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桥”考议：再论秦交通优势

奥鹏网院作业

“秦桥”考议：再论秦交通优势*
王 子 今

[摘 要]秦长于桥梁建造的技术，是交通能力优越的表现。相关迹象在交通史与建筑史上同时保留有深刻的历史记忆。秦在桥梁建设能力方面的优势是秦人成功进行军事征服，终于实现统一的重要条件。有关秦桥梁建设工程成就的历史记忆，构成秦史闪光的页面。“秦桥”成为具有纪念意义的文化象征符号不是偶然的。以“秦桥”作为秦政的代表性遗存与标志性纪念，是真实的历史认识。有关秦后子width=12,height=12,dpi=110“造舟于河”，秦昭襄王“初作河桥”，李冰造七桥，咸阳“渭桥”，《燕丹子》所见“秦王为机发之桥”，直道九原渡河方式以及海上“秦桥”的讨论，可以说明“秦桥”作为体现秦交通优势的文化象征符号的意义。

[关键词]秦；桥梁建造；秦桥；交通史；统一

中国古代桥梁史记录了秦人的发明。秦长于桥梁建造工程的技术，是交通能力优越的表现。相关迹象，在交通史与建筑史上同时保留有深刻的历史记忆(1)人们通常说“桥梁建筑”，以为“桥梁是一种既普遍而又特殊的建筑物”。如茅以升主编：《中国古桥技术史》，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唐寰澄：《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然而关于“建筑”的历史论著往往对“桥梁”不作重点考述。如刘敦桢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只在论说“隋、唐、五代时期的建筑”时介绍了“安济桥”(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0年版，第152～153页)。刘叙杰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自“汉代桥梁”开始有所介绍(刘叙杰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510～513页)。孙机的《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在“建筑”类别14个部分之“建筑width=11,height=12,dpi=110”中列有“桥”[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43、245页]。《中国大百科全书·交通》“交通史”部分有“桥梁发展史”辞条，在“公路运输”部分有“赵州桥”“芦沟桥”“洛阳桥”“宝带桥”“泸定桥”等辞条(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交通》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交通》，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400～404、629、330、343、7、331页)。将“桥梁史”归入“交通史”，大概是很多学者通常的思路。。“秦桥”成为具有纪念意义的文化象征符号，不是偶然的。有学者指出，周秦时期，随着农业的进步，“手工业和商业也相当地活跃起来，对道路交通，需求日益增长。列国纷争，各发展境内和与邻国之间的工农商与交通。但强弱悬殊，昏明不一”。“齐、鲁大邦，却未见有十分著名的桥，名桥仍集中在中原秦、晋。特别是秦，吸纳六国英才，重农而兴修水利，重商而贸迁天下，重武而统一中国。桥梁的建设都与此有关。”(2)唐寰澄：《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第11页。我们曾经讨论过秦国对于交通的重视，大有利于统一的实现(3)王子今：《秦国交通的发展与秦的统一》，《史林》1989年第4期，第6～9、21页；《秦统一原因的技术层面考察》，《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9期，第222～231页。。回顾秦桥梁史，可以深化相关认识。

庾信文句“伍员道阻，燕丹路遥，南奔楚塞，北避秦桥”(4)庾信：《周大将军司马裔神道碑》，庾信撰，倪璠注，许逸民校点：《庾子山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06页。，“燕丹”“秦桥”故事，当然是交通史研究者应当关注的。而又多有以所谓“秦桥”言海上栈桥者，如李贺诗“海沙变成石，鱼沫吹秦桥”(5)李贺：《古悠悠行》，王琦等注：《李贺诗歌集注》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97页。，梅尧臣诗“朝日下天窗，东海无秦桥；秦桥不可度，织女不可邀”(6)梅尧臣：《王平甫惠画水卧屏》，《宛陵集》卷五七，四部丛刊景明万历梅氏祠堂本，第336页。，都是对相关现象的文学表述。《初学记》卷六《地部中·海》“事对”列有“秦桥，汉柱”(7)徐坚等：《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7页。。《渊鉴类函》卷三六《地部十四·海三》同样以“秦桥”“汉柱”为对(8)张英、王士祯等纂：《渊鉴类函》卷三六，北京：中国书店据1887年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1985年影印版，第3页。“汉柱”解说，引张勃《吴录》曰：“象林海中有小洲，生柔金。自北南行三十里，有西属国，人自称汉子孙。有铜柱，汉之疆场之表。”前引李贺《古悠悠行》“海沙变成石，鱼沫吹秦桥”，下句言“空光远流浪，铜柱从年消”(参见王琦等注：《李贺诗歌集注》卷二，第97页)。其实也可以说是以“秦桥”对“汉柱”。。又唐诗“蟾蜍同汉月，width=14,height=14,dpi=110width=14,height=14,dpi=110异秦桥”(9)顾况：《送从兄使新罗》，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二九七《诗》，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1512页。，元诗“秦桥遗width=14,height=14,dpi=110width=14,height=14,dpi=110，汉土赖玄width=14,height=14,dpi=110”(10)吾丘衍：《大涤洞天二十韵》，《竹素山房诗集》卷一，清武林往哲遗著本，第1页。，明人文字“秦桥汉庙，堙没芜墟”(11)黄卿：《碣石篇》，《海岱会集》卷一《古乐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页。，则以“秦桥”分别与“汉月”“汉土”“汉庙”为对。宋刘筠《汉武》诗“夏鼎几迁空象物，秦桥未就已沈波”(12)杨亿编：《西昆width=10,height=10,dpi=110唱集》卷上，四部丛刊景明嘉靖本，第5页。，以“秦桥”对“夏鼎”。明王世贞《和峻伯蓬莱阁六绝》其四“风雷忽卷秦桥去，日月还依禹碣悬”(13)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四八《诗部》，明万历刻本，第527页。，以“秦桥”对“禹碣”。唐沈佺期《登瀛州南城楼寄远》“北尽燕王馆，东余秦帝桥；晴光七郡蒲，春色两河遥”(14)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三一二《居处二·楼》，第1601页。，以“秦帝桥”对“燕王馆”。将“秦桥”视为一种象征，看作秦文化的代表性遗存与秦政的时代性标志，是体现出真切历史观察的认识。

一 秦后子width=14,height=14,dpi=110“造舟于河”与秦昭襄王“初作河桥”
秦人最早在黄河上建造浮桥的记载，显示出服务于交通的工程能力。

秦后子width=14,height=14,dpi=110“造舟于河”，在中国古代桥梁史上留下了鲜明的记忆。《左传·昭公元年》记载：

秦后子有宠于桓，如二君于景。其母曰：“弗去，惧选。”癸卯，width=12,height=12,dpi=110适晋，其车千乘。书曰：“秦伯之弟width=12,height=12,dpi=110出奔晋。”罪秦伯也。后子享晋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车，自雍及绛。归取酬币，终事八反。

杜预《集解》言“造舟为梁，通秦、晋之道”，指出这是实现“秦晋”交通条件改善的重要工程(15)《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92页。。顾颉刚认为这是一座临时性的浮桥，“明河上桥非常设，以后子之富，其车千乘，故临时造舟而渡也”(16)顾颉刚：《“造舟为梁”》，《史林杂识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26页。。

“河桥”，是征服黄河险阻的重要交通工程。《尔雅·释水》郭璞注解释“造舟”，谓“比舩为桥”(17)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据原世界书局缩印本1980年影印版，第2619页。。排列船舶，相互系连，上施木板，以形成便利的通行条件，是交通史上的重大发明。《说文·辵部》：“造，就也。从辵，告声。”“艁，古文造，从舟。”(18)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据经韵楼藏版1981年影印版，第71页。实际上，“造舟”之“造”以及“艁”，都可以从“靠”字发现其原始之义。所谓“造舟”或“艁舟”，就是以舟船比靠联并构成浮桥。《方言》卷九：“艁舟谓之浮梁。”郭璞注：“即今浮桥。”(19)华学诚汇证，王智群、谢荣娥、王彩琴协编：《扬雄方言校释汇证》，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23、632页。张衡《东京赋》：“造舟清池，惟水泱泱。”薛综注：“造舟，以舟相比次为桥也。”(20)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据胡克家嘉庆十四年刻本1977年缩印版，第56页。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关内道二·同州》“朝邑县”条：“河桥，本秦后子奔晋，造舟于河，通秦、晋之道。今属河西县。”而“朝邑县”“本汉临晋县地”，“县西南有蒲津关”(21)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7页。。以为后子width=14,height=14,dpi=110“造舟于河”，在“朝邑”即“汉临晋”地方。据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其地在今陕西大荔东(22)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35～36页。。汉代“西河”置郡，治地横跨黄河，可以说明当时河东与河西往来，有较好的济渡条件(23)王子今：《西河郡建置与汉代山陕交通》，《晋阳学刊》1990年第6期，第78～83页。。据《元和郡县图志》保留的历史记忆，后子width=14,height=14,dpi=110“造舟于河”之处在汉西河郡辖地以外的河段，看来黄河南向切割的东西两岸，往来交通相当便利。春秋以来秦晋相互间文化联系之密切(24)王子今：《古晋语“天开之”索解──兼论秦晋交通的早期发展》，《史志研究》1998年第2期，第25～28页。，有交通条件的因素。而克服河险的努力，显然秦人有较为积极的表现。

顾颉刚总结在皋兰、临洮、柳州和湖北溠水上浮桥的形制特点，曾经发表这样的认识：“是此风在吾国之久且广如是。”“吾国行用浮桥之历史，估计至少已越三四千年。”(25)顾颉刚：《“造舟为梁”》，《史林杂识初编》，第125、128页。关于“造舟”方式的理解，可以进行更具体的讨论(26)王子今：《“造舟为梁”及早期浮桥史探考》，《文博》1998年第4期，第44～49、68页。。后子width=14,height=14,dpi=110“造舟于河”，营造了最早的黄河浮桥。并非国家行为的后子width=14,height=14,dpi=110“造舟于河”创制，其实可以明确地体现出秦人桥梁建造技术的水准。

黄河历史上第一座常设的浮桥，也是秦国修建的，即《史记》卷五《秦本纪》记载秦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事：

五十年十月，武安君白起有罪，为士伍，迁阴密。张唐攻郑，拔之。十二月，益发卒军汾城旁。武安君白起有罪，死。龁攻邯郸，不拔，去，还奔汾军。二月余攻晋军，斩首六千，晋楚流死河二万人。攻汾城，即从唐拔宁新中，宁新中更名安阳。初作河桥。

当时，秦军事进攻的主要方向在三晋地方。对于“初作河桥”，张守节《正义》：“此桥在同州临晋县东，渡河至蒲州，今蒲津桥也。”(27)司马迁：《史记》卷五《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4、217、218页。位于“蒲津”方位“河桥”的修作，必然对秦攻击三晋的战争形成强有力的支持。《春秋战国异辞》卷首下写道：“五十年十月，武安君白起有罪为士伍，迁阴密……十二月，益发卒军汾城旁。武安君白起有罪死。王龁攻邯郸不拔，去还奔汾军。二月余攻晋军，斩首六千，晋走流死河二万人，攻汾城，即从唐拔宁新中，更名安阳。初作河桥。”(28)陈厚耀：《春秋战国异辞》卷二五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64页。“河桥”营造，是与对赵、魏、韩的猛烈的军事攻击大致同时的工程。虽然白起“有罪免为士伍”，又“赐死于杜邮”，但是这一工程很可能在白起主持对“三晋”方向的战争时即已设计规划并进行了施工准备。

《艺文类聚》卷九引《史记》曰：“秦昭王四十九年，初作河桥。”(29)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第182页。与今本《史记》“(秦昭襄王)五十年”十二月“初作河桥”不同。据秦昭襄王四十九年(公元前258年)“初作河桥”的记载，则白起有可能参与规划的这一工程，其军事性质更为明朗。

秦昭襄王五十年“初作河桥”与后子width=14,height=14,dpi=110“造舟于河”的关系也有必要讨论。所谓“初作河桥”是否可以动摇我们对于后子width=14,height=14,dpi=110“造舟于河”乃最早的黄河浮桥的认识呢？现在看来，后子width=14,height=14,dpi=110营造的，应当是第一座临时性的黄河浮桥。而秦昭襄王“初作河桥”，则是黄河上第一座常设的浮桥(30)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增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17页。。

二 李冰造七桥与咸阳渭桥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记载，李冰治蜀，除兴修水利、开通水路以外，亦注重桥梁建设：

州治大城，郡治少城。西南两江有七桥：直西门郫江上曰冲里桥。西南石牛门曰市桥。其下，石犀所潜渊也。大城南门曰江桥。南渡流江曰万里桥。西上曰夷里桥。上曰笮桥。从冲里桥西北折曰长升桥。郫江上，西有永平桥。长老传言：李冰造七桥，上应七星。故世祖谓吴汉曰：“安军宜在七星桥间。”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有送客观。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市门曰“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于是江众多作桥，故蜀立里多以桥为名(31)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页。。

成都附近“七桥”的密度，就水系发达的环境条件看，其实并不令人吃惊。而所谓“李冰造七桥，上应七星”的天文与地理、天文与水文的对应关系，与秦始皇规划咸阳“焉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的做法(32)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41、256页。，可能存在建筑理念方面的关系。“李冰造七桥，上应七星”，其实可以看作秦始皇时代渭桥设计“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的历史先声。李冰建造的“七桥”或“七星桥”的推定位置，《桥梁史话》载四川省博物馆提供的示意图可以参考(33)《桥梁史话》编写组：《桥梁史话》，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版，第15～16页。。

秦人较早征服巴蜀。秦国控制巴蜀的政策比较成功，巴蜀地方较早实现了对秦文化的认同(34)王子今：《秦兼并蜀地的意义与蜀人对秦文化的认同》，《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第110～118页。。巴蜀城市建设有仿拟秦地的情形。如成都城规划，“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蜀人因名北门为咸阳门”。在交通礼俗方面也可以看到来自秦本土文化的明显影响：“工商致结驷连骑。”“归女有百两之徒车……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35)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蜀志》，第128～129、148页。

李冰在成都平原经营桥梁建设的积极性，或许也可以曲折反映秦人在关中地方对于桥梁建设史的贡献。

秦始皇时代“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36)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6页。，新的宫廷规划以“复道”方式“渡渭”，“以象天极阁道绝汉”，应当在渭水上建造了高等级的桥梁。其实，早在此工程之前，秦行政重心地区咸阳附近的渭水桥梁已经长期发挥了交通效能。

咸阳位于关中水利条件最优越的地方。《史记》卷二八《封禅书》说，咸阳附近的河流虽然并不是“大川”，然而祠祀等级都比较高：“霸、产、长水、沣、涝、泾、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阳，尽得比山川祠，而无诸加。”(37)司马迁：《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74页。这些便于“近咸阳”地方提供水资源优势的河流，应当都有通行条件比较好的桥梁。

被评为2013年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陕西西安西汉长安城渭桥遗址”，其文化内涵包括战国至秦代遗存。据发掘者判断，厨城门四号桥的修建年代可以确定为战国晚期(38)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渭桥考古队：《西安市汉长安城北渭桥遗址》，《考古》2014年第7期，第34～46页。。考察秦的桥梁建设成就，不能忽略西汉长安城厨城门渭水桥的前身。

厨城门一号桥桥桩年代的上限在公元前370年。这座南北向木梁柱桥长达880米，其发现与考察对于桥梁史研究有重要学术意义。有桥梁史论著曾经指出：“秦始皇是一个有魄力的统治者，他统一了中国，造成了规模宏大的咸阳渭水桥，长400～500米，共68跨。桥为石柱或木柱木梁，宽约13至15米。桥头水中还置石刻半身水神雕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一年(前220)，从咸阳出发，修治通天下各地的驰道。为了交通‘车同轨’，路放宽。东南至于海，西、北至于边，规模宏大。也能想见其桥梁之盛。只可惜没有详细的桥梁记载。”(39)唐寰澄：《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第13页。

论者所说“咸阳渭水桥”的文献依据，见于《水经注》卷一九《渭水》及所引《三辅黄图》：

(丰水)又东注渭水，水上有梁，谓之渭桥，秦制也，亦曰便门桥。秦始皇作离宫于渭水南北，以象天宫，故《三辅黄图》：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度，以法牵牛。南有长乐宫，北有咸阳宫，欲通二宫之间，故造此桥。广六丈，南北三百八十步，六十八间，七百五十柱，百二十二梁。桥之南北有堤，激立石柱，柱南，京兆主之；柱北，冯翊主之。有令丞，各领徒千五百人。桥之北首，垒石水中，故谓之石柱桥也。旧有忖留神像，此神尝与鲁班语，班令其人出。忖留曰：我貌很丑，卿善图物容，我不能出。班于是拱手与言曰：出头见我。忖留乃出首，班于是以脚画地，忖留觉之，便还没水，故置其像于水，惟背以上立水上(40)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52页。。

有桥梁史研究者肯定了《三辅黄图》记述的价值，“这座桥是多跨梁式桥。共有六十八跨，由七百五十柱组成了六十七个桥墩，每墩由十一根或十二根柱组成。《三辅旧事》说此桥是‘汉承秦制’，也就是说汉朝的渭桥和秦朝的差不多。上述的文字记载是非常可贵的。它是第一个明确地说明了秦汉桥型和详细记载了尺寸的历史资料。秦时一丈约等于现今2.3米，六丈约合13.8米，这个数字接近于我国现代大中城市四车道城市桥的宽度(15米)”(41)《桥梁史话》编写组：《桥梁史话》，第23页。。

所谓“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度，以法牵牛”，桥梁建筑规划设计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意识背景，应当是符合当时社会观念基础的。而“鲁班”造作“忖留神像”的故事，则体现了技术层面的神学理念，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上古工匠阶层在桥梁施工时的神秘主义意识。

所谓秦“只可惜没有详细的桥梁记载”的遗憾，可以因考古发现所获资料得以消除。所谓“南北三百八十步”，依汉代尺度，达526.68米，“长400～500米”的估测略显保守。“广六丈”，按照战国尺度约为23.1厘米的比率计算(42)丘光明《中国历代度量衡考》在《先秦尺度总述》中写道：“就目前材料来看，战国每尺仍沿用23.1厘米为宜。”(丘光明：《中国历代度量衡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相当于13.86米。沟通“渭水南北”的作用，可以通过向北正对可能是驰道遗存的古道路的情形得以证实(43)考古工作者曾在陕西咸阳窑店镇南的东龙村以东150米处发现一条南北向古道路遗迹，路宽50米，筑于生土之上，两侧为汉代文化层。这条道路应当是南北沟通咸阳宫与阿房宫的交通干道，当时自然当归入驰道交通系统之中。参见孙德润、李绥成、马建熙：《渭河三桥初探》，《考古与文物》丛刊第3号《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1983年11月)，第193～198页。。

黄河上最早的临时性浮桥与常设浮桥都为秦人修建。厨城门一号桥和四号桥的秦工程史的元素，特别值得学界重视。

唐寰澄《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写道：“1986年咸阳附近发掘出的沙河桥木柱桩，桩顶焦枯，是火烧后残迹，测定年代在西汉初期，甚可怀疑是项羽所焚，是中国较古桥梁的遗迹。”(44)唐寰澄：《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第14页。以为沙河古桥年代可能为秦代的意见，也值得交通史研究者注意。

三 《燕丹子》“秦王为机发之桥”的传说
《水经注》卷一九《渭水》引录《燕丹子》，说到秦王为谋害燕太子丹，特意“为机发之桥”事：

《燕丹子》曰：燕太子丹质于秦，秦王遇之无礼，乃求归。秦王为机发之桥，欲以陷丹。丹过之，桥不为发。又一说：交龙扶轝而机不发。但言(45)《水经注校证》：“殿本在此下《案》云：‘案此下有脱文。’《注疏》本《疏》：‘朱《笺》曰：谢云，疑有脱误。’”(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第470页)，今不知其故处也(46)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第452～453页。。

虽然说“今不知其故处也”，但是郦道元将这段文字置于“(渭水)又东过长安县北”句下。《燕丹子》载录“秦王为机发之桥，欲以陷丹”故事曾经形成相当广泛的社会影响(47)《艺文类聚》卷九引《燕丹子》曰：“燕太子丹质于秦，秦王遇之无礼，乃求归。秦王为机发之桥，欲以陷丹。丹过之无虞。”(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81页)《太平御览》卷一四七引《燕丹子》曰：“太子丹质于秦，秦王遇之无礼，不得意，欲归。秦王不听，谬言令乌白头、马生角乃可。丹仰天而叹，乌即白头，马生角。秦不得已而遣之。为机发之桥，欲陷丹。丹过之，桥为不发。夜到关，丹为鸡鸣，遂得逃归。故怨于秦，欲报之。”(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用上海涵芬楼影印宋本1960年复制重印版，第718页)《七国考》卷一四《秦琐征》“机发桥”条：“《燕丹子》：‘秦王为机发之桥，欲陷丹。’”(董说著，缪文远订补：《七国考订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46页)。对于所谓“丹过之，桥不为发”，还有一种解说，言“丹驱驰过之，而桥不发”(48)张华撰，周日用等注，范宁校证：《博物志校证》卷八《史补》，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5页。，就是说燕太子丹因快速通过，可能使得“机发之桥”的启动装置来不及反应。

《燕丹子》成书年代未能确知。孙星衍刻本序文以为“审是先秦古书”。《文献通考·经籍考》引《周氏涉笔》说：“似是《史记》事本也。”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二《四部正讹》认为出自“汉末文士”之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承袭胡应麟说，认为其书在唐以前，而出于应劭、王充之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则称“汉前之《燕丹子》”。有学者说：“看来《燕丹子》的文字可能曾有所删改增饰，但这个故事在汉代已基本定型，则是不能轻易否定的。”(49)程毅中：《〈燕丹子〉点校说明》，无名氏撰，程毅中点校：《燕丹子》，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页。罗根泽判定“其时代上不过宋，下不过梁，盖在萧齐之世”(50)罗根泽：《〈燕丹子〉真伪年代之旧说与新考》，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6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59～365页。。前引《水经注》使用《燕丹子》文字，显然是值得注意的。现在看来，“秦王为机发之桥”的传说，其实很可能是有秦人桥梁建造与机械发明相结合的历史实际以为真实背景的(51)参看王子今：《秦统一原因的技术层面考察》，《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9期，第222～231页。。

《墨子·备城门》说到城防体系中“为发梁而机巧之”的防卫技术，有“引机发梁”的设计：

去城门五步大堑之，高地三丈，下地至泉，三尺而止，施栈其中，上为发梁而机巧之，比传薪土，使可道行，旁有沟垒，毋可逾越，而出佻且北，适人遂入，引机发梁，适人可禽。适人恐惧，而有疑心，因而离。

岑仲勉称之为“发梁诱敌之法”。他解释说：“编板曰栈，小桥亦曰栈，施栈横堑，栈面傅以薪土，状若通道，栈之上预悬机械性之发梁，然后佻(同挑)战诈败(即通俗之‘且战且北’)，诱敌入来，发县梁以阻之。《太白阴经》：‘转关桥一梁；为桥梁，端著横栝，拔去栝，桥转关，人马不得渡，皆倾水，秦用此桥以杀燕丹。’《通典》认为转关板桥。‘因而离’者，言敌恐中机，不敢追入而离去也。”(52)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7～38页。对于这种防卫设施，有学者解释说：“在壕沟上架设栈道，栈板上设‘悬梁’，即吊桥，装置可以活动的机关。”“派兵出城挑战，并假装战败逃回，引诱敌人走栈道板，引发悬梁之机关，吊起悬梁，敌人便可擒拿。”这种“为发梁而机巧之”的特殊桥梁，《武经总要》称作“机桥”(53)谭家健：《墨子研究》，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38页。。

《墨子》书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早期机械学的成就，于是《抱朴子》内篇《辩问》有“夫班输倕狄，机械之圣也”的说法(54)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5页。。《抱朴子》内篇《论仙》作“班狄”，即公输班和墨翟的并称(55)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第13、25页。《抱朴子》外篇《尚博》：“盖刻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绝手之称。”《抱朴子》外篇《文行》又说：“夫斫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绝手之名。”(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11、446页)。“班狄”，或写作“班墨”(56)《抱朴子》外篇《名实》：“放斧斤而欲双巧于班、墨……不亦难乎？”(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06～507页)。《吕氏春秋》研究者曾经指出《墨子》学说在秦地的影响(57)李峻之：《〈吕氏春秋〉中古书辑佚》，刘汝霖：《〈吕氏春秋〉之分析》，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6辑，第321～339页。。有墨学研究者以为：“《号令》篇所言令丞尉、三老、五大夫、太守、关内侯、公乘，皆秦时官，其号令亦秦时法，而篇首称王，更非战国以前人语，此盖出于商鞅辈所为，而世之为墨学者取以益其书也。”(58)苏时学：《墨子刊误》，转见孙诒让著，孙以楷点校：《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40页。蒙文通说：“自《备城门》以下诸篇，备见秦人独有之制，何以谓其不为秦人之书？”“其为秦墨之书无惑矣！”(59)蒙文通：《论墨学源流与儒墨汇合》，《蒙文通文集》第1卷《古学甄微》，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221～228页。岑仲勉说，《墨子》“城守”“这几篇最少一部分是秦人所写，殆已毫无疑问”(60)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再序》，第8页。。《城守》诸篇，陈直以为是秦代兵家著作(61)陈直：《〈墨子·备城门〉等篇与居延汉简》，《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1期，收入《文物考古论丛》，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46～269页。，于豪亮判定“是秦国墨家的著作，叙述的是秦国的事”(62)于豪亮、李均明：《秦简所反映的军事制度》，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云梦秦简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2～170页。，李学勤则论证是秦惠文王及其以后秦国墨者的著作(63)李学勤：《秦简与〈墨子〉城守各篇》，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云梦秦简研究》，第324～335页。。类似的意见如果能够成立(64)参看史党社：《〈墨子〉城守诸篇研究述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秦文化论丛》第7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182页。，则《墨子·备城门》所谓“为发梁而机巧之”的设计，是可以为《燕丹子》“机发之桥”故事提供助证的。有的学者指出，“秦国的墨者是‘从事’一派”，“这些墨者在秦所从何事”？“这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事兵法的应用研究提供军事技术服务；二是从事官营手工业的生产管理和技术支持”(65)臧知非：《〈墨子〉、墨家与秦国政治》，《人文杂志》2002年第2期，第126～132页。。《墨子·备城门》所谓“为发梁而机巧之”，是“军事技术”，也是交通技术、建筑技术。其中最具先进意义的内容，自然是所谓“机巧”(66)参看王子今：《秦人的机械发明》，《国学学刊》2009年第1期，第52～60页。。

《燕丹子》“秦王为机发之桥，欲以陷丹”故事，提供了秦人机械发明的重要信息。当然，作为交通史料的意义尤其重要。

四 秦简牍所见“为桥”与“道桥”维护要求
四川青川郝家坪出土战国秦牍关于农闲时节基层行政任务中有关交通与水利建设工程的项目，说到“除道”“利津沱(渡)”，即道路养护及津渡维修，“为桥”被列为特别优先强调的工作：

十月，为桥，修波(陂)隄，利津沱(渡)，鲜草离。非除道之时而有陷败不可行，辄为之(67)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文化馆：《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四川青川县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年第1期；陈伟、高大伦：《郝家坪秦墓木牍》，《秦简牍合集》2，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李学勤：《青川郝家坪木牍研究》，《文物》1982年第10期；胡平生、韩自强：《解读青川秦墓木牍的一把钥匙》，《文史》第26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收入青川县文物研究所编：《青川郝家坪战国墓木牍考古发现与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18年版，第1～24、54～62、69～74、130～131页。。

“为桥”即营建及养护维修桥梁，成为季节性基层行政管理的重要内容。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为吏之道》宣布“吏”的责任时，将“千(阡)佰(陌)津桥”(一四叁)与“囷屋蘠(墙)垣”(一五叁)、“沟渠水道”(一六叁)等一起提示(68)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释文注释第170页。，共同作为“为吏”必须重视修造并维护的工作内容。也就是说，吏员的行政任务中，是明确包括“桥”的营建和养护的。

在湖南龙山里耶秦代古城出土简牍资料中，也有关于秦利用交通条件进行地方行政管理的重要信息。《里耶秦简》(贰)第九层简牍可见与“桥”有关的简文：

□色爰书吏以卒戍上造涪陵亭桥 虽有赀钱千三百卌四贫

width=11,height=11,dpi=110县官日除六钱(正)

width=11,height=11,dpi=110 得守(背)(八一五)

道桥毋有绝不通者width=11,height=11,dpi=110(一九四九)(69)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秦简(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版，释文第33、74页。

简八一五“亭桥”是否人名尚可存疑，而简一九四九“道桥毋有绝不通者width=11,height=11,dpi=110”则无疑是有关保障“道桥”畅通的行政要求。

秦简牍所见“桥”，均是规模等级比较低的桥梁。简文体现出当时民间桥梁建造与养护的技术普及。而行政力量对保障“道桥”通行能力的要求，也发挥了促进交通水准提升的作用。

五 直道九原渡河方式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直道的营建：“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70)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6页。《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又写道：“(秦始皇)三十五年，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三十七年十月，帝之会稽、琅邪，还至沙丘崩。子胡亥立，为二世皇帝。杀蒙恬。道九原入。”(71)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第758页。司马迁在《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中说到行历直道的体验：“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72)司马迁：《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第2570页。在中国早期交通建设的历史记录中，秦直道是首屈一指的重要工程。其规划、选线、设计和施工，显示出空前的技术水准和组织效率。秦直道的开通和应用，在中国古代交通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条重要陆路干线“道九原抵云阳”而“直通之”的交通功能和文化意义，受到历史地理学者和交通史学者的重视(73)关于直道研究，可参看史念海：《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5年第3期，《文物》1975年第10期，收入《河山集》第4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35～454页；王子今：《秦直道的历史文化观照》，《人文杂志》2005年第5期，第107～112页；辛德勇：《秦汉直道研究与直道遗迹的历史价值》，《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1辑，第95～107页。。有桥梁史研究者指出，“秦始皇时，为了抗击北方匈奴的侵扰，从甘泉宫起，填山削谷，修筑直道通往九原(74)关于秦始皇直道的走向，正确的说法是司马迁所谓“道九原抵云阳”“道九原，通甘泉”。“从甘泉宫起”“通往九原”的表述是错误的。详见王子今：《秦始皇直道起点辨正》，《人文杂志》2017年第1期，第96～104页。，全长一千八百余里。直道有跨河越谷之处，是应当构筑桥梁的，可惜史书上没有记载”(75)《桥梁史话》编写组：《桥梁史话》，第19页。。而直道于九原地方“渡河”的方式，尤其值得认真探讨。

《中国考古学·秦汉卷》作为一部成功的总结秦汉考古成就和考古方法的论著，对于秦直道的重视，超过了以往同类著作。其中“秦直道”一节关于“秦直道的修筑技术”，涉及桥梁修造。撰写者写道：“乌兰木伦河是秦直道沿途所经最大的一条河流，河床宽达100米，深20米，秦直道在此唯一的通过方式是架桥，当时是用什么方式、什么材料来架桥的？这些问题都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工作来解答。”(7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刘庆柱、白云翔主编：《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5、70～71页。提出秦直道通过河流的方式这样的问题是有重要意义的，不过，此前上文已经写到，秦直道北至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直道大致在黄河南岸昭君坟附近过河，终止于秦九原郡治所在地，即今包头市西南麻池古城”(7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刘庆柱、白云翔主编：《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5、70～71页。。此处所谓“过河”自然是过黄河。事实上，“秦直道沿途所经最大的一条河流”并非“乌兰木伦河”，而是黄河。

陕西考古学者对于秦直道调查和发掘的收获，提供了直道通过洛河(陕西甘泉)和葫芦河(陕西富县)方式的信息，有益于研究直道通过黄河的方式时参考。

赵武灵王有经营北河的实践，并且曾经计划“直南袭秦”。据《战国策·赵策二策》，赵武灵王“入胡，出于遗遗之门，逾九限之固，绝五径之险，至榆中，辟地千里”(78)width=13,height=13,dpi=110width=13,height=13,dpi=110 刘向集录：《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57、675，1039，1050、1052页。。《史记》卷四三《赵世家》写道：赵武灵王“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79) 司马迁：《史记》卷四三《赵世家》，第1811、1812～1813页。。又记载：“武灵王……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于是诈自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状甚伟，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驰已脱关矣。审问之，乃主父也。秦人大惊。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观秦王之为人也。”(80) 司马迁：《史记》卷四三《赵世家》，第1811、1812～1813页。刘师培《九盦集》卷五《秦四十郡考》“附秦郡建置沿革考”说，九原郡“秦得之赵”(81)《刘师培全集》第3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60页。。史念海指出，九原本来是赵国旧有边郡(82)史念海：《论秦九原郡始置的年代》，《河山集》第7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6～384页。。这一意见有学者支持(83)陈仓：《战国赵九原郡补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辑，第247～249页。。辛德勇指出：“史氏所说，信而有征，可以信从。九原是赵国西北角上的边郡。”(84)辛德勇：《张家山汉简所示汉初西北隅边境解析——附论秦昭襄王长城北端走向与九原云中两郡战略地位》，《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收入《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67页。又说，据《史记》卷四三《赵世家》，“‘云中’与‘九原’并列，依此，似乎应该把‘九原’，理解成为与‘云中’同一等级的郡名，即赵武灵王时战国已经设立九原郡”。“秦九原郡应当是直接承袭战国赵九原郡而来。既然如此，赵国的西北边境，就很有可能与秦朝一样，抵达狼山山脉一带。”(85)辛德勇：《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辨析》，《文史》2005年第3期，收入《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第187页。考古学者对阴山南麓赵长城的考察，证实了《水经注·河水三》的记录：“芒干水又西南径白道南谷口，有城在右，萦带长城……顾瞻左右，山椒之上，有垣若颓基焉。沿溪亘岭，东西无极，疑赵武灵王之所筑也。”(86)盖山林、陆思贤：《阴山南麓的赵长城》，《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21～24页。也就是说，赵武灵王时代已经将势力扩展到北河地区，其九原行政，既享有“河”之水利对农耕生产的恩惠，同时也不得不面对“河”之天险对交通通行的障碍。

赵武灵王曾经亲自来到九原，又有“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的战略谋划。赵武灵王从九原南向袭击秦国的路线和所谓“诈自为使者入秦”的路线，应当与后来的秦直道走向大体一致。赵武灵王“诈自为使者入秦”的特殊行为，应当有南渡黄河的实践经历。而他“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的预想，也必然有关于远征军渡河方式的设计。与赵武灵王“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的思路相同，秦人似乎也有“直北”利用九原战略地位的设想(87)由赵武灵王“直南袭秦”战略和有关秦军相反方向运动即“直北”的设想，或可推想“直道”定名“直”与这种空间意识有关的可能。。而这样的军事行动，同样需要经历在九原“渡河”的行动。

《战国策·燕策一》记载，“苏秦将为从，北说燕文侯”，说到秦军控制“云中、九原”继续东进的战略动向：“秦之攻燕也，逾云中、九原，过代、上谷，弥埊踵道数千里。”width=13,height=13,dpi=110秦“攻燕”远征军“逾云中、九原”，当有“渡河”行动。而“张仪为秦破从连横”，威胁燕王，也以“大王不事秦，秦下甲云中、九原，驱赵而攻燕，则易水、长城非王之有也”相恫吓。于是，燕王表示“请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献常山之尾五城”width=13,height=13,dpi=110。看来，张仪“秦下甲云中、九原”的说法，并非全无根据。而秦人在云中、九原推行军事计划，必定需要“渡河”。

“北河”军事形势在秦始皇时代蒙恬九原军事经营之后，因“北逐戎狄”的成功又有改观。《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说：“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蛇而北。”(88)司马迁：《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第2565～2566页。其中“渡河”作为军事行为记录尤其醒目。《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89)司马迁：《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2886页。所谓“因河为塞”与“临河”“渡河”等文字，体现蒙恬对北边的苦心经营，对于“河”可以阻遏敌骑，同时又对自己的军事行动亦不免有所限定的作用，是予以特殊重视的。

秦九原郡是跨河而治的特殊的行政区域。《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五原郡”条记载，五原郡辖“县十六”，即九原、固陵、五原、临沃、文国、河阴、蒱泽、南兴、武都、宜梁、曼柏、成宜、稒阳、莫width=15,height=15,dpi=110、西安阳、河目(90)班固：《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19～1620页。。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固陵、文国、蒱泽、莫width=15,height=15,dpi=1104县无考，又有九原县。则县址可以确定的13县中，九原、五原、临沃、宜梁、成宜、稒阳、西安阳、河目8县在河北；河阴，南兴、武都、曼柏4县在河南。这种跨河而治的情形，尚有云中郡、东郡、魏郡、渤海郡(91)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17～18、19～20、26、27～28页。《中国历史地图集》标识，“蒱泽”作“蒲泽”，“南兴”作“南与”。。而下游河道摆动频繁，情况比较特殊。较为典型如西河郡，我们曾经有所讨论(92)参看王子今：《西河郡建置与汉代山陕交通》，《晋阳学刊》1990年第6期，第78～83页。。这种行政区域划分形式，必然是以方便的“渡河”方式为重要条件的。

秦始皇直道“渡河”的可能形式值得讨论。前引《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也写道：“(秦始皇)三十五年，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三十七年十月，帝之会稽、琅邪，还至沙丘崩。子胡亥立，为二世皇帝。杀蒙恬。道九原入。”九原作为直道的北端，是明确无疑的。而直道的畅通，必然有便捷且通行条件稳定可靠的“渡河”形式。

后世卫青“梁北河”史事(93)《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汉令将军李息击之，出代；令车骑将军青出云中以西至高阙。遂略河南地，至于陇西，捕首虏数千，畜数十万，走白羊、楼烦王。遂以河南地为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户封青为长平侯。青校尉苏建有功，以千一百户封建为平陵侯。使建筑朔方城。青校尉张次公有功，封为岸头侯。”汉武帝宣布了对卫青的奖励：“今车骑将军青度西河至高阙，获首虏二千三百级，车辎畜产毕收为卤，已封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溪旧塞，绝梓领，梁北河，讨蒲泥，破符离，斩轻锐之卒，捕伏听者三千七十一级，执讯获丑，驱马牛羊百有余万，全甲兵而还，益封青三千户。”(司马迁：《史记》，第2923～2924页)所谓“梁北河”，用以表彰卫青的突出功绩。曹丕《汉武帝论》赞颂汉武帝历史功绩，其中包括“梁北河”：“自元光以迄征和，四五十载之间，征匈奴四十余举。逾广汉，绝梓岭，封狼居胥，禅姑峄，梁北河，观兵瀚海。刈单于之旗，剿阏氏之首，探符离之窟，扫五王之庭，纳休屠毘耶之附，获祭天金人之宝。斩名王以十数，馘首虏以万计。既穷追其败亡，又摧破其积聚。”“逾广汉”句校注：“广汉：辽阔空旷。原本作‘广漠’，今据《艺文类聚》改。”(魏宏灿：《曹丕集校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7～328页)今按，对应下句“绝梓岭”校注：“梓岭：地名。”则“广汉”仍应以“广漠”为是。，“五原郡”属下“宜梁”县名以及王莽改“五原”为“填河亭”，这些历史迹象都可以作为交通史的参考，帮助我们理解秦始皇直道“渡河”方式。

六 关于海上“秦桥”
在与交通史有关的建筑史考论中，有将“桥”的定义模糊化，以致将并非严格意义的“桥”也作为考察对象的情形。比如，有的论著写道：“秦时为贸迁与兼并造有很多的特殊类型的桥——栈道。”“栈道修筑是万山丛中，循涧沿溪，缘山傍谷，万木向联，形成可以行走车马的道路。栈道是特种的道路，也是特殊的桥梁。”(94)唐寰澄：《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第13页。栈道沿线必然有跨越溪涧的桥梁，但是栈道总体有明晰的界定，以为栈道“是特殊的桥梁”的认识，是不正确的。也有言海上“秦桥”的文例，如前引李贺诗“海沙变成石，鱼沫吹秦桥”，梅尧臣诗“朝日下天窗，东海无秦桥”。马非百《秦集史》列有《遗迹表》，“山东省”一栏可见“遗迹名称”为“秦皇宫及秦桥”者。表中可见“传说内容”：“秦皇宫在成山上，秦始皇东巡时所筑。后人即其遗址，建始皇庙。又成山下海中，有秦桥，亦始皇建。”“备考”一栏说明了资料来源：“《山东通志·古迹·掖县》。”又有题“秦桥”者：“荣成县成山下海中有秦桥，始皇建。”“备考”一栏说明资料出处为“《山东通志·古迹四》”。虽然前说在“掖县”，此说在“荣成县”，但都在“成山下海中”，或许是重复载录，也有可能“成山下海中”不同方位各有“秦桥”(95)马非百：《秦集史》，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35、1040页。又有所谓“秦石”：“秦石在莱阳县东四十里。秦始皇驱石塞海，至今不去。”资料来源为“《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石部》引《一统志》”(马非百：《秦集史》，第1038页)。其形制，可能与称“秦桥”者类似。。

唐顾况《送从兄使新罗》诗：“曙色黄金阙，寒声白鹭潮。楼船非习战，骢马是嘉招。帝女飞衔石，鲛人卖泪绡。管宁虽不偶，徐巿傥相邀。独岛缘空翠，孤霞上泬寥。蟾蜍同汉月，width=14,height=14,dpi=110width=14,height=14,dpi=110异秦桥。水豹横吹浪，花鹰迥拂霄。晨装凌莽渺，夜泊记招摇。几路通员峤，何山是沃焦。”(96)顾况：《送从兄使新罗》，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二九七《诗》，第1512页。主题为送使新罗者，诗句可见“帝女飞衔石，鲛人卖泪绡”，言海上故事，又有“徐巿”“独岛”语。宋刘筠《汉武》诗也说“秦桥”：“汉武天台切绛河，半涵非雾郁嵯峨。桑田欲看他年变，瓠子先成此日歌。夏鼎几迁空象物，秦桥未就已沈波。相如作赋徒能讽，却助飘飘逸气多。”(97)杨亿编：《西昆width=10,height=10,dpi=110唱集》卷上，四部丛刊景明嘉靖本，第5页。其中“桑田欲看他年变”，可知“秦桥”的空间定位指向“沧海”。

明杨慎《毛女引》诗：“雌鼇架涛擎海赑，秦桥远见扶桑翠。徐福楼船去不还，江璧俄传苍水使。椒烟兰雾卷衣人，化作乌骓一炬尘。老龙鳞下毛衣女，独坐莲峰问几秦。”(98)杨慎：《升庵集》卷二五，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文津阁四库全书本，第155页。诗中弥漫仙风，而“架涛”“海赑”以及“徐福楼船”诸语，尤其“秦桥远见扶桑翠”，海上之桥的意思是明朗的。王世贞《和峻伯蓬莱阁六绝》其四：“早晚苍龙自在眠，春波织就蔚蓝天。风雷忽卷秦桥去，日月还依禹碣悬。”(99)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四八，明万历刻本，第527页。说“秦桥”在“蓬莱”地方。清王士禄《虎头崖观奇石歌》：“虎头之厓渤海隅，共言奇绝天下无。”“嬴皇鞭石渡海水，秦桥如指通瀛壶。”(100)康熙《山东通志》卷五三《艺文志·诗》，清康熙四十一年刻本，第2782页。所说也是通往“瀛壶”的海上“秦桥”。这些建筑形式，可能是深入海中用以船舶停靠，以便人员上下与货物装卸的桥式结构。前引李贺诗作所谓“鱼沫吹秦桥”，有人即与“徐福不归”相联系。论者在注出“李贺诗句”后又写道：“《三齐记》有‘青城山，秦始皇登此山，筑城，造石桥，入海十里’的记载。”(101)房仲甫、李二和：《中国水运史(古代部分)》，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71～73、98页。《初学记》卷七《地部下·桥》“叙事”部分有如下文字：“……东海有石桥，秦始皇造，欲过海也……此皆晋魏已前昭昭尤著也。”《初学记》卷六《地部中·海》“事对”部分“秦桥”条引《三齐记》曰：“青城山，秦始皇登此山，筑城，造石桥，入海三十里。”(102)徐坚等：《初学记》，第157、117页。所谓“入海三十里”，又见《太平御览》卷九三六引《三齐记》曰：“青城山，始皇祭此山，筑石城，入海三十里，射鱼。水四里变色如血，于今犹尔。”(103)李昉等：《太平御览》，第4158页。“始皇祭此山”，四部丛刊景宋本本引作“始皇登此山”。与《初学记》所引不同，“筑城，造石桥”作“筑石城”。又如《太平御览》卷七五〇引《三齐记略》曰：“秦始皇求与海神相见。神云：‘我形丑，约莫图我形，当与帝会。’始皇入海三十里，与神相见。左右有巧者，潜以脚画神形。神怒帝负约，乃令帝速去。始皇即〔退〕，马前脚犹立，后脚随陷步，仅得登岸。画者溺死。”(104)李昉等：《太平御览》，第3330页。四部丛刊三编景宋本亦作“始皇即”，第4430页。《太平广记》卷二九一引《三齐要略》作“始皇即转”，民国景明嘉靖谈恺刻本，第1293页。故事情节，与前引《水经注》卷一九《渭水》引《三辅黄图》言以脚画忖留神传说非常相似。此《三齐略记》引文虽然没有出现“桥”字，所说“始皇入海三十里”“与海神相见”的路径，其实就是经行“入海”“秦桥”。

“秦桥”或写作“秦帝桥”。唐刘长卿《登东海龙兴寺高顶望海简演公》“烟开秦帝桥，隐隐横残虹；蓬岛如在眼，羽人那可逢”(105)刘长卿：《刘随州集》卷六，四部丛刊景明正德本，第38页。以及前引沈佺期《登瀛州南城楼寄远》“北尽燕王馆，东余秦帝桥；晴光七郡蒲，春色两河遥”诗句，皆是其证。“东海”“蓬岛”，“东余”“瀛洲”等字样，显示海洋文化语境。“秦桥”“秦帝桥”又作“秦皇桥”。宋人谢翱《采药候潮山宿山顶精蓝夜中望海》：“土植皆为药，山枝不满樵。暗光珠母徙，秋影石花消。拟候槎回汉，宁甘客老辽。却寻徐福岛，因问秦皇桥。于彼看日出，羽旌焉可招。”(106)谢翱：《晞发集》卷八《五言近体下》，明万历刻本，第31页。嘉靖《山东通志》卷一四《桥梁·济南府》言：“淄川县，秦王桥，在城西北二十五里。”(107)嘉靖《山东通志》，明嘉靖刻本，第824页。则并不“入海”，但亦在海滨，可能是附会秦始皇巡行事迹而命名的桥梁(108)这样的情形很多。如《嘉庆重修一统志》所见凤阳府“秦桥”、杭州府“秦望桥”等(《嘉庆重修一统志》，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27、13854页)。后者注文：“秦始皇尝升此桥，故名。”又清顾祖武《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二《山东三·兖州府鱼台县》“菏水”条所言“秦梁”或许亦类似：“菏水又东迳秦梁，夹岸积石一里，高五丈。世传秦始皇东巡所造。”(顾祖武：《读史方舆纪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238页)马非百《秦集史·遗迹表》载录“秦梁”据“《山东通志·山川》引《方舆纪要》”，“菏水”作“荷水”(马非百：《秦集史》，第1038页)。。

所谓“渡海水”“通瀛壶”，或据说“入海十里”“入海三十里”的桥式建筑，虽然并不属于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主题，然而有可能服务于海港作业，也是交通史研究应当关注的对象。

回顾秦桥梁设计与建造的历史创造，可以进一步认识秦人在交通建设方面的努力对于秦国力迅速强盛，最终实现统一，并且成功推进大一统政权行政建设与经济运行的重要意义。中国古代桥梁史的考察，也会因此获得更好的条件。

A Discussion on the Bridges of the Qin Dynasty：Study on Qin’s Transportation Advantage(II)
Wang Zijin

Abstract：Qin’s transportation advantage，which is reflected in its advanced technic in bridge construction，left a clear historical mark on transportation and architecture history，and paved the way for its successful military adventures that ended in final unification of Chinese lands.Qin’s achievement in bridge engineering constitutes a flash point of Qin history，and these bridges，as typical historical monument and witness of Qin’s policy，have become a monumental cultural symbol.These historical examples，such as Qin prince Zhen “built a pontoon consisted of boats on the Yellow River”，Qin Zhaoxiang “first built bridge across the Yellow River”，Li Bing built seven bridges，“Wei Bridge”located in Xianyang，“the king of Qin built bridge with mechanical archery device”seen from Yandanzi，the transportation mode of the Straight Road crossing the Yellow River and connecting Jiuyuan，and the discussion of “Qin Bridge”by the sea can explain the significance of “Qin Bridge”as a cultural symbol of Qin’s transportation advantage.

Keywords:Qin;Bridge Construction;Qin Bridge;Transportation History;Unification