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对民初政局的批评及其内在困境

奥鹏网院作业

章太炎对民初政局的批评及其内在困境*
王 锐

[摘 要]民国成立后，章太炎回国参与新政权的建设，他目睹当时盛行的参照西洋各国政治建制来探讨未来中国的制度建设，强调为政者应做到“先综核后统一”，在明晰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对症下药，通过有效的政治治理，来“巩固国权”，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因此他对讲求西学的政坛新锐极不信任，希望能任用清末的立宪派与原清廷的旧官吏，依靠他们的行政经验来稳固政治与社会局面。另一方面，基于实现民权的理想，他对新成立的临时参议院与其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展开批评，认为这些并不能真正代表民众意志。但章太炎的内在困境在于，在他的政治视野里，作为主权所有者的广大国民，始终是“沉默的大多数”。章氏所仰赖的政治实践主体，只是在立宪派与旧官吏到国民党人之间转换而已。他无法找到新的政治主体。

[关键词]章太炎；民初政局；先综核后统一；民权与国权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自1906年以来一直在日本东京从事革命与讲学的章太炎乘船回国，参加新政权的建设。但十余年后，在章门弟子鲁迅的记忆里，乃师在民初的一系列言行却饱受争议，被人以“疯子”视之：“民国元年章太炎先生在北京，好发议论，而且毫无顾忌地褒贬。常常被贬的一群人于是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曰‘章疯子’。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的了，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章上登出来，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大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那怎么办呢？第二天报上登出来的时候，那题目是：《章疯子居然不疯》。”(1)鲁迅：《补白》，《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1～282页。从表面看，章太炎在当时的许多举动确属反常：作为鼓吹革命的重要人物，却公开反对孙中山与黄兴，一度对袁世凯颇为期待；在引进西方民主政治的呼声高涨之际，却公开质疑民初政治体制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否具备合法性；在革命党与原清官吏之间，章太炎频繁质疑前者，主张应任用后者担任新政府官吏。民初的中国面临十分严峻的政治整合问题，即如何从传统的王朝成功过渡为近代的民族国家，如何在制度建设上维系政治与社会的基本稳定，如何将分化的社会利益与社会力量纳入行政运作之中(2)关于清末民初的政治整合问题，参见汪晖：《革命、妥协与连续性的创制(下篇)》，《社会观察》2011年第12期，第14～16页。。作为对中国未来政治发展有着系统深入思考之人，章太炎的这些言行当然不能简单归于个性使然，而是应置诸民初的历史场景当中，从章氏自身思想脉络出发，分析其相关言说的具体意涵，呈现他如何思考与评析所面对的时代问题。这不但有助于更为详尽地理解章太炎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也可通过他的视角，来审视民初政治的面貌与特征(3)关于章太炎在民初的活动与言行的梳理，参见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65～426页。张玉法爬梳了章太炎在民初的人际网络，对理解章氏言行也极有助益。参见张玉法：《民国初年章炳麟的人际关系(1912—1916)》，《近代变局中的历史人物》，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70～89页。在思想分析方面，杨天宏就章太炎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之论展开探讨，借章氏之言审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为何未能开启宪政之局。参见杨天宏：《政党建制与民初政制走向——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口号的提出论起》，《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18～39页。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研究与以往相关研究有别，旨在探讨章太炎批评与反思民初政局的内在思路。。

一 质疑新政权照搬西制能否巩固国权
庚子年间，章太炎毅然走向革命之路，其最主要原因便是在他看来，“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4)章太炎：《訄书(重订本)·客帝匡谬》，《章太炎全集》第3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0页。。反清的最终目的是建立新政权，抵抗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吞，保障国家领土与权益的完整(5)汪荣祖：《章太炎排满缘起》，《章太炎散论》，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7页。。而他心中的革命场景就是“人人自竞，尽而股肱之力，以与同族相维系”，使得“民知国族，其亦夫有奋心，谛观益习，以趋一致”(6)章太炎：《〈社会通诠〉商兑》，《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348、349页。。通过共赴革命，让各地民众形成统一的政治认同。因此与之相似，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章太炎所最为焦虑的，还是如何在中国目前国力孱弱的情形下，能够有效维护国家的统一，避免东西列强趁火打劫。1911年11月，章氏与程德全发起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其主旨即为联络各方，共谋统一、巩固新政权之道：

当困居专制政体之下，其功在于破坏；而在今日已脱离旧政府之羁绊，所重尤在建设。虽起义之初，事变仓卒，但能各自为计，粗维秩序，省、府、州、县不尽联合，势固其所。一旦大局粗定，即不可不速谋建设统一之机关。倘或划分界限，各竞权利，纷扰错杂，无有纪极，不独内政、外交无统一之办法，势必分崩离析，一变而为东周、晋、唐之末造，重醸割据之乱，致招瓜分之惨，此后危险将有不可胜言者(7)章太炎：《中华民国联合会启事》，《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74页。。

在章太炎看来，在此情形下，政府的施政方针也应以“国土之保全为重，民权之发达为轻”(8)章太炎：《与黎元洪(1912年)》，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83页。。他参与成立统一党，也强调“伸张国权为吾党唯一之政见”(9)章太炎：《在统一党南通县分部成立大会上之演说》，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8页。。当然，同一时期像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都基于相似的理由，主张“主权在国论”，希望借此维系新政权的完整性(10)关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倡导的“主权在国论”及其理论意涵，参见章永乐：《万国竞争(1911—191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9～128页。。

在民初政局下，章太炎认为应采取哪些措施来巩固国权？晚清以降中国政治的一个明显趋势，便是追求源于近代西方的各种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俨然中国存亡与否，立壁千仞，只争此一线。在民国建立之后，效仿西洋诸国的政治组织形式、以后者的法律为蓝本来从事立法、根据“文明”之风尚并以法律形式改革中国旧俗，更是成为大多数人讨论政治问题时不证自明的前提。

反观章太炎，则有其独特见解。自从1906年东渡日本主持《民报》笔政以来，章太炎分析中国政治问题基本从以下两点出发：首先，他认为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且这种历史的积淀绝非抽象意义上的“文化”与“道德”，而是在社会演进过程中形成一套组织、治理政治与社会形态的制度模式，在这样的制度模式基础上，才形成具有中国自身特色的行为规范与道德标准。因此思考中国未来的政治建设，必须对中国过去的制度流变有清晰认知，总结其中内在的运作逻辑，而非视之为可以轻易丢弃或不屑一顾的包袱，这样才能使新的制度得以保持基本稳定，使相关政策得以有效执行(11)1906年章太炎甫至日本的演讲中就强调：“我们中国政治，总是君权专制，本没有什么可贵，但是官制为甚么要这样建置？州郡为甚么要这样分划？军队为甚么要这样编制？赋税为甚么要这样征调？都有一定的理由，不好将专制政府所行的事，一概抹杀。就是将来建设政府，那项须要改良？那项须要复古？必得胸有成竹，才可以见诸施行。”参见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之演讲》，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第7页。。其次，章氏非常强调在分析中国的政治与社会问题时，应充分注意中国广土众民及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在此基础上，许多看似符合“时代潮流”的制度设计，往往只是体现了某一地域中某一特定阶层的利益，并不能保证所有地域民众皆可从中获益。例如以纳税数额来决定是否有选举权，那么在东西部经济差距极大的情形下，很可能导致“选权凑集于江浙，而西北诸省或空国而无选权也”(12)章太炎：《代议然否论》，《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314页。关于章太炎对代议制的批评，笔者另有专文详论，参见王锐：《历史国情与制度设计——章太炎〈代议然否论〉再解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96～105页。。如此这般，致使各地政治参与感落差极大，反倒不能保证国权之稳定(13)因此在获取知识方面，章太炎认为“吾尝以为洞通欧语，不如求禹域之殊言；经行大地，不如省九州之风土；搜求外史，不如考迁、固之遗文。求之学术，所涉既广，必摦落无所就，孰若迫在区中，为能得其纤悉”。此即着眼于能否真正全面的了解中国政治与社会现状。参见章太炎：《印度人之论国粹》，《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384页。。当然，这并不表示章太炎一味率由旧章，拒绝革新。只是他坚持在推翻帝制及其政治符号后，如何在充满复杂性的现状之下建设新的制度，确保新政权在列强环伺局面下得以立足，批评性认为这项工作绝非简单效仿、移植域外理论或制度就能完成。这两点是他思考新政权建设问题时的思想基础(14)也正因为这样，他在民初并未对时人所热议的集权制与联邦制问题发表专门的言论。或许他在这一时期认为，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时人对近代西方政治思潮的不同理解，并非一个针对中国实际而生的问题。当然，到了1920年代，在联省自治运动中，他极力宣扬联邦制。那时他主要是不满北洋政权颟顸卖国，担心若将所有权力集中于中央，就给予后者更多出卖国家利益的机会，因此主张分权于地方。。

正是在这样的考虑下，关于对新政权的施政原则，章太炎便有自己的一番理解。在《大共和日报》的“发刊辞”中，他建议：

民主立宪、君主立宪、君主专制，此为政体高下之分，而非政事美恶之别。专制非无良规，共和非无秕政。我中华国民所望于共和者，在元首不世及，人民无贵贱，然后陈大汉之岂弟，荡亡清之毒蜇，因地制宜，不尚虚美，非欲尽效法兰西、美利加之治也(15) 章太炎：《〈大共和日报〉发刊辞》，《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册，第396、397、396页。。

从中可知，在章氏看来，新政权的政治合法性除了革命党一直以来强调的推翻“异族”统治之外，主要是建立在“元首不世及”与“人民无贵贱”二者之上，前者体现对帝制的扬弃，后者则体现民众地位因新政权而改变，过去由于职业身份、政治特权与民族差异而造成的不平等将不复存在。他希望新政权应“因地制宜，不尚虚美”，聚焦于“政事”之美恶，而非抽象地追寻“政体”之高下。章太炎回溯历史，认为一种政治制度起源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下。君主立宪肇始于英国，然后其他国家起而效仿，但已“形式虽同，中坚自异”，近代的民主政体为美国、法国所首创，中国虽然师法其基本形式，废除帝制，但在具体建制方面，“当继起为第三种，宁能一意刻画，施不可行之术于域中”(16) 章太炎：《〈大共和日报〉发刊辞》，《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册，第396、397、396页。。因此他声称：“政治、法律，皆依习惯而成，是以圣人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其要在去甚、去奢、去泰。若横取他国已行之法，强施此土，斯非大愚不灵者弗为。”(17) 章太炎：《〈大共和日报〉发刊辞》，《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册，第396、397、396页。总之，必须从中国自身的现状出发思考政权建设问题，这是做到“巩固国权”的重要前提。

进一步而言，依章太炎之见，欲收“巩固国权”之效，在具体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方面更应立足于充分了解中国的现状，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政治治理。在发表于1912年1月的《先综核后统一论》一文里，章太炎指出新政权是建立在武昌起义之后，各省通电宣告独立、然后再推举代表商议建国事项之上的，所以统一的基础其实并不稳固。他警告新政府道：

以电报统一易能也，惟实际统一为难。不先检方域之殊，习惯之异，而豫拟一法以为型模，浮文犷令，于以传电有余；强而遵之，则龃龉不适；不幸不遵，则号令不行。在位者胡可不矜慎哉！(18)章太炎：《先综核后统一论》，《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册，第404页。

章太炎的这番观感并非无的放矢，而是切中时弊。据张奚若回忆，武昌起义之后他“在上海住了半年多，曾到南京去看过临时政府的情形，也感觉很失望”。“当时我颇感觉革命党人固然是富于热情、勇气和牺牲精神，但革命成功后对于治理国家、建设国家，在计划及实行方面，就一筹莫展。因此除了赶走满人，把君主政体换成所谓共和政体之外，革命是徒有其表的。皇帝换了总统，巡抚改称都督，而中国并没有更现代化一点。‘破坏容易建设难’一句格言，不幸完全证实。”(19)张奚若：《辛亥革命回忆录》，《张奚若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63～464页。

因此，章太炎强调主政者面对纷繁复杂的政治与社会局面，“欲更新者，必察其故；欲统一者，必知其殊”(20) 章太炎：《先综核后统一论》，《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册，第405页。。新的政策是针对现实状况而设置的，后者是立法与施政之时必须要面对的重要前提。中国的统一也是建立在各地之间的巨大差异基础上的，一旦不能有效分析、协调不同地区的各种诉求，强行划一地推行相关政策，那么将会造成“徒能以电报统一耳，安望其实际遵行耶？”(21) 章太炎：《先综核后统一论》，《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册，第405页。章氏以新政府颁布推行阳历与限制各省练军二事为例：前事未曾考虑到民间长期使用阴历，实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阴历的计算方式根据每一时期的农耕要务而定，是长期生产实践的产物。后事只看到江苏一省军费浩繁，却未考虑其他各省的军力分布情形，贸然限制练兵，将导致不少地区武备空虚。此外，赋税与法律，“其事细如牛毛，其乱棼如讨羽。顺而理之。后或可以渐革；逆而施之，在今日已跋width=14,height=14,dpi=110不行矣”(22) 章太炎：《先综核后统一论》，《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册，第405页。。这些问题一旦处理失当，必导致政府运作紊乱，人心渐失，将侵蚀新政权的统治根基。

要解决这些问题，章太炎认为，首先新政府应派遣十余名特使前往各省，充分调查政治与社会现状，明晰当地的具体情形，然后将意见反馈回中央，让中央能够“周知天下之故”。其次，清廷许多虽然离职但却“审知向日利病”的官吏，为推行政务计，新政府应“引为顾问”，议会也应时常向其咨询。这些建议的背后，凸显出章太炎对新政权的官吏能力与经验缺乏信任，认为他们对于政治只具备“游学他国，讲肆科条”的书本知识，对中国的现实状况反而知之甚少，所以在政治实践方面“妄以校中师授，谓仓卒可见诸施行，顾未知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也”width=14,height=14,dpi=110不行矣”(23) 章太炎：《先综核后统一论》，《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册，第405页。。出于同样的理由，在新政府各部首脑的任用上，章太炎主张：“总理莫宜于宋教仁，邮传莫宜于汤寿潜，学部莫宜于蔡元培。其张謇任财政，伍廷芳任外交，则皆众所公推，不待论也。”此外，“若求法部，惟有仍任沈家本，为能斟酌适宜耳。诸妄主新律者，皆削趾适履之见，虎皮蒙马之形，未知法律本依习惯而生，非可比附他方成典。故从前主张新律者，未有一人可用”(24)章太炎：《宣言九则》，《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册，第391页。。在这里，他所重视的同样是上述诸人的行政经验与能力，而非各自所属的党派与政团。章太炎认为，了解中国历史与国情，体察社会民隐，此乃为政关键，也是能够真正保障国权的基础(25)基于这样的立场，章太炎对当时政府中人无甚好感。在他看来，“国家初造，典章未成，谈者一切不计实状，空引法理，比附成言……东人之窥我议院者，既以法政研究会相诮矣”。参见章太炎：《参议员论》，《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册，第413页。。在政治实践上，他与清末立宪派合作组党，一时间对颇具政治手腕的袁世凯抱以极大期望，也与此息息相关(26)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在当时也认为政府成员应“惟才能是称，不问其党与省也”，并且建议要“收罗海内名宿”。参见孙中山：《复蔡元培函》，《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页。但相比于在中国推行西方政治制度的孙中山，章太炎对“才”的界定却与之不尽相同。章氏所强调的为政标准，自清季起便一以贯之，在革命党中也颇属异数。。但他或许并未意识到，武昌起义之后，许多士绅与原清官员之所以能迅速认同新政权，主要是在彼辈看来，在此变革之际，自己可以通过过去的政治与经济权力获取更多的利益，让士绅与由士绅脱胎而成的资本家成为新政权的支配者，所谓熟悉国情、老成持重，归根结底是为了这一目的(27)关于这一问题，周锡瑞有十分详尽的分析。参见周锡瑞著，杨慎之译：《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67～318页。。而这也为他后来在政治上处处碰壁，最终以失望收场埋下伏笔。

二 质疑议会是否能真正代表民意
武昌起义之后，宣告独立的几个省份共谋组织联合议政机关。在程德全、汤寿潜、陈其美等人的建议下，于上海设置临时议会，各省都督派一名代表赴沪讨论政治军事诸事宜。随后黎元洪在武昌组织成立临时政府，各省复派遣代表赴武昌商议临时政府组织事项，同时与留驻上海的代表保持联络。及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随即通告各省派议员到南京组织参议院，开启了民国的议会政治。不久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后者定都北京，参议院遂移至北京，继续行使政治职能。此时随着民主政治的呼声尘嚣直上，各种政党团体也纷纷成立，据张玉法的统计，当时共有312个政治性党会，其中具有较为健全政纲或具体政治主张的仅有35个。在人员方面，不少时彦名流一人横跨数党，拥有多重党籍。在党纲方面，许多政治团体的口号、主张大体相同(28)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34～39页。。

在清季的政治论说中，章太炎就开始反思代议制是否适合中国。他认为根据中国当时的社会条件，能够被选为议员的大抵为富户土豪，并不能体现广大民众的诉求。在此情形下，议院就成了议员与政府官吏狼狈为奸的场所，彼辈“挟持门户之见，则所计不在民生利病，惟便于私党之为。故议院者，国家所以诱惑愚民，而钳制其口者也”(29)章太炎：《五无论》，《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454页。。民国建立之后，章太炎在参与新政权建设的过程中，虽然并未依旧抱着否定代议政治的态度，但他出于思考如何在政治行为中真正体现民众的利益，故一直对议院与政党持十分警惕的态度，强调避免其成为败坏政治组织的祸首、压迫民众的新工具。

民国建立之后，章太炎依然对实行议会制度产生质疑。清末同盟会与光复会分裂，章太炎、陶成章等光复会领袖与孙中山、黄兴等人一度势同水火。而民国建立没多久，陶成章就被暗杀。因此从人际关系与政治派系分野来看，他在民初的这一政治立场，和他对鼓吹议会政治的革命党，特别是对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领袖的强烈不满极有关系。虽然身为革命党的一分子，章太炎却对一些昔日同志身上的秘密会党作风与党同伐异习气极为反感。他认为：“民国成立，不可不有政党以为政府之辅助”，但“一国若仅一政党，恐限于专制”(30)章太炎：《在统一党南通县分部成立大会上之演说》，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第117页。。这一主张明显是针对欲在新国会中占据多数席位的同盟会而发。目睹孙中山等人在南京临时政府的一系列政策，章氏指责“南京政府既成，任用非人，便佞在位，私鬻国产，侵牟万民，无一事足以对天下者。”致使“海内视同盟会，盖与贵胄世卿相等”(31)章太炎：《与张继(1912年)》，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461页。。成为了脱离民众的革命新贵，与民意渐行渐远。正是在这样的思虑之下，章氏主张“革命军起，革命党消”(32)关于当时章太炎对革命党的具体观感，参见杨天宏：《政党建制与民初政制走向——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口号的提出论起》，《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20～22页。。这也成为革命党人眼中不可轻饶的“罪状”。戴季陶斥责章氏“牺牲中华民国全国之国民，甘心为袁世凯作走狗”。其言论“变本加厉，竟不惜以向日民党之主张，置诸脑后，另换一副面具，主张专制，排斥民党”(33)戴季陶：《哀章炳麟》，桑兵、黄毅、唐文权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下册，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28页。。因此戴氏声称：“直可认为著《訄书》之章炳麟，已与邹味丹同死，其至于今日存在者，并非章炳麟，特禽兽而冠人名者耳。”(34)戴季陶：《章炳麟之丑史》，桑兵、黄毅、唐文权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下册，第842页。

除了人际方面的原因，章太炎还关心民初的议会是否真正能成为表达民意的机关，各个角逐其中的政党，又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在武昌起义之后，章氏甫归国即强调：

今虽急设中央政府，兵事未已，所布犹是军政，虽民政官亦当受其节制。各处咨议局议员，只当议及民政，无参预军国建置之事。盖自地方自治说兴，而省界遂牢不可破。咨议局员，保守乡曲之见者多，绅士富商，夜郎自大。若令议及大事，必至各省分离，排斥他人而后已。是则中国分为十数土司，正堕北廷置宣慰使之术中矣(35)章太炎：《宣言九章》，《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册，第389页。。

冯友兰回忆，“辛亥革命的一部分动力，是绅权打倒官权，就是地主阶级的不当权派打倒地主阶级的当权派”(36)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页。。正如其言，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士绅出于自保，参与15省的独立，并由于彼辈在地方上掌握实权，便实际上主导了各省之后的政治局面，掌控了新政权在地方上的主要机构，革命党与一些起来造反的下层民众反倒成为配角(37)汪荣祖：《士绅与民国肇建》，黄兴涛、朱浒主编：《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13～129页。。在这样的背景下，章太炎认为这些主要由地方士绅所组成的各省咨议局，其各项建议本质上并不能代表大多数民众的意愿，很大程度上体现革命之后地方绅士富商为保全各自利益而采取的政治考量。因此认为对其权力行使范围应加以限制，凡涉及到新政权基本政治建制的议题，不应让这一群体轻易涉足(38)近藤邦康认为，章太炎在清末继承了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的救亡课题，同时也扬弃了戊戌年间盛行的“申民权先申绅权”之主张，把救亡的主体从士大夫群体转移到“万民”身上，由此开辟了新的革命愿景。参见近藤邦康：《从一个日本人的眼睛看章太炎思想》，《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2期，第167页。按照这一分析，前文所论的章太炎质疑各省咨议局之权限，同样也是他否定戊戌以来的政治理念的组成部分。。

1912年3月南京临时参议会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中为了制约袁世凯，将先前孙中山所主张的总统制改为内阁制，同时出于从立法上限制政府首脑之职权，还赋予参议院极大的权力。与之相对，“行政如何反过来制约立法没有任何具体规定”(39)杨天宏：《北洋政治的乱与治》，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45页。。这样造成政治权力偏向立法一方，反而难收立法、行政与司法互相制衡之意。然在国民党人看来，这部约法虽然现实目的是为了限制袁世凯专权，但在法理上却体现了民意。例如，王宠惠宣称从理论上讲议院乃全体国民的代表机关，国民的意志由前者代为表达，议院与政府之间的交涉体现了民众对待政府的态度，这样国家主权就属于全体国民(40)王宠惠：《中华民国宪法刍议》，《王宠惠法学文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9页。。但在现实层面，正如民初政治的亲历者李剑农所述，当时所有政治团体“都是没有民众作基础的政团，政团不过是读书绅士阶级的专用品”。因此参议院中的政党“都与民众不生关系，都成了水上无根的浮萍”(41)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3～284页。。而这一点恰是章太炎所极力抨击的。

为什么他会极力抨击？从思想源流上看，虽然章太炎在民初强调政治建设也应以国权为重，但他在宣扬革命之时亦明言“吾党之念是者，其趋在恢廓民权”(42)章太炎：《代议然否论》，《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318页。。并且在哲学层面，章氏认为“个体为真，团体为幻”(43)章太炎：《国家论》，《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485页。。因此他讨论政治，始终不忘聚焦于作为个体的民众在政治共同体中的真实地位与权益。犹有进者，章太炎在清末时就指出：“议院者，受贿之奸府；富民者，盗国之渠魁。专制之国无议院，无议院则富人贫人相等夷。及设议院，而选充议士者，大抵出于豪家。名为代表人民，其实依附政党，与官吏相朋比，挟持门户之见，则所计不在民生利病，惟便于私党之为。”(44)章太炎：《五朝法律索隐》，《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75页。他十分警惕代议制度会异化为统治集团与地方豪强联合起来压迫底层平民的暴力机器，并且在形式主义的选举之下，这种压迫还披上了合法化的外衣，被视作符合历史进程的“公例”。因此，辛亥革命之后，在参与建立“中华民国联合会”不久，他便公开呼吁“共和政治之精神，在伸张民权，而伸张民权之机关，即在民选议院，此诚今日所当亟，而不可草率将事者也。”用此标准来审视临时参议会，他批判“仅有各都督府代表之参事院，无代表人民之参议员，则仅足以代表各省都督府，而不能代表全国人民之总意也”(45)章太炎：《中华民国联合会呈请组织参议院文》，《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册，第394页。。

本此见解，在《临时约法》颁布之后，章太炎并不像国民党人那样认为此法之目的在于体现民权，而是质疑其中的关键条款，否认其正当性。他指出：

国民为共和国主人，有主权者。参议员为都督府差官，无主权者。故国民对于参议院之《临时约法》，有不承认之权，此最简明之理由也(46) 章太炎：《否认〈临时约法〉》，《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册，第419、419～420、420页。。

可以看到，章氏认为《临时约法》为临时参议院所制定，而后者的成员究其实只是各省独立之后所派遣的代表，只能体现各省首脑的意志，并不能真正代表作为“共和国主人”的全国国民。如果按照主权在民的理论，那么国民就有不承认此约法的权利。根据同样的理由，章太炎认为《临时约法》第二条所规定的“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实难成立。因为“今日足以代表国民者，为参议员乎？而参议员为都督所派，绝非民选。为遵照此次《约法》之选出者乎？而第十八条之选派方法，由各地方自定。假令又有都督选派，甚或有自署为参议员者，亦《约法》所许。以此组织参议院，果足代表人民全体而行使主权乎？稍有政治常识者，必不谓然”(47) 章太炎：《否认〈临时约法〉》，《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册，第419、419～420、420页。。可见，章太炎批判与质疑的，是参议员是否真正能代表民众，此实则亦显示出他对武昌起义之后由士绅及其代言人所主导的政治局面颇不认同。章太炎的这一批评，其实道出了民初议会政治的重要缺陷，就是虽然号称“民权”，但广大的中国民众，特别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农民却并不能在这样的政治与经济结构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能够有机会参与到议会政治中的，主要还是昔日的士绅，以及脱胎于士绅的新式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

此外，章太炎还质疑议会中的参议员的地位与作用。《临时约法》第四条曰：“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对此章太炎反驳道：

夫第二条既言主权在国民全体，而此条行使统治权，乃由非国民所选之参议院，殊不可解。主权绝对不可分离者也，属于国民全体，其行使不必国民全体可也，断不可不由国民所委任之机关。今之参议员，非由国民委任，何能有此特权？此第二条与第四条互相抵触也(48) 章太炎：《否认〈临时约法〉》，《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册，第419、419～420、420页。。

此处章氏声称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且不可分离，很容易让人想到卢梭的理论。卢梭认为主权是公共意志的体现，如果只是一部分人的意志，那么就只是一种行政行为或一道命令，不能体现主权。同样的，主权也不能被代表，因为意志不能被代表，只能是此意志或彼意志，绝不存在中间物(49)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3、120页。。章太炎曾称赞卢梭“能光大冥而极自由”，复于清季的政论中时常借用卢梭的学说(50)朱维铮：《〈民报〉时期章太炎的政治思想》，《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5期，第43页。。他在清末对代议制的批判，在思考逻辑上和卢梭的这些主张极为相似。此处为了论证参议员不具合法性，很自然的他会再次援引卢梭之论。不过他同时主张主权的行使不必经由国民全体，只需国民委任的机关由国民选举出来即可，这与卢梭所强调的主权不可被代表又不尽相同。或许仍然考虑到国权问题，即如何保证政治秩序的稳定，所以章氏对卢梭的直接民权说有所保留。

最后，从“巩固国权”这一现实目标出发，章太炎更是认为扩大议会的权力无助于实现这一目标。法学家阿克曼认为，在共和政体下，一旦宪法未能处理好行政首脑与国会的关系，那么二者之间互相对立的权力会运用宪法所赋予它们各自的权利来互找麻烦，国会不断攻击行政机关，行政首脑不放过任何可以摆脱国会束缚的机会，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导致“治理能力的危机”(51)阿克曼著，聂鑫译：《别了，孟德斯鸠：新分权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页。。章太炎所观察到的民初政局在某种程度上正好印证了这一观点。在制定《临时约法》时，国民党人希望借扩大参议院的权力来限制袁世凯，对此章太炎洞若观火。出于“巩固国权”的立场，他指出《临时约法》规定大总统任命国务员及驻外人员须经参议院同意这一条款极不合理，易于导致“以立法院而干涉行政部之权，该院万能，不啻变君主一人之专制，而为少数参议员之专制，且同意之标准难定，稍有才智之士，鲜不为人猜忌，自非乡愿不能通过”。同样的，该法规定国务员一旦受参议员弹劾，大总统应免其职，此举将使参议员“滥用此非常之大权”，势必造成“国务员更换频繁，虽灶下烂羊，亦将膺选，何暇谋政治之进行乎？”(52)章太炎：《否认〈临时约法〉》，《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册，第421～422页。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议会政治后，他对黎元洪痛陈道，“中国之有政党，害有百端，利无毛末”。在参议院中忙于政治博弈之辈“皆人民之蠡蠹，政治之秕稗，长此不息，游民愈多，国是愈坏”(53)章太炎：《与黎元洪(1912年)》，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384页。。由此可见，章太炎认为名实不符的议会政治不但无补于伸张民权，而且还会影响政治稳定，对国权造成极大损伤。

三 内在困境
在参与建立统一党的过程里，章太炎希望该党能成为一个实事求是、为民请命、具备良好政治素养的团体。他从平民的角度出发，控诉政府中人“国门以外，赋税几许，官制如何，土田安在，几无有过问者”。同时“光复以来，号称平等，而得志者，惟在巨豪、无赖。人民无告，转甚于前，茹痛含辛，若在囹圄”(54) 章太炎：《统一党暂行总理章炳麟宣言书》，《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册，第426页。。如果说章太炎希望借综核名实来确保国权、实现名副其实的共和政治来伸张民权的话，但是在民初的政治环境下，这两者俨然双双落空，特别是后者，让章太炎感到民众的权益在新政权里根本难以得到保障。所以他对统一党的期许便是“代达民隐，无专为一二巨子讼冤”。可他所设想的实现方式却是“犹赖贤良长吏之提携，纵有武健严酷之治，而反足以佐百姓者，本党亦不应与之反对”(55) 章太炎：《统一党暂行总理章炳麟宣言书》，《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册，第426页。。

从这里可以看到章太炎民初的政治言说中一个难以调和的内在困境。他从“恢廓民权”的角度出发，认为国家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并且不能被分割，因此认为简单照搬西方议会政治，缺乏民意基础的临时参议院与它所制定的《临时约法》不具政治合法性，对参议院中假民意以立法的行为甚为不满。但另一方面，他认为当时的中国需要“巩固国权”，建立一个能够有效行使政治权力的政府，欲臻此境，则需“先综核再统一”，让执政者充分了解根植于中国历史与现状之上的复杂性，这样才能实事求是、对症下药。因此在用人方面他青睐于具有行政经验的旧官吏，认为后者能够以稳健的态度莅民施政。但问题在于，这一群体在法理上又如何体现作为政治主权者的全体国民？况且，这一群体在深谙社会情状的同时，是否本身也沾染上了许多亟需祛除的旧俗弊病？

在发表于1906年的《革命道德说》中，章太炎指出当时社会各阶层，“知识愈进，权位愈申，则离于道德也愈远”(56)章太炎：《革命道德说》，《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292页。。尔后在《箴新党论》一文里，他更是宣称“综观十余年之人物，其著者或能文章矜气节，而下者或苟贱不廉与市侩伍，所志不出交游声色之间”(57)章太炎：《箴新党论》，《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301页。。对整个士绅阶层几乎进行了全盘性的否定。直至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为了提醒革命党人切勿对立宪派与旧官僚期望过高，专门发表《诛政党》一文，警告将来若“覩暧昧之利，而不见显哲之祸，托命此曹，亦犹鹈鸠之巢苇苕也”(58)章太炎：《诛政党》，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册，第386页。。但没过多久，他却和这类先前不断谴责的群体展开政治合作，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稍后又扩大其规模，更名为“统一党”。在章太炎自己，或许出于对革命党人身上的党同伐异之风深感失望，于是设想能借助这些曾经的政治对立面之政治经验与地方声望来迅速稳定政局，保证新政权能够有效掌控全国局势。但据旁人观察，章太炎的这番良好愿望却很大程度上被立宪党人与旧官僚利用，以图借机上位，在新政权里扩大影响力(59)辛亥南北议和之后,许多北方的旧官僚希望在新政权中继续保持权位，致使当时官吏任用问题纷争不断，如何在“新进”与“故旧”之间取舍，成为政争的焦点之一。清末立宪派在民初的一系列活动，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参见桑兵：《接收清朝与组建民国(下)》，《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2期，第29～33页。。盛先觉就对梁启超说：“微闻章太炎左右数人，嚣张浮华，专事阿谀，颇有视太炎为奇货可居之慨，而章太炎亦似竟为所蒙蔽者然。甚矣哉！君子可欺其以方，小人无往而不在也。”(60)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3页。后来事态的发展也印证了这一观察。统一党成立后，原来的立宪党人自感羽翼丰满，便与章太炎日渐疏离。张謇等人利用章太炎因故无法出席的机会，主持统一党与其他四政团合并事，伺机选举张謇为统一党理事长，此举无异于将章太炎架空。章氏试图控制局面，但毫无效果，遂独自宣布脱党，昔日借助其招牌的同党之人也听之任之，并未挽留，此举不啻将章太炎一脚踢开(61)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第397～399页。。

目睹斯景，章太炎开始反思是否能依靠立宪派与旧官吏来行综核名实、保障民生之政。1912年12月，他发起创立“根本改革团”，希望从根本上洗刷弊端，改革政治。关于其主旨，章太炎说道：

所谓政治革命者，非谓政体形式之变迁，易君主为民主、改专制为立宪也。亦非以今为假共和而欲有所改更也。民之所望，在实利不在空权；士之所希，在善政不在徒法(62)章太炎：《发起根本改革团意见书》，《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册，第457页。。

很明显，这一分析政治的思路依然与章太炎之前所强调的“综核名实”，在“巩固国权”的同时确保民众基本权益等主张相一致。他所致力于的是实现“善政”，让民众享有“实利”。与先前不同的是，章氏开始反思往昔自己所寄予希望的政治群体，认为后者才是导致政风紊乱、政局动荡的主要祸首：

立宪党成立以后，政以贿成，百度废弛，具文空罫，有若蛛丝，视戊戌、庚子以前转甚。至于新朝蒙清余烈，政界之泯纷贪渎又弥甚于清世。一二良材，逃荒裹足，其联袂登庭者，皆斗筲之材也……逮乎燕京统一，向之媚子不知幸予矜全为非分，更欲飞跃以超人上，涵濡卵育，日有孳生，而革命党亦渐染其风，变本加厉。然则暴乱者，革命党之本病也；贪险者，立宪党之本病也。变暴乱之形，而顺贪险之迹者，革命党被传染于立宪党之新病也(63)章太炎：《发起根本改革团意见书》，《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册，第458,459页。。

这一观感，基本上回到了辛亥革命之前章太炎对立宪派与清廷官吏的态度。犹有进者，章太炎所谓的“先综核后统一”带有很强的法家色彩。章氏自言“寻求政术，历览前史，独于荀卿、韩非所说，谓不可易”(64)章太炎：《菿汉微言》，虞云国整理：《菿汉三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71页。。法家思想一直以来就是章太炎审视古今政治、分析与批评时局的重要思想资源(65)关于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后如何阐释与运用法家学说，参见王锐：《辛亥革命前后章太炎对道法政论之阐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第129～139页。。因此，章太炎运用相似的思路，将“综核”之方向从充分认识中国的复杂现状，转移到在政治上激浊扬清。他主张：“非举政治革命，大治贪墨以正刑书，大选贤良以持钧石，缳首赭衣者遍于阁部，封轺聘币者逮于细微，不足以惩方来而荡旧秽。”如此这般，庶几“人心已革，则大政日新，流民国之岂弟，荡亡清之毒蜇，然后昔之图谋革命，其事始完”(66)章太炎：《发起根本改革团意见书》，《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册，第460页。。

但不久之后，章太炎就发现自己所托非人。黄远庸观察到：“盖袁公者，利用之手段有余，爱国及独立之热诚不足。又其思想终未蜕化，故不能于旧势力外，发生一种独特的政治的生面也。”(67)黄远庸：《社会心理变迁中之袁总统》，《远生遗著》卷1，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版，第1页。严复也指出袁世凯“固为一时之杰，然极其能事，不过旧日帝制时一才督抚耳”，指望其“转移风俗，奠定邦基，呜呼！非其选尔”(68)严复：《与熊纯如书(二十四)》，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24页。。宋教仁的遇刺，开始让章太炎怀疑袁世凯，日渐发觉正是袁运用手腕、纵横捭阖，才使得大小“赃吏”得以在混迹政坛。他遂对人言“项城不去，中国必亡”(69)章太炎：《与伯中(1913年)》，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482页。。这样，章氏转而和昔日的革命同志重归旧好。他声称“北方受了腐败专制的遗传病，较诸南方革命的激烈病，其流毒更甚”，这导致“民国非维持现状也，乃维持现病耳”。他主张“吾革党对于建设民国一问题，当仍以猛进的手段，循文明的步调，急求破坏专制恶根，拼命力争共和二字，此后方有建设可言”(70) 章太炎：《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欢迎会上之演说》，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第129、131页。。“昔日为民权激战时期，今日为民党与官僚激战时期。”(71) 章太炎：《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欢迎会上之演说》，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第129、131页。

章太炎认为民初政治乱象必然不得人心，一旦国民党重振旗鼓，定能获得全国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国民良心尚存，不患不赞成吾党，吾党共和目的不患不能达到。”(72)章太炎：《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欢迎会上之演说》，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第130页。但现实情形却是，袁世凯手握重兵，并且将参议院中的反对党逐个清除，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起兵举义，终究难敌袁世凯的北洋军重兵镇压。章太炎不顾个人安危，进京面斥袁世凯，遂被袁软禁。直至袁氏称帝失败病亡后才重获自由。章太炎通过亲身经历，认识到虽然明晰中国历史与现状是从政的重要条件，但旧官吏与立宪派却不足以担此重任。只是他所强调的作为主权拥有者的全体国民，在民初的政争中并未能有任何作为，甚至难以真正发声。章氏摒弃旧官吏与立宪派，可依靠的政治力量只剩下昔日的革命同志，但后者无权无兵，难以真正改变政治局面。章太炎所期望的在根据中国现实条件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能够真正体现国民意志、保障国民利益的政治制度，至此完全落空。在“国权”与“民权”方面，中华民国皆一无所获。

四 结 语
在被袁世凯软禁期间，章太炎将旧作《訄书》修改为《检论》，目睹民初一系列政坛变动最终以袁世凯帝制自为收场，章氏在书中颇为悲观地说道：“斯土也，凝之甚难，而判之甚易。”(73)章太炎：《检论·近思》，《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645页。章氏在《检论》一书中，有不少反思辛亥之后的政治状况之篇章，对此笔者另有专文详论。参见王锐：《时势变迁下的历史反思——论章太炎的辛亥记忆》，《苏州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第182～190页。对在当时中国进行有效的政治整合颇有无能为力之感。武昌起义爆发之后，章太炎回国参与新政权的建设，他目睹当时盛行的参照西洋各国政治建制来探讨未来中国的制度建设，强调为政者应做到“先综核后统一”，即对中国广土众民和地域发展不平衡的状况要有充分的认知，在明晰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对症下药，通过有效的政治治理，来“巩固国权”，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避免列强染指。因此他对讲求西学的政坛新锐极不信任，希望能任用清末的立宪派与清廷的旧官吏，依靠他们的行政经验来稳固政治与社会局面。另一方面，基于实现民权的理想，他对新成立的临时参议院与其制定的《临时约法》展开批评，认为这些并不能真正代表民众意志。《临时约法》中赋予参议院极大的权限，章氏则强调全体国民才是国家主权的所有者，参议院中的参议员并非根据民意而当选；因此，参议员的政治行为无异于越俎代庖，在法理上并不具备合法性。章太炎的这些言说，有助于今天更为全面的认识民初政治的特征，尤其是看到当时所谓“民权”的实质其实只是绅权及其衍生品而已。

章太炎的困境在于，他曾希望借助旧官吏与立宪派的政治经验根据中国实际施政，但当他对旧官僚与立宪派的真实面目有所认识之后，又寄希望于作为国家元首的袁世凯能厉行法治，制裁贪渎败政之徒。一旦发觉袁世凯实为此辈的最大庇护者，章太炎又开始与昔日的革命同志共谋大计。可国民党当时无权无兵，非但不能改变现状，反而因“二次革命”失败致使实力大损。在章氏的政治视野里，作为主权所有者的广大国民始终是“沉默的大多数”。章氏所仰赖的政治实践主体，只是从立宪派与旧官吏到国民党人之间转换而已。无法找到新的政治主体；无法借由组织动员新的政治主体自下而上地彻底清除旧的政治毒瘤，重建政治组织，达到政治整合；更无法在这一过程中通过不断实践来真正认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总结出一套既能符合中国现状，又能让大多数新的政治主体获得参与感与翻身感的政治理论，这就是章太炎在民初政争中处处碰壁的根本原因，也是他在民初的政治主张的主要局限性，更是作为政治实践者的章太炎留给后人的最大教训。章太炎所期待的借助革命来达到“人人自竞，尽尔股肱之力，以与同族相维系”，虽然在辛亥革命中并未实现，但在20世纪中国的另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里，另一个革命党以“组织起来”为口号，强调“同群众相结合”、“走到群众中间去”，充分发动成千上万的底层农民，在此基础上成功建立起一个新政权(74)毛泽东：《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3页。。就此而言，这两场革命当中的批判与继承关系，值得深究。

Zhang Taiyan’s Criticism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and His Inner Dilemma
Wang Rui

Abstract：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Zhang Taiyan returned to China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regime.He witnessed the prevailing reference to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Western countries to explore the future of China’s system construction.He stresse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achieve “comprehensive core first,and then unification”.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he addressed the problem and proposed to “consolidate state power” and maintain China’s territorial integrity through effective political governance.Therefore,he did not trust the new political elites who emphasized Western learning.He hoped that he could appoint the constitutionalists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old officials of the former Qing government,and rely on their administrative experience to stabilize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situation.On the other hand,based on the ideal of realizing civil rights,he criticized the new Provisional Senate and its constitution,believing that these did not really represent the will of the people.However,Zhang Taiyan’s internal dilemma was that,in his political vision,the vast nationals,as the sovereign owners,had always been “silent majority”.The main body of political practice Zhang relied on only shifted from the constitutionalists and the old officials to the Kuomintang.He could not find a new political subject.

Keywords:Zhang Taiyan;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Comprehensive Core First,and Then Unification;Civil Rights and State 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