铭：《二十世纪楚辞研究文献目录》，第242～709页。。战时楚辞研究的盛况可见一斑，也均在规模、深度等方面超过20世纪20年代。这实际上是研究队伍扩大，尤其是研究者以动员精神投入研究后随之而来的学术态势。郑临川曾以“哀时课楚辞”概括乃师闻一多(82)闻一多讲述，郑临川记录，徐希平整理：《闻一多西南联大授课录》，北京：北京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这句话显然不仅仅适用于闻氏一人。此促生学术热点的过程，大概可视为“屈原爱国”观念的学术化。

除了引起学术研究的潮流转移，“屈原爱国”观念也日渐风俗化，改变纪念节日的面貌，反映于端午节与“诗人节”。一是端午节地位的变化。端午节虽是传统四大节日之一，但民元以降，随着改历、废历运动与革命纪念日制度的推行，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度加大执行力度，端午节的存在都成为问题，其形象和地位自不待言，颇具感情色彩的“废历端午”“旧历端午”成为时兴用语。然全面抗战爆发后，官方逐渐改变了以往对端午的敌视态度，转而主动、公开纪念。1940年端午节前一日，国民政府在战时首都重庆嘉陵江举办了一场号称参赛千余人、观众五万余人的水上运动会，实即端午纪念会(83)《渝市水运会盛况 横渡嘉陵江竞赛》，《申报》，1940年6月26日，第8版。。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等高层出席，孔且致辞称：“纪念端午和龙舟竞渡，不自今日始”“纪念端午，就是纪念屈原”。次日《中央日报》进行专题报道时还特别补充：“屈原是战国时候楚国的爱国诗人……当时他政治的抱负是反对强邻秦国的欺凌。”(84)《嘉陵江盛会 龙舟竞赛和纪念屈原》，《中央日报》，1940年6月10日，第3版。官方态度的转变可以促进整个社会的变化，郭沫若很快观察到，“屈原的生世和作品又唤起了人们的注意，端午节的意义因而也更被重视了”(85)郭沫若：《蒲剑·龙船·鲤帜》，《新华日报》，1941年5月30日，第2版。。检视《中央日报》1928—1946年间，标题中含有“端午”“端阳”词汇的报文，“端午”前被加上“旧历”“废历”正是始于1928年，但1938年6月4日后这种做法不再出现。这是全面抗战爆发后端午节地位转而上升的细微反映。

二是屈原作为端午节纪念人物的地位愈加巩固。实际上，除了纪念屈原，历来关于端午节起源还有纪念伍子胥、曹娥等多种说法，也有如闻一多提出“端午是个龙的节日”(86)闻一多：《端节的历史教育》，《中兴周刊》第7期，1947年6月，第11～13页。该文最早发表于1943年7月3日《生活导报》。。而且，早有公开考证，称端午并非纪念屈原(87)如1926年江绍原就公开提出，竞渡是一种公共卫生事业，与屈原无关。见江绍原：《端午竞渡的本意》，《晨报副刊》，1926年2月10日，第21～23页。。这无异于是对纪念屈原说的解构，闻一多说这是“揭穿了一个谎”。但在解构面前，孔祥熙还是代表官方，肯定“纪念端午，就是纪念屈原”。大多数人实则也持同样意见，甚至包括解构者闻一多本人，他其实是“怀着几分惋惜的心情”来揭谎，且认为：“如果我们还要让这节日存在，就得给他装进一个我们时代所需要的意义……但为这意义着想，哪有比屈原的死更适当的象征？是谁首先撒的谎，说端午节起于纪念屈原，我佩服他那无上的智慧！”(88)闻一多：《端节的历史教育》，《中兴周刊》第7期，1947年6月，第13页。纪念屈原逐渐成为主流意见，个中缘由，大概关键还是与“屈原爱国”观念有关。虽然孔祥熙表示“不忘二千年来的民间风俗”，但20世纪40年代的端午节显然不复以往了，所纪念人物已从古老的忠臣屈原演变为现代爱国诗人屈原。

诗人节则作为一个新创节日直接反映“屈原爱国”观念的实现，也进一步促进该观念的日常流播。学界关于诗人节已有一定探讨，但对最初倡议的情形还不太明了。诗人节最初是在1940年端午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组织的屈原纪念晚会上提出，不久《大公报》对此有详细报道。从中来看，诗人节的纪念人物从一开始就明确为“爱国诗人”屈原，如该报道3次使用“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表述(89)姜桂圃：《“诗人节”——屈原纪念会补记》，重庆《大公报》，1940年7月24日，第4版。。1941年春，方殷、臧云远等文协诗歌晚会负责人再次提议设立诗人节并付诸行动，得到郭沫若和文协负责人老舍的支持，《诗人节宣言》由臧云远起草，经郭沫若修正，最后征集了郭沫若、闻一多、于右任、田汉等53位政界、文化界人士(90)老舍：《第一届诗人节》，《宇宙风》第120期，1941年7月，第6～7页；臧云远：《雾茫茫山城诗话》，《文苑拾影》，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0～73页。。5月30日农历端午，文协于《新华日报》公开发表《诗人节缘起》(即《诗人节宣言》)，举办了隆重的第一届诗人节晚会，诗人节正式宣告诞生。《诗人节缘起》不啻为20世纪40年代阐释“屈原爱国”的标志性文本，以八百余字篇幅综合了前之民族主义阐释的主要内容，以充满激情的语言描绘了一位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堪称典范的“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尤明确提炼出以“爱国家爱民族”为内涵的“屈原精神”概念(91)《诗人节缘起》，《新华日报》，1941年5月30日，第2版。。

一个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新节日就在短短一年时间内被发明出来，并获得广泛社会响应，多家报纸先后出版特刊、刊发专文。《中央日报》上一篇文章还专门就此进行统计，称：“为纪念第一届诗人节，陪都各报，几乎都出了特刊或刊载专文，这实在是文化界的一件盛事！”(92)堵述初：《诗人节的重庆各报特刊》，《中央日报》，1941年6月5日，第4版。还值得注意的是，国民政府官方、中共也对由文协这个民间组织倡设的诗人节表示极大支持。究此深层根源，是因其符合官方的屈原认知。事实上，差不多在风俗化的同时，“屈原爱国”观念也已逐渐走进国民政府、中共等政治视域，开始政治化。

脱胎于传统读书人的清末革命派对屈原及其诗篇并不陌生，且往往对屈原怀有深厚情感。然20世纪20年代后的国民党整体上趋新，标榜现代与革命，从个人心理上倾向于排斥自尽的屈原。国民政府一度要求强力废止端午节，从国家政策上降低了屈原的意义与影响。官方主流价值观长期认为，屈原是一个消极的自杀者，更非“爱国”。即使到了1940年，孔祥熙虽放开一步而肯定屈原“为国而死”，但仍不忘强调“他的死是消极的救国运动”(93)《嘉陵江盛会龙舟竞赛和纪念屈原》，《中央日报》，1940年6月10日，第3版。。随着全民族抗战的推进，官方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接受了之前学界阐发的“爱国诗人”屈原。孔祥熙虽带有几分保留，但终究还是明确认可了屈原“为国而死”。次日《中央日报》所称“屈原是战国时候楚国的爱国诗人”，也是直接采用既有话语。

官方于是革新相关政策与制度、举办纪念活动，以民族主义阐释屈原，所以才会调整对端午节的政策，在最初几年给予诗人节大力支持(并非如以往所说的一概打压)。少数国民党高层参与了诗人节的创设，如署名发起人的有于右任、冯玉祥、宣传部副部长梁寒操(94)《诗人节缘起》，重庆《大公报》，1941年5月31日，第4版。，于、冯、梁与教育部长陈立夫等还应邀撰写纪念诗文(95)老舍：《第一届诗人节》，《宇宙风》第120期，1941年7月，第6页。。对于1941年文协组织的第一届诗人节晚会和1942年中苏文化协会组织的第二届诗人节晚会，国民政府均积极介入其中，并试图主导诗人节纪念，尽管当时已开始与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中共阐释者产生微妙差异，但也实际上认可了诗人节(96)时人甚至有一种诗人节就是国民政府设立的印象，有文章称：“国民政府把这一天定为诗人节，正是表示国家景仰他的爱国精神和伟大作品！”见相灵：《民族诗人屈原》，《文筏月刊》第1卷第2期，1946年6月，第35页。，使诗人节获得合法地位，进入纪念日体系。次年一份具有官方背景的历书特将诗人节纳入其中，并解释道“公议以每年阴历五月五日，爱国诗人屈原殉国纪念日为诗人节”(97)徐贡真：《建国历详解》，《文化先锋》第2卷第8期，1943年6月，第21页。。

在国民政府重新重视屈原的过程中，其机关报《中央日报》发挥了积极的媒介作用，成为“屈原爱国”的舆论场域。该报从1940年开始刊发了多篇对屈原进行民族主义阐释的诗文(郭沫若数篇相关文章就首次在该报发表)，以及关于端午节、诗人节等活动的报道。此外，严恩《从民族主义的立场读楚辞》一文值得进一步说明，该文大意实已从标题昭然可见。除了以“楚虽三户”典故论证屈原“是伟大的民族诗人”，《楚辞》是“爱国文学”，还具有两点特色：第一，以进化眼光重新解释传统阐释的“忠君爱国”概念，提出“‘忠君爱国’就是忠于民族，爱□国家”；第二，与他人相比，严恩最为直白地反复使用“民族主义”概念，如称屈原是“中国民族主义史上的先锋与代表”(98)严恩：《从民族主义的立场读楚辞》，《中央日报》，1942年5月12日，第4版。。民族主义作为阐释的思想资源、意识形态与产物，在严文中表露无遗。

中共则与国民党差不多同时接受“屈原爱国”观念。就在1940年国民政府举行嘉陵江水上运动会的次日，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以设立“屈原纪念特刊”的方式公开表态。此前郭沫若等是以个人身份参与民族主义阐释，而此次三篇特刊文章的作者，即都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郭沫若、臧云远、戈茅显然是集体发声。重点之一便是揭示屈原爱国的政治品格，臧云远称“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99)臧云远：《屈原艺术的发展和评价——屈原逝世二千二百十八年纪念》，《新华日报》，1940年6月10日，第4版。，戈茅多次使用“爱国”“救国”等词，强调屈原的“政治家”“爱国者”身份。戈茅还以“民族诗人”指称屈原(100)戈茅：《关于屈原》，《新华日报》，1940年6月10日，第4版。，这是笔者管见所及屈原阐释中较早使用“民族诗人”指称。《新华日报》后来每年都刊发与屈原有关的诗文、报道，以民族主义阐释屈原是一种常态，“国家”“民族”等词频频可见。如1941年设置“诗人节专页”，刊发《诗人节缘起》等6篇诗文，称屈原“太热爱国家”，屈原具有“爱国的思想”(101)李石锋：《从“咚咚……”说到屈原》，《新华日报》，1941年5月30日，第2版；和山：《关于离骚》，《新华日报》，1941年5月30日，第2版。。

诗人节虽由文协组织发起，但与中共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比起国民党一方，中共人士则从一开始就参与诗人节的创设。《诗人节宣言》起草者是中共党员臧云远，在前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期由文协出面，中共一方则积极参与。以53位联名发起人为例，现确认为中共一方的至少有郭沫若、田汉、田间、安娥、何其芳、林林、胡风、冯乃超、高长虹、曹葆华、臧云远、罗髫渔12人，而现确认为国民党一方的仅有于右任、冯玉祥、梁寒操、易君左、张西曼5人，中共一方人数超过国民党一方。对于前两届诗人节晚会，郭沫若等中共人士同样热情参与。其实诗人节的许多话语直接援引自郭沫若的屈原研究，从修正《诗人节宣言》到活动演讲，郭为此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持和思想指导。这亦显示学术研究、纪念节日与日常政治的密切联系。

延安也于1941年加入对“爱国诗人”屈原的公开纪念。一场以纪念屈原为主题的座谈会于端午节次日召开，诗人、名流、学者约二百人参加，范文澜、萧三、艾青等相继发言，“对于诗人的爱国思想和作品，颇多佳评”。会议还一致赞成成立屈原研究会，重新翻译屈子作品，并出版纪念专册。《解放日报》后以“本市诗人作家集会纪念爱国诗人屈原”为题进行报道，并说今天纪念屈原别有特殊意义，因为“其不屈服不妥协的爱国精神，为人民所感动所拥护”(102)《本市诗人作家集会纪念爱国诗人屈原救救大后方无数“活的屈原”》，《解放日报》，1941年6月3日，第2版。。1942年端午节《解放日报》刊载的纪念活动预告亦称，端午是“中国爱国诗人屈原殉国纪念日”(103)《延安诗会等发起纪念高尔基瞿秋白屈原》，《解放日报》，1941年6月18日，第2版。。事实上，“屈原爱国”在战时成为国共进行抗战动员、政治斗争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尤对中共影响巨大，从此在中共政治话语体系中占据显要位置。在这个获得官方提倡、运用的过程中，“屈原爱国”观念逐渐政治化、制度化。

与此同时，“屈原爱国”观念也日渐通俗化，本文拟以战时涌现的一批承载该观念的通俗文本来说明。在广义上，几乎一切通俗书写都在“通俗文本”的范畴内，但本文特指编辑出版的人物故事传本和诗文选本两类，且是集合性和通俗性的。这种通俗文本颇为特殊，既在内容上与强调严谨、理论性的学术著作有异，也在形式上区别于散见的报刊文章。它是经人高度整合、具有特定指向的系统性文本，是思想观念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产物。它的大量出现，是观念实现的重要标志，也是思想知识化、社会化的一大途径，往往能够将学术研究中的核心部分转化为一般人易于理解、接受的知识，从而对思想传播产生积极影响。不过，这种影响乃是其次，它的出现本身就值得关注。

抗战之前承载“屈原爱国”观念的通俗文本已经少量出现，如1927年余牧人编著的《中国历代名人传略》(104)余牧人编著：《中国历代名人传略》第1集，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27年版，第201页。。抗战时期这类通俗文本集中出现。1940年，一位通俗文本的编写者、福建私立协和学院教授陈易园(名遵统)注意到，抗战以来国人均“以复兴民族为职志”，其中“从事于民族文学之辑录者，实繁有徒。以统闻见之浅且陋，综其所知，已有十数”(105)陈易园：《中国民族文学讲话·自序》，福州：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福建省分会1940年版，第1页。。“十数”仅是陈氏个人所见，整个抗战时期文本数量应该更多，其中便多涉及屈原。

传本讲究通俗性与普及性，讲述一个个“屈原爱国”的故事。如中学生参考用书《中国百名人传》化用郭沫若关于屈原殉国的论述，称屈原“是一个爱国的志士……目睹亡国的大祸已迫在眉睫，他怀抱多年的救国的宏愿，是再真地已走到了尽头，所以最后便下了决心，自沉于汨罗江而死”(106)陈翊林：《中国百名人传》，上海：中华书局1937年版，第103～104页。。《中国伟人的生活》讲述，“屈原不但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还是个明智热诚的大政治家。他爱护楚国，深深痛恶侵略别人想称霸独尊的秦国”(107)黄蓁编著：《中国伟人的生活》，桂林：文友书店1943年版，第22页。。收录屈原诗作的选本则更多，如斯民《爱国诗歌》(神州国光社1933)、邵元冲《军国民诗选》(建国月刊社1933)、王家棫《国魂诗选》(新中国建设学会1934)、张长弓《先民浩气诗选注》(正中书局1937)、佘雪曼《详注中学民族文选》(正中书局1940)、陈易园《中国民族文学讲话》(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福建省分会1940)、卢前《民族诗选》(黄埔出版社1940)、李才采《民族诗文选》(安化蓝田启明印书馆1941)、朱子爽《军国民诗歌选》(新中国出版社1945)。其中有个特点，《国殇》是热门篇章，上列选本均有收录，且基本上将其作者记为屈原，尽管历来关于其作者存在很大争议。对屈原之于《国殇》的著作权的肯定，显然也是编者肯定其爱国心使然。陈易园最为明确，他说屈原“是一位极端爱国的人……国殇一篇，是屈原卫国杀敌的心志所表现出来的作品”(108)陈易园：《中国民族文学讲话》，第21页。。

尤值得注意的是，此类通俗文本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故陈易园自觉以“民族文学”称之)，这给寓于其中的“屈原爱国”观念造成特别影响。几乎所有编纂者皆在书名、序言、注释等处毫不掩饰，反而明白、强烈揭示他们充满民族性的编纂意图与选择标准，如以“爱国诗歌”“中国民族文学讲话”为书名，《爱国诗歌》的“编辑大意”第二条，便是所选诗歌“慷慨激昂，悲壮雄浑，富有民族思想、国家观念”(109)斯民：《爱国诗歌·编辑大意》，上海：神州国光社1933年版，第1页。。编纂者实际上差不多都是在说，屈原及其诗作是富有民族思想、国家观念的，故在收录之例。这种转果为因的表述相当值得留意(相比之下，谢无量等是因果论证)，它的潜台词无异于“屈原爱国”就是本来的历史面貌。如果编纂者是无意的，即他们并不清楚传统忠君阐释和“屈原爱国”的现代建构这两个历史过程，那么可以反映“屈原爱国”观念的深刻性和固化程度。如果编纂者是有意的，那么就在事实上遮蔽了这两个过程，这将引导读者认为“屈原爱国”就是历史事实。这种效果其实又超过了之前民族主义阐释者在学理上的论证与建构。而且，这种反复出现民族、国家叙事的代码整合了历代“爱国”诗文的集合性文本，往往也能对“屈原爱国”起放大作用。颇有意味的是，充满“大义”的诗教传统在被胡适等人打倒之后，很快又被重新继承，当然，其中之大义已由忠君主义替换为民族主义。

尽管全面抗战时期仍存在坚持无屈原其人的“屈原否定论”，以及有损于屈原形象的“贬低论”，但并非如论者所言“影响很大”(110)黄霖主编、周兴陆著：《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总论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39页。，其声势实则已大不如20世纪20年代。它们或者湮没无闻，或者一提出便遭遇更为激烈的批驳(111)战时“屈原否定论”的代表作是1938年《楚词研究》一书，包括卫聚贤、何天行与丁迪豪三人的论文，然该书仅发行于上海等少数地区，且仅印刷百余册，影响不大。1948年，何天行不甘心就此湮没，遂将其文重新更名出版。“屈原贬低论”的代表是1944年孙次舟提出的“屈原是文学弄臣”说。见黄中模：《现代楚辞批评史》，第41～42、217～262页。，“屈原肯定论”具有压倒性优势。1941年，那位统计各报诗人节特刊的堵述初就以一种坚决口吻说道：“屈原的人格、事功和学问，早已得到普遍地景仰崇拜，现在绝不会有人提出一个否定的意见来。”(112)堵述初：《诗人节的重庆各报特刊》，《中央日报》，1941年6月5日，第4版。次年郭沫若也谈及，“屈原的作品以及整个楚辞，近年来已渐渐把它们的声价恢复了”(113)郭沫若：《关于“接受文学遗产”》，《抗战文艺》第8卷第3期，1943年1月，第3页。。概言之，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全面抗战时期，民族主义阐释在与传统忠君阐释、自由主义阐释、屈原否定论、屈原贬低论的竞争中胜出，成为主流。“屈原爱国”观念通过学术研究、纪念节日、政治活动与通俗文本等途径走进国人的生活世界，逐渐获得充分认同，乃至在抗战背景下成为一种国民信仰。在该观念走进生活世界的过程中，可以经常发现谢无量、梁启超、郭沫若等精英阐释者或明或暗的影子，意味着多条“影响链”乃至“影响网”的存在。而且，除少数场合还需对“屈原爱国”进行学理论证，多数则是直接沿用既有话语，这使得“屈原爱国”成为不证自明的常识。这是该观念从确立到实现的重要表征。

必须指出的是，“屈原爱国”的内涵具有阶段变化。前期，其重心在对外，凸显的是对外抵抗的面向，正如1935年郭沫若基本上是描述屈原抗秦。但稍后国共在接受“屈原爱国”观念时，各自进行了颇具意味的调适，使得观念内涵发生重要变化。因为合作抗日旗帜下国共摩擦的现实政治，至迟从1940年开始，中共有意强调“爱国”对内的一面，在“国家”“民族”之外增加“人民”的关键词，为“屈原爱国”增添了爱人民、反独裁、反妥协的新内涵，使其内外两个面向同时凸显(114)“人民性”是1940年代中共阐释屈原的另一个主题，尤反映于“人民诗人”指称的提出与流行。这其实是继民族主义阐释、自由主义阐释之后，兴起的“马克思主义阐释”，限于篇幅，另待专文探讨。。郭沫若即在继续讲述屈原抗秦的同时，还很注意揭露屈原在国内的敌人，提出国内有“亲秦派”“上级的执政者是编〔偏〕向于屈膝的”(115)郭沫若：《关于屈原》，重庆《大公报》，1940年6月9日，第4版。。而国民党则仍然主要强调“爱国”对外的一面，同时也有少数人基于执政者的立场，间或毫不讳言屈原“忠君”(116)如易君左对屈原进行民族主义阐释时，也提出其诗歌中“充满了忠君爱国悲天悯人崇高纯洁的思想”。见易君左：《大民族诗之再建——为纪念屈原而作》，《中央日报》，1941年5月30日，第3版。。故屈原在抗战后期也成为国共政争的重要符号。

带有强烈意识形态性质的传统忠君阐释虽于20世纪20年代基本消解，但一些观点并未就此绝迹，少数阐释者仍在特殊意义上坚持认为屈原思想中确有忠君因素。陆侃如是典型代表，他在与乃师胡适的论辩中提出，屈原诗作里含有“思君的话，却是不可磨灭的事实，并不是出于腐儒的附会”。陆氏给出的理由十分特别：“或者有人要怪他(屈原)眼光太狭，只知道有国君。其实在君主时代，若没有国君的信任，便什么事都不行；国君之于屈原，不过是一种必要的工具，故我们不能以此责他。”(117)陆侃如：《屈原》，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第118、23页。在对屈原充满同情之理解中，陆氏实际上提出了君主时代的国君工具论。这已经与传统阐释者的国君价值论具有本质区别。换言之，陆侃如在工具论意义上承认屈原忠君，表现为一种去除意识形态的一般屈原忠君论述。又如，“宗国”“忠君爱国”“忠臣”等传统表述也有少数阐释者沿用，但除了少数国民党派阐释者或许怀有政治考虑，基本上是在一般字面意义上使用。这都多少体现了屈原阐释在由“忠君”向“爱国”转变时，还有相对不变的一面。

五 余 论
不同于以往的形象史研究，本文借助思想“实践”、观念史和阐释史三种路径，对近代屈原阐释进行了一个相对连续的考察，详细探讨长期所忽略的“屈原爱国”观念生成与传播的历史过程，以此揭示近代“屈原爱国”形象的生成及其复杂性。“屈原爱国”观念既非自古已然，亦非迟至20世纪20年代或抗战时期才生发，其生发时间应前推至清末。是时，传统忠君阐释开始动摇，具有反叛性的新阐释开始形成，即民族主义阐释与构成其合作、竞争方的自由主义阐释，前者促生了最初的“屈原爱国”观念。不过，二者在清末的反叛更多停留于词汇与价值层面，尚未触及深层学理。新文化运动时期，经过两种阐释共同从学理上对“忠君”的系统解构与民族主义阐释对“爱国”的建构，传统忠君阐释基本消解，“屈原爱国”观念学理化而真正确立并逐渐传播，但尚未获得各方的足够认同，其影响基本未超出知识界，且知识界中自由主义阐释甚或一度超过民族主义阐释。

九一八事变后，一些自由主义阐释者不同程度地转向民族主义阐释。最终在全面抗战时期，民族主义阐释压倒其他阐释而渐成主流，经由学术化、政治化、风俗化、通俗化等方式，“屈原爱国”从之前作为少数精英的新创思想走进了生活世界，成为主导观念，成为一种制度性、风俗性和常识性观念。“爱国诗人”“民族诗人”基本取代“忠臣”，成为屈原的新主导形象。这已为1953年屈原以“爱国诗人”和唯一的中国人身份入选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埋下伏笔(118)当时“爱国诗人”概念还具有“人民性”的内涵。如茅盾将屈原定位为“中国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见茅盾：《纪念我国伟大的诗人屈原——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在北京纪念四位世界文化名人大会上的演说》，《人民日报》，1953年9月28日，第3版。，也奠定了此后半个世纪乃至今日的屈原认知。

“屈原爱国”观念从精英思想走进生活世界，是该观念生成、发展、传播的过程，实际包含了传统“屈原忠君”观念的解构、“屈原爱国”观念的建构和实现三大层次。事实上，“屈原爱国”观念生成与传播正是近代中国思想转型的一个显例，其所经历的解构、建构、实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近代中国思想转型的普遍方式，不失为一个观察近代思想转型的独特视角。

同时，“屈原爱国”观念从精英思想走进生活世界，也是一个从“个人阐释”发展为“公共阐释”的过程。近来学界注意讨论公共阐释理论(119)参见《历史研究》2018年第1期的“公共阐释与历史阐释”笔谈，尤其是朱孝远《宗教改革史研究中的公共阐释学》一文。，但尚存许多探讨空间，尤其是对个人阐释发展为公共阐释的过程的认知还有待深入。以屈原阐释为案例，大致可以补充一些认识。个人阐释在发展过程中，往往也会面对各种“竞争性阐释”，其中既包括观点相近的阐释，也包括相冲突的阐释。正如传统忠君阐释、自由主义阐释、屈原否定论、屈原贬低论构成了民族主义阐释的竞争性阐释。在此发展为公共阐释的过程中，一般会经历学理化、政治化、通俗化等阶段。

此外，从个人阐释到公共阐释还具有复合性发展的鲜明特征(120)王汎森深刻指出近代中国的“复合性思维”现象，论述了思维(个体)和概念的复合性。此外，笔者认为观念同样存在复合性。参见王汎森：《晚清以来的“复合性思维”》，方维归主编：《思想与方法：近代中国的文化政治与知识建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6～51页。。一是观念的复合性。有概念史研究者认为，“观念自身基本上是不变的常数，而概念史中的概念是可变的、复数的”(121)孙江：《切入民国史的两个视角：概念史与社会史》，《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第107页。，这种观点有助于区分观念与概念之别，大体上可以成立，但也易使人产生“观念不变”的误解。需要补充的是，在阐释过程中，观念的碰撞和整合实为常态，一种阐释往往会整合其他竞争性阐释中部分相似的词汇、概念、观点，使得该阐释及其特定观念不断丰富。从较长的时段来看，这是一个围绕核心而层层包裹、累积的过程，故从个人阐释发展为公共阐释时并非一成不变。胡适早已指出“忠臣屈原”的复合性，其实“爱国的屈原”同样具有复合性。自“爱国”核心在清末提出，后来之民族主义阐释便围绕其累积，新文化运动时期增加“爱国诗人”(此即整合了自由主义阐释的“诗人”概念)“爱国者”“政治家”“民族”，抗战时期又增加“民族诗人”“人民”。从具体内涵来看，“屈原爱国”观念并非“不变的常数”，之前基本上是对外指向的“爱国家爱民族”之意，后因战时国共政争，增添了对内指向的爱人民、反独裁、反妥协的新内涵。

二是阐释个体的复合性。因各种阐释往往各具有一定合理性，思想多元的个体阐释者容易接纳多种阐释，并不仅仅独尊一种阐释(当然也不免有侧重)。这种现象在那些成见不深、还在学习(模仿)过程中的阐释者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如青年学生。不过，从个人阐释到公共阐释的过程中，个体的复合性会不断弱化，往往总体上存在一个由复合到单一的趋势。在屈原阐释中，常常一个人乃至一篇文章中就包含数种阐释类型。谢无量的民族主义阐释其实亦含有少量自由主义阐释的因素，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的自由主义阐释也含有民族主义阐释的成分。大学生坚平除了肯定屈原“爱国的观念”，也描写其“个性”，既接纳民族主义阐释的核心，也混合了自由主义的要素。后来郭沫若的民族主义阐释则呈独大之势，复合的程度较之前弱化。

Deconstruction，Construction and Realization：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Generation and Spread of the Concept of “Qu Yuan’s Patriotism” in the Modern Times
Wang Yuhui

Abstract：Today’s solid concept of “Qu Yuan’s patriotism” came into being neither in the ancient times，nor as late as the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Its generation was actually very complicated.In the late Qing dynasty，with the tradi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Qu Yuan as the theme of “loyalty to the monarch” gradually wavered，the new nationalist interpretation and its competitor as well as counterpart，the liberalist interpretation，began to take shape，and the former prompted the generation of the original concept of “Qu Yuan’s patriotism”.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with the systematic deconstruction of “loyalty to the monarch” by the nationalist and liberalist interpretations in theory，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atriotism” by the nationalist interpretation，the concept of “Qu Yuan’s patriotism” was truly established and gradually spread to other areas，but it hadn’t acquired enough recognition from various sides.As far as the intellectual circles were concerned，the liberalist interpretation had once surpassed the nationalist interpretation.After the September 18th Incident，some liberal interpreters changed their attitude and turned to nationalism to varying degrees.In the period of the Total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the nationalist interpretation finally overwhelmed other kinds of interpretations and became the mainstream interpretation.As a result，“Qu Yuan’s patriotism” entered the living world from the original thought of a narrow elite，and became a kind of institutional，customary and common sense concept.This concept had rapidly developed into a dominant concept 30 or 40 years after its birth，which was a process of development from personal interpretation to public interpretation，displaying the distinct feature of compound development.Although the former and the later concepts could be collectively referred to as the concept of “Qu Yuan’s patriotism”，they were not “unchangeable constant”.To the later concept，beside the externally oriented “love the country and love the nation”，it was added the new connotation of internally oriented “love the people” and anti-dictatorship.

Keywords:Qu Yuan’s;Patriotism;History of Ideas;History of Communication;Nationalism;Interpre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