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8年旅大货币改革看中共城市经济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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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8年旅大货币改革看中共城市经济管理能力
柳 直

[摘 要]自日本投降后，旅大经过三年多的发展，虽然渡过了经济恢复期，但银行力量薄弱，资金短缺，无力支撑政府大规模经济建设，因此中苏双方决定实施货币改革以改变这种局面。而此时，辽沈战役刚结束，具备了进行币制改革的客观环境和有利时机。币改伊始，中共旅大党政组织迅速高效地完成组织、宣传动员等准备工作。在繁杂的兑换过程中，妥善地处理群众关心的债务和物价问题，以保证兑换工作顺利完成。“关东币”的发行，既增强了公署的经济力量，又冲破了苏军对旅大的金融垄断，初步展现了中共早期高效的城市经济管理能力及强大的经济控制力。

[关键词]关东币；货币改革；中共；城市经济管理；旅大

1947年春，国民党“旅大视察团”试图接收旅大失败后，旅大地区实际上成为苏联军管、中共领导下的解放区(1)币改时，中共党组织称为旅大地委，行政机构为关东公署。考虑苏军军管的特殊性，政府机构中中共党员多任副职，但各局实权仍由中共掌握，受旅大地委领导。兑换的具体办法由旅大地委制定，并责成公署党组全权负责布置指挥事宜，关东公署具体执行。。此后，中共旅大地委在苏军的协助下，带领全市人民顺利渡过经济恢复期。然而，此时旅大的钱庄银号在金融领域呼风唤雨，扰乱市场秩序；而银行力量薄弱，资金短缺，仅通过吸收游资不足以支持大规模的生产建设工作。因此，中共希望通过发行“关东币”打击不法商人，稳定市场，并借此掌控旅大地区的经济话语权。

关于旅大问题的研究，视角上，学者多聚焦于中苏关系等宏观层面(2)汪朝光：《战后中共与苏联在旅大关系研究》，《中共党史资料》2008年第4期，第113～125页；肖瑜：《试论中苏关系中的旅大问题(1945—1955)》，《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10期，第51～59页；郑成：《国共内战时期东北地方层面上的中苏关系——以旅大地区苏军〈实话报〉为例》,《冷战国际史研究》2008年第3期，第151～181页。，较少从微观角度考察中共在旅大的活动与发展；内容上，以战后接收、中共与国民党的对抗等政治方面研究为主(3)汪朝光：《战后旅大接收问题研究》，栾景河主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1～423页；党霞：《旅大视察团视察旅大——抗战后国共的一场政治较量》，《党史纵横》2009年第9期，第23～25页；韩大梅：《苏联红军占领旅大与中共当地政权建设》，《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年第4期，第99～101页。，而对旅大的经济建设关注不够。至于货币改革问题，专题性研究成果尚属阙如(4)关于“关东币”改革，两篇学位论文均有涉猎。论文从中共试图摆脱苏方对旅大经济控制的角度，重点关注币改前中苏双方的交涉及政策出炉过程，而对于具体兑换过程及群众在兑换中的反应与感受则一笔带过[参见党霞：《合作与冲突——旅大地区苏联与中共关系考察(1945—1949)》(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第96～100页；李秀芳：《旅大地区苏联与中共关系的演变和发展(1945.8—1950.2)》(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1年，第198～206页]。。货币改革不仅是一次金融改革，更是一场社会运动，与旅大百万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如果处理不当，不但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还可能激起群众不满，失去民心。因此，这是对中共旅大地委的城市经济管理能力以及对旅大地区控制力的一次严峻考验。有鉴于此，本文以1948年旅大“关东币”的发行为对象，尝试再现币改的组织、宣传与兑换工作，同时考察币改过程中出现的债务处理、物价波动等问题以及中共的应对，以期多角度、立体式地呈现中共在解放区动员群众进行货币改革的全过程，借以展现中共在城市经济管理探索期高效的组织、宣传能力及全方位的控制力。

一 货币改革背景
抗日战争结束之际，苏联红军为歼灭日本关东军进入中国东北，随之苏军攻占了旅顺、大连地区，中共力量随后进入旅大地区。三年来，苏军随军发行的红军票始终是旅大的主要流通货币，对发展生产、保障人民生活，曾起到巨大的作用。然而，随着旅大政权日趋巩固，经济建设已走向正常发展，战时性质的军用票“已无继续流通之必要”(5)《中共旅大地委关于实行关东地方货币改革的紧急指示》(1948年11月13日)，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中共大连地方组织文献选编(1926—1949)》，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页。。而且，发行三年由于长期周转，“钞纸大部均已旧烂”(6) 韩光：《关于关东地区实行货币改革的建议致关东苏军副司令官民政局长辽乌斯金少将先生》(1948年3月27日)，大连市档案馆藏，档号：1-1-70。。因此，地委认为有必要发行新货币，以解决红军票自身的战时性与流通性问题。此外，从进一步发展旅大经济的角度，地委还有以下两点考虑。

首先，地委资金短缺，需通过发行货币以解决经济建设中的资金问题。三年来，旅大经济逐步恢复，自1948年起，地委已将工作重心转为经济建设。按照地委计划，1948年财政支出预计为130亿元，其中第一季度工农商业需投资30亿元，而财政预算仅为21亿元，尚有9亿元缺口(7)《旅大地委致陈云并辽东(南满)分局、富春同志并东北局诸负责同志的报告》，中共大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大连建新公司兵工生产史料》，内部资料，1988年，第144、145页。。为筹措生产建设资金，地委除整顿自身财政开支外，还指示银行大力吸收游资以投向生产。以4月至6月为例，地委要求银行吸收存款20亿，然而，受旅大地区私人钱庄银号过多、苏军远东银行紧缩通货等诸因素影响，至6月末，只完成了计划的46%。及至第三季度，银行存款更趋下降，金融形势更加紧迫(8)《民国三十七年度上半期工作总结报告》(1948年)，大连市档案馆藏，档号：2-1-228。。正如地委副书记韩光所说，旅大当时的情况是“市场通货比较紧缩，有时显得缺少，不够流畅”，而“在完成1948年经济建设计划中，需要大量的生产投资，如仅通过银行吸取游资的办法，是不能完成投资计划的”(9) 韩光：《关于关东地区实行货币改革的建议致关东苏军副司令官民政局长辽乌斯金少将先生》(1948年3月27日)，大连市档案馆藏，档号：1-1-70。。事实上，接下来数月的经济形势与韩光的预计基本相符。这也说明，必须从货币的发行上解决通货紧缩的问题。

其次，借助币改，建立中共自身的货币体系，摆脱苏军的经济控制。一直以来，苏军牢牢掌控着旅大地区的货币发行权，并通过货币调控政策把握旅大的经济命脉，而中共领导的关东银行仅能履行一般银行职能。没有货币发行权，中共连发放工资、维持行政支出都成问题。1948年之前，地委曾被迫以黄金作为抵押品向苏军银行贷款以解决工资问题，条件是借款的利息要在抵押品当中扣除(10)李一氓：《李一氓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9、370页。。可见，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地委首要考虑的是如何维持政权的日常运转，既无精力也无能力与苏方争夺货币发行权。不过，自1948年起，旅大地区政权日趋巩固，经济步入正轨，然而货币发行权却成为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因此，地委力图以币改为契机，从苏方手中接过旅大的货币发行权，真正掌握旅大的经济话语权。同时，地委还考虑“由地方政府发行仅限流通于条约规定地区内之地方币以代替军用币，在政治上对地方政府更加有利”(11) 韩光：《关于关东地区实行货币改革的建议致关东苏军副司令官民政局长辽乌斯金少将先生》(1948年3月27日)，大连市档案馆藏，档号：1-1-70。。基于上述情况，中共向苏方提出了货币改革的建议，但鉴于旅大军管的特殊性，币改能否实施，还需要苏方点头。

战后苏方对中共的态度有个转变过程。起初，斯大林对中共采取消极、冷漠的立场，有限地支持、援助中共。这种策略反映在旅大，表现为中共的活动必须要照顾到苏军的政策，“无条件地服从苏军指挥部的要求”(12)《中共旅大区党委关于三年来中苏关系的总结报告》(1949年5月20日)，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中共大连地方组织文献选编(1926—1949)》，第240页。，导致双方关系紧张。随着国共内战发生战略性转折，中共由守转攻，自1947年下半年起，斯大林开始积极支持中共革命，因而苏军对旅大的控制也有所松动。早在1948年年初，苏方便意识到红军票极度疲软，并与旅大地委积极沟通，商讨货币改革事宜(13)关于双方的交涉，特别是苏方的决策过程，可参见李秀芳：《旅大地区苏联与中共关系的演变和发展(1945.8—1950.2)》(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1年，第198～200页。。7月，旅大地委改组，党内对“以苏为主”的认识达到统一，使苏军相信地委能够配合执行苏军的政策，中苏双方的关系迅速改善。至11月初，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解放，苏军更无外交上的顾虑，便决定支持地委施行货币改革。

二 货币改革的组织与动员
货币改革始于11月13日，19日结束，前后历时7天。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需要完成组织领导、宣传动员与具体兑换等繁杂的工作，对于城市管理和执政经验尚不十分丰富的旅大地委而言，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货币改革事关全局，地委高度重视，在得到苏军通知后迅速行动起来。13日，公署党组组织成立市币改工作委员会，向各区传达币改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并强调“各市县政警机关及群众团体在兑换期间，一切工作必须服从这一迫切重要的紧急任务”(14)《关于实行货币改革之指示》(1948年11月14日)，大连市档案馆藏；档号：1-1-70。。党员是保证兑换工作顺利完成的骨干力量，因此，各区的工作重心均为党员的组织与动员。以寺儿沟区为例，14日白天，区委召开干部动员会，晚上将工作人员具体编组，分配工作。15日清晨，所有工作人员于区政府集中，先由指导委员会将《货币改革实施细则》逐条逐句地加以解释，不明之处，当场提出，研究解决，随后各组人员按照预定计划前往各兑换所。市内五区共设兑换所102处,工作人员1412人(15)《今日全区开始兑换新币》，《大连日报》，1948年11月15日，第7页(本文所用报刊资料均引自旅大市财政局：《币改报纸汇集》(1956年)，大连市档案馆藏，档号：42-2-469，由于其内容为剪报，版次不详，故由档案页码代替，下同)。，平均500—600户设一所(16)《西岗区币改工作总结》(1948年11月)，大连市档案馆藏，档号：1-1-99。。至下午一点，兑换工作全面展开。虽然币改任务紧急，但公署党组仅用不到两天的时间便完成了市、区、坊三级组织机构的设立及工作人员的动员与任务布置，体现了中共强大的动员能力及紧急状态下的快速反应能力。

货币改革的顺利进行，离不开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因此，地委十分重视对广大市民群众的宣传动员工作。币改期间，群众普遍经历了从茫然无措到逐步了解，最后接受币改的过程。币改之初，兑换命令急促突然，各坊闾都未能及时传达与布置兑换工作，许多群众莫名其妙。例如友好坊一闾长说：“马马虎虎听说要换钱，睡了一宿觉(十五日)开开门板才看见布告，这时坊上来人大喊，叫我们拿旧钱去换新钱，也不知道是怎么会(回)事。”很多群众问：“只换五千吗？剩下的钱怎么办？”(17)《中山区币改宣传工作总结》(1948年11月19日)，大连市档案馆藏，档号：11-1-263。可见群众对于币改政策了解得不彻底。

按照地委要求，凡机关、团体、学校、公私企业之工人、职员、教员，每人均可按一比一兑换新币5000元；农民及其他居民(手工业者、商人)则每户可按一比一兑换新币5000元。除此之外，所余之旧币均按10元旧币兑换新币1元(18)《关东地区货币改革实施细则》(1948年11月)，大连市档案馆藏，档号：1-1-70。。说明币改并非将货币进行简单的技术性更换，而是有部分折减，以达到量价齐跌的效果。同时，根据各阶层的实际收入情况，兑换办法也有所区别。工人、职员作为薪资收入者，每人可换5000元；农户现金较少，而独立的手工业劳动者及摊贩、小商，亦是资本微小，没有多少现款，故每户兑换一份便已足够(19)币改前市内各阶层平均旧币持有量，工人为每人6340元，其他居民为每户9740元[参见《币制改革兑换工作总结》(1948年)，大连市档案馆藏，档号：2-1-228]。。如若准其多换，必然会产生冒名顶换，导致货币发行量增加。可见，币改是在保障群众利益、维护市场稳定的基础上达到缩减通货、提高币值、降低物价的目的。

当群众了解政策后，也并非欣然接受，犹疑的情绪曾在群众中蔓延。有人想：“这次换票子，又要吃亏了。”(20)《关东职总、农会、青联、妇联为关东地方货币改革告民众书》，《关东日报》，1948年11月14日，第5页。此外，谣言的传播也使群众踟蹰不前。有人说：“苏联被国民党打垮了，他要撤兵跑了，出票子太多了，怕国民党来了没法交代。”(21)《大连市币改工作初步总结》(1948年11月24日)，大连市档案馆藏，档号：1-1-70。群众的彷徨直接影响到兑换进度。据统计，全市首日平均每户兑换5000元左右，兑换超过5000元者极少，蓬莱街兑换所只有一户兑换6万元，民众街只有两三户超出5000元。多数群众尤其是有余钱的群众尚在观望。部分群众身带余钱，却只兑换5000元，若工作人员问起，便借口说多余的钱留着还债(22)《币改第一天反映及情况》(1948年11月15日)，大连市档案馆藏，档号：1-1-99。。

群众的思想需要宣传工作来打通。各区、坊或挨门挨户串门，或召开坊民座谈会，或利用公共场所与群众聚集之地进行宣传等方式耐心解释。随着宣传逐渐深入，群众积极性高涨，由被动兑换转变为主动参与，兑换金额由少至多。16日，各兑换所门前聚集了大量排队等待的群众，其中居民占多数，超额兑换明显增加。蓬莱坊超出一元以上万元以下者占25%(23)《币改第二天反映及情况》(1948年11月16日)，大连市档案馆藏，档号：1-1-99。。19日，此前一直处于观望态度的商人纷纷参与兑换。关东银行前三日共兑换了2777户，而19日一天就有10 634户，其中大多数为兑换10万元以上者(24)《广大群众积极拥护下全区币改胜利完成》，《关东日报》，1948年11月20日，第16页。。市场也逐渐恢复，旧币在市场上绝迹。

虽然地委三年来的施政措施使群众更愿意相信政府，但面对突如其来的改革，他们也并非按部就班，欣然接受，内心仍然充满疑惧。这就需要中共耐心地宣传政策、阐释利弊，使群众逐步接受，而群众自身的心态也需要一个调适过程。由于时间的局限，组织、宣传工作难免粗糙，但总体上看是成功的，保证了币改的顺利进行。

三 “关东币”发行中的问题与应对
与全国其他解放区相似，旅大的干部来自五湖四海，农村工作经验丰富，对城市管理则略显生疏。城市各阶层的情况纷繁复杂，利益诉求不一。同时，考虑到整体利益，地委在制定兑换规则时难免牺牲部分群众的局部利益，债务便是其重要问题。此外，群众还特别关心币改后物价是否稳定，同样需要中共紧急应对与妥善处理。

1.债务问题
关于债务问题，地委明确规定“任何机关、团体、企业与个别公民于实行货币改革前所产生的债务及条约义务、税金保险等捐项，皆得以一元旧币折合一元新币计算”(25)《关东公署布告(财字第一号)》(1948年11月14日)，大连市档案馆藏，档号：1-1-70。，也就是说，虽然币改后通货紧缩，币值提高，但个人仍须按欠债额还债，企业所欠税金仍须照原数缴纳。如此，群众担心还不起债，因而币改第一天，还债成为普遍现象。大多数情况是穷还富，少数富还穷，有的债户还债，债主不要，全市乱象丛生(26)王家屯有一户欠债4000元，听闻兑换马上卖了东西去还债，结果人家不收，吵起来了，说不要再也不给了。随后两人到兑换所打官司，经说服后暂时回去了[参见《寺儿沟区币改宣传总结》(1948年11月)，大连市档案馆藏，档号：1-1-118]。。有人哭道：“欠债5万，还账人家不要，只换了5000，怎么办？”(27)《兑钞工作日报》(1948年11月15日)，大连市档案馆藏，档号：1-1-99。对此，各区、坊多采取个人调处的办法，安抚群众。

虽然按照地委政策，部分群众吃了亏，但由于物价飙升，只要卖点东西，就可以换5000元还债，很多群众借此了清了多年的债务。而且，币改后物价降低，工资照旧，群众的实际收入提高，反而减轻了还债的困难。此外，此举还有力地惩罚了投机商人。他们多举债囤货，在后来物价下降及“一比一”还债的双重打击下，损失惨重。因而，“一比一”还债并无不妥。实际上，地委是站在整体的高度来制定债务政策的。在债务关系中，商人、企业欠政府的债务远高于个人债务，例如仅税金一项，据税务局不完全统计，全市商号10月及11月上半月拖欠政府的营业税，就约为1.2亿元，7月至11月的所得税负债约2.5亿元(28)《币改工作总结》(1948年)，大连市档案馆藏，档号：11-1-254。。如若减少甚至取消币改前的债务，则会使政府蒙受损失，最终受害的还是群众。所以公署的债务政策是从全局出发，保障了人民的整体利益。

币改中，债务问题极易引起群众的不满。从中共的处理办法不难看出，经过三年的学习与摸索，旅大地委在城市管理中已经跳出“为群众谋短期利益”的局部思维。币改虽然使群众、机关、企业等受到暂时损失，但是从长远来看，通货紧缩，币值提高，生产发展，最终受益的仍然是人民群众，这说明中共在城市管理中具备了驾驭全局、长远发展的能力与眼光。

2.物价稳定问题
货币改革必然伴随着物价波动。13日下午，币改消息泄露，金价开始上涨。14日消息公开传播，物价上涨更猛烈。至16、17日，物价达到最高峰，按照旧币交易，棉布、豆油、金价分别上涨220%、688%、661%，蔬菜价格普遍上涨10倍左右(29) 《币改工作总结》(1948年)，大连市档案馆藏，档号：11-1-254。。物价飞涨导致市场处于停滞状态。群众对币改的意义发生怀疑，信心降低，有人认为多余的旧票作废，便随意乱花。有鉴于此，地委决定自17日始，将有关民生的几种主要物资价格，一般降低20%左右(30)《公署行政会议决定降低物价百分之二十》，《关东日报》，1948年11月17日，第9页。。规定公布后，立即得到各大企业的响应。据记者走访大连市场了解到：“苞米每市斤60或70元，中等大米130元，鲜鱼、蔬菜等价格亦大大降低。”(31)微波：《新货币在市场》，《关东日报》，1948年11月17日，第9页。自18日起，一度停滞的市场逐渐回暖，物价迅速下降到币改前的水平，并持续降低。虽然17日商店纷纷开始营业，但群众认为新定的物价仍然偏高，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粮食、车票价格仍然如故。投机商人趁机散布舆论：“物价降低20%太少，物价应根据十比一的兑换比例降低90%。”(32)《关于币改中物价问题的意见》(1948年)，大连市档案馆藏，档号：2-1-228。妄图收购物资，囤积居奇，以打击新币币值，破坏新币的威信。

面对质疑，地委没有盲目决定降低物价，而是充分估计货币流通量，耐心向群众解释。使群众了解物价的高低主要是依据货币流通量，虽然规定超出5000元的部分按十比一兑换，但实际流通量不是减少九成，而是减少三成，如果强行将物价降低90%，必然会引起通货膨胀。此外，考虑到旅大现有生产基础薄弱，供应不足，如果物价过低，将会引发抢购及物资外流，导致市内供不应求，物价会再次上涨，如此，则为不良商人投机倒把大开方便之门。地委此举收到了显著效果，18日，许多合作社门前来买东西的人络绎不绝，他们手持面袋子与新票子，买完东西出来无不喜形于色(33)《各大公司、合作社降低物价供应市场，换到新钱群众踊跃购买》，《关东日报》，1948年11月19日，第12页。。地委的物价政策有效地巩固了新币币值，提高了新币的威信，既照顾了国家利益，又照顾了人民的长远利益，为币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四 货币改革的成效与意义
在中共的组织领导、宣传动员和群众的积极配合下，货币改革于19日顺利完成。虽然币改中有个别劳动者利益受损，也有少数投机倒把商人钻了政策的空子、占到便宜，但整体上看成效显著。

首先，货币流通量降低，银行作用提高，公署经济力量增强。币改共回收旧币约54亿元，市面发行新币为37亿元，货币流通总额缩减了31.5%(34)《关于大连地区币制情况》(1984年)，大连市委党研室藏，档号：0404，第21页。。除政府金库与银行基金并无缩减外，几乎所有个人、团体都受到损失，而私人钱庄损失尤为惨重。据统计，13家钱庄在银行的存款为2.11亿元，经币改，由银行兑出1.21亿元，折减42%；钱庄吸收之存款共4.53亿元，其中应支付给存户2.21亿元，折减2.32亿元，按照规定，少付给存户的2.32亿元需移交给银行。如此，钱庄尚欠银行1.11亿元(35) 《币改工作总结》(1948年)，大连市档案馆藏，档号：11-1-254。>。可见，货币改革有力地打击了钱庄业务，加强了银行的作用，为旅大的经济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经过币改，政府、银行、工人及公营企业持有货币比重由53.8%提高至64.3%(36)《币制改革兑换工作总结》(1948年)，大连市档案馆藏，档号：2-1-228。。凡此，均说明公署的经济力量显著增强。

其次，保障了正当商人的利益，为工商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兑换办法公布后，部分商人感到不公：“咱存在银行里的钱十比一，贷银行的一比一，不合理。”(37)《货币兑换十一月十七日的情况》(1948年11月17日)，大连市档案馆藏，档号：1-1-99。这显然夸大了事实(38)关于银行存款，地委规定，私人存款按一元旧币兑换一元新币之比值计算，但以五千元为限。超出部分按十元旧币兑换一元新币之比值计算[参见《关东公署布告(财字第一号)》(1948年11月14日)，大连市档案馆藏，档号：1-1-70]。。上文提到，独立的手工业者及小商小贩存款不多，受到的影响不大，一五金行掌柜说：“咱小商人小买卖，没有多少现款，赔不了账。”(39)《金县币改宣传工作总结》(1948年11月19日)，大连市档案馆藏，档号：2-1-228。至于私人工商业之存款，地委为保障其利益，特别规定“依其最近三个月向政府缴纳税金时所报告之一个月之平均交易额，予以一比一兑换”，其余部分按照十比一兑换。如此，平常据实报账，照章纳税者，也不会有太大损失。而投机倒把商人惯于伪造账目，偷税漏税，则遭到灭顶之灾，货币损失达99.2%(40) 《币制改革兑换工作总结》(1948年)，大连市档案馆藏，档号：2-1-228。。当然，币改中商人的损失仍高于工人、贫民，但从长远来看，币改后，由于投机商人减少，市场秩序规范，同时，物价降低，群众购买力提高，均为商人创造了更好的经营环境。可见，币改既保障了正当商人的当前利益，又规范了市场，为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最后，初步整理了财政工作，为健全集中统一的财政制度奠定了基础。过去，各单位始终存在收入不上解、开支不报告等现象，经过币改，“家底”都暴露出来。币改之初，各单位临时送入银行的现金达4亿元，加上平日在银行所设立的小金库2亿元，总计6亿元，是公署总金库2亿元余额的三倍之多(41) 《币制改革兑换工作总结》(1948年)，大连市档案馆藏，档号：2-1-228。。这部分现金以往地委无法调动，既产生挪用公款、各自为政等问题，又严重影响到地委有计划的财政调度。借助币改，地委清理了小金库，教育了各单位只为自身打算、不顾整体的本位主义思想，为建立集中统一的财政制度铺平了道路。

货币改革既保障了群众的利益，又强化了银行的作用，初步整理了旅大的财政工作，实现了社会民生和金融领域的双赢。同时借助“关东币”的发行，中共对旅大的控制力进一步增强。具体说来，有如下两点。

首先，苏方对旅大的经济控制出现松动，中共在经济领域的发言权得到提升。旅大解放后，红军票成为主要流通货币，苏联远东银行通过收发红军票以掌握全市的货币流通状况。由于红军票没有金银实物做抵押，苏方随用随发，导致旅大的物价不断上涨，通货膨胀严重(42)以玉米每斤平均价格计算，1945年为2.6元，1946年为29.2元，1947年为154元[参见《关于大连地区币制情况》(1984年)，大连市委党研室藏，档号：0404]。。而中共领导下的关东银行却缺乏资金，无力控制金融与市场，只得任其波动，这难免阻碍了旅大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中共试图通过币改从苏方手中接过旅大地区的货币发行权，以真正掌握旅大的经济话语权。经过中共与苏军商议，关东币由关东银行发行，总额100亿元，其中65亿元用于流通，35亿元留为准备金(43)币改的方针、政策，中苏双方协商决定。关于面额，双方商定百元币占总额68%，共68亿元；50元币占25%，共25亿元；10元币占6%，共6亿元；5元币占0.8%，共8000万元；1元币占0.2%，共2000万元。关于准备金，以政府所属全部企业、物资与财政收入作为基金。由于条件限制，制版、纸张由苏方解决，新币在苏联印刷[参见韩光：《关于关东地区实行货币改革的建议致关东苏军副司令官民政局长辽乌斯金少将先生》(1948年3月27日)，《关东苏军指挥官民政助理辽乌斯金少将先生》(1948年4月7日)，大连市档案馆藏，档号：1-1-70]。。65亿元中，市面需发行37亿元，苏方统一兑换约17亿元，其余约11亿元均掌握在关东银行手中(44)《关于大连地区币制情况》(1984年)，大连市委党研室藏，档号：0404。，中共调控经济的能力大大增强。经过币改，中共取得了货币发行权，用地方货币“关东币”取代了苏方随军发行的红军票，冲破了苏军对旅大金融的垄断，向经济独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同时也表明了苏方对旅大经济控制的放松。

其次，打击了不法商人，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旅大地区解放之初，群众对中共充满了猜测与怀疑，但三年来地委的施政措施使群众愈发相信民主政府，积极配合币改。币改中，农村中的贫雇农受惠于物价飞涨，只要卖一点东西就可以凑足5000元参与兑换。工人等薪俸生活者由于受到政策的照顾，损失最小。经过币改，工人在货币占有比例上较之前增加了3.8%(45) 《币制改革兑换工作总结》(1948年)，大连市档案馆藏，档号：2-1-228。。他们欢欣鼓舞：“去年钞票盖章翻了身，今年又翻了身，政府处处叫我们翻身。”(46)《岭前区币改宣传工作总结》(1948年11月19日)，大连市档案馆藏，档号：1-1-118。可见，劳动人民均得到了实际利益，更加坚定地支持中共，纷纷表示“要好好干活来谢谢政府的好意”(47)《工友热烈拥护币改》，《大连日报》，1948年11月16日，第7页。。这为旅大党组织的公开以及进一步的生产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民心基础。

五 结 语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共的工作重心逐渐由农村转向城市。怎样平稳接管城市，有效开展城市经济管理工作，是中共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虽然中共在七大上便提出“准备到城市做工作”(48)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95页。，但事实上，直到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中共才在真正意义上开始城市接管工作。抗战胜利后，与其他地区相比，旅大地委借助苏军军管旅大所带来的稳定和安全局面，迅速完成建党、建政等城市接管工作，并很快完成经济恢复工作。至“关东币”发行前，旅大已顺利渡过经济恢复期，此时社会安定，经济平稳运行，地委在与苏军的交流中初步积累了城市经济管理经验，开始着手经济建设。在货币改革的7天时间里，关东公署快速完成党内组织、宣传动员等准备工作，在繁杂的兑换过程中，妥善地处理了债务及物价等问题，并充分保障了正当商人的利益，展现了高效和较为成熟的城市经济管理能力，同时借助“关东币”的发行，中共对旅大的控制力进一步增强。可以说，旅大的中共干部站在了“城市领导农村”这一转变潮流的最前线，为中共夺取越来越多大城市提供了宝贵的城市经济管理经验。

Viewi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Management Ability of Urban Economy from the Currency Reform of Lv Da in 1948
Liu Zhi

Abstract：Three years after the surrender of Japan,Lv Da pulled through the period of economic recovery,but the problems such as the vulnerability of banks and the shortage of funds,still existed,which made it difficult to support the large-scale economic construction of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As a result,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agreed on implementing currency reform so as to change the situation.By this time,the Liaoshen Campaign had just been over,which provided the favorable opportunity and environment for the reform of currency.In the initial stage of currency reform,the local committee of the CPC in Lv Da efficiently finished the preparatory work of organizing and publicizing the reform.During the complex currency exchange,the local committee of the CPC and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well handled issues of public concern,such as liabilities and price control,so as to ensure the smooth completion of the exchange work.The issue of Guandong currency not only reinforced the economic power of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but also broke the financial monopoly of the Soviet Army on Lv Da,and preliminarily displayed the CPC’s efficient management capability and strong controlling ability of early urban economy.

Keywords:Guandong Currency;Currency Reform;Communist Party of China;Urban Economic Management;Lv 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